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养猪新法两则（论文文献综述）
王亚莉[1]（2016）在《陕甘宁边区妇女婚姻生活研究 ——从女性、婚姻与革命关系的视角考察》文中研究指明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和发展是长期政治和战争非常状态下的历史产物,而非本地政治和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其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与革命前完全隔断了联系,原有的传统文化习俗依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这种特征表现在婚俗上,便呈现出长期以来受中原正统文化对妇女束缚的一面,又受北方少数民族遗俗影响相对自由开放的一面,革命年代又出现了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一面,边区逐渐成为一个多种文化理念相互交融的地方区域。近代的婚姻家庭变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女性觉醒的重要标志,边区女性的婚姻生活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显现出阶段性特点和新常态。本文从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研究的基础,包括绪论和第一章。绪论介绍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进行概念阐释,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框架内容、资料方法、研究的难点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介绍边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传统婚姻形态、陋俗与禁忌、择偶观与婚姻礼仪、乡村女性的家庭角色与精神面貌,以及边区政府建立前妇女解放运动、与陕北有关的婚姻法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观。这部分是全文内容展开的背景及革命政权介入后婚姻生活变化的参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和整合多种原始资料探讨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革命与变迁的内在逻辑。第二部分提出婚姻新政是相对封建社会旧的包办买卖婚姻制度而言的新型自由民主的婚姻制度,也是边区政府动员妇女参与革命与生产的一种政治策略。介绍边区政权稳定后婚姻法的颁行情况及新旧观念的冲突,通过多次修订婚姻法令及重塑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及身体上的角色以保障女性社会权益与婚姻法实施的现实接轨,使婚姻改革趋于合理合情。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分析女性婚姻与革命的关系,边区掀起了“离婚”高潮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普通群众的婚姻问题,妇女把离婚“想象为一种革命的证明”, 政府处理一般妇女离婚问题时向传统男权势力妥协。二是抗属婚姻问题,政府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下塑造模范军属及实施拥军优抗策略,有效缓解了政府与抗日军人的矛盾。三是边区新女性“我的身体我做主”的情感生活与革命婚姻及男性干部的离婚问题,毛泽东的革命话语确立了“革命高于爱情”的价值观。四是以小说和诗歌为例介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婚姻与革命的叙述；第四部分以女性、家庭与革命的关系为考察中心,进而得出：一边区政府重塑妇女的家庭角色,促使其在家庭劳作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二是在集体主义引导下塑造“贤妻良母”、“模范家庭”和改造“女二流子”等社会实践中形成“新家风”。三是农村妇女从被动觉醒到主动走出封闭环境,实现解放。第五部分指出生育是家庭的基本职能之一,是女性价值的具体体现,与人口问题息息相关。早婚生育、卫生观念和疫病困扰使得边区妇婴健康处于恶性循环状态,政府制定了妇婴保健政策,开展妇婴卫生运动以改变民众生育观。婚姻法中体现了儿童本位思想,但又出现了革命女性子女问题的非常态,政府建立保育制度以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妇婴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政权稳定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第六部分得出全文结论：一是边区婚姻新政下女性婚姻关系的重构。二是革命遭遇爱情与爱情遭遇革命的思考再现女性婚姻权益声张的时代困境。三是以婚姻自由与“一切为了战争”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解析阶级、民族与革命话语下对女性身体的认同。四是边区女性婚姻家庭变革与国家建构蓝图为新中国成立后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以“女性、婚姻与革命”为视角,在革命外力的“催化”下,从女性生活本身出发,把女性的经验、经历和两性关系的发展变化作为研究的主要线索,对边区政府婚姻新政下女性的具体社会活动进行考察,解析其思想解放程度和婚姻家庭变迁。第一,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政府所颁布的相关婚姻政策法规相对于苏维埃时代在若干问题上做出更具体灵活的规定,亦更容易为社会接受,初步动摇了传统的婚姻制度,引起了婚姻家庭关系特别是两性关系的重大演变。这些政策法规既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一种“制度安排”,又是其社会治理的一种“策略选择”,既关注了女性在政权建设中的“社会力量”,又注意到她们在革命或战争时代的“身体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婚姻制度改革使得长久以来处于社会和家庭底层的妇女地位发生了转变,使她们在一系列的变革中从私人领域逐渐走向公共领域。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与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通过妇女解放运动完成了从家庭到社会的自身解放,最终加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队伍中,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而努力奋斗。第二,婚姻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法律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关涉民众利益,或者说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最基本的民生安排,如承载太多的政治意义则会越来越远离人性并导致自身崩溃。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试图将“婚姻自由”原则彻底植入家庭,但婚姻变革绝非简单的新旧观念更替,其发生变革的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在内的社会制度的总体变革及妇女身体观的变化。虽然中国共产党努力尝试阻断封建婚姻的源头并实行“婚姻自由”,但这种实践在现实中屡屡受挫并引发了中共、妇女与男性农民在离婚问题上形成微妙的对抗,激起女性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和声张,折射出婚姻家庭制度的战时性与共时性。第三,此时的婚姻立法与实践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不仅发展了苏维埃时代的婚姻制度安排,而且奠定了建国后三部婚姻法的基本内容和实践走向。
李昕升[2]（2015）在《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文中认为南瓜起源于美洲,学名Cucurbitamoschata,Duch.,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南瓜在中国的产地不同,叫法各异,南瓜无疑是该栽培作物最广泛的叫法。南瓜是中国重要的蔬菜作物,是中国菜粮兼用的传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经由欧洲人间接从美洲引种到中国,已有500余年的栽培历史。目前我国是世界南瓜的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南瓜的栽培面积很广,全国各地均有种植,产量颇丰,南瓜除了作为夏秋季节的重要蔬菜,还有诸多其他妙用。本研究属于农业史（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以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定性与定量、动态与静态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重点分析南瓜的起源、世界范围的传播、品种资源、名称考释,中国引种的时间、引种的路线、推广的过程、生产技术的发展、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引种和本土化的影响等,力求全方位、动态的展现南瓜在中国引种和本土化的全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数据分析和地理信息科学（GIS）技术的运用,尽可能地将历史时期南瓜种植分布情况地图化,以便更清晰、直观的呈现南瓜种植的时空演变。顾名思义,“引种”是指美洲作物南瓜从域外引种到中国,包括引种的时间、路径、过程等相关问题。“本土化”则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推广本土化,南瓜从引种到中国以后,通过多种方式、路径在中国推广,从最初引种的东南沿海、西南边疆推广到各大地区,并逐步覆盖全国,南瓜的推广本土化过程不但使南瓜在全国迅速普及,而且也导致南瓜主要种植区发生了时空的变迁,推广本土化最为重要,南瓜很快成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作物,推广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基本完成;第二,技术本土化,虽然南瓜的生产技术与加工、利用技术在美洲历史悠久,但是没有随着南瓜引种到中国而一同传入,完全是中国劳动人民在传统瓜类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南瓜生产技术体系和加工、利用技术体系,技术本土化最为复杂,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民国以来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基本完成;第三,文化本土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狭义的文化,南瓜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从南瓜民俗的兴起,到南瓜文学的传播,再到南瓜精神的扩散,南瓜文化从属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文化本土化最为深入人心,是当今国人不知南瓜为域外作物的重要心理原因,文化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发展最快,达到了高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到了今天都从未停止。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和文化本土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本研究也主要从这三个层面展开。美洲是人类最早栽培的古老作物之一——南瓜的起源中心,南瓜在美洲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前哥伦布时代,南瓜已经是美洲印第安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对南瓜的生产和利用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南瓜随着欧洲向美洲殖民、探险、宗教传播的高潮,先传入欧洲,并经由欧洲人之手传遍世界各地。中国可能是在16世纪初期由葡萄牙人首先引种到东南沿海,稍晚西南边疆也独立从印度、缅甸一带引种南瓜。由此,南瓜迅速在中国内地推广,南瓜与其他美洲作物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个别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引种的,17世纪之前,除了东三省、台湾、新疆、青海、西藏,其他省份南瓜栽培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入清以来南瓜在各省范围内发展更加迅速,华北地区、西南地区逐渐成为南瓜主要产区。新中国成立之后,南瓜产业发展有序而规范,文革时期南瓜生产进入停滞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南瓜产业才再次焕发生机,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南瓜的生产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说明科学技术才是推动南瓜产业发展的支撑力量。南瓜拥有丰富的基因库,品种、形态非常多样,生物多样性极其突出,堪称“多样性之最”,因此造成了不同地区南瓜称谓混乱、名实混杂,以及正名与别称长期共存的现象,对南瓜的名称进行考释,可以理清其命名原由等问题。同时,南瓜与同为南瓜属的美洲同源作物笋瓜、西葫芦的对比以及对南瓜的品种资源的梳理,都有助于更准确的认识南瓜本土化过程。南瓜传入中国不久,劳动人民便通过认真观察、总结,创新出了关于的南瓜的选种育种、播种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的一整套栽培技术体系,以及贮藏、食用、药用和饲用等多方面的南瓜加工、利用技术体系,体现了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和我国传统农业的包容性,这些关于南瓜的技术经验和基本成就,对于现代南瓜生产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是我国重要的农业遗产。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南瓜技术成就,受现代自然科学影响越来越深,也还是能看出传统技术深深的烙印。南瓜是美洲作物中的“急先锋”,引种和本土化速度为美洲作物之最,有着深刻的动因:前提因素是自然生态因素（生态适应性、生理适应性）,最重要因素是救荒因素,移民因素是加速因素,经济因素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因素且作用越来越大,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南瓜引种和本土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意义深远:对救荒、备荒的影响是南瓜在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在全国任何地区均是如此,养活了无数的人口;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我国传统蔬菜作物结构,完善了传统农业种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对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就从来不乏依靠南瓜牟利的人群,如今,南瓜产前—生产—加工—市场,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构成了南瓜产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传统医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晚明以降南瓜就一直是重要的中药材,不但充实了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更在救死扶伤方面建树颇多,对传统医学影响很大;最后便是对文化的影响,南瓜文化丰富多彩,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造就了多样的文化符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李建中[3]（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研究说明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石鲁豫[4]（2019）在《晚清江西农学与日本 ——以《江西农报》为中心》文中认为晚清时期,中国赢弱。为救国民于危难之际,各业开明志士皆寻求“良方”。一时间,以“农业”或“期刊”等方式救国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一背景下,光绪三十年（1904年）江西农工商矿局拟在省城进贤门外设农事试验场,附设实业学堂,将所得新法编辑汇册按期发行,遂创刊《江西农报》,由学堂监督龙钟洢担任该刊主编。同时,江西农工商矿局为发展农业积极借鉴日本农学知识,派遣留学生、聘请日本教习、翻译农学新着等。本论文将着重探讨江西农业与日本之关系,并解析该农刊对日本农学的翻译。最后在此基础上,厘清《江西农报》的农事思想传播,并明确其在晚清江西农业系统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影响。本篇论文分四章展开:第一章主要论述在兴农强赣思想指导下,江西农政机构所创办的农事试验场、农业学堂与日本的关系、派遣赴日学农学生、聘请日本农事教习等。第二章主要分析农报的媒介形态,包括:农刊的编辑与发行、概况与简章、主任编辑者思想与其实业活动四个部分。第三章主要探讨《江西农报》对日本农书的译载情况,通过与同期其他农刊译介日本农学内容进行比较而得出的特点、现象等。第四章主要讨论该刊发行的农学思想传播,其在晚清江西省的农业系统作用,以及其在省外、省内的影响。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文内容的概况,以及对未来研究课题的展望。
郭旭[5]（2015）在《中国近代酒业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表明,中国酿酒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约8000年前。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中国先民已经准确了解了酿酒的相关知识及饮酒礼仪。中国古代的酒以谷物酿制为主,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关系密切。酒在中国农业文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举凡祭祀、丧葬、嫁娶、交际、礼仪、节日,均少不了酒这种道具,饮酒贯穿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始终;另一方面,酿酒业的发展又必须消耗部分粮食,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灾荒和战乱频繁,政府又不得不考虑限制酿酒业的发展以部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饮酒被当作一个普遍接受的行为,而较少将其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酗酒顶多被看成是个人道德修养的缺陷,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也被认为是个人因素造成的。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酿酒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饮酒及相关问题开始变得严重。加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酒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关注和研究方兴未艾。但在现有研究中,无论是酿酒历史还是酒文化,都未将中国酒业和酒文化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多是静态的、共时性的描述。近代中国经历了社会文化的急遽变迁,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近代酒业和酒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洋酒大规模输入,啤酒、葡萄酒等新式酒类的普遍消费,国家酒类管理制度的变迁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主要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力图真实展现近代酒业发展及其生产、运输、销售、消费情形,总结近代酿酒科技的成就及人们对健康饮酒的科学认识,深入研究近代酒税制度及其变迁,剖析贵州茅台酒在近代的发展,为了解酒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个案。除绪论和结论外,论文主体由七章组成,主要探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这里所说的传统酿酒业,是指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黄酒、白酒酿造业。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传统酿酒业在近代中国形成了典型的地域特征,在北方以高粱酒、烧酒为主,南方以黄酒、米制烧酒为主,西南、西北等地则以杂粮酒为主。从酿制技术上言,也渐趋成熟,无论是黄酒还是白酒的酿造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已与今日无异。二,洋酒输入与新式酿酒业的发展。在近代中国,随着中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加上外国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权利,洋酒也开始随着其他商品大肆涌入中国。这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第一是直接改变了近代中国的酒类消费结构,丰富了酒类品种;其次是刺激了诸如葡萄酒、啤酒等新式酿酒业在中国的出现,从而改变了近代酿酒产业的结构。三,近代中国酒类生产、运输和消费情形。在近代中国,酒类生产多是作坊式生产组织,但也开始出现公司制的生产组织形式。它们虽然在数量上未占多数,但代表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酒业资本规模、效益、成本、利润、工人及工资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时,近代酒类运输、推销、广告、品牌推广和商标保护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酒类消费方面,近代酒类消费场所、消费文化出现了中西合璧、新旧杂糅的特征。四,对酒的科学认识。这主要体现在酿酒科技和健康饮酒两个方面。酿酒科技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专业研究机构的建立上,研究人才的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发酵和酿造研究的群体,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酿酒知识开始向大众传播和普及。在这一时期,国人也开始从近代科学的角度关注和审视酒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人们认识到饮酒会对饮酒者的身体、行为、道德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大力倡导健康饮酒。五,近代酒税制度的变迁。清末财政困窘,支出浩繁,政府在维持旧有税收的同时,力图开辟新的税源,并因应时势而不断变化,酒税从厘捐到烟酒税这样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1915年,北京国民政府将酒类管理纳入国家政策层面。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和规章,对酒税制度进行重新设计,意欲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收支预算决算系统的正轨。并对原有酒税税率及征收制度加以改革,实行类似于专卖的公卖制度,征收公卖费,新征营业税性质的烟酒牌照税,对酒类生产和流通领域加强管理。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对酒税制度又进行了一些改革,相继开征了土酒定额税和国产烟酒类税,并实现关税自主权,加强了对进口酒类税收稽征和管理。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各地也因灾荒实行过不同程度的禁酒,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六,近代酒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个案分析。近代是贵州茅台酒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形成了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烧房鼎足生产的态势,时人对茅台酒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这一时期,茅台酒酿造原料使用、粮曲比、操作设备,乃至制曲、发酵、酿造、蒸馏、储存等工艺流程,已与今日相差无几,酿造工艺趋于成熟和定型。茅台酒的影响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品饮者无不对茅台酒表示赞赏之情。同时,茅台酒的发展也受酒税制度、交通、经营方针与策略、原料、包装、价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茅台酒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透视近代中国酒业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
刘宝吉[6]（2013）在《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文中提出作为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修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而莒县、沂水大刀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型。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南旗会事件以一系列冲突的形式发生,并最终导致了黄石山惨案,莒沂大刀会由此走向了它的终点。鲁南旗会事件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一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莒沂青旗会不仅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还在自卫和自治两个方面上与政府发生了冲突。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而莒沂青旗会的悲剧性结局正与此密切有关。不过,国家的扩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生态的再度恶化。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作为地方居民的一场社会文化实践,大刀会的启动方式是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大刀会的消失是它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一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
肖倩[7]（2006）在《制度再生产：中国农民的分家实践 ——以赣中南冈村为例》文中认为本文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分家实践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时空之中,同时也不断再生产和修改包括分家制度在内的社会时空制度。从分家实践的变迁可以看到社会结构的转型,即,从“家族本位”的家庭模式到“个体本位”的家庭模式。无论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代中国农村,分家均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分家指的是子辈家庭从父辈家庭中独立出去的过程和状态,父辈的权威力量是分家的抑制因素,子辈的独立力量是分家的推进因素,分家就是在这两股方向相反的力量的冲突下发生的家庭行为。各种社会制度的变迁正是通过作用于这两股分合力量从而不断再生产和修改分家制度的。解放以来的一系列土地集体化运动将原先家庭私有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传统家庭的核心财产——土地被消解,家长权力受到有史以来最直接、最猛烈的冲击。此外,集体化时期还取消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实行一种新型的按劳分配方式——工分制,这些在削弱家长权威的同时,提高了子辈独立的意愿和能力。土改后冈村农民的两次职业分化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代际特征,可以概括为从纯农民到手艺人再到打工仔。代际职业分化对分家实践的影响主要在于:子辈所从事的非农产业所具有的劳动和报酬特征使父辈对子辈的经济控制权基本丧失以及子辈独立能力和意愿增强,此外,子辈收入增多以及对家庭贡献的增大,使得父亲权威的另一大基础——房产基本被消解。中国宗族强调的是父系继嗣关系,宗祧继嗣原则在分家实践中的体现就是儿子单系继承,女儿从来就被排斥在分家制度之外。男性子孙在继承家产的同时,必须承担祭祀父祖和赡养父祖的义务,这一原则体现了中国农民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朴素法意识。民国之后的继承法均实行男女平等继承的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女儿的平等继承权始终没有得到实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儿子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只要“从夫居”的婚姻方式仍占主流,女儿对父母财产平等继承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冈村婚姻习俗的变迁过程是从父母包办型的传统婚姻模式向当事人自主型的现代婚姻模式转变。在（半）自主型婚姻模式中,青年男女夫妻共同体意识的提早萌发常常导致父子代际感情的疏离和父子家庭共同体意识的削弱,同时也增强了夫妻小家庭从父子大家庭中独立出去的意愿。在婚姻习俗变迁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即,男方家庭对新婚夫妇单元的直接资助以及男方家支付的彩礼转化为新娘嫁妆的比例都有很大的提高。这些物质的所有者是
徐雪莲[8]（2020）在《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滥觞于清朝末期,勃兴于民国前期和中期,此后趋于式微并走向转型。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欲挽救濒于亡国灭种边缘之国家,必先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民众。于是,各种旨在改善民生的教育思潮风起云涌,如: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三民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平民教育思潮、民众教育思潮、生产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等,其中皆包含教育救民、济民、惠民的思想追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俞庆棠的民众教育、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等思想,都有大量关于教育功能、受教育权、教育对象、教学内容的见解以及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创造性运用等,体现出教育民生思想。本研究聚焦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教育民生思想,运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三位教育家为代表,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目标内涵、演化历程及其实践影响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理清其逻辑理路和思想特征,并分析其局限性及现实启示。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导论部分述及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缘起、界定教育民生的相关概念、论述相关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意义、目标、内容、方法等。第一章阐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中国近代政治的沉沦、经济的衰微、文化的鸿沟、教育的维艰和民生的凋弊,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是其产生的外部渊源。以此发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对教育的民生功能的重新认识与期求。第二章考察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形成和演进的历程。从1905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经历了一个初潮形成期、高潮勃发期以及由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或国际主义教育民生思想转轨的发展历程。第三章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俞庆棠的民众教育、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等思想为代表,分析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并考察教育民生实践的内容、方法、组织形式与手段。无论是教育家们教育宗旨的树立、教育对象的划定、教育路径的选择和教育实践的内容都体现出对民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其推行的教育活动中,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成为教育对象;凡是能够改善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字、生计、卫生、健康、休闲等,都成为他们的教育内容;他们的教育路径始终与民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聚焦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三位教育家的教育民生思想并进行比较。三人的教育民生思想不仅有很多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不同之处,体现了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丰富性和实践的灵活性。第四章对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进行梳理,并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对其作出评价。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且以民为本,在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教学组织形式的采用上均以生活为本位;由于产生于特殊的时代,知识分子急于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加之教育家们自身的局限,导致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误解国弱民穷的根源;过于抬高教育的民生功能;对现存腐败、独裁政府抱有幻想;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无力弥补理想与现实间的断裂地带。第五章论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社会影响,探讨其对当下教育民生建设的启示。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是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等一大批教育家殚精竭虑,对国家、对民众的热爱与自身教育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尽管存在某些历史局限,但瑕不掩瑜,其对教育与人的关系的深刻认识,对教育民生功能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发挥,在国内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教育本身,都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不仅更新了民众的教育观念,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变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在国外,不仅受到了关注与盛赞,也成为指导许多国家教育民生工作的蓝本;在目前我国的教育民生事业建设中,要踏实推进新时代全民教育,完善并切实执行教育民生政策,要更加关注教育的精神向度,努力消弭民间反智主义对教育民生的阻障,教育家办学应具有民生情怀。
许可[9]（2019）在《琉球王国赴华留学生研究》文中认为琉球地处朝鲜半岛、东南亚以及中国和日本所在的东亚交汇之地,自公元1372年向明王朝奉表入贡后,琉球即成为中华帝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在中琉封贡关系存续的五百年间,尽管两国关系曾先后遭遇日本、西方势力的冲击,但琉球始终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自汉唐盛世以来,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就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东亚各国几乎都被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内,琉球也不例外。明、清两代,琉球曾大量派遣留学生赴华学习,不论是入学南、北国子监的官生或是于民间延师受业的“勤学”,从琉球方面的申请、派遣、渡华、请归,到明清政府的接收、教育或福建地方的安置、培养,凡此种种,无不置于中琉之间的册封——朝贡体制之下。在华接受教育的琉球留学生学成后归国报效,官居要职者亦不在少数,或办理入贡、辅佐政事,或传授汉学、兴办教育,或推广技术、发展经济。在琉球从“商贾不通”、“俗无文字”之国一跃成为“万国津梁”、“守礼之邦”的历史进程中,留学生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强化中琉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增进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两国民众的友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沟通东亚诸国之间的交往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琉球王国时期的琉球赴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中琉宗藩关系发展以及东亚国际秩序变迁的视域下,主要从琉球留学生派遣制度的成因与嬗变、明清政府对其接待政策与培养模式的完善、琉球官生与勤学在华学习与生活的面貌、留学生为琉球社会变革与进步做出的贡献、留学生在琉球与中国以及东亚各国之间的交往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考察。事实上,琉球留学生所取得的瞩目成就离不开中方的重视关切和悉心栽培,因此本文也将进一步探讨传统“华夷”观框架下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藩留学生的教育理念和培养政策,从而揭示明清政府如何通过官办与民间两种教育模式,以琉球留学生为载体,使中华文明得以远播东亚。
王旭[10]（2017）在《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 ——以太湖流域的乡、镇为中心》文中认为在“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县下基层区划形成“双轨体制”,即以乡为代表的“乡村型”体制和以镇为代表的“镇市型”体制,该体制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北宋中期。前者以管理农业居民为主,包括乡、里、耆、管、都、保、团、社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片状分布的特征;后者以管理工商业居民为主,包括镇、市、务、墟、步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征。本文选取两类体系中层级最大且最为稳定的乡、镇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体系的形成、运作、管理等问题进行探讨。空间范围则框定在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乡篇分为三章。第一章首先对元丰三年（1080）太湖流域苏、湖、常、秀四州的乡进行名称考证和空间复原,并在此基础上对宋乡的幅员、边界、户口、层级、“官员”等地理和人文区划要素进行阐释。第二章在全面梳理宋代太湖流域基层区划变动和调整事例的基础上,对调整的对象、原因、方式、原则、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几乎所有的基层区划调整都是以乡为基本单位进行,并且乡的性质和职能在宋代时存在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趋势。第三章以太湖流域为切入点对城市外围特殊的附郭乡进行探讨,包括附郭乡与城墙、城市之经济关系、城市之人群关系等内容,认为附郭乡既是城市向乡村延伸的前沿地带,又是乡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区,兼有城市和乡村双重职能及景观特色。下篇镇篇分为四章。第四章在广泛搜罗宋代太湖流域建制镇的基础上,明晰这些镇的建置沿革、确定地望、绘制成图,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这些镇的时空演变规律。第五章以海盐县澉浦镇为中心,探讨唐宋时代镇由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转变过程中的若干细节问题,如转变方式、特征、影响等,并通过这一案例对宋镇的政区形态变化、县镇关系、“皇权下县”等问题进行探讨。第六章在梳理南浔镇崛起原因、乌青镇兴衰过程的基础上探索两镇关系的演变轨迹,以期加深对新兴经济镇崛起与外部竞争这一命题的认识。第七章首先归纳出归安县东林镇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若干特征,发现这些特征不仅在宋代的江南市镇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大多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江南市镇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时段且具有继承性的过程。结语部分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并对皇权与县下基层统治、宋代县及县以下基层区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基层管理中的分权（分责）与兼职特征进行统筹性思考和分析。附录两文则跳出所框定的空间范围,分别选取“乡村型”体系中的“团”及“镇市型”体系中的“坊”进行个案探讨。
二、美国养猪新法两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养猪新法两则（论文提纲范文）
（1）陕甘宁边区妇女婚姻生活研究 ——从女性、婚姻与革命关系的视角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与研究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与分析方法 |
| 六、研究的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边区建立前的妇女婚姻家庭生活 |
| 第一节 自然与人文环境 |
| 一、历史变迁 |
| 二、社会生态 |
| 三、人口问题 |
| 四、文化教育 |
| 五、生育卫生 |
| 第二节 边区传统婚姻习俗与家庭组合 |
| 一、婚姻形态 |
| 二、陋俗与禁忌 |
| 三、择偶观和婚姻礼仪 |
| 第三节 传统妇女的家庭角色与日常生活 |
| 一、乡村妇女的家庭角色 |
| 二、女性衣食住行与精神面貌 |
| 第四节 边区建立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婚姻法令 |
| 一、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环境 |
| 二、边区建立前的相关婚姻法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观与婚姻法 |
| 小结 |
| 第二章 边区婚姻新政下女性权益保障和地位再造 |
| 第一节 边区婚姻法规的颁行 |
| 一、婚姻法制定与颁布 |
| 二、婚姻法执行与宣传 |
| 第二节 新婚姻法与传统婚俗的互动 |
| 一、婚姻彩礼“变本加厉” |
| 二、对新婚姻观的接受与曲解 |
| 三、提高婚龄的努力与妥协 |
| 四、抵制婚外性关系的风气 |
| 五、新婚姻法的调适 |
| 第三节 女性权益保障和地位再造 |
| 一、女性在政治上参与和翻身 |
| 二、女性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财产权 |
| 三、女性在教育上的机会和角色 |
| 四、身体解放：从束缚到人性权益保护 |
| 小结 |
| 第三章 边区女性、婚姻与革命的权力调控 |
| 第一节 离婚被想象为一种革命证明 |
| 一、离婚不得：传统“休妻” |
| 二、离婚提出：解脱与对抗 |
| 三、寡妇再婚：尴尬与可能 |
| 第二节 抗属、婚姻与革命：抗属的形象及其模范塑造 |
| 一、抗属婚姻问题 |
| 二、抗属婚姻问题的司法实践 |
| 三、抗属生活困境的现实关怀 |
| 四、模范抗属的形象塑造 |
| 第三节 新女性、革命与情爱：我的身体我做主 |
| 一、革命约束：党性高于个性 |
| 二、“延安舞会”碰出爱情火花 |
| 三、知识女性婚恋观的非常态 |
| 四、留有革命烙印的婚姻生活 |
| 第四节 边区作品中的女性、婚姻与革命叙述 |
| 一、小说作品 |
| 二、诗歌作品 |
| 小结 |
| 第四章 边区女性、家庭与革命的关系构建 |
| 第一节 “半边天”：妇女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中共动员劳动妇女的政策 |
| 二、农村妇女的日常家庭劳作 |
| 三、农村妇女的集体生产劳动 |
| 四、农村妇女从家庭走向工厂 |
| 第二节 “新家风”：集体主义引导下的家庭观塑造 |
| 一、家庭结构及关系 |
| 二、塑造“贤妻良母” |
| 三、创建“和睦家庭” |
| 四、改造“女二流子” |
| 第三节 走出封闭：女性社交活动的扩展 |
| 一、自由恋爱之风兴起 |
| 二、通婚圈之变化 |
| 三、社会交往之“开放” |
| 小结 |
| 第五章 边区女性的生育健康与儿童保育 |
| 第一节 妇女生育与妇婴保健 |
| 一、妇女生育情形 |
| 二、妇婴保健政策 |
| 三、宣传卫生知识 |
| 四、推广新法接生 |
| 五、民众生育观改变 |
| 第二节 儿童保育与人口发展 |
| 一、婚姻法中的儿童权益 |
| 二、革命女性的子女问题 |
| 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婚姻新政下女性婚姻关系的重构 |
| 二、革命遭遇爱情与爱情遭遇革命：女性婚姻权益声张的时代困境 |
| 三、婚姻自由与一切为了战争：阶级、民族与革命话语下的女性身体认同 |
| 四、女性婚姻家庭与国家建构：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创新和存在的问题 第一章 南瓜的起源与传播 |
| 第一节 南瓜在美洲的起源与传播 |
| 一、美洲是南瓜的起源中心 |
| 二、南瓜在欧亚的传播 |
| 第二节 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 |
| 一、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 |
| 二、南瓜传入中国的路径 第二章 南瓜的名实与品种资源 |
| 第一节 南瓜名称考释 |
| 一、南瓜的主要名称 |
| 二、南瓜的其他别称 |
| 第二节 南瓜属作物与南瓜品种资源 |
| 一、南瓜与笋瓜、西葫芦 |
| 二、南瓜的品种资源 第三章 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推广 |
| 第一节 南瓜在全国的引种路线 |
| 第二节 明清民国时期南瓜在各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一、南瓜在东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二、南瓜在华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三、南瓜在西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四、南瓜在西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五、南瓜在东南沿海的引种和推广 |
| 六、南瓜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的生产和发展 |
| 一、南瓜在全国的生产概况 |
| 二、南瓜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四章 南瓜生产技术本土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瓜栽培技术的积累 |
| 一、播种育苗 |
| 二、定植 |
| 三、田间管理 |
| 四、病虫害防治 |
| 五、采收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南瓜生产技术的改进 |
| 一、选种育种 |
| 二、播种育苗 |
| 三、定植 |
| 四、田间管理 |
| 五、病虫害防治 |
| 六、采收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生产技术的发展 |
| 一、1949-1978年的发展 |
| 二、1979-2014年的发展 第五章 南瓜加工、利用技术本土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奠基 |
| 一、贮藏 |
| 二、食用 |
| 三、药用 |
| 四、饲用及其他利用方式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改进 |
| 一、贮藏 |
| 二、食用 |
| 三、药用 |
| 四、饲用及其他利用方式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 |
| 一、1949-1978年的发展 |
| 二、1979-2014年的发展 第六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因素 |
| 一、生态适应性 |
| 二、生理适应性 |
| 第二节 救荒因素 |
| 一、南方地区 |
| 二、北方地区 |
| 第三节 移民因素 |
| 一、西南移民潮:“湖广填四川”与“改土归流” |
| 二、东南棚民潮:“客家棚民”与“江西填湖广” |
| 三、东北大移民:“招民开垦”与“闯关东” |
| 第四节 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 |
| 一、中国古代夏季蔬菜的品种增加 |
| 二、中国古代夏季蔬菜的品种增加的原因 |
| 第五节 经济因素 |
| 一、南瓜的相对经济优势 |
| 二、南瓜加工、利用的经济优势 |
| 三、南瓜其他利用方式的经济优势 第七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救荒、备荒的影响 |
| 一、全国性的救荒影响 |
| 二、六大区的具体救荒影响 |
| 第二节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 一、改变了蔬菜作物结构 |
| 二、影响了农业种植制度 |
| 第三节 对经济的影响 |
| 一、直接南瓜贸易对经济的影响 |
| 二、南瓜子对经济的促进 |
| 三、南瓜众多深加工产品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 |
| 四、南瓜与养殖业发展 第八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对科技文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
| 一、基本性状的描述 |
| 二、同食相忌 |
| 三、具体应用 |
| 第二节 南瓜与文化 |
| 一、南瓜精神 |
| 二、南瓜民俗 |
| 三、南瓜观赏文化 |
| 四、南瓜名称文化 |
| 五、南瓜饮食文化 |
| 第三节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明清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二、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方法 |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 一 建立的背景 |
| 二 性质和任务 |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 四 代购代销员 |
| 五 领导管理 |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 一 "批" |
| 二 "树" |
| 三 "改"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 二 对私政策 |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 一 搞好"学、揭、批" |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 一 以购促产 |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一 改革的背景 |
| 二 改革的内容 |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 二 棉花经营 |
| 三 农资供应 |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 一 股金风波 |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 结语 |
| 一 百年回眸 |
| 二 展望未来 |
| 征引文献 |
| 后记 |
（4）晚清江西农学与日本 ——以《江西农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要旨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江西农工商矿局的农学活动与日本 |
| 第一节 江西重农思潮兴盛与试验农场 |
| 一 重农思潮兴盛 |
| 一 江西试验农场 |
| 第二节 农业学堂赴日学生与聘日教习 |
| 一 江西农业学堂 |
| 二 赴日学习农学 |
| 三 聘请日本教习 |
| 第二章 《江西农报》基本形态与主任编辑 |
| 第一节 农刊概况简章与栏目编辑 |
| 一 近代农刊兴起 |
| 二 农刊基本形态 |
| 第二节 主编农学思想与实践 |
| 一 主编农学思想 |
| 二 主编实业活动 |
| 第三章 《江西农报》对日农学着作的引译 |
| 第一节 农刊对日本农学着作翻译 |
| 一 译者曾伯沅 |
| 二 所译日本农书 |
| 第二节 农书翻译特点与一稿多译 |
| 一 农刊翻译特点 |
| 二 一稿多译现象 |
| 第四章 《江西农报》的传播与影响 |
| 第一节 农报传播农事内容与思想 |
| 一 兴农强赣 |
| 二 农事基础 |
| 三 农事新闻 |
| 第二节 农刊刊载特点与社会影响 |
| 一 农刊刊载特点 |
| 二 农刊社会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中国近代酒业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与论题说明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论题说明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嬗变 |
| 2.1 传统酿酒业发展概况 |
| 2.1.1 近代酒业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
| 2.1.2 传统酿酒业发展概况 |
| 2.2 各地区酿酒业发展情形 |
| 2.2.1 东北地区 |
| 2.2.2 北方地区 |
| 2.2.3 南方地区 |
| 2.2.4 西南、西北地区 |
| 2.3 传统酒类酿制工艺的发展与成熟 |
| 2.3.1 绍兴酒酿造工艺与鉴别 |
| 2.3.2 高粱酒酿造工艺 |
| 2.3.3 米制烧酒酿造工艺 |
| 2.3.4 市酒酿造工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洋酒输入与新式酿酒业的发展 |
| 3.1 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洋酒输入 |
| 3.1.1 近代早期洋酒在中国的传播 |
| 3.1.2 20 世纪上半叶洋酒输入状况 |
| 3.1.3 上海的洋酒品牌 |
| 3.1.4 洋酒在华市场与价格 |
| 3.2 葡萄栽培与葡萄制酒的历程 |
| 3.2.1 近代中国的葡萄种植 |
| 3.2.2 葡萄酒业发展的思路设计 |
| 3.2.3 葡萄制酒的认识与发展 |
| 3.2.4 近代张裕酿酒公司发展情形 |
| 3.3 啤酒业的产生与发展 |
| 3.3.1 中国啤酒业的早期发展 |
| 3.3.2 国产啤酒之一：双合盛啤酒汽水公司 |
| 3.3.3 国产啤酒之二：烟台醴泉啤酒公司 |
| 3.3.4 近代啤酒酿制工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酒类的生产、运输与推广 |
| 4.1 近代酒业生产基本情形 |
| 4.1.1 酒业生产组织形式 |
| 4.1.2 酒业生产资本及其构成 |
| 4.1.3 酒业营业成本与利润 |
| 4.1.4 酒业工人与工资 |
| 4.2 酒类运输与推销 |
| 4.2.1 酒类运输及其地域范围 |
| 4.2.2 近代酒类的推销 |
| 4.3 酒类品牌推广与保护措施 |
| 4.3.1 广告：酒类品牌推广新方式 |
| 4.3.2 展览会、招幌与酒类品牌展示 |
| 4.3.3 酒票与商标：酒类防伪与法律保护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酒类消费及其变迁 |
| 5.1 近代中国的酒类消费场所 |
| 5.1.1 北京的酒店与“大酒缸” |
| 5.1.2 上海的酒店与酒馆 |
| 5.1.3 绍兴酒店 |
| 5.1.4 下层民众的街头饮酒场景 |
| 5.2 近代酒类消费文化的变迁 |
| 5.2.1 饮酒场所与环境的变化 |
| 5.2.2 酒的侍应方式发生变化 |
| 5.2.3 饮酒诉求出现新的变化 |
| 5.2.4 饮用酒类品种出现变化 |
| 5.2.5 名酒成为消费时尚 |
| 5.2.6 鸡尾酒开始流行 |
| 5.2.7 啤酒文化的发展 |
| 5.2.8 酒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淡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酿酒科技的发展和饮酒危害性的科学认识 |
| 6.1 近代中国酿酒科技的发展 |
| 6.1.1 近代酿酒科技的成就 |
| 6.1.2 中国酿酒研究科学化的先驱：魏喦寿、金培松 |
| 6.1.3 传统酿酒技术的总结与提高：以孙学悟、方心芳为中心 |
| 6.2 饮酒与健康的探索之路：近代对酒的医学认识 |
| 6.2.1 对酒之危害的科学认识 |
| 6.2.2 多举措促进健康饮酒 |
| 6.2.3 关于酒与健康的一些争论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国酒税制度的变迁 |
| 7.1 从“厘金”到“烟酒税”：清末酒税制度的初步建构 |
| 7.1.1 清末酒类厘金制度 |
| 7.1.2 从“厘金”到“烟酒税”：清末酒税制度的初步建构 |
| 7.2 北京国民政府的酒税制度设计 |
| 7.2.1 民国初年酒税征收情形 |
| 7.2.2 将酒税列入国家财政预算，改进征收管理 |
| 7.2.3 开征烟酒营业特许牌照税 |
| 7.2.4 建立公卖机构，推行公卖制度 |
| 7.2.5 北京国民政府烟酒税收入状况 |
| 7.2.6 烟酒公卖制度剖析 |
| 7.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的变迁 |
| 7.3.1 南京国民政府对酒税管理的整顿 |
| 7.3.2 土酒定额税的开征 |
| 7.3.3 国产烟酒类税沿革 |
| 7.3.4 国产烟酒类税稽征管理 |
| 7.3.5 南京国民政府的烟酒类税收入 |
| 7.4“维民食”与“重国课”：民国禁酒政策演变 |
| 7.4.1“以维民食”：禁酒的初衷 |
| 7.4.2 禁酿与限饮：民国禁酒的主要内容 |
| 7.4.3“以重国课”：财税部门对禁酒的干预 |
| 7.4.4 民国禁酒的贵州案例 |
| 7.4.5“停酿莫如禁饮”：对民国禁酒的考察 |
| 7.5 近代酒税制度构建与酒业发展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酒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以贵州茅台酒为个案 |
| 8.1 近代茅台酒生产概况 |
| 8.2 茅台酒酿制技术的成熟 |
| 8.3“仿茅酒”新品类的形成 |
| 8.4 茅台酒文化的形成与传播 |
| 8.5 限制茅台酒发展的因素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 |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I：图（表） |
| 附录Ⅱ：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缀语 |
| 引言 现身于地方生活的大刀会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地方居民的生活景观 |
| 1、“×石山”：一桩被遮蔽的惨劫 |
| 2、日常视角：常人世界的综观 |
| 二、“错画”里的栖居者：地方性社群大刀会 |
| 1、学术史回顾、论文结构和资料综述 |
| 2、理论思路：“地方社会场域”的引入 |
| 第一编 地方?空间鲁南场景：蒙山诉水间的世界 |
| 引子 黄世山惨案 |
| 第一章 人与地：地理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生民其居：沂属之地 |
| 一、山水怀抱：自然地理环境 |
| 1、齐鲁锁钥：山水形成的脉络 |
| 2、沂州府地：政治技术的标签 |
| 二、人居形态：基本聚落三种 |
| 1、村庄起源以及节点般的集镇 |
| 2、金城汤池：作为中心的县城 |
| 三、“休咎尤要”：自然生态概况 |
| 1、“见面一大片”：论略里的注解 |
| 2、旱魃、虫子市和蝗神的故事 |
| 四、1934年素描：“十八世纪式的社会” |
| 1、“富于保守性”：乡土调查里的民情 |
| 2、社会现状概略：《重修莒志》里的记载 |
| 第二节 社群辨析：社会的基本形态 |
| 一、“敬宗收族”：基础性的社群 |
| 1、“家族本位”：以汀沟于氏为例 |
| 2、请家堂：“世代相传”的文化 |
| 二、民谚俗语里的大族传说：以刘南宅为例 |
| 1、神话里的家族与住宅：“刘南宅” |
| 2、科举与望族：帝国庇荫下的巨室 |
| 三、“客家子”与“主家”：租佃制度概况 |
| 1、由庄户人、财主脖子谈到张家庄子 |
| 2、干打鞭与陪牛地、吃地粮与拨房工 |
| 四、“出家人”：边缘社群的生活 |
| 1、出家与受戒：杨志明的个人回忆 |
| 2、浮来旧事：佛成和他的弟子们 |
| 第三节 民生脉络：隐现的经济圈 |
| 一、“绕着地头转”：作为生计之本的农业 |
| 1、农事一年：《农圃便览》里的记载 |
| 2、五谷及其他：耕作法和农产种类 |
| 二、百工与商旅：各县工商业概况 |
| 1、“皆农家者流”：由《考工记》谈起 |
| 2、中心与腹地：工商业的地理差异 |
| 三、“一方之货”：蚕桑与花生 |
| 1、“蚕缫微利”：东山柞茧与南山丝 |
| 2、“出口大宗”：许村与花生的故事 |
| 四、“纤悉均关生计”：脆弱的经济体系 |
| 1、“凶荒之妙制”：由煎饼谈衣食住行 |
| 2、旧法与凶岁：“耕识图”和“呼吁书” |
| 第四节 生态细微：日常生活的若干剖面 |
| 一、集会与节庆：地方生活的两个副章 |
| 1、“通工易事”：集与会的分工协作 |
| 2、节庆之链：地方居民的心灵节拍 |
| 二、“庙多神众”：混沌的信仰世界 |
| 1、“敬祷诸神”：由“莒州庙全”谈起 |
| 2、“搬龙王爷爷”：灵公山龙神庙祈雨 |
| 三、“搭台唱戏”的流动景观 |
| 1、“万人坑”：张之栋的个人回忆 |
| 2、“唯一的娱乐”：农村演剧简析 |
| 四、缩微标本：社会生态系统里的庙会 |
| 1、1932年浮来山庙会：李鼐先生的讲述 |
| 2、信仰、娱乐与经济：庙会与地方社会生态 |
| 第二章 从危机到灾难：二十年代社会生态的恶化 |
| 引子 迟钝的村民 |
| 第一节 从帝国到民国：清末民初的地方影像 |
| 一、王朝遗迹：枯骨冢、僧王庙和圩寨 |
| 1、“只有神佛能弄清”：枯骨冢与僧王庙 |
| 2、团练与圩寨：防卫策略的官民分野 |
| 二、震荡余波：民初沂水县的纷争 |
| 1、“三麟之乱”：学校、政党及刘南宅的没落 |
| 2、“肚子里有牙”：讼棍与同盟会员张克缦 |
| 三、名宦与好官：一个县官的民国经历 |
| 1、仕莒记略：“与莒人相习若一家然” |
| 2、“要想当好官”：“护官符”与大仙堂 |
| 四、新政二例：警察与学校的开设 |
| 1、“开办数年不能推广”：警察的设立 |
| 2、洋学与私塾：学制之变后的“双轨制” |
| 第二节 “稀有之惨剧”：1925-1930年间的天灾人祸 |
| 一、“天道无亲”：1928年灾荒纪略 |
| 1、“重重灾劫”：赈务报告里的图景 |
| 2、“飞蝗神话”：“蚂蚱市”及其他 |
| 二、“山东百姓受了坑”：鲁张之祸 |
| 1、“甲于全国”：苛捐杂税之害 |
| 2、“兵来一扫清”：丘八之祸 |
| 三、“国民干遭殃”：百姓眼中的“北伐” |
| 1、“都是土豪大头黄”：刘黑七祸莒 |
| 2、“可怜莒民受牵连”：高桂滋困城 |
| 四、“土匪市”：社会基础的破坏 |
| 1、惨案种种及日常生活紊乱 |
| 2、雪天哀鸿：逃亡者的讲述 |
| 第三节 致命的创口：从隐患到灾祸 |
| 一、作为盗薮：沂州匪患问题探微 |
| 1、“天命将乱”：一份伪示里的真言 |
| 2、“非自今始”：“土匪世界”三度出现 |
| 二、“噬脐之祸”：兵匪通气的积弊 |
| 1、“十八家大人”：一个绝妙的例证 |
| 2、兵匪通气论：相关报道的梳理 |
| 三、匪祸告哀：八里巷惨案前后 |
| 1、未有之浩劫：各界电文与官方处理 |
| 2、冤枉庙的警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
| 四、徒劳的努力：地方精英的失败 |
| 1、兖沂治安讨论会的成立和呼吁 |
| 2、杯水车薪：合法途径解决无望 |
| 第四节 “匪夷所思”：刘黑七的人生注解 |
| 一、亡命之徒：“以掠夺为职业的游民” |
| 1、破坏性社群的定位与基本构成 |
| 2、“出身捷径”：杀人放火做大官 |
| 二、匪首群像：何谓“职业土匪” |
| 1、“西南马子”：以抱犊崮为标志的匪区 |
| 2、石增福从匪记：被“染污”的人生 |
| 三、“闯土匪”：羊倌刘堂的选择 |
| 1、山神节前：家庭、经历和誓言 |
| 2、放羊调里：“寻思寻思不坦然” |
| 四、改名前后：一朝匪皮换新装 |
| 1、刘团发祥史：作为匪巢的蒙山万寿宫 |
| 2、“就抚”国军：北伐先遣军与新四师 |
| 第二编 事件.曰常乡土之蔓：鲁南乡村中的大刀会 |
| ——以莒沂青旗会为例 |
| 引子 那时的年头 |
| 第三章 “借秧子”：鲁南大刀会的兴起 |
| 第一节 “自卫之好教材”：蒙阴八寨的故事 |
| 一、匪情与自卫方式的交互演变 |
| 1、“几无一日不遭匪劫”：蒙阴匪祸及其根源 |
| 2、“失败中的觉悟”：由不相顾到守围 |
| 二、八寨之地：聚落景观的构筑 |
| 1、原则：先人和,再地利 |
| 2、方法：围墙、炮楼与械弹 |
| 三、“组织系统”与“防守法” |
| 1、寨之组织：战时与平时 |
| 2、日常“防守法”的演变 |
| 四、由村到寨：社会更生与文化实践 |
| 1、“自卫之效力”和“大的趋势” |
| 2、多重之寨：小社会的自治与更生 |
| 第二节 神威与大运：莒沂青旗会的兴盛 |
| 一、大古家沟：一个村庄的行动 |
| 1、龙公山下：条子、族长和武学堂 |
| 2、土地庙前：杜梨子树上的“成果” |
| 二、从“保护村庄”到“谩骂鲁张” |
| 1、八里巷与太湖村：两个村庄的遭遇 |
| 2、“跋扈”“横行”：鲁张时期略影 |
| 三、“声势浩大”：莒沂大刀会的发端 |
| 1、村庄之链：田瑞、张恒远与青旗会 |
| 2、“南军打,北军退,中间出了个五旗会” |
| 四、“神通得此证明”：渊子河一役的威名 |
| 1、渊子河畔：时间、经过和参加者 |
| 2、新增份子：徐谦凤所讲的细节 |
| 第三节 道会暗林：鲁南社会的另一面 |
| 一、隐秘网络：“秘密社会”管窥 |
| 1、“无足深怪”：“孝帽子会”辨证 |
| 2、密语召唤：孙守立的个人遭遇 |
| 二、“民国第一家”：在家礼、三番子 |
| 1、仪式与手势：一个“盒子皮”之所见 |
| 2、“土匪都不敢惹”：“大杂烩”的威力 |
| 三、夏家道的变迁：从吃斋道到茹素团 |
| 1、夏半仙、《救世宝筏》和神仙府 |
| 2、“莒沂总斋团”：“茹素团”与九大寨 |
| 四、社会危机的反应：两个例证的结论 |
| 1、“二把手”上：万教传在沂水的威风 |
| 2、乘舆辨名：道会兴起与社会危机 |
| 第四节 应激反应：生态灾难与“工具理性” |
| 一、大刀会的宗旨及其渊源 |
| 1、误传何来：“孝帽子会”再辨证 |
| 2、“符法护身”：一则遗曲里的历史 |
| 二、“二周村”之劫：带血的“勾子” |
| 1、重镇悦庄：修围及惨案原委 |
| 2、“处决勾子”：庙会上的审判 |
| 三、劫后余谈：会场里的新面孔 |
| 1、“破围子”：刘黑七的拿手好戏 |
| 2、管廷献论结寨的六便与七难 |
| 四、地方社会对生态灾难的应激反应 |
| 1、由山社说起：农村合作组织的丰富性 |
| 2、会名的思考：工具命名之下的理性 |
| 第四章 在乡土上滋蔓：旗会蔓延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性文化迁移：迁入与传播简析 |
| 一、“怪异的学问”：入会仪式一览 |
| 1、“结入其群”：徐谦凤的讲述 |
| 2、大同小异：相关记载的梳理 |
| 二、精神转换法：作为信仰的身体话语 |
| 1、“装身”：神灵、兜肚和禁忌 |
| 2、“过场”：请神、吃符和排刀 |
| 三、“请老师”：由外地到本地的过程 |
| 1、睡庄的启示：渠道与媒介 |
| 2、“滕峄地方”：勃兴之地探源 |
| 四、“立会”：本地化依托的文化网络 |
| 1、会员探视：日常场景下的必然 |
| 2、桃园三月：拜把子背后的神话 |
| 第二节 “俨然宗教”：社群的崛起 |
| 一、旗会的基本成员和组织形态 |
| 1、不可分离：会员与农民的双重身份 |
| 2、超越村落：会与团的两级组织 |
| 二、大刀问题：武器里的经济理性 |
| 1、三种武器：大刀、快枪与扎枪头 |
| 2、枪价考略：“人人看着快枪好” |
| 三、首领群像：旗会造就的“精英” |
| 1、调查里关于旗会领袖的内容 |
| 2、旗会首领的基本情况分析 |
| 四、“同心土变金”：大刀会“摸底” |
| 1、由被动到主动：防御性策略的演进 |
| 2、“会者,合也”：旗会的整合作用 |
| 第三节 “总老师”：枣红大马上的田瑞 |
| 一、田瑞前传：大老粗、经纪和小商贩 |
| 1、“袖中乾坤”：由莒地嘎语谈经纪 |
| 2、人物素描：出身、经历和见识 |
| 二、从白马到红马：礼物的多重意味 |
| 1、“门口拴着高头马”：一段“牛马经” |
| 2、“走马看红”：“负重致远”的开始 |
| 三、一个比较案例：红旗会首领法真 |
| 1、赵善义的转变：从和尚到法师 |
| 2、游侠之性：家庭、寺院和帮伙 |
| 四、职业的意义：“总老师”、“总会” |
| 1、另类经纪：师承关系与权力结构 |
| 2、群体与个人：首领的责任和性格 |
| 第四节 神秘与熟识：旗会的出场 |
| 一、神秘的香堂：象征空间分析 |
| 1、“不然,是不允许你到香堂看的” |
| 2、由土地庙说起：独特的聚落景观 |
| 二、分离和契合：日常生活的重构 |
| 1、练功习武：古秀林的讲述 |
| 2、独辟领域：生活场景举例 |
| 三、关于“搭台唱戏”的两则回忆 |
| 1、“好不威风”：五天五夜的大戏 |
| 2、“一大快事”：马家拐头的聚会 |
| 四、神楼的见证：戏台上的大刀会 |
| 1、戏里戏外：狂欢之中的社会交流 |
| 2、乡土颤抖：浮来山庙会上的场景 |
| 第五章 从冲突到惨案：莒沂青旗会的结局 |
| 第一节 “一点恶因”：沂水六区事件 |
| 一、重回水由村：追述的起点 |
| 1、“没起冲突”：袁福英等的回忆 |
| 2、宣战与对抗：1933年的报道 |
| 二、杜绍曾的外号及对青旗会的指责 |
| 1、“杜烧包”：六区区长杜绍曾 |
| 2、“大刀会是邪教,不是顺民” |
| 三、“点他的火烧他的包”：杜绍增之死 |
| 1、“兴办学堂”：关于起因的三种记载 |
| 2、“杜绍增必须服输”：冲突经过和结果 |
| 四、“实为地方三幸”：事件的“和平处理” |
| 1、“今后要安分守己”：劝导、宣慰和弹压 |
| 2、应变有方：运其昌所受嘉奖与恭颂 |
| 第二节 风波迭起：多次上演的血剧 |
| 一、风潮日重：青旗会与红旗会冲突 |
| 1、“失教的民众”和三种思想的显现 |
| 2、满堂坡：“细故”与“门户之见” |
| 二、“轩然大波”：五旗会与红旗会冲突 |
| 1、“螳臂当车”：一篇详实的报道 |
| 2、县志记载、德政宣言及其他 |
| 三、事起防务捐：盛家垛庄之祸 |
| 1、“连庄会会费”,还是“防务捐”? |
| 2、“一个大仗”：黄沙沟交火的回忆 |
| 四、北乡暴动：沙沟事件始末 |
| 1、李德的回忆：赵玉瑞的办会 |
| 2、“打局子”：与李景岗的冲突 |
| 第三节 “暴动”造成：苏村遭遇前后 |
| 一、苏村遭遇：一次“激战”的考证 |
| 1、乡下老造反：展书堂谈骚乱始末 |
| 2、“巧遇而已”：回忆与调查里的记载 |
| 二、骑虎难下：青旗会陷入的困境 |
| 1、“拉到沂水去闹”：田瑞的愤怒 |
| 2、“两全其美”：刘荫第的阴谋计 |
| 三、闯了大祸：盛家垛庄的包围 |
| 1、“包围”考证：端午节那天的事情 |
| 2、“意涉偏袒”：为何青旗会不信运其昌 |
| 四、息事宁人：李树春二次宣抚 |
| 1、二赴鲁南：相关报道的梳理 |
| 2、立刻归正：告民众书和告民众歌 |
| 第四节 从招安到惨案：不平静的麦季 |
| 一、风雨欲来：麦熟时节的“招安” |
| 1、“欺骗的办法”：邵德孚的讲述 |
| 2、“一网打尽”：真相及其后果 |
| 二、“黄石山上出黄牛,大劫来了起云头” |
| 1、“神牛相助”：赵钟璞的讲述 |
| 2、沂河以西：谣言和黄石山寨 |
| 三、人间地狱：黄石山惨案的发生 |
| 1、大举攻剿：运其昌对此事的说法 |
| 2、“奇酷极惨”：三名亲历者的讲述 |
| 四、惨案的罹难人数与善后事宜 |
| 1、“有城三重”：相关报道及罹难人数 |
| 2、“泽及枯骨”：官方和民间的善后 |
| 第六章 腹地的大症结：大刀会与地方社会生态 |
| 第一节 藤蔓伸展：农民自救与社群合作 |
| 一、“根株总未能绝”：从清末到民国 |
| 1、火神庙唱戏：帝国晚期的案例 |
| 2、无处不在：“以抵抗兵匪为战事” |
| 二、大堰堤庄的例子：红枪会与无极道会 |
| 1、“唯一的救命星”：红枪会的组织和工作 |
| 2、反感与仇视：接踵而至的无极道会 |
| 三、“农民自救运动”的其情其理 |
| 1、冯锐论红枪会发生的“必然趋势” |
| 2、“挣扎着活下去”：“农民自救运动” |
| 四、“农民自救运动”的实现形式 |
| 1、“立会”：“办公事”的组合形态 |
| 2、不可磨灭：社群生活的合作精神 |
| 第二节 “暴动”初探：以社群为视角 |
| 一、地方社会场域里的突变 |
| 1、旗会崛起与社会结构的制衡 |
| 2、旗会林立：社群扩张的结果 |
| 二、旗会之间的合作与冲突 |
| 1、由“联合战线”到“互相攻击” |
| 2、矛盾原因：“那些头头本身有问题” |
| 三、潜滋暗长：旗会的“不轨”行为 |
| 1、“反对盐务”：闹沭水盐行 |
| 2、“甚至反抗赋税”的罪名 |
| 四、失败的调解与冲突的演变 |
| 1、“与他们彼此都结为好友” |
| 2、祸事西引：由莒县到沂水 |
| 第三节 “四老师”的不归路与归路 |
| 一、“轴筋子小土地主”：家境与性情 |
| 1、被烧的油坊：家境状况简析 |
| 2、习武之人：一段传说的背后 |
| 二、豪侠传奇：“大庄客”的故事 |
| 1、“事大事小,应九到就了” |
| 2、“作了乱子”：聚义驼儿山 |
| 三、儿子之死：张恒远的威望巅峰 |
| 1、最初的声名：兵工厂、“四老师’ |
| 2、公私之间：他那一刻的犹豫 |
| 四、个性的两面：怕官与决绝 |
| 1、他为何采取了刘荫第的建议 |
| 2、“死了也得去”：最后的选择 |
| 第四节 疾病与医生：流行症及其善后方案 |
| 一、冯锐针对红枪会问题的补救办法 |
| 1、“远久适用”：治本的三种方法 |
| 2、“暂时用用”：治标的三个时期 |
| 二、王镜铭对红枪会问题的探讨 |
| 1、红枪会构成社会心理的解剖 |
| 2、亡羊补牢：五项治标方法 |
| 三、“未来的善后”：向云龙的方案 |
| 1、“社会久病已发的一个表征” |
| 2、政治、教育和经济的措施 |
| 四、“没有好的收场”：善后方案的前提 |
| 1、“真正的民国”：关于医生的隐喻 |
| 2、为什么“没有好的收场”呢? |
| 第三编 国家.在场巨灵起舞：地方社会场域中的国家幻影——鲁南旗会事件的深度解读 |
| 引子 场,祭神道也 |
| 第七章 “北方模范省”：韩氏主鲁时期的“训政” |
| 第一节 韩氏主鲁：政治变迁与秩序重建 |
| 一、巨灵归来：从地方社会场域考察政治变迁 |
| 1、麟的归来：纪念小学、匾额及其他 |
| 2、“建国大纲”中的“训政”规划 |
| 二、制度变更：北伐后的山东地方政府 |
| 1、“省政大定”：省政府的组织与日常生活 |
| 2、县政改革：从县公署到县政府的改组 |
| 三、“小道可观”：韩复榘的人治政风 |
| 1、“纳民于轨物”：四大“预定行政计画” |
| 2、1933年出巡鲁南：韩氏政治的争议 |
| 四、由李树春谈起：政府的事件处理 |
| 1、忙碌的民政厅长：由“特殊事件”看运行机制 |
| 2、“抗拒清乡”：由抚到剿及善后方式 |
| 第二节 “殊属不法已极”：青旗会在体系外的命运 |
| 一、“根本清乡”：官方的努力 |
| 1、“当务先其所急”：以兜剿抱犊崮为例 |
| 2、清乡特区：一项要政的制度考察 |
| 二、省防与县防：防卫体系的构建 |
| 1、第三路军、公安局与民团 |
| 2、“社会自卫”：联庄会考略 |
| 三、合法性之困：青旗会加入新秩序的失败 |
| 1、“法定民众之唯一自卫团体” |
| 2、“不正当之团会”的下场 |
| 四、“不祥之器”：地方驻军在事件中的角色 |
| 1、由“调和”到“血洗”：运其昌的“两手” |
| 2、“没有钱是不能打仗的”：驻军生态一览 |
| 第三节 乡霸的产生：李五秃与联庄会 |
| 一、甲长的产生机制：制度、家族及其他 |
| 1、“责无旁贷”：范筑先与联庄会 |
| 2、沙沟李家、香山堂和崖庄局子 |
| 二、“拔壮丁”：青旗会与联庄会的竞争 |
| 1、常备会丁问题与轮调训练定章的制定 |
| 2、“俺会上的人就不受训”：庄户人的逻辑 |
| 三、“洗手办公”：枪械及经费问题 |
| 1、老蒲的遭遇：《五十元》里的派枪问题 |
| 2、“都是老百姓的钱”：义务职及经费问题 |
| 四、骚扰地方：联庄会和民团的问题 |
| 1、保民与害民：训令里的民团问题 |
| 2、“义勇堪嘉”：由匾额谈到体制 |
| 第四节 “古树的花朵”：范筑先的县长生涯 |
| 一、“亲民之官”：韩氏主鲁时期的县长 |
| 1、从参议到县长：由出身谈到资格和程序 |
| 2、“职责专重”：以“勤政爱民”的唐介仁为例 |
| 二、“如此惨局”：范筑先与旗会的遭遇 |
| 1、“勿蹈前辙”：李树春和韩复榘的训令 |
| 2、从“改组”、“防范”到“因病调省” |
| 三、“临沂水倒流”：沂水桥头的范筑先 |
| 1、一清二白：上任原因和离任情景 |
| 2、“县政府的太上皇”：驻军的“坏处” |
| 四、“世道人心太坏”：成败之间的县长生态 |
| 1、“法外”“重典”：韩氏惩戒县长的“奇闻” |
| 2、“干一年就算好”：县长的困难与“上计” |
| 第八章 新政病民：地方自治的深层回响 |
| 第一节 “国家良法美意”：训政下的地方自治 |
| 一、“总理遗教”：“训政工作之重心”的实施 |
| 1、“克期完成”：标准、程序与期限 |
| 2、“急起直追”：山东开展经过与成绩 |
| 二、“自治之花,宪政之果”：区长的产生 |
| 1、“实验室”：训练所、学员、课程与实习 |
| 2、“怎样去办理地方自治”：一位厅长的嘱托 |
| 三、“立机关”：自治团体的组织 |
| 1、区公所：地点、职能、编制与经费 |
| 2、“密厥组织”：自治给地方带来的网络 |
| 四、“小官多设”：委任区长的政治属性 |
| 1、区长之贵：自治人员,还是“行政官吏”? |
| 2、“以本县人办本地方事”：回避原则的争论 |
| 第二节 “虐民扰民之具”：区长流弊及被废 |
| 一、“流弊百出”：韩复榘的发现和应对 |
| 1、从“应禁四条”开始的“整饬” |
| 2、由“回避本籍”到“从新选任” |
| 二、“奉中央命令裁撤”：区制废除前后 |
| 1、立为特例：改进原则的制定 |
| 2、区名不废：善后事宜诸端 |
| 三、理念失语：“国家政权建设” |
| 1、“一举两得”,还是“自相矛盾”? |
| 2、两份检讨：官办自治的名与实 |
| 四、“莫大之隐患”：“土劣自治”的症结 |
| 1、“擅加附捐”和“私立公堂” |
| 2、流弊深重：各地签注的理由 |
| 第三节 “杜烧包”：巨灵之火 |
| 一、“新兴触手”：“国家陶甄”的花果 |
| 1、“自治之义”：委任区长的出身问题 |
| 2、旧区长与新区长：崇拜与信仰问题 |
| 二、“事小体大”：“革命人物”与黑旗会的纠葛 |
| 1、“办事不当”,还是“办事过于认真”? |
| 2、“某也不良”：新进少年的失望表现 |
| 三、“无一不是过去的学生”：教育厅长的反思 |
| 1、“士大夫教育”：“中学最有希望” |
| 2、“反心自念”：一位同学的来信 |
| 四、真谛丧失：“新土豪劣绅”的签注 |
| 1、“北部几省特别来得多”：一条解释的考证 |
| 2、“激成恶感”：区乡长的负面印象 |
| 第四节 衙门内外：不安分的张之祥 |
| 一、“人之初”：“在这湾污水中鬼混” |
| 1、、“这湾污水”：两个小伙的出走 |
| 2“吏无变更”：民国以后的书吏 |
| 二、“永绝旧日书役积弊”：“刷新县政之要务” |
| 1、从房科书吏到政务警察：改组办法 |
| 2、“从前班房旧制至此始为之清结” |
| 三、社群之间游移：投机中的身份转换 |
| 1、“维持”的结果：从青旗会首领到区长 |
| 2、“日后咱们一家子了”：军师与招安代表 |
| 四、“不肖者奔竞而进”：公门的诱惑 |
| 1、分区设署：蒋委员长的改制 |
| 2、“张先生,你就冤枉这一次吧!” |
| 第九章 不光彩的角色：鲁南旗会事件中的士绅 |
| 第一节 从调解到买嘱：地方士绅的选择 |
| 一、作为地方性精英群体的士绅 |
| 1、“官僚的一种变体”：以莒沂商会为例 |
| 2、打倒土劣：绅治、官治与自治 |
| 二、“无以矜式于其乡”：帝国沦落后的士绅生态 |
| 1、“钻营奔竞”：民国绅士的负面形象 |
| 2、齐大滑传：齐华亭的士绅奋斗史 |
| 三、“战胜环境”：韩氏眼里的“劣绅” |
| 1、“蟊贼”与“臭虫”：韩对“劣绅”的痛斥 |
| 2、“土菜”的故事：由支应局看官绅互动 |
| 四、在青旗会与官府之间：士绅的倒向 |
| 1、由“拉肥猪”说到“刘桂堂祸莒记闻” |
| 2、“最大妨碍”：那次县政会议上的事情 |
| 第二节 帝国余荫：“拔爷”刘荫第 |
| 一、光耀门楣：家世与“呈身之路” |
| l、齿录与行状：刘荫第的家世和榜样 |
| 2、“清贵的功名”：作为“正途”的拔贡 |
| 二、十年风烟：帝国的最后一批官员 |
| 1、最后的出路：举贡会考与七品小京官 |
| 2、“时不利兮”：同族兄弟的“疏途” |
| 三、“清潭鲂鲤”：民国之后的刘荫第 |
| 1、名流之间：“拔爷”的交际网络 |
| 2、参议员之争：一场贿选丑剧的主角 |
| 四、“买好”：刘荫第抉择的深层原因 |
| 1、“有大事还请他出主意”：由一份乡谥文说起 |
| 2、调解、“阴谋计”和电请：国大代表的注解 |
| 第三节 “本固枝荣”：张善人的立身之道 |
| 一、“先认人,再认票”：善人碑的由来 |
| 1、“像刮桲椤叶一样”：双祥号的成功之道 |
| 2、治乱枢纽：“转山堂”里的土票简史 |
| 二、“乐善好施”：作为地方性群体的“善人” |
| 1、耆英绘像：褒扬匾额里的常见细节 |
| 2、“善行可风”：古老信量桥的见证 |
| 三、道院中人：作为宣道长的纯性 |
| 1、沂水道院：籍方表里的群英会 |
| 2、神语示警：“不可挽回”的“世道” |
| 四、善人与首领：张熙恒与青旗会 |
| 1、幸免劫运：离奇“善行”与票子零落 |
| 2、“会徒对张极信仰”：首领与特使 |
| 第四节 “公正士绅”：幕后人物“于四爷” |
| 一、家大业大：于经武对家业的经营 |
| 1、“修德于乡”：由耆德二老看“六大家” |
| 2、家庭、教育以及成为富商的经历 |
| 二、“不是一个官,也是一个绅” |
| 1、跻身政界：短暂的财政局长任期 |
| 2、清乡办事处副主任和汽车公司经理 |
| 三、“数着‘汀沟’好财主” |
| 1、“养班子”：淳沟班的经营 |
| 2、财主的崛起及卍字分会 |
| 四、“后台操纵者”：于四爷与大刀会 |
| 1、“于四爷跺跺脚”：“土皇帝”的传说 |
| 2、红旗会首领和万仙会总会长 |
| 第十章 “渐入轨道”：地方政治风景素描 |
| 第一节 “朝发夕至”：运氏警告的“深意” |
| 一、文明所系：交通与国家建设 |
| 1、“多匪之区”的民风解释 |
| 2、“在国家建设上极关重要” |
| 二、建设成绩：“化外之区”的转变 |
| 1、空白填充：路政“成绩尤为良好” |
| 2、网络铺开：“传达政令,异常便捷” |
| 三、脉络生长：巨灵的“非常道” |
| 1、织工面目：政治运作与社会动员 |
| 2、器物之力：政治有机体的扩张 |
| 四、隐蔽的在场：以鲁南旗会事件为视角 |
| 1、“仆仆征途”：李树春的行踪 |
| 2、控制与反控制：旗会的回应 |
| 第二节 “一切建筑工作才可以开始” |
| 一、贼名扔掉：两个匪首的不同结局 |
| 1、了阳崮上：石增福的“好事” |
| 2、匪皮难脱：刘黑七投诚始末 |
| 二、韩复榘考试：兜剿刘黑七 |
| 1、“务期歼灭”：韩氏的最大决心 |
| 2、“全部解决”和“军运之效” |
| 三、“山东的‘太平’是铁般的事实” |
| 1、一则关于“着名匪区”的训令 |
| 2、1935年宣言：“现本省并无股匪” |
| 四、从县长到专员：张里元的政绩 |
| 1、“努力剿匪”：报告与牌示里的记载 |
| 2、“可怜乡长作事难”：张里元的经验 |
| 第三节 “官土匪”：从预算书而来的解读 |
| 一、“渐有起色”：山东财政的就绪 |
| 1、一大义务：《纳粮须知》里的解说 |
| 2、“竭力整顿”：王向荣的“苦楚” |
| 二、“无非人民滴血点汗”：大刮与零刮 |
| 1、“政务日繁”：预算书里所作的说明 |
| 2、“永远着为禁令”：有关附捐的文告 |
| 三、“内幕重重”：农民负担真相 |
| 1、“农民之负担”：调查里的揭示 |
| 2、最为苛刻：“零刮”以外的问题 |
| 四、“逼命的来啦”：大刀会员的“诅咒” |
| 1、“反对盐务及增加杂税等事” |
| 2、轻微事件?“防务捐”再探讨 |
| 第四节 同物异名：梁漱溟的办法 |
| 一、1930年批评：“如玩幻术的政治大业” |
| 1、“卤莽灭裂”与“莫大的苛政” |
| 2、“形成土豪劣绅的绝好机缘” |
| 二、检查过去：1934年韩复榘的检讨 |
| 1、剿匪问题：“虽办而不能澈底” |
| 2、建设乡村：“根本而重要的工作” |
| 三、乡农学校：梁漱溟“亲身作事” |
| 1、“社会学校化”：三种成分的结合 |
| 2、“富户兵”及雇替现象的再现 |
| 四、“乡治”与“自治”：“区公所之变相” |
| 1、“本非同物”与“引为同调” |
| 2、“二十里侯”：一位老者的回忆 |
| 第四编 现象?轨迹轨与物：国家之败下的地方遭遇 |
| 引子《左传》里关于“乱政”的话 |
| 第十一章辗转相因：扩张与收束之间 |
| 第一节 被扯出的恶果：“农民非法团体” |
| 一、“会匪”与“股匪”的共同归宿 |
| 1、邪会面目：县长讲演里的反映 |
| 2、“严加取缔”与“导入正轨” |
| 二、“匪”的造成：从“良民”到“会匪” |
| 1、自卫与自治：秩序重建的运作 |
| 2、控制与动员：政府、驻军和士绅 |
| 三、“祸乱之阶”：由一则议案谈起 |
| 1、“通令严禁”：“农民非法团体”的结局 |
| 2、民众团体规定和《神祠存废标准》 |
| 四、“党逼民反”：江北小刀会暴动 |
| 1、“为它苦害民情”：江北民众告白 |
| 第二节 “今日之县政”：一个县长的反思 |
| 一“深入核心”：研究的主旨和出发点 |
| 1、“何以要研究县政”：有机体、元素与核心 |
| 2、“由下而上”：从探讨农村衰落开始 |
| 二、“内政寄军令”：保卫团的利害两途 |
| 1、从历史到现状：“各自为政的畸形发展” |
| 2、从“过去的观察和经验”来的“几点供献” |
| 三、自治的假招牌：以江苏省为例 |
| 1、症结所在：人员病态与经费困难 |
| 2、“新土豪劣绅”：革命时代的骇闻 |
| 四、重回旧路：土豪劣绅问题 |
| 1、“本为中国的特产”：“土劣”简史 |
| 2、“完全复古”：土劣回乡以后 |
| 第三节 “吁其危哉!”：乱政与农村破产 |
| 一、“安养生息”与“新政规模”的矛盾 |
| 1、农村破产：“最当前剧烈之问题” |
| 2、小康“消失”：一份财政检讨 |
| 二、“满目荒凉”：李鼐的观察和分析 |
| 1、“话好说,饿难挨!”：旅行中的对话 |
| 2、“破坏动力”：一个农村市集的调查 |
| 三、绝望的怒吼：临朐的景象 |
| 1、“烟(眼)看着,丝(死)逼着” |
| 2、火上加油：比匪祸更严重的事情 |
| 四、《某村小景》里诸问题考证 |
| 1、最大破坏力与铁一般的形势 |
| 2、车道、凑粮米、村长和乡长 |
| 第四节 一鳞半爪：未了的“庙堂之争” |
| 一、诸神殉难：破除迷信运动 |
| 1、“神权的支配”：《民众周刊》上的应征文 |
| 2、僧王庙终结：“民国戊辰,砸了庙神” |
| 二、建国要图：“兴学”及其困难 |
| 1、自治与兴学：“文明进化之泉源” |
| 2、迷信捐及其他：增筹经费和取缔私塾 |
| 三、再度回旋：持续发作的“庙堂之争” |
| 1、“时代的产儿”与被冒犯的香堂 |
| 2、洋学堂的象征性：谣言里的会众心态 |
| 四、诸神复活：“他们为什么信神?” |
| 1、恢复旧观：庙会调查里的发现 |
| 2、俞异君对此的反思及其方案 |
| 结语 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对话 |
| 一、大刀会与地方性社会文化实践 |
| 1、“防备世变”：地方居民采取的方式 |
| 2、象形命名：大刀会与联庄会之辨 |
| 二、“某村小景”：巨灵与地方社会生态 |
| 1、巨灵之路以及筑路带来的恼烦 |
| 2、“他者”命运：被驱逐的大刀会 |
| 附录 |
| 一、文献 |
| 1、社会生态灾难的见证：《报灾请恤呈文》 |
| 2、《陆军第八十一师二百四十三旅旅长运其昌告民众书》 |
| 二、法规 |
| 1、地方防卫体系的一部：《山东各县联庄会暂行章程》 |
| 2、作为理念的“自治”：《山东区乡镇自治公约大纲》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和资料 |
| 二、地方志 |
| 三、报纸期刊 |
| 四、文史资料 |
| 五、论着 |
| 六、文学作品 |
| 铭辞（代后记） |
（7）制度再生产：中国农民的分家实践 ——以赣中南冈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分家实践——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实践理论”方法论 |
| （二） 实地研究方法 |
| （三） 获取资料的方法和过程 |
| 五、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研究框架 |
| （一）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冈村概况 |
| 一、行政隶属、地理坐落和交通 |
| 二、地貌和气候 |
| 三、村庄的空间布局 |
| 四、冈村的户数统计 |
| 第三章 土地制度变迁与分家实践 |
| 一、土地制度的变迁 |
| （一） 土地改革——地权的重新分配 |
| （二） 互助合作——从家户经济到集体经济 |
| （三） 家庭联产承包——产权的再次分化 |
| 二、土地制度的变迁与分家实践 |
| （一） 土地集体化与分家方式的变迁 |
| （二） 分家实践中的土地制度 |
| 第四章 农民的职业分化与分家实践 |
| 一、农民的职业分化 |
| （一） 经商传统的湮灭 |
| （二） 亦工亦农的小手工业者 |
| （三） 流动中的非农化农民 |
| （四） 其他非农职业 |
| 二、父子间职业分化与分家实践 |
| （一） 父子间职业分化状况普遍 |
| （二） 父子间职业分化的第一阶段与分家实践 |
| （三） 父子间职业分化的第二阶段与分家实践 |
| 第五章 宗族变迁与分家实践 |
| 一、冈村萧氏宗族的变迁 |
| （一） 解放前的萧氏宗族 |
| （二） 解放后的萧氏宗族 |
| 二、宗族变迁与分家实践 |
| （一） 分家实践中的宗族 |
| （二） 分家后的家族网络：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 |
| 第六章 婚姻家庭变迁与分家实践 |
| 一、婚姻习俗变迁与分家实践 |
| （一） 从传统包办型婚姻到现代自主型婚姻 |
| （二） 婚姻费用递增和消费 |
| 二、生育行为的变迁与分家、婚姻实践 |
| （一） 生育行为的变迁 |
| （二） 独子家庭的分家实践和纯女户家庭的婚姻实践 |
| 三、分家实践与家庭养老制度的变迁 |
| （一） 传统时代家庭养老功能的有效实现 |
| （二） 当代冈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
| （三） “反哺”弱化的原因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分家实践与制度再生产 |
| （一） 制度变迁对分家实践的影响机制和过程 |
| （二） 分家制度变迁的内容 |
| （三） 分家实践与社会时空制度的再生产 |
| 二、从分家实践的变迁看社会结构的转型：从“家族本位”到“个体本位”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发表意见书 |
| 博硕士学位论文同意发表声明 |
（8）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中国古代教育民生思想源远流长 |
| (二)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内涵丰富但缺少系统整理研究 |
| (三) 中国当代教育民生建设及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民生 |
| (二) 教育民生 |
| (三) 教育民生思想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意义 |
| (一) 为教育民生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
| (二) 为我国当前教育民生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
| 五、研究思路 |
| 六、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
| 1. 已有研究的学术贡献 |
| 2. 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 本研究的努力方向 |
| 七、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三) 个案研究法 |
| 八、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领域的开新 |
| (二) 研究范式的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产生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
| 一、政治的沉沦 |
| 二、经济的衰微 |
| 三、文化的下行 |
| 四、教育的维艰 |
| (一) 教育政策朝令夕改,教育改革成效甚微 |
| (二) 教育观念陈旧,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
| (三)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失学罢课现象频发 |
| (四) 文盲人数众多,教育机会严重不平等 |
| 五、民生的凋敝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外部渊源 |
| 一、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引入 |
| (一) “西学东渐”为近代中国点燃科学与民主思想的火种 |
| (二) 科学与民主催发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 |
| 二、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引入与传播 |
| (一) 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 (二) 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一节 教育民生思想的萌芽潮起(1905-1912年) |
| 一、教育民生观点的提出 |
| 二、教育方针及规章制度中教育民生思想的出现 |
| 第二节 教育民生思想的高潮勃发(1913-1937年) |
| 一、教育民生论说层见叠出 |
| 二、教育家办学的兴起 |
| (一) 社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 |
| (二) 改良派教育舆论与实践的影响 |
| (三) 政府政策的支持 |
| (四) 教育家办学的涌现 |
| (五) 教育家办学的社会影响 |
| 三、教育民生实践此行彼效 |
| 第三节 教育民生思想的式微与转轨(1937-1949年) |
| 一、抗战教育思潮云屯席卷 |
| 二、教育民生实践举步维艰 |
| 三、教育民生思想的转轨 |
| (一) 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教育民生思想的转轨 |
| (二) 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国际主义教育民生思想的转轨 |
|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及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 |
| 一、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一) 晏阳初的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二) 俞庆棠的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三) 邰爽秋的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二、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一) 晏阳初的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二) 俞庆棠的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三) 邰爽秋的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三、教育民生内容观 |
| (一) 晏阳初的教育民生内容观 |
| (二) 俞庆棠的教育民生内容观 |
| (三) 邰爽秋的教育民生内容观 |
| 四、教育民生路径观 |
| (一) 教育民生的方法选择 |
| (二) 教学组织形式的运用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实践探索 |
| 一、开展教育研究与实验 |
| (一) 教育心理研究与实验——解决谁可以受教育的问题 |
| (二) 文艺研究与实验——满足民众日常生活所需,提供民众接受教育的工具 |
| (三) 生计教育研究与实验——改善民众物质生活 |
| (四) 卫生教育研究与实验——增强民众体质,改善民众生活环境 |
| (五) 公民教育研究与实验——改变民众的精神面貌 |
| (六) 休闲教育研究与实验——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唤起农民“向上的意识” |
| 二、编写教材和民众读物 |
| (一) 编写教材——编辑符合民情的教学内容 |
| (二) 编辑民众读物——传播知识,提升道德品质,丰富精神生活 |
| 三、出版学术期刊 |
| (一) 教育理论类学术期刊——传播教育民生思想与理论,交流教育民生工作经验 |
| (二) 教学辅导类学术期刊——提高学习效果,传授民生知识 |
| 四、教育成果推广 |
| (一) 实验区内各项教育的推广 |
| (二) 实验区的拓展 |
| 第三节 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教育民生思想比较分析 |
| 一、教育民生宗旨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二、教育民生对象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三、教育民生内容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四、教育民生路径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与价值澄明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 |
| 一、实现救国济民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起点 |
| 二、大教育观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中枢 |
| (一) 大教育的概念 |
| (二) 中国近代教育家对大教育的追求 |
| 三、追求民主与科学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主线 |
| 四、精神生活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延展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价值澄明 |
| 一、在继承与吸收中不断创新的历史价值 |
| (一) 从新的视角解读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
| (二) 对古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三) 对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吸收与创新 |
| 二、以民为本、教育济民的社会价值 |
| (一) 强调教育为民服务 |
| (二) 重视民众的主体性 |
| 三、以民生为本位的教育价值 |
| (一) 平民教育的民生本位取向 |
| (二) 民众教育的民生本位取向 |
| (三) 民生本位教育的民生取向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误解国弱民穷的根源 |
| 二、过于抬高教育的民生功能 |
| 三、对现存腐败、独裁政府抱有幻想 |
| 四、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 |
| 五、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外在制约 |
| (一) 政治因素的制约 |
| (二) 经济因素的制约 |
| (三) 文化因素的制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历史影响 |
| 一、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社会影响 |
| (一) 更新了民众的教育观念 |
| (二) 彰显了教育的民生功能 |
| (三) 改善了民众的生活状况 |
| 二、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教育影响 |
| (一) 促进教育民生政策的生成 |
| (二) 丰富了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 |
| 三、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国际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扎实推进新时代全民教育 |
| 二、完善并推进实施教育民生政策 |
| 三、关照教育民生的精神向度 |
| 四、消弭民间反智主义对教育民生的阻障 |
| 五、倡导教育家办学的民生情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9）琉球王国赴华留学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与核心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明代琉球官生派遣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明代琉球官生派遣制度的建立 |
| 一、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 |
| 二、“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 |
| 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官生派遣的肇始 |
| 第二节 明代琉球官生的派遣 |
| 一、洪武—永乐年间的官生派遣 |
| 二、成化—万历年间的官生派遣 |
| 第三节 明代琉球官生派遣制度的主要特征 |
| 一、官生的出身背景 |
| 二、官生的管理规定 |
| 三、官生派遣中的特例 |
| 第二章 清代琉球官生派遣制度的恢复与完善 |
| 第一节 清代琉球官生派遣制度的恢复 |
| 一、清代中琉宗藩关系的恢复 |
| 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官生派遣的重启 |
| 第二节 清代琉球官生的派遣 |
| 一、康熙—乾隆年间的官生派遣 |
| 二、嘉庆—同治年间的官生派遣 |
| 第三节 清代琉球官生派遣制度的主要特征 |
| 一、官生的出身背景及官生派遣制度的改革 |
| 二、官生赴华前的选拔与培养 |
| 三、官生的管理规定 |
| 四、官生归国后的遣使谢恩 |
| 第三章 琉球官生在国子监的学习与生活 |
| 第一节 琉球官生的教育培养 |
| 一、琉球官生的学风纪律 |
| 二、琉球官生的学习内容 |
| 三、琉球官生的中国教习 |
| 第二节 琉球官生的生活待遇 |
| 一、官生在监期间的生活优待 |
| 二、官生归国前的赏赐与护送 |
| 三、在华身故官生的丧葬抚恤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的琉球勤学生 |
| 第一节 琉球勤学生派遣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 一、明代赴华的琉球勤学生 |
| 二、清代琉球勤学生派遣制度的完善 |
| 三、琉球勤学生的派遣特点 |
| 第二节 琉球勤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
| 一、勤学生的学习内容及其特点 |
| 二、勤学生的福州先生 |
| 三、客死异乡的勤学生 |
| 第五章 琉球赴华留学生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对琉球社会发展的贡献 |
| 一、参与国家政权建设 |
| 二、弘扬儒家文教礼制 |
| 三、促进文化艺术繁荣 |
| 四、推动科技生产进步 |
| 第二节 对琉球对外关系的贡献 |
| 一、促进中琉两国官方与民间关系的发展 |
| 二、协助东北亚海上漂风难民的救助与遣返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琉球赴华官生统计表 |
| 附录二 :琉球赴华勤学生统计表 |
| 附录三 :琉球留学生归国职务升迁一览表 |
| 附录四 :17—19世纪赴华留学生参与琉球对外交往活动简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 ——以太湖流域的乡、镇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时空限定及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三、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及篇章结构 |
| 上篇：乡 |
| 第一章 宋代太湖流域乡的考证、空间分布及其区划要素 |
| 第一节 宋代太湖流域乡的考证及空间分布 |
| （一）湖州的辖乡及其空间分布 |
| （二）秀州的辖乡及其空间分布 |
| （三）苏州的辖乡及其空间分布 |
| （四）常州的辖乡及其空间分布 |
| 第二节 政区还是区划？宋乡的称谓 |
| 第三节 乡的地理区划要素 |
| （一）宋乡的边界及其划分原则 |
| （二）乡的数量、幅员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
| 第四节 乡的人文区划要素 |
| （一）乡均户口的变化及其空间差异性 |
| （二）乡的层级及其演变情况 |
| （三）乡的“官员” |
| 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太湖流域基层区的划调整及乡性质的转变 |
| 第一节 太湖流域基层区划的变动与调整考 |
| （一）州际 |
| （二）县际 |
| （三）县内 |
| 第二节 基层区划变动与调整的特点 |
| （一）调整的对象及其层级差异 |
| （二）乡的稳定性和难以分割性 |
| （三）基层区划的命名及其改名特征 |
| 第三节 基层区划变动与调整的原因及意义 |
| （一）割乡置县、县内分乡与地域开发 |
| （二）基层区划调整、并乡、废乡与基层管理 |
| （三）名称更改与地方教化 |
| 第四节 多重角色：宋乡性质的转变及职能的多样性 |
| （一）户籍记录和身份标识单位 |
| （二）作为乡村田地登记、税率核算的基本单位 |
| （三）维系其他基层区划运作的地域空间基础 |
| （四）承担部分的行政职能 |
| 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附郭乡初探——以太湖流域为切入点 |
| 第一节 太湖流域附郭乡考 |
| 第二节 文献所见宋代附郭乡的特殊性 |
| 第三节 城墙与附郭乡：“城墙外的城市”与“城墙内的乡” |
| （一）“城墙外的城市” |
| （二）“城墙内的乡” |
| 第四节 附郭乡与城市之经济关系 |
| （一）附郭乡是城市的后勤基地 |
| （二） 附郭乡是城乡经济交流的中间地带 |
| 第五节 附郭乡与城市之人群关系 |
| （一）附郭乡是城市居民的旅游区及墓葬区 |
| （二）附郭乡是城市人口的主要输送区 |
| （三）附郭乡是城市居民重要的投资区 |
| （四）附郭乡居民需要承担部分城市居民的赋税、徭役 |
| 余论 |
| 下篇：镇 |
| 第四章 宋代太湖流域镇的建置及其时空演变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太湖流域镇的建置沿革与地望考 |
| （一）湖州辖镇考 |
| （二）秀州辖镇考 |
| （三）苏州辖镇考 |
| （四）常州辖镇考 |
| 第二节“旧”镇的生命周期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
| （一）北宋中前期附郭镇、城关镇的废除及其原因 |
| （二）“旧”镇的“生命力”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
| 第三节“新”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施坚雅模式” |
| （一）“新”镇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 |
| （二）早期经济镇的兴起与“施坚雅模式”的适用性 |
| 第四节 镇的发展速度与新、旧镇分布特征的耦合性 |
| 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镇的性质转变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澉浦镇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北宋及以前的澉浦镇及其性质变化 |
| 第二节 南宋中前期澉浦镇的发展及其经济性质的强化 |
| 第三节 南宋后期澉浦镇的衰落及性质反转 |
| （一）南宋后期澉浦镇的衰落及前人相关论述 |
| （二）海运与澉浦镇的兴衰 |
| 第四节 宋镇性质转变的特征、影响及相关问题 |
| （一）县下“准政区”与小都市：镇的性质转变及“政区”形态变化 |
| （二）“皇权下县”：镇的性质转变与县下统治方式的调整 |
| （三）权利之争：宋代的县、镇关系 |
| （四）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与镇的兴衰 |
| 余论 |
| 第六章 宋代新兴经济镇的崛起与外部竞争——以南浔、乌青两镇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南浔镇崛起的原因 |
| （一）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地理区位的变化 |
| （二）水环境与耕作条件的改善及周边农业经济的繁荣 |
| （三）宋廷南渡与外来人口的迁入 |
| （四）荻塘运河、塘路的修缮与水陆交通条件的改善 |
| （五）山区开垦、河流治理与经济腹地的扩大 |
| 第二节 宋代乌青镇的兴衰轨迹 |
| （一）北宋乌青镇的发展情况 |
| （二）南宋乌青镇的发展情况 |
| 第三节 从属、对立与易位：南浔与乌青镇关系之演变 |
| （一）“镇——坊”格局的从属时期 |
| （二）冲突与博弈时期 |
| （三）“主次易位”时期 |
| 余论 |
| （一）由点及面：典型性与普遍性 |
| （二）现实关怀：良性竞争与加强合作 |
| 第七章 从东林镇看早期江南市镇的若干特点——兼与明清江南市镇进行比较 |
| 第一节 辩误：东林、双林关系辩 |
| 第二节 宋代东林镇史实考辩 |
| （一）由镇转市：东林镇的废除与东林市的兴起 |
| （二）“家族事业”：东林的大姓家族 |
| 第三节 东林镇所见早期江南市镇的若干特点 |
| （一）市镇融合：特殊的“市镇转换”现象 |
| （二）专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 |
| （三）宋代市镇中的大姓家族 |
| 第四节 与明清江南市镇的比较 |
| 小结 |
| 结语 对于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几点认识 |
| 一、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 |
| 二、皇权与县以下基层统治 |
| 三、宋代县及县以下基层区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
| 四、分权（分责）与兼职：宋代基层管理方式的特点 |
| 附录一：宋代“团”制新论 |
| 第一节 北宋“团”的来源和概况 |
| 第二节 南宋“团”的职能转变 |
| 第三节 宋代“团”的性质辨析和地域化转向 |
| 小结 |
| 附录二：宋代的乡村之“坊” |
| 第一节 引言：问题之提出 |
| 第二节 宋代乡村之“坊”的概况 |
| 第三节 问题之解答：村坊的“地域化”与“聚落化”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 |
| 学术活动 |
| 学术奖项 |
四、美国养猪新法两则（论文参考文献）
- [1]陕甘宁边区妇女婚姻生活研究 ——从女性、婚姻与革命关系的视角考察[D]. 王亚莉. 山西大学, 2016(05)
- [2]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D]. 李昕升.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
- [3]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4]晚清江西农学与日本 ——以《江西农报》为中心[D]. 石鲁豫. 浙江工商大学, 2019(06)
- [5]中国近代酒业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研究[D]. 郭旭. 江南大学, 2015(11)
- [6]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D]. 刘宝吉. 复旦大学, 2013(12)
- [7]制度再生产：中国农民的分家实践 ——以赣中南冈村为例[D]. 肖倩. 上海大学, 2006(02)
- [8]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D]. 徐雪莲.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9]琉球王国赴华留学生研究[D]. 许可. 福建师范大学, 2019
- [10]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 ——以太湖流域的乡、镇为中心[D]. 王旭. 暨南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