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社区教育:问题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李文静[1]（202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以Z市为例》文中认为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年轻的农村居民脱离原有的生活轨迹,实现了向“城市人”的转变,优质青年和劳动力的移出对农村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新时代党和国家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鼓励通过多种措施助力农村实现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方面的振兴,摆脱现有困境。而农村社区教育作为提升农村居民知识水平的重要途径,肩负了为农村发展培养人才的重任。因此,如何与时俱进地丰富农村社区教育内容、拓展农村社区教育形式,为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型乡村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是现阶段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通过将山东省Z市农村社区教育实验区作为研究对象,对该地区的农村社区教育现状进行实地调研,在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进而推动我国农村地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山东省Z市农村社区教育实验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主要围绕居民参与、资源配置、课程设置、师资建设、经费投入和组织管理6个方面展开。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发现,目前Z市农村社区教育实验区在教育规模、普及力度和活动开展等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并结合乡村特点首创了家庭学习中心户这一独特的社区教育形式,为其他地区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验。然而受农村整体经济、教育水平的制约,该地区的农村社区教育在居民参与、资源配置、课程设置、师资建设、经费投入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本研究在深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社区教育的特点,从“加强政府重视程度,鼓励多方积极参与”“强化基础设施配置,实现资源统筹共享”“丰富教育课程种类,强化课程开发意识”“扩充教师来源渠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完善经费管理机制”及“倡导参与主体多元,优化组织管理模式”等六个方面对Z市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应对策略,以期在解决当地社区教育发展问题的基础上,为其他地区农村社区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助力。
魏如鹏[2]（2021）在《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研究 ——以德州市陵城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四五规划中,党中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新的发展阶段,新型农村社区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完善农村治理体系发挥着巨大作用。2006年以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以村庄合并的形式在我国多地广泛开展。但近年来,在社区建设中出现“一刀切”式的合并、搬迁的情况,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脱离当地实际,引发广大农村群众的不满。因此,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尤其是社区人居环境研究则尤为关键。通过研究,能够及时发现当下存在的问题,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建设。本研究主要围绕陵城区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特征及其空间分异展开研究。在居民感知视角下,以实地调研为基础,构建新型农村社区人居环境满意度的评价指标,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居民满意度展开研究。同时,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满意度特征进行空间探索,进而提出人居环境整治的对策与建议。通过对村庄合并下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研究,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陵城区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模糊综合评价属于满意层次。各系统层居民满意度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社区氛围、住宅环境、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2）因素重要性推导模型显示,空气质量、水质状况、保暖隔热、环卫设施、燃气设施、供水排水、医疗卫生与物价水平8项为陵城区新型农村社区人居环境亟需改善（高重要性-低满意度）的要素。（3）居民性别、年龄、年收入以及文化程度会对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产生影响。男性、年长、中等收入以及低文化程度的社区居民满意度较高。（4）满意度得分的空间差异上,陵城区各乡镇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临齐街道、产业合作区、经济开发区、丁庄镇、糜镇、边临镇、徽王庄镇、于集乡、郑家寨镇、义渡口镇、前孙镇、神头镇、宋家镇以及滋镇。（5）空间联系研究中,陵城区各乡镇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空间布局上存在显着的正自相关。局部莫兰指数研究发现,丁庄镇、经济开发区、产业合作区、边临镇以及临齐街道满意度呈现出高-高聚集（HH）趋势,而郑家寨镇、滋镇、神头镇、义渡口镇、徽王庄镇、前孙镇与宋家镇满意度则是低低聚集（LL）。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与发现的问题分别从科学规划;排查弱项;满足居民需求;强化政策引领;增强居民主体意识五个方面提出解决对策。
袁书华[3]（2021）在《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文中提出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民工潮的伴生群体,最初是作为“三农”问题的副产品出现的,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其“社会问题”。相对于家庭结构健全的非留守儿童来说,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分离确实处于不利境地。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未来社会的公民,其各项权益的实现和保护是他们自身及其家庭无法单独面对的,需要政府和社会对其进行支持。因此,对于外出务工家庭将儿童留守农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儿童福利政策的角度进行回应和解决。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儿童福利进行研究,但总体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已有的关于福利和儿童福利的研究多侧重客观福利制度和状况,很少有研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整合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更是少数。二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研究把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数量较少。本研究以福利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对儿童福利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从与非留守儿童对比的角度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现状,尤其是探讨国家、社区、志愿组织、家庭等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的作用,同时揭示主观福利提升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量化研究主要是在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揭示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质性研究则是对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获取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对不同主体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福利的现状及困境进行分析,从而为全面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水平提供政策依据。本研究以山东省LY县为例,通过分层抽样的方式,获取了调查样本,通过滚雪球抽样获取了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以以往研究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关于客观福利、主观福利及两者关系的五个假设,通过量化研究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内部在主观福利方面则不存在差异;在福利获取内容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福利和健康福利低于非留守儿童,在教育福利方面两个群体则不存在差异;在福利获取方式方面,农村留守儿童在资金福利和保护性服务福利方面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照顾性服务福利方面两个群体则不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获取的福利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从国家、社区和志愿组织获取的福利在两个群体之间则不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的客观福利获取影响其主观福利,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客观福利获取,最终发现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通过福利获取影响其主观福利。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个体、与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人员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对农村留守儿童从不同主体获取的福利进行质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需求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形成合力。本研究对各福利供给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存在的困境进行剖析发现:核心家庭面临“物质在场、亲情缺失”的福利供给困境,扩展家庭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供给困境;农村社区面临空心化和村委公共事务庞杂无暇顾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志愿组织面临整体力量薄弱和个体志愿者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困境;国家则主要面临福利转型和各职能部门之间责任分工不明晰及难整合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转型期农村家庭的非农化生产模式和现行的城市公共服务政策的二元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已经超出了单个农民工家庭所能解决的范畴;国家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重现金补贴、轻服务保障使其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的需要,各职能部门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村两委“重行政、轻服务”的现状使农村社区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发挥平台作用,农村公共文化衰落使社区缺乏互助精神和凝聚力;社会组织处于与政府不对等的合作关系中,对政府部门存在较强的经济依赖和行政依赖影响其福利递送效果。针对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困境及原因,本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进行了政策思考:首先,构建精准保障的儿童福利政策体系,要以需要满足为导向、以权利实现为原则制定儿童福利政策。其次,制定保障儿童福利的家庭政策,根据儿童福利保障中家庭角色定位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取向,构建儿童友好型的家庭政策保障家庭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供给。再次,完善多元主体福利供给机制,要落实好政府福利供给的主导责任和家庭福利供给的主体责任,发挥好农村社区儿童福利供给的平台作用和学校儿童福利供给的传递作用,鼓励和引导志愿组织和民众发挥福利供给的中介作用。最后,以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儿童福利均衡供给,依托新型城镇化为农村留守儿童福利助力,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为儿童福利增益。本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从研究内容来看,本研究采用广义福利概念,除了借鉴以往研究中对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的研究内容外,同时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福利进行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揭示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还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获取现状和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现状及困境进行探讨,全面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福利。从研究视角来看,本研究以福利治理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不仅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政策体系的构建,同时探讨多元主体的福利供给机制。
冯加付[4]（2021）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群众性体育赛事是广大民众参与健身活动、切磋运动技艺、挑战自我极限、开展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制度,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审批制度改革对于落实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加快群众性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简化办赛程序、吸引社会资本承办赛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表明,近几年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办赛数量有了显着的上升,但与此同时,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的权责、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此现实背景下,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第一,探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第二,揭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第三,实现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效应。具体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地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治理缘起、治理政策与治理困境等进行了阐述,构建了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继而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案例验证,最后提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优化策略。经综合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经历了起步与曲折,政府一元化管理（1949—1965）;停滞与异化,深受“文革”运动影响（1966—1976）;恢复与转型,政社合作关系形成（1977—1992）;协作与探索,多元治理萌芽（1993—2012）;协同与完善,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2013—）等5个历史阶段。并表现为办赛宗旨从“为国”到“为民”,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办赛手段从行政到综合,办赛效益从“输血”到“造血”,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等5个演变特征。（2）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结构主要由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于深化改革所趋、政府管理转向、多元主体融合和体育产业驱动等;国家和地方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一定政策支持,并正在完善过程当中;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正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政府部门权责模糊、多元主体利益冲突、治理过程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3）研究所构建的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由办赛环境、办赛主体、参与动因、协同引擎、互动行为和协同结果6个核心范畴构成,6个核心范畴在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中既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作用,又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体系;此外,每个具体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生命历程表现为“协同开启——协同过程——协同完成”3个阶段。（4）将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同国内外其它领域协同治理模型、以及相关支撑理论进行理论对话,试图将实质理论发展为形式理论,发现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其领域特殊性,尚不具备从实质理论向形式理论升华的条件,扎根理论以建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的实质理论而结束。（5）案例验证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与赛事实践是基本吻合的,说明该理论模型有较高的外部效度。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办赛环境、办赛目标、办赛过程、主体结构、参与动因、互动关系等千差万别,难以在实践中找到同理论模型完全契合的赛事协同治理过程,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模型。最后,基于前文的综合分析,尤其是针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面临的困境和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的启示,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和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等6条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宋颜群[5]（2021）在《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近些年逐渐形成了以政府扶贫为主、其他部门联合扶贫的多方扶贫格局。从扶贫资金来源上看,中国的扶贫资金分为财政资金、社会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等,财政资金是众多扶贫资金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形式,这也表明了中国扶贫工作以政府部门为主导。财政扶贫成为中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财政扶贫政策一方面直接给予贫困人口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或给予贫困地区一定数量的财政扶贫资金,以期直接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教育补助、技能培训、文化下乡等途径提升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和脱贫志向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可见,财政扶贫政策不仅包含直接财政扶贫政策,还包含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输血”功能,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造血”功能。鉴于财政扶贫在消除贫困上的重要作用以及两种政策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发挥功能的不同,本文将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探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厘清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解决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提出财政扶贫政策优化路径。本文的相关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贫困和财政扶贫的相关理论,还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采用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基于宏微观数据对我国财政扶贫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首先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厘清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机理。其次,本文对中国的相对贫困以及财政扶贫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再次,论文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论文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讨论了财政扶贫的政策优化问题,并提出了改善财政扶贫效果的具体政策建议,以期解决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目标、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文主要从相对贫困和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对相对贫困而言,本文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进行了相关回顾。对财政扶贫而言,本文从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对财政扶贫的减贫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三章是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最终目的相同,但作用机制却存在差异。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作用于个体收入从而达到减贫目的,但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则通过影响个体的志向水平和脱贫能力来解决贫困问题,同时两者还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对收入水平不同的个体进行补助以及不同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都会影响最终的减贫效果;瞄准偏误对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产生负向影响。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构建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模型,模型中涉及人力资本、志向水平（努力程度）、家庭教育支出等变量,志向水平是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财政扶志政策旨在提升子代的努力程度,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财政扶智政策旨在通过教育补助提升家庭教育支出,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可能会对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志向水平和家庭教育支出均会影响子代人力资本,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家庭不愿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这将造成代际贫困;不管是否包含外生冲击,财政扶志政策（提高努力程度）和财政扶智政策（提供教育补贴）均能起到减贫作用,只是财政扶智政策的减贫效应大于财政扶志政策的减贫效应,且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联合减贫效应优于两者单独作用下的减贫结果;与不含外生冲击相比,含外生冲击情况下需要更强的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才能发挥减贫作用。第四章是典型化事实分析。本文使用现有宏微观调查数据库对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扶贫办等部门的扶贫资料整理了财政扶贫现状。结果发现: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两级分化现象也较为严重;从城乡和东中西部来看,城镇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农村地区,东部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省份层面来看,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存在异质性,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高。中国财政扶贫资金规模近些年稳步增加,财政扶贫资金在不同省份的分配存在差异,不同类别的财政扶贫资金数额也存在差异,中国政府近些年逐渐重视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这为脱贫成果可持续提供了重要保障。尽管中国财政扶贫政策近些年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财政扶贫政策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诸如财政扶贫资金存在瞄准偏差、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分散、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有待提升等等。第五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扶贫效率以及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本文的扶贫效率从微观层面展开,涉及政府转移支付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等指标,而扶贫绩效则从宏观层面展开,主要使用数据包络方法（DEA）估算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是否达到有效率状态以及效率动态演化趋势。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瞄准方式影响减贫效应;与等比例分配方式相比,等额资金分配方式的减贫效应更大;随着贫困线的上升,特困户补助和五保的减贫效应先上升后下降。政府转移支付的扶贫效率结果显示:五保、低保、特困户补助和失业救济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相对更高,将养老金看作市场收入结果变化不大;各项政府转移支付在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存在差别。财政资金的扶贫绩效结果显示:财政资金扶贫绩效在近些年整体上呈现出递增趋势,但扶贫绩效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扶贫绩效相对更高;不同省份的扶贫绩效和扶贫绩效增长速度差异较大,个别省份的扶贫绩效亟须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可促进扶贫绩效提升,基尼系数对扶贫绩效的影响为负。第六章是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财政扶志政策紧迫性（囿于财政扶志政策数据的缺乏,本文无法直接实证研究财政扶志政策的增志效应）、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以及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邻里效应和福利依赖现象;贫困存在邻里效应且贫困环境对个体志向水平的影响显着为负,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也存在邻里效应,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对收入带来负向影响;获得转移支付的家庭子女志向水平更低;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亟须实施。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扶智政策（财政教育支出）可显着提高个体学历水平,财政教育支出对个体学历的作用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财政扶智政策对高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较显着,对极低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不显着。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显示,个体志向水平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为正,个体志向水平通过学习时间（努力程度）影响学业成绩,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能够促进财政扶智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七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给予家户过度的政府转移支付可能会带来福利依赖现象的发生,财政扶贫资金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个体人力资本产生外溢效应,个体人力资本和志向水平反过来影响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本文从财政扶贫瞄准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优化和其他公共政策配套统筹三方面阐述了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路径。第八章是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文第七章的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与第八章的政策建议不同,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主要是指财政扶贫政策本身,想要提升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首先应当提高政策的瞄准效率,其次应当合理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最后还应当使得其他公共政策与财政扶贫政策相互配套。而政策建议则主要根据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给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以提升减贫效果。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本文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理论模型。以往财政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鲜有学者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分析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主要机理,尤其是财政扶志扶智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将志向水平纳入人力资本累积方程,设计财政扶志扶智政策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并使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从理论上比较两种政策的减贫效果差异,研究方法较为科学。其次,本文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和扶贫效率。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也即财政扶贫政策是否能够减少贫困,很少有学者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本文系统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剖析财政扶贫的各个方面,为财政扶贫工作提供实践指导。最后,本文关注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政府转移支付等）的减贫效果,鲜有学者研究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减贫效果,更少有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财政扶志扶智政策以及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相互作用。
邓彩霞[6]（2021）在《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认为自然灾害风险一直以来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安全,也一直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灾害治理经验的积累,人类的减灾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生活对自然环境干预范围和深度的增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益变得紧张,灾害风险日益加剧。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是一个集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所有特点于一体的省份,各种传统和非传统、自然和社会的安全风险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青海特定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当地灾害频发,同时也是全国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具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等特点。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防灾减灾的前沿阵地和基础。青海农牧社区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系统脆弱,受到自然灾害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程度较高,被认为是防灾减灾工作的最薄弱地区。青海气象灾害多发,雪灾是青海省畜牧业的主要灾害,全省牧业区每年冬春期间不同程度遭受雪灾,“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年年有小灾”已成为规律。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极端天气现象的影响下,“黑天鹅”型雪灾不但对农牧民安全生产生活造成威胁,对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形成挑战,而且还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自然灾害的综合治理能力,思考如何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刻不容缓。随着情景分析法在危机管理领域的应用,情景分析和构建被认为是提升应急能力的有效工具,对于农牧社区雪灾的减灾而言,在情景构建基础上所形成的实践分析结果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战略指导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提升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这一核心问题,以情景分析理论、危机管理理论、极值理论、复杂系统理论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运用实地调查法、情景分析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情景—任务—能力”分析框架为理论分析工具,首先从致灾因子的分析着手,对青海省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进行识别;其次通过情景要素分析、关键要素选择、情景描述等方面着手对识别的典型灾害进行“最坏可信”情景构建,然后基于典型灾害的情景构建梳理出相应减灾任务,总结归纳出农牧社区不同减灾主体完成减灾任务所应该具备的能力条件,并结合现实对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最终分别从规则准备、资源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行动规划等方面提出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策略。本研究认为随着应急管理体系从“以体系建构”向“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转变,着眼于全方位的能力建设,提升灾害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水平是农牧社区减灾的必由之路。作为一种支撑应急全过程,以及应急管理中基础性行动的应急准备是能力建设的抓手。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要做好这一基础性行动其关键在于一个具备战略能力、拥有良好灾害价值观的领导体系,运用情景构建做好全面应急准备。完善的规则体系是应急准备、乃至采取应急行动所应遵循的的法定依据和行为准则;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危机应急法规建设是做好农牧社区减灾工作的前提;良好的组织架构是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的关键,加强各级政府部门在农牧区减灾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责任,坚持村社本位,实现以农牧民群众为主体,多元主体有效整合,形成灾害治理的协同格局。完备的知识准备是激发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获取和累积灾害知识,形成正确的灾害价值观,占据减灾的主动地位;有针对性的借助信息技术,培养专门人才推动减灾专业化,助推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资源准备是农牧社区的减灾保障,构建合理的社区公共应急资源体系关键在于资源结构的优化。优先准备风险级别较高的减灾资源,优化资源存储数量和公共应急资源存储点,做好潜在资源共享平台,从而实现有限资源效用最大化。农牧社区减灾,规划先行,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减灾指标体系是青海农牧区减灾管理的“指挥棒”,一项科学周密的专项减灾规划,是农牧区减灾任务实施的“路线图”和“控制表”。总之,在青海农牧社区灾害治理中,灾害情景构建与分析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通过构建典型灾害具象化的“最坏可信情景”,让应急决策者、社区及其成员通过了解当前灾害态势,明确自身管理薄弱点,掌握可控干预节点,做好工作安排和充分的应急准备,预防灾害风险或者遏制灾后事态走向最坏局面。基于情景分析的农牧社区减灾能力的研究对于改进和完善现行农牧社区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对于实现区域社会平安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和指导意义。
陈旭[7]（2020）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包括基层协商在内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助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打造。而城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协商构成了基层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协商制度与实践的发展构成了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为此,本文关注城市社区中的协商治理问题,试图厘清协商民主如何能够更好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协商治理如何更好地在实际的城市社区环境中运作。从实践进程来看,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治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创新机制、丰富形式、完善制度、优化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呈现出纷繁复杂、丰富广泛的实践图景。尽管市民论坛、协商议事会、开放空间讨论、网络论坛等创新形式的协商在现实的运作中都不尽相同,但它们实质都是通过治理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彼此倾听、理性论辩、相互尊重等要素促进政策偏好反思,并最终产出结果意见的一种以话语交换为核心的治理路径。从既有研究来看,现有关于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问题的研究存在内在逻辑解释的碎片化、核心要素探究的模糊化、对策建议的笼统性等问题。理论研究远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缺乏在系统剖析协商本身运作机理的基础上,对当前实践发展与困境出路作出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反思。大多数关于协商的实证研究都集中在某一具体协商事件上,如一次性小组讨论,同一组织或类型议题的一系列讨论。这种研究对剖析一种协商形式是有效的,但也会造成视角的缺失。基于跨学科知识运用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本文从以下两个层面对城市社区中的协商治理进行新的探讨:一方面,从“结构——过程”的角度对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协商理路进行剖析,作为后续研究的依据与本文分析框架。首先,对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协商”分别作出解释,并通过整合与推导确定本文中的协商意涵,框定出本文研究的问题域。其次,以“话语嵌入”和“体系建构”的划分为标准,对两类既往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考察。了解其整体研究脉络、关键研究方向与未来研究趋势,从而系统反思当前研究的局限。为弥补既有研究的缺陷,本文分别选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协商体系—能力”框架以及社会学习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从而构建得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首先,从真实互动、广泛话语以及深远影响等方面,分析城市社区协商行动变迁的“三维”内生变量;其次,依据初始情境、联结情境与终端情境逻辑,思考城市社区协商系统化运作的空间资源依赖;最后,基于“五阶二元”的运行内部机理,探索推动协商常态化发展的实践逻辑。本文基于上述理论框架,透视了当前城市社区协商治理中存在的价值认知、情境供给以及行动推进等三方面的悖论,以权力逻辑、自治逻辑、市场逻辑为视角,整合得出了“真治理”还是“假把式”、“主导式”还是“循环式”以及“结果论”还是“过程论”等悖论背后的两难问题。另一方面,从“演绎——归纳”角度解析城市社区协商治理问题情境,在理论探究协商之可能的基础上提出现实困局的化解之道。主要采用多案例研究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所选取的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创新样本通过NVivo软件进行质性研究、归纳与研判,从而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多层面上展示一副描绘社区协商的全景画面。借由案例回顾的问题情境有针对性地探求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价值认知理性培育、情境塑造的可能性与实践的可为性。最后,基于“五阶二元”的运作逻辑,提出亟需回应与有待升级的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策略。总体而言,本文试图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和实践关怀切入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协商问题。根植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直面公共治理领域的新实践、新问题、新机遇。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路径的探讨,寻求相关制度安排与设计的优化思路,能够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提供可操作性参考。尽管没有一种能够解释理论与实践的“完美模板”,但是对这一研究主题的关注所可能带来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变革,能够为我国城市社区乃至基层治理体系的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这也正是本文的期望所在。
王菊[8]（2020）在《精准扶教：昆明市S幼儿园引领乡村幼儿园发展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把教育公平作为基本教育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推动教育的发展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一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影响下,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存在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其中西部地区城乡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为有效推动我国教育的整体发展,促进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实现教育公平,在国家教育战略指导下,云南省昆明市于2014年实施春风化雨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选取一批省一级示范园对乡村幼儿园进行领办,以精准扶教的方式推进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发展。昆明市S幼儿园作为首批被选定的示范园,在引领乡村幼儿园发展的实践中积极探索与创新,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发展理念与管理模式,并取得了显着成效,对昆明市乡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的发展中具有典型性和参考借鉴价值。本研究以昆明市S幼儿园及其引领的乡村幼儿园X园和Y园为个案,从教育公平和教育生态学理论视角出发,采用文献分析、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S幼儿园精准扶教实践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全面了解S幼儿园精准扶教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梳理其发展历程,总结其在实践中的经验、特色与成效,进一步讨论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分析导致问题存在的原因,并基于对个案的反思总结当前精准扶教实践中存在的误区与在实践中应遵循的原则,提出推进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思路——构建城乡一体的学前教育生态系统,旨在进一步促进S幼儿园精准扶教的深入开展,为云南省乃至全国其他类似地区推进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胡伟斌[9]（2020）在《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村庄作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问题关乎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村庄治理是农村集体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耦合下的治理,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村庄治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村庄的公共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使用的高效率和高效益,以满足农民群众高质量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的需要。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农村产权制度的一次重要变迁,不仅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以及农民群众的财产权益,而且对村庄治理改善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治理有效更是意义重大。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主要内容展开研究。第一,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总体影响研究。主要通过对杭州市江干区的案例剖析来考察这些影响。首先,股份合作制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结构的优化,构建了治理主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的村庄治理体系。其次,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主体的强化,促进村庄代理人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再是,改革促进了村庄治理机制的完善,对村庄流失的信任机制和民主机制具有较好的修复与增强作用。最后,改革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和村民满意度,实现了村庄治理绩效的提高。第二,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研究。信任作为一种非契约性互动机制,是村庄治理的关键向度。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将信任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研究发现,就制度信任而言,除县乡政府信任外,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党支部信任、村委会信任和司法部门信任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对村党支部的信任最强,村委会的信任次之;从人际信任来看,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亲友信任、近邻信任、同村人信任和外来人信任的影响也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其中对同村人信任影响最大。第三,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研究。民主作为一种契约性互动,是村庄治理的另一关键向度。研究发现,股份合作制改革具有民主增进效应,能显着促进村庄民主化治理。从村庄层面看,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新型村庄或是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更强的村庄里,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民主参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农户层面看,发现在低年龄、低教育程度以及有跨县外出务工经历组中,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民主参与的正向影响更显着。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除了直接影响外,股份合作制还通过提高农户的民主认知来促进其民主参与行为。第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公共品类型而言,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医疗、环境卫生等关乎民生的公共产品的促进作用更加显着;从村庄类型来看,改革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传统村庄更加明显。此外,股份合作制改革还通过民主效应与信任效应来间接影响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本文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本研究主题为当下中国“三农”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产权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村庄治理问题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主攻方向之一,以往研究大多只关注股份合作制改革对经济层面的影响,而本文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改革对村庄治理影响上,将两个焦点命题进行实证研究是本文主要贡献。其次,本文跳出了传统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来探讨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最后,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而本研究在案例研究基础上,并运用基于较大样本的调研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使研究更具科学性。但囿于村庄样本量与数据结构等因素,本研究也存在较多不足之外。基于上述研究,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深化与村庄治理优化的相关政策建议,并根据本文研究的不足及局限进行了研究展望。
汤明金[10]（2020）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研究 ——以山东省平阴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全国各地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社区建设模式,通过旧村改造、“合村并点”等方式的社区建设模式不断推动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发展。截至目前,我国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已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2017年、2019年党的十九大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陆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全面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加强和创新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政策支持。通过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研究,可以加快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脚步,能够更加公平合理的整合公共资源,保证社区和谐发展。通过本文的研究及对策建议,能够为进一步探索农村新型社区的治理及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为实现乡村振兴伟大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保障。本文立足于乡村振兴背景,以山东省平阴县为例,开展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探究。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学习,对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及治理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从通过国内外案例实证分析为构建农村新型社区提供实践依据与现实支持。再次,通过对山东省平阴县农村新型社区治理发展现状进行实地调研,结合平阴县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有益尝试,进一步拓展和提炼农村新型社区发展治理的问题及原因。最后结合平阴县农村新型社区治理实际,以国内外农村社区治理案例经验为参考,为农村新型社区下一步的建设、发展、治理工作提出对策建议:一是以组织振兴为引领,构建多元治理体系,二是以人才振兴为引领,提升社区居民自治水平,三是以产业振兴为抓手,增强社区经济基础,四是以生态文化振兴为重点,保障社区和谐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平阴县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梳理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各级主体之间的关系,提高农村社区居民自觉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提升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效率和水平,逐渐形成适应当前新时代要求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模式。通过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希望对国内农村新型社区的建设治理发展工作起到参考借鉴作用。
二、农村社区教育:问题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社区教育:问题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以Z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1.乡村振兴——新时代乡土中国的回归与超越 |
| 2.农村社区教育——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支撑 |
| 3.Z市社区教育实验区——我国农村社区教育的典型案例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1.农村社区 |
| 2.社区教育 |
| 3.乡村振兴战略 |
| (二)理论基础 |
| 1.人力资本理论 |
| 2.终身教育理论 |
| 3.区域发展理论 |
| 三、Z市农村社区教育现状调查 |
| (一)Z市农村社区教育发展概览 |
| (二)Z市农村社区教育现状调查设计与实施 |
| 1.调查问卷设计与实施 |
| 2.访谈设计与实施 |
| (三)Z市农村社区教育现状调查结果 |
| 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2.Z市农村社区教育现实状况 |
| 四、Z市农村社区教育发展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居民参与深度不足 |
| 1.学习活动不够深入 |
| 2.学习缺乏连贯性和持续性 |
| (二)资源配置水平有待提高 |
| 1.基础设施配置水平相对落后 |
| 2.教育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 |
| (三)课程设置仍需完善 |
| 1.课程种类不够丰富 |
| 2.课程开发力度薄弱 |
| (四)师资队伍建设薄弱 |
| 1.教师数量仍需扩充 |
| 2.教师水平尚待提高 |
| (五)经费投入仍需优化 |
| 1.经费投入数额不足 |
| 2.经费管理失衡 |
| (六)组织管理尚需加强 |
| 1.管理主体缺位 |
| 2.管理模式落后 |
| 五、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策略 |
| (一)加强政府重视程度,鼓励多方积极参与 |
| 1.加强政府的重视与引导 |
| 2.发挥社区的积极主动性 |
| 3.鼓励社会组织踊跃参与 |
| (二)强化基础设施配置,实现资源统筹共享 |
|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区教育配套条件 |
| 2.完善资源引入机制,实现地区资源整体规划 |
| 3.整合共享现有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
| (三)丰富教育课程种类,强化课程开发意识 |
| 1.开设素质与生态教育课程,培育居民文明责任意识 |
| 2.加强网络教育课程建设,构建数字化课程体系 |
| 3.强化社区课程开发意识,完善社区课程开发机制 |
| (四)扩充教师来源渠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 1.丰富教师来源渠道,缓解教师数量不足 |
| 2.提高教师福利待遇,巩固稳定师资队伍 |
| 3.完善培训考核机制,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
| (五)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完善经费管理机制 |
| 1.吸纳社会多元资本,弥补教育经费短板 |
| 2.助力发展特色产业,实现经济反哺教育 |
| 3.完善经费管理机制,促进经费分配科学化 |
| (六)倡导参与主体多元,优化组织管理模式 |
| 1.完善部门责任机制,发挥组织合作力量 |
| 2.扩充教育管理主体,优化组织管理结构 |
| 3.深化相关理论学习,更新组织管理模式 |
| 六、总结与展望 |
| (一)研究总结 |
| (二)研究创新点 |
|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
| 附录1 Z 市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2 Z 市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现状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2）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研究 ——以德州市陵城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广泛开展 |
| 1.1.2 “一刀切”式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引发村民不满 |
| 1.1.3 新型农村社区人居环境优化完善存在机遇 |
| 1.1.4 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研究处于相对薄弱地位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村庄合并 |
| 1.3.2 新型农村社区 |
| 1.3.3 农村人居环境 |
| 1.3.4 人居环境满意度 |
| 1.3.5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创新点 |
| 2 新型农村社区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研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村庄合并 |
| 2.1.2 新型农村社区 |
| 2.1.3 农村人居环境 |
| 2.2 村庄合并下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历程 |
| 2.2.1 村庄合并下新型农村社区缘起 |
| 2.2.2 村庄合并下新型农村社区现状与特征 |
| 2.2.3 村庄合并下新型农村社区未来发展 |
| 2.3 新型农村社区人居环境 |
| 2.3.1 新型农村社区人居环境与其他人居环境差异 |
| 2.3.2 新型农村社区人居环境构成要素 |
| 2.4 相关理论 |
| 2.4.1 人居环境科学理论 |
| 2.4.2 需求层次理论 |
| 2.4.3 满意度理论 |
| 2.4.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 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构建原则 |
| 3.1.1 全面性原则 |
| 3.1.2 科学性原则 |
| 3.1.3 独特性原则 |
| 3.1.4 层次性原则 |
| 3.1.5 以人为本原则 |
| 3.2 指标选取 |
| 3.3 指标解释 |
| 3.3.1 生态环境 |
| 3.3.2 住宅环境 |
| 3.3.3 基础设施 |
| 3.3.4 公共服务 |
| 3.3.5 社区氛围 |
| 3.4 权重确定 |
| 3.4.1 构建层次分析模型 |
| 3.4.2 建立成对判断矩阵 |
| 3.4.3 系统层权向量求取与一致性检验 |
| 4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区域概况与样本社区选择 |
| 4.1.1 研究区域概况 |
| 4.1.2 样本社区的选择 |
| 4.2 问卷设计与数据处理 |
| 4.2.1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
| 4.2.2 调查问卷检验 |
| 4.2.3 受访者统计数据 |
| 5 陵城区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实证研究 |
| 5.1 评价过程及结果 |
| 5.1.1 评价过程 |
| 5.1.2 评价结果 |
| 5.2 人居环境满意度指标要素重要性分析 |
| 5.2.1 计算过程 |
| 5.2.2 结果分析 |
| 5.3 居民属性对满意度影响分析 |
| 5.3.1 变量设置及描述 |
| 5.3.2 居民属性影响 |
| 5.4 人居环境满意度空间分析 |
| 5.4.1 人居环境满意度得分空间分异 |
| 5.4.2 人居环境满意度空间插值分析 |
| 5.4.3 人居环境满意度空间联系 |
| 5.5 主要问题与建议 |
| 5.5.1 存在问题 |
| 5.5.2 优化建议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调查问卷 |
| 附录 B:样本社区情况介绍 |
| 附录 C:样本社区社会经济指标统计 |
| 附录 D:样本社区产业结构统计 |
| 附录 E:样本社区地理位置统计表 |
| 附录 F: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评价隶属结果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研究 |
| (二) 儿童福利的相关研究 |
| (三)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相关研究 |
| (四)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一) 内容创新 |
| (二) 方法创新 |
| (三) 视角创新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 |
| (二) 福利 |
| (三) 社会福利 |
| (四) 儿童福利 |
| 二、理论基础 |
| (一)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二) 福利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量化研究 |
| 一、本研究所采用的儿童福利指标 |
| (一) 福利的一般测量 |
| (二) 儿童福利的测量 |
| (三) 儿童福利分析框架的建立 |
| 二、研究假设与资料收集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假设 |
| (二)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福利假设 |
| (三)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的关系假设 |
| (四) 资料收集与处理过程 |
| 三、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量化研究结果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福利的比较研究 |
| (二)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
| 四、农村留守儿童福利量化结果的讨论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福利的特点 |
| (二)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的特点 |
| (三)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的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获取与供给的质性研究 |
| 一、访谈方法及对象 |
| (一) 访谈方法 |
| (二) 访谈对象 |
| 二、农村留守儿童从不同主体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从家庭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 (二) 农村留守儿童从国家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 (三) 农村留守儿童从社区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 (四) 农村留守儿童从志愿组织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 三、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不同主体的供给困境分析 |
| (一) 家庭福利供给困境分析 |
| (二) 国家福利供给困境分析 |
| (三) 社区福利供给困境分析 |
| (四) 志愿组织福利供给困境分析 |
| 第五章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提升的政策分析 |
| 一、构建精准保障的儿童福利政策体系 |
| (一) 以需要满足为导向制定儿童福利政策 |
| (二) 以权利实现为原则制定儿童福利政策 |
| 二、制定保障儿童福利的家庭政策 |
| (一) 儿童福利保障中家庭角色定位的理论依据 |
| (二) 儿童福利保障中家庭角色定位的实践取向 |
| (三) 构建儿童友好型的家庭政策 |
| 三、完善多元主体福利供给机制 |
| (一) 强化政府福利供给的主导责任 |
| (二) 落实家庭福利供给的主体责任 |
| (三) 强化农村社区福利供给的平台作用 |
| (四) 发挥学校福利供给的传递作用 |
| (五) 鼓励和引导志愿组织发挥福利供给的中介作用 |
| 四、以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儿童福利均衡供给 |
| (一) 依托新型城镇化为儿童福利助力 |
| (二) 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为儿童福利增益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一) 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需求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 |
| (二) 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形成合力 |
| (三) 破解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困境需要挖掘更深层次原因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一) 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展开异质性研究 |
| (二)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应有新思维 |
| 附录 |
| 附录1 调查问卷(部分举例）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附录3 访谈人员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步入新时代:广大民众对群众性体育赛事需求增加 |
| 1.2.2 面对新环境: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迎来机遇与挑战 |
| 1.2.3 治理新格局: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驱动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方法论 |
| 1.5.2 具体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内容创新 |
| 1.6.2 研究视角创新 |
| 2 研究综述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相关研究 |
| 2.1.2 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3 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4 协同治理模型构建相关研究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核心概念 |
| 2.2.1 群众性体育赛事 |
| 2.2.2 协同 |
| 2.2.3 治理 |
| 2.2.4 治理机制 |
| 2.2.5 理论模型 |
| 3 理论基础 |
| 3.1 协同治理理论 |
| 3.1.1 协同治理的概念 |
| 3.1.2 协同治理的内涵 |
| 3.1.3 协同治理的本土化 |
| 3.1.4 协同治理的实践应用 |
| 3.2 其它相关的理论 |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2 协同优势理论 |
| 3.2.3 资源依赖理论 |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 4 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回顾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历史阶段划分 |
| 4.1.1 起步与曲折阶段(1949—1965):政府一元化管理 |
| 4.1.2 停滞与异化阶段(1966—1976):深受“文革”运动影响 |
| 4.1.3 恢复与转型阶段(1977—1992):政社合作关系形成 |
| 4.1.4 协作与探索阶段(1993—2012):多元治理萌芽 |
| 4.1.5 协同与完善阶段(2013—):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 |
| 4.2 新中国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演变特征 |
| 4.2.1 赛事宗旨:从“为国”到“为民” |
| 4.2.2 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
| 4.2.3 管理手段:从行政到综合 |
| 4.2.4 赛事效益:从“输血”到“造血” |
| 4.2.5 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 |
| 5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现实审视 |
| 5.1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 |
| 5.1.1 制度改革:群众性体育赛事数量增加与各种问题并存 |
| 5.1.2 赛事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要求 |
| 5.1.3 改革转型:传统的赛事管理路径出现“政府失灵” |
| 5.1.4 多元融合:协同治理主体互动关系亟待理顺 |
| 5.1.5 产业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需求 |
| 5.2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 |
| 5.2.1 政府:监管服务与部门协调 |
| 5.2.2 市场:资源配置与经费扩充 |
| 5.2.3 社会:公益服务与技术支持 |
| 5.2.4 个人:民众参与与资源整合 |
| 5.3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 |
| 5.3.1 国家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2 地方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3 基于公共政策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分析 |
| 5.4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困境 |
| 5.4.1 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 |
| 5.4.2 政府部门权责模糊 |
| 5.4.3 多元主体利益冲突 |
| 5.4.4 治理过程协同不足 |
| 6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 6.1 理论模型构建研究设计 |
| 6.1.1 方法选择 |
| 6.1.2 样本选取 |
| 6.1.3 分析工具 |
| 6.2 理论模型构建过程 |
| 6.2.1 产生研究问题 |
| 6.2.2 资料收集 |
| 6.2.3 资料分析——实质性编码 |
| 6.2.4 理论建构——理论性编码 |
| 6.2.5 理论应用 |
| 6.3 理论模型阐释 |
| 6.3.1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整体性阐释 |
| 6.3.2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核心要素阐释 |
| 6.4 关于理论模型严谨性的说明 |
| 7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1 案例研究设计 |
| 7.1.1 案例验证思路 |
| 7.1.2 资料来源与收集 |
| 7.2 验证案例介绍 |
| 7.2.1 案例一:中国(京山)绿林网球·英雄会 |
| 7.2.2 案例二:陈仓区周末篮球联赛 |
| 7.3 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3.1 办赛环境 |
| 7.3.2 办赛主体 |
| 7.3.3 参与动因 |
| 7.3.4 协同引擎 |
| 7.3.5 互动行为 |
| 7.3.6 协同结果 |
| 7.4 案例验证结果与启示 |
| 8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
| 8.1 双管齐下: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 |
| 8.2 政社共治: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
| 8.3 定权定责: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 |
| 8.4 互监互督: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 |
| 8.5 软硬兼施: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 |
| 8.6 精准施策: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 |
| 9 研究结论、局限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局限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体育赛事管理部门访谈提纲 |
| 附件2: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访谈提纲 |
| 附录3:调研照片 |
| 附录4:调研访谈内容节选 |
| 附录5: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 1.2.1 相对贫困 |
| 1.2.2 财政扶贫 |
| 1.3 研究方法、思路及目标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 1.3.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贫困的内涵和测度 |
| 2.1.1 贫困的内涵 |
| 2.1.2 贫困的测度 |
| 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 2.2.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应 |
| 2.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扶贫效率 |
| 2.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 2.3.1 财政扶志政策减贫研究 |
| 2.3.2 财政扶智政策减贫研究 |
| 2.4 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 |
| 3.1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机制 |
| 3.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 3.2.1 理论框架 |
| 3.2.2 数值模拟 |
| 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 3.3.1 不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 3.3.2 包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 3.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 |
| 3.3.4 数值模拟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典型化事实分析 |
| 4.1 相对贫困的结构性特征 |
| 4.1.1 全样本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1.2 城乡和东中西部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1.3 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现状 |
| 4.2 财政扶贫现状 |
| 4.2.1 财政扶贫基本事实 |
| 4.2.2 财政扶贫成效 |
| 4.2.3 财政扶贫存在的问题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 5.1 政府转移支付减贫效应 |
| 5.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1.3 贫困线对减贫效应的影响 |
| 5.2 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 5.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3 养老金视作市场收入 |
| 5.3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 5.3.1 理论分析框架 |
| 5.3.2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4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的影响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 6.1 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 |
| 6.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1.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 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 |
| 6.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 |
| 6.3.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财政扶贫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优化 |
| 7.1 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
| 7.1.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 7.1.2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 7.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 |
| 7.2.1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理论模型 |
| 7.2.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实施方案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提高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 8.2.2 提升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 8.2.3 激发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 8.2.4 促进财政与扶志扶智政策深度融合 |
| 8.2.5 推动扶贫与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有机结合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社区减灾能力研究 |
| 1.2.2 情景分析法相关研究 |
| 1.2.3 情景分析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用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设计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灾害情景分析 |
| 2.1.2 农牧社区 |
| 2.1.3 社区减灾能力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情景分析理论 |
| 2.2.2 危机管理理论 |
| 2.2.3 极值理论 |
| 2.2.4 复杂系统理论 |
| 2.3 研究设计 |
| 2.3.1 基于“情境—任务—能力”的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分析框架 |
| 2.3.2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基于致灾因子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识别 |
| 3.1 农牧社区孕灾环境分析 |
| 3.1.1 农牧社区自然环境 |
| 3.1.2 农牧区社会经济状况 |
| 3.2 农牧社区致灾因子分析 |
| 3.2.1 气象致灾因子 |
| 3.2.2 地质致灾因子 |
| 3.2.3 生物致灾因子 |
| 3.3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分析 |
| 3.3.1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表现 |
| 3.3.2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 |
| 3.3.3 农牧社区灾情分析 |
| 3.3.4 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识别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典型灾害情景构建 |
| 4.1 农牧社区的雪灾情况 |
| 4.1.1 雪灾的成因及影响 |
| 4.1.2 近年来青海雪灾事件 |
| 4.1.3 雪灾区域选择 |
| 4.2 农牧社区特大雪灾情景构建 |
| 4.2.1 农牧社区雪灾情景构建的参数分析 |
| 4.2.2 基于极值理论的关键情景参数选择 |
| 4.2.3 .农牧社区雪灾情景描述 |
| 4.2.4 雪灾演化过程分析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灾害情景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任务与能力分析 |
| 5.1 农牧社区多元减灾主体 |
| 5.1.1 政府组织 |
| 5.1.2 社区组织 |
| 5.1.3 居民个体 |
| 5.1.4 社会力量 |
| 5.2 基于雪灾情景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任务分析 |
| 5.2.1 基于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区常规减灾任务 |
| 5.2.2 农牧社区雪灾常规减灾任务识别 |
| 5.2.3 雪灾情景下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任务 |
| 5.2.4 基层政府雪灾减灾任务归属 |
| 5.3 基于任务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分析 |
| 5.3.1 农牧社区雪灾常规减灾能力分析 |
| 5.3.2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方案设计 |
| 5.3.3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模型 |
| 5.3.4 农牧社区雪灾能力矩阵分析 |
| 5.3.5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实践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面向能力构建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对策 |
| 6.1 规则准备:提升制度运行能力 |
| 6.2 组织准备:提升应对协调联动能力 |
| 6.3 资源准备:提升持续保障能力 |
| 6.4 知识准备:激发农牧社区减灾动力 |
| 6.5 行动规划:增强行动执行能力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和学术贡献 |
| 7.1.1 研究结论 |
| 7.1.2 学术贡献 |
| 7.2 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1 第一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2 第二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3 第三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4 青海省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 |
| 附录5 |
| 附录6 青海农牧区雪灾减灾能力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7 青海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公众评判 |
（7）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问题界定 |
| (一)理论层面的“协商”民主 |
| (二)实践层面的“协商”治理 |
| 三、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 (一)章节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
| 一、文献回顾 |
| (一)话语嵌入向度:抽象把握与制度互动 |
| (二)体系建构向度:通向现代协商的不同道路 |
| (三)总体评价与展望 |
| 二、理论支撑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协商体系—能力”框架 |
| (四)社会学习理论 |
| 三、基于已有资源的归纳研究: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一)协商行动变迁的“三维”内生变量 |
| (二)协商系统化运作的空间资源依赖 |
| (三)协商常态化运行的内部机理:“五阶二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现实悖论:一个两难的话题 |
| 一、协商价值认知:“真治理”还是“假把式” |
| (一)信任尊重的程度不高 |
| (二)社会资本的存量欠缺 |
| (三)协商影响的发挥有限 |
| 二、协商情境供给:“主导式”还是“循环式” |
| (一)强制性话语倾向 |
| (二)竞争性话语贫弱 |
| (三)网络性治理失衡 |
| 三、协商行动推进:“结果论”还是“过程论” |
| (一)话语趋同资源的匮乏 |
| (二)获取结果质量的乏力 |
| (三)协商评估机制的缺失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断裂与合续之间: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理性的培育 |
| 一、内生变量视角下的实践 |
| (一)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新的行为习惯 |
| (二)案例回顾:一个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价值共识之可能:协商价值正当性来源的解释 |
| (一)“议题-观点-论辩”的三维真实 |
| (二)“代表-观点-平台”的广泛扩展 |
| (三)双重结果的追求及限度 |
| 三、理性培育之可为:基础理念的主观“自愈” |
| (一)协商承诺内化 |
| (二)公共价值与自愿精神的复归 |
| (三)共同体话语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单一与多元之间: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情境的塑造 |
| 一、空间资源视角下的实践 |
| (一)从政策供给的让渡空间开始 |
| (二)案例回顾:一种前行的过渡状态 |
| 二、场域重构之可能:协商空间框架的释因 |
| (一)话语融合形成的初始情境 |
| (二)媒介渗透形成的联结情境 |
| (三)权力交互形成的终端情境 |
| 三、情境塑造之可为:资源整合的客观“包容” |
| (一)治理资源依赖的网络路径 |
| (二)共营机制的无缝联结 |
| (三)责任延伸与适应性角色转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碎片与相依之间:城市社区协商治理行动的改善 |
| 一、常态运行视角下的实践 |
| (一)基于分步工作法而设计机制 |
| (二)案例回顾:一种有针对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 |
| 二、亟需回应之对策:协商活动碎片化瓶颈的破解 |
| (一)“信息--秩序”并重 |
| (二)“论理—产出”并行 |
| (三)“复合—动态”相济 |
| 三、尚待升级之策略:协商内嵌治理的多维建构 |
| (一)明确协商主体与协商内容 |
| (二)设定协商期待并预测结果 |
| (三)强化论据阐释的协商过程 |
| (四)促进偏好聚合的协商输出 |
| (五)实现动态检验的协商结果 |
|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讨论 |
| (一)研究回顾 |
| (二)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2013——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关于“协商”的典型案例 |
| 附录二 2003年——2017年度部分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典型案例 |
| 附录三 近三年(2018——2020年)部分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典型案例分析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精准扶教：昆明市S幼儿园引领乡村幼儿园发展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一、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是国家教育战略发展的必然要求 |
| 二、乡村学前教育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
| 三、S幼儿园精准扶教的实践探索具有一定典型性 |
| 四、个人的研究兴趣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关于精准扶教的研究 |
| 二、关于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研究 |
| 三、关于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的研究 |
| 四、对已有研究的综合述评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理论基础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和内容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循序渐进:S幼儿园精准扶教实践探索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临危受命:S幼儿园引领乡村幼儿园发展的初步探索阶段 |
| 一、任务下达:难忘的星期一 |
| 二、全体总动员:有意义的三八妇女节 |
| 三、艰辛的起步:玻璃窗上的气枪印 |
| 第二节 渐入佳境:S幼儿园引领乡村幼儿园发展的全面推进阶段 |
| 一、焕然一新:融入现代元素的园舍改造 |
| 二、默化潜移:从一“生”难求到踏破门槛 |
| 三、挑战升级:再接新任务 |
| 第三节 砥砺前行:S幼儿园引领乡村幼儿园的稳定发展阶段 |
| 一、不负众望:凝聚心血的等级评估 |
| 二、崭露头角:舞台上的自信从容 |
| 三、整装待发:村落幼儿园开园 |
| 第二章 制度保障:构建城乡一体的学前教育发展机制 |
| 第一节 重塑观念,稳固教育根基 |
| 一、明确办园理念:从“幼儿为本”到“共同成长”的融合 |
| 二、更新教师教育观念:从“保教分离”到“保教结合”的提升 |
| 三、转变家长教育思想:从“唯成绩”到“促发展”的改变 |
| 第二节 建立目标,统筹规划发展 |
| 一、规范办园:招生的“无标准”与办园条件的“高标准” |
| 二、提升质量:发挥教育的“显性”与“隐性”功能 |
| 三、优化师资:制定“全园”与“个人”的发展规划 |
| 第三节 协同发展,完善管理机制 |
| 一、开放包容:“规章制度”与“以人为本”兼顾的管理制度 |
| 二、创造条件:“引进来”与“走出去”并用的管理策略 |
| 三、广开言路:“自查”与“群策”相结合的管理态度 |
| 第三章 队伍建设:抓住乡村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
| 第一节 夯实基础,助力教师成长 |
| 一、跟岗学习:职业新手的成长之路 |
| 二、师徒结对:合作共赢的教学交流 |
| 三、教师培训:开拓视野的知识更新 |
| 第二节 力学笃行,筑牢教学根基 |
| 一、取长补短:“观摩”与“内化” |
| 二、躬行实践:“理想”与“现实” |
| 三、三省吾身:“不足”与“优势” |
| 第三节 刮摩淬励,提升教研能力 |
| 一、博采众长:融各家之长的教研 |
| 二、周而复始:呈现完美的一堂课 |
| 三、营造氛围:形成学习的共同体 |
| 第四章 资源整合:探索乡村幼儿园发展的特色之路 |
| 第一节 因地制宜,用好乡土资源 |
| 一、利用自然资源,培养乡土情感 |
| 二、挖掘文化资源,实现特色发展 |
| 三、借助家长资源,促进共同参与 |
| 第二节 资源共享,实现城乡幼儿园共同发展 |
| 一、交流互动,促进城乡幼儿发展 |
| 二、专业引领,加强城乡教师交流 |
| 三、拓展外延,协同共育促发展 |
| 第三节 别具一格,发展特色教育 |
| 一、与众不同,彰显乡土特色的区域活动 |
| 二、匠心独具,凸显红色文化的主题活动 |
| 三、自成一格,富含民族文化的节庆活动 |
| 第五章 从无到有:S幼儿园精准扶教实践的总结与反思 |
| 第一节 传承与发展:S幼儿园精准扶教实践探索的特色 |
| 一、双管齐下:进城与下乡相结合 |
| 二、传承开拓:现代与传统元素相融合 |
| 三、以点带面:园外与园内发展相适应 |
| 第二节 坚守与创新:S幼儿园精准扶教实践探索的成效 |
| 一、开创先例:一园三点领办模范 |
| 二、相得益彰:城乡教师的共同发展 |
| 三、循序渐进:乡村家长教育观念逐步转变 |
| 第三节 困境与无奈:S幼儿园精准扶教实践探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教师专业素养偏低,专业发展主体性有待提高 |
| 二、家长教育观念参差不齐,家园共育缺乏有效互动 |
| 三、地方资源未能深度整合,开发利用不足 |
| 四、政策导向不明,顶层设计有待完善 |
| 第六章 理性复盘:精准扶教实践的思考与展望 |
| 第一节 扬长避短:精准扶教实践应避免的误区 |
| 一、忽视顶层设计,缺乏可持续发展目标 |
| 二、忽视乡村幼儿园的主体精神,过度依赖城市帮扶 |
| 三、忽视乡村幼儿园的特色发展,城乡学前教育同质化 |
| 第二节 有章可循:精准扶教实践应遵循的原则 |
| 一、多元教育主体共同参与原则 |
| 二、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原则 |
| 三、城乡学前教育差异化发展原则 |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构建城乡一体的学前教育生态系统 |
| 一、大系统及宏系统:做好顶层设计,实现价值引领 |
| 二、中系统:综合集成,搭建共育平台 |
| 三、微系统:发挥主体作用,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数据来源 |
| 1.5.1 案例研究数据 |
| 1.5.2 计量研究数据 |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6.2 研究的不足 |
| 2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集体经济 |
| 2.1.2 股份合作制 |
| 2.1.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 |
| 2.1.4 村庄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变迁理论 |
| 2.2.2 产权理论 |
| 2.2.3 公共治理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农村股份合作制研究 |
| 2.3.2 村庄治理 |
| 2.3.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村庄治理关系研究 |
| 2.3.4 文献述评 |
| 2.4 分析框架 |
| 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与村庄治理发展 |
| 3.1 农村集体产权变革与村庄治理的历史演进 |
| 3.1.1 农业合作化时期（1951－1957）：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萌芽阶段 |
| 3.1.2 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强化阶段 |
| 3.1.3 改革开放早期（1978 至 1992 年）：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变革阶段 |
| 3.1.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2 年至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创新阶段 |
| 3.2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与实施 |
| 3.2.1 制度变迁视角下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 |
| 3.2.2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内容 |
| 3.2.3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发展与问题 |
| 3.3 村庄治理视角下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度的改革绩效 |
| 3.3.1 改革效率评价:基于一致性同意的分析 |
| 3.3.2 村庄治理视角下的改革绩效 |
| 3.4 本章结论 |
| 4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与村庄治理改进:杭州市江干区的案例研究 |
| 4.1 杭州市江干区基本概况及案例选择理由 |
| 4.1.1 江干区基本概况 |
| 4.1.2 案例选择理由 |
| 4.2 江干区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历程 |
| 4.2.1 第一轮改革(2002-2010):实施改革、建构制度 |
| 4.2.2 第二轮改革(2011-2016):完善改革、双向探索 |
| 4.2.3 第三阶段改革(2017年至今):深化改革、股社分离 |
| 4.3 江干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社治理的影响 |
| 4.3.1 村庄(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 |
| 4.3.2 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强化 |
| 4.3.3 村庄(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 |
| 4.3.4 村庄(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 |
| 4.4 治理改进的一个例证:农村集体资金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 |
| 4.4.1 农村集体资金管理的问题解析 |
| 4.4.2 农村集体资金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 |
| 4.4.3 江干区农村集体资金竞争性存放的制度设计及绩效 |
| 4.5 本章结论 |
| 5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文献综述 |
| 5.3 理论分析框架 |
| 5.3.1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制度信任 |
| 5.3.2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人际信任 |
| 5.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5.4.1 数据来源 |
| 5.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5.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4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探讨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制度信任的影响 |
| 5.5.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信任的影响差异 |
| 5.6.1 村庄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
| 5.6.2 农户层面的影响差异分析 |
| 5.7 进一步讨论:代理人角色增强与村庄信任增进 |
| 5.8 本章结论 |
| 6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文献综述 |
| 6.3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6.3.1 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民主增进效应 |
| 6.3.2 民主认知的中介效应 |
| 6.4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4.1 数据来源 |
| 6.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6.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4 模型构建与内生性讨论 |
| 6.5 实证分析 |
| 6.5.1 基准回归 |
| 6.5.2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民主的影响差异分析 |
| 6.5.3 中介效应分析 |
| 6.5.4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结论 |
| 7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公共品供给的视角 |
| 7.1 引言 |
| 7.2 文献综述:历史维度的分析 |
| 7.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3.1 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公共品效率的影响 |
| 7.3.2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
| 7.3.3 村庄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的调节作用 |
| 7.3.4 股份合作制改革影响村庄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内在机理 |
| 7.4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7.4.1 数据来源 |
| 7.4.2 变量设置与说明 |
| 7.4.3 描述性统计 |
| 7.4.4 基本模型构建 |
| 7.5 实证分析 |
| 7.5.1 基准回归 |
| 7.5.2 稳健性检验 |
| 7.5.3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 |
| 7.5.4 社会关联和宗族势力的调节效应 |
| 7.6 影响差异分析 |
| 7.6.1 公共品类型差异的比较分析 |
| 7.6.2 村庄类型差异的比较分析 |
| 7.7 影响机制分析 |
| 7.8 本章结论 |
| 8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10）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研究 ——以山东省平阴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重点、难点 |
| 1.3.1 研究重点 |
| 1.3.2 研究难点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社区 |
| 2.1.2 农村社区 |
| 2.1.3 农村新型社区 |
| 2.2 社区治理理论 |
| 2.2.1 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主体 |
| 2.2.2 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目标 |
| 2.2.3 山东省农村新型社区规划 |
| 2.3 乡村振兴与农村社区治理 |
| 2.3.1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背景 |
| 2.3.2 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新型社区的建设要求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的农村新型社区发展方式 |
| 第3章 平阴县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及发展现状 |
| 3.1 平阴县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情况 |
| 3.1.1 平阴县概况 |
| 3.1.2 平阴县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概况 |
| 3.2 平阴县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情况 |
| 3.2.1 平阴县农村新型社区发展概况 |
| 3.2.2 平阴县农村新型社区治理先进做法 |
| 第4章 平阴县农村新型社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1 平阴县农村新型社区存在的问题 |
| 4.1.1 社区治理主体权限不明 |
| 4.1.2 社区经济运营资金匮乏 |
| 4.1.3 社区民主自治意识薄弱 |
| 4.1.4 社区治理手段缺乏创新 |
| 4.2 平阴县农村新型社区问题成因 |
| 4.2.1 治理主体仍未转变 |
| 4.2.2 社区治理未能科学布局 |
| 4.2.3 农村社区人力资源缺失 |
| 4.2.4 社区治理专业化水平较低 |
| 第5章 国内外社区治理经验借鉴 |
| 5.1 国外经验借鉴 |
| 5.1.1 新加坡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 |
| 5.1.2 日本混合型社区治理模式 |
| 5.1.3 美国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 |
| 5.2 国内经验借鉴 |
| 5.2.1 诸城社区治理模式-政府主导型 |
| 5.2.2 武汉江汉社区治理模式-社区自治型 |
| 5.2.3 德州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两区同建”型 |
| 第6章 提升农村新型社区治理对策及建议 |
| 6.1 以组织振兴为引领,构建多元治理体系 |
| 6.2 以产业振兴为抓手,增强社区经济基础 |
| 6.3 以人才振兴为依托,完善社区自治制度 |
| 6.4 以生态振兴为重点,保障社区和谐发展 |
| 6.5 以文化振兴为核心,提升社区治理手段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四、农村社区教育:问题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 ——以Z市为例[D]. 李文静.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2]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研究 ——以德州市陵城区为例[D]. 魏如鹏. 浙江师范大学, 2021(02)
- [3]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D]. 袁书华. 山东大学, 2021(11)
- [4]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D]. 冯加付.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5]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D]. 宋颜群. 山东大学, 2021(11)
- [6]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D]. 邓彩霞. 兰州大学, 2021(09)
- [7]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D]. 陈旭. 吉林大学, 2020(01)
- [8]精准扶教：昆明市S幼儿园引领乡村幼儿园发展的个案研究[D]. 王菊.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治理的影响研究[D]. 胡伟斌. 浙江大学, 2020(01)
- [10]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研究 ——以山东省平阴县为例[D]. 汤明金. 南昌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