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糖尿病控制中健康教育作用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满婧[1]（2020）在《动机性访谈在社区老年糖前期患者护理干预中的研究》文中提出目的:对比采用动机性访谈和常规健康教育两种方式运用于老年糖尿病前期患者护理干预过程中的应用效果,为社区老年糖尿病前期患者疾病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取滨海新区解放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糖尿病门诊2017年10月～2019年10月间纳入的符合研究标准的300例老年糖前期患者为研究案例,基于随机表法将上述患者分成两个小组,即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各150例（其中对照组有8例脱落,142例完成研究;干预组与6例脱落,144例完成研究）。对照组实施常规健康教育、干预组实施动机性访谈护理干预,两组均接受3个月的护理干预,两组患者均在干预前,干预3个月、干预6个月时采集两组患者血糖、血红蛋白等临床数据和量表数据。比较两组血糖控制情况、采用阶段性改变评估问卷、糖尿病管理自我效能量表（C-DMSES）、糖尿病自我管理活动问卷（SDSCA）、糖尿病赋能教育量表（CM-DES）、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特异性量表（A-DSQL）测定患者阶段性改变情况、自我效能情况、自我管理行为情况、自我授权情况及生活质量。结果:（1）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血红蛋白随时间变化均呈明显降低,干预3个月和干预6个月时,干预组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血红蛋白较对照组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干预前,两组患者所处行为阶段分布无明显查表,干预后3个月及干预后6个月,两组患者行为改变阶段均呈现变化,干预组由改变无意向阶段人数显着减少,各改变阶段人数分布显着增多;对照组改变无意向阶段人数尽管有所减少,改变阶段人数增多,但趋势没有干预组明显,提示干预组改变阶段优于对照组。（3）干预前,两组患者C-DMSES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无明显差别,干预后3个月,两组患者DMSES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较干预前有明显提升,两组相比,干预组所得总分值和各项维度分值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显着统计学意义。干预后6个月,对照组较干预后3个月有所提升,但差异不明显,干预组较干预前在总分及自我效能饮食、运动、监测血糖3个维度提升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4）干预前,两组SDSCA量表各维度及总分未有明显差别,干预3个月后,对照组除运动维度干预前后得分不具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维度及总分的提升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组各维度及总分相较于干预前提升显着,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各维度及总分均显着高于对照（P<0.01）。干预6个月后,两组SDSCA量表得分较干预前显着提高,较干预3个月提升具有统计学意义,干预组与对照相比,得分明显较高,差异具有显着意义。（5）干预前,两组患者CM-DES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不具差异性,干预3个月后,两组患者各维度得分均较干预前明显提升,两组间比较,除自我认识维度两组得分无差别外,干预组在其他维度得分和总分均显着优于对照组（P<0.01）;干预6个月后,两组得分均较同组干预前和干预3个月后提升显着,两组间比较干预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6）干预前,两组患者A-DSQL评分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组内比较A-DSQL评分高于干预前,通过组间对比显示,干预组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着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动机访谈技术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行为动机,提高患者参与疾病管理的积极性,使患者建立良好健康行为模式提高生活质量。
王琦琦[2]（2020）在《基于多源数据的糖尿病风险综合评价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糖尿病是当前威胁全球人类健康最重要的非传染性疾病之一。中国是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流行与防控形势严峻。全面反映糖尿病患病情况和流行趋势,发现并动态监测糖尿病危险因素,科学制定和评价糖尿病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已成为当务之急。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对糖尿病的个体危险因素进行评价,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从地区层面开展糖尿病流行的影响因素识别和风险量化评价,对健康相关决策,尤其是健康相关其他领域的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近年来,针对糖尿病的医疗、健康服务内容日渐丰富,及时识别高危患者和潜在风险,对开展糖尿病的二级预防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糖尿病患者管理专业化程度较低,社区卫生人员对糖尿病治疗效果了解不全面,不能对患者及时进行针对性、个性化的管理。整合来自卫生健康领域人群监测、临床诊疗、健康体检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跨部门业务数据,在已有指南和研究共识的基础上,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模型,转化为可在基层应用的适宜技术和评价工具,有助于提高卫生健康部门,特别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糖尿病诊疗和管理服务的针对性和及时性,也有助于加强对已有临床诊疗和防控实践数据的利用。研究目的:本研究以糖尿病发生、发展风险为评价对象,整合卫生健康领域已有监测、诊疗数据和其他健康相关领域数据资源,完成地区糖尿病流行风险因素分析和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评价,为糖尿病风险识别和相关决策提供可测量、可推广的模型和工具,并以某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为基础,完成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评价工具的现场应用。资料与方法:资料主要来源于2010年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环境背景值图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某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2015年—2017年2型糖尿病患者诊疗、体检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患者管理记录。研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1.糖尿病流行状况的地区影响因素分析整合已有疾病监测和健康相关领域数据资源,从地区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壤微量元素含量与35～74岁人群糖尿病流行病状况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进行降维处理。以个体为水平1、县（区）为水平2,利用logistic回归的两水平随机截距模型分析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壤微量元素与35～74岁人群糖尿病流行状况的关联性。2.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开发将糖尿病管理效果分解为健康状况（无风险、低风险、高风险）和健康相关行为（无风险、有风险）两个方面的风险二维结构。利用主成分分析对健康状况和健康相关行为评价指标进行降维处理,综合考虑特征值和贡献率提取主成分,以主成分得分系数为指标的权重,以最大方差旋转后矩阵的贡献率为主成分的权重,构建综合评价指数。采用ROC曲线法,确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临界值。健康状况以中国2型糖尿病综合控制目标包括的健康状况指标为基础。健康相关行为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糖尿病患者随访记录为基础。3.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应用研究利用某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2015年—2017年间有诊疗记录且接受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随访的2型糖尿病患者为样本,完成2型糖尿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现场应用。以单次评价为水平1、患者个体为水平2,利用重复测量资料的两水平随机截距模型对患者的管理效果风险分级和糖尿病并发症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以初评无并发症的全样本队列和倾向得分匹配队列,利用Kapialn-Meier法和Cox比例分析回归模型对不同管理效果初评风险分级的患者在3年随访期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进行分析。利用传统机器学习分类器和神经网络模型,尝试对2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进行预测。结果:1.糖尿病流行状况的地区影响因素分析9个微量元素中,不同土壤背景铁含量和背景硒含量地区的糖尿病患病风险有差别。控制混杂因素后,土壤背景铁含量较高地区（431.407mg/kg-486.251mg/kg）的风险高于低含量地区（270.181mg/kg-384.713mg/kg）,校正AOR值为1.261（95%a,1.065～1.493）,土壤背景硒含量高地区（0.247mg/kg-0.338mg/kg）的风险高于较低含量地区（0.185mg/kg-0.216 mg/kg）,校正OR值为 1.306（95%CI,1.217～1.402）。15个经济学社会发展指标降维得到主成分5个,依次代表社会发展、工业发展、污染物排放、城市建设和人口老龄化。控制混杂因素后,社会发展和污染物排放水平高地区（上三分位数组）的风险高于水平低地区（下三分位数组）,校正OR值分别为1.256（95%CI,1.082～1.457）和 1.174（95%CI,1.018～1.355）。2.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开发10个健康状况评价指标通过降维得到F1-F4共4个主成分,以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得到健康状况风险指数f。f取值范围为-0.90～1.08,符合中位数为-0.02、四分位间距为-0.27-0.25的偏态分布。评价标准如下:f（Ⅰ）无风险,f<-0.09;f（Ⅱ）低风险,0.09≤f<0.21;f（Ⅲ）高风险,f≥0.21。女性、60-69岁和注射胰岛素治疗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健康状况风险,相对于参照组,出现低风险的 OR值依次为 1.258（95%CI:1.074～1.475）、1.230（95%CI:1.014～1.491）和 1.260（95%CI:1.024～1.551）;出现高风险的AOR值依次为 1.454（95%CI:1.246～1.697）、1.204（95%CI:0.999～1.450）和 1.238（95%CI:1.011～1.517）。6个健康相关行为评价指标通过降维得到S1-S3共3个主成分,以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得到健康相关行为风险指数s。s取值范围为-0.33～2.45,符合中位数为-0.33、四分位间距为-0.15～0.21的偏态分布。评价标准如下:s（Ⅰ）无风险,s<0.12;s（Ⅱ）有风险,s≥0.12。年龄升高是健康相关行为出现风险的保护因素,相对于35～59岁组患者,60～69岁和70岁及以上组患者健康相关行为出现风险的OR值分别为0.187（95%CI:0.036～0.975）和0.105（95%CI:0.020～0.542）。以健康状况风险指数f和健康相关行为风险指数s的风险分级的二维结构,最终构建糖尿病管理效果风险分级为:0=f（Ⅰ）+s（Ⅰ）,1=f（Ⅰ）+s（Ⅱ）或f（Ⅱ）+s（Ⅰ）,2=f（Ⅱ）+s（Ⅱ）或f（Ⅲ）。3.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应用研究来自住院记录、门诊记录、体检记录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四类数据可支持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现场应用。2015年—2017年在某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有诊疗记录且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随访的2型糖尿病患者共2,613人。经过数据的筛选、清理、拼接、去重,最终整合得到评价记录21,857条。21,857人次的评价中,患者管理效果为无风险、低风险和高风险占比分别为59.8%、33.6%和6.5%,风险降低者占12.6%,风险增加者占12.1%。35～59岁组患者风险增加的比例（7.8%）低于60～69岁（12.2%）和70岁及以上组（14.8%）。2,613名患者中共有680人伴有并发症（占26.0%）、483人伴有多个并发症（占18.5%）。21,857人次的评价中共有2,763人次伴有并发症（占12.6%）、1,791人次伴有多个并发症的（占8.2%）。患者管理效果风险高的患者伴有并发症的可能性高于无风险者,控制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后的校正OR值为1.462（95%CI:1.001～2.134）。2,375名在观察起点无并发症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有530人在随访期间被诊断出现并发症（占22.3%）,398人被诊断出现多个并发症（占16.3%）。经倾向得分匹配后,相对于初评无风险的患者,初评高风险的患者在随访期间被诊断发生多个并发症和伴有神经的并发症的可能性更高,HR值分别为2.054（95%CI:1.097～3.846）和2.246（95%CI:1.080～4.671）。相对于初评低风险的患者,初评高风险的患者在随访期间被诊断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更高,HR值为1.679（95%CI:1.003～2.811）,在伴有神经、周围循环并发症和伴有多个并发症的诊断中也观察到同样的风险,HR值为分别为2.336（95%CI:1.125～4.849）、3.251（95%CI:1.212～8.721）和 1.891（95%CI:1.025～3.488）。传统机器学习分类器中,K近邻方案的预测准确率最高,对伴有并发症的预测准确率为85.9%,对伴有肾、眼、神经、周围循环并发症和伴有多个并发症的预测准确率依次为94.0%、91.0%、91.0%、92.2%和88.6%。针对六种并发症的前馈神经网络最优隐藏层层数分别为4、4、2、2、4和4层,单层最优神经元数分别为120、140、120、120、120和120。最优结构前馈的神经网络性能优于传统机器学习方案,对伴有并发症的预测准确率为88.7%,对伴有肾、眼、神经、周围循环并发症和伴有多个并发症的预测准确率依次为93.2%、92.4%、93.4%、94.1%和 90.7%。结论:1.从地区层面来看,土壤背景铁含量较高地区的糖尿病患病风险高于低含量地区,土壤背景硒含量高地区的风险高于较低含量地区,社会发展和污染物排放水平高地区的风险高于水平低地区。虽然风险的绝对值较小,但考虑到我国糖尿病的高流行病率和地区风险因素暴露的普及性,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对除卫生、健康领域之外,食品流通、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领域可能影响健康的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具有参考意义,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2.从个体层面来讲,本研究建立的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模型,包括健康状况风险指数f和健康相关行为风险指数s的二维结构,最终可将风险分级为:0=f（Ⅰ）+s（Ⅰ）,1=f（Ⅰ）+s（Ⅱ）或f（Ⅱ）+s（Ⅰ）,2=f（Ⅱ）+s（Ⅱ）或（Ⅲ）。模型是基于现有临床诊疗和健康管理实践的业务数据为基础开发的简易评估工具,可以转化为在基层应用的适宜技术,帮助提高糖尿病诊疗和管理服务的针对性和及时性。3.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应用场景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模型能够实现基于真实临床诊疗、体检和公共卫生管理实践数据的动态评价。通过选择适宜的分析模型,已在3年的随访期间内观察到管理效果风险高的患者伴发并发症的可能性增加,可用于帮助卫生健康部门,特别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快速识别高危患者和潜在风险。
姚建森[3]（2020）在《山东省2型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以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疾病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首要问题。我国糖尿病存在着“一高三低”的特点,即“高患病率、低知晓率、低治疗率和低控制率”,由此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疾病和经济负担。作为一种渐进性、尚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糖尿病控制要求为患者提供包括健康教育、行为干预、药物治疗、康复和护理等在内的长期的、多方面、多层级的医疗卫生服务。这就要求现有的卫生体系适应糖尿病控制的要求,朝着综合性、整合型的方向转变和发展。全球实践经验表明,以社区为基础的慢性病管理是实现糖尿病控制的关键策略。我国糖尿病管理的探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并逐渐从以医院为主导的管理方式转向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模式。2009年“新医改”实施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为指导,以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为平台,以社区为优选路径,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主要手段的糖尿病管理实施框架。然而,由于中国医疗资源的错位配置、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薄弱、以及医疗机构之间缺乏合作等,符合患者需要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在现有的实施框架难以有效地发挥出作用;与此同时,糖尿病患者管理最为关键的血糖控制指标在现有的管理体系下也未得到明显改善。如何从社区层面进一步提高糖尿病控制效果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迫切需要对我国现有的糖尿病社区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以找出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障碍因素,进而总结和提出具有推广价值的关键策略。通过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关于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和问题的分析大部分是基于患者层面的,涉及患者血糖控制、自我管理行为、服务利用和满意度等;从卫生系统层面的评价研究较少,也缺乏理论的支撑。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的这些研究多为定性或者定量的描述,缺少政策评价方法的应用,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内在的机制揭示不足。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的研究多关注患者个体的因素,较少的研究分析了卫生系统因素对社区管理效果的影响;同时,卫生系统因素与个体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被忽视。因此,现有的研究尚未能全面地提出改善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关键策略。为此,本研究希望通过进一步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做出回答: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实施框架下,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效果如何?影响效果的因素有哪些,包括卫生系统因素和需求方的因素?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效果?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总目标是基于卫生系统的视角,从供需双方两个层级,系统地分析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现状,探索影响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出优化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关键策略。具体目标为:（1）以WHO卫生系统框架和社会认知理论为指导,构建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分析的综合框架和实证模型;（2）分析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现状,探索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社区管理服务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和机制;（3）从需方层面,分析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状况,探讨影响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关键的认知和心理因素;（4）从供方层面,分析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状况,探讨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差异以及造成该差异的关键卫生体系要素;（5）基于供方和需方两个层面的分析,系统地提出改善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关键策略和建议。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了横断面的研究设计,以宏观的WHO卫生系统框架和微观的社会认知理论为指导,构建了糖尿病社区管理影响因素分析的综合框架和实证模型。三个实证模型紧扣研究目标和分析框架,在关系上相互递进,以全面揭示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具体分为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细分为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两个子模型）、患者层面的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和卫生体系层面的服务提供和利用差异分析模型。实证模型中包含的指标主要有患者血糖控制指标、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指标、自我管理行为指标、患者认知和心理因素和宏观的卫生体系要素。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山东省糖尿病社区防治管融合试点项目》,项目实施时间为2016年4月-2018年4月。本研究以山东省八个县（区）作为样本地区,数据收集包括定量和定性两部分。定量数据主要为患者空腹血糖测试和问卷调查、机构问卷调查和医务人员问卷调查;定性数据主要为政策文件收集、关键人物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具体而言,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八个样本县（区）的72个社区（村）中,随机选取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慢性病管理系统的2型糖尿病患者2520名,对其进行空腹血糖测试和问卷调查;采用目的抽样,对为72个样本社区（村）提供糖尿病管理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在机构调查基础上,有目的地选取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以及糖尿病管理有关的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此外,从每个样本县（区）随机抽取一个样本社区（村）进行焦点小组讨论（成员:临床医生、公共卫生和卫生室成员6-8人）。本研究共收集有效患者空腹血糖和问卷调查数据2166份（完成率86.0%）;机构问卷86份,包括24家乡镇级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和62家村级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共收集有效的医务人员问卷444份;完成访谈134人,焦点小组讨论8组。本研究中,定量资料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分类回归树模型、交互作用分析、多水平模型、潜在类别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等。Logistic回归分析主要用于分析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利用对血糖控制影响的主效应;分类回归树模型主要用于识别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中可能存在交互作用的因素,并进一步采用交互作用分析,验证和判定交互作用的大小;潜在类别分析主要用于分析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特征,将多维度的自我管理行为变量转变成单一维度变量;中介效应分析是在潜在类别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自我效能在糖尿病知识与自我管理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大小;多水平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卫生体系要素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影响。定性访谈资料主要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研究结果（1）患者血糖控制状况分析:2166名2型糖尿病患者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为8.0mmol/L;血糖控制达标率为42.8%。不同疾病严重程度（依据患病时长和是否有并发症划分）的患者在血糖达标率上存在较大差异;疾病严重程度轻的患者血糖控制率要高于疾病严重程度重的患者（48.7%v.s36.9%,p<0.05）。（2）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服务利用的现状分析:在自我管理行为方面,患者进行饮食控制、体育锻炼、规律服药和自我血糖监测的比例分别为74.5%、54.6%、50.4%和25.8%。基于潜在类别分析,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分为积极自我管理和消极自我管理两个类别;患者归属两个类别的比例分别为65.7%和34.3%。在服务提供方面,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主要包括药物治疗、随访管理和健康教育,分为由乡镇级基层医疗机构直接提供和由村级基层医疗机构直接提供两种类型,且以后者占大多数;调查的两类基层医疗机构报告为患者提供这些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比例均为100%。在服务利用方面,患者主要选择在基层医疗进行药物治疗、在基层医疗机构之外进行药物治疗以及不进行药物治疗的比例分别为36.7%、49.5%和13.9%;患者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规范的随访管理服务的比例为49.6%;患者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健康教育服务的比例为57.9%。（3）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服务利用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分析:在疾病严重程度轻的患者中,患者是否进行药物治疗（OR=3.07,95%CI:2.05～4.60）、是否利用健康教育服务（OR=1.38,95%CI:1.05～1.80）对血糖控制具有主效应;同时,患者药物治疗服务利用与体育锻炼行为、随访管理服务利用与自我血糖监测行为以及健康教育服务利用与自我血糖监测行为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患者主要从基层医疗机构之外进行药物治疗且不进行体育锻炼（OR=0.87,95%CI:0.77-0.97）,较少地利用随访管理服务且自我血糖监测≥1次/月（OR=0.48,95%CI:0.30～0.78）,未利用过健康教育服务且自我血糖监测≥1次/月（OR=0.62,95%CI:0.41～0.94）,血糖控制不达标的可能性更大。在疾病严重程度重的患者中,患者的年龄（OR=1.61,95%CI:1.22～2.14）、婚姻状况（OR=1.67,95%CI:1.13～2.47）、人均家庭收入（p<0.05）、是否进行药物治疗（OR=6.22,95%CI:3.36～11.5）、规律服药行为（OR=0.71,95%CI:0.54～0.93）以及自我血糖监测行为（OR=0.62,95%CI:0.45～0.84）对血糖控制具有主效应。同时,患者随访管理服务利用和规律服药行为、饮食控制和规律服药行为、饮食控制和体育锻炼行为、体育锻炼和规律服药行为对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患者不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随访管理服务且不规律服药（OR=0.77,95%CI:0.63～0.89）,不控制饮食且不规律服药（OR=0.64,95%CI:0.47～0.87）,不控制饮食且不体育锻炼（OR=0.58,95%CI:0.35～0.95）,不体育锻炼且不规律服药（OR=0.60,95%CI:0.40～0.89）,血糖控制不达标的可能性更大。（4）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机制分析:患者糖尿病知识的平均得分为10.3分（满分16分）,正确回答率为64.7%;患者平均的自我效能得分为31.9分（满分40分）;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知识、自我效能和自我管理行为三者之间均为正向的相关关系（p<0.05）。中介作用分析显示,自我效能是糖尿病知识对自我管理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5.3%。（5）卫生体系要素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影响分析:在药物治疗和健康教育服务上,村级基层医疗机构管理的糖尿病患者对该服务利用的比例高于乡镇级基层医疗机构管理的患者（p<0.001）;但在随访管理服务上,两类机构的患者服务利用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患者对乡镇级医疗机构提供的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利用受到该类机构所在地区、机构配备的糖尿病药品种类数、每千服务人口机构卫生人员数和机构医务人员糖尿病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控制了糖尿病患者个体水平的差异后,患者对村级基层医疗机构所提供的药物治疗服务的利用主要受到该类机构配备的糖尿病药品种类数的影响;随访管理服务的利用主要受到每千服务人口机构卫生人员数、基层医疗机构间信息系统联通程度和基本公共卫生糖尿病管理绩效考核力度等因素的影响;健康教育服务的利用主要受到机构配备的糖尿病药品种类数、基层医疗机构间信息系统联通程度以及机构医务人员糖尿病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1）山东省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较差,亟待提升;（2）不同疾病严重程度患者血糖控制及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病情轻的患者血糖控制主要受到糖尿病管理服务利用因素的影响;病情重的患者血糖控制主要受到自我管理行为因素的影响;（3）患者糖尿病知识水平低和自我效能差是阻碍患者自我管理,影响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4）尽管糖尿病药物治疗服务、随访管理服务和健康教育服务在基层医疗机构有着较高的可获得性,但患者对这些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利用较差;（5）基层医疗机构糖尿病治疗药品种类不全、信息系统缺乏联通、卫生人员数量不足和能力较差以及绩效考核不合理等卫生体系问题制约着患者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利用,影响着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基层慢性病分级管理制度建设,推动糖尿病患者分级管理;（2）重视患者健康赋能教育,有效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3）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改善患者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利用。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1）研究视角的创新:与以往单一地从供方和需方角度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采用了系统的思维,基于卫生体系的视角,从供需双方两个层面,系统地分析了目前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运行效果、问题和相关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改善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策略和建议。（2）分析模型的创新:本研究将宏观的WHO卫生系统分析框架和微观的社会认知理论相结合,构建了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分析的综合框架;并以此建立了相互关联、彼此递进的三个实证模型,实现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的有效揭示。（3）分析方法的创新:本研究的一大特色是依照研究框架,将多水平模型、路径分析、交互作用分析和主题框架法等多种定量和定性数据分析方法应用于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更加全面、科学、准确地反映了影响社区管理效果的关键因素,这在已有的研究中应用较少。本研究的不足:（1）本研究在探究影响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因素时,重点从卫生系统的角度分析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和服务提供层面的因素;对卫生系统之外的因素,如社会网络和支持、宏观的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较少,仍待进一步的研究。（2）本研究以山东省八个样本县（区）代表山东省整体状况,结论适用于山东,尚不能推广至全国。
江莲[4]（2020）在《人格特质对2型糖尿病患者饮食行为阶段影响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基于人格五因素模型及跨理论模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自填问卷法调查2型糖尿病患者饮食行为阶段分布情况,以及人格特质与饮食行为阶段之间的关系,并探讨饮食决策平衡（知觉利益、知觉障碍）、饮食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在人格特质与饮食行为阶段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其作用路径及特点,以期为2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护理干预提供积极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参考。方法:（1）采用问卷调查法,便利选取重庆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内分泌科的320例住院2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患者的一般资料、大五人格特征、饮食决策平衡（知觉利益、知觉障碍）、饮食自我效能、社会支持、饮食行为阶段六个部分。（2）使用SPSS 21.0软件以及PROCESS插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明确各研究变量的相互作用路径及特点。结果:（1）本研究纳入的320例2型糖尿病患者中各饮食行为阶段分布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准备阶段79例（24.7%）、意向阶段69例（21.6%）、前意向阶段62例（19.4%）、维持阶段57例（17.8%）、行动阶段53例（16.6%）,其中处于行动前期的患者占比高达65.7%,提示2型糖尿病患者饮食行为阶段现状亟需改善。对不同人口学特征及疾病特点的2型糖尿病患者饮食行为阶段分布情况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BMI、Hb A1c、是否接受糖尿病健康教育在饮食行为阶段分布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2）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不同行为阶段的患者在大五人格、知觉利益、知觉障碍、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得分比较上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事后两两比较显示处于行动前阶段的患者知觉利益、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得分要显着低于行动阶段和维持阶段的患者（P<0.05）;处于前意向阶段和意向阶段的患者神经质得分显着高于行动阶段和维持阶段的患者（P<0.05）;而处于行动阶段和维持阶段的患者宜人性和严谨性得分高于行动前阶段的患者（P<0.05）。（3）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饮食行为阶段、大五人格、知觉利益、知觉障碍、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得分两两之间均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P<0.05）。（4）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大五人格（神经质、宜人性、严谨性）能通过知觉利益的中介作用、知觉障碍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支持→知觉利益/知觉障碍、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知觉利益/知觉障碍→自我效能、以及社会支持→知觉利益/知觉障碍→自我效能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2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行为阶段。结论:（1）2型糖尿病患者饮食行为阶段现状不容乐观。知觉利益、知觉障碍、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在人格特质（神经质、宜人性、严谨性）与饮食行为阶段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2）护理人员可根据患者个性特点制订饮食计划,发掘患者自身潜力,帮助患者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以达到科学合理的饮食管理。
李潇[5]（2020）在《云南农村老年人主要慢性病患病、疾病经济风险和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目的]分析云南省农村地区老年人五种常见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的患病现状、生活行为方式及卫生服务利用情况;测算云南农村地区老年人五种常见慢性病的疾病经济风险;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云南农村地区老年人五种常见慢性病患病数量及疾病经济风险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识别出慢性病预防及干预的重点人群和脆弱人群,提出改善与控制慢性病的管理对策。[方法]研究是横断面研究设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4833名≥60岁的农村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经济状况、五种常见慢性病的患病情况、生活行为方式、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和医疗卫生支出（住院费、门诊费、药费、住宿费、交通费和营养费）。并通过体格检查测量当地农村老年人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空腹血糖和血压。采用χ2检验比较老年人五种常见慢性病的患病率、相关行为方式、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及因病致贫发生率;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比较慢性病患者的疾病经济风险和直接疾病经济负担;用主成分分析构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position,SEP）;采用Amos22.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五种常见慢性病患病数量及直接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结果]1.云南省农村调查地区老年人五种常见慢性病的患病率分别为高血压50.6%、糖尿病10.2%、冠心病5.5%、脑卒中6.4%、COPD5.4%和共病的16.1%。其中女性高血压和糖尿病患病率高于男性,而男性COPD的患病率高于女性（P<0.05）;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COPD和共病的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P<0.05）;家庭财产差的老年人其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COPD和共病的患病率高于家庭财产好的老年人（P<0.01）。医疗服务可及性差的老年人其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COPD和共病的患病率高于医疗服务可及性好的老年人（P<0.01）。随SEP的升高,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COPD和共病的患病率降低（P<0.01）。2.在云南省农村调查地区的老年人中,吸烟、饮酒、肥胖、中心性肥胖、缺乏体力活动、睡眠质量差、有慢性病家族史和SEP好的比例分别为21.2%、15.2%、6.6%、52.8%、51.1%、46.7%、20.3%和40%。吸烟、饮酒、肥胖、中心性肥胖、缺乏体力活动、睡眠质量差和有家族史的老年人,其患1种、2种和3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患病率高于没有吸烟、饮酒、肥胖、中心性肥胖、缺乏体力活动和睡眠质量差及没有家族史的老年人（P<0.05）。3.云南省农村调查地区老年人五种常见慢性病的两周就诊率在22.5%-33.6%之间,以COPD患者最高;应就诊而未就诊率在34.1%-44.7%之间,以糖尿病患者最高;年住院率在30.8%-48.7%之间,以脑卒中患者最高;应住院而未住院率在3.9%-11.3%之间,以冠心病患者最高。4.云南省农村调查地区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和COPD的老年人的年人均直接疾病经济负担分别为2210.3元、3232.0元、4125.4元、3783.4元和3483.8元;冠心病、脑卒中和COPD的疾病经济风险:相对风险度和校正相对风险度高于整体调查老年人群。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和COPD的医保报销前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分别为32.7%、38.5%、39.3%、41.4%和39.7%,医保报销后的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分别为26.3%、30.8%、37.1%、37.3%和35.1%;因病致贫发生率在医保报销前分别为28.1%、27.7%、35.1%、32.8%和39.3%,在医保报销后分别为 11.3%、15.4%、17.9%、18.0%和 13.7%。5.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慢性病家族史、生活行为因素、SEP和性别对慢性病患病数量的影响除起到直接作用外,还有间接作用,其总路径系数分别为:0.25、0.22、-0.08和0.03。其中慢性病家族史通过影响体型,生活行为因素通过影响体型和缺乏体力活动,性别通过影响体型、生活行为因素和SEP导致慢性病患病数量增加;SEP通过影响睡眠质量可减少慢性病患病数量。体型、缺乏体力活动和睡眠质量对慢性病患病数量的影响起到直接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24、0.08和-0.09,其中体型和缺乏体力活动可增加慢性病患病数量,睡眠质量好可减少慢性病患病数量。年龄对慢性病患病数量的影响只有间接作用,通过影响缺乏体力活动和SEP导致慢性病患病数量增加,其总路径系数为0.06。6.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患者直接疾病经济负担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住院情况、年门诊就诊次数和是否患慢性病共病,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60、0.16和0.14。糖尿病患者直接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患者住院情况和年门诊就诊次数,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61和0.11。冠心病患者直接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患者住院情况、人口学特征和门诊就诊次数,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58、0.17和0.17。脑卒中患者直接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患者住院情况、慢性病共病和年门诊就诊次数,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65、-0.21和0.23。COPD患者直接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为患者住院情况,其路径系数为0.41。[结论]1.云南省农村调查地区老年人的高血压和脑卒中患病率高于国内其它地区;糖尿病、冠心病和COPD的患病率低于国内其他研究。慢性病患病率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的分布中存在差异。2.五种常见慢性病患病数量的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慢性病家族史、生活行为因素、SEP和性别对慢性病患病数量的影响除起到直接作用外,还有间接作用;体型、缺乏体力活动和睡眠质量对慢性病患病数量的影响起到直接作用;年龄对慢性病患病数量的影响只有间接作用。各因素构建出复杂的路径网络对慢性病患病数量产生综合影响。其中慢性病家族史、生活行为因素、体型、缺乏体力活动、女性和年龄增长可导致慢性病患病数量增加;SEP好和睡眠质量好可减少慢性病患病数量。3.云南省农村调查地区患五种常见慢性病的农村老年人,两周门诊就诊率均低于国内其他研究;应就诊未就诊比例高于国内研究,特别是患糖尿病老年人;1年内住院率高于国内研究,特别是患脑卒中老年人;应住院未住院率低于国内研究。4.云南省农村调查地区患冠心病的老年人直接疾病经济负担最重,其次为脑卒中和COPD的老年人;患冠心病、脑卒中和COPD的老年人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因病致贫发生率和相对风险度最高。5.不同疾病的直接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在各个模型中存在差异,但是五种疾病的住院情况都是导致直接疾病经济负担增加的不利因素,其中影响较大的为住院天数和住院医院级别。
孔静霞[6]（2020）在《工作场所预防控制超重肥胖的健康行为干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伴随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肥胖”逐渐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性问题。据统计,目前全球至少有20亿超重肥胖人口。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处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亦发生同步变革,超重肥胖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超重肥胖的持续存在大大增加了慢性疾病的罹患风险,严重影响人群的生命质量,甚至增加过早死亡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把肥胖确定为影响健康的第五大危险因素。与此同时,因肥胖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肥胖,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超重肥胖的发生本质上是由于能量摄入和能量消耗之间的不平衡,因此,减少膳食能量的摄入和加强身体活动以增加能量消耗是控制体重的基本切入点。工作场所,由于其独特的人群聚集性及物理环境和组织特点,在国际上被认为是理想且重要的体重干预场所,并已经在干预设计、干预手段、评价指标等领域积累了多项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我国虽然已认识到工作场所开展超重肥胖干预的重要性,但在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成熟的基于健康行为理论的干预手段、评价指标及操作指南,也无法从现有文献总结干预有效性的充分证据。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参考美国糖尿病预防项目生活方式干预的策略,结合信息—动机—行为技能模型,基于扎根理论研制一个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工作场所预防控制肥胖的健康行为干预项目,并且获得项目有效性和可行性的充分证据,为我国今后开展工作场所体重干预项目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在两个干预组工作场所各组织2个焦点组分别用于了解员工对超重肥胖相关疾病、健康行为和影响健康行为因素等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初步干预方案的反馈。焦点组转录文本导入NVivo12.0定性分析软件,以扎根理论为基础进行编码、归纳和总结,形成工作场所预防控制超重肥胖的干预方案。定量研究:招募并选取4家员工人数为50-150人,50%以上员工以坐位办公为主的工作场所,按规模大小和企业性质（国企和民企）配对后,1:1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验证干预项目效果。评价指标分为三级:一级指标为体质指数、肥胖类型（腰围、臀围、腰臀比、腰围身高比）和肥胖相关慢性病风险指标（血压、血糖和血脂）,数据通过现场测量和体检报告获取;二级指标为肥胖相关生活方式,主要包括肥胖相关饮食行为和身体活动行为;三级指标为肥胖相关生活质量。研究过程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性研究方法,在每家干预组工作场所成立员工建议委员会共同参与设计和执行干预内容。数据分析采用意向治疗分析（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统计方法首先采用配对t检验和配对卡方检验评价干预前后干预组和对照组的组内变化;针对连续变量,进一步以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评价个体水平的干预效果,最后以线性混合模型控制工作场所差异评价群体水平的干预效果;针对分类变量,以控制混杂因素的Logistic回归评价个体水平各指标干预组和对照组相比的优势比,进一步以Logistic混合模型控制工作场所差异评价群体水平各指标干预组和对照组相比的优势比。干预方案干预方案以社会认知理论和定性研究结果为基础,参考美国糖尿病预防项目生活方式干预的策略,主要从个人层面（设立目标、提高饮食运动技能、自我监测）、环境层面（工作场所活动）和组织层面（人与环境的互动）三方面着手综合设计具体的干预措施。通过提升个人健康意识、提高饮食和身体活动技能、改善工作场所环境、创造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机会和营造积极的组织文化和群体规范等多层面干预手段的实施,达到改善生活方式、预防和控制体重增加、提高生命质量的干预目的。研究结果定性研究结果:第一次焦点组共形成632个编码,其中对超重肥胖的看法（包括弊端、优点和中立）编码55个,健康行为的认知（包括饮食和运动）编码260个,健康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因素和单位举措）编码317个。第二次焦点组共形成115个编码,其中获取信息的方式（包括微信公众号、海报、食物模型、健康讲座等）编码79个,初步干预方案的反馈（包括运动、健康讲座、饮食活动和环境改变）编码36个。通过分析编码结果,总结干预组工作场所员工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对于超重肥胖及超重肥胖对生活、工作和健康的影响认知较为粗浅;（2）对超重肥胖相关生活方式缺乏充分的科学认知,且存在认知误区;（3）缺乏团队和监督、家人的干扰以及食堂和单位小卖部提供的食品不够健康、健康食品价格过高等是工作场所个人健康饮食的主要困难;（4）缺少时间、缺乏团队、场地不够、器材太少等是工作场所进行身体活动存在的主要困难。基于焦点组资料的编码结果,以扎根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认知理论和美国糖尿病预防项目个体水平的生活方式干预,形成了以个人层面、环境层面和组织层面为主线的干预方案。定量研究结果:1.体重及相关慢性疾病风险指标:干预组的体质指数（P=0.01）、臀围（P=0.03）、腰围身高比（P=0.01）、舒张压（P=0.02）和空腹血糖（P<0.01）五项指标有显着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调整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年收入、婚姻状况和基线数据后,干预组的总胆固醇（P=0.047）和低密度脂蛋白（P<0.01）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以线性混合模型调整人口学变量和工作场所差异,干预组的低密度脂蛋白下降仍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饮食行为:干预组的月快餐次数较基线增加（P<0.01）,其余饮食行为与基线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调整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年收入、婚姻状况和基线数后,干预组的月水果摄入次（P=0.01）、日水果摄入量（P=0.01）、月蔬菜摄入次（P=0.04）、日蔬菜摄入量（P<0.01）和日蔬果摄入总量（P<0.01）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以线性混合模型调整人口学变量和工作场所差异,干预组的月甜饮料摄入次数（-1.81,95%CI:-0.52,-3.11,P<0.01）、月蔬菜摄入次数（5.66,95%CI:1.59,9.74,P<0.01）、日蔬菜摄入量（0.53,95%CI:0.24,0.82,P<0.01）、月水果摄入次数（3.68,95%CI:1.25,6.12,P<0.01）,日水果摄入量（0.26,95%CI:0.44,0.92,P<0.01）和日蔬菜水果摄入总量（0.79,95%CI:0.43,1.16,P<0.01）的变化仍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调整混杂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控制人口学变量和基线数据后,干预组的日均水果达标比例是对照组的2.10倍（OR=2.10,95%CI:1.01,4.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8）;进一步以Logistic混合模型控制工作场所差异、人口学变量和基线数据,干预组的日均水果达标比例是对照组的2.71倍（OR=2.71,95%CI:1.05,7.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3.身体活动行为:干预组的终末经常运动至流汗程度人数比例较基线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其他身体活动指标与基线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调整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年收入、婚姻状况和基线数后,干预组的日均计步数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进一步以线性混合模型调整人口学变量和工作场所差异,干预组的日均计步数变化仍高于对照组863.19（95%CI:161.42,1564.97,P=0.02）;两组的Godin指数和周有效步行天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控制混杂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控制人口学变量和基线数据后,干预组的高运动自我效能比例是对照组的1.91倍（OR=1.91,95%CI:1.05,3.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进一步以Logistic混合模型控制工作场所差异、人口学变量和基线数据,干预组的高运动自我效能比例是对照组的1.91倍（OR=1.91,95%CI:1.02,3.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4.肥胖相关生命质量:对照组的肥胖与减肥生活质量调查问卷评分较基线下降（P=0.03）;体重相关症状调查（症状数量）评分（P<0.01）和体重相关症状调查（症状严重程度）评分（P=0.03）均较基线上升。干预组的上述问卷评分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以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调整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年收入、婚姻状况和基线数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以线性混合模型调整人口学变量和工作场所差异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结论1.干预改善了工作场所员工的饮食行为。蔬菜水果的摄入次数和摄入数量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着提高,水果摄入量达标的比例较对照组显着上升,甜饮料的摄入次数较对照组显着下降。但在油炸食品、甜食的摄入次数和摄入量上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改善。2.干预改善了工作场所员工的身体活动行为。日均计步数与对照组相比显着增加,高运动自我效能的人数比例较对照组显着增加。但Godin指数、周有效步行天数、经常运动至流汗程度和日均看电视时间超过1小时的人数比例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改善。3.干预组的体质指数、腰围身高比较基线显着下降,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总的来说,工作场所预防控制超重肥胖的健康行为干预方案是科学有效的,干预改善了工作场所员工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肥胖相关饮食行为和身体活动行为,干预组的体质指数和腰围身高比等体重指标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显着的体重下降及肥胖相关生命质量的提高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
姜鑫[7]（2019）在《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马拉松赛事从2010年的13场发展到2018年的1581场,这种爆发式的增长使得参赛风险随之增加,伤亡事故也频繁出现,配套的风险控制体系已经落后于赛事的增长速度。这些现象都源于赛事松绑后马拉松赛事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人民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另外,1995年国家颁布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已经对增强全民体质、提高全民健康生活水平引起了极大重视,并且从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为健康中国夯实体育之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全民健身工作纪实》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要通过全民健身应用全民健康,进而应用全面小康;要把全民健身计划做成全民幸福计划……”以及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都对新时期全民健身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以跑步为代表的马拉松项目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因为其参与的实效性强,经济廉价,所以深受广大健身爱好者青睐,各大城市也开始争相举办马拉松赛事。但是,随着马拉松参与人群的不断增多,现有的管理水平已经落后于赛事和人员的增长速度,导致各大城市的马拉松参赛者损伤及伤害性事故不断发生,因此,对赛事参赛者的风险控制是确保赛事成功举办的重要环节之一。本文从参赛者的风险识别作为切入点,主要对我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的风险因素进行总结,并致力于完善我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及控制路径。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对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归纳与总结,通过专家访谈的方法确认了调查问卷的合理性以及参赛者参赛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后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并对全国7大区内的3459名城市马拉松参赛者进行了调查,调查后的数据经过Spss Statistics软件和AMOS软件数理统计及系统的逻辑分析,在此基础上确认参赛者风险的真正影响因素并将其进行排序和等级划分,从而为接下来的论述奠定基础。在论述中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总结归纳成功的经验,结合现实问题进行对比分析后找出以往的不足。运用系统论、风险管理理论、联通主义学习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梳理和探索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的控制问题,为中国马拉松赛事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借鉴。研究认为:第一,中国马拉松井喷式发展与滞后管理的矛盾所带来的参赛者参赛的伤害性风险已经开始给城市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阻碍赛事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将影响到“体育强国建设”的推进步伐,因此,对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的评估与控制的研究是非常的有必要。第二,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因素分为高危风险因素、中度风险因素和一般风险因素,其中高危风险因素包括高血压、心脏病、观众的肢体暴力等7项;中度风险因素包括糖尿病、体脂高及肥胖等9项风险因素;一般风险因素包括安保、医疗、志愿者等16项风险因素。对中国马拉松参赛者的风险常识和跑步常识的普及是降低参赛风险的重要环节,而参赛者出现伤害性事故或者损伤主要集中在参赛者对自身的情况不了解、缺乏跑步常识等人群中。第三,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指标包括:主观因素中的身体因素、心理、经验、自我管理等4个维度19项指标;客观因素中的环境、社会、后勤等13项指标,经过评估后生成的《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检查表》可以作为现场风险筛查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使用。第四,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的控制路径分为网络控制路径和现场控制路径。具体的应用途径有赛前报名时的网络教育与风险筛查,赛中的自查,赛后的参赛恢复数据信息与主办方的自查信息回收,其中网络控制路径可以很好的实现赛前报名的风险筛查。第五,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的应用主要依据的载体是网络系统,网络系统资源的整合可以分为赛前的报名信息存储,赛后参赛者以及主办方信息的回收,这些将会极大的丰富中国马拉松赛事参赛者信息数据库。针对研究结论,建议政府部门提高办赛门槛以确保赛事的质量,同时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赛事的筹备工作,对体检心率不齐、有家族心脏病史等参赛者或者无锻炼经历者应该取消其参与马拉松的资格,推荐参与其它项目,这样将能更有效的降低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
张惺惺[8]（2015）在《社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干预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工业化、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与之相关的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也在快速增加。糖尿病作为一种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慢性病,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和居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2010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报告显示：2010年18岁及以上居民糖尿病患病率为9.7%,知晓率仅为36.1%,控制率仅为34.7%,可见居民糖尿病知晓和控制情况不甚乐观。在我国,庞大的糖尿病患病人群和相对紧缺的卫生资源决定了患者自身必须承担大部分疾病管理的工作。国际上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采取以健康教育为主要手段的综合措施,社区糖尿病自我管理能提高糖尿病患者的自我效能、激发患者的主动性和潜能,有效得帮助他们进行血糖控制,进而预防和减少并发症,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疾病负担。另一方面糖尿病的自我管理本身就体现了“从单纯治疗到健康管理和疾病管理”、“从专业行动到群众行动”等新型慢性病防治理念,契合了新型的“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此,本研究在糖尿病自我管理干预的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以社区为基础的糖尿病自我管理干预的模式与效果,并对其近期成本-效果进行分析,为进一步完善糖尿病自我管理模式提供科学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实践参考和证据支持。研究目的1.研究社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干预在增加糖尿病相关知识、增强自我效能、改善行为方式、改善糖尿病相关体格测量指标和生化指标方面的效果及近期成本-效果。2.研究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3.探讨社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干预模式的优势和不足,为进一步完善推广提供证据支持。研究方法和内容选择从北京市房山区4个街道共17个社区/村招募到的510名2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510名研究对象在每个村内随机分组,形成17个干预组和17个对照组。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编写的《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实践—糖尿病》（ISBN 978-7-117-18927-9/R·18928）一书作为教材,对干预组研究对象实施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干预。在实施干预之前和之后一个月分别在510名研究对象中开展基线调查和终末调查,采用体格测量、实验室检测和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和信息。选取糖尿病患者知识得分、自我效能得分、相关行为、体格测量指标和生化指标作为效果指标,并对相应指标进行近期成本-效果分析和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对调查问卷进行双录入；清洗数据后形成最终的数据库。运用SAS9.3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如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其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采用t检验对组间均数和自身前后均数进行比较,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某些指标的影响因素,如不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中位数描述其集中趋势,采用秩和检验对组间均数和自身前后均数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采用χ2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组间率和自身前后率的比较。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水准为a=0.05.研究结果1.一般情况终末调查时共收集到合格有效问卷500份,其中干预组259份,对照组241份。全部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61.66±7.64岁,最大年龄84岁,最小年龄31岁。其中男性174人（34.80%）,女性326人（65.20%）。两组研究对象在重要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等）上经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效果及近期成本-效果2.1知识：干预后干预组在“三多一少”症状、空腹血糖正常范围、慢性并发症、体重指数正常范围、自我血糖监测、低血糖成因、血压推荐控制目标、食物交换中的一份和合理的行动计划9道题目正确回答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干预组知识总得分为82.32±15.10分,对照组为66.31±22.01分,干预组高于对照组（P<0.01）。2.2自我效能：干预后干预组在饮食自我效能、运动自我效能、药物自我效能、血糖监测自我效能、足部护理自我效能、高低血糖的预防和处理自我效能及总自我效能方面的得分分别25.80±3.58分、17.37±2.83分、13.89±1.90分、15.38±3.29分、22.36±3.18分、18.10±2.44分和112.9±14.58分,对照组的得分分别为23.27±-4.51分、16.10±3.70分、13.51±2.13分、13.57±3.70分、20.57±4.64分、16.90±3.01分和103.9±17.98分,且干预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2.3行为：2.3.1血糖自我监测：干预后干预组掌握自我血糖监测方法的率和家中备有血糖仪的率分别为87.26%和69.50%,对照组为63.07%和57.68%,干预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自我血糖监测频率分别为2天/周和1天/周,干预组均高于对照组（P<0.01）。2.3.2足部护理：干预后干预组在合适温度的水洗脚、水平得剪指甲、使用护肤类油膏和定期找医生检查足执行率分别为98.07%、84.94%、69.50%、42.47%,对照组分别为87.97%、72.61%、50.62%、31.12%,干预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足部自我检查频率分别为7天/周和5天/周,干预组均高于对照组（P<0.01）。2.3.3健康饮食：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遵循健康饮食要求的频率分别为6天/周和5天/周,干预组高于对照组（P<0.01）；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食用高膳食纤维食物的频率分别为为3天/周和2天/周,干预组高于对照组（P<0.01）。2.3.4有氧运动：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做30分钟及以上的有氧运动频率分别为7天/周和6天/周,干预组均高于对照组（P<0.01）。2.3.5服药和吸烟饮酒：服药方面,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在自行停药率上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着性（P<0.05）。吸烟方面,干预前干预组的吸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着性（P<0.05）,干预后两组间吸烟率差异无显着性（P>0.05）。饮酒方面,干预前后干预组和对照组的饮酒率差异均无显着性（P>0.05）。2.4体格测量指标和生化指标干预前后干预组的平均体重降低1.49kg,对照组升高1.14kg,差异有显着性（P<0.05）；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在糖尿病相关生化指标上差异无显着性（P>0.05）。2.5近期成本-效果糖尿病自我管理干预使自我效能提高一分的总成本为8795.55元,人均成本为33.96元；使每周自我监测血糖天数增加一天的总成本为70012.60元,人均成本为270.32元；使每周自我检查足部天数增加一天的总成本为70012.60元,人均成本为270.32元；使每周遵循糖尿病健康饮食天数每增加一天的总成本为70012.60元,人均成本为270.32元；使每周进行30分钟及以上有氧运动天数增加一天的总成本为70012.60元,人均成本为270.32元；使体重每降低lkg的总成本为26620.76元,人均成本为102.78元。3.干预效果影响因素3.1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知识得分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为基线知识得分、年龄（岁）、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元）、对小组活动的整体评价和社区医生参与频率（P<0.05）。3.2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自我效能得分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为基线自我效能得分、小组活动总体评价、活动内容的难易程度（P<0.05）。3.3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体重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为基线体重（kg）、性别、家庭人均月收入（元）（P<0.05）。4.满意度和意向4.1干预组满意度和自我评估干预组研究对象对自我管理小组活动的总体满意度为96.14%,84.94%的干预组研究对象表示会继续参加自我管理小组活动。在吸引糖尿病患者参加自我管理小组活动的原因中,排在首位的是“能学到有用的知识”,在导致糖尿病患者缺席的原因中,排在首位的是“家庭或工作事务太多”。在8项自我管理的任务中,干预组研究对象认为自己“做得最好”和“做得最差”排在首位的分别是“适量运动”和“掌握胰岛素注射技巧”。4.2对照组意向和自我评估80.08%的对照组研究对象表示如果以后开展糖尿病自我管理活动“会愿意参加”。在8项自我管理的任务中,干预组研究对象认为自己“做得最好”和“做得最差”的排在首位的分别是“适量运动”和“自我血糖监测”。研究结论本研究在国内首次运用统一规范的教材实施社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干预,采用患者小组长和社区医生配合的形式带领小组活动,设立平行对照组对其干预效果及近期成本-效果进行评价,结果发现社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干预在提高糖尿病患者知识、自我效能、改善行为方面有效。建议将社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干预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保证其长效发展。本研究还发现糖尿病患者在“自我血糖监测”、“足部护理”、“掌握胰岛素注射技巧”和“运动强度的评估”等方面的知识、自我效能、行为或自我评价相对较差,建议在以后开展社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活动时对以上方面予以针对性加强。
董晶[9]（2014）在《糖尿病高危人群生活方式干预知信行量表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1.编制适合我国农村人群的“糖尿病高危人群生活方式干预知信行”量表。2.评价“糖尿病高危人群生活方式干预知信行”量表的信度、效度、可接受性及敏感性。对象和方法本研究包括量表条目池的构建,Delphi专家咨询和量表的性能评价三个基本步骤。通过文献阅读分析的方法确定量表条目池；通过两轮Delphi专家咨询筛选条目,确定待验量表；通过现场调查,收集糖尿病高危人群量表调查的相关数据,并评价量表性能。1.本研究在遵循目的性、科学性、重要性和适用性的原则下建立条目池。研究依据糖尿病高危人群特点,紧扣糖尿病生活方式干预内容,设计知识、态度和行为三个维度。纳入条目可以真实、全面地评价待测量目标,条目表述简单易懂,具有可操作性。2. Delphi专家咨询选择来自临床医学、护理学、预防医学、健康教育及社区糖尿病防控领域的专家共30名。通过电子邮件将咨询表邮寄给专家,进行了两轮咨询。根据专家反馈的信息计算专家的积极程度及权威程度,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和协调程度,并根据重要性评分均数≥4且变异系数≤0.25筛选条目。形成待验量表。3.现场调查前先于北京市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对31名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预调查,调整量表结构使逻辑更为严密。选择山西省寿阳县为现场调查点,以前期糖尿病防控项目基线调查发现的366名糖尿病高危人群为调查对象。由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以内部一致性信度、折半信度为指标评估量表的信度；以内容效度及结构效度为指标评估量表的效度；以量表回收率、填表时间为指标评估量表的可接受性；以高分组和低分组评分的差异评估量表的敏感性。结果1.本研究获得初始条目池的知识维度含基础知识、典型症状、危险因素、增加身体活动、控制饮食、减轻/控制体重22个条目,态度维度含健康教育的必要性、糖尿病筛查的必要性、是否愿意增加身体活动、控制饮食、减轻/控制体重、高危人群应当承担的责任8个条目；行为维度含既往接受健康教育、增加身体活动、控制饮食、减轻/控制体重、监测血糖17个条目。2.两轮Delphi的专家咨询表回收率分别为86.67%和88.46%,专家权威程度分别为0.79和0.87。经两轮咨询确定的待验量表为：知识维度含基础知识、典型症状、危险因素、增加身体活动、控制饮食、减轻/控制体重12个条目；态度维度含接受健康教育及糖尿病筛查的必要性,增加身体活动、控制饮食、减轻/控制体重的必要性及自我效能8个条目；行为维度含健康教育、增加身体活动、控制饮食、减轻/控制体重、血糖监测10个条目。3.量表经预调查对条目的逻辑顺序调整后,作为现场调查使用量表。量表在人群中使用的性能评价结果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及折半信度均在0.75以上,达到信度0.7以上的标准。各条目与所属维度相关系数在0.2521-0.8817之间,各维度与总量表相关系数在0.6395-0.9060之间,P<0.0001。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8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5.23%,达到40%以上的可接受标准；条目因子负荷在0.3596-0.8971之间,除1个条目外均达到0.4以上的标准；共同度在0.2419-0.8542之间,除3个条目外均达到0.4以上的标准。量表回收率为100%,完成时间为8.62±2.79分钟。将量表评分位于下27%与上27%的调查对象分为低分组和高分组,两组人群在总量表及知识、态度、行为三个维度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结论“糖尿病高危人群生活方式干预知信行”量表在农村糖尿病高危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和较高的可接受性及敏感性,可以用于该人群生活方式干预的知识、态度和行为评估。
唐芳[10]（2019）在《目标导向性血糖控制技术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管理中的应用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探讨目标导向性血糖控制技术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本研究采用类试验研究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8年6月某三甲医院产科门诊孕妇中被确诊为GDM患者96例,按照单纯随机抽样方法从1-96数字中抽签,奇数为试验组,偶数为对照组,各48例。对照组实施常规血糖控制方案。试验组实施常规血糖控制方案加目标导向性血糖控制技术。比较两组患者:①干预后四周的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及干预后第4周GHb;②干预过程中目标血糖、体重达标率和入院时GHb;③妊娠结局（包括孕妇及新生儿结局）。运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且方差齐计量资料的统计描述使用均数±标准差,均数比较采用两独立样资料的t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使用频数（N）、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根据资料的构成情况,选择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进行频数的比较。当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干预后4周餐后2h血糖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空腹血糖及干预后第4周GHb试验组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干预过程中两组患者目标血糖达标率、体重达标率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时GHb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妊娠结局孕妇并发症总发生率试验组（10.6%）低于对照组（4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剖宫产和胎盘早剥的发生率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血糖、羊水过多、胎膜早破、胎盘早剥、产褥感染、妊娠期高血压、产后出血的发生率试验组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妊娠结局新生儿并发症的总发生率试验组（4.3%）低于对照组（2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巨大儿发生率试验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新生儿窒息、新生儿低血糖、低出生体重儿试验组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干预后4周,目标导向性血糖控制技术降低GDM患者餐后2小时血糖效果优于常规方法;在GDM患者的血糖控制中整体效果优于常规方法;可降低GDM患者妊娠结局孕妇并发症的总发生率和其中剖宫产、胎盘早剥的发生率;可降低GDM患者妊娠结局新生儿并发症的总发生率和其中巨大儿的发生率。在降低GDM患者胎膜早破、新生儿窒息等妊娠结局发生率的效果不明显。
二、糖尿病控制中健康教育作用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糖尿病控制中健康教育作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动机性访谈在社区老年糖前期患者护理干预中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研究现状、成果 |
| 研究目的、方法 |
| 1.1 对象和方法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研究内容 |
| 1.1.3 技术路线图 |
| 1.1.4 干预方法的设计与制定 |
| 1.1.5 干预方法 |
| 1.1.6 观察指标 |
| 1.1.7 质量控制 |
| 1.1.8 统计学方法 |
| 1.2 结果 |
| 1.2.1 患者一般资料 |
| 1.2.2 干预前后血糖指标情况比较 |
| 1.2.3 干预后血糖达标率情况 |
| 1.2.4 两组患者阶段性改变情况 |
| 1.2.5 MI对老年糖尿病前期患者自我效能的影响 |
| 1.2.6 MI对老年糖尿病前期患者自我管理的影响 |
| 1.2.7 MI对老年糖尿病前期患者自我授权的影响 |
| 1.2.8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
| 1.3 讨论 |
| 1.3.1 一般资料 |
| 1.3.2 动机性访谈干预对老年糖尿病前期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 |
| 1.3.3 动机性访谈可促进患者行为改变阶段进展 |
| 1.3.4 动机性访谈对老年糖尿病前期患者自我效能的影响 |
| 1.3.5 动机性访谈对老年糖尿病前期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 |
| 1.3.6 动机性访谈对老年糖尿病前期患者自我授权能力的影响 |
| 1.3.7 动机性访谈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
| 1.4 小结 |
| 结论 |
| 研究结论 |
| 研究创新性及局限性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基本信息问卷 |
| 附录二：阶段性改变评估问卷 |
| 附录三 :糖尿病管理自我效能量表 |
| 附录四 :糖尿病自我管理活动(SDSCA)问卷 |
| 附录五 :糖尿病赋能教育量表CM-DES评定 |
| 附录六 :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特异性量表 |
| 附录七 :满意度调查 |
| 附录八 :知情同意书 |
| 综述 糖尿病前期护理干预研究进展 |
| 1.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流行病学 |
| 2.糖尿病前期护理干预的必要性 |
| 3.糖尿病前期护理干预现状 |
| 3.1 糖尿病前期护理干预研究进展 |
| 3.2.糖尿病前期护理干预发展方向 |
| 3.2.1 动机性访谈及其糖尿病的影响 |
| 3.2.2 跨理论模型理论及其对糖尿病的影响 |
| 4.总结与展望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基于多源数据的糖尿病风险综合评价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技术路线图 |
| 第一部分 糖尿病流行状况的地区影响因素分析 |
| 1. 研究背景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指标定义 |
| 2.3 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个体影响因素与糖尿病的单因素分析 |
| 3.2 地区土壤微量元素与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
| 3.3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
| 4. 讨论 |
| 4.1 地区土壤微量元素背景值与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
| 4.2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
| 4.3 研究的局限性 |
| 4.4 研究的创新性 |
| 5. 小结 |
| 第二部分 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开发 |
| 1. 研究背景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指标定义 |
| 2.3 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健康状况的风险评价 |
| 3.2 健康相关行为的风险评价 |
| 3.3 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 |
| 4. 讨论 |
| 4.1 综合评价工具的构建 |
| 4.2 综合评价工具的应用 |
| 4.3 研究的局限性 |
| 4.4 研究的创新性 |
| 5. 小结 |
| 第三部分 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应用研究 |
| 1. 研究背景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指标定义 |
| 2.3 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综合评价工具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应用的可行性 |
| 3.2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的评价结果 |
| 3.3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与并发症的关联性分析 |
| 3.4 2型糖尿病并发症的预测分析 |
| 4. 讨论 |
| 4.1 综合评价工具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应用的可行性 |
| 4.2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的评价结果 |
| 4.3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与并发症的关联性分析 |
| 4.4 2型糖尿病并发症的预测分析 |
| 4.5 研究的局限性 |
| 4.6 研究的创新性 |
| 5. 小结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2型糖尿病流行的地区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发表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3）山东省2型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术语缩写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和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4 本论文的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糖尿病管理的概念和理论模型 |
| 2.2 糖尿病管理全球实践和经验探索 |
| 2.3 糖尿病管理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
| 2.4 糖尿病管理研究的总结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2 理论框架 |
| 3.3 实证模型 |
| 第四章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4.1 资料来源 |
| 4.2 样本地区和调查对象 |
| 4.3 调查工具和调查内容 |
| 4.4 资料收集过程和质量控制 |
| 4.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4.6 医学伦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患者基本情况与血糖控制 |
| 5.1 调查患者的基本特征 |
| 5.2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患者自我管理与服务利用的现状分析 |
| 6.1 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状况 |
| 6.2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状况 |
| 6.3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利用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自我管理行为和卫生服务利用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分析 |
| 7.1 患者血糖控制单因素分析 |
| 7.2 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的两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 |
| 7.3 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的分类树模型 |
| 7.4 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机制分析 |
| 8.1 糖尿病患者认知和心理特征的分析 |
| 8.2 糖尿病知识、自我效能对自我管理行为的作用路径分析 |
| 8.3 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卫生体系要素对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影响分析 |
| 9.1 基层医疗卫生体系要素特征分析 |
| 9.2 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能力特征分析 |
| 9.3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
| 9.4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差异定性分析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方法学讨论 |
| 10.2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状况及影响因素的讨论 |
| 10.3 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与机制的讨论 |
| 10.4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与利用差异的讨论 |
| 10.5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附录1 样本县(区)基本情况 |
| 附录2 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 |
| 附录3 样本县(区)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公共卫生政策概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人格特质对2型糖尿病患者饮食行为阶段影响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符号说明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2 相关概念 |
| 3 理论基础 |
| 4 研究目的 |
| 5 技术路线 |
| 研究内容 |
| 1 对象与方法 |
| 2 伦理问题 |
| 3 研究结果 |
| 4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文献综述 2型糖尿病患者饮食行为阶段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学术活动 |
（5）云南农村老年人主要慢性病患病、疾病经济风险和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 研究背景与现状 |
| 2 立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3 研究目标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第三章 结果 |
| 1 调查人群的一般情况 |
| 2 老年人五种常见慢性病患病的流行现状、生活行为方式及卫生服务利用情况 |
| 3 老年人五种常见慢性病的疾病经济风险分析 |
| 4 老年人五种常见慢性病患病数量和直接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 结论 |
| 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疾病经济风险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文章及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6）工作场所预防控制超重肥胖的健康行为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理论依据 |
| 1.3 研究假设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1.6 技术路线图 |
| 1.7 质量控制 |
| 第2章 工作场所预防控制超重肥胖干预项目的发展 |
| 2.1 研究方法和对象 |
| 2.2 资料收集方法 |
|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2.4 研究结果 |
| 第3章 工作场所预防控制超重肥胖干预项目的验证 |
| 3.1 研究方法和对象 |
| 3.2 干预措施 |
| 3.3 测量工具 |
| 3.4 现场调查 |
| 3.5 数据统计和分析 |
| 3.6 研究结果 |
| 第4章 讨论 |
| 4.1 研究设计和方法学 |
| 4.2 干预方案的可行性和推广性 |
| 4.3 干预措施的效果评价 |
| 4.4 研究的特色与不足 |
| 4.5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工作场所超重肥胖干预的行为理论和效果评价指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马拉松赛事井喷式的发展 |
| 1.1.2 中国马拉松赛事的伤亡屡见不鲜 |
| 1.1.3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风险控制亟待完善 |
| 1.1.4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大数据存储缺失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的风险因素 |
| 1.2.2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
| 1.2.3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风险控制路径的构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参赛者 |
| 1.4.2 赛事 |
| 1.4.3 马拉松 |
| 1.4.4 参赛风险 |
| 1.4.5 风险识别 |
| 1.4.6 风险评估 |
| 1.4.7 风险控制 |
| 1.5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5.1 研究对象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的框架 |
| 1.6.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7 研究目标 |
| 1.7.1 总结出我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的风险因素 |
| 1.7.2 完善我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 |
| 1.7.3 制定符合我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 |
| 1.8 研究的创新点 |
| 1.8.1 管控视角创新 |
| 1.8.2 技术应用创新 |
| 2.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 |
| 2.2 马拉松赛事开展过程中对参赛者影响的研究现状 |
| 2.3 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的研究现状 |
| 2.4 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的研究现状 |
| 2.5 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
| 2.6 国外马拉松赛事对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的研究启示 |
| 2.7 文献综述总结 |
| 3.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的理论分析 |
| 3.1 系统论理论 |
| 3.1.1 系统论的一般特征 |
| 3.1.2 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系统的应用特征 |
| 3.2 风险和赛事风险管理基本理论 |
| 3.2.1 风险的特点 |
| 3.2.2 风险识别的特征 |
| 3.2.3 风险产生的过程 |
| 3.2.4 风险识别的过程 |
| 3.2.5 赛事风险管理 |
| 3.2.6 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管理 |
| 3.3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 |
| 3.3.1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核心观点 |
| 3.3.2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在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中的应用 |
| 3.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3.4.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核心观点 |
| 3.4.2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中应用 |
| 3.5 理论间的逻辑关系 |
| 4.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的识别与分析 |
| 4.1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识别的一般方法 |
| 4.1.1 访谈法 |
| 4.1.2 调查和专家识别法 |
| 4.1.3 数理统计法 |
| 4.2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识别的原则 |
| 4.2.1 全面系统原则 |
| 4.2.2 综合考量原则 |
| 4.2.3 轻重有别原则 |
| 4.3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现状分析 |
| 4.3.1 参赛者基本信息分析 |
| 4.3.2 参赛者锻炼现状分析 |
| 4.3.3 参赛者参赛现状分析 |
| 4.4 对中国马拉松赛事参赛者控制相关问题的分析 |
| 4.4.1 赛前控制问题分析 |
| 4.4.2 赛中控制问题分析 |
| 4.4.3 赛后控制问题分析 |
| 4.4.4 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的案例分析 |
| 4.4.5 中国马拉松赛事的举办和参与动机对参赛者风险控制的影响分析 |
| 4.5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指标体系与内容 |
| 4.6 马拉松参赛者风险识别的实验案例 |
| 4.6.1 实验方案设计 |
| 4.6.2 实验案例分析 |
| 4.7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因素识别结果分析 |
| 4.7.1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因素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7.2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风险因素的可靠性分析 |
| 4.7.3 风险指标的效度和拟合度 |
| 4.7.4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风险因素的确定 |
| 4.8 本章小结 |
| 5.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 |
| 5.1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方法 |
| 5.1.1 调查和专家评估法 |
| 5.1.2 帕累托分析法 |
| 5.1.3 层次分析法 |
| 5.1.4 列表排序法与风险矩阵图法 |
| 5.1.5 项目分析法 |
| 5.2 基于帕累托分析法的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 |
| 5.3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 |
| 5.4 基于列表排序与风险矩阵图法的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 |
| 5.4.1 参赛者自身风险因素分析 |
| 5.4.2 客观风险因素分析 |
| 5.5 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检查表的编制 |
| 5.5.1 参赛风险检查表的编制依据 |
| 5.5.2 安全检查表编制步骤 |
| 5.6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检查表项目分析 |
| 5.7 基于医学视角对马拉松参赛者生理指标的筛查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6.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的构建与应用 |
| 6.1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的构建 |
| 6.1.1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构建的理论应用 |
| 6.1.1.1 系统理论下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的构建思路 |
| 6.1.1.2 赛事风险管理理论下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的构建要素 |
| 6.1.1.3 联通主义学习理论下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的构建功能 |
| 6.1.1.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下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的构建价值. |
| 6.1.2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的构建理念与原则 |
| 6.1.3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构建的环境与文化 |
| 6.1.4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构建的目标与定位 |
| 6.1.5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的构建内容 |
| 6.2 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路径的应用 |
| 6.2.1 控制路径的应用措施 |
| 6.2.2 控制路径的应用途径 |
| 6.2.3 控制路径的应用方案 |
| 6.2.4 网站控制系统的应用 |
| 6.2.5 网站控制系统的试用与评价 |
| 6.3 本章小结 |
| 7.结论与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建议 |
| 7.3 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社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干预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研究方法和内容 |
| 一、研究现场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五、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
| 六、质量控制 |
| 研究结果 |
| 一、一般情况 |
| 二、干预效果 |
| 三、干预效果影响因素 |
| 四、满意度和意向 |
| 讨论 |
| 一、本研究的效果分析 |
| 二、本研究的特点 |
| 三、本研究的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糖尿病高危人群生活方式干预知信行量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 |
| 摘要 |
| Abstract |
| 研究背景 |
| 一、我国糖尿病及其危险因素的流行形势严峻 |
| 二、针对高危人群开展生活方式干预可以有效预防糖尿病 |
| 三、行为改变理论模式 |
| 四、糖尿病高危人群生活方式干预知信行量表研究的必要性 |
| 研究目的 |
| 对象和方法 |
| 一、研究原理 |
| (一) Delphi法 |
| (二) 量表的性能评价 |
| 二、研究对象 |
| (一) Delphi专家咨询 |
| (二) 量表的性能评价 |
| 1 调查对象纳入及排除标准 |
| 2 现场调查样本量 |
| 三、方法 |
| (一) 条目池的构建 |
| (二) Delphi专家咨询 |
| 1 评价指标赋值 |
| 2 专家咨询 |
| 3 条目筛选标准 |
| 4 统计分析指标 |
| (三) 待验量表的性能评价 |
| 1 预调查 |
| 2 调查时间 |
| 3 调查地点 |
| 4 调查内容 |
| 5 调查员培训 |
| 6 调查流程 |
| 7 调查对象动员 |
| 8 调查现场的准备 |
| 9 知情同意 |
| 10 现场调查 |
| 11 数据库建立及统计分析 |
| (四) 质量控制 |
| 研究结果 |
| 一、条目池的构建 |
| 二、Delphi专家咨询 |
| (一) 专家的广泛性和积极程度 |
| (二) 专家的权威程度 |
| (三) 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和协调程度 |
| (四) 专家意见及量表修改 |
| 三、待验量表性能的评价 |
| (一) 预调查及量表调整 |
| (二) 现场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 |
| (三) 信度 |
| 1 内部一致性信度 |
| 2 折半信度 |
| (四) 效度 |
| 1 内容效度 |
| 2 结构效度 |
| (五) 可接受性 |
| (六) 敏感性 |
| 讨论 |
| 一、本研究的特点 |
| 二、本研究所获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
| 三、本研究的局限性及量表的下一步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2型糖尿病高危人群干预知信行量表研究的条目池 |
| 附录2 糖尿病高危人群生活方式干预知信行调查问卷 |
| 综述 量表的编制方法 |
| 参考文献 |
| 发表文章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目标导向性血糖控制技术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管理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妊娠期糖尿病流行病特征 |
| 1.1.2 妊娠期糖尿病对妊娠结局危害 |
| 1.1.3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糖管理现状 |
| 1.1.4 目标导向性血糖控制技术的应用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
| 2.1.2 样本量的计算与确定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研究设计 |
| 2.2.2 研究工具 |
| 2.2.3 干预措施 |
| 2.2.3.1 对照组干预措施 |
| 2.2.3.2 试验组干预措施 |
| 2.2.4 观察指标 |
| 2.3 技术路线图 |
| 2.4 质量控制 |
| 2.5 伦理学原则 |
| 2.6 统计学方法 |
| 3. 结果 |
| 3.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
| 3.2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
| 3.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 3.2.2 两组患者干预前血糖相关指标的比较 |
| 3.3 两组患者干预后4周血糖相关指标的比较 |
| 3.4 干预过程中两组GDM患者目标血糖达标率、体重达标率及入院时GHb的比较 |
| 3.5 两组GDM患者妊娠结局的比较 |
| 3.5.1 两组GDM患者孕妇并发症的比较 |
| 3.5.2 两组GDM患者新生儿并发症的比较 |
| 4. 讨论 |
| 4.1 目标导向性血糖控制技术可安全快速地降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餐后2h血糖 |
| 4.2 目标导向性血糖控制技术可降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胎盘早剥的发生率及剖宫产率 |
| 4.3 目标导向性血糖控制技术可降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分娩巨大儿的发生率 |
| 4.4 目标导向性血糖控制技术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
| 4.5 本研究的安全性 |
| 4.6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4.7 本研究的局限与改进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糖尿病控制中健康教育作用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动机性访谈在社区老年糖前期患者护理干预中的研究[D]. 满婧. 天津医科大学, 2020(06)
- [2]基于多源数据的糖尿病风险综合评价及应用研究[D]. 王琦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2)
- [3]山东省2型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D]. 姚建森. 山东大学, 2020(02)
- [4]人格特质对2型糖尿病患者饮食行为阶段影响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D]. 江莲. 重庆医科大学, 2020(01)
- [5]云南农村老年人主要慢性病患病、疾病经济风险和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影响因素研究[D]. 李潇. 昆明医科大学, 2020
- [6]工作场所预防控制超重肥胖的健康行为干预研究[D]. 孔静霞. 浙江大学, 2020(01)
- [7]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路径研究[D]. 姜鑫.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社区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干预效果研究[D]. 张惺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5(08)
- [9]糖尿病高危人群生活方式干预知信行量表的研究[D]. 董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4(03)
- [10]目标导向性血糖控制技术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管理中的应用研究[D]. 唐芳.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