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经济仍面临很多危险（论文文献综述）
李恒[1]（2021）在《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技的迅速发展、工程问题复杂性的提升以及工程活动利益相关者的增加,使得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工程伦理问题。在高等工程教育中,作为工程师培养核心环节之一的“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程伦理教育被以美英为代表的世界工程强国视为培养伦理卓越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现阶段,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缔约国以及“新工科”项目的扎实推进为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如此,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仍面临三个重大挑战:一是工程伦理教育在供需对接上未实现动态平衡;二是工程伦理教育治理手段乏善可陈;三是工程伦理教育与我国工程情境的适配性不高。针对上述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特征,提炼关键机制。本研究围绕“系统分析符合工程伦理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关键机制”这一核心议题开展研究,并由此展开三个环环相扣的子研究:第一,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建构;第二,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第三,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首先,本文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和文献计量法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其次,运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法对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和实现路径进行建构性研究;再次,以本研究提出的关键机制为指标来源,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为方法指导,针对113份评价样本,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开展实证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作出以事实为导向的客观判断;最后,整合所有研究结论,消除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阻隔,归纳用于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四个结论:（1）工程伦理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复杂性,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优化教育策略、汇聚协同力量、把握国内国际动向等核心要点,主要涵括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三个维度。（2）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是“合理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合理性”方面,情境机制契合了价值合理性的意蕴,培养机制和协同机制则契合了工具合理性的表征。在“合规律性”方面,情境机制是控制单元,情境机制通过构建了一个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内的场域而成为关键机制的“指挥控制中心”;协同机制是存储单元,通过“各种协议”（如,伦理准则）和“软硬件”（如,经费资源）的配合而成为了“制度池”和“资源池”;培养机制则是运算单元,高校根据“情境机制”的“指令”并在“协同机制”的干预下,整合各类教育要素、深入本土教育实践、打造教育新模式。（3）本研究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进行评估。实证评估结果显示,按权重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情境机制（36.0%）、协同机制（33.7%）和培养机制（30.3%）;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培养机制（71.711分）、情境机制（70.319分）和协同机制（68.339分）;按优秀（80-100分）、良好（70-79分）、合格（60-69分）和不合格（≤59）进行等级分类,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现状的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好”（70.074分）。（4）深入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立足“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其一,通过扎根理论研究、规范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实现路径及其规范性特征;其二,通过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评估;其三,立足中国情境,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王慧[2]（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曹祎轩[3]（2021）在《新《民事证据规定》视角下民事鉴定制度探究》文中指出近几年我国随着现代科技经济水平不断提升,民事诉讼中涉及到的专业性知识领域也越来越广,诉讼中对于专业知识法官与当事人都需要具备相应知识的鉴定人进行协助,我国鉴定制度在经历了多年演变后虽然已经相对完善了很多,但其中鉴定人、鉴定意见以及部分鉴定程序仍不成熟,亟待改进。在新《民事证据规定》中对于鉴定条款变动占据总体变动的将近四分之一左右,其中百分之六十为新增条款,如此大规模的对于鉴定条款进行修订意味着鉴定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地位显着。本文将以新《民事证据规定》的修订为契机梳理其中有关鉴定的条款,对我国鉴定人、鉴定意见以及相关鉴定程序进行探究,借以完善我国鉴定制度。从我国民事鉴定制度概况入手,梳理我国民事鉴定制度的发展脉络,通过对比德国鉴定人制度以及美国专家证人制度,从立法层面入手探究我国民事鉴定的发展趋势。并通过对新《民事证据规定》的立法背景以及条款的罗列,直观地对此次修订进行观察,借此能够对后面相关制度的分析提供帮助。主要对鉴定人权利义务、鉴定意见的审查与撤销、鉴定程序的启动以及专家辅助人等条款进行分析,反映出我国现阶段相关制度的现状,这对于找出我国民事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新《民事证据规定》对于鉴定人一方增设义务,但并未对其权利进行合理规范,且法官在鉴定程序中的权力扩增也会相应的影响鉴定人的权利行使;另一方面鉴定意见中也存在鉴定撤销主体问题、鉴定材料真实性保障并不完善以及私鉴定意见定位模糊等问题。对我国民事鉴定制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希望我国早日建立起更加成熟、制度更加细化的民事鉴定制度,推进我国科学证据的发展。
钱美玲[4]（2021）在《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安全是指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它是一事物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意识形态安全,简言之,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安全并不意味着没有外部性的威胁与挑战,而是要求安全主体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外部威胁,以免受威胁给自身存在与发展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因此,安全的客观存在状态实际上是一个需要积极建设的主观创造过程,社会领域不存在任何一劳永逸的绝对安全主体。同样,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才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才能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才能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元主导地位,也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去维系其安全的持续存在状态。质言之,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就是在自觉而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强大功能的社会实践过程。对于正处于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当代中国而言,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建设都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切实保障。因此,深化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就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意识形态安全的主体实际指向一定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逻辑中获取。从完整的过程逻辑厘析,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包括生产、传播和认同三个基本环节,其中生产是前提和基础,传播是关键和中介,认同是目的和结果,传播作为主流意识建设过程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最终能否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进而发挥其应有的强大功能,不仅仅在于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所蕴含的理论权威性,还要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卓有成效的传播实践活动为社会成员所接收认知、内化信仰并自觉践行。反之,倘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定位不当、特性不彰、效果不佳,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纵使具有先进性,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也无法顺利发挥,意识形态安全也就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和继续推进。因此,传播实践活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广泛认同进而发挥强大功能的必由之路,这就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属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范畴。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一定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一定社会建制趋向解体。在当前人类社会仍处于阶级社会的历史大逻辑中,能够带来如此颠覆性影响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主导一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全新历史方位中,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关系到治国安邦、民族团结、人民美好生活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系统而深刻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本研究跳出从外部环境变化分析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路径依赖,并且以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原理为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专门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视域阐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安全的演进脉络、总结古今中外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正反经验、审视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际遇、探究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本研究认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关键环节,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定位不当或者效果不彰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亦可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层面查摆出内在风险诱因。因此,新时代需要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优化发展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维护:一要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二要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三要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四要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郑晓锋[5]（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田蕊[6]（2020）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理念的深入贯彻,女性受教育水平显着提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也日益彰显;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平等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建设、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和工作权等,国内外妇女事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缩小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地位的性别差距、促进女性卓越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所在;而在促进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过程中,除了依靠政策、制度等外部社会力量外,作为型塑人格与培养价值理念的教育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13名企业管理层知识女性深度访谈,一方面,全面、生动地呈现了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态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基于她们职业地位获得的经历,反观她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同时,鉴于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具有连贯性,本研究很难割裂地分析某一种教育类型或教育活动对女性某一方面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不同教育时空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一步将“教育意蕴”解构为三个层面,即教育的动力作用、阻力作用以及提升路径。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知识女性自身特质（Attribute）,即“双性化”特征、坚韧性、自信心、进取心,和所具备的能力（Ability）,即对职场环境的适应力、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力、对行动计划的执行力以及对自我提升的学习力,是她们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的内在保障。在追求职业地位过程中,知识女性会展开一系列积极行动（Action）,包括物我互动——从容应对职场环境的“多重约束”、不甘于成为晋升“陪衬”、勇于尝试职场极限环境的挑战;人我互动——与领导之间“学会变通与坚持自我”的互动、与同事之间“获得工具理性与情感支持”的互动以及与下属之间“共促发展与相互支持”的互动;自我互动——冲破“玻璃天花板”、寻找“潜力发展区”与打造“核心竞争力”、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最终,知识女性实现了不同层次的职业地位目标（Aim）,即“小我型”职业地位（物质性和精神性）和“大我型”职业地位（集体性和社会性）。第二,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动力。本研究从动力来源、作用路径及作用结果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不同时空的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力作用,具体地:（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知识女性通过家庭环境氛围的浸染、父母的身体力行和严格训练,知识女性在模仿学习、自我内化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独特的性格品质、促进了情感的发展以及形成了基本的性别观念。（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她们通过专业学习掌握基本的生存工具——扎实的专业知识,通过“第二课堂活动”获得综合职业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积极的师生互动避免自己在课堂上被“边缘化”并帮助自己建立强大自信。（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她们通过艰苦工作环境的磨炼学会职场生存,通过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促进自我突破与持续前进,通过支持性人脉网络获得经验积累和情感支持。第三,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阻力。本研究从教育的负向功能视角,进一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产生的阻碍作用。具体地:（1）带有性别标签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女性发展的低期待、对女性情感发展的忽视以及建立支配型亲子关系,限制了女性的发展、阻碍了女性积极情感的建立,同时,在无形中强化了她们的依赖性、弱化了独立性。（2）“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学校教育中,两性之间“均衡与同一”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性别不平等,并通过隐性校园文化对女性的性别观念进行了再塑造,同时,导致女性在课堂教学中的边缘化处境。这样的学校教育氛围使得女性忽视了性别不平等、强化了女性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同、导致女性产生“习得性无助”。（3）性别差异“合理化”的职后教育中,企业文化依然存在对女性的“轻视”,两性员工之间的教育与培训资源分配不均衡,同时,女性员工普遍缺乏工作导师的指导。最终导致女性员工无法充分提升能力水平、难以融入工作组织中的人际网络、缺乏工作和情感支持。第四,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提升路径。本研究基于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教育动力和教育阻力,进一步从教育观念和教育行动两个层面,为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提升路径,以期更好地助力知识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在教育理念方面:不同的教育时空应构建基于“新型两性关系”的现代社会性别观、以“女性全面而卓越发展”为核心的女性素质教育观以及基于“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女性理想信念观。在教育行动方面:（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父母通过开展基于日常语言与行为互动的“濡化式”教育,促进女性现代社会性别观念和个人品质的形成。（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基于秩序化学习时空,教师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课程设置,采用以“合作参与”为核心的教学法,并开展“关系性”教学实践;基于非秩序化学习时空,学校应为女性“参与学校各部门的管理工作、参与学生组织和社团的组织工作、参加社区和社会服务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企业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企业文化,通过文化氛围的熏陶,实现对知识女性性别观念和职业情感的教育;通过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的考验与磨练,促进知识女性“品格的次级社会化”,并推动她们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与持续学习;企业还应促进女性员工与工作导师以及“女性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使她们不断积累工作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升职业能力以及持续获得情感支持。总之,知识女性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她们能够积极适应职场环境、始终保持学习状态并不断寻求突破,这与她们成长发展所经历的不同时空的教育密不可分。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动力作用并探寻行之有效的教育提升路径,对有针对性地开展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汤国琛[7]（2020）在《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共执政党建设及启示》文中认为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怎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于执政党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这也直接关系到党、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命运。中越两国同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越两党都是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后才最终成为执政党。从政党制度层面来看,两国的政党体制非常相似,从两国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两党都是在不断地革命斗争当中最终取得执政权,稳固了其在本国的执政地位,两党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共性与差异。越共在自身执政时期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发展,并不断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越共在这一过程中开展的探索与实践对我国执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关切意义。本文旨在通过由总到分,再由分到总的思路展开论述,以革新开放以来的历次党代会为划分阶段,围绕执政党建设这一核心关键问题先阐述越共在执政党建设上的相关背景与基本内容,再进一步展开论述执政党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最后对越共的执政党建设进行总结分析,并对比研究中越两党在执政党建设方面的异同点,最后作总结。本文由六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研究方法、研究的难点等。第二章是越共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相关理论要点,重点探讨越共关于执政党的定位、党建工作的认识、加强执政能力的意义等理论问题;第三章为越共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问题,笔者将越共自革新开放以来的思想理论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展开具体论述,最后总结其对中国的启示。第四章沿用同样的思路,将越共的组织建设和党内民主的发展问题分为三个阶段来论述。第五章的论述重心在于越共关于其党政关系的构建问题,依然分为三个阶段并作出最后的总结分析。第六章是以党建工作中的一大重要问题——反腐倡廉建设来研究越共在反贪腐方面的实践与经验。最后,通过比较研究中越两党执政党建设的特点和差异,进一步探究两党的执政党建设模式,使我们了解和掌握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
陈广鹏[8]（2020）在《急性脑卒中患者眼底病变相关性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和目的微血管异常与脑卒中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视网膜作为唯一可以在活体内直观观察到的微循环系统,为无创性评价脑微循环提供了一个窗口。我们通过定性评价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眼底病变程度,研究眼底病变与缺血性脑卒中复发的相关性,探讨眼底检查在复发性缺血性能脑卒中防治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纳入2018年12月至2019年11月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科连续收治的40～70岁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196例。根据病史及头颅磁共振影像资料,将患者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初发组（126例）和复发组（70例）。通过眼底照相获得双眼眼底图像,应用Wong-Mitchell视网膜病变分级方法对眼底进行分级。根据变量分布类型,分别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皮尔逊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曼-惠特尼U检验等检验方法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Mantel-Haenszel卡方检验比较两等级资料线性关系。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脑梗死初发组与复发组眼底病变的差异。纳入性别、年龄、高血压史、糖尿病史、冠心病史、吸烟史、卒中严重程度、眼底病变程度等变量作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缺血性脑卒中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缺血性脑卒中复发预测模型并绘制ROC曲线。结果复发组冠心病的患病率（P=0.009）、房颤的患病率（P=0.044）、入院NIHSS评分（P<0.001）高于初发组。复发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低于初发组（P=0.037）。两组间年龄分布（P=0.028）、缺血性脑卒中严重程度分布（P<0.001）、病因分布（P=0.016）、眼底病变程度（P<0.001）存在显着性差异。眼底病变与入院血压程度、缺血性脑卒中严重程度存在正相关性（R=0.553,P<0.001;R=0.302,P<0.001）。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冠心病史（OR=2.677;95%CI,1.079～6.640）、眼底中度病变（OR=5.588;95%CI,1.835～17.019）是缺血性脑卒中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中等程度卒中（6分≤NIHSS评分≤15分）存在边缘显着性（P=0.052）。而性别、年龄、吸烟史、高血压史、糖尿病史两组间为无显着性差异。根据上述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建立缺血性脑卒中复发预测模型,模型共纳入了冠心病史、脑卒中严重程度、眼底病变程度三个因素。该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11（95%CI,0.630～0.792）,具有中等的潜在预测能力。最佳临界点对应的约登指数为0.390,对应的灵敏度为55.7%,特异度为83.3%。结论1、眼底病变与入院血压程度、缺血性脑卒中严重程度存在正相关性。2、中度视网膜病变、冠心病史是中老年人缺血性脑卒中复发独立的危险因素。3、眼底评估有助于临床医生早期发现有复发倾向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本研究为眼底检查应用于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海涛[9]（2020）在《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系统分析及其效率评价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煤矿安全事故死亡率一直在降低,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上也在向好发展,但安全问题仍面临很大挑战,煤矿安全生产事故仍有抬头的势头。安全投入虽然较过去已明显改善,但在实际安全生产中没有最大化发挥作用,这进一步加剧了煤矿安全需求增长与安全投入作用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对煤炭工业的持续、安全、绿色发展和安全生产事故的减少都不能发挥好的作用。由此可见,系统研究煤矿安全投入问题,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减少甚至避免事故发生,对于国家财产、人民生命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近些年,有关安全投入方面的研究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但比较有限,仍然有待系统和深入丰富研究。由于煤矿企业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系统,在当前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的社会背景下,从微观层面来说,安全和安全投入的概念内涵是否发生了变化;从宏观层面来说,煤矿安全投入过程中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以多大程度和什么样的方式影响着安全投入决策,这些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什么;这都需要系统、科学的进行系统梳理、深入分析和研究。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说,当前煤矿安全投入综合评价指标是否适当和科学,实证研究安全投入构成特点和进行安全投入效率评价的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由此可知,系统研究煤矿安全投入问题对煤矿安全管理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旨在当前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这种大背景下,明确安全、安全投入及其分类内涵,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系统研究煤矿企业安全投入动力机制机理,识别、分析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系统评价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从煤矿安全投入和安全产出两个维度构建合适的煤矿安全投入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科学对煤矿开采条件分类的基础上以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生产基地11个煤为实证分析主体,实证比较分析煤矿安全投入结构及其特点、合理性,总结规律,设计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以11个煤矿为实证研究主体,系统评价安全投入效率的整体情况,对比其差异,深入分析安全投入冗余及其原因,为优化煤矿安全投入结构和效率、合理配置安全投入资源、提高煤矿安全管理水平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论文的主要创新点:（1）在当前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区别于传统安全和安全投入概念,本文对安全概念和安全投入概念进行了拓展和重新界定,并对安全投入的分类内涵进行了重新定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煤矿安全投入的动力来源及特征,研究了安全投入动力的耦合机理,揭示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各种不同动力和外界环境所产生的动力对煤矿安全投入系统影响的内在联系。（2）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定量研究了煤炭安全投入影响因素,在分析计算的基础上进行了模型结构路径分析,结合煤矿安全投入动力机制研究结论,评价分析煤矿安全投入影响的各个主要因素。（3）研究提出了适当的安全投入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神东煤炭生产基地11个生产煤矿的煤炭资源地质条件数据,借鉴煤矿自然条件安全预评价的指标体系,将11个煤矿分为七种不同开采条件,实证研究分析11个煤矿在不同七种类别开采条件下10年安全投入构成整体情况、各自特点及其合理性;从11个煤矿10年历年安全投入变化规律分析其在七种不同开采条件下安全投入构成,并通过相同煤矿开采条件下同类别不同煤矿的对比、相近煤矿开采条件下不同煤矿的对比、相近生产规模下不同开采条件跨类别对比以及在千万吨以上级别中不同生产规模间、不同开采条件跨类别对比,结合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具体比较分析其差异化特征,并归纳总结其规律性特点。（4）运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以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生产基地11个煤矿为安全投入效率评价的分析主体,结合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研究成果和11个煤矿安全投入结构实证研究结论,从基于非期望产出安全投入技术效率、基于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安全投入技术效率的差异比较、不同所属地区煤矿的安全投入技术效率分类比较等方面进行安全投入效率评价分析,并将安全投入效率评价结果综合效率值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两个方面,找出导致不同所属地区煤矿安全投入效率存在低下的症结;利用松弛变量分析非DEA有效DUM,分析安全投入的冗余,进一步研究各个煤矿安全投入效率损失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以期为实证研究主体优化安全投入效率以及周边其他国有或民营大型煤炭集团持续优化煤炭产业发展,不断创新安全生产方式,逐步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提供可参考的安全管理决策依据。
董璟琦[10]（2019）在《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评估方法及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Green and sustainable remediation,GSR）是保障土壤环境可持续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针对我国污染场地可持续风险管理体系缺乏、土地安全利用规划决策机制不健全、修复二次污染突出等问题,采取模拟评估与实证分析等手段,在对我国场地管理现状和产业发展进行评估预测的基础上,基于费用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CBA）、生命周期评估（Life Cycle Assessment,LCA）等方法,构建了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评估方法框架。（1）针对我国当前区域场地再开发规划与治理修复信息不对称问题,建立了区域场地修复优先排序和再开发规划评估方法,并进行案例验证。结果表明,在早期规划阶段就采用将污染修复可行措施与未来土地利用类型相结合的分步修复再开发策略,可比传统修复模式显着提升土地修复再开发净效益。（2）采用LCA方法对场地修复工程的二次环境影响开展精细化的全过程定量评估,可为我国污染场地GSR管理中使用LCA方法提供评估程序和方法参数优化参考。对西部某典型铬盐污染场地修复工程LCA案例研究结果表明,修复工程实施导致的二次环境影响中人体健康损害占总影响的45.63%,生态系统损害占7.28%,气候变化和资源消耗分别占24.13%和22.96%。（3）构建了场地修复工程CBA程序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提出综合权衡健康风险、生态风险、资源环境损害和污染外部影响的场地修复CBA模型。开展某典型铬污染场地CBA案例验证。结果表明,场地修复工程实施的总成本约为1.05亿,修复后100年内获得的社会、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约2.4亿,净效益为1.35亿。（4）为评估不同修复工程模式的生态环境效益增加、修复活动二次污染损失以及场地污染导致的总社会损失,探索污染场地自然资源损害评估（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NRDA）和GSR的一体化评估框架和方法。对某焦化污染场地案例验证结果表明,场地污染生态环境损害约28亿元,修复实际支出为18亿,修复工程实施导致的修复后土地生态服务价值损失约1.1亿。场地修复社会成本除了实际修复支出外,还负担了场地污染生态环境损害与修复成本的差额,以及修复工程二次影响导致的土地服务价值损失。
二、美国经济仍面临很多危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经济仍面临很多危险（论文提纲范文）
（1）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问题工程”的频发引起人们对工程伦理的广泛关注 |
| 1.1.2 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1.3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章节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键概念解读 |
| 2.1.1 伦理与道德的辨析 |
| 2.1.2 工程伦理的内涵 |
| 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现实演绎:基于系统文献综述法的分析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Q1) |
| 2.2.3 工程伦理的教学策略(Q2) |
| 2.2.4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评估手段(Q3) |
| 2.2.5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Q4) |
| 2.2.6 本节述评 |
| 2.3 中国工程伦理教育研究的主题聚类: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 |
| 2.3.1 文献计量方法概述 |
| 2.3.2 资料收集 |
| 2.3.3 共词分析 |
| 2.3.4 共词网络分析 |
| 2.3.5 多维尺度分析 |
| 2.3.6 本节述评 |
| 2.4 文献述评 |
| 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构成 |
| 3.1 扎根理论研究设计 |
| 3.1.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与流程 |
| 3.1.2 资料采集 |
| 3.2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 |
| 3.2.1 开放式编码 |
| 3.2.2 主轴式编码 |
| 3.2.3 选择性编码 |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2.5 本节小结 |
| 3.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现路径 |
| 3.3.1 微观维度的培养机制:以认知发展为指导再造教育要素 |
| 3.3.2 中观维度的协同机制:以协同优势为指导赋能中介对象 |
| 3.3.3 宏观维度的情境机制:以现象学为指导调适多元场域 |
| 3.4 本章小结 |
| 4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 4.2 培养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2.1 知识生成:聚焦伦理教育知识建构者的职能重构 |
| 4.2.2 具身认知:创设面向真实世界的“开放式”学习情境 |
| 4.2.3 学习进阶:用“全周期”课程序列搭建学生认知发展的阶梯 |
| 4.2.4 伦理体验:强化解决工程伦理现实困境的实践基质 |
| 4.2.5 案例分析讨论 |
| 4.3 协同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3.1 工程社团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2 政府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3 案例分析讨论 |
| 4.4 情境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4.1 美英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职业主义催化的路径选择 |
| 4.4.2 德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对技术负责的民族传统 |
| 4.4.3 法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消解”在精英工程师的培养中 |
| 4.4.4 中日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二元构造”下的层序互补 |
| 4.4.5 案例分析讨论 |
| 5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 |
| 5.1 调研对象 |
| 5.2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 |
| 5.2.1 评估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
| 5.2.2 初始评估指标的选取 |
| 5.2.3 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
| 5.3 现状的实证评估 |
| 5.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赋值 |
| 5.3.2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 |
| 5.4 结果与讨论 |
| 5.4.1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结论 |
| 5.4.2 延伸讨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的潜在障碍 |
| 5.5 本章小结 |
| 6 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 |
| 6.1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规范性审视 |
| 6.1.1 合理性的审视 |
| 6.1.2 合规律性的审视 |
| 6.2 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 |
| 6.3 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 |
| 6.4 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评估问卷 |
| 附录3 评估指标赋权表 |
| 附录4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课程大纲 |
| 附录5 弗吉尼亚大学课程大纲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新《民事证据规定》视角下民事鉴定制度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我国民事鉴定制度的变迁及最新修订的背景 |
| 1.1 我国民事鉴定制度的变迁 |
| 1.1.1 民事鉴定制度的逐步建立 |
| 1.1.2 民事鉴定制度不断细化 |
| 1.1.3 民事鉴定制度的严格监管 |
| 1.2 新《民事证据规定》修订民事鉴定制度的背景 |
| 1.2.1 以司法改革为背景修改鉴定制度 |
| 1.2.2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背景下修订鉴定制度 |
| 第二章 德国民事鉴定制度与美国专家证人制度考察 |
| 2.1 德国民事鉴定制度 |
| 2.1.1 鉴定人选任方式 |
| 2.1.2 鉴定人的主要义务 |
| 2.1.3 德国鉴定制度的借鉴意义 |
| 2.2 美国专家证人制度 |
| 2.2.1 专家证人制度之利弊 |
| 2.2.2 专家证言的可采性 |
| 2.2.3 专家证人制度之借鉴意义 |
| 第三章 新《民事证据规定》视角下鉴定制度的内容剖析 |
| 3.1 鉴定的启动程序 |
| 3.1.1 鉴定启动主体 |
| 3.1.2 鉴定的申请期限 |
| 3.1.3 预交鉴定费用问题 |
| 3.2 鉴定人出庭制度 |
| 3.2.1 鉴定人出庭现状 |
| 3.2.2 鉴定人未出庭案例实证分析 |
| 3.2.3 鉴定人未到庭的法律后果 |
| 3.3 鉴定意见的审查和撤销 |
| 3.3.1 鉴定意见的审查 |
| 3.3.2 鉴定意见的撤销 |
| 3.4 鉴定人的法律定位 |
| 3.4.1 鉴定人的证据方法说 |
| 3.4.2 鉴定人定位之法官辅助人说 |
| 3.4.3 鉴定人定位之折衷说 |
| 3.4.4 新《民事证据规定》中采纳折衷说的体现 |
| 3.5 专家辅助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 |
| 3.5.1 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发展进程 |
| 3.5.2 新《民事证据规定》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 |
| 3.5.3 我国专家辅助人与专家证人之区分 |
| 第四章 我国民事鉴定制度仍面临的问题 |
| 4.1 鉴定人权利保障问题 |
| 4.1.1 新《民事证据规定》修订前我国鉴定人权利保障现状 |
| 4.1.2 新《民事证据规定》修订使权利义务“失衡” |
| 4.2 鉴定意见问题之争论 |
| 4.2.1 鉴定意见撤销中法官与鉴定人之争 |
| 4.2.2 鉴定材料真实性保障有待完善 |
| 4.2.3 自行委托的鉴定适用之争 |
| 4.3 鉴定人出庭费用标准不明 |
| 第五章 我国民事鉴定制度未来之展望 |
| 5.1 校正鉴定人权利义务失衡问题 |
| 5.2 尽早对鉴定实行专项立法 |
| 5.3 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 |
| 5.4 完善虚假鉴定认定标准以及赔偿责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之处与难点 |
| 2 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解析 |
| 2.1 意识形态安全内涵和基本特征 |
| 2.2 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影响因素 |
| 2.3 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 |
| 3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变迁与意识形态安全演进 |
| 3.1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革故鼎新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确立 |
| 3.2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曲折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异化歧路 |
| 3.3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变革转型与意识形态安全的理性调适 |
| 3.4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守正创新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推进 |
| 4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确证、发展态势和风险剖析 |
| 4.1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确证 |
| 4.2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发展态势 |
| 4.3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剖析 |
| 5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经验借鉴 |
| 5.1 中国古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启示 |
| 5.2 苏联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崩塌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归因 |
| 5.3 西方国家推进意识形态安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举措 |
| 6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优化: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 |
| 6.1 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 |
| 6.2 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 |
| 6.3 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 |
| 6.4 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6）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
| 二、研究问题与内容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职业地位的研究 |
| 二、关于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 |
| 三、关于教育对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互动理论 |
| 二、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功能主义视角 |
| 第二节 研究过程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抽样 |
| 三、数据搜集与分析 |
| 四、研究伦理与效度 |
| 第三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 |
| 第一节 目标(Aim):获得多层次的职业地位 |
| 一、“小我型”职业地位 |
| 二、“大我型”职业地位 |
| 三、“小我型”职业地位与“大我型”职业地位的关系 |
| 第二节 行动(Action):物我互动、人我互动与自我互动 |
| 一、物我互动:积极应对职场环境的挑战和阻力 |
| 二、人我互动:巧妙地处理人际关系 |
| 三、自我互动:在突破与超越中前行 |
| 第三节 能力(Ability):知识女性的核心竞争力 |
| 一、对职场环境的适应力 |
| 二、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力 |
| 三、对行动计划的执行力 |
| 四、对自我提升的学习力 |
| 第四节 特质(Attribute):知识女性的“魅力人格” |
| 一、“双性化”特征 |
| 二、坚韧性 |
| 三、自信心 |
| 四、进取心 |
| 第四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动力 |
| 第一节 生活时空:知识女性获得的家庭教育 |
| 一、父母的“严格训练”塑造独特品格 |
| 二、父母的“身体力行”胜过一切 |
| 三、家庭环境氛围:培养独立与提供支持的土壤 |
| 第二节 学习时空:知识女性接受的学校教育 |
| 一、掌握生存的基本工具——“扎实的专业知识” |
| 二、从零到“零”:能力的全面提升 |
| 三、积极的师生互动:“老师的关注拉了我一把!” |
| 第三节 职业时空:知识女性践行的职后教育 |
| 一、职场环境的磨炼:学会职场生存 |
| 二、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突破与前行并存 |
| 三、支持性人际网络:经验积累与情感交流 |
| 第五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阻力 |
| 第一节 生活时空:带有性别标签的家庭教育 |
| 一、对女性发展的低期待 |
| 二、对女性情感发展的忽视 |
| 三、支配型亲子关系限制女性发展 |
| 第二节 学习时空:“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学校教育 |
| 一、“均衡与同一”背后的性别不平等 |
| 二、隐性校园文化对性别观念的再塑造 |
| 三、课堂教学中女性的边缘化 |
| 第三节 职业时空:性别差异“合理化”的职后教育 |
| 一、企业文化中对女性的“轻视” |
| 二、继续教育与培训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
| 三、缺乏工作导师的指导 |
| 第六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提升路径 |
| 第一节 教育观念 |
| 一、基于“新型两性关系”的现代社会性别观 |
| 二、以“女性全面而卓越发展”为核心的女性素质教育观 |
| 三、基于“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女性理想信念观 |
| 第二节 教育行动 |
| 一、生活时空:性别观念和个人品质初步形成的家庭教育 |
| 二、学习时空:以“赋能”为基础的学校教育 |
| 三、职业时空:品格次级社会化与职业地位获得的职后教育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致可能参加此项研究的知识女性的邀请信 |
| 附录B:个人基本信息调查问卷 |
| 附录C:个人深度访谈的提纲 |
| 附录D:访谈协议 |
| 附录E:非参与式观察记录表 |
| 附录F:其他人员访谈的提纲 |
| 附录G:访谈资料一级编码(贴标签)结果汇总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共执政党建设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1、关于政党以及执政党建设的研究 |
| 2、关于越南共产党及其执政党建设的研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1、国际上关于越南共产党的研究现状 |
| 2、越南关于其执政党建设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研究方法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第二章 越共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相关理论要点 |
| 一、越共关于执政党的定义与职能的认识 |
| 二、越共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一)越共关于党建的相关理论问题 |
| (二)越共关于党建的相关实践问题 |
| 三、越共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三章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南共产党的思想建设 |
| 一、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共加强思想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越共开展思想建设的思想理论前提 |
| (二)越共加强思想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二、越共七大至八大的思想理论建设 |
| (一)越共七大的思想理论建设 |
| (二)越共八大的思想理论建设 |
| 三、越共九大至十大的思想理论建设 |
| (一)越共九大的思想理论建设 |
| (二)越共十大的思想理论建设 |
| 四、越共十一大至十二大的思想理论建设 |
| (一)越共十一大的思想理论建设 |
| (二)越共十二大的思想理论建设 |
| 五、越共思想理论建设的成果与启示 |
| (一)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共思想理论建设的成果 |
| (二)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共思想理论建设的启示 |
| 第四章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南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
| 一、越共加强组织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二、越共七大至八大的组织建设 |
| (一)越共七大的组织建设 |
| (二)越共八大的组织建设 |
| 三、越共九大至十大的组织建设 |
| (一)越共九大的组织建设 |
| (二)越共十大的组织建设 |
| 四、越共十一大至十二大的组织建设 |
| (一)越共十一大的组织建设 |
| (二)越共十二大的组织建设 |
| 五、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共组织建设的成果与启示 |
| (一)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共组织建设的成果 |
| (二)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共组织建设的启示 |
| 第五章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共关于党政关系的构建 |
| 一、越共构建越南特色党政关系的历史背景 |
| 二、越共七大至八大期间关于党政关系的探索与发展 |
| (一)越共七大期间的党政关系问题 |
| (二)越共八大期间的党政关系问题 |
| 三、越共九大至十大期间关于党政关系的探索与发展 |
| (一)越共九大期间的党政关系问题 |
| (二)越共十大期间的党政关系问题 |
| 四、越共十一大至十二大关于党政关系的探索与发展 |
| (一)越共十一大期间的党政关系问题 |
| (二)越共十二大期间的党政关系问题 |
| 五、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关于构建党政关系的成果及启示 |
| (一)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关于构建党政关系的成果 |
| (二)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关于构建党政关系的启示 |
| 第六章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共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一、越共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二、越共七大至八大期间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一)越共七大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二)越共八大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三、越共九大至十大期间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一)越共九大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二)越共十大的反腐倡廉建设 |
| 四、越共十一大至十二大期间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一)越共十一大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二)越共十二大的反腐倡廉建设 |
| 五、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共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果及启示 |
| (一)越共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果 |
| (二)越共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8）急性脑卒中患者眼底病变相关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1 引言 |
| 2 研究人群与方法 |
| 2.1 伦理 |
| 2.2 研究人群 |
| 2.2.1 纳入标准 |
| 2.2.2 排除标准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资料收集 |
| 2.3.2 脑血管相关危险因素定义及其评价方法 |
| 2.3.3 实验室检查方法 |
| 2.3.4 缺血性脑卒中相关诊断、严重程度、病因分型的评估 |
| 2.3.5 眼底照相方法及眼底病变评估 |
| 2.3.6 统计分析 |
| 3 结果 |
| 3.1 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
| 3.2 缺血性脑卒中严重程度分布 |
| 3.3 缺血性脑卒中病因分布 |
| 3.4 眼底病变分布 |
| 3.5 眼底病变与血压程度、卒中严重程度、卒中病因相关分析 |
| 3.6 眼底病变与复发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单因素分析 |
| 3.7 缺血性脑卒中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
| 3.8 缺血性脑卒中复发预测模型 |
| 4 讨论 |
| 4.1 缺血性脑卒中复发相关风险 |
| 4.2 眼底异常的发病机制及分级 |
| 4.3 眼底病变与脑卒中相关性研究 |
| 4.4 本研究的优势及其适用范围 |
| 4.5 研究的局限性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眼底成像在脑卒中应用的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系统分析及其效率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的方法及内容 |
| 1.2.1 研究的方法 |
| 1.2.2 研究的内容 |
| 1.3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安全投入与事故损失方面的研究 |
| 2.1.2 安全投入与安全效益方面的研究 |
| 2.1.3 安全投入效率方面的研究 |
| 2.1.4 安全投入优化方面的研究 |
| 2.1.5 文献述评 |
| 2.2 安全投入基本理论 |
| 2.2.1 利益相关者理论概述 |
| 2.2.2 相关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3 安全投入的分类 |
| 2.3 本章小结 |
| 3 煤矿安全投入动力机制分析 |
| 3.1 煤矿安全投入动力机制的内涵 |
| 3.2 煤矿安全投入的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因素分析 |
| 3.2.1 煤矿安全投入的内生动力分析 |
| 3.2.2 煤矿安全投入的外生动力分析 |
| 3.3 煤矿安全投入的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的耦合分析 |
| 3.3.1 耦合基础 |
| 3.3.2 耦合机制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4 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安全投入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
| 4.2 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识别及概念模型确立 |
| 4.2.1 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资料的收集及处理 |
| 4.2.2 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概念模型确立 |
| 4.3 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量表编制及数据处理 |
| 4.3.1 调查问卷设计 |
| 4.3.2 问卷设计的偏差控制 |
| 4.3.3 调查实施及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4 探索性因子分析理论模型构建 |
| 4.3.5 数据信度与效度分析 |
| 4.4 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的AMOS实现及分析 |
| 4.4.1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
| 4.4.2 结构方程模型AMOS应用 |
| 4.4.3 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结构路径评价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煤矿安全投入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 |
| 5.1 煤矿安全投入评价指标研究现状及不足 |
| 5.1.1 煤矿安全投入评价指标研究现状 |
| 5.1.2 煤矿安全投入评价指标研究不足 |
| 5.2 煤矿安全投入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3 煤矿安全投入评价指标的构建 |
| 5.4 煤矿安全投入综合评价指标的实证分析 |
| 5.4.1 各煤矿的基本概况 |
| 5.4.2 煤矿分类指标构建及实证分析 |
| 5.4.3 煤矿安全投入综合评价指标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煤矿安全投入效率评价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 |
| 6.1 数据包络分析(DEA)理论概述 |
| 6.2 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
| 6.2.1 超效率SBM评价模型介绍 |
| 6.2.2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介绍 |
| 6.3 煤矿安全投入效率评价的实证研究 |
| 6.3.1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煤矿安全投入技术效率静态分析 |
| 6.3.2 煤矿安全投入技术效率综合分析 |
| 6.3.3 考虑非期望与不考虑非期望安全投入技术效率对比分析 |
| 6.3.4 煤矿安全投入技术效率分类分析 |
| 6.3.5 利用松弛变量分析非有效DUM并提出改进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评估方法及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绿色可持续修复框架进展 |
| 1.1.2 绿色可持续修复评估技术 |
| 1.1.3 绿色可持续修复评估实践 |
| 1.1.4 当前场地修复存在的问题 |
| 1.2 国内外进展 |
| 1.2.1 区域尺度绿色可持续评估与决策机制 |
| 1.2.2 绿色可持续修复评估的可行技术体系 |
| 1.2.3 我国污染场地修复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1.2.4 我国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的实践方向 |
| 1.3 研究问题、目的与主要内容 |
| 1.3.1 科学问题 |
| 1.3.2 研究目的 |
| 1.3.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本研究技术路线 |
| 1.4.3 本研究数据来源 |
| 2 我国场地管理评估与修复产业预测 |
| 2.1 场地环境管理评估 |
| 2.1.1 评估背景 |
| 2.1.2 评估方法 |
| 2.1.3 评估结果 |
| 2.2 场地修复产业分析 |
| 2.2.1 产业发展现状与预测分析 |
| 2.2.2 产业发展驱动与限制因素 |
| 2.2.3 产业健康发展建议 |
| 2.3 小结 |
| 3 区域场地修复可持续评估 |
| 3.1 研究背景 |
| 3.1.1 国际经验总结 |
| 3.1.2 国内需求分析 |
| 3.2 评估方法 |
| 3.2.1 评估目标和对象 |
| 3.2.2 评估程序 |
| 3.2.3 评估方法 |
| 3.2.4 数据获取 |
| 3.3 评估案例 |
| 3.3.1 案例背景 |
| 3.3.2 区域场地修复初步优先度排序 |
| 3.3.3 区域场地修复开发规划评估 |
| 3.3.4 地块C详细修复与再开发方案评估 |
| 3.4 小结 |
| 4 场地修复生命周期评估 |
| 4.1 评估方法 |
| 4.1.1 确定目标和范围 |
| 4.1.2 清单分析 |
| 4.1.3 生命周期影响评估 |
| 4.1.4 结果表征 |
| 4.1.5 不确定性分析 |
| 4.2 评估案例 |
| 4.2.1 研究背景 |
| 4.2.2 材料与方法 |
| 4.2.3 环境影响分析 |
| 4.2.4 案例评估结果 |
| 4.3 小结 |
| 5 场地修复费用效益分析 |
| 5.1 研究背景 |
| 5.1.1 场地修复CBA研究进展 |
| 5.1.2 场地修复CBA应用情况 |
| 5.2 CBA方法构建 |
| 5.2.1 CBA框架 |
| 5.2.2 CBA程序 |
| 5.2.3 CBA方法 |
| 5.3 CBA案例分析 |
| 5.3.1 案例概况 |
| 5.3.2 目标和边界 |
| 5.3.3 评估指标 |
| 5.3.4 计算过程 |
| 5.3.5 案例评估结果 |
| 5.4 小结 |
| 6 绿色修复与场地环境损害评估 |
| 6.1 评估方法构建 |
| 6.1.1 资源等值分析方法 |
| 6.1.2 场地生态服务价值 |
| 6.1.3 修复二次影响评估 |
| 6.1.4 蒙特卡罗模拟方法 |
| 6.2 评估案例情况 |
| 6.2.1 场地历史概况 |
| 6.2.2 场地污染情况 |
| 6.2.3 场地修复比选 |
| 6.2.4 场地修复方案 |
| 6.3 案例结果与分析 |
| 6.3.1 场地环境损害评估结果 |
| 6.3.2 土壤和地下水修复二次环境影响 |
| 6.3.3 绿色修复对损害评估总额的影响 |
| 6.4 小结 |
| 7 我国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推进策略 |
| 7.1 借鉴国际阶段发展经验 |
| 7.1.1 发达国家土壤污染治理修复的教训深刻 |
| 7.1.2 绿色可持续风险管控与修复是必由之路 |
| 7.1.3 未来大数据和智能化引领土壤环境管理 |
| 7.2 把握土壤污染防治需求与机遇 |
| 7.2.1 是落实土壤污染防治系列政策的重要支撑 |
| 7.2.2 是推动土壤污染治理体系现代化重要基础 |
| 7.2.3 是修复产业创新发展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
| 7.3 构建我国绿色可持续修复管理体系 |
| 7.3.1 场地尺度修复工程的绿色可持续是核心 |
| 7.3.2 区域尺度可持续再开发决策优化是关键 |
| 7.3.3 宏观层面可持续修复管理政策体系是保障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四、美国经济仍面临很多危险（论文参考文献）
- [1]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D]. 李恒. 浙江大学, 2021(01)
- [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民事证据规定》视角下民事鉴定制度探究[D]. 曹祎轩. 河北大学, 2021(02)
- [4]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D]. 钱美玲.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5]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6]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D]. 田蕊. 天津大学, 2020(02)
- [7]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共执政党建设及启示[D]. 汤国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8]急性脑卒中患者眼底病变相关性分析[D]. 陈广鹏. 郑州大学, 2020(02)
- [9]煤矿安全投入影响因素系统分析及其效率评价研究[D]. 王海涛.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1)
- [10]污染场地绿色可持续修复评估方法及案例研究[D]. 董璟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