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现代社区建设的思考——社会学家费孝通答本刊记者(论文文献综述)
高祎博[1](2021)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文中认为本论文试图对“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从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发生入手,对小城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其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也关注其小城镇叙事表现出来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即“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对中国当代社会“城镇化”的文学呈现、记录以及这一过程中折射出的复杂多样的人文体验、美学特征。第一章,着重考察“70后”作家成长背景。小城镇是相当一部分“70后”作家少年时期的成长之地与当下的生活空间。小城镇和“70后”作家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这是“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先天性优势。“70后”作家对小城镇书写多是从日常生活切入,以商街和工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在城市化不断拓进的当代社会,小城镇正在成为都市的模仿者,但有限的生活区域增强了对于外部世界无限的想象。第二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即小城镇青年群体。徐则臣、石一枫、阿乙等作家塑造出一批漂泊的“城市异乡人”形象;田耳、张楚等作家塑造了那些不曾离开故乡的“在地者”形象。小城镇青年群体中有命运跟随国家改革政策而起落的青年工人,也有坚持文学梦想不曾放弃的写作者,他们以火车、地图、星空、望远镜为象征符号展开想象,他们的身与心在故乡与世界之间徘徊不定。第三章,主要探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对于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关系的思考。在“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感受到社会转型时期,都市性的消费主义对小城镇人际关系的冲击。对父子、夫妻关系的影响、塑造,对边缘群体的叙事隐含着“70后”作家的矛盾心态:既渴望摆脱传统伦理关系带来的精神束缚,又呼唤传统伦理秩序回归。第四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关系。“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是面向当代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文学书写。“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以社会事件作为切入点,站在底层视角,以平视的目光审视人生痛点与精神疑难,用细密的笔法描绘出时代变迁中小城镇变化:从物质生活到价值观念乃至思维观念的骚动、渐变。以房伟和马笑泉的作品为例,透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国企改革、城镇化建设等大的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理想化的人文情怀。第五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现代主义即先锋文学的关系。70后作家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忠实读者与文学精神的继承者,在城镇叙事中,他们用充满象征与隐喻的叙事策略,营造出小城镇作为闭合环境的荒诞氛围。本章以金仁顺、黄孝阳、瓦当等作家为例,分析“70后”作家设置的超越常理的人物关系,在那些离奇乃至诡谲的情节背后,叙事的主旨仍在于揭示和描绘世界与人生的无常,现实的变幻莫测。
陈凌[2](2020)在《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文中指出本文以“日常生活”为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融入社会进程的历史过程,并重点关注这一过程中,个人如何参与到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以及个人意识生成与自我认同的影响问题。在此强调提出,本文研究的广告生产主要指商业广告,公益广告不在本次研究讨论范围之内。之所以,选择“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广告史的线索,是因为既有研究常将广告作为社会生活影响的外部因素,对广告生产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内部机理关注不足,对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关注比较有限。“日常生活批判”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延伸。列斐伏尔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消费受控制的社会”语境下,日常生活已经沦为一种被规划的对象物,其中市场化与广告的力量尤为重要。广告理论家尤恩·斯图尔特(Stuart Ewen)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此观点,并提出作为“社会生产的广告”概念。本文尝试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社会过程史。本文认为中国广告业40年发展及其社会过程史,与西方消费社会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如何理解这一“不同”,并重估它与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的关联,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广告业首先是国家推动,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的自上而下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意义博弈过程。加入WTO之后,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影响加剧,广告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博弈关系逐渐打破,广告生产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个人实践的重要场域,并深刻影响个人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形成。重新叙述这一过程,也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发展史的理论尝试。绪论部分将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并抵达个人实践的过程建构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与主流研究以市场营销学和广告心理学为理论视角不同,本文以社会过程论为出发点,关注的是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意识生成与认同影响过程。这是绪论部分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设想。第二章主要研究商业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的时期(1978年一 1991年)。这一阶段,广告生产经历了由生产资料型广告向生活资料型广告为主的转向过程,与此同时,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日常实践过程也伴随集体价值向个人意识形成的转变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广告生产再造闲暇与工作“新关系”的日常过程(1992年一2001年)。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个人开始积极参与到广告生产的各类型闲暇生活实践中,个人开始认同广告生产的价值体系。第四章主要研究日常生活全面广告化,打造“生活方式”的社会过程(2002年—2009年)。加入WTO后,随着全球化和消费主义进一步影响,广告生产参与到媒体空间、城市空间的建构中,广告生产将日常生活具象为“生活方式”,这一过程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的程度加深,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显现。第五章研究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及其个人主义文化(2010年—2018年)。广告生产的智能化、计算化、精准化,使个人逐渐退缩到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中,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加剧,第五章的结论与第二、三章的研究形成对话关系。第六章对全文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并对这段历史考察提出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广告生产再造生活实践,影响个人意识与自我认同的过程,既有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趋同,也有自身实践的差异。理解异、同问题的过程,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史的补充视角。本文提出三点主要结论:首先,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搭建广告史的研究框架,补充了广告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对不同时期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研究发现,80年代广告与日常生活互为建构的过程,对40年广告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应得到重视。最后,文本将认同困境放置到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下探讨,是广告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与中国语境下展开对话的尝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理论建设的新路径。
张丹[3](2019)在《从现实对抗到精神探寻 ——中国小城镇电影研究(1935-2018)》文中提出在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和乡村往往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诠释,学术界也多以城市电影和乡村电影来概括中国电影在社会景观上呈现的两大类别。然而,纵观我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城市和乡村之间并非有鲜明的界限划分,而是存在着过渡性区域,即小城镇。20世纪80年代,随着小城镇概念的提出,小城镇作为一个社会实体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90年代,小城镇因其自身独特的社会表征成为部分初登影坛的第六代导演的主要书写场域。中国电影展现的社会样态也不再仅限于充满现代文明的城市和弥漫乡土气息的农村,开始有了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先进等多重矛盾因素相互融合、渗透、碰撞、撕扯的过渡性区域。小城镇电影逐渐成为与城市电影、乡村电影并列的重要电影类别。影坛上关于小城镇电影的创作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早期小城镇电影侧重观念先行、政治先行的主流叙事,小城镇的空间主体性尚未形成,这与小城镇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中国早期被动的现代化进程使小城镇电影呈现出更多的乡土色彩,城市作为被邪恶入侵的对象遭遇着强烈的批判。战争年代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小城镇成为众多知识分子逃避现实、释放苦闷的避风港。建国后,小城镇与城市、乡村共同建构着集体主义理想和集体反思的主流话语。后来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小城镇电影在电影语言和审美观念的现代化问题上开始进行多元探索。可见,小城镇电影长期被统一进主流话语,其本身特有的空间寓意和艺术想象也由此被遮蔽。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影坛开始集中出现一批以小城镇为主要叙事空间的作品。它们大多出自于部分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创作,以突出的底层视角、鲜明的纪实风格,以及多样的个体书写展现小城镇的现实风貌和小城镇人的生存状态,由此开启了不同于城市电影和乡村电影主流文化书写的边缘叙事。这些作品赋予了小城镇空间充分的主体性,小城镇空间通过影像语言的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景观特征,有着多元、开放的深层寓意,折射着复杂的社会语境。与此同时,学术界掀起空间转向的理论思潮,其突破文本的多学科交叉视角,为我们审视小城镇电影的空间主体性提供了有效依据,也为我们全面、客观、深入地把握电影与小城镇社会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提供了可能。随后,影坛上有越来越多的导演选择小城镇这一特定的社会空间进行艺术想象,但空间主体性不再是他们唯一的叙事策略,多元的主题及丰富的个体体验逐渐取代空间的主导地位成为小城镇电影的叙事重点。因此,小城镇在这些作品中往往成为个体怀旧、情感宣泄、社会批判的主要场域。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小城镇在经济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升,由此,小城镇电影的影像书写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部分第六代导演一改之前的“残酷”现实叙事和批判姿态,试图建构小城镇社会新的精神矛盾空间。青年导演则在类型创作和艺术探索上不断创新,小城镇电影因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样态。可见,空间主体性不再是小城镇电影建立自身合理地位的唯一标准,空间表征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空间参与主题叙事和风格建构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强化了电影与小城镇社会之间的互动想象关系。因此,小城镇电影特有的文化内涵及社会意义不是城市电影和乡村电影等主流叙事可以替代的,小城镇电影正在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参与着中国电影的影像书写和艺术表达。
王芳[4](2019)在《乌鲁木齐市社区归属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成为经济、政治等发展的战略中心和人们最重要的生活场所,研究者们将未来的城市化和城市建设发展趋势作为重要研究方向之一。社区又是城市组织结构的基本单位,是与居民关系最密切的基层组织形式,社区的主体是人,社区的核心是人,“以人为本”是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灵魂。只有当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具有认同、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情感,才会自觉关心社区的发展,自愿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因此,增强居民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建设根源。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本论文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第二章是理论体系的研究,以时间为线索,整理社区归属感相关理论。第三章以调研数据为基础,阐述乌鲁木齐市不同社区类型的社区归属感现状和五个城区社区归属感空间差异。第四章是对该市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五章是对增强社区归属感提出相应可行性建议。第六章是结论、不足与展望。研究结果如下:(1)乌鲁木齐市居民有比较强的社区归属感。乌鲁木齐市五大社区类型的社区归属感存在差异,单位家属院型的社区归属感得分最高,商品房型的社区归属感居第二,拆迁安置房型自建房型的社区归属感居第三、第四,保障房型的社区归属感最低。乌鲁木齐市五个主城区社区归属感也存在差异,最后得出,沙依巴克区社区归属感最高、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市区)社区归属感居第二、水磨沟区和天山区社区归属感位于第三和第四、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社区归属感最低。(2)对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发现5个方面通过了显着性检验,分别是社区属性、个人属性、社区居民关系程度、社区关心与依恋程度、社区满意度,而社区认知与认同方面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3)上述5个方面中14个自变量通过了显着性检验,其中社区属性1个自变量,即社区类型;个人属性4个自变量,即婚姻状况、月收入、居住时间、户口所在地;社区居民关系程度2个自变量,即与社区居民交往意愿、对社区居民信任程度;社区关心与依恋程度1个自变量,即对社区的留恋程度;社区满意度6个自变量,即社区环境满意度、社区服务满意度、社区卫生满意度、绿化质量满意度、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社区工作者服务满意度。社区满意度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社区卫生满意度、绿化质量满意度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个人属性方面居住时间、户口所在地、月收入、婚姻状况,影响最小的是依次是社区居民关系程度方面中与社区居民交往意愿、对社区居民信任程度;社区关心与依恋程度方面中的对社区留恋程度;社区属性方面中的社区类型;社区满意度方面的社区工作者服务满意度。
张建军[5](2019)在《寻路乡土: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晚清以来,中国不自主地卷入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洪流之中,乡村开始逐步凋敝和衰败,“成为问题的乡村”如何因应现代化转型逐步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梁漱溟与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是对乡土中国如何实现健康的现代转型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们的乡建实验从总体上看最终都未真正成功。但是他们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即使在今天也是无可回避而必须正视的。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基本趋势,社会发展总体上表现一个从个体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只是“共同体的财产”的社会状况,逐步迈向“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的状态的进程。本研究基于上述一般性社会历史进程,联系中国近代以来不完全自主的社会转型(包括其中发生的革命和建设运动)来审视梁、晏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探讨二人乡土重建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与实践方式的不同以及对当代乡村振兴的价值启示。首先,对梁漱溟和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的价值取向、现代化方案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一方面,二人对待西学和儒家思想的态度不同,梁漱溟对西方文明始终保持着批判性审视的态度,而晏阳初体现了对西学的肯定与全盘继承的态度。梁漱溟奉行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而晏阳初秉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乡村建设理念,这种理论基础和知识结构的差别也可以概括为“晏阳初的“科学”与梁漱溟的“哲学”,这也是二人乡建理论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梁漱溟、晏阳初基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差异,形成社会重建和公民建设两条路径。梁漱溟基于文化视角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寻找解决方案,强调发扬儒家伦理唤醒农民内力,以文化改造实现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晏阳初立足教育通过平民教育来培育现代公民,力图让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且塑造成为“整个的人”,促使农村能够有效汇入现代文明大潮,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其次,对邹平和定县两地乡村建设实践中的政治取向、社会支持、动员方式和建设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邹平实验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自下而上地采取“社会”动员方式,依靠乡村领袖或绅士等社会强势力量改造乡村;定县在实验初期研究阶段坚持民间化立场,县政改革后则希望借助政权力量,基于教育改造基础以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全方位改造,自下而上采用“社团”动员方式,依靠现代知识精英推动乡建实验。总体可以概况为“文化复兴——中华本色”、“平民教育——西式现代化”两种乡土重建模式。再次,对二人乡村建设“失败”的原因进行剖析,探讨实验未成功的根本原因。从革命史视角来看,乡村建设者们并触及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无力解决土地问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通过改良来寻求乡土重建的道路,定然是不现实的。当然在“革命史”范式下审视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乡村建设实验的失败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参照社会现代化的一般历史进程,联系中国近代以来扭曲、反常的社会转型来看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论,可以认为,梁漱溟的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反工业化、反城市化的价值取向,他意图通过对传统的社会组织稍加改造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明显具有逆历史发展一般进程的反历史倾向;晏阳初有着鲜明的西方现代化价值取向,通过“四大教育”来解决“四大病症”,其根本在实现“新民”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所置身于其中的历史条件缺乏充分体认的非历史性,这使他们虽然殊途但却同归于“失败”的基本症结所在。此外,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取径的政治改革,也即非政治力量的政治建设,离开政府必然会失败。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要改造既有政权,并最终以乡学村学取代基层政权组织,无疑是政府所不允许的。晏阳初抱着教育救国论来推动基层社会改造,注重从个体改造方式来实现新民,但忽视了制度建设,对基层政权的改造也仅仅服务于社会改造,在缺乏强大的、负责任政府背景下,也注定其实验难以成功。当然他们的努力也为中国的乡村建设提供了知识增量与实践借鉴。最后,如何通过重建乡土社会或乡村现代化而带动中国的现代化是梁漱溟晏阳初问题的根本关怀所在。“三农”问题其实质是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已成当今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此而言,梁漱溟和晏阳初乡村建设中提出的问题依然是无可回避的。二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对当下乡村振兴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与价值:一方面必须保障农民作为公民的权利、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推动农民自身的发展,培育农民参与乡村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推动乡村共同体建设,这是乡村“主体力量”的形成过程,也是对乡村社会的重塑,加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完善的公共服务与社区服务,以增强农民对自身所在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此外,还需积极挖掘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本土资源,使之全面参与国民的道德精神及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建,实现文化自觉,为中国的“现代性”提供支撑。
钟健[6](2018)在《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居民的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特征,为城市社区发展带来了新挑战。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是指社区居民在基层党政机关和社区自治组织协调下,通过规范的形式和程序,考量社区现实境况,解决社区各类矛盾纠纷,以实现社会多元主体利益的最大化。文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研究文献,考察总结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发展历程及经验,将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的各类因素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研究,具体分析了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进程所存在问题及其问题成因,提出了促进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的对策和建议。文章包含以下内容:第一部分,论述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内涵、运行机制。首先厘清社区、城市社区、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等相关概念,分析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参与主体、主要内容、采取形式等问题,得出其具有多样性、广泛性、多元性特征。最后论述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包括协调机制、沟通机制、参与机制、议事机制、监督机制。第二部分,考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发展历程和经验。通过分析其发展各个时期,从中总结出建设经验,以促使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全面繁荣发展。第三部分,考察分析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进程所存在问题、问题成因。依据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中的典型案例,分析其发展现状,观察其存在问题及原因。第四部分,提出推进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建议。通过对建设进程问题及其成因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发挥城市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法治建设、完善城市社区民主协商机制、加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建设等。
李春亭[7](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宋学清[8](2018)在《“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与中国乡村的社会转型紧密相连。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被全面纳入现代性体系,现代化与城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化,大到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教育、环境、卫生和医疗等方面,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家庭结构、行为习惯、衣食住行、日常消费等方面,都在变化中呈现出新的经验模式。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注意到现代乡村在“常”与“变”间的剧烈变动,努力以新思想、新观念、新视野和新方法去表现新乡村、新农民、新景观和新故事,创作出具有异质性审美特征的新乡土小说。正是基于新世纪乡土小说审美转型的文学事实,本论文提出了“新乡土写作”概念。首先新乡土写作不同于新乡土小说,前者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后者作为文学活动的阶段性成果以作品的形式存在,一个是文学活动的动态过程,一个是文学的静态文本,具体而言新乡土小说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新乡土写作尚未完成正处于进行状态,我们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审视正在发生的文学新变,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向乡土小说进一步创作提供有效资源提出文学期许。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定位于新乡土写作的“发生”,这是一个过程和阶段而我们正处于初发期。作为概念出现的新乡土写作在范围上我们做出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我们借用汪晖对“世纪”概念的认识,以社会现实和文学特征的同一性标准,将新世纪时间范围前推到1990年代;在空间上我们延展了乡村界限,沿着乡村现代化发展进程和农民迁移轨迹,将乡镇、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等特殊区域纳入考察范围;在研究对象上我们缩小了新乡土写作指向的文学体裁,排除了诗歌、散文和戏剧等,主要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避免研究过于宽泛。之所以选择长篇乡土小说,是因为在表现现实的广度、长度、容度和高度等方面长篇更具优势,更能表现出当下丰富的、复杂的现实生活。本论文的核心观点是以新乡土经验去书写新的中国乡村故事,围绕着新乡土写作话题主要思考了几个大问题:一是新乡土写作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新乡土写作?二是新乡土写作是什么?三是新乡土写作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四是新乡土写作写什么?五是新乡土写作怎么写?正是沿着这一思考逻辑我们对新乡土写作问题进行整体框架,先后辨析了新乡土写作概念,论述了新乡土经验和新乡村叙事经验,且在经验的基础上思考了新乡土写作应该讲述哪些乡村“新”故事和“大”故事,以及如何以新的表现手法去建构文学,实现艺术形式的突破。首先我们解决的是新乡土写作概念,带有本质主义的本体追问,即新乡土写作是什么的问题。新乡土写作的提出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基于新时期以来对“新乡土文学”的不断探索,不同时代的“新”融汇成新世纪新乡土小说的“新”。这种“新”不仅包括新世纪中国乡村现实变化带来的乡土小说新内容,也包括世界文学背景下基于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地方的和民间的文学形式的创新。正是基于新世纪的新乡村和新乡土小说创作现状,我们提出了新乡土写作概念,认为它是在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基本事实,在“新乡土经验”和现代乡村叙事经验的基础上,以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观、新历史观作为根本推动力,以世界性视野重新审视中国乡村,以新的文学笔法与表现方式叙述乡村,呈现出根植于乡土文化土壤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史、心灵史与精神史,表现出新世纪乡土中国全新的精神面貌与文化气质。新乡土写作的“新”不是赶学术时髦,也不单纯为响应新世纪求新求变的热潮,而是基于我们对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现状的认识和期待。新乡土写作的“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一是以农民作为表现的主体,避免当下乡土小说脱离农民写乡村的弊端,更要避免当下乡村建设脱离农民求发展的问题;二是强调乡土小说的农民性特征,农民性是从人民性转换过来的一个概念,不仅仅包括文学对农民心理特征和人格结构的认识,也包括农民审美兴趣和审美特征的认识,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当下性的转换性概念;三是新乡土写作的文化自信问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崇洋媚外,既要避免文学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又要避免文学过于西化,努力实现西方文学的本土化和传统文学的当下化,实现基于中国文化和现实的文学自觉;四是新乡土写作经验的独特性,我们将新乡土经验纳入中国经验范畴,这是实现新乡土写作的基本前提;五是新的中国乡村故事的文学书写,乡村是中国的乡村,故事是中国的故事,我们将新乡村故事纳入中国故事范畴,实现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故事的文学书写。在概念基础上我们需要清理出新乡土写作的前提问题,也就是新乡土经验和新乡村叙事经验问题。今天部分乡土作家对土地、乡村和农民不熟悉、不了解,同时又缺乏思想的深度和思考的高度,站在城市回望乡村的写作在剧烈变动的新世纪显得捉襟见肘。新世纪中国乡村变化太快太大太杂,快速变化的乡村早已逸出了作家既有的经验范畴,如何认识当下乡村,重建文学与乡土间的血肉联系成为新乡土写作的首要问题。在“下生活”文学创作机制早已废止,而扎根生活又无法完全实现的当下,我们需要重新探索出一条平衡认知和感知经验的新乡土经验模式。同时我们还需要汲取现代乡村叙事经验,我们将这种经验概括为“鲁迅风”、“田园牧歌”和“追踪式”三个方面。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基于传统创新当下保持乡土小说的文学脉络,推动乡土小说的现代发展。在经验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新乡土写作究竟应该写什么?现代乡村充满太多的“大”故事,这里的“大”不是指事件发生的程度,而是指事件表现出来的性质和对乡村未来发展的影响,主要针对的是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就目前来看,新世纪土地流转制度、新型合作社和惠农政策对乡村已然产生深刻影响,新的土地制度孕育出“农村新人”,而不同于以往合作化小说的新合作化小说已经构成了新乡土写作的重要方面。但是新土地制度和乡村政策正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很多问题,同样新合作化小说也处于未完成状态,新农民形象有待重新定位。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化流失已然成为重要问题,文学超越现实努力重建现代乡土文化,力图表现那些曾经被遮蔽的地方的、民间的和传统的民风风俗,重建乡土文化。而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分层现象严重,在普通农民之外出现大量新的群体,比如村支书、话事人、二流子、能人、村霸、村阀、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民工、乡村大学生、农民兵、大学生村官和第一书记等,他们对于现代乡村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丰富了乡土小说的人物画廊。在讲什么的基础上新乡土写作还要做好怎么讲,即如何以新的写作手法去书写新的乡村故事。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乡土小说要想获取文学的尊重和话语权,必须创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叙事方式,不能再追随西方文学的脚步,亦步亦趋地追求“走向世界的文学写作”。因此我们需要从传统乡土文化、民间文化、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中汲取资源,在语言、结构和叙事等方面实现“中国风”式的文学创新。我们倡导民间“传奇叙事”,以民间鬼神思想去表现乡村,以鬼神作为叙事者讲述乡村故事,新的叙事视角可以呈现出一个另类的乡村。同时乡村的世界又是一个自然之音的世界,以农民的耳朵去聆察世界讲述故事,呈现出一个独特的音景世界。新的乡村孕育出新的史诗,只是当下的史诗更具有传奇性,可以说是乡村经济引发的传奇故事。同时我们引入非虚构写作的文学现象,看到它在底层发声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特意义。本论文基于当下文学现象提出了“仿志体小说”概念,关注到乡土小说在文体创新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新乡土写作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概念的提出,如同“新世纪文学”和“新时代文学”等概念一般,都是站在“当下”文学现象的萌芽期提出的一种文学期许。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当下既有的文学现象,又能够指向未来的文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田孟[9](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提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邹丹[10](2017)在《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会议精神,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社会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农村社区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应对农村社会问题而形成的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国家制度变迁的产物,农村社区的法治化会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方位立体化展开。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基本实现有法可依,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在有序推进,村民自治理论逐渐成熟,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农村社区法治建设。但种种现实表明,进步虽有,问题依然严峻,不容忽视。因此,何为农村社区法治建设?为什么要进行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解决?本文将深入研究农村社区建设的基础理论,结合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在回答前述问题的同时,尝试提出完善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路径,以期为农村社区法治发展提供思路。文章重点有四部分:首先是农村社区法治建设概述部分。从概念入手,将社区及农村社区的基本概念和特征做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然后结合相关理论将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实质和内涵做了分析,最后根据我国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实践,将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发展历程做了交代。其次是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必要性部分。本部分从发挥法治优越性的要求、国家转变发展战略的要求、破解农村发展难题的要求等三个方面入手,详细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农村社区法治建设这一问题。再次是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存在问题及成因部分。本文从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组织主体、自然人主体、法律体系、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和农村社区法律服务制度等角度分析了现阶段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并从农村社会本身和国家法治技术层面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是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完善部分。通过研究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以下对策:通过明确农村社区主体法律地位、增强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度与法律意识、加强构建具有农村社区特色的法律体系、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体系建设、加强农村社区法律服务制度建设,完善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体系构建。
二、对现代社区建设的思考——社会学家费孝通答本刊记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现代社区建设的思考——社会学家费孝通答本刊记者(论文提纲范文)
(1)“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 |
(一)小城镇的话题缘起 |
(二)小城镇叙事的研究现状 |
二、“70 后”作家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章 “70 后”作家与小城镇的文学构建 |
第一节 “70 后”作家生命体验与小城镇书写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力量与小城镇之变 |
一、岁月迟缓——小城镇前现代社会的时间体验 |
二、框定的生活空间 |
三、商品经济时代成为“城市模仿者”的小城镇 |
第二章 城镇青年及其精神内涵 |
第一节 小城镇的出走者 |
一、徐则臣——到世界去 |
二、石一枫——漂泊于城市中的“失败青年” |
三、阿乙——土狗的焦虑 |
第二节 在地者的外部想象 |
第三节 寂落的青工 |
一、路内——穿越迷雾的追寻 |
二、时代变迁下的青工群体 |
第四节 异类的写作者 |
第三章 小城镇视域中的伦理叙事 |
第一节 孱弱的父亲 |
第二节 失衡婚姻中的夫妻伦理 |
第三节 消费时代中小城镇伦理秩序的溃退 |
第四节 边缘的脱序者 |
第四章 现实主义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回归下的小城镇叙事 |
第二节 底层叙述中的意外社会事件与人文关怀 |
一、底层视角里的人文关怀 |
二、突入小城生活的意外社会事件 |
第三节 “英雄”的落寞——《血色莫扎特》 |
一、落寞的英雄 |
二、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
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指向性 |
第四节 县城中的官场生态学——《迷城》 |
一、权力体系中的生存之道——从“愤怒”到“沉默” |
二、官场叙事的继承与拓展 |
三、文化根性与政治选择 |
第五章 现代主义与小城镇叙事 |
第一节 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
一、先锋文学的“遗腹子” |
二、闭合环境下的荒诞感 |
第二节 金仁顺——文字之外的余韵悠长 |
一、越界的母女 |
二、于意外处戛然而止 |
第三节 黄孝阳——人世间的梨桥县 |
一、大地之上的“梨桥县” |
二、县城里的恶棍哲学 |
第四节 在寂灭中光芒万丈——瓦当的“临河城” |
一、错乱表象下的爱与灵 |
二、在现实与虚构中的小城人生 |
三、从“临河镇”开始,归来依旧是少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思考缘起、概念界定及逻辑起点 |
一、思考缘起 |
二、逻辑起点与概念界定 |
第二节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
一、问题提出 |
二、相关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对既有成果的分析与本文研究的关系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的内容、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 |
三、研究的不足 |
第二章 从集体价值到个人意识: 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1979-1991) |
第一节 重启与转型期的集体价值取向(1979-1983) |
一、政治主导或意义互构: 由《人民日报》的一条广告说起 |
二、集体价值取向: 《光明日报》的广告生产(1979-1983) |
第二节 广告生产的生活“新叙事”(1983-1991) |
一、家居生活新想象: 松下电器橱窗广告 |
二、流行文化新表达: “燕舞之歌”广告 |
三、儿童日常新游戏: 变形金刚的软性广告 |
第三节 博弈·徘徊·参与: 个人意识在广告实践中复苏 |
一、“家居生活”与广告实践: 博弈协商的现代生活认同 |
二、自我价值表达的广告实践: 社群分享与青年认同 |
三、偶像崇拜与儿童广告实践: 现代工业与文化认同 |
小结 |
第三章 建构工作-闲暇新关系: 广告生产的生活情境(1992-2001) |
第一节 广告生产与闲暇生活价值 |
一、家庭空间市场化: 顺德碧桂园广告项目 |
二、闲暇与“美好生活”: 宝洁的中国调查与洗发水广告 |
三、整合统一的劳动者日常: “逆流而上”的大宝广告 |
四、闲暇与购物关联的“生活想象”: 家乐福的陈列式广告 |
第二节 在广告情境中“生活”: 角色、消费实践与认同 |
一、角色转换与等级认同: 个人参与碧桂园广告生产的实践过程 |
二、能动消费与互构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宝洁广告生产实践 |
三、平民认同: 个人参与大宝广告生产的实践动机 |
四、现代购物体验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家乐福广告生产实践 |
第三节 再思考: 作为“工作-闲暇”分割的广告生产 |
一、虚假补偿: 被广告生产分割的孤立“闲暇” |
二、大宝“逆流”: 试图构建“工作-闲暇”统一的日常情境 |
小结 |
第四章 重塑“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2002-2009) |
第一节 打造“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过程 |
一、休闲生活的广告效果: “不打广告”的星巴克及广告生产 |
二、媒体时、空型塑生活圈广告地图: 分众传媒的广告生产 |
三、城乡差异与老年生活广告化: 脑白金的“十差广告”奇迹 |
第二节 广告化生活实践: 消费者到“生活者”认同 |
一、“生活者”的自我表演: 广告化的个人“闲暇” |
二、“生活者”的生活圈广告实践: 延长的时效与分化的认同 |
三、城乡关系与子女广告实践: 家庭新关系与情感认同 |
第三节 再思考: “生活方式”作为“生活者”认同来源 |
一、空间、技术与家庭情感的广告化:“生活方式”的实践性 |
二、“生活方式”: 解体与重构的“生活者”认同的框架 |
小结 |
第五章 广告生产再造“个人化”生活(2010-2018) |
第一节 广告生产再造的“个人化日常” |
一、“狂欢节”与幸福“日常”: 十年“双11”广告项目(2009-2018) |
二、“我”的困境“日常”: “11度青春”广告生产项目 |
三、温情的“日常”: 《爸爸去哪儿》中的内容化广告生产 |
第二节 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实践 |
一、“抢红包”与“分享”: 个人时间的“主题化”狂欢实践 |
二、制造话题与强制返场: 以广告生产的个人“日常”引导实践 |
第三节 再思考: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意识危机 |
一、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抽象的自我意识 |
二、个人意识危机: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政治 |
小结 |
第六章 认同困境: 对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反思 |
第一节 广告化日常与自我认同困境 |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广告生产与日常实践 |
二、自我认同困境的不同内涵与价值对话 |
第二节 反思: “趋同·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及历史启示 |
一、趋同与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 |
二、对认同困境的反思及其历史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从现实对抗到精神探寻 ——中国小城镇电影研究(1935-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 |
(一)问题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二、对象与方法 |
(一)概念界定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 |
(二)创新点 |
第一章 何去何从:早期小城镇电影的家国叙事(1935—1978) |
第一节 城乡对立下的政治书写与个体彷徨 |
一、政治和道德的说教 |
二、个体情感的压抑与苦闷 |
三、“家”与“国”的共同忧患 |
第二节 现实空间的对抗与精神空间的矛盾 |
一、传统伦理规制下的“罪恶空间” |
二、游离、辗转的主体空间 |
三、个体情感映射下的“废墟空间” |
小结 |
第二章 坚定信念:改革开放后小城镇电影的集体叙事与风格化初探(1979—1995) |
第一节 主流话语下的历史反思与主体觉醒 |
一、审视历史的人性批判 |
二、规避政治的异域书写 |
第二节 集体空间的遮蔽与地域空间的凸显 |
一、主体生存空间的压制与异化 |
二、异域空间下的风格化探索 |
小结 |
第三章 驻足凝视:世纪之交小城镇电影的个体叙事(1995—2010)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下的多元创作与主题表达 |
一、第六代导演的县城影像 |
二、其他导演的主题叙事 |
第二节 小城镇电影空间主体性的生成 |
一、在个体记忆和想象中生成的历史空间 |
二、在客观和主观镜头下生成的现实空间 |
三、在主客体中生成的异质空间 |
小结 |
第四章 精神超越:近年来小城镇电影的叙事转向(2011—2018) |
第一节 全球化浪潮下的创作调整与艺术突破 |
一、叙事性的增强与叙事空间的延伸 |
二、类型的丰富与风格的多样 |
第二节 小城镇电影空间叙事的转向 |
一、空间主体性的弱化与空间精神性的延续 |
二、青年导演多元的想象空间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4)乌鲁木齐市社区归属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社区 |
1.3.2 社区归属感 |
1.3.3 社区满意度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4.1 国外研究综述 |
1.4.2 国内研究综述 |
1.4.3 文献评述 |
1.5 研究内容 |
1.6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6.1 研究方法 |
1.6.2 技术路线 |
2 社区归属感相关理论 |
2.1 人文区位理论 |
2.2 社会系统理论 |
2.3 社会认同理论 |
2.4 “社区失落”论 |
2.5 “社区继存”论 |
2.6 “社区解放”论 |
2.7 本章小结 |
3 乌鲁木齐市社区归属感的现状分析 |
3.1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分布情况 |
3.2 社区归属感现状分析 |
3.2.1 社区归属感综合评价 |
3.2.2 不同类型社区归属感分析 |
3.2.3 各主城区社区归属感空间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4 乌鲁木齐市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 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 |
4.2 影响因素与社区归属感的相关性分析 |
4.3 社区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4.3.1 计量模型建立 |
4.3.2 模型的变量赋值 |
4.3.3 回归模型应用 |
4.3.4 回归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5 增强乌鲁木齐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的政策建议 |
5.1 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居民社区凝聚力 |
5.2 改善社区周边自然环境,提高居民生活空间满意度 |
5.3 关注居民个体发展,重视不同群体居民社区归属感 |
5.4 促进社区文化建设,增强社区认同感 |
5.5 提高社区与物业共同服务水平,增强社区向心力 |
5.6 提升保障房型社区归属感,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
5.7 本章小结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不足与展望 |
6.2.1 不足之处 |
6.2.2 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5)寻路乡土: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视角 |
1.1.1 成为问题的乡村 |
1.1.2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 |
1.2 文献回顾与研究动态 |
1.2.1 乡建研究视角的转变:从“运动史”到“现代化” |
1.2.2 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 |
1.2.3 晏阳初乡村建设研究 |
1.2.4 梁漱溟与晏阳初比较研究 |
1.2.5 研究反思与小结 |
1.3 研究价值与意义 |
1.3.1 学术价值 |
1.3.2 实践意义 |
1.4 研究方法、思路与主要观点 |
2 乡村的衰败——民国乡建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
2.1 科举废除、绅士解体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格局的崩解 |
2.1.1 乡土中国的双轨治理体系 |
2.1.2 士绅解体与乡村社会治理乏力 |
2.2 资本主义侵入、工商业发展与乡村经济破产 |
2.2.1 资本主义与乡土工业破产 |
2.2.2 国内工商业发展与农业经济破产 |
2.3 复兴农村思潮与农民运动 |
2.3.1 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 |
2.3.2 农民运动 |
2.4 本章小结 |
3 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比较 |
3.1 梁漱溟、晏阳初与乡村建设 |
3.1.1 梁漱溟求学经历与三次思想转变 |
3.1.2 晏阳初留洋经历与乡村改造中的三次转折 |
3.2 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的价值取向比较 |
3.2.1 梁漱溟:现代新儒学观下“社会”重建 |
3.2.2 晏阳初:现代民本政治观下“人”的改造 |
3.2.3 小结 |
3.3 梁漱溟的社会改造理论 |
3.3.1 新社会组织构造的内涵:民族精神、礼俗和乡约 |
3.3.2 中国工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思想 |
3.3.3 知识分子主导乡村社会改造,实现农民自觉 |
3.3.4 小结 |
3.4 晏阳初的现代化方案 |
3.4.1 以一体化的乡村改造运动培养现代公民 |
3.4.2 地方政治改造——县政改革 |
3.4.3 小结 |
3.5 本章小结 |
4 邹平与定县实践模式的比较 |
4.1 政治态度及实践取向的差异 |
4.1.1 邹平:自主理想与现实的依附 |
4.1.2 定县:从中立自主到“学术与政治合流” |
4.1.3 小结 |
4.2 社会动员方式的区别 |
4.2.1 乡村建设的动力:乡村居民和青年农民 |
4.2.2 邹平动员方式:地方绅士、教员与乡农学校 |
4.2.3 定县动员方式:博士下乡、青年学员与平教同学会 |
4.2.4 小结 |
4.3 实验社会支持的不同 |
4.3.1 邹平实验经费的地方政府支持 |
4.3.2 定县实验的海外援助 |
4.3.3 小结 |
4.4 本章小结 |
4.4.1 中华本色与西式现代化的乡土重建路径 |
4.4.2 实验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 |
5 无法避免的结局——乡村建设运动缘何“失败” |
5.1 现代化视野下的“革命”与“建设” |
5.1.1 “革命”和“建设”审视 |
5.1.2 两种知识话语的乡村实践 |
5.2 从毛泽东看梁漱溟和晏阳初 |
5.2.1 毛泽东与梁漱溟:现代化的方向 |
5.2.2 毛泽东和晏阳初:现代化的路径 |
5.3 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原因 |
5.3.1 不合乎现代化取向的乡村建设,注定难以成功 |
5.3.2 社会取径的政治改革离开政府,必然是乌托邦 |
5.4 本章小结 |
6 无可回避的问题——乡村建设理论的当代价值 |
6.1 梁漱溟晏阳初问题 |
6.2 当代三农问题的本质 |
6.3 保障个人权利,确认农民主体地位 |
6.3.1 推进制度改革,保障农民作为公民的权利 |
6.3.2 凸显农民主体性,提升参与能力 |
6.4 个体独立基础上重塑乡村共同体 |
6.4.1 着力农村社区建设,构建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 |
6.4.2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
6.5 重建乡土文化,重构乡村秩序 |
6.5.1 乡村转型与乡土文化的断裂 |
6.5.2 重建乡土文化、推动文化自觉 |
7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6)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创新点 |
四、研究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 |
(二)历史分析法 |
(三)系统研究法 |
第一章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内涵及运行机制 |
1.1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内涵 |
1.1.1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相关概念界定 |
1.1.2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相关要素分析 |
1.1.3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主要特征 |
1.2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 |
1.2.1 协调机制 |
1.2.2 沟通机制 |
1.2.3 参与机制 |
1.2.4 议事机制 |
1.2.5 监督机制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发展历程和经验 |
2.1 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发展历程 |
2.1.1 初步发展时期(1949年-1956年) |
2.1.2 曲折发展时期(1957年-1977年) |
2.1.3 探索发展时期(1978年-2011年) |
2.1.4 全面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 |
2.2 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经验 |
2.2.1 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领导和推动 |
2.2.2 重视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建设 |
2.2.3 探索协商民主形式和机制 |
第三章 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中存在问题及原因 |
3.1 城市社区行政化管理倾向严重 |
3.2 社区自治组织人员素质不高 |
3.3 社区居民协商民主意识和能力不足 |
3.3.1 社区居民民主参与意识淡薄 |
3.3.2 社区居民民主协商能力有待提高 |
3.4 城市社区居民协商民主参与程度有限 |
3.4.1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代表性不足 |
3.4.2 社区居民自主协商范围有限 |
3.5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法治化建设不足 |
3.5.1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法律法规及程序有待完善 |
3.5.2 相关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 |
3.6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运行机制不完善 |
3.6.1 协商主体参与机制不完善 |
3.6.2 民意表达与沟通机制不完善 |
3.6.3 协商议事机制不健全 |
3.6.4 协商结果落实机制不健全 |
3.6.5 协商民主监督机制不完善 |
3.7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有待创新 |
3.8 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
3.8.1 政府层面 |
3.8.2 社区层面 |
3.8.3 社会层面 |
第四章 推进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的对策 |
4.1 发挥城市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
4.1.1 发挥社区党组织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
4.1.2 完善社区党组织服务民众、组织协调的工作机制 |
4.2 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法治建设 |
4.2.1 修改和完善现行相关法律 |
4.2.2 出台有关新法律法规 |
4.2.3 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 |
4.3 完善城市社区民主协商机制 |
4.3.1 建立健全协商主体参与机制 |
4.3.2 建立健全协商议事机制 |
4.3.3 加强协商结果的落实反馈机制 |
4.4 加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建设 |
4.4.1 加强居委会自治组织建设 |
4.4.2 加大对居民委员会的扶持力度 |
4.4.3 提高社区自治组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
4.5 培育城市社区居民协商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 |
4.6 创新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参与渠道和形式 |
4.6.1 拓展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参与渠道 |
4.6.2 丰富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形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7)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一) 公共卫生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资料概况 |
(二) 研究思路 |
(三) 研究框架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一、经费保障 |
二、业务开展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一、空袭救护 |
二、毒气防御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一、新法接生 |
二、儿童保健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一、卫生教育 |
二、环境卫生 |
三、预防传染 |
四、健康检查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一、卫生的动员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一、扑灭“瘴疠”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二、局势动荡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 1 |
附录2 |
附录3 |
附录4 |
附录5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 |
一、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的文学考量 |
二、作为文学活动的新乡土写作 |
三、新乡土写作的问题意识 |
第二节 新世纪乡土小说研究现状 |
一、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整体性研究 |
二、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专项研究 |
第三节 概念辨析、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概念辨析 |
二、基本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何谓“新乡土写作” |
第一节 新乡土小说的探索与发展 |
一、新乡土小说的“新”与“变” |
二、新乡土文学的世纪讨论 |
第二节 新乡土写作的概念界定 |
一、新乡村事实:新乡土写作的逻辑起点 |
二、新视野、新思想和新方法:新乡土写作的根本动力 |
三、新乡土写作:以“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 |
第三节 新乡土写作的“新”特征 |
一、发现农民:现代乡村的主体性问题 |
二、新乡土写作的“农民性”特征 |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信 |
四、作为“中国经验”组成部分的新乡土经验 |
五、纳入“中国故事”的中国乡村新故事 |
第二章 中国乡村的世纪转型与新乡土写作的“新经验” |
第一节 中国乡村的世纪转型与文学之变 |
一、从“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的社会转型 |
二、传统乡村的文化裂变 |
第二节 新世纪、新乡村与新乡土经验的获取 |
一、新乡土经验的陌生化 |
二、扎根生活:重建乡土小说与乡土的血肉联系 |
三、“感知”与“认知”间的新乡土经验获取模式 |
四、新乡土经验获取的新方法和可疑性 |
第三节 现代乡村叙事经验的承续与发展 |
一、“鲁迅风”式乡土小说的前世今生 |
二、“田园牧歌”:中国乡土小说浪漫的抒情传统 |
三、乡土小说的“追踪式”描写 |
第三章 中国乡村新故事的文学书写 |
第一节 “新合作化小说”与“乡村新人”形象的重塑 |
一、从合作化小说到“新合作化小说”:遮蔽历史与被历史遮蔽 |
二、互文性视野下的合作化小说与“新合作化小说” |
三、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新合作化小说”中的土地情怀 |
四、新土地制度下的“乡村新人” |
五、“新合作化小说”的问题意识 |
第二节 乡土文化的复归:从文化自信到文学自信 |
一、芦笛声中的“挽歌”:乡土文化的现代性困境 |
二、中华文化的反思与文学重构 |
三、土气息、泥滋味:民风民俗的文化重塑 |
第三节 现代乡村的独异个体 |
一、乡村权力的异变:村支书和民间话事人 |
二、二流子、能人、村霸:新世纪中国乡村二流子的改造运动 |
三、游离于乡村之外的农民精英: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 |
四、“进城”农民的苦难叙事:农民工、乡村大学生和乡村兵 |
五、新的乡村“拯救者”:大学生村官和第一书记 |
第四章 传统的、民间的、地方的:新乡土写作的艺术创新 |
第一节 “中国风”式的文学书写 |
一、文学方言写作:语言的地方性和口语化追求 |
二、小说结构“中国风”式的文学创新 |
三、文学风景向传统古典的“倒退” |
第二节 民间传奇叙事的发生和探索 |
一、鬼神叙事:民间鬼神观的文学转化 |
二、听觉叙事:新乡土中国的音景世界 |
三、新宏大叙事:中华民族新史诗的文学书写 |
第三节 非虚构写作:让“沉默的大多数”发声 |
一、“非虚构”叙事立场的位移 |
二、回到历史的现场:历史叙事审美范式的一次转型 |
三、从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的审美转向 |
第四节 “仿志体小说”的文体实验 |
一、原乡精神与文学故乡的建构 |
二、“仿志体”小说的文体辨析 |
三、“仿志体”小说的文体分类和写作特征 |
结论:土地的絮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发表论文情况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4.4 本章小结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5.4 本章小结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6.6 本章小结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10)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二、农村社区法治建设概述 |
(一)社区及农村社区的概念 |
(二)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内涵 |
(三)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发展历程 |
三、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
(一)发挥法治优越性的需要 |
(二)国家转变发展战略的要求 |
(三)破解农村发展难题的需要 |
四、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一)农村社区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
(二)农村社区法治建设问题的成因 |
五、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完善 |
(一)明确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组织主体的地位 |
(二)增强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度与法律意识 |
(三)加强构建具有农村社区特色的法律体系 |
(四)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体系建设 |
(五)加强农村社区法律服务制度建设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四、对现代社区建设的思考——社会学家费孝通答本刊记者(论文参考文献)
- [1]“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D]. 高祎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D]. 陈凌.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3]从现实对抗到精神探寻 ——中国小城镇电影研究(1935-2018)[D]. 张丹.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4]乌鲁木齐市社区归属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王芳.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5)
- [5]寻路乡土: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D]. 张建军. 浙江大学, 2019(04)
- [6]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研究[D]. 钟健. 济南大学, 2018(02)
- [7]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8]“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D]. 宋学清.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10]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研究[D]. 邹丹. 长江大学,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