一、档案保管期限与行政处罚追诉期限（论文文献综述）
李硕真[1]（2020）在《侦查卷宗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刑事诉讼的各阶段都离不开刑事卷宗,它是案件信息的主要载体,对开展诉讼程序、推进诉讼进程和产生诉讼结果具有重要作用,既能体现出我国刑事诉讼的结构,又能反映出诉讼过程中国家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运行模式。侦查卷宗作为各个阶段刑事卷宗的核心,在整个刑事诉讼阶段都体现着价值,但近些年相继发生的冤假错案显示我国的侦查卷宗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法治背景下,现行侦查卷宗制度依然受我国刑事诉讼传统价值理念的影响,难以跟上当前司法制度改革的步伐,使控辩双方难以实现平等对抗、司法公正难以保障。为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通过对我国当前侦查卷宗制度进行研究,指出其在制度构建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与其他国家相关制度对比分析,探索对我国侦查卷宗制度的完善。文章共分为五部分,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对侦查卷宗以及相关制度进行阐述,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介绍侦查卷宗的构成,界定其“三合一”的法律本质,以及从成卷、保管、移送、使用四个方面介绍侦查卷宗制度。第二部分,对侦查卷宗制度的理论价值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保障人权和提高证据的证据能力以及证明力,前者体现了侦查卷宗制度的重要性,后者体现了侦查卷宗制度的必要性。第三部分,对侦查卷宗现行制度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从侦查卷宗成卷、保管、移送和使用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剖析其中原因。第四部分,对域外国家侦查卷宗相关制度进行研究,并与我国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我国形成独特侦查卷宗制度的原因以及完善方向。第五部分,在前述研究与论证的基础上,笔者从加强对侦查权的制约与监督、保障辩方权利、严格限制侦查卷宗在庭审中使用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从程序到实体方面实现侦查卷宗制度的完善,促进司法公正的形成。
刘宽[2]（2020）在《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与居民日益增长的居住需求,违法建筑的日益猖獗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一大顽疾。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待违法建筑要么熟视无睹、视而不见,要么依靠运动式“一刀切”不分清违法建筑的违法原因与类型就强制拆除违法建筑。这种做法既不利于构建违法建筑长效治理机制,也易侵害公民的合法财产权,激发社会矛盾。目前,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违法建筑如何处置进行规制,相关法律条文散落在诸如《城乡管理法》,《土地管理法》,《水利法》等法律之中,立法分散、适用范围交叉或重叠,违法建筑强制执行程序主要依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但存在拆除成本高、效率低、无法有效保障公共利益等问题,构建合法高效的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机制迫在眉睫。因此本文从违法建筑的类型化划分着手,明确违法建筑强制拆除的法律性质,结合我国违法建筑强制拆除地方立法与执法实践,构建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机制。论文第一章主要是明确违法建筑的定义、介绍其类型并提出强拆违法建筑的行政行为“二元论”法律性质,以及确定违法建筑的追诉时效。第二章从违法建筑认定主体、认定标准、拆除主体、强制执行程序等四个方面介绍违法建筑强拆机制现状。第三章概括总结了违法建筑强拆机制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第四章提出明确违法建筑认定主体,厘清违法建筑的认定标准与拆除标准、确定强拆主体,并根据违法建筑的类型构建立即拆除程序与快速拆除程序,并从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规划具体的、切实可行强制拆除程序。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3]（2019）在《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通知》文中指出SDPR-2019-0330009鲁市监法规字[2019]8号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局各处室、直属单位:《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已经2019年11月17日省局局务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鲁市监法规字[2019]1号）,认真遵照执行。《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自2019年12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1年12月19日。本基准生效前制定的有关市场监督管理（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除外）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同时废止。
谭文健[4]（2019）在《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中央及最高司法机关、司法部等相继提出一系列“保障律师执业”的措施,所涉内容基本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积极落实2012年以来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律师辩护权的一系列规定;二是,明确司法机关对于保障律师行使辩护权的职责和义务。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不仅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甚至还出现原来可以会见、阅卷的案件,现在却不能会见或阅卷,而法庭审理中的质证难、辩论难、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难等“新三难”则严重削弱了辩护的有效性,同时,过往因疏于对辩护律师豁免权、人身自由保障权等的强调,也多诱使司法机关违背诉讼规律逾越公权力行使边界,削弱乃至破坏律师辩护权行使的功能与价值,这些辩护律师执业权利受阻并由此引发冲突的司法现状反映出司法实践距离文件的总体设想与预期目标仍有较长的距离,因此,对辩护律师权利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具有为保障型权利的构建及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以实现控辩平等对抗、使我国的刑事辩护由形式辩护向实质辩护推进,彰显程序正义价值以及保障人权、促进案件公正审理、提高司法公信力等重大意义。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基本范畴由内容、功能和价值构成。其中,授受型辩护权和保障型辩护权是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基本内容。信息获取、意见交流、人身保障是律师辩护权利体系的功能。实现控辩有效平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案件公正处理是律师辩护权利体系的价值。考察相关国家及地区立法例对辩护律师权利的规定可以发现:首先,权利类型十分全面。自国家追诉机关第一次与嫌疑人接触的时间节点开始,以在场权为代表的一系列权利陆续发挥作用,作为职业群体和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律师能够与追诉方同时介入惩罚犯罪的“竞技赛场”,共同从“在场权”与“及时获悉被指控的罪名权”的起跑线展开对抗,体现了作为诉讼参与主体在地位与权利（力）间的平等与对等,彰显了程序独立与正义的价值。其次,依托“公设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司法令状”、“强制取证与确保证人出庭”、“对质与交叉询问规则”、“辩护豁免权”等制度背景,为辩护律师权利的良性运行提供了保障。最后,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律师权利受损时的救济渠道与职业保障。律师职业群体及对该行业的管理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独立性,辩护律师同时承担的“制约国家追诉权和刑罚权”,以及“保障人权”的功能,因此,一方面要求脱离国家机关的权力辐射范围,另一方面也要求对其给予“特殊的关照”,应构建以“律师——当事人特权”为轴心的救济与保障体系。就中国辩护律师的权利体系而言,《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中的辩护律师权利经过了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化,但授受型权利与保障型权利的区分仍有待加强,授受型权利的限制与不足以及保障型权利的缺位,造成了当前中国辩护律师的权利体系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扩大辩护权权能、改善辩护律师执业环境一直是立法的趋势,也反映出我国法遵循刑事诉讼规律的意志和决心。另一方面,对辩护权的救济与保障内容在立法上又迟迟难以跟进,授受型权利的诸多条款仍然存在因界定不清引发的困惑与争议。未来中国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完善,需要从授受型权利和保障型权利的完善分别切入,尤其是关于后者,需要建构和加强辩护豁免权、人身自由保障权、办公场所和案件资料的保护。
李雅健,郑飞[5]（2019）在《乱象与规制:中国刑事证据保管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保管过程中关键证据的隐匿、丢失、污染和损毁,都是导致部分案件无法定罪甚至造成刑事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相较于国外,诸多冤假错案反映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管更为混乱,存在证据保管基础理论缺失,证据保管操作立法混乱,违反证据保管义务的法律责任规定模糊,以及证据保管体制混乱等问题。对此,应进一步深入研究证据保管的基础理论,优化诉讼终结前和终结后的证据保管制度,厘清违反证据保管义务的法律责任规定,并完善现行证据保管体制。
陈荣鹏[6]（2018）在《轻罪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刑事一体化视野中,轻罪及轻罪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是否客观存在,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实体法和程序法是否有效整合从而保障了轻罪规范功能的发挥,未来如有必要,应该怎样构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互动共进的轻罪体系,在刑法功能转向的今天,这些问题的研究既现实又显得迫切。本文认为,构建轻罪制度,是法网严密与刑罚趋轻并行时代的合理选择,有助于完善违法犯罪行为制裁体系,有助于案件有效分流提升司法效率,有助于犯罪观念革新和犯罪人早日回归社会。本文将立足于中国刑法实际,剖析轻罪制度阙如下司法运行困境,尝试探索轻罪制度合理建构的有效路径。全文除导论和余论外,共分五章。第一章轻罪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和轻罪关联的概念有很多,“轻微刑事案件”、“轻微犯罪”等常常可见,“轻罪”的提法也有之。作为概念的抽象,轻重罪的划分应立足于对罪行进行划分,体现在刑法中就应坚持法定刑区分原则。因此,轻罪是犯罪的一种类型,满足犯罪的所有要件。基于特定价值的考量,选择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法定刑较低的犯罪,赋予特殊的制度安排,这类犯罪被界定为轻罪。除轻罪以外的犯罪,称为重罪。刑法制度中客观存在着轻罪和重罪的犯罪群落。梳理刑法罪刑关系,可以发现一些轻罪的典型代表,比如,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代替考试罪,危险驾驶罪,但轻罪的范围不止上述几种。根据不同标准,轻罪可划分为不同类型。一是纯粹轻罪和相对轻罪的划分。如果某个罪名,所有的法定刑档都在轻罪所确定的标准之内,该罪名在整体上都属于轻罪,谓之纯粹轻罪。所谓相对轻罪,是指某个罪名,其某个法定刑档在轻罪所确定的标准之内,但该罪名还存在着多个法定刑档,有些法定刑档超出了轻罪的范畴,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该罪名界定为轻罪还是重罪,需要结合其法定刑档来判定。二是自然轻罪和法定轻罪。自然轻罪和法定轻罪是依照自然犯和法定犯所作的区分,二者在构成要件的生成机制、罪量要素对犯罪的影响、行为人的违法性认知、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方面有所不同。三是轻罪和微罪的划分。微罪可以视为属于轻罪的一种,但微罪概念有可能混淆治安管理处罚和刑法之间的界限,本文不予提倡。有现实的轻罪,必然伴随有相应的轻罪制度,但我国刑法中还欠缺统一的轻罪制度体系。有学者就轻罪制度的建构提出否定性意见,认为轻罪制度建构必然带来犯罪圈非理性扩张,这是刑法万能主义的体现,取消刑法罪量因素或者以刑法替代劳动教养制度并非合理、科学和经济的途径,建构轻罪制度不具有可操作性。本文认为,轻罪制度建构可以是在现有刑法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改造,并非等同于犯罪的扩张,但也不排除犯罪类型可以进行理性妥当的增加。轻罪制度尊重行政处罚和治安管理处罚的现实有效性,罪量要素应进行刑法定位的转向但不会废除,轻罪制度对已通过刑法分流的劳教制度进行有效规范,这种分流是有限度的,并非替代论,构建科学合理的诉讼程序能够保障轻罪制度的实现。本文认为,轻罪制度能够彰显规则之治,人性之治和效率之治。简言之,轻罪客观存在,且轻罪制度有现实意义。第二章轻罪制度的比较研究。基于法律制度的继受法则和理念贯通,域外刑事立法针对轻罪的体系设计,对我国刑法体系建设,可以提供有益参考。就刑事实体法而言,法国刑法典率先设立了罪分三类的原则,重罪、轻罪、违警罪的划分一直传承至今。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也构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轻罪制度。在轻重罪划分标准上,法定刑标准是主要划分依据。德国刑法以法定最低刑1年作标准,法定最低刑高于1年的为重罪,法定最低刑低于1年的为轻罪。以法定最高刑区分轻重罪的做法更为普遍:法国将轻罪限制在被科处最高刑为10年监禁的犯罪;法律规定以不超过3000欧元之罚金惩处的犯罪是违警罪。除了刑期的直接区分外,轻罪也配套有轻缓化的刑罚制度。刑事实体法中的轻罪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也赋予了特殊的法定程序。各国刑事诉讼中普遍设置有简易程序,主要着眼于轻罪案件诉讼效率的提升,兼顾公平价值。德国、意大利、日本设置有刑事处罚令程序,旨在通过书面审理形式,突破庭审桎梏,大幅压缩案件办理流程。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设置有认罪答辩、辩诉协商或辩诉交易制度,发挥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引导作用,突出认罪后的从宽处遇,降低侦查和举证压力。除此之外,各国还有其他类型的可以称之为狭义简易程序的诉讼设计,庭审继续举行,但庭审的程序简化。比较上述各国关于简易程序的制度设计,分析制度间的共性及差异,能够得出各国简易程序在化解案件压力方面发挥了居功至伟的作用。第三章轻罪制度的现实展开。立足历史的维度审视我国的刑事政策,先后经历了镇压与惩办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宽严相济的不同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经成为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侧重“宽”的层面,有助于指导轻罪的具体政策及实践。在立法层面,刑法已悄然进入立法时代。97刑法主要反映了犯罪化的进程。97刑法之后,刑法修正案频繁通过,刑法犯罪圈的扩张,某种意义上也是轻罪集中入刑的十次刑事立法革新。新罪设立普遍配置有较轻的法定刑档,部分罪名配置了一个较轻的法定刑档,而《刑法修正案（九）》对新增代替考试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等典型轻罪的设置,更突显轻罪调控社会功能的作用。刑法修正案的扩张,某种程度上也承担了轻罪分流部分劳教违法类型的功能,基于原有劳教制度的不当扩张侵蚀了本应存在的入罪机制,这种分流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仍将继续。在司法层面,以危险驾驶罪的入刑、盗窃犯罪圈的扩张为代表的轻罪设立,对司法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危险驾驶罪的入罪,通过抽象危险犯的立法例将法益保护提前,引领了轻罪的立法趋势,独立设置最高刑为拘役的立法方式为后来的代替考试罪等提供了借鉴。同时,危险驾驶罪冲击了传统刑法伦理道德观,民众对危险驾驶犯罪人的看法明显有别于盗窃、抢劫等自然犯,也有别于很多的行政犯,反映了风险社会入罪标准上的道德淡化。盗窃犯罪扩张使得盗窃罪的总数及其在所有犯罪中的比重上升,盗窃犯罪扩张是劳教废止后弥合惩罚空白的典型范例,由此也反映出犯罪圈并非越小越好,合理的犯罪惩罚范围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在刑事程序方面,现有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量刑规范化改革、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轻罪制度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开展了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刑事速裁程序诉讼程序更为简便、办案期限更短,同时兼顾了人权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是在速裁试点的基础上完善诉讼制度、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而采取的又一项改革试点工作,试行一年以来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上述两项试点工作,有利于轻罪案件纳入诉讼改革,实现轻罪的快办快结。第四章轻罪制度的运行困境。现有分散的轻罪制度,在运行的诸多方面存在困境。首先是立法司法层面的困境。我国刑法系典型的重刑结构,重刑结构导致轻罪入刑时配备了较重的刑罚,犯罪圈扩张负面效应凸显,即使有意适用宽缓化的刑罚,刑罚仍然较重。广泛存在的罪量要素,是中国刑法的特色之一,罪量要素的模糊困境无法解决,罪量要素期待明确界分标准的理想与现实南辕北辙,罪量要素的机械性曾一度导致犯罪边缘的违法行为求助于“劳教”等新的打击圈的设定。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的衔接不畅,行政违法和行政犯罪的区分过程往往也是轻罪是否成立的判断过程,但这种判断基于构成要件的解释分歧、罪量要素的弹性立法、抽象危险犯入罪标准有争议、大量空白罪状适用规则不明等因素,界定存在相当困难。治安违法作为一类特殊的行政违法,违法行为与犯罪之间存在着或重叠交叉、或独立规范的情形,《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之间的形态还处于粗放状态,导致适用困境。行政犯罪统一规定于刑法典的做法,加剧了行政违法行为和行政犯罪之间的紧张,违法类型无法同步调整产生“两法衔接”困难。自然轻罪与非罪行为泾渭难分,《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相关治安违法类型与自然犯罪之间的法条关系没有厘清,个罪之间罪量要素区别过大,导致此罪和彼罪的区别不当演化为罪与非罪的区别,未遂出罪机制不尽合理。在刑事诉讼层面,轻罪案件“程序过剩”弊端依然存在,轻罪案件投入了过多的司法资源,同时过长的诉讼进程对涉案人员的人权保障也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轻罪挤占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资源,使得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推进进展缓慢。在刑事后果层面,犯罪标签化效应突出。重罪文化背景下,刑法犯罪圈的扩张,必然会给犯罪人带来较严重的犯罪成本,虽然惩戒作用突出,但负面影响也相当大。犯罪前科会影响涉案人的升学、就业,甚至不构成犯罪前科的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取保候审,都可能影响着涉案人后续的工作和生活。前科导致的从业禁止设置宽泛且不够合理。罚金刑、管制刑、拘役、缓刑以及社区矫正,都存在着执行不力、执行效果打折的现象。第五章轻罪制度的体系再造。完善轻罪的标准认定,以法定刑3年有期徒刑作为界限。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以及“最低法定刑档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部分,为轻罪。法定最低刑超过3年有期徒刑的犯罪,以及存在多个法定刑档,其“法定刑档的法定最低刑超过3年有期徒刑”的犯罪部分,为重罪。轻罪制度的功能主要在整合现有犯罪资源,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将本该归属于刑法调控的法定犯、自然犯回归刑法的调控,但立法就犯罪类型的设置过程,必须坚持法益保护原则、刑法适度原则和刑法独立原则。可探索建立轻罪过渡检验制度,要求制定新罪时,除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情形外,不能直接通过刑法典的方式设立重罪。需先设置或吸收在《轻罪法》中,经过一定的时间过渡期,认为有必要设置重罪条款时,再行修改刑法典。完善科学合理的轻罪立法模式。构建刑法典、轻罪法、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为形式的刑事立法模式。倡导分散性立法。《轻罪法》承担起保持刑法统一性的责任。罪量要素的存废应结合轻罪制度的建构来进行探讨,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法官根据行为其所掌握的违法行为事实,结合轻罪的有效制度供给,进行行为与惩罚的适应性比对,裁量行为是否达到值得《轻罪法》体系中所设置的制裁规则对其评断的程度,来作出罪与非罪的界定。构建轻罪未遂例外处罚制度,完善轻罪告诉才处理制度。通过轻罪制度的建立,实现对自然犯和法定犯的有效调控。理顺两法衔接关系,检察机关代表司法机关应对可能成立行政犯的行为进行优先审查,以判断是否成立犯罪,以此防止以罚代刑。对治安拘留应进行司法化改造,设立治安法官作出决定,但无需将治安拘留对应的违法类型均作犯罪化处理。犯罪应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有效衔接,罪状与违法类型描述应保持明确的界分以此作“质的区别”,也可作相同的描述而仅规定程度之不同以此作“量的区别”,但应避免罪状与违法类型之交叉含混形成适用困难。《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某些行为类型可以设置兜底条款,以防止惩罚出现空白,并为后续的轻罪制度提供违法类型储备。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辩证处理前科消灭和行业准入制度的关系。立足轻罪制度对刑法的刑事后果进行改造,推行刑罚轻缓化改革。实行轻罪人再社会化的司法处遇,提倡非监禁刑改造,提倡罚金刑改革并强化执行手段,推广非刑罚化处罚措施。实行轻罪诉讼方式改革。有效整合轻罪办案资源,通过轻罪法庭和派出法庭集中办理轻罪案件,建立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重叠案件类型的检察官集中审查制度。构建完善的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体系,强化轻罪刑事拘留检察监督,建立轻罪限时撤销案件制度,改革轻罪案件逮捕运行机制,建立轻罪诉前程序分流机制。完善轻罪简易程序,构建速裁程序体系,推行轻罪刑事处罚令制度。建立轻罪案件律师参与全覆盖制度,保障轻罪犯罪人合法权益。通过对轻罪制度体系研究,本文总结现有轻罪特性,厘清罪与非罪边界,探寻犯罪适度处罚范围,赋予轻罪宽缓处遇,设定轻罪简化程序,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发挥。良法善治,刑法不能也不会缺席。
马永平[7]（2017）在《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研究》文中指出程序性法律后果是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范畴,核心内涵是通过在程序规范中系统设置程序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来遏制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发生。该理论提出后被广泛接受,并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程序性法律责任、程序性救济、程序性处置和程序性制裁等多种学说发展形态。除规范构成学说之外,程序价值的独立性、程序权利的现实性及程序自治的合目的性也是程序性法律后果及其后期发展形态重要的理论基础。程序性法律后果对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在具体案件中的落实具有独特作用,更深层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化程序法定、促进程序理性和保障程序安全等方面。程序性法律后果的体系化建构的前提是实现程序性违法行为类型化。在进一步明确程序性违法行为本质特征和证明方法的基础上,应依托诉讼行为进程、诉讼行为要件等定型理论,以诉讼阶段和诉讼行为构成要素为标准,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程序性违法行为重新进行分类。相应地,在比较分析程序性法律后果理论形式和法定形式的基础上,可对程序性法律后果的层次结构进行适当调整,将程序性法律后果确定为程序原则,并在程序规范和操作规程中充分配置程序性法律后果要素,在证据形成行为中适用排除与例外体系,在其他诉讼行为中适用无效与补正体系,以实现对程序性违法行为的系统遏制。程序性违法行为类型化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体系化的目的在于为现实中发生在诉讼各环节的程序性违法行为配置有效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程序性法律后果实践展开的视角应投放到看似边缘的违法形态上,特别是对辩护权行使的阻挠妨害以及公诉权滥用和审判权滥用的隐形违法形态方面。侦查阶段违反告知义务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应是告知行为相对无效。对于不当限制会见权的行为,既要配置申请撤销的快速通道,还应从排除体系或无效体系内选择配置最严厉的程序性法律后果方式予以应对。对于积极公诉权滥用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可根据情形分别适用宣告无罪、免除刑事处罚、裁定不予受理和补正等方式。消极公诉权滥用则可维持现行的不起诉制约机制。对于审判阶段的诉讼拖延,应当赋予被告人要求快速结案的申请权和申诉权,在理由成立的条件下,可以根据拖延的程度选择适用赔偿、解除羁押或减轻刑罚后果方式。侵犯被告人基本权利的程序简化为无效简化,在审理的任何阶段发现都应及时回转到普通程序,否则,构成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事由;其他形式的简化,则可随时因被告人提出异议而回转到普遍程序。完善程序性法律后果的配套机制应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司法责任机制的确立与完善,最大程度地接纳实体性法律后果及其他制约形式;二是通过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调整与重构,确保程序性法律后果能够以最快速度兑现。
赵秉志,吴宗宪,刘志伟,阴建峰,左坚卫,袁彬,周振杰,杨雄,雷小政,郭雅婷[8]（201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专家建议稿）》文中认为目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机构与人员第三章社区服刑人员第四章基本程序第五章监督管理第六章教育矫正第七章帮困扶助第八章考核与奖惩第九章特殊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第十章保障与促进第十一章监督机制第十二章法律责任第十三章附则第一章总则第0101条立法目的和依据为了准确执行有关刑罚,有效地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社区服刑人员,促使社区服刑人员遵纪守法和顺利适应社会,根据宪法、立法法以及社区矫正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法。【立法理由】1.关于立法目的
国土资源部[9]（2015）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的通知》文中研究表明国土资发[2014]11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解放军土地管理局,部有关直属单位,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部机关各司局:《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已经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自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为规范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明确查处工作程序和标准,提高执法水平,提升执法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林盟翔[10]（2014）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制之发展动向》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之蓬勃发展,有可能成为非法集资之不法手段、金融交易纠纷之出现频繁、平台经营之诈骗行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之侵害、个人信息之不当利用或泄漏、诉讼类型之增加,均为主管机关不得不面对之严重课题。综合上述问题后,首先本文从非法集资之相关规定出发,剖析现行法规之适用状况,厘清争议问题。其次从监管之发展出发,分别以总体与个别法规监管内涵,与政策、方式、强度之配合进行研究。再次从争端解决机制剖析,人民法院借由调解制度适时减低诉讼之累,并借此提高争端解决之效能,实属正确之做法。但后续是否扩及所有互联网金融类型,则尚待调解功效之持续追踪,以及中央即将出台之互联网金融监管意见,均应考虑到本文揭示之问题,进行某程度之监管响应,以确实强化互联网金融之管理效能。最后提出本文之结论。
二、档案保管期限与行政处罚追诉期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档案保管期限与行政处罚追诉期限（论文提纲范文）
（1）侦查卷宗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价值 |
| 1 侦查卷宗制度概述 |
| 1.1 证据的记录载体——侦查卷宗 |
| 1.1.1 侦查卷宗的含义及构成 |
| 1.1.2 侦查卷宗的法律本质 |
| 1.2 侦查卷宗制度含义及内容 |
| 1.2.1 侦查卷宗制度含义 |
| 1.2.2 侦查卷宗的成卷制度 |
| 1.2.3 侦查卷宗的保管制度 |
| 1.2.4 侦查卷宗的移送制度 |
| 1.2.5 侦查卷宗的使用制度 |
| 1.3 中国侦查卷宗制度独特性原因探究 |
| 1.3.1 科层型司法权力组织 |
| 1.3.2 以惩罚犯罪为主要诉讼目的 |
| 1.3.3 长期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结构 |
| 2 侦查卷宗制度的理论价值 |
| 2.1 维护控辩平衡，保障人权 |
| 2.2 保障证据能力，固定证据的证明力 |
| 3 当前我国侦查卷宗制度存在的问题 |
| 3.1 侦查卷宗的成卷无法达到程序和实质内容的法定要求 |
| 3.1.1 制作主体专业知识欠缺 |
| 3.1.2 侦查卷宗制作、装订不规范 |
| 3.1.3 犯罪嫌疑人一方难以影响卷宗构成 |
| 3.1.4 技术侦查材料入卷难 |
| 3.2 证据造假现象难以杜绝 |
| 3.2.1 片面取证 |
| 3.2.2 非法取证 |
| 3.2.3 伪造证据 |
| 3.3 侦查卷宗保管存在缺陷 |
| 3.3.1 侦查卷宗保管与新型档案管理模式相悖 |
| 3.3.2 证据保管失范 |
| 3.4 侦查卷宗移送较随意 |
| 3.5 侦查卷宗的使用具有依赖性 |
| 3.6 检察机关未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
| 4 侦查卷宗域外制度考察与比较 |
| 4.1 大陆法系侦查卷宗制度 |
| 4.1.1 侦查卷宗的制作主体具有多方参与性 |
| 4.1.1.1 警察与侦查卷宗 |
| 4.1.1.2 检察官、预审法官与卷宗 |
| 4.1.1.3 犯罪嫌疑人一方与侦查卷宗 |
| 4.1.2 侦查卷宗内容的真实性 |
| 4.1.3 侦查卷宗的移送具有全卷性 |
| 4.2 英美法系侦查卷宗制度 |
| 4.3 我国与域外侦查卷宗制度比较 |
| 4.3.1 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侦查卷宗制度对比 |
| 4.3.2 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侦查卷宗制度对比 |
| 5 完善我国侦查卷宗制度的建议 |
| 5.1 提高侦查卷宗制作主体的专业水平 |
| 5.2 加强对侦查卷宗成卷阶段侦查权的制约 |
| 5.3 提高检察机关对侦查卷宗的影响力 |
| 5.3.1 强化检察机关中立地位 |
| 5.3.2 探索建立派驻检察官制度 |
| 5.3.3 严格落实对侦查卷宗的全面审查标准 |
| 5.4 完善犯罪嫌疑人一方权利，提高侦查卷宗真实性 |
| 5.4.1 强化辩护律师的权利 |
| 5.4.2 完善犯罪嫌疑人权利 |
| 5.5 严格限制侦查卷宗的在庭审中的使用 |
| 5.6 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
| 5.6.1 充分发挥电子卷宗优势，加强证据管理 |
| 5.6.1.1 证据信息及活动的动态录入 |
| 5.6.1.2 证据的保管与使用 |
| 5.6.1.3 通过电子卷宗加强对证据管理的监管 |
| 5.6.2 完善技术侦查材料入卷规则 |
| 5.6.3 建立侦查卷宗保管链制度 |
| 5.6.4 建立侦查卷宗失范行为制裁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一、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二、 在学期间所获的奖励 |
| 三、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引言 |
| 0.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0.2 域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方法 |
| 0.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0.5 创新点与不足 |
| 1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概述 |
| 1.1 违法建筑的定义及类型 |
| 1.1.1 违法建筑的定义 |
| 1.1.2 违法建筑的类型 |
| 1.2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的法律性质 |
| 1.2.1 行政强制措施说 |
| 1.2.2 行政强制执行说 |
| 1.2.3 二元论 |
| 1.3 违法建筑的追诉时效 |
| 2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机制现状 |
| 2.1 违法建筑认定主体 |
| 2.1.1 行政机关 |
| 2.1.2 人民法院 |
| 2.2 违法建筑认定标准 |
| 2.2.1 形式标准——行政许可是否齐全 |
| 2.2.2 实质标准——公共利益衡量 |
| 2.3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主体 |
| 2.3.1 行政机关 |
| 2.3.2 人民法院 |
| 2.4 违法建筑强制执行程序 |
| 2.4.1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 |
| 2.4.2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程序 |
| 3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机制存在的问题 |
| 3.1 违法建筑认定主体存在的问题 |
| 3.1.1 行政机关易“各自为政” |
| 3.1.2 人民法院不宜作为违法建筑认定主体 |
| 3.2 混淆违法建筑认定标准与拆除标准 |
| 3.3 人民法院作为违法建筑强拆主体的弊端 |
| 3.4 违法建筑强制执行的弊端 |
| 3.4.1 拆除效率低下 |
| 3.4.2 拆除成本高 |
| 3.4.3 无法有效保障公共利益 |
| 4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机制的完善 |
| 4.1 明确违法建筑认定主体 |
| 4.2 厘清违法建筑认定标准与拆除标准 |
| 4.2.1 违法建筑认定标准——违法性+相关要素 |
| 4.2.2 违法建筑拆除标准——公共利益衡量或危险性判断 |
| 4.3 行政机关是违法建筑强制拆除的最佳主体 |
| 4.3.1 行政机关专业性强,执法经验丰富 |
| 4.3.2 节约司法资源,让法院从非诉执行中解放出来 |
| 4.3.3 并未剥夺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 |
| 4.3.4 保障了被拆除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
| 4.3.5 彰显了行政行为效力的连续性 |
| 4.4 违法建筑强制执行程序的重构 |
| 4.4.1 立即强制拆除程序 |
| 4.4.2 快速强制拆除程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域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框架、方法及创新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本文的研究创新 |
| 第2章 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基本范畴 |
| 2.1 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内容 |
| 2.1.1 辩护权的产生 |
| 2.1.2 辩护权的属性 |
| 2.1.3 辩护权利体系的构成 |
| 2.2 律师辩护权利体系的功能 |
| 2.2.1 信息获取 |
| 2.2.2 意见交流 |
| 2.2.3 人身保障 |
| 2.3 律师辩护权利体系的价值 |
| 2.3.1 实现控辩有效平等 |
| 2.3.2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
| 2.3.3 促进案件公正处理 |
| 第3章 域外辩护律师权利体系考察 |
| 3.1 美国辩护律师的权利体系 |
| 3.1.1 获得律师帮助权 |
| 3.1.2 在场权 |
| 3.1.3 调查取证权 |
| 3.1.4 对质权和交叉询问权 |
| 3.1.5 律师——委托人特权 |
| 3.1.6 辩护豁免权 |
| 3.1.7 案件与律所资料管理 |
| 3.2 英国辩护律师的权利体系 |
| 3.2.1 在场权 |
| 3.2.2 交叉询问权 |
| 3.2.3 披露证据信息 |
| 3.2.4 律师——当事人通信特权 |
| 3.2.5 案件及律所资料保存 |
| 3.3 法国辩护律师的权利体系 |
| 3.3.1 在场权及调取证据权 |
| 3.3.2 对质询问权 |
| 3.3.3 独立、自由执业权 |
| 3.3.4 豁免权 |
| 3.3.5 律师及律所禁止被搜查的权利 |
| 3.4 日本辩护律师的权利体系 |
| 3.4.1 在场权及调取证据权 |
| 3.4.2 证据展示与询问的权利 |
| 3.4.3 辩护豁免权与保密权 |
| 3.4.4 律所及案件资料管理 |
| 3.5 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辩护律师的权利体系 |
| 3.5.1 在场权、会见、通信权 |
| 3.5.2 取证权 |
| 3.5.3 律师——当事人特权 |
| 3.5.4 对质询问权 |
| 3.5.5 律所免受搜查与案件资料保护 |
| 3.6 比较与结论 |
| 第4章 中国辩护律师的权利体系 |
| 4.1 中国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历史演变 |
| 4.1.1 《刑事诉讼法》中的辩护律师权利 |
| 4.1.2 《律师法》中的辩护律师权利 |
| 4.2 中国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具体内容 |
| 4.2.1 授受型权利 |
| 4.2.2 保障型权利 |
| 4.3 中国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问题与成因 |
| 4.3.1 授受型权利的不足与成因 |
| 4.3.2 保障型权利的缺位与缘由 |
| 第5章 中国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的完善 |
| 5.1 授受型权利及其完善 |
| 5.1.1 核实证据权 |
| 5.1.2 调查取证权 |
| 5.1.3 质证权与辩论权 |
| 5.2 保障型权利及其完善 |
| 5.2.1 辩护豁免权 |
| 5.2.2 人身自由保障权 |
| 5.2.3 办公场所和案件资料的保护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乱象与规制:中国刑事证据保管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中国刑事证据保管的乱象 |
| 一、证据保管基础理论的缺失 |
| (一) 证据保管的目的及其制度功能 |
| (二) 证据保管机构的义务来源与法律责任 |
| 1. 证据保管机构的义务来源 |
| 2. 证据保管机构违反保管义务的法律责任 |
| (三) 证据保管的基本要求 |
| 1. 证据保管状态的初始性 |
| 2. 证据保管链条的完整性 |
| 3. 证据保管范围的全面性 |
| 4. 证据保存处理的规范性 |
| 二、诉讼终结前证据保管制度的优化 |
| (一) 各类证据保管规定的具体优化 |
| (二) 证据保管链条制度的优化 |
| (三) 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优化 |
| 三、诉讼终结后证据保管制度的完善 |
| (一) 诉讼终结后证据保存方法的完善 |
| (二) 诉讼终结后证据保存期限的完善 |
| (三) 诉讼终结后证据处理制度的完善 |
| 四、违反证据保管义务的法律后果 |
| (一) 违反证据保管义务的法律后果的立法现状 |
| (二) 违反证据保管义务的法律后果的完善 |
| 五、证据保管体制的改革 |
| (一) 证据保管体制改革的方案选择 |
| (二) 证据保管条件或环境的标准化 |
| (三) 证据保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操作规范的标准 |
| 结语:重塑中国刑事证据保管制度 |
（6）轻罪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立场与方法 |
| 三、研究综述与创新 |
| 第一章 轻罪制度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轻罪的界定 |
| 一、作为实践用语的轻罪 |
| 二、作为抽象概念的轻罪 |
| 三、作为典型范例的轻罪 |
| 第二节 轻罪的类型 |
| 一、纯粹轻罪和相对轻罪 |
| 二、自然轻罪和法定轻罪 |
| 三、轻罪和微罪 |
| 第三节 轻罪与轻罪制度 |
| 一、轻罪制度概述 |
| 二、轻罪制度否定之检视 |
| 三、轻罪制度价值之厘清 |
| 第二章 轻罪制度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各国轻罪制度比较 |
| 一、法国轻罪制度 |
| 二、德国轻罪制度 |
| 三、意大利轻罪制度 |
| 四、俄罗斯轻罪制度 |
| 五、英美法系轻罪制度 |
| 六、小结：比较与启示 |
| 第二节 轻罪简易程序比较 |
| 一、狭义简易程序比较 |
| 二、刑事处罚令程序比较 |
| 三、辩诉交易程序比较 |
| 第三章 轻罪制度的现实展开 |
| 第一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践 |
| 一、从“严打”走向宽严相济 |
| 二、宽严相济侧重以宽为主 |
| 第二节 犯罪圈的扩张与轻罪入刑 |
| 一、97刑法犯罪化检视 |
| 二、刑法修正轻罪入刑检视 |
| 三、劳教废止轻罪扩张检视 |
| 第三节 轻罪扩张的典型个罪检视 |
| 一、危险驾驶罪入罪及其观念革新 |
| 二、盗窃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表征 |
| 第四节 刑事诉讼中的轻罪制度 |
| 一、刑事诉讼简易程序 |
| 二、量刑程序规范化 |
| 三、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
| 四、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
| 第五节 刑事程序的轻罪化试点 |
| 一、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 |
| 第四章 轻罪制度的运行困境 |
| 第一节 立法司法层面困境 |
| 一、重刑结构趋轻但未根本改变 |
| 二、罪量要素有弊端但取舍难定 |
| 三、行政犯与行政违法衔接不畅 |
| 四、自然犯与非罪行为泾渭难分 |
| 第二节 刑事诉讼层面困境 |
| 一、轻罪程序过剩现象明显 |
| 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低 |
| 二、庭审实质化推进不理想 |
| 第三节 刑事后果层面困境 |
| 一、前科影响广泛却弊端明显 |
| 二、短期自由刑缺点尚未克服 |
| 三、罚金刑实际执行率不理想 |
| 四、禁止令“软法”现象突出 |
| 五、社区矫正制度体系不健全 |
| 第五章 轻罪制度的体系再造 |
| 第一节 轻罪标准的确立 |
| 一、轻重罪区分标准比较 |
| 二、轻罪标准的考量因素 |
| 三、完善轻罪标准的建议 |
| 第二节 轻罪扩张的限制 |
| 一、刑法应力戒情绪化扩张 |
| 二、刑法扩张轻罪过渡机制 |
| 第三节 轻罪规范的重置 |
| 一、轻罪立法模式选择 |
| 二、轻罪罪量要素规范 |
| 三、轻罪未遂处罚制度 |
| 四、轻罪告诉才处理制度 |
| 第四节 轻罪对法定犯的调控 |
| 一、强化行为规范导向的轻罪出入罪解释 |
| 二、强化“两法衔接”防止刑事审查缺位 |
| 三、强化轻罪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 |
| 第五节 轻罪对自然犯的调控 |
| 一、自然犯的罪刑结构配置 |
| 二、自然犯的轻罪治理规则 |
| 第六节 轻罪的后果控制 |
| 一、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
| 二、轻罪短期自由刑的改造 |
| 三、轻罪罚金刑的优化适用 |
| 四、轻罪资格刑的合理设定 |
| 五、轻罪社区矫正的实质化 |
| 六、轻罪非刑罚化后果配置 |
| 第七节 轻罪的程序保障 |
| 一、完善轻罪办案组织机构和机制设置 |
| 二、完善轻罪审前程序优化侦捕诉体系 |
| 三、完善简化为主的轻罪诉讼程序体系 |
| 四、完善刑事案件律师参与全覆盖制度 |
| 五、行政拘留司法化改造及与轻罪衔接 |
| 余论 新时代轻罪制度的观念革命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程序性法律后果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程序性法律后果概说 |
| 一、概念缘起 |
| 二、构成界说 |
| 三、设立原则 |
| 第二节 程序性法律后果的理论基础 |
| 一、程序价值的独立性 |
| 二、程序权利的现实性 |
| 三、程序自治的合目的性 |
| 第三节 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意义 |
| 一、程序法定的强化 |
| 二、程序理性的促进 |
| 三、程序安全的维护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程序性法律后果的理论发展 |
| 第一节 程序性责任说 |
| 一、概念特征评析 |
| 二、构成形式借鉴 |
| 第二节 程序性救济说 |
| 一、程序性救济的本义界定 |
| 二、程序性救济的模式探索 |
| 第三节 程序性处置说 |
| 一、程序性处置的根据 |
| 二、程序性处置的方式 |
| 第四节 程序性制裁说 |
| 一、体系轮廓 |
| 二、反思质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程序性违法行为的类型化 |
| 第一节 程序性违法行为的特征 |
| 一、现象论 |
| 二、原因论 |
| 三、本质论 |
| 第二节 程序性违法行为的证明 |
| 一、程序违法性判断 |
| 二、程序违法性认识 |
| 三、程序性违法的证明责任 |
| 四、程序性违法的证明标准 |
| 第三节 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分类 |
| 一、诉讼行为分类溯源 |
| 二、程序性违法行为分类构想 |
| （一）根据诉讼行为进程的分类 |
| 1、侦查阶段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
| 2、公诉阶段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
| 3、审判阶段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
| （二）根据诉讼行为要件的分类 |
| 1、因行为主体不合格形成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
| 2、因意思表示不合格形成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
| 3、因行为内容不合格形成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
| 4、因行为方式不合格形成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
| 5、因行为期限不合格形成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程序性法律后果的体系化 |
| 第一节 程序性法律后果的理论形式 |
| 一、四类型说 |
| 二、五类型说 |
| 三、七类型说 |
| 四、十类型说 |
| 第二节 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法定形式 |
| 一、补充侦查 |
| 二、非法证据排除 |
| 三、撤回起诉 |
| 四、发回重审 |
| 五、变更强制措施 |
| 六、补正 |
| 第三节 程序性法律后果的层次结构 |
| 一、体系借鉴：排除或无效 |
| （一）排除规则的内在体系 |
| （二）无效制度的内在体系 |
| 二、体系建构：原则、规范与规程 |
| （一）程序原则中的当然延伸 |
| （二）程序规范中的具体配置 |
| （三）操作规程中的灵活设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程序性法律后果的实践展开 |
| 第一节 侦查违法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
| 一、违反告知义务的后果配置 |
| （一）后果方式之比较 |
| （二）后果方式之重构 |
| 二、妨害律师帮助权的后果配置 |
| （一）后果方式之比较 |
| （二）后果方式之重构 |
| 第二节 公诉违法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
| 一、不当限制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后果配置 |
| （一）后果方式之比较 |
| （二）后果方式之重构 |
| 二、公诉权滥用的后果配置 |
| （一）后果方式之比较 |
| （二）后果方式之重构 |
| 第三节 审判违法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
| 一、诉讼拖延的后果配置 |
| （一）后果方式之比较 |
| （二）后果方式之配置 |
| 二、不当简化程序的后果配置 |
| （一）后果方式之比较 |
| （二）后果方式之配置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程序性法律后果的配套机制 |
| 第一节 司法责任制的完善 |
| 一、司法责任制的作用机理 |
| 二、司法责任制的域外比较 |
| 三、司法责任制的传统转型 |
| 第二节 司法权力关系的调整 |
| 一、公检法关系原则的重释 |
| 二、诉审关系的重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8）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专家建议稿）（论文提纲范文）
| 目次 |
| 第一章总则 |
| 第二章机构与人员 |
| 第三章社区服刑人员 |
| 第四章基本程序 |
| 第五章监督管理 |
| 第六章教育矫正 |
| 第七章帮困扶助 |
| 第八章考核与奖惩 |
| 第九章特殊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 |
| 第十章保障与促进 |
| 第十一章监督机制 |
| 第十二章法律责任 |
| 第十三章附则 |
四、档案保管期限与行政处罚追诉期限（论文参考文献）
- [1]侦查卷宗制度研究[D]. 李硕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1)
- [2]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机制研究[D]. 刘宽.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3]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通知[J].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9(33)
- [4]辩护律师权利体系研究[D]. 谭文健. 湖南大学, 2019(01)
- [5]乱象与规制:中国刑事证据保管制度研究[J]. 李雅健,郑飞. 证据科学, 2019(01)
- [6]轻罪制度研究[D]. 陈荣鹏.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7)
- [7]刑事程序性法律后果研究[D]. 马永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 [8]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专家建议稿）[A]. 赵秉志,吴宗宪,刘志伟,阴建峰,左坚卫,袁彬,周振杰,杨雄,雷小政,郭雅婷. 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13——2014年卷）, 2016
- [9]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的通知[J]. 国土资源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5(04)
- [10]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制之发展动向[A]. 林盟翔.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年度论文集,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