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洋货”承压

一、农产品“洋货”大兵压境（论文文献综述）

陈亮^[1]（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琼^[2]（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提出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徐磊^[3]（2016）在《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文中研究表明自同治三年（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的二十年间,是晚清新疆历史演变的重要时段。南疆变乱、阿古柏入侵、沙俄窃据伊犁等诸多重大事件,使得新疆这段历史,纷繁复杂。由于人文、地理之不同,南疆、乌鲁木齐以及伊犁地区发生的乱局,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新疆动乱的背后,大国博弈的影子,十分明显。英国、俄国、土耳其、中国之间,纵横阖闾,瞬息万变。清政府克服重重困难,战迪化,平南疆,收伊犁,建行省,稳边陲,为后世经营西北奠定了良好基础。本文对这段历史做了大致梳理和阐述。首先,简要考察了 19世纪中后期国际及国内局势。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的欧洲革命,打破了传统的欧洲均势格局,由此造成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在中东局势的演变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崩离析,波斯亦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得以出现,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半岛逐渐发展壮大。中亚成为英俄两国的角力场。浩罕、布哈拉、希瓦三汗国归入俄国;英国以印度为基地,极力向中亚扩张势力。而清廷无力西顾,新疆危机四伏。在国内,太平天国影响最大。捻军起义、陕甘回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严重消耗了清廷实力。在内忧外患中,士大夫阶层开始谋求自强之策,洋务运动随之兴起,此时兴办的各类军工及民用工业,为清廷平定西北乱局提供了有力支持。其次,大致梳理了南疆乱局的发生及演变进程。因内地协饷供应不足,南疆军政系统运转渐趋失灵,种种社会危机随之显现。陕甘回民起义是同治年间南疆动乱的诱因。官府的公信力下降以及社会控制能力不足,是南疆动乱的内因。因与浩罕毗连,南疆乱局深受中亚局势影响。库车、喀什、叶尔羌、和田等地纷纷形成了绿洲割据势力。阿古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南疆的统治者,但由于清廷自乾隆朝开始的苦心经营,民心并未完全丧失。尤其是与阿古柏统治下的苛政相比,清廷的治理仍让当地人产生怀念。这也是后来清廷顺利平叛的潜在资本。其三,基本廓清了乌鲁木齐乱局背后的汉、回关系及其演变进程。新疆动乱之前,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已推行郡县制。当地民众以内地移民为主,其中以汉民、回民居多。妥得璘集团是清廷的反叛者,也是阿古柏征剿的对象。其建立的“清真国”,是新疆回民群体力量的集中显现。与此同时,边疆汉民被迫组织起民团武装,诸如徐学功、赵兴体、孔才、张和等人组织的民团,是新疆汉族群体力量的集中代表。在新疆这段历史中,他们抵抗阿古柏,抗击沙俄,辅助清军收复新疆,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其四,大体分析了伊犁乱局背后的民族关系以及中俄博弈的大致情景。伊犁为清廷经营新疆的重心所在,官军抵抗时间最久。在清廷的长期经营过程中,伊犁地区的民族关系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差序格局。在内地协饷不济的情况下,这种特有的差序格局无法维系。同时,官府公信力下降,也是伊犁出现动乱的主因。伊犁动乱后,俄国得以介入。其五,主要阐述了清军进疆的准备及其过程。阿古柏无法将南疆绿洲整合成“哲德沙尔”共同体。1877年（清光绪三年）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俄国、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卷入其中,三大国在中亚的注意力瞬间西移,阿古柏苦心营造的外交保护网失去作用。同时,国内朝野上下,就海防与塞防如何平衡,逐渐达成共识。于是,在清军强大攻势下,南疆平定。第十次俄土战争,不仅加速了阿古柏的灭亡,也为清廷收复伊犁创造了良机。新疆善后工作头绪较多。伊犁收复后,建省筹划提上日程。其六,大致总结了清廷治疆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代的启示。大臣的频繁议政,为清廷治疆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决策参考。此外,清廷收复新疆,得益于协饷制度的勉力维系以及军功保举制度的切实推行。对新疆来说,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政策、屯垦戍边都不是横空出现的新问题,晚清这段历史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标本,给今人以许多启发。

刘峰^[4]（2015）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复兴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和现代化道路及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社会矛盾和时代挑战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早在20年代后期,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已把目光投向农村,自觉地进行建设农村和复兴农村的活动,进入3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危机加剧,农村复兴思潮日益凸显而成为主流思潮。倡导和参与农村复兴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体制内改良,复兴农业,促兴工业,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文试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以现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全面考察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系统梳理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脉络,总体述评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具体剖析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农村复兴思想,详细解读着名媒体复兴农村的观点,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知识分子复兴农村的论争进行评述,总结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揭示这一思潮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鸦片战争后,我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落。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政治纷乱,社会失序,乡村教育衰落,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危机的程度。面对民族危机和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有人从中国传统农本文化中寻找复兴农村的资源,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有人对中国乡约进行研究整理,汲取乡约中的合理成分,通过补充和改造乡约,从传统乡约中寻找建设农村的合理因素;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奉为建设农村的指导思想;还有人借鉴西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可以说,农村复兴理论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了近代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的推行,引起20年代后期村治思潮的兴起,乡村教育危机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改造的思考并出现乡村教育思潮,这一时期是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期。30年代前中期,农村经济破产,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成为潮流,农村复兴思潮向前发展,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民族复兴思潮兴起,进一步推动农村复兴思潮走向高涨,此为农村复兴思潮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高涨期。第三个时期为转型衰落期,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乡村建设向农村联合阵线转型,农村复兴运动向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农村复兴思潮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思潮代替。复兴农村的团体机关众多,农村复兴运动也有多种叫法,或叫村治运动,或叫乡村教育运动,或叫农村合作运动,或叫农业推广运动等。各种机关团体复兴农村的事业主要包括实行农村自治、改造农村教育、组织农村合作、实施农业推广、活跃农村金融、发展乡村工业等内容。由于农村复兴团体建设农村的入手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乡村建设领袖的学养和理论依据有别,形成不同的农村复兴理论。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许仕廉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有价值的农村复兴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他主张建立乡农学校,依靠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运用教育和合作的方法,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复兴农村,创造新文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晏阳初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采取“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复兴农村,为民族复兴奠基。高践四主张开展民众教育,培养民众团体,挽救农村经济衰落。方显廷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由政府推动进行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许仕廉主张复兴农村应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从地方自然经济区域入手,运用计划的、科学的方法,通过复兴农村,以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梁漱溟等人的农村复兴思想多角度地展示农村复兴思潮的全貌。农村经济破产,引起媒体的关注,报刊杂志纷纷刊发救济农村的文章,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独立评论》对农村破产现状有着深刻的认知,详细剖析农村破产的原因,对农村复兴方案进行多元设计。《中国经济》概括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具体表现,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对复兴农村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大公报》以媒体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派记者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报道农村破产现状,分析破产原因;创办《乡村建设》副刊,广发复兴农村言论;并身体力行组织赈灾募捐活动,救济受灾农村。《东方杂志》设置农村议题,凸显农村地位重要,利用媒体功能,传播农村复兴思潮,督促政府实施复兴农村的各种措施。正是由于报刊杂志的宣传和鼓吹,农村复兴运动由少数人的主张变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涓涓细流,汇合成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不同的救济农村主张,在复兴农村方法和路线上产生分歧和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救济农村是实行“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的论争。实际上,论争双方已超越了农村复兴这一具体问题,体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重心问题和国家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成为农村复兴思潮的一条主线。从价值目标上看,复兴农村最终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质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致力于乡村人的现代化的运动;从农村复兴的手段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运用改良的手段,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复兴运动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加强了对一盘散沙乡村社会的整合,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农村复兴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是由爱国知识分子倡导与推动,虽然农村复兴运动具有改良性质,但在挽救中国的进程中,革命与改良并行不悖,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村复兴运动促进中国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用值得肯定。

刘宝吉^[5]（2013）在《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文中提出作为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修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而莒县、沂水大刀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型。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南旗会事件以一系列冲突的形式发生,并最终导致了黄石山惨案,莒沂大刀会由此走向了它的终点。鲁南旗会事件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一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莒沂青旗会不仅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还在自卫和自治两个方面上与政府发生了冲突。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而莒沂青旗会的悲剧性结局正与此密切有关。不过,国家的扩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生态的再度恶化。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作为地方居民的一场社会文化实践,大刀会的启动方式是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大刀会的消失是它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一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

龙茜,孙莉苹^[6]（2007）在《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文中研究说明加入WTO,我国既享受了成员国应有的权利,也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对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势必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就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经济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与优惠待遇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措施,供大家参考。

王佩良^[7]（2004）在《江苏辛亥革命研究》文中指出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巨变,为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打开了前进的闸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江苏地区经济发达,人文鼎盛,上海是革命派最重要的活动中心,苏州是全国资产阶级士绅势力最强大的地方,南京是临时政府的首都,这一切使江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全国辛亥革命,特别是对两湖、广东乃至浙江、云南等省的辛亥革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出版了不少学术论着,但对江苏辛亥革命的研究铰为薄弱,且比较分散、零碎,从区域史的角度对江苏辛亥革命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着仍付之阙如。因此,加强对该课题的研究,可以揭示江苏辛亥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将辛亥革命研究推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可以揭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规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充分挖掘极其分散的相关历史资料,运用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系统地探讨了江苏辛亥革命发生、发展、高涨以及走向失败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全文包括引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引论介绍了学术界对该课题研究的现状、资料情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 正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分析了清末江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背景、程度、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民族资产阶级及各种新兴社会力量产生、壮大,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领导并推动了清末江苏民众的反帝爱国运动。 第二章论述了江苏地方当局的新政改革、立宪派的形成及其争取地方自治和裁厘认捐的斗争,这一切不仅有力地抵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还客观上清廷在江苏的封建统治根基,大大促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近代化演变,这种演变又为社会进一步变革准备了条件。 第三章探讨了江苏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背景、途径、过程,以

陈卫红,费圣发^[8]（2001）在《绿色在召唤——盐城的发展:建设生态农业市》文中提出建设和发展生态农业是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文中提出了八种发展生态农业的模式。

田萍^[9]（2002）在《“话题之一”:农民眼里的WTO》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已经正式迈进WTO的大门。入世话题正成为国人论评的热点。中国入世了!全中国人的梦想已成真。入世了,机遇犹多,当然,冲击也大,如何应对?为此,我们择选了统计人,从统计角度来阐释我们的选择。

田萍^[10]（2001）在《农民眼中的WTO》文中提出

二、农产品“洋货”大兵压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产品“洋货”大兵压境（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论文提纲范文）

（4）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论文提纲范文）

（6）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论文提纲范文）

（7）江苏辛亥革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农产品“洋货”大兵压境（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2]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3]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D]. 徐磊. 陕西师范大学, 2016(11)
• [4]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D]. 刘峰. 湖南大学, 2015(12)
• [5]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D]. 刘宝吉. 复旦大学, 2013(12)
• [6]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J]. 龙茜,孙莉苹. 农业科技与信息, 2007(10)
• [7]江苏辛亥革命研究[D]. 王佩良. 湖南师范大学, 2004(07)
• [8]绿色在召唤——盐城的发展:建设生态农业市[J]. 陈卫红,费圣发. 江苏统计, 2001(12)
• [9]“话题之一”:农民眼里的WTO[J]. 田萍. 统计与决策, 2002(01)
• [10]农民眼中的WTO[J]. 田萍. 决策探索, 2001(12)

标签：新疆历史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