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西北工业公司对日主张的全过程

一、西北实业公司战后对日索还始末（论文文献综述）

刘惠瑾,岳谦厚^[1]（2021）在《阎锡山接收日伪企业后的经营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胜利之后,阎锡山按照先前计划,抢先接管日伪手中的众多工矿企业,并秘密留用大量日人作为企业经营顾问和技术骨干。这些企业在日人协助下,通过革新管理系统、完善财会监管、改良生产流程及控制非生产消耗等措施,加强经营管理,以使效益最大化。在国共内战中,面对丢城失地、资源匮乏的窘境,阎锡山采取加大军工产品产出、充分利用废旧物料、强化对工人组织控制等应对措施,促进了太原军工业的发展,但迟滞了太原的解放进程。阎锡山根据政局变化不断调整经营策略,根本目的就是恢复其战前的割据自守状态。

张海成^[2]（2020）在《西北实业公司职工薪酬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表明1945年9月,西北实业公司被阎锡山集团接收。西北实业公司在接收初期延续实行抗战前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职工薪酬管理体系是公司稳定经营的核心制度之一,公司于抗战前建立了技能薪酬体系即根据职工技术水平划分职工基本薪酬等级。公司职工薪酬主要包括基本薪酬、辅助薪酬和各种福利。公司接收工作完成后为了适应阎锡山的“兵农合一”政策,公司重新调整了职工薪酬规定。将工厂分类,职工编伙,按照工厂类别划分职工服役方式和制定相应的薪资标准。公司接收完成后公司职工薪酬管理的侧重点发生了转移。公司在整顿期间修建了大量的福利设施,设立了各种福利机构,加强了职工福利事业的建设,同时鼓励职工发明创造以求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薪酬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先进性。然而伴随着内战的爆发,公司的薪酬体系发生了质变。公司资金拮据物资缺乏,为了节省物资保证生产,公司通过裁员、变更工资结算等方式哄骗职工,如公司的福利机构员工消费社原本为了利民便民,但最终沦为了聚敛职工仅有财富的工具。在内战环境中,阎锡山的剥削压迫更加严重,再加之物价飞涨,西北实业公司职工薪酬体系的先进性没有发挥积极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压迫工厂职工的工具,职工的薪资水平也因此而不断下降,直接影响了职工的生活。

刘榕^[3]（2019）在《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研究（1945-1949） ——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抗战胜利后,为尽快恢复山西经济实力,重建工业体系,阎锡山在“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的基础上提出“新经济政策”,继续绘制“造产救国、建设西北”的工业蓝图,山西官办企业再次成为建造之重点。为有效配合官办企业复工发展,加快企业近代化进程,阎锡山决定重新制定企业福利制度,在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工会和职工联合福利社的推动下,福利制度得以顺利实施。从工人群体最迫切的需求入手,重点进行“医”、“粮”保护。一方面,福利制度以各厂附属医院为中心,囊括各小型医疗所、诊疗室,为员工提供全面医疗保障,并配有全套公伤抚恤制度。另一方面,公司员工可通过预借、公司垫付、有限支领的方式优先用粮,并对员工家属实行不等份配粮。除此之外,福利制度还辐射到员工的假期安排、员工及子女的教育、工作之余员工的休闲活动以及技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在政策的大力扶助下,官办企业福利制度体系迅速成型,从其制定及数次修改的过程看,体系具有明显的阶梯性和政治倾向性。由于阎锡山的个人政治目的与军事野心,在公司内部,军工产业技术工人是福利金字塔的顶端受众,而普通劳力工人只能勉强温饱,生活拮据。从福利实施的方式看,企业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司所辖各厂的基建设施完备程度处于全国前列。抗战胜利后的企业福利制度是山西地方政府为迅速恢复省内经济、吸引人才、保留劳动力所制定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战后加速经济回温、促进企业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更为山西储存了精干的工业技术人员,壮大了工人群体,成为建国后山西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但福利制度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因其政治导向性,福利制度在工人群体中普适性较低,加之过于重视技术工人,并未完全解决普通劳工的生活困难,造成工人群体的分化,加重劳资双方摩擦。其次,阎锡山将政治目标套嵌于企业,限制了企业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影响了企业与市场的互动,抹杀了企业的灵魂。最后,因阎锡山“以轻养重”的工业模式,导致了山西经济数十年畸形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长期被动的劣势。

王斐^[4]（2019）在《西北实业公司产权制度演化研究（1933-1949）》文中研究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隶属于国家资本范畴但由地方政府出资经营的企业,一般称之为地方国营企业或省营、公营企业。由阎锡山创立并经营的西北实业公司当推其中的典型,对后来的省营企业公司产生了直接的示范效应。关于西北实业公司,学界虽有研究,但大都将其定义为“为阎锡山封建割据统治服务”的机构,缺乏对其产权、治理结构、经营管理等企业制度的深入研究。本文在深入发掘相关档案与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按照时间与逻辑的关系,探寻阎锡山实业建设思想的来源、山西省地方国营政策的形成,以及西北实业公司的创立实践,对西北实业公司从成立到终结的一段时间内产权制度的演化过程进行研究,以期对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演变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价值。研究发现,受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影响,阎锡山巧妙利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有经济政策形成其地方国营政策,成立于1933年的西北实业公司便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实践。公司成立早期,通过仿效西方参与制建立起企业公司形态下不完整的法人产权制度。后随着1936年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的成立,西北实业公司正式建立了地方国有企业公司产权制度,并呈现出“股权”、“法人财产权”与“经营权”三者分离的特征,公司法人产权制度有所完善。抗战爆发后,原西北实业公司被迫分成两部分:一是迁到后方的少部分企业,在此基础上由省政府出资组建了具有政府国营单位性质的“新记西北实业公司”,并按照政府指令有计划地生产、销售、分配,原不完整的法人产权制度濒临崩溃;另一部分是为日军所侵占的企业,在此基础上由日军占领当局与日本各财阀组建“山西产业株式会社”,引进日本企业产权制度,原公司的产权制度发生变异。抗战胜利后,阎锡山顺应国民政府经济政策与法律的变化,对西北实业公司的产权进行公司化改组。西北实业公司以“西北实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完成注册登记,具备了法人地位,并实行对外完整、对内不完整两套法人产权制度,呈现出国有大公司的演化趋势。由此可见,西北实业公司的产权制度演化主要受到战争、国家政策与法律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此情形下,阎锡山作为地方统治者,其个人偏好、意识形态、理性的自利主义等决定了公司产权制度最终的表现形态,并带有极强的地方特色。作为中国近代省营企业的嚆矢,西北实业公司战前的产权制度代表着中国近代省营企业公司早期的制度形态。此后,公司的产权制度演化与其它内地省营企业公司产生分歧,却在战后与国有大公司的演化趋势相一致,并不断推动公司制度的完善,在近代中国地方国营企业成长史上独树一帜。

林锦丽^[5]（2019）在《中国兴业公司研究（1939-1949）》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保存民族工业命脉,组织沿海沿江工业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陆续迁入大后方地区。由于新兴企业建设的需要,同时抗战军需急剧增加,钢铁的需求量大。华西兴业公司在国民政府大力扶持后方工业建设政策的支持下,计划将华联钢铁厂扩展成为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1939年,华西兴业公司矿业组、华联钢铁公司与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合并组成中国兴业公司,成立资本1200万元。经过1942年、1943年两次增资,中国兴业公司资本达到了1.2亿元。本文以抗战时期位于大后方的中国兴业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该公司成立的历史背景、管理体制、股权变动、生产经营状况、历史贡献以及官商合办模式进行了系统地探讨。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学术研究现状、资料来源与研究重难点等内容。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中国兴业公司成立的过程。此部分以抗战时期官商合办企业兴起为社会背景,分析了中国兴业公司筹组经过以及成立时的基本概况。指出中国兴业公司是在官商合作的基础上,由华西兴业公司矿业组、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华联钢铁公司合组而成。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中国兴业公司发展过程中的组织管理与股权变动情况。此部分主要从中国兴业公司的组织机构、人事管理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深入分析官商合办企业的经营管理特征。另外,从国家资本的扩张、内部权力分配、官商矛盾等方面分析中国兴业公司内部的股权分配问题以及官商合作问题。中国兴业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内部管理机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随着国家资本的扩张,官股加强对公司管理的控制,官商矛盾也随之激化。第四部分主要从生产部门布局、生产设备及经营状况等方面分析中国兴业公司的发展概况,并且分析中国兴业公司经营困难的原因。指出中国兴业公司生产设备齐全,经营业务广泛,包括钢铁、机器、窑业、电业等。中国兴业公司历年经营业绩虽有一定盈余,但受战时国家经济统制政策、通货膨胀、原材料困局、市场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发展困难。第五部分主要从战后大后方工矿业的萧条、中国兴业公司暂时停工到局部复工、商股争取公司所有权等方面探讨抗战胜利后中国兴业公司走向衰落的过程,并且对中国兴业公司经营模式以及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客观的评价。抗战胜利后,由于资金周转不灵,钢铁滞销,中国兴业公司停工待业,遣散工人。1947年,中国兴业公司恢复部分厂矿生产,但受国内战争的影响,1949年结束经营。但是,中国兴业公司在抗战期间为大后方提供了大量军需民用物资,也为战时重庆社会与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郑彦星^[6]（2018）在《求生、反抗与革命—西北实业公司职工生存状态》文中研究表明1933年阎锡山创办西北实业公司,是一所集炼钢、纺织等轻重工业于一体的公司。职工与公司的发展息息相关,职工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动力,公司的发展状况也影响到职工的生存状况。1933年到1937年,西北实业公司创立初期,西北实业公司的职工首要任务是完成公司管理与生产任务,但是在此过程中遭受厂方的压迫,厂方剥夺技师红利、使用按件计资、工人储蓄等方式变相剥削工人的薪资。1937年,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省总工会成立,取得了西北制造厂工人获得遣散费、西北毛织厂工人获得反对工头边珏斗争的胜利,反对晋华卷烟厂压榨女工工资的胜利。在沦陷时期,日军搬运走了西北实业公司大量的基础设施,只有极少的生产设备,为掠夺山西的资源,需要更多的工人进行生产,工人的劳动强度空前加强。日军抓捕劳工,让战俘充当苦力,诱骗农民进入工厂做工,经常辱骂殴打工人,压榨工人的劳动力。在战争环境下,工人的温饱得不到保证,日军还强迫工人吸食毒品,通过极端的方式压榨工人劳动力,中共在沦陷区的力量也非常薄弱,这一时期工人的生存状况较抗战前更差,在中共的带领下,革命活动再起,工人通过烧毁生产原料,破坏机器延长停工时间来反抗日军的压迫。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接收和改造日伪资产,聘任日本人河本大作担任公司顾问。西北实业公司职工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公司经理开展对职工的技能与思想培训,号召广大职工为战后复兴贡献力量。国共内战爆发后,阎锡山在统治区域内实行工商编组管理体制,开展“三自传训”运动和工人军训运动,试图驱除共产党的势力,维护对西北实业公司的控制。但是阎统区日益缩小,通货膨胀现象严重,西北实业公司掌握的食粮越来越少,实行“平民经济”政策,造成工人严重饥饿。本文的内在逻辑是动荡时局中,西北实业公司职工的薪资低,思想与行动自由也受到控制。职工的实际薪资所得难以满足职工的日常生活需要。为了走出生存困境,职工不得不反抗,而自发的反抗难以取得效果,职工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诉求恰恰与中共所倡导的工人运动相呼应,在中共党组织打入西北实业公司内部之后,带领工人发动了革命活动,以反抗西北实业公司的压迫。

毛光远^[7]（2016）在《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国内社会动荡不安,牧政废弛,天灾人祸接撞而至,畜牧业生产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中国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严重制约着军用马匹补充和农商社会经济的发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国防危机日益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紧筹划国防军备建设,在推进现代化军备建设的同时,作为冷兵器时代关系封建王朝兴衰的马政,其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了军政各界的重视,马政提上了国民政府议事日程。鉴于当时马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军马补充的困难,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马政委员会、马政局及马政司等中央马政管理机构,并派马政界官员远赴国外考察,通过借鉴东西方列强马政模式,制定了马政建设长远计划及军马管理方面相关法规,围绕着以增加产马数量和增进产马素质为中心,开始推进马政建设工作,以期解决陆军建设中的马匹配额问题,加强国防军备建设步伐,应对当时所面临的险恶国际战争环境。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体格能力的下降,使得适合军用马匹数量日渐减少,故推进国产马匹品种改良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主要内容之一。马种改良首要培育出足够数量优良种马,以期达到普遍改良之目的。有鉴于此,军政部创设了种马牧场和种马育成所,引进外洋优良种马,并通过洋马和国产马累代杂交,以期育成国产优良种马。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马种改良繁殖场在西部后方地区设立配种站所,推进民马改良繁殖工作。同时,为了马种改良繁殖工作有章可循,国民政府颁布了国营各牧场种马选用与马种改良的相关标准。然而由于外洋种马数量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各牧场民马配种站所未能广泛设立,更难以达到普遍改良繁殖民间马匹之目的。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西部地区牧政建设活动对推动边疆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无裨益。军用马匹广泛来源在于地方民间社会,因此推动地方产马事业发展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中心工作之一。为了增进民间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军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奖励保护民间产养马骡相关办法,以推动地方马政建设工作向前发展。在国民政府推动地方马政相关政策的倡导下,地方各省通过设立种马牧场、推动民马配种、禁止屠宰马骡、举办马骡增产贷款及产马比赛会等方式,致力于地方马政建设工作。这不但体现了国民政府中央马政建设方案在地方的运行状况,而且对推动地方产马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接连不断战争影响,国民政府奖励保护地方产马政策缺乏彻底推行的良好社会环境,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是大打折扣,这在客观上又影响着地方民间社会产马业的发展。马政建设需要兽医、蹄铁等有关方面的大量人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清末民初陆军兽医学校整顿建设,使其成为培养马政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是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数量最多的高等学府。另外,为了解决地方畜牧兽医人才不足的问题及推动地方马政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中央有关机构与地方各省通过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及高等学校教育等方式,加大马政人才培养力度。但由于当时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对滞后,再者受传统职业偏见的影响,从业人员较少,这使得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人才供求紧张状况给国民政府马政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军马补充与保育是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国民政府通过整顿原察哈尔军牧场,创设甘青地区军牧场及军马补充所等措施,试图建立起军马补充的常规性机制。鉴于抗战时期军马大量消耗及亟待补充的需要,军政部成立了临时购马骡机构,派员分赴后方产马各地采购军马,并通过"以马代丁"等措施从民间社会征集大量马匹,进行军马广泛社会动员。鉴于军马保健工作的需要,军政部制定了马乾、草料及兽医卫生器材的供给方式与发放标准,并建立了陆军马粮仓库、兽医卫生器材库、兽医院所等军马卫生防疫机构,加大军马保育及伤病马骡的治疗工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对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边疆畜牧地带危机接踵而至,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东北及华北等产马主要区域遭到破坏,再加上西北及西南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下,国家中央行政不是很畅达,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马政资源不断缩减,这都给马政建设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不利影响。而在诸多不利因素之中,持续不断的国外内战争是制约马政最为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马政如同国家其他建设工作一样被淹没在战争的漩涡之中,建设工作的推进面临重重困难,更难以达到预期设计的目标。

张维缜^[8]（2014）在《一波三折:战后广东省营造纸厂劫物归还交涉》文中研究说明广东省营造纸厂建成投产不久,就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而被侵占,并进而劫掠至北海道勇拂。战后在纸厂被劫机器及日方配件归还与雇用日籍技工等问题上,中国经过与美、日的反复交涉,皆获致满意之结果。这一交涉个案反映了中国当时较弱的实力,也反映了中方人员自身之努力。

赵军^[9]（2014）在《近代山西机器纺织业发展的考察 ——以西北实业公司纺织工业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山西近代纺织工业萌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19年,山西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标志着山西纺织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1932年阎锡山重掌晋绥两省军政大权,在其“造产救国”“建设西北”的主张下,亲自制定实施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西北实业公司。西北毛织厂是该公司应山西资源优势和社会需求开办的近代制造业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西北毛织厂及山西其他纺织工业企业被日军侵占,过度生产,损毁严重。1945年抗战胜利后,阎锡山返回太原重掌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将日军占据及新建的纺织企业太原毛织厂（战前“西北毛织厂”）、太原纺织厂（战前私营“晋生织染厂”）、太原织造厂（日军建“太原缝纫厂”）、太原棉织厂（战前民营“华昌线物厂”）、榆次纺织厂（战前私营“晋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榆次棉织厂（战前私营企业）、太原印染厂（日军建）、祁县织染厂（战前私营企业）收归于该公司所有或经营管理,形成了以西北实业建设公司为中心的,对山西近代纺织事业的统一管理和规划。既往研究,关于山西近代纺织工业的萌芽、建设以及对山西近代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与其有关的历史文献、前人研究成果大多散落在相关的革命史、近现代通史、经济史、人物史等研究中,完整的资料挖掘和整理工作尚未有人触及。当前,各地已认识到工业遗产、地方史迹和历史人文底蕴的保护与再利用的重要性,开始从宏观战略的层面将城市的工业文化历史与城镇化高速发展的现实目标相联系,发掘其中的历史价值、技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对于山西近代纺织工业的技术文化史研究也自不待言。本研究正是站在前人宏观的、零散的研究基础上,借助近代西北实业公司集团产业链式的运营架构,系统性的梳理公司架构、社会史境中的山西纺织工业发展。本研究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语共九部分组成。绪论介绍选题的意义,前人研究综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不足之处,是全文的一个总纲；第一章概述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纺织技术的西化背景和山西近代纺织工业的萌芽,即近代纺织工业生产是如何在山西兴起的；第二章廓清随西北实业公司筹建发展起来的近代机器纺织工业范畴,即纺织事业在西北实业公司的总体建设发展中的地位如何；第三章以西北毛织厂为个案考察山西近代毛纺织事业的形成、发展,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对该厂的损毁,探讨西北毛织厂在每个历史时期的技术成就和技术管理的特点；第四章梳理公司在战后着力改进与发明,即和花方法、花线纺制、废棉研究、烧纱工艺、电光线发明、染料研制、机器设备改进,发掘近代“产业合理化运动”思潮在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纺织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五章回答了西北实业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得以迅速组织技术力量恢复生产的根本原因,即对抗战时期西北实业公司在陕西宜川开展纺织事业的考察；第六章梳理了随山西纺织工业成长带动的近代山西纺织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第七章就山西近代纺织工业技术力量的成长与社会状况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予以专门提炼和总结；最后结语对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建立起的近代山西机器纺织业的历程、特点、规律、影响和当今的启示进行了回顾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山西的轻纺织工业建设不是孤立存在的技术、经济体系,在它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山西近代农业、商业、重工业、运输业的协调发展。阎锡山当局为发展工业企业所倡导的兴办职业教育、引进先进技术、发展金融业、提倡科学管理以及重视农业与交通运输业发展,对工业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其技术实践活动和技术管理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创新：第一,与以往对近代纺织企业研究的近现代史、经济史研究视角有所不同,本研究采用了技术社会史的研究思路,将技术个体与社会整体相结合,即在西北实业公司的整体扩张进程中研究山西纺织企业的发展,而纺织技术的改进方向既受制于市场需求、国计民生,也要符合西北实业公司整体扩张的产业战略规划。所以,从本文纺织技术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来看,研究山西近代纺织工业的发展是在纺织技术升级,填补了以往从近代史、经济史研究近代社会变迁、机构企业管理的空白。第二,与以往对西北实业公司、山西近代史的研究对象相比,本研究首次通过大量的一手报刊、档案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了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的纺织企业的技术引进与创新,企业兴衰发展的历史。第三,与以往单一的选题对象研究相比,本研究有大的扩展空间。研究首先理清了山西近代纺织业的历史脉络,并对这些纺织企业遗留下的“工业遗产”的现状进行了系统考察,并提出开发保护建议。近代山西纺织企业借助西北实业公司的集团物资统一调拨的优势,灵活应对社会环境动荡造成的各种不利条件,这种基于与今天颇为相似的集团企业和产业链的运营管理模式,使得“以史鉴今”经验总结的再利用、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与当代的企业集团化运作、企业文化建设更加贴近,也充分地肯定了本研究着眼于西北实业公司大集团企业背景下研究的方法创新。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还有待进一步搜集实物和口述资料,深入挖掘近代山西机器纺织技术的应用、改进和发明的历史。

胡雪涛^[10]（2014）在《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文中认为辛亥革命后,一些晚清遗老遗少开始寓居天津,随着民国前半期的军阀混战和政局动荡,失势的各派军政大员和政府的部分官僚也陆续寓居在天津租界,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寓公。本文考察这些寓公活动的时段限定在1912至1937年间,由于寓居天津的人物来源众多,而本文所关注的对象是寓居前政治上有一定的职务和地位,政治失势后寓居在天津租界的群体。无疑,这一精英群体在失去政治特权后,他们为延续权势的种种行为对近代天津的各方面均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经济方面,驱动这一时期天津乃至北方经济发展的部分力量就是他们,因此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检索相关文献,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均缺乏深入和系统。本文首先对近代天津的开埠与租界的发展进行概括,阐述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空间优势,吸纳了不少政治精英寓居,继而对天津寓公的产生阶段与群体的大致特性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其次,深入探究和挖掘晚清遗老遗少以及北洋要员政治失势后的活动与生活。指出一些失势的政治人物虽然选择寓居天津,但实际上他们以租界为依托,网络派系人物,观望时局,试图谋划政治上的东山再起;尤其是他们大多在任时都聚敛了巨额财富,失势后不仅在天津购置地产,还选择在近代工矿、金融、商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在社会领域他们也进行了有限的参与,开展了赈恤灾民、慈善救济、捐资助学等方面的活动。就其个人及家庭生活而言,各人因旨趣不同,有的着书立说,有的参禅拜佛,有的归隐消遣,不一而足,而寓公的家庭因处于社会上层,生活往往奢华,因此举凡他们的家庭婚恋、官司诉讼,甚至被敲诈绑架等,都被时人所关注。寓公之间往往相互援引,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固化了他们的联系和交际。论文还分析了寓公与北洋政局、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寓公处理政策的转变。而且随着日本不断侵华,东北、华北局势危急,寓公对日态度也发生了变异。文章最后对寓公群体的消解与命运走向进行了探讨,寓公群体的命运各异,有的为日本人所用,有的被政敌仇杀,有的被特别保护,有的避隐不出,有的保持晚节。随着时势的变动,寓公无论在历史舞台上,还是在自然生命方面,都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时人对寓公的人生谢幕也反应不一。显然,寓公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对近代天津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近代以来对晚清遗老和北洋要员的评析已包涵太多的道德评判和政治褒贬,实际上对其个体乃至整体都缺乏精细化的研究与客观的对待,从而导致我们对其只有抽象的概念认知。激进的时代变革,不断向前的“革命”导向,使人无暇顾及寓公群体的存在,也使人无暇回顾这段历史,当历史不断的层叠累积,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天津寓公群体在政治失势后,多数人出于权势延续的动机,立足天津等地,参与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既具有一定的能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丰富对近代天津城市史的研究,认识在近代中国失势的政治精英群体的大体走向,而且有助于推进对北洋军阀以及民国历史与社会更为客观和完整的认识。

二、西北实业公司战后对日索还始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北实业公司战后对日索还始末（论文提纲范文）

（2）西北实业公司职工薪酬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3）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研究（1945-1949） ——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西北实业公司产权制度演化研究（1933-1949）（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兴业公司研究（1939-1949）（论文提纲范文）

（6）求生、反抗与革命—西北实业公司职工生存状态（论文提纲范文）

（7）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一波三折:战后广东省营造纸厂劫物归还交涉（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山西机器纺织业发展的考察 ——以西北实业公司纺织工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四、西北实业公司战后对日索还始末（论文参考文献）

• [1]阎锡山接收日伪企业后的经营策略[J]. 刘惠瑾,岳谦厚. 近代史学刊, 2021(02)
• [2]西北实业公司职工薪酬研究（1945-1949）[D]. 张海成. 河北大学, 2020(08)
• [3]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研究（1945-1949） ——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D]. 刘榕. 吉林师范大学, 2019(06)
• [4]西北实业公司产权制度演化研究（1933-1949）[D]. 王斐.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1)
• [5]中国兴业公司研究（1939-1949）[D]. 林锦丽. 西南大学, 2019(12)
• [6]求生、反抗与革命—西北实业公司职工生存状态[D]. 郑彦星.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8)
• [7]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D]. 毛光远.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8]一波三折:战后广东省营造纸厂劫物归还交涉[J]. 张维缜.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0)
• [9]近代山西机器纺织业发展的考察 ——以西北实业公司纺织工业为中心[D]. 赵军. 东华大学, 2014(03)
• [10]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D]. 胡雪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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