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家的终极关注（论文文献综述）
曹爱军,杨阳阳[1]（2021）在《论企业家灵性资本与新生代员工工作幸福感》文中研究指明工作幸福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人文基础。新生代员工是1980后出生并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工作人群,他们逐渐成为职场的主力军。探究如何提升新生代员工工作幸福感,关乎企业人才队伍的稳定与成长,因而,关乎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与提升。以企业家灵性资本为理论范式,通过对"企业家灵性资本-组织认同-工作幸福感"、"企业家灵性资本-自我超越-工作幸福感"、"企业家灵性资本-自我效能感-工作幸福感"、"企业家灵性资本-心理安全感-工作幸福感"的机制研究,提出了新生代员工工作幸福感提升的灵性资本投资策略、软性环境建设策略、员工心理管理策略、工作绩效考评策略和工作边界规范策略,以期为打造幸福企业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何晶晶[2]（2020）在《民营上市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的视角》文中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市场机制按照效率原则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与社会保障支出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分配,而公益慈善则是以上两次分配的有效补充。作为分配领域的第三次分配,公益慈善按照自愿原则对社会财富与社会资源进行再次调配,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发展。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均有着雄厚的财力与参与慈善事业的能力。通过中国慈善联合会与胡润慈善榜的数据可以发现,近几年来我国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在慈善捐赠中逐渐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慈善捐赠行为位于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顶端,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通过慈善捐赠彰显社会责任感成为未来的趋势。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慈善捐赠领域的探讨与研究也不断掀起热潮。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企业战略性慈善模式,并且有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对企业慈善捐赠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开始,相关研究成果才随着社会慈善热潮开始逐渐涌现。然而,现有文献中的实证研究并未对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得出统一的结论,并且国内外学者多从企业层面研究慈善捐赠行为,从企业家或企业实际控制人个人层面研究慈善捐赠的较少。实际控制人作为企业的终极控制者,对于企业的经营与决策是十分关键的,加之实控人将其企业作为自身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工具,实控人往往与其企业有着紧密的捆绑关系。结合上述现实背景与研究进展,本文对民营上市企业实际控制人慈善捐赠行为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展开研究。本文在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利益相关者理论、战略性慈善捐赠理论以及企业形象声誉相关理论的阐述与理论分析,提出了“民营上市企业实际控制人参与慈善捐赠这一行为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民营上市企业实际控制人参与慈善捐赠金额越大,越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的研究假设。本文利用2010-2018年的民营上市企业实际控制人慈善捐赠数据与相关企业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上市企业实控人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印证了上述研究假设,并且采用手工完善相关数据等方法通过了稳健性检验。通过以上研究可知,我国民营上市企业实控人慈善捐赠行为对其企业绩效有正向作用,同时发现民营上市企业实控人慈善捐赠与企业广告支出、研发投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民营上市企业实控人可以将慈善捐赠战略纳入未来的企业经营管理中,通过战略性慈善捐赠同时实现企业经济目标与社会公益目标。这不仅需要民营上市企业实控人自身思想道德与战略决策水平的提高,还需要社会慈善文化氛围的营造以及政府在慈善法律与税收政策方面的支持,在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相关慈善捐赠的经验基础上,使得我国企业与社会都得到长足发展与进步。
刘鸿宇[3]（2020）在《企业伦理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前的单位作为政治、经济、伦理复合功能的社会实体,承担着生活生产、政治动员、道德教育等社会职责。改革开放后,社会承认并赋予了企业利益主体与独立法人的地位,企业成为了承担市场职能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化导致企业的伦理行为实践出现了分歧与差异:以工具理性为行动法则而缺少伦理规约的企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取向做出损人利己的不伦理行为;而重视价值理性与伦理规约的企业则以道德责任主体的身份在参与市场活动并承担社会责任,其伦理实践方向仍在探索的道路上。可见每个企业均有着不同的道德意识发展水平,其伦理行为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伦理实践水平亦是良莠不齐。因此对企业伦理行为进行建构,改善并提升企业伦理实践力,在其伦理行为中探寻求利与求德的平衡点,对于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极为必要的。企业伦理行为是企业作为实体性的道德主体在现实伦理场域中展开的关涉价值取向与善恶判断的道德实践活动,对企业伦理行为的建构必须从实体性的道德主体与现实伦理场域出发,为企业的伦理实践活动提供有效的主体动力与外在规则导向。具体研究内容如下:企业伦理行为是基于企业道德主体能动性与外在伦理场域导向性的现实呈现。企业建立在契约关系与组织制度的基础之上,在其形式上具有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是社会创生的伦理实体。与此同时企业亦是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整体性行为主体,具有自我道德意识与自主行为,是实体性的道德主体。企业道德意识与意志的发展构成了其道德能动性的内在精神动力;伦理场域则构造了企业“目的—手段”链的外在规范性成分,将社会价值与规范成分需求融入到企业伦理行为之中,确保企业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企业伦理行为的发生逻辑可以从行为的意图、规则与后果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基于利益相关者关怀的伦理意图促进了企业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互惠,保证了利益分配的公正合理性以及企业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环境决定着企业组织伦理制度的确定及其外部规范性价值的关联,以社会激励或强制性的手段规导企业伦理行为的发展方向;负责任的企业道德主体对其预见性的后果负责并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履行应尽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中包含着“知”、“场”与“行”三个方面。“知”即为企业道德主体的自觉、自控、自律等能动力,与企业成员道德素质、集体道德良知紧密相关的,成为伦理行为发生的内源性动力;“场”即为伦理场域,是企业伦理行为发生外在性规则与强制性措施,具有客观现实性与稳定性,是企业伦理行为形成的外在导向;“行”即为企业伦理行为,它是在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与伦理场域外在压力的结合中产生的。当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不足时,在外界伦理场域的压力下,企业呈现出一种被动式的伦理行为模式;当企业道德主体能动力得以提升时,企业呈现出一种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自觉伦理行为模式。企业伦理行为的实践致成方案则是从企业伦理能力、企业伦理制度与企业伦理精神三个方面进行建构。其一,企业伦理能力构建在于通过培养企业伦理认知力、意志力与实践力来提升企业伦理行为能动性;其二,企业伦理制度建构是基于伦理场域客观规则与企业道德目标相结合的伦理行为实践导向机制;其三,企业伦理精神建构从企业公民的角度来看,是社会责任与伦理精神相统一的精神动力导向机制。
金砚[4]（2020）在《企业家财富效应与慈善捐赠的关系研究 ——基于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调节作用》文中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无数民营企业如春笋般拔地而起,随之民营企业家私人财富水平也得到了飞速提升,然而,财富的似乎并没有激发中国民营企业家捐赠的热情,相比于欧美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影响企业家进行慈善捐赠的内在动因便成了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现有文献对企业层面慈善捐赠的动因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但鲜有文献从企业决策者的个体层面出来来探究对企业家个体因素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对此,本文以2012-2017年中国上市企业中的825家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企业年报,运用STATA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对企业家个体财富增幅与企业慈善捐赠增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心理学金钱效应来探讨企业家财富对企业慈善捐赠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加入企业家的决策情境因素,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余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的调节作用。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民营企业呈现出“守财”的特征,财富的增长使得企业家们更加“自私”,而不会提高他们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对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反映在企业层面是不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增幅水平。（2）另外,本文通过结合我国民营企业逐渐进入交接班的传承背景,发现有二代进入的民营企业比无二代进入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更高,并随着民营企业的家庭成员的涉入程度越高,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程度越强,二代涉入对企业主财富与慈善捐赠关系调节效应越显着。（3）最后,本文将两权分离程度纳入理论模型中,结果发现,两权分离会逆向调节企业家财富增幅与企业捐赠增幅的关系,并且,当随着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越高,企业家随着财富对慈善捐赠意愿反而会越低。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关于企业慈善捐赠的以往研究中,多以从企业的层面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企业层面的慈善捐赠动机及其影响因素,而本文以企业决策者个体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企业家财富与企业慈善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设想,并引入了心理学研究的金钱理论作为支持本文的核心理论,拓宽了跨学科的研究范围,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的文献资料。二是以往文献中,对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的研究多聚焦于家族治理或公司治理层面,但本文将两者结合,基于公司治理下的两权分离与家族治理下的二代涉入的综合视角,分析两者对企业家进行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拓宽研究了维度,并提供了参考价值。
张劝[5]（2020）在《外部治理环境、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的新阶段以及目前日趋加剧的国际竞争形式,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技术创新也成为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更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对当前新时代的中国而言,技术创新是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开拓新市场、增强竞争力的前提,也是推动我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重要引擎。由此可见,创新是企业提升竞争力、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和根本动力。研发投资作为一项面向未来的战略投资,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因此,企业的研发资金也成为决定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均衡,因此,区域间的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法治社会的建设水平都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重要的影响。另外,在目前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公司的主要代理问题已不再单单是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冲突,而是控制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所以在企业决定进行研发的过程中,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的代理冲突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在我国比较特殊的制度背景之下,产权性质也是影响企业进行各种决策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产权性质背景的公司存在着不同的代理成本,同样不同产权性质的的企业的控股股东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控制权成本,所以,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代理问题也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于企业外部治理环境、终极股东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和梳理,本文把企业的外部治理环境和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作为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两个重要因素,借鉴以往学者们采用的方法,使用市场化综合指数对外部治理环境进行量化。我们以法与金融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创新理论为基础,提出关于外部治理环境、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合理假设,并选取我国2009年2016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参考王小鲁、樊纲等人编写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所披露的市场化进程总指数以及iFind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中披露的相关财务数据,运用Stata14.0统计分析软件建立研究模型并且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本文研究主要有三个结论:（1）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能够显着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2）如果基于全部分析样本,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度会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主要出现在非国有企业;如果分析样本限定为国有企业,则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度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3）如果考察外部治理环境和两权分离度的联合影响,我们发现两权分离度会对外部治理环境在企业研发投入上的影响作用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国家做好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工作,以及企业控制好终极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起到很重要作用。
蒋薇[6]（2019）在《终极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研究》文中指出并购是公司不断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以谋求经营改进及拓展业务范围等目标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资本市场资源重新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并购经济活动,西方资本市场已发生了五次并购浪潮,第六次并购浪潮仍延续至今,我国并购市场起步较晚,自1993年“宝延风波”打响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第一案,此后并购事件逐年增加,截止2017年年末,我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的并购披露金额高达537万亿美元。并购活动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升上市公司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工具。以收购方视角来看,并购不仅会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与收益,对公司股权结构也可能会有重新的安排,并购实施过程中各交易环节（标的公司的选择与估值、并购融资与支付方式等）决策都可能会影响收购方股价的波动,甚至影响并购的成败。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尤为常见,终极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提供了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隐蔽条件,加之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仍较为严重,外部市场的非有效性环境也间接为决策主体增加了自利动机的更大空间。那么,终极股东是否会利用并购活动实施“隧道挖掘”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其他决策主体又是否会在并购交易中做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为了探索这些问题,本文追溯至公司股权控制链的顶层,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终极股东控制下各决策主体对并购倾向、并购投资支出和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机理,在微观层面上揭示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内在因素。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金字塔式股权结构下,终极股东普遍可以实现拥有公司的相对控制权,具有两权分离的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权与并购倾向之间呈倒“U”型关系,终极股东两权偏离程度与并购倾向显着负相关;其次,终极股东控制高管持股水平与并购倾向显着正相关,且在两权分离下表现的更为明显;当终极股东为政府时,无两权分离的终极股东控制权与并购倾向呈“U”型关系,但在具有两权分离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终极股东控制权与并购倾向无显着相关关系,表明了政府股东直接持股对并购发生的干预影响更为强烈,但在金字塔持股结构下,政府股东对并购活动的影响减弱,另外,在政府终极控制下,高管对并购倾向的影响显着,说明两权分离有可能导致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从而产生管理层与终极股东之间新的委托代理问题。2.从对并购投资支出影响的实证结果来看,当上市公司存在两权分离时,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与并购投资支出显着正相关,其他股东的权力制衡度与并购投资支出显着负相关;当终极股东为政府时,政府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与并购投资支出显着正相关,表明政府对上市公司的并购投资规模可能存在一定的政治干扰,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当政治成本问题不可避免时,政府推动下的并购规模往往更大。3.在考察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支付方式选择影响因素时,本文发现终极股东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偏离程度越大,越倾向股票支付,随着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进一步提高,“利益趋同”效应会起主导作用,出于对控制权稀释的防范,越不倾向股票支付;其次,终极股东控制下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其在并购交易中越倾向选择混合支付而不倾向股票支付,但政府作为终极股东在并购支付方式选择中则更偏好股票支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研究结论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决策主体通过终极股权结构影响并购行为传导机制的存在。本文聚焦于并购交易过程（包括并购倾向、并购投资支出与并购支付方式）,并将并购的实施过程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讨论,同时借鉴LLSV（2002）关于控股股东与公司价值的模型,以终极股东控制的研究视角,实证检验分析了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交易行为特征;其次,深入讨论了在终极股东控制下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中其他控制权主体,包括公司高管与其他大股东在并购交易中的选择机制,同时将终极股东两权分离引入模型,通过分组对比检验高管持股水平与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并购决策的影响,拓展了公司治理框架下影响公司并购行为的解释途径;最后,本文创新性的发现政府终极股东在具有两权分离与无两权分离时对并购倾向具有差异性的选择,同时政府终极股东会更偏好选择股票支付,说明国有上市公司在并购活动中的决策行为会受到终极股权结构与性质异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终极股东控制与公司并购的相关理论,延伸了以往文献对公司并购的研究领域,帮助中小投资者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正确看待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事件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同时为符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实际情况的治理机制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国资本市场相关监管部门抑制上市公司发动“忽悠式”、“估值套利式”、“高溢价”并购等现象,进一步促进并购市场良性运转,健全上市公司并购改革制度与规则提供了可参考意见。
姚梅洁[7]（2019）在《正式制度、替代机制与民营企业行为》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着这样一个特征化事实:与OECD成员国相比,中国似乎缺乏微观层面保障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设施,我们面临着落后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时市场缺失与市场高度不完美的状况。那么,一个逻辑性的问题链条是,究竟何种机制在维持市场主体的经济运转,这套机制与正式制度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如何识别这套机制运行差异的原因与环境约束条件。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的工作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替代机制进行了拓展,将“对正式制度的投机性、工具性使用”纳入替代机制,试图解释那些看上去运转符合规范的正式制度却未能达成制度设置目标的现象。第二,从这一拓展后的替代机制出发,根据我国的制度实践,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对正式制度治理与替代机制治理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归纳并阐释了二者间的四种拟合状态,即完全拟合、实质拟合、表面拟合与完全背离,这有助于我们以正式制度为尺度,对替代机制进行类型化处理,以作为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第三,结合该理论框架的分析,实证考察了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所使用的两种替代机制:引入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家参政,并对二者的运行效率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评估。理论上,本文以“社会关系演进——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企业应对”为线索,考察了在不同的阶段性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的行为特征。民营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主体,在制度环境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会根据其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经验设置不同的预期,以多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而这些行动可能使用正式制度,也可能是替代性机制。根据上述中国的制度实践与制度经验,分析了正式制度与替代机制间的四种关系,其中的核心在于,替代机制与正式制度的拟合程度。本文认为,对替代机制的实施者而言,使用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高的替代机制可能产生的制度红利越大,原因是替代机制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高,替代机制会显得更具“合规性”与“合理性”,因此其动用体制内政策工具的各种阻力会减小,边际成本就越低。随后,通过对我国文化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分析,作者阐述了替代机制在中国产生的三个原因,其分别是,熟人社会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权益性策略、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在实证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股权及民营企业家参政这两种替代机制的检验发现,在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融资、进入高壁垒行业方面,这两种替代机制均产生了明显的制度红利,并且引入国有股权对企业家参政存在取代效应。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对替代机制的实施者而言,制度化形式越强的显性替代机制所带来的制度红利越大,这也印证了本文得出的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好的替代机制效用越大。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替代机制表现为规范社会事务的实际运作系统,其中既包括非正式制度,也包括对正式制度的工具性、投机性使用。经济转型的一个微观机制是市场治理模式从高嵌入性的替代机制向低嵌入性的正式制度与专业化市场过渡,两种治理模式间有复杂的互动关系。替代机制的运行“效率”与其同正式制度的拟合程度相关,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好的替代机制所发挥的作用越大,越能够为使用者带来制度红利,且两种替代机制之间也存在取代效应。第二,在替代机制中,个人权力所发挥的作用低于制度性权力所发挥的作用,制度性权力的作用是制度环境与市场发展阶段的函数。从本文的实证结果看,引入国有股权在帮助民营企业进入壁垒行业,获取金融资源方面都强于企业家参政所起的作用。这表明,在我国从关系型社会向规则型社会转变过程中,由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制度性权力在市场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其可能会不断强化市场中既得利益者由于租值创设而产生的收益,妨碍要素合理流动。第三,民营企业会根据制度环境的特征与约束条件,策略性地使用替代机制。普遍而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会首先选择与权力联结更为紧密的替代机制,这类替代机制使其与政府产生较高的互联度,表现为民营企业能够“制度性”地与政府在多个领域中发生互动,由于这类替代机制在形式上与正式制度结合地更为紧密,因此,其可以较为容易地转化为稳定、持续、立即可用的政策工具。
李琼[8]（2019）在《从企业自由走向企业社会责任》文中研究指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学界探讨颇多,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然而,尽管它在理论上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从现实中“假疫苗”、“伪造健康蛋”等等层出不穷的社会现象来看,它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为什么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在理论界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之后,在现实中依然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呢?由此可以推测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探讨可能存在一定缺陷。众多文献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大多局限于从责任的角度来分析,从道德上来要求企业应该如何行动,尽管这的确十分必要,但是,这却未能从权利的角度来思考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问题。若是在权利与责任原本相互对应、不可分割的情况下,回避权利来探讨责任一定会使有些问题模糊不清,从而无法真正解决责任履行的困境。企业与人一样,在其所拥有权利中,最为重要的是自由权利,那么就有必要从企业自由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来探讨如何促进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一旦把企业的自由权利纳入到探讨的视野,就不难发现企业自由的外部约束（广义）一定会影响到企业的自由,并且进一步影响到企业如何进行道德行为选择从而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这使得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探讨的触角进一步深入到“制度”这一更为核心的领域。因此,有必要在以“企业自由”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围绕“‘企业的外部约束’——‘企业自由’——‘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履行’”的基本结构和动态关系来探讨如何解决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困境,增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通过大致介绍了研究课题的缘起后,论文围绕研究课题对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通过指出了这些研究对研究选题的启发之点以及尚存在的不足之处,进一步突出了研究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在对相关研究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论文从企业自由的主体、约束（狭义）、边界及实现路径等四个要素对企业自由进行了探索,并从这四个方面来界定企业自由;同时论文还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客体、范围以及内容等四个方面对责任进行了分析,并从这四个方面界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基于自由权利与责任的相对关系,论文对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在对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二者关系的探讨中发现,企业自由的缺失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非常有意义,尤其从企业生产性、契约性以及道德性的本质出发进行分析更加突出企业自由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论文接着对我国企业自由缺失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追寻企业自由缺失的原因。由于从企业自由的主体、约束、边界以及实现路径等四个要素界定了企业自由,随之也从这四个要素分析了我国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所以,论文也从企业自由的外部约束（广义）出发,重点围绕产权制度、行政干预、政府角色、市场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企业自由缺失的原因。此外,在分析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之后,必须重视企业自由的缺失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虽然我国政府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明确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但从我国现实问题来看,还有更多地提升空间。由企业自由的约束、边界以及实现路径这三个要素所形成的企业外部约束条件,使企业主体在受到外部约束下的束缚状态体现了企业自由实现程度,体现了从企业自身体验和外部环境出发的企业自由感。而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则很好地体现了企业自由完善程度,于是结合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与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一分析对企业自由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有力地论证,强调在合理约束条件下的企业自由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问题,突出了企业自由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意义。论文经过围绕企业自由缺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合理约束条件下的企业自由能更好地促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要促进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就应该结合企业自由的四个要素,从深化产权制度建设、推进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角色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等四个方面来积极探索,实现如何通过扩大企业自由来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目标。通过企业的战略行为选择过程可以实现从企业自由走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将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因此,在对自由与责任二者及其关系分析基础上,最后论证了企业在合理约束条件下如何自由选择从而实现从企业自由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转变,为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寻找动力源泉,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社会,服务于人们美好幸福生活的终极目标。
黄丹[9]（2019）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长期以来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国有企业能否有效率地经营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和前进质量。但是,在实践中,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却广受诟病。追根溯源,现有研究表明,由于产权结构不够清晰,政府控制带来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共同构成了制约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例如,Megginson and Netter,2001;Djankov and Murrel,2002;Sapienza,2004;逯东等,2014;等）。所谓“机制不活,效率不高”,要从根本上解开这些效率桎梏,需要在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结合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1+N”政策体系来看,作为本轮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混合所有制改革事实上构成了现阶段国有企业市场化探索的重要着力点,可通过产权结构的市场化调整为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引入市场化力量。在此情景下,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究其倡导的产权改革能否以及如何才能切实的帮助国有企业优化经营效率?就成为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从形式上来看,“让渡部分股权+分享治理参与能力”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实现路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的界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最直接的表现是:在保持原国有资本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引入与国有实际控制人相互独立且利益诉求存在差异的其他资本,即引入非实际控制人;并通过“治理权力的分享”,赋予非实际控制人“发声”的能力和影响力,在其发挥治理效应的过程中,实现市场逻辑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重塑。在此过程中,从本质上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预期政策效果最终是通过非实际控制人积极“发声”并实质性参与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实现的。有鉴于此,本文特别选择从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参与活动切入,将非实际控制人视作市场化力量的代表,通过检验其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表现,就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通过产权结构的市场化带动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优化这一问题提供理论层面的解答。诚然,目前也有研究围绕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讨论,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对于非实际控制人的界定以及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的解读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全面、准确的呈现非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表现。具体而言,一方面,现有研究通常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解为把民营资本引入国有企业,主要关注了非国有股东的治理效应,而忽略了其他国有资本这类非实际控制人的影响。事实上,根据相关政策文件的描述,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的是利益关系视角的股权多元化。无论引入的资本是国有性质还是非国有性质,只要这一资本在利益关系上是独立于国有实际控制人的,即具备治理参与的动机以及发挥治理效应的可能性,相应的就属于非实际控制人。另一方面,在解读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效应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权力监督”效应（例如,郝阳和龚六堂,2017;蔡贵龙等,2018a;等）,强调非实际控制人是通过监督和约束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的自利性行为来发挥作用的。但是,根据现实实践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描述,非实际控制人本质上可能具备双重治理效应。具体而言,除了要监督和约束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不做“坏事”（即权力监督）,非实际控制人还可为国有企业提供知识、技术、管理理念等多方面的资源支持,帮助其“做的更好”（即资源支持）。有鉴于此,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解构非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表现以及治理效应逻辑,立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逻辑,本文将采用利益关系视角在理论维度和数据维度对国有企业的非实际控制人进行重新界定,并基于“权力监督”和“资源支持”两条路径构建了“两维一体”的分析框架,以此解读非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的治理效应逻辑。综上,立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和政策逻辑,本文结合“权力监督”和“资源支持”两条路径,以董事会权力作为非实际控制人治理参与能力的替代变量,全面检验了非实际控制人,作为市场化力量的代表,能否按照市场化的逻辑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治理效应,缓解由政府控制带来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不利影响,进而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结合当前经济改革领域的热点话题以及国有企业特殊的治理环境,本文研究内容主要沿着如下两条逻辑展开:首先,立足于当前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在充分考虑薪酬激励在驱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意义以及愈加强烈的国有企业高管激励机制市场化改革需求的基础上,本文从高管创新激励这一内部管理活动切入,检验了非实际控制人的“资源支持”效应。其次,结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以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现实需求,加之考虑到投资活动中潜藏的强烈政府干预意志,本文特别选择从对外的并购活动和对内的资本配置活动入手,检验了非实际控制人的双重治理效应对国有企业投资活动方面效率的影响。其中,并购效率侧重于从投入产出视角评价国有企业对外扩张活动的效率,而资本配置效率则重点强调了国有企业对内扩张活动是否实现了资本与投资机会的最佳匹配。围绕以上研究内容,本文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首先,就高管创新激励而言,研究发现,非实际控制人的董事会权力越大,国有企业高管的创新激励越有效（即更高的薪酬与创新业绩敏感性）,表明非实际控制人可凭借其董事会权力将基于创新导向的薪酬激励机制引入国有企业,帮助其通过激励机制改进来激发高管的创新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推动创新激励的过程中,（1）非实际控制人会采用“条件模式”来权衡财务业绩和创新业绩,即在财务业绩达标的基础上增强创新激励;（2）非实际控制人不仅能够权衡激励风险与激励收益,还能够甄别不同类型创新以及技术创新在不同类型企业的价值贡献度。此外,本文还验证了非实际控制人发挥“资源支持”效应的作用机理,发现在原有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较低（即激励机制改进诉求较高）的国有企业中,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影响更加显着。其次,就并购效率而言,研究发现,当非实际控制人具有董事会权力时,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做得更少但做的更好”,即发起并购的可能性较低但所选项目的并购绩效较高,呈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当非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或者国有企业为地方政府控制时,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会更加显着;并且,具有董事会权力的非实际控制人主要是通过减少无效并购（源头控制）和提高并购整合能力（过程控制）这两条路径来为国有企业并购效率的提升提供保障的;另外,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正式推出放大了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在战略性行业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最后,就资本配置效率而言,研究发现:（1）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越大,国有企业资本支出与投资机会的敏感性越强,表明非实际控制人可凭借其董事会权力增强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2）当非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或者与国有企业存在较高的利益关联度时,其董事会权力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更为显着,表明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受到由产权性质赋予的差异化“发声”能力以及由利益关联度决定的“发声”动机的影响;（3）在政府干预较强或者外部监督较弱的国有企业中,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加显着。与此同时,在高管存在业务能力不足或者过度自信的国有企业中,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同样具有更为显着的影响;（4）进一步发现,非实际控制人可凭借其董事会权力降低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不同于现有研究,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逻辑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特征,本文跳出了现有研究的固有认知（即引入民营资本）,采用利益关系视角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进行了更为准确的理解,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在引入利益关系独立于国有实际控制人的其他资本,其实践逻辑不仅包括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混合,还包括不同政府控制的国有资本的混合。在此过程中,无论引入的资本是国有性质还是非国有性质,只要在利益关系上是独立于国有实际控制人的,即具备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预期政策效果的潜力。以此为基础,本文创新性的将国有企业的非实际控制人在理论层面重新界定为“与国有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相互独立且利益诉求各异的利益团体群”,并以此进行了后续的实证研究。相较于仅仅关注非国有股东的现有研究,本文拓展了对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认识,将利益目标迥异于国有实际控制人的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均界定为国有企业的非实际控制人,这种理解更加符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第二,本文不再局限于现有研究广泛采用的股权制衡分析框架,而是立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逻辑和实践经验,结合“权力监督”和“资源支持”两条路径,构建了“两维一体”的综合分析框架,以此解读非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的治理效应表现。总体而言,本文强调除了要监督和约束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不做“坏事”（即“权力监督”）,非实际控制人还能够为国有企业提供知识、技术、管理理念等多方面的资源支持,帮助其“做的更好”（即“资源支持”）。这一理论分析视角的选取不仅有助于加深现有研究对于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的理解,也更加契合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逻辑。第三,结合公司治理实践,本文突破了股权或者控制权视角的评价方式,创新性的采用董事会权力来度量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参与能力。相较于股权或控制权,本文认为,董事会权力不仅赋予了非实际控制人直接参与董事会决策的投票权,还为非实际控制人提供了更多公司内部私有信息,可以较为有效的避免“治理参与无门”或“治理参与无效”的问题;以此进行度量,能够充分的利用董事会席位的“一人一票”优势以及信息获取优势,进而更为准确且直接的度量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参与能力。第四,立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加之考虑到在薪酬受到管制的国有企业中薪酬激励机制改进对于创新驱动的重要意义,本文以高管创新激励作为切入点,验证了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在国有企业的“资源支持”效应,并且证明了这种“资源支持”效应是具备有效性的。通过这部分研究,一方面,本文从“资源支持”视角拓展了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的研究,为如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来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提供了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本文结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有效薪酬激励契约进行了再认识,并提出了国有企业特殊治理环境下创新导向型薪酬激励契约的构建思路,即将创新业绩、创新业绩预期纳入薪酬决定模型并与薪酬达成正向联动,来实现对创新结果的“奖励”和创新阶段性风险和成果的“补偿”。第五,立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加之考虑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现实需求以及国有企业投资活动中的强烈政府干预意志,本文分别从并购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切入,验证了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在国有企业的双重效应表现（即“权力监督”和“资源支持”）,并且拓展讨论了这种治理效应在不同“发声”能力和动机下的差异性表现及其作用机理。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发现是:在国有企业特殊治理环境下,由于国有性质非实际控制人具备相对较强的治理参与能力和动机,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效应主要是由国有性质非实际控制人来发挥的。通过这部分研究,本文不仅基于并购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视角丰富了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相关研究,还为市场化力量能否以及如何有效制衡政府股东行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答。
吴建祥[10]（2019）在《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经理管理防御行为普遍存在,严重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现有文献关于经理管理防御所引致的经济后果研究成果较多,而关于如何治理经理管理防御的研究成果较少。如何有效防范和约束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中函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微观上与企业经理个人特征和公司内部治理有关,中观上与企业行业特征有关,宏观上与企业外部治理环境有关。行业特征主要包括产品市场竞争、风险不确定性等,外部治理环境主要包括市场化程度、法律制度、投资者保护等,这些因素的作用效果依赖于外部市场环境的发展和完善程度,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和滞后性。经理人防御行为与公司内部治理有直接的关系,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配置方式,公司内部治理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可追溯到企业控制权配置。管理防御行为与企业内部控制权配置关系密切,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行为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良好的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人行为具有监督和制约作用,能抑制管理防御行为;另一方面,若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失衡,其直接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可能诱致经理防御行为。因此,有必要分析企业内部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治理作用,现有研究对此问题研究较少。在我国企业控制权配置不完善的情景下,我国企业控制权配置是制约还是放纵了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呢?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产生怎样的影响?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疑问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企业控制权配置、经理管理防御以及两者关系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配置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遵循“控制权配置（结构）——经理管理防御行为（行为）——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结果）”的逻辑分析框架,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研究:（1）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2）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公司治理视角下,控制权配置主要涵盖了股东大会构成与议事规则、董事会构成与决议机制、经理层权力分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力制衡。微观上企业实际控制人对控制权的分配与制衡产生较大影响,以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控制权主体,按控制权权能在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配置路径,从实际控制人控制度和制衡度两个维度来分解和刻画企业控制权配置状况。我国A股上市公司是成熟的上市公司,有完善的控制权配置体系,故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具有多样性,如偏好股权融资、投资短视、减少研发投资等,某一种财务选择行为是否为经理管理防御行为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分析,也可能出现经理自为而不自知,导致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很难直接度量。以结果代替行为的方法,用管理费用率作为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替代变量,将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归结为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结果的直接影响,并考虑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对第二个问题,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机理。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并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是探讨两者之间的影响路径,根据控制权配置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提炼出控制权配置→董事会治理行为→经理管理防御程度和控制权配置→经理自主权→经理管理防御程度两条主要作用路径,探讨其传导机理并检验影响路径。其次,考虑企业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调节因素,从薪酬激励影响经理防御内在动机视角,考察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对控制权配置结构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成果和创新性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对企业控制权配置理论进行扩展,并构建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指标。界定了企业控制权的含义,基于控制权权能配置视角,认为股东大会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具有决策控制权,经理层具有经营控制权,阐述每种控制权的含义、表现形式及特征。随后对控制权配置中各控制权主体之间的制衡关系进行分析,揭示控制权配置的核心是控制权分配与制衡,控制权配置是实现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重要载体。以实际控制人为控制权主体,从控制度和制衡度两个维度,按控制权权能配置路径,从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经理层三个层面提取公司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为后续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2）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企业控制权配置结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效应。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年-201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实际控制人控制度和制衡度两个维度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选取的11个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都有显着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中,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异。（3）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企业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主要路径。控制权配置主要通过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监督机制是指通过控制权的分配与制衡,决定了企业内部监督的有效性,从而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动机和能力;激励机制是指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经理行为空间,经理控制权的分配以控制权回报具有激励效应,影响经理防御的机会和能力。再结合经理防御行为形成的重要条件监督不力与经理权力过大,将董事会治理行为和经理自主权确定为控制权配置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两条主要路径,实证检验了控制权配置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主要路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a）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显着影响董事会治理行为强度,董事会治理行为强度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负相关,董事会治理对经理防御行为起到抑制作用,董事会治理行为在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或遮掩作用。（b）控制权配置的结构特征变量显着影响经理自主权,经理自主权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正相关,经理自主权对经理防御行为起到促进作用,经理自主权在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或遮掩作用。（c）控制权配置中的控制度与制衡度特征变量通过提高董事会治理行为强度和降低经理自主权的路径最终负向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程度。（4）考虑企业控制权配置特征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存在情景性条件,从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影响经理公平感知和防御内在动机的视角,实证检验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对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发现: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程度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显着正相关,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显着地调节了控制权配置的特征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影响,当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越高时,实际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委派董事比例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治理效应减弱;股权制衡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经理人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比例、董事持股比例和经理层持股比例这六个制衡度变量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治理效应减弱,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经理管理防御程度的促进作用增强。以上研究结论深入揭示控制权配置结构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微观作用机制和深层原因,扩展和深化企业控制权配置治理作用的研究成果,也为上市公司完善企业控制权配置、约束和防范经理自利行为、缓解经理管理防御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证据。
二、企业家的终极关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家的终极关注（论文提纲范文）
（1）论企业家灵性资本与新生代员工工作幸福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前言 |
| 二、企业家灵性资本与新生代员工工作幸福感 |
| (一)新生代员工 |
| (二)企业家灵性资本 |
| (三)工作幸福感 |
| 三、企业家灵性资本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作用机理 |
| (一)组织认同机制 |
| (二)自我超越机制 |
| (三)自我效能机制 |
| (四)心理安全机制 |
| 1．赋予员工工作能力相匹配的岗位，实现员工工作抱负 |
| 2．给予员工享受生活的空间 |
| 3．营造良好的包容氛围和工作环境 |
| 四、基于企业家灵性资本的新生代员工工作幸福感提升策略 |
| (一)灵性资本投资策略 |
| (二)软性环境建设策略 |
| (三)员工心理管理策略 |
| (四)工作绩效考评策略 |
| (五)工作边界规范策略 |
| 五、总结与展望 |
（2）民营上市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与分类 |
| 一、民营上市企业实控人慈善捐赠模式 |
| 二、企业绩效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的可能创新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实际控制人与其所控制的上市企业关系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慈善捐赠及其捐赠动机与作用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慈善捐赠行为的概念 |
| 二、慈善捐赠的动机及作用 |
| 第三节 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有正向作用 |
| 二、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有负向作用 |
| 三、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不相关 |
| 第四节 实际控制人性质与慈善捐赠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家族企业间接持股的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一、利益相关者界定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实控人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 |
| 第三节 战略性慈善捐赠理论 |
| 一、战略性慈善捐赠定义 |
| 二、战略性慈善捐赠理论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机理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 |
| 第五节 影响企业绩效的其他因素分析 |
| 一、企业规模 |
| 二、企业资本结构 |
| 三、企业成长能力 |
| 四、企业营运能力 |
| 五、企业股权结构 |
| 六、企业广告支出 |
| 七、企业研发投入 |
| 八、企业可见性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 |
| 一、被解释变量 |
| 二、解释变量 |
| 三、控制变量 |
| 第三节 模型构建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Spearman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不足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启示与发展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企业伦理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企业伦理行为的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伦理视域中的企业 |
| 一、企业的概念 |
| 二、企业作为创生性的伦理实体 |
| 三、企业作为实体性的道德主体 |
| 第二节 企业行为的哲学分析 |
| 一、行为与行动的哲学辨析 |
| 二、企业行为的概念 |
| 三、企业行为的伦理分析 |
| 第三节 企业伦理行为 |
| 一、企业伦理行为的涵义 |
| 二、企业伦理行为的界定 |
| 三、企业伦理行为的特征 |
| 四、企业伦理行为的异化 |
| 第二章 企业伦理行为的发生逻辑探究 |
| 第一节 企业伦理行为发生逻辑的哲学观 |
| 一、基于功利主义的发生逻辑 |
| 二、基于义务论的发生逻辑 |
| 三、基于综合社会契约论的发生逻辑 |
| 第二节 企业伦理行为发生的逻辑类型 |
| 一、组织伦理逻辑 |
| 二、社会压力逻辑 |
| 三、角色代理逻辑 |
| 四、社会绩效逻辑 |
| 第三节 企业伦理行为发生逻辑的论证 |
| 一、意向——利益相关者导向逻辑论证 |
| 二、环境——规则导向逻辑论证 |
| 三、后果——道德责任主体导向逻辑论证 |
| 第三章 基于实证研究的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建构 |
| 第一节 企业伦理实证研究概述 |
| 一、道德事实 |
| 二、伦理实证转向 |
| 三、伦理实证方法 |
| 第二节 企业伦理行为的主体动力因分析 |
| 一、扎根方法 |
| 二、访谈资料的收集、编码与范畴提炼 |
| 三、主体动力因模型的建构 |
| 第三节 企业伦理行为的场域因子分析 |
| 一、组织伦理场域的界定 |
| 二、研究设计与过程 |
| 三、场域因子的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企业伦理行为理想类型建构 |
| 一、类型Ⅰ—内源性动力行为 |
| 二、类型Ⅱ—导向性动力行为 |
| 第四章 企业伦理行为的实践致成 |
| 第一节 基于道德主体的企业伦理能力建构 |
| 一、伦理认知力 |
| 二、伦理意志力 |
| 三、伦理实践力 |
| 第二节 基于伦理场域的企业伦理制度建构 |
| 一、公正价值观建构 |
| 二、伦理认同机制建构 |
| 三、利益相关者信任机制建构 |
| 第三节 基于企业公民的企业伦理精神建构 |
| 一、企业公民的界定 |
| 二、企业责任自由度设计 |
| 三、企业伦理精神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4）企业家财富效应与慈善捐赠的关系研究 ——基于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调节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金钱启动效应 |
| 2.1.2 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 |
| 2.2 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综述 |
| 2.2.1 慈善行为的动因研究 |
| 2.2.2 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3 理论依据 |
| 2.3.1 金钱启动效应的理论解释 |
| 2.3.2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 |
| 2.4 公司治理与慈善捐赠关系研究 |
| 2.4.1 控制人类型与慈善捐赠 |
| 2.4.2 董事会结构与慈善捐赠 |
| 2.4.3 持股结构与慈善捐赠 |
| 2.5 家族治理与慈善捐赠关系研究 |
| 2.5.1 家族所有权与慈善捐赠 |
| 2.5.2 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 |
| 2.6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1 模型构建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企业家财富与慈善捐赠 |
| 3.2.2 家族二代涉入对企业家财富与慈善捐赠的调节作用 |
| 3.2.3 两权分离对企业家财富与慈善捐赠的调节作用 |
| 第4章 实证分析 |
| 4.1 研究方法设计 |
| 4.2 数据样本来源 |
| 4.3 变量定义及测量 |
| 4.3.1 因变量 |
| 4.3.2 自变量 |
| 4.3.3 调节变量 |
| 4.3.4 控制变量 |
| 4.4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5 回归分析 |
| 4.5.1 回归分析三大回归问题检验 |
| 4.5.2 企业家财富对企业捐赠水平的回归分析 |
| 4.5.3 二代涉入,两权分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分析 |
| 4.5.4 进一步分析 |
| 4.6 稳健性检验 |
| 4.7 剔除其他干扰因素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贡献与启示 |
| 5.3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外部治理环境、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实际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基本思路 |
| 1.3.2 具体方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文献研究 |
| 2.1.1 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2 研发投入的经济效果研究 |
| 2.2 外部治理环境的文献研究 |
| 2.2.1 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业绩 |
| 2.2.2 外部治理环境与盈余管理和盈余质量 |
| 2.2.3 外部治理环境与现金持有 |
| 2.2.4 外部治理环境与投资效率 |
| 2.2.5 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 |
| 2.3 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的文献研究 |
| 2.3.1 终极控制人实现两权分离的方式 |
| 2.3.2 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与“掏空”和资金占用 |
| 2.3.3 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与企业价值和经营绩效 |
| 2.3.4 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与研发投入 |
| 2.4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相关基础理论 |
| 3.1.1 法与金融理论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1.3 创新理论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 |
| 3.2.2 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研发投入 |
| 3.2.3 外部治理环境、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研发投入 |
| 4 研究设计 |
| 4.1 变量选取 |
| 4.1.1 被解释变量 |
| 4.1.2 解释变量 |
| 4.1.3 控制变量 |
| 4.2 模型建立 |
| 4.3 样本选择 |
| 5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多元回归分析 |
| 5.3.1 市场化程度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 |
| 5.3.2 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与企业创新投入 |
| 5.3.3 外部市场环境、两权分离度与企业创新投入 |
| 6 进一步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6.1 进一步分析 |
| 6.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2 模型建立 |
| 6.1.3 回归分析结果 |
| 6.2 稳健性检验 |
| 7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终极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国内外控制权理论的研究综述 |
| 2.1.1 公司控制权的形成与控制权收益 |
| 2.1.2 控制权转移与争夺相关研究 |
| 2.2 国内外关于并购行为的研究综述 |
| 2.2.1 基于理性假设视角下的公司并购 |
| 2.2.2 基于非理性假设视角下的公司并购 |
| 2.3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公司并购行为研究综述 |
| 2.3.1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倾向相关文献 |
| 2.3.2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投资支出相关文献 |
| 2.3.3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支付方式相关文献 |
| 2.4 简要评述及研究机会 |
| 第三章 现实背景和分析框架 |
| 3.1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征与并购条件 |
| 3.1.1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展与现状 |
| 3.1.2 上市公司并购的股票市场条件分析 |
| 3.2 终极股东控制下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研究的分析框架 |
| 3.2.1 终极股东控制的双重效应 |
| 3.2.2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倾向分析 |
| 3.2.3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投资支出分析 |
| 3.2.4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支付方式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倾向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终极股东控制权结构对并购倾向的影响 |
| 4.1.2 终极股东控制下高管持股对并购倾向的影响 |
| 4.1.3 政府终极股东对并购倾向的影响 |
| 4.2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4.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4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投资支出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控制权私有收益对并购投资支出的影响 |
| 5.1.2 终极股东控制下股权制衡对并购投资支出的影响 |
| 5.1.3 政府终极股东对并购投资支出的影响 |
| 5.2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支付方式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终极股东控制权结构对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 |
| 6.1.2 终极股东控制下高管持股对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 |
| 6.1.3 政府终极股东对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 |
| 6.2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正式制度、替代机制与民营企业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4 研究主要创新点 |
| 2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替代机制中的关系型契约 |
| 2.1.1 正式契约治理的一种重要替代——关系型契约 |
| 2.1.2 替代机制维持的重要基础:关系与资产专用性 |
| 2.1.3 关系型契约的隐含假设与局限性 |
| 2.2 替代机制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路径依赖 |
| 2.2.1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交易费用 |
| 2.2.2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市场发展:基于社会资本的文献评述 |
| 2.3 替代机制产生的前置性条件:社会嵌入性 |
| 2.3.1 替代机制与企业属性 |
| 2.3.2 嵌入交易关系的企业:资源的社会关系特征 |
| 2.4 制度设置目标与实施效果相违的原因——替代机制可能产生的情形 |
| 2.4.1 内生性原因 |
| 2.4.2 外生性原因 |
| 2.5 文献简要评述 |
| 3 政府权力、制度环境特征与民营企业行为 |
| 3.1 转型时期的社会关系动态演进与资源配置 |
| 3.1.1 计划经济对传统社会关系的解构与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 |
| 3.1.2 市场化改革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与制度演进 |
| 3.2 分权化改革、地方政府行为特征与当地企业发展 |
| 3.2.1 中国政府财政分权化改革进程 |
| 3.2.2 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发展环境 |
| 3.3 制度环境阶段性特征与民营企业行为 |
| 3.3.1 地区市场化发育程度与民营企业行为 |
| 3.3.2 地区法治水平与民营企业行为 |
| 3.3.3 地区信任程度与民营企业行为 |
| 3.4 本章小结 |
| 4 替代机制与正式制度的关系——理论框架的提出 |
| 4.1 替代机制与正式制度治理间的关系 |
| 4.2 替代机制的产生背景 |
| 4.2.1 熟人社会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 |
| 4.2.2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权益性策略 |
| 4.2.3 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 |
| 4.3 替代机制在中国民营企业中两种主要实现路径:引入国有股权与企业家参政 |
| 4.3.1 引入国有股权 |
| 4.3.2 民营企业家参政 |
| 4.4 本章小结 |
| 5 民营企业替代机制的实证检验——引入国有股权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表面拟合状态下引入国有股权的替代机制红利效应——融资便利 |
| 5.1.2 表面拟合状态下引入国有股权的替代机制红利效应——突破壁垒 |
| 5.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回归结果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民营企业替代机制的实证检验——民营企业家参政 |
| 6.1 民营企业家参政动机分析——获取制度红利 |
| 6.1.1 消解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不利政策与规章制度的影响 |
| 6.1.2 获取显性或隐性的资源支持 |
| 6.2 研究假设 |
| 6.2.1 表面拟合状态下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替代制度红利效应——融资便利 |
| 6.2.2 表面拟合状态中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替代制度效应——进入壁垒行业 |
| 6.2.3 表面拟合状态下,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家参政的替代效应 |
| 6.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4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5.1 描述性统计 |
| 6.5.2 回归结果分析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建议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7.1 基本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研究生期间工作论文、已发表和录用的论文 |
| B.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8）从企业自由走向企业社会责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对象 |
| 三、研究问题相关说明 |
| 第二节 该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企业自由研究现状 |
| 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总结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二、本文的研究内容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点及不足之处 |
| 一、本文的创新之点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企业自由、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关系 |
| 第一节 自由、责任及其关系 |
| 一、何谓自由? |
| 二、何谓责任? |
| 三、自由与责任的关系 |
| 第二节 企业自由、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关系 |
| 一、何谓企业自由? |
| 二、何谓企业社会责任? |
| 三、企业自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
| 第三章 我国企业自由缺失的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自由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
| 一、从企业生产性看企业自由的重要性 |
| 二、从企业契约性看企业自由的重要性 |
| 三、从企业道德性看企业自由的重要性 |
| 第二节 我国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 |
| 一、从企业自由的主体来分析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 |
| 二、从企业自由的约束来分析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 |
| 三、从企业自由的边界来分析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 |
| 四、从企业自由的实现路径来分析企业自由缺失的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企业自由缺失的原因 |
| 一、企业产权制度影响企业自由主体的自主行为能力 |
| 二、过度的行政干预导致企业自由缺乏合理的约束 |
| 三、政府角色不明引起企业自由边界模糊不清 |
| 四、市场经济不完善使企业自由缺少实现路径 |
| 第四章 我国企业自由缺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及论证 |
| 第一节 我国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明确 |
| 第二节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企业自由缺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理论分析 |
| 一、企业自由缺失导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自主意识淡薄 |
| 二、企业自由缺失造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客体对象不明 |
| 三、企业自由缺失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履行范围模糊不清 |
| 四、企业自由缺失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有的经济实力 |
| 第四节 我国企业自由缺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企业自由感:市场化程度体现企业自由完善程度 |
| 二、我国企业自由缺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企业自由缺失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及论证”的启示 |
| 第五章 通过完善企业自由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
| 第一节 完善企业自由的四种途径 |
| 一、深化产权改革——提高企业主体的自主行为能力 |
| 二、推进制度改革——形成企业自由的合理约束 |
| 三、转变政府角色——明确企业自由的清晰边界 |
| 四、发展市场经济——增加企业自由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通过扩大企业自由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
| 一、自由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基础 |
| 二、让自由的企业更好地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 |
| 参考文献 |
| (一)英文文献 |
| (二)中文文献 |
| 致谢 |
（9）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 研究的内容与框架 |
| 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代理理论 |
| 2.1.2 公司治理理论 |
| 2.1.3 政府干预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股权制衡”视角下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 |
| 2.2.4 高管薪酬激励研究回顾 |
| 2.2.5 并购相关研究回顾 |
| 2.2.6 资本配置效率相关研究回顾 |
| 3.制度背景 |
| 3.1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沿革 |
| 3.1.1 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 年-1992 年) |
| 3.1.2 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1993 年-2002 年) |
| 3.1.3 国有企业改革的纵深推进阶段(2002 年至今) |
| 3.1.4 国有企业改革历程总结 |
| 3.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回顾 |
| 4.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会权力的界定 |
| 4.1 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界定 |
| 4.2 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界定 |
| 5.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高管创新激励研究 |
| 5.1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考核目标选择与高管薪酬激励契约设计 |
| 5.2.2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高管创新激励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与数据 |
| 5.3.2 主要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构建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回归分析 |
| 5.5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
| 5.5.1 高管薪酬激励考核目标选择:财务业绩和创新业绩的权衡 |
| 5.5.2 非实际控制人“资源支持”效应的有效性分析 |
| 5.5.3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影响高管薪酬创新激励的作用机理 |
| 5.6 稳健性测试 |
| 5.6.1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5.6.2 使用其他薪酬变量 |
| 5.6.3 控制其他非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
| 5.7 本章小结 |
| 6.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并购效率研究 |
| 6.1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非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经营效率 |
| 6.2.2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并购效率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与数据 |
| 6.3.2 模型构建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回归分析 |
| 6.5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
| 6.5.1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差异:政治地位差异视角的分析 |
| 6.5.2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影响并购效率的作用机理:减少无效并购和提高并购整合能力 |
| 6.5.3 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对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治理效应的影响 |
| 6.6 稳健性测试 |
| 6.6.1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6.6.2 使用并购频率 |
| 6.6.3 使用其他并购绩效变量 |
| 6.7 本章小结 |
| 7.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
| 7.1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与数据 |
| 7.3.2 模型构建 |
| 7.4 实证结果 |
| 7.4.1 描述性统计 |
| 7.4.2 回归分析 |
| 7.5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
| 7.5.1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差异:“发声”能力和“发声”动机视角的分析 |
| 7.5.2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 |
| 7.5.3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如何促进资本配置效率:减少过度投资抑或投资不足 |
| 7.6 稳健性测试 |
| 7.6.1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7.6.2 使用其他投资支出变量 |
| 7.6.3 使用其他投资机会变量 |
| 7.6.4 控制其他非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
| 7.7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8.3 研究创新与贡献 |
| 8.4 研究局限 |
| 8.5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2.理论研究综述 |
| 2.1 企业控制权配置的文献综述 |
| 2.1.1 企业控制权理论的研究现状 |
| 2.1.2 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研究现状 |
| 2.2 经理管理防御文献综述 |
| 2.2.1 经理管理防御的内涵 |
| 2.2.2 经理管理防御的动机 |
| 2.2.3 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及其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 |
| 2.2.4 经理管理防御的度量 |
| 2.3 企业控制权配置与经理管理防御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3.1 企业控制权配置的治理效应 |
| 2.3.2 公司内部监督与经理管理防御的相关研究 |
| 2.3.3 经理自主权与经理管理防御的相关研究 |
| 2.4 研究现状述评与启示 |
| 3.企业控制权配置的理论拓展及其度量 |
| 3.1 企业控制权的内涵与权能配置 |
| 3.1.1 企业控制权的内涵 |
| 3.1.2 公司控制权的权能配置 |
| 3.2 各种控制权之间的制衡关系 |
| 3.2.1 最终控制权与实际控制权之间的制衡 |
| 3.2.2 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制衡 |
| 3.2.3 管理层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制衡 |
| 3.3 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内涵与配置原则 |
| 3.3.1 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内涵 |
| 3.3.2 企业控制配置的基本原则 |
| 3.4 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分解与度量 |
| 3.4.1 实际控制人视角下企业控制权配置 |
| 3.4.2 实际控制人控制度在三个层面的特征变量 |
| 3.4.3 实际控制人制衡度在三个层面的特征变量 |
| 3.5 本章小结 |
| 4.企业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理论分析框架 |
| 4.1 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理论依据 |
| 4.1.1 股权结构与控制权配置条件下经理管理防御行为分析 |
| 4.1.2 控制权配置有效情景下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正面影响 |
| 4.1.3 控制权配置失衡情景下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负面影响 |
| 4.2 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内在机理 |
| 4.2.1 依据控权理论分析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路径 |
| 4.2.2 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影响的调节因素分析 |
| 4.2.3 企业控制权配置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理论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5.企业控制权配置特征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效应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5.2.1 实际控制人控制度的特征变量与经理管理防御之间关系 |
| 5.2.2 实际控制人制衡度的特征变量与经理管理防御之间关系 |
| 5.2.3 产权性质、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 |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设计 |
| 5.3.3 模型设计 |
| 5.4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 5.4.1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5.4.2 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企业控制权配置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路径分析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作用路径一:董事会治理行为 |
| 6.2.2 作用路径二:经理自主权 |
| 6.3 实证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
| 6.3.2 变量的选择与定义 |
| 6.3.3 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 |
| 6.3.4 构建控制权配置特征影响经理管理防御的作用路径模型 |
| 6.3.5 中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 基于董事会治理行为的路径分析 |
| 6.4.1 董事会治理行为在控制度特征变量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间中介作用分析 |
| 6.4.2 董事会治理行为在制衡度特征变量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间中介作用分析 |
| 6.5 基于经理自主权的路径分析 |
| 6.5.1 经理自主权在控制度特征变量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间中介作用分析 |
| 6.5.2 经理自主权在制衡度特征变量与经理管理防御程度间中介作用分析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企业控制权配置特征与经理管理防御: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的调节作用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实证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
| 7.3.2 变量的选择与定义 |
| 7.3.3 模型设计和估计方法 |
| 7.4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 |
| 7.4.2 实证结果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之处 |
| 8.3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四、企业家的终极关注（论文参考文献）
- [1]论企业家灵性资本与新生代员工工作幸福感[J]. 曹爱军,杨阳阳. 武汉商学院学报, 2021(05)
- [2]民营上市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的视角[D]. 何晶晶. 南京大学, 2020(02)
- [3]企业伦理行为研究[D]. 刘鸿宇. 东南大学, 2020(01)
- [4]企业家财富效应与慈善捐赠的关系研究 ——基于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调节作用[D]. 金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12)
- [5]外部治理环境、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 张劝.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6]终极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研究[D]. 蒋薇. 西北大学, 2019(04)
- [7]正式制度、替代机制与民营企业行为[D]. 姚梅洁. 重庆大学, 2019(05)
- [8]从企业自由走向企业社会责任[D]. 李琼. 湖北大学, 2019(05)
- [9]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研究[D]. 黄丹.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10]企业控制权配置对经理管理防御的影响机理研究[D]. 吴建祥. 西安理工大学,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