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8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永仓[1]（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指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康瑞英[2]（2020）在《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身为外向型经济体,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出口,但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贸易形势不明朗,都为中国贸易的进一步扩张埋下了隐患。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国家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提出了“一带一路”等政策措施。但盲目的对外投资扩张也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隐患,如资本外逃,产业转移等。与出口相比,OFDI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前景并不明确。部分研究认为OFDI可以促进母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OFDI是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适度控制OFDI,促进产业升级,避免产业空心化是国内政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现有研究表明,生产率和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既往研究多将两者视为两种独立的研究,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两者纳入同一理论模型框架下,分析生产率、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选择,这种选择如何影响影响不同产业的国际化结构,进而影响宏观经济中出口和OFDI的结构?首先,在HMY模型的框架下,加入融资约束的假设条件,重构理论模型,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融资约束通过提高出口和OFDI的生产率门槛抑制企业出口和OFDI;第二,融资约束对OFDI生产率门槛的影响大于对出口生产率门槛的影响;第三,融资约束会减少出口和OFDI的企业数量,具体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行业的生产率分布情况,行业生产率分布越分散,受影响的出口企业和OFDI企业数量越少。第四,内源融资约束和外源融资约束一起会提高企业的相对出口销售比,行业生产率越分散,替代弹性越大,融资约束对相对出口销售比的影响越小;第五,金融发展程度对企业出口和OFDI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结构具有调节作用,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企业以OFDI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的比重越大。其次,分别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观国家多个层面层层递进,证明理论模型的结论。发现我们的理论模型主要适用于具有OFDI能力的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理论模型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一,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的出口和OFDI,对企业出口和OFDI的影响呈倒U型,即在生产率门槛附近最大,其他区间依次减小。第二,融资约束会提高企业出口销售比例,降低海外子公司销售占比。第三,生产率分布在上述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生产率分布越分散,融资约束的上述影响越小。最后,根据理论模型和实证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控制金融发展速度,保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第二,根据不同行业特征,采取差异性金融政策;第三,适当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调整出口和OFDI结构。
吴天博[3]（2020）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步入21世纪后,中国林业产业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贸易自由化浪潮以及世界木质林产品需求日益增加的现状,不断提升自身生产加工水平、扩大产品生产种类及规模,促使我国林业产业生产及供给能力得到了飞速发展,木质林产品外贸规模显着扩大、贸易流量逐年攀升,产品与市场结构也日趋完善。时至今日,中国林业产业已在国际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质林产品生产国、加工国及贸易国,被誉为“世界木材工厂”。尽管如此,林业作为我国战略性基础产业,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三期叠加”时期,中国林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压力也在与日俱增。一方面,随着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持续推进及“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国林业经济结构随着国家森林资源禀赋水平及比较优势发生了深刻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有效利用国内外森林资源与市场是我国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也是维护我国木材安全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时至今日我国木质林产品进出口市场仍长期高度集中于北美、东南亚、东亚及少数欧盟国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木质林产品全球供应链及稳定出口渠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构想,以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为具体途径,秉承包容性发展理念,强调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包容和平衡发展,通过提高区域间开放水平,开展跨国互通互联,提升经贸合作水平,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再平衡。“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为我国打造稳定的、高质量、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林业开放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有利契机。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视角研究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以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从贸易规模、贸易产品质量及贸易竞争力等三个层面入手,对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及发展潜力进行了测度,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及提升潜力进行了分析,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并对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发展对策,以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长足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参考。本文具体结论如下: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分析表明:21世纪后,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阶段性变化特征明显,我国常年处于贸易顺差。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出口产品结构及市场稳定且集中,进口产品以原木、锯材、木浆等木材原料为主,出口产品以人造板、纸制品、木制品、木家具等木材制成品为主,进口对象主要集中于东欧及北欧国家,出口对象主要集中于西亚及西欧地区国家。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贸易水平得到了显着提升,但双边木质林产品贸易合作空间仍未得到充分开拓,仍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的研究表明:双边人均经济水平的增长对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的提升作用最为显着,双边人口规模的扩大同样有利于提升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空间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仍然存在;“五通”建设整体水平及各分项指标水平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各类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现阶段看来,“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效率提升的贡献更大,但从发展角度而言,“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贸易效率提升潜力层面,双边贸易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除“资金融通”外,其他“五通”建设水平的提升均有利于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各类木质林产品贸易效率的升级。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研究表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后,中国从大部分沿线国家进口木质林产品质量呈显着上升趋势,除原木进口质量小幅下滑外,其余各类产品进口质量均稳步提升。“五通”建设总水平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均有助于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升级,但由于现阶段我国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建设水平的相对滞后,“民心相通”指标回归结果显着为负;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推进,“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质量升级潜力有着巨大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贸易便利化和民意基础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贸易畅通”和“民心相同”应是未来的重点关注领域。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表明:中国木质林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于国际市场占有率方面,但限于我国森林资源禀赋水平、林产工业发展水平及投入资本等诸多因素,我国木质林产品在出口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与国际化水平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木质林产品综合竞争力在研究国家中处于下游,“大而不强”仍是我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在木材原料产品的竞争劣势表现明显,且在短时间内无法逆转。但木材加工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优势明显,人造板、木制品及木家具等3类产品竞争优势突出,印证了近年来中国林产工业发展水平的突飞猛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竞争优势与中国相似,多集中于木材加工产品,表明未来沿线木质林产品国际市场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水平的提升以及科技的进步对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起关键作用。最后,依据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果,从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木质林产品贸易环境、提升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及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多元化木质林产品市场等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期为推进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长远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参考。
朱玮玮[4]（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壮大,渐已成为影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OFDI的发展又迎来新的高潮。2019年,中国OFDI流量为1171.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8.91%,位居世界第四;存量为20994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6.07%,位列世界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国中,中国已居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OFDI的区位范围和产业分布广泛,投资区域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近些年跨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投资产业已涵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起国家,中国OFDI异军突起的关键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主流OFDI理论普遍认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具备某些竞争优势,包括市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对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扩张,这些理论难以给出全面科学的解释。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优势的重要来源,并且,仍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制度体系也会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本文从母国政策和制度视角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力求为国内企业大规模的跨国投资寻求新的解释,丰富新兴经济体OFDI的研究,并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政策参考,为国内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依据。首先,本文对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OFDI的特征事实进行阶段性分析,包括经济特征和结构特征。在阶段性经济特征分析中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货币环境、对外贸易、劳动力成本和能源需求指标;在阶段性结构特征分析中,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中国全球投资跟踪）两套数据对投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中国的OFDI进行跨国比较,对照组分别为大型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经济外向型国家韩国、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比较内容涉及OFDI的规模与结构。其次,本文全面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战略实施,国家全力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企业的境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再转为备案制,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断放宽,管理体制更趋完善和规范。外汇管理政策由管制转为放松,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登记核准、资金汇入和结汇方面的程序不断简化,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管理政策演变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契合,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本文采用行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金融财税政策是“走出去”战略以来政府所推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贷融资支持、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激励三个方面。政府通过税收饶让抵免、优惠税率、财政贴息、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等政策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走出去”,可以缓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减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率。实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后实施的金融财税政策显着促进了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和境外企业数量规模的扩张,具有显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这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初衷相一致。第四,本文采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也是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经济环境因素。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资金,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使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从理论层面看,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货币政策可以改变银行流动性水平,改变企业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和有价证券价格,改变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情绪,最终作用于OFDI。实证结果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着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且能显着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制约作用,但上述影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影响及调节作用均不显着。第五,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于金融制度,当前中国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一方面,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成本和资本分配,造成经常账户的较大顺差,拥有净储蓄的企业通过OFDI可以提升投资收益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抑制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通过OFDI能更快提升技术水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仍较弱,一方面,较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降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低水平的研发投入使技术水平难以快速提升,企业转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企业研发成果易被窃取,企业会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以保护研发成果。母国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是企业海外投资的“被动”推力,随着制度的逐渐健全,OFDI会趋于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证明,东部地区OFDI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OFDI则存在显着的规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本文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政策和制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体系,同时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以防范风险,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建立预警及应对机制,防范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多角度完善金融财税政策,缓解信贷资源错配问题,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继续推进制度建设,完善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国内和国外投资的均衡发展。
魏宇欣[5]（2020）在《掌趣科技高溢价并购动网先锋的动因与财务绩效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并购活动开始展露,至今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从初始的起步试点,经历了快速兴起和探索强化的阶段,逐渐成为了资本市场中最活跃最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颁布的诸如《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并购的规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随着并购的发展,交易规模和交易数量也在逐年攀升,同时也表现出了许多其他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并购溢价率在短短几年内飙升至原来的数倍。并购规模也表现出了行业间的差异,集中在制造业、IT与信息化和金融行业。并购活动可以为交易双方带来各方面的效益,因此并购绩效的评价也成为公司内外各利益相关者比较关注的内容。然而,统计数据和文献研究表明,许多高溢价并购案例中,最终的绩效评价结果并不理想。尤其是财务绩效方面,大多数并购双方没能获得最开始想要的结果,而过高的溢价率很可能就是导致该结果的重要因素。企业是否应该为并购支付高溢价,并购之后的绩效评价体系应如何建立以及评价的结果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选择了兼具高溢价率和IT信息行业两个特征的掌趣科技并购动网先锋这一案例进行研究。综合考虑公司所处的行业环境、并购双方的特征以及当今并购市场的背景,对此次并购的初始动因进行梳理。之后以并购动因作为财务绩效评价的角度,从营业状况、财务协同、盈利能力、市场反应与企业价值等角度来评价并购是否达成了目标,以此来确定并购成功与否。通过对此次并购的分析,可以从中得知高溢价并购在大多数方面只能提供短期的利益,而无法满足长远发展的需求,所以企业需要合理评估并购溢价率,对并购后企业资源整合与分配等多方面加强关注。
胡云莉[6]（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文中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才能确立最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是每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代永恒的命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局势更是呈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分析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复杂,牵涉广泛,然而“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祥”,其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其中的“一”与“要”。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投资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分支,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分析了这一经济手段对国家间双边关系、区域政治、全球政治的影响;同时,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进行了梳理,以此展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经互动。文章的主体论述可分为四点: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是单纯的跨国公司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源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经济与外交双重属性,只有从政经互动角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投资外交手段;三、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面进入新阶段;四、依托“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突破,通过投资外交带动经济外交,进而推动全面外交,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讲,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提出研究问题。首先,明确并梳理的几个重要概念: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国家利益等。然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文献综述。发现迄今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用分析。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也大多局限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外交逐渐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探究如何能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效应,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一大领域。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确定研究方法,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局限。第一章从现实与理论梳理出发,全面详细地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效应;同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的政治效应,以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第三章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经济学考察,展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的政治效用。第四章分析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以及当前面临的新挑战。第五章结合现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我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带一路”视野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结论部分总结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对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给出了政策建议,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为此,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及时地做出政策指导,并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灵活调控投资区位与产业布局,使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新时期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林明灯[7]（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指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安蕾[8]（2020）在《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各级政府和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经济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动力: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大规模投资、大量新增劳动力及效率的提高都对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2005年前后,这些支撑高速经济增长的因素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贯穿宏观调控全过程的主线。国际上定量研究经济结构问题的主流方法是矩阵代数衍生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静态投入产出模型及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两种。但目前研制出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不同时期“生产性固定资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极少。本文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出发,提出了“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编制的框架结构,并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19872017年投入产出基本表及延长表,研制出涵盖31个年份、30个部门的“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在表的编制方法上有所创新,并基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完善了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理论,丰富了利用投入产出表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工具,并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数据支持。本文所做的工作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推算出19872017年期间我国未编表年份的18张投入产出补充表。采用标准RAS法,借助R语言软件自动化编表过程,得到19872017年期间我国未编表年份缺失的18张投入产出“补充表”,与13张统一表式结构的“收集表”,共同构成覆盖国民经济30个产品部门的31张连续年份“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完善研究的基础数据。第二,研制连续年份“中国1987201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2002年=100）”。采用目前常用的方法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表,部分年度、部分部门的增加值指标易出现负值。为此,本文在现有可比表编制方法的基础上做出改进:首先,基于国家现有统计数据,整理出“第I、II象限所用价格指数”及“第III象限所用价格指数”,构建“19872017年投入产出可比价格指数体系（2002年=100）”,并按照常用方法编制得到“初始可比表”;然后,借鉴RAS法的思想,提出采用“迭代法”调整“初始可比表”的具体步骤;最终,研制出较为符合经济实际且误差较小的连续年份、30部门的“中国1987201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2002年=100）”。为后续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奠定基础,并为本文应用部分及相关研究提供大量数据支撑。第三,完善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编制的理论框架,并研制出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目前鲜有关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表的编制方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本文从年度表“前一年度的产品生产不能消耗后来年度生产产品”的基本性质出发,引入投资分配系数,内生化外生变量,并通过模型的运行,采取一定的方法将不同年度的静态投入产出模型“链接”起来,使过去的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的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考察一个时间序列上资本投入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为后续动态的分析和研究国民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理论是本文研究的核心:（1）明确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链接变量,给出各象限具体分配基数的确定方法:首先,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等理论,选取静态投入产出表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作为链接年度间联系的经济变量;其次,研究链接变量与以后年份的具体联系,需根据其构成项目作为资本积累属性上的差异,确定链接变量在年度表中各象限的具体分配基数。本文剥离出“存货增加”中的生产性部分,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之和作为“生产性投资”（第I象限分配基数）,不再用于年度表第II象限最终使用,只在第I象限中间使用之后年份中长期内的年度间、部门层面逐步进行分解,而存货增加指标余下的部分则作为“非生产性投资”（第II象限分配基数）,在年度表最终使用后面年度短期内进行分解,分配未完额作为各期结余,放入年度表第II象限最终使用中设置的“生产性投资余额”、“存货增加余额”栏。（2）提出“新流量分解三步法”解决年度表第I象限上三角形分块矩阵的流量分解问题:第一步,采用“累计比较法”估计各年度分行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投资时滞,并结合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及实际生产情况,综合确定分部门生产性投资在年度表中的分配年限;第二步,从资本的效能变化角度提出“二项分布折旧理论”,计算各部门生产性投资在各年度的投资分配系数、年分摊额,具有可操作性;第三步,采用结构法从实际使用角度将各年度生产性投资额在年度表的部门层面进行分解。（3）研制出“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2002年=100）”。时间跨度较长,部门分类较多,目前尚无该方面的编制实例,编制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为后续应用研究奠定数据基础。第四,利用前文研制的连续时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数据,由浅入深开展应用研究。一方面,对过去30余年,我国国民经济从生产到最终使用这一完整的实物和价值运动过程中总量与结构演变情况、部门间关联特征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假定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性、对产出的影响是相对长期的,试图把传统对经济增长的认识转变到本文的思路下,将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与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面板生产函数模型,对各部门前期“累计投入”如何影响当期产出、变化趋势如何等问题进行研究,对基于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开展的应用做了有益的尝试。相关成果为我国结构改革问题提供了理论及数据支持,研究发现:（1）近几年我国总量指标表现不佳,但随着产业转型升级、部门结构不断优化,未来可期。总体上,19872017年期间,总量指标呈现先增后减态势,19871990年、19962000年及近期三个时间段,各总量指标低于全期平均水平;产业上,研究期间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生产活动,各项指标与总体呈现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但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第三产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战场;产品部门上,近几年各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依赖的粗放型产品部门向信息化带动的集约型产品部门演变。（2）基于投入产出表纵向反映生产的投入来源、需求消耗情况,行向反映产出的分配去向、供给使用情况的特点,对部门间关联特征及变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需求角度,随着我国行业分工的逐步细化,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总的资本有机构成及服务化程度逐年上升,但各产品部门的中间消耗情况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研究期间30个部门中有14个产品部门的中间投入占比上升,而大多数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部门则出现单位产品的物耗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部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多数部门对自身的消耗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且增加了对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消耗,但对第一产业产品的直接消耗在不断减少;下游终端类行业所需中间投入比重大、品种多,需求波及范围较广,相关部门如果符合国家产业升级方向,刺激其生产能力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可给予重点扶持。供给角度,一方面,研究期间我国总产出内中间使用合计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各部门生产的产品只有少部分直接作为最终产品分配使用,绝大多数又进入其下游行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参与更高水平的生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内、外需“双轮驱动”的特征日益明显。最终消费总量与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都在不断加快,从传统实物消费为主,发展为实物与服务消费并重。且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口由传统产品向附加价值较高、技术含量较高的高科技产品转型。另外,中上游能源、原材料部门及生产性服务业等部门单位最初投入对国民经济整体的供给推动能力普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这类部门通常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短板,极易出现供给短缺和价格上涨的情况,提高此类部门的生产供应能力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点;而对社会的供给推动作用不断减弱的几个部门,社会对其投入需求实际是在减少的,需要预防产能过剩等问题。（3）利用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面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在“资本投入”指标的刻画方面与以往有所不同。区分资本存量的“财富属性”与“生产属性”,考虑各部门投资时滞,从年度表中整理各年使用的之前年份资本积累及当期提供的“生产性投资”数据,得到“生产性资本累计”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指标,构建我国19872017年产品部门生产函数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资本投入在各部门中的配置也在不断优化,投资的重心由农业、低端产业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转变。另外,我国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各部门的效率系数既受产品部门层面个体影响,又随年份变化存在显着差异,而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及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则受产品部门结构变化的影响显着。
侯睿婕[9]（2020）在《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正处于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阶段,政策制定需要统计支撑,另一方面,我国R&D投入产出率和经济转化率过低,创新引领发展路径不明,这两大问题对科学测算以R&D为代表的知识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随着R&D资产属性日益凸显,SNA-2008建议对R&D进行资本化处理,多个发达国家据此改革本国的R&D核算方法,为我国开展R&D资本化核算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在此背景下,在SNA-2008框架下探讨适合我国的R&D资本化核算方法、估算R&D资本存量并分析其经济效应成为必然之举,亦具有深远意义。为刻画中国R&D全貌,须对不同地区、不同技术水平、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分析其经济效应。首先,利用辅助指标和统计检验补全R&D支出及其构成并调整行业分类和统计口径;其次,采用总成本法和完全资本化模式进行“R&D支出→R&D产出→R&D投资”调整;再次,详细讨论R&D投资价格指数、R&D资产折旧率、初始R&D资本存量等参数的设定方法并采用BEA方法估算R&D资本存量;然后,按照不同核算规则将企业、非企业部门的R&D计入GDP;最后,在增长核算框架下测算R&D资本产出弹性并对规模报酬不变性质进行检验。R&D资本化核算引起GDP上调,但各省份上调的幅度不一,可能导致排名变化。此外,R&D资本化核算对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的测算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不进行R&D资本化,R&D的产出弹性会被低估,其他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也会出现较大误差,反之则可以提高生产函数的拟合优度,相对准确地测算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地区层面结果显示:首先,就资本存量而言,全国R&D资本存量呈快速增长趋势但增速放缓;各省份R&D资本存量基本呈增长趋势但地区差距显着,地区间差距是主要来源且有扩大趋势;空间分布从以北京为主导的单极格局转变为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三足鼎立的多极格局;全国科学研究资本存量约占试验发展资本存量的1/4,各省份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存量呈增长趋势但地区间差异明显。其次,就产出弹性而言,1998-2017年期间,我国经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9,呈逐年递增趋势,近年来在0.15-0.16之间;除中部外的其他地区均呈规模报酬递增,东部、中部R&D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西部、东北R&D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开始显现;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2009-2017年期间,R&D资本产出弹性为0.27,其中,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4、0.23。总体而言,我国R&D资本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且空间关联日益显着,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是,地区间R&D资本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由于东部地区和试验发展的R&D产出弹性相对较高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因此,R&D资源不断流向经济水平高的东部地区和获益速度快的试验发展,导致地区创新能力、R&D内部结构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目标的实现。行业层面结果显示:首先,就资本存量而言,制造业R&D资本存量总体上呈快速增长趋势;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但在基础研究领域没有明显优势且对传统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尚显不足;传统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但地位仍然重要,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成为R&D资本存量新的增长点。其次,就产出弹性而言,1990-201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主要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8-0.09,呈倒U型变化;高技术制造业主要依靠R&D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38-0.40,呈陡峭的倒U型变化;低技术制造业主要依靠物质资本驱动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R&D资本产出弹性平均为0.03-0.10,但未能产生持续显着的驱动作用。总体而言,制造业R&D资本存量不断累积,对行业发展产生显着促进作用,但产出弹性不高,且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递减性质;高技术制造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其发展依靠R&D资本驱动,同时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但其对低技术制造业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且由于缺乏基础研究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低技术制造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相对减少但地位仍然重要,虽然不断加大R&D投入以促进其转型升级,但目前来看这种促进作用只是短期的、并不持续,说明R&D成果在转化环节还存在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补充R&D资本化核算理论与方法,多层面核算R&D资本并测算效应,有效解决基础数据缺失不可比问题,同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建议:完善我国R&D统计分类指标、统一我国R&D统计核算口径、优化R&D结构及地区间配置、促进R&D成果的转移和吸收、鼓励高技术制造业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促进新技术与低技术制造业有效融合。
石娜娜[10]（2018）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生产、对外贸易和商品流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7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接近全世界的33%,产值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从2009年起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6万亿人民币,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品流通大国,但由于在国际上缺少独立自主的流通渠道,缺乏国际一流的流通企业,中国还并不算是商品流通强国,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的国际流通影响力太小。自2004年我国商品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以来,世界知名零售企业纷至沓来,目前世界最大的零售企业绝大部分一落户中国,零售业已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但是在国际化的大潮下,中国零售企业一直被动地接受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而没有主动做出国际化的回应。自2001年我国正式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从2012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三,2015年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与我国成为商品出口大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和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极不协调的是我国零售业“走出去”却明显滞后。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来看,截至到2016年末,我国的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691.7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13573.9亿美元的12.5%。2016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08.9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1961.5亿美元的10.7%。更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投资流量还是投资存量,目前我国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和东盟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零售企业国际化始于二十世纪中后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管制的放松,零售业向海外扩张进行跨国投资的步伐进一步加速,不但有发达国家更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其中,跨国经营已经成为零售企业重要的经营战略之一,国际化一经日益成为全球零售领域的重要特征。根据德勤公司发布的《Global Powers of Retailing 2018》显示,2016财年“全球零售250强”企业中有168家企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经营,国际化率为67.2%。国际知名的零售商沃尔玛和家乐福分别在29个和34个国家经营,其中沃尔玛在美国本土有5332个门店,还有6363个门店分布在亚洲、美洲、欧洲等海外市场,2016年净销售额4813.17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不含山姆会员店）贡献了 1161.19亿美元,贡献率超过27%。2016年家乐福门店数量达到11935个,法国本土5539家,其余6396家分别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的34个国家和地区,并贡献了年销售额766.45亿欧元的53.16%。可以说国际化是这些大型跨国零售企业取得成功乃至成为行业巨头的关键因素之一,沃尔玛更凭借其在全球布局获得可观收益,并连续多年稳居世界500强企业首位。2015年8月28日,国务院在《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已经中指出:必须推动我国从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必须构建开放融合的流通体系,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为此,要大力实施流通“走出去”战略。推动国内流通渠道向境外延伸,打造全球供应链体系。并鼓励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集群式“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同时鼓励电子商务企业“走出去”,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国际化水平;要创建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的流通网络。经受了本土零售国际化竞争的洗礼后,中国零售企业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资源条件,“走出去”可以成为中国零售企业转型发展、开拓创新的主要方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流通产业国际化和世界产业控制权一经从制造环节向流通环节转移的大背景下,积极地推动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形成中零售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动发展,是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中国零售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巩固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国家竞争优势有重大意义,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将以中国零售业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深入研究跨国零售企业成功实现国际化的一般经验,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数据统计分析法、实地考察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系统探讨在当前独特的国情和特殊的历史时机下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首先从零售业“走出去”战略入手,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然后,借鉴国外经验,探讨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循此逻辑,按照“战略提出→国际经验比较→现状描述与案例分析→路径选择”的总体框架展开。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包括第一、二章节,主要论述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来源、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问题的提出,是论文的第三章,总结了“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发展、演变和实施成果,以及当前我国零售业的发展状况,提出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四章,是国际经验比较,该部分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分析发达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经验与教训。第四部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路径研究,包括第五、六、七、八章。第五章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以数据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结合的方式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状况,并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六章,分析跨境电商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的作用。第七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研究。第八章,对接“一带一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分析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策略。
二、1998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8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中国企业国际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不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
| 1.1.2 全球贸易增长前景不确定性增大 |
| 1.1.3 全球投资大幅下滑 |
| 1.1.4 中国对外贸易稳步增长,进一步增长空间收窄 |
| 1.1.5 中国对外投资逆势提高 |
| 1.1.6 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取代出口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2.3 政策意义 |
| 1.3 概念的界定、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1.3.1 概念的界定 |
| 1.3.2 相关理论 |
| 1.3.3 文献综述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研究框架、内容及方法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演变 |
| 2.1 中国出口贸易的历史演变 |
| 2.1.1 中国出口企业所有制类型 |
| 2.1.2 中国出口产品行业 |
| 2.1.3 中国出口市场分布 |
| 2.1.4 中国出口产品生产地区分布 |
| 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演变 |
| 2.2.1 国家地区分布 |
| 2.2.2 行业分布 |
| 2.2.3 境内投资者注册类型 |
| 2.2.4 省市分布 |
| 2.3 中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历史演变 |
| 2.3.1 按行业分类 |
| 2.3.2 按地区分类 |
| 2.3.3 按企业注册类型分类 |
| 2.4 中国生产率分布情况的历史演变 |
| 2.4.1 按行业分类 |
| 2.4.2 按地区分类 |
| 2.4.3 按企业注册类型分类 |
| 2.5 中国企业融资约束历史演变 |
| 2.5.1 按行业分类 |
| 2.5.2 按地区分类 |
| 2.5.3 按企业注册类型分类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框架 |
| 3.1 基准模型 |
| 3.2 加入融资约束的假设条件 |
| 3.3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国际化企业数量 |
| 3.4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行业国际化销售结构 |
| 第4章 融资约束对出口和OFDI生产率门槛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变量描述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出口生产率门槛的识别 |
| 4.3.2 出口生产率门槛的进一步识别 |
| 4.3.3 中国海外投资生产率门槛的识别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稳健性检验——实证方法 |
| 4.4.2 稳健性检验——生产率变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国际化企业数量 |
| 5.1 模型设定、变量描述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变量描述 |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出口企业数量 |
| 5.2.2 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OFDI企业数量 |
| 5.2.3 生产率分布对企业出口和OFDI影响的比较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稳健性检验——生产率分布变量 |
| 5.3.2 稳健性检验——回归方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约束、行业生产率分布与行业国际化销售结构 |
| 6.1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模型设定 |
| 6.2 变量描述及说明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相关系数检验 |
| 6.3.2 逐步回归结果 |
| 6.3.3 代理变量的引入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发展与母国企业国际化结构 |
| 7.1 模型设定和变量描述 |
| 7.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础回归结果 |
| 7.3.2 异质性分析——按照国家发展水平分类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内生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1.1 理论模型结论 |
| 8.1.2 实证模型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控制金融发展速度,保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
| 8.2.2 根据不同行业特征,采取差异性金融政策 |
| 8.2.3 适当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调整出口和OFDI结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研究综述 |
| 1.2.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发展的研究综述 |
| 1.2.3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下国际贸易的研究综述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理论框架 |
| 2.1 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理论基础 |
| 2.1.1 国际贸易规模相关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质量相关理论 |
| 2.1.3 国际贸易竞争力相关理论 |
| 2.2 “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站位 |
| 2.2.1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论内涵与意义 |
| 2.2.2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贸易规模 |
| 2.2.3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贸易质量 |
| 2.2.4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贸易竞争力 |
| 2.3 理论框架的构建 |
| 2.3.1 国际贸易规模、国际贸易质量与国际贸易竞争力的逻辑关系 |
| 2.3.2 国际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支撑与经验支撑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
| 3.1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特征分析 |
| 3.1.1 中国木质林产品整体贸易现状 |
| 3.1.2 中国木质林产品分类产品贸易现状 |
| 3.1.3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特点 |
| 3.2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2.1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范围界定 |
| 3.2.2 双边贸易流量分析 |
| 3.2.3 双边贸易结构分析 |
| 3.2.4 双边贸易互补性关系分析 |
| 3.2.5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存在问题分析 |
| 3.3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五通”建设水平分析 |
| 3.3.1 “丝绸之路经济带”五通指标体系构建 |
| 3.3.2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五通水平测算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及潜力评估 |
| 4.1 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1.1 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
| 4.1.2 研究国家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1.3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 4.2 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2.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构建 |
| 4.2.2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 4.2.3 变量相对重要性分析 |
| 4.3 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提升潜力评估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分析 |
| 5.1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测度 |
| 5.1.1 国际贸易产品质量测算方法选取 |
| 5.1.2 研究国家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1.3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测算结果及相关分析 |
| 5.2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设定 |
| 5.2.2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 5.2.3 变量相对重要性分析 |
| 5.2.4 影响机制讨论 |
| 5.3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提升潜力评估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 |
| 6.1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评价 |
| 6.1.1 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经验及理论综述 |
| 6.1.2 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选取 |
| 6.1.3 研究国家选取 |
| 6.1.4 木质林产品整体国际竞争力评价 |
| 6.1.5 木质林产品分类国际竞争力评价 |
| 6.2 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及模型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政策启示 |
| 7.1 完善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环境 |
| 7.2 提升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 |
| 7.3 打造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多元化木质林产品市场结构 |
| 7.4 研究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主流的OFDI理论 |
| 2.2 新兴经济体的OFDI理论 |
| 2.3 新兴经济体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划分 |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事实分析 |
| 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结构特征事实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比较 |
| 4.1 引言 |
| 4.2 OFDI规模与绩效的比较 |
| 4.3 OFDI产业结构的比较 |
| 4.4 OFDI区域结构的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及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演变 |
| 5.3 管理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政策概述与研究假设 |
| 6.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货币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 |
| 7.1 引言 |
| 7.2 影响机制、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7.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7.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省级数据的检验 |
| 8.1 引言 |
| 8.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8.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8.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掌趣科技高溢价并购动网先锋的动因与财务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其述评 |
| 1.2.1 高溢价并购动因的研究 |
| 1.2.2 高溢价并购财务绩效评价的研究 |
| 1.2.3 高溢价并购动因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的研究 |
| 1.2.4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贡献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财务绩效 |
| 2.1.2 并购溢价 |
| 2.1.3 财务协同效应 |
| 2.1.4 经济附加值 |
| 2.1.5 累计超额收益率 |
| 2.1.6 自由现金流量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效率理论 |
| 2.2.2 自负假说 |
| 2.2.3 市场势力理论 |
| 2.2.4 管理主义 |
| 第3章 案例介绍 |
| 3.1 企业与行业环境 |
| 3.1.1 掌趣科技介绍 |
| 3.1.2 动网先锋介绍 |
| 3.1.3 网游行业环境 |
| 3.2 并购过程介绍 |
| 3.2.1 并购交易方案 |
| 3.2.2 对赌协议 |
| 第4章 并购动因分析与并购财务绩效评价 |
| 4.1 并购动因分析 |
| 4.1.1 提升业务规模与业务结构优化 |
| 4.1.2 获得财务协同效应 |
| 4.1.3 提升盈利能力 |
| 4.1.4 获取充足资金来源与提升股东收益 |
| 4.1.5 曲线上市与企业价值增值 |
| 4.2 并购财务绩效评价 |
| 4.2.1 营业状况分析 |
| 4.2.2 财务协同绩效评价 |
| 4.2.3 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
| 4.2.4 市场反应绩效 |
| 4.2.5 每股指标与企业价值 |
| 4.3 并购效果总体评价 |
| 第5章 启示与建议 |
| 5.1 明确并购目标 |
| 5.2 并购前考虑目标公司发展前景 |
| 5.3 谨慎评估溢价率和目标公司价值 |
| 5.4 重视并购后有效整合 |
| 5.5 建立合理和完善的并购绩效评价体系 |
| 第6章 研究结论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6.2.1 研究局限性 |
| 6.2.2 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一)选题背景与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一)对外直接投资 |
| (二)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 |
| (三)国家利益 |
| 三、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发展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与OFDI |
| 二、OFDI的分类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一、经济学视野 |
|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 |
|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中政经互动的一般分析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
| 一、OFDI与母国经济 |
| 二、OFDI与经济全球化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效应 |
| 一、OFDI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
| 二、OFDI与地缘政治 |
| 第三节 政治因素与外交策略与对外直接投资 |
| 一、平稳安定的双边关系有利于OFDI |
| 二、政治冲突对OFDI产生负面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关于日本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从国家利益角度回顾日本OFDI的历史变迁 |
| 一、经济效益优先,OFDI促进日本复苏为经济大国 |
| 二、谋求政治大国,外交战略转型与对外投资调整:OFDI的停滞和调整阶段(1991-1999) |
| 三、OFDI新时期:OFDI的新衰退和恢复发展阶段(2000-至今) |
| 第二节 日本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 “美日同盟”与日本OFDI |
| 二、中日关系曲折中的OFDI波动 |
| 三、美日贸易摩擦与日本对美投资 |
| 四、重在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东南亚直接投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关于中国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OFDI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OFDI的规模发展 |
| 二、中国OFDI主要行业现状 |
| 三、中国OFDI的驱动因素 |
| 四、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中国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OFDI |
| 二、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中国OFDI |
| 三、外交活动影响中国OFDI |
| 四、国际政治环境与OFDI |
| 第三节 关于中国OFDI格局的政治考量 |
| 一、投资周边:通过经济外交,稳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周边安全 |
| 二、投资欧美:强调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三、投资发展中国家:承担大国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四节 当前中国OFDI面临的新挑战 |
| 一、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投资阻碍增多 |
| 二、多边投资框架仍未有效建立 |
| 三、OFDI回报率逐年下降 |
| 四、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OFDI与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背景及战略意义 |
| 一、产生背景 |
| 二、战略意义 |
| 三、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现状 |
| 一、“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发展与现状 |
|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外交 |
| 第三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外交的重要支撑 |
| 一、亚投行成立背景 |
| 二、亚投行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投资外交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以OFDI带动经济外交,进而促进全面外交,服务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
| (二)围绕外交总体布局,主动完善经济外交,促进OFDI,保护海外经济利益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8）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静态投入产出分析 |
| 二、动态投入产出分析 |
| 三、总量与结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文章结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文章结构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 |
| 第一节 静态价值型投入产出模型概述 |
| 一、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
| 二、平衡关系 |
| 三、投入产出模型 |
| 第二节 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理论 |
| 一、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方法 |
| 二、投入产出补充表的编制方法 |
| 三、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方法 |
| 第三节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方法 |
| 一、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概念 |
| 二、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方法 |
| 三、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1987~2017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
| 第一节 中国1987~2017 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的编制 |
| 一、编制同部门当年价投入产出序列表 |
| 二、编制投入产出补充表 |
| 三、构建1987~2017 年投入产出可比价格指数体系 |
| 四、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 |
| 第二节 中国1987~2017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模型的构建 |
| 一、第I、II象限分配基数的计算 |
| 二、第I象限流量的分解 |
| 三、第II、III象限的编制 |
| 四、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及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应用 |
| 第一节 1987~2017 年中国经济总量与结构变化分析 |
| 一、总产出构成及变化分析 |
| 二、增加值构成及变化分析 |
| 三、部门关联特征变化分析 |
| 四、最终使用构成及变化分析 |
| 第二节 1987~2017 年中国产品部门生产函数估计 |
| 一、理论基础 |
| 二、数据情况 |
| 三、模型选择及估计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一、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 |
| 二、部门间关联变化情况 |
| 三、各部门投入产出关系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中国1987~2017年30 部门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 |
| 附录 B 中国1987~2017 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参加的研究项目 |
| 三、申请的专利或获奖情况 |
（9）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R&D资本化核算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R&D的定义及其资产属性 |
| 一、R&D的定义及分类 |
| 二、R&D的资产属性及相关概念 |
| 三、R&D易混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R&D资本化进程及核算内容 |
| 一、R&D资本化进程 |
| 二、R&D资本化核算研究现状 |
| 三、R&D资本化核算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估算R&D资本存量的方法与现状 |
| 一、R&D资本存量估算方法比较分析 |
| 二、R&D资本化核算之前的存量估算 |
| 三、R&D资本化核算之后的存量估算 |
| 第四节 R&D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 一、R&D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
| 二、R&D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宏观分析视角 |
| 三、R&D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统计核算视角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SNA框架下中国R&D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 |
| 第一节 SNA中的资本核算理论 |
| 一、资本核算相关概念 |
| 二、资本存量核算框架 |
| 三、R&D资本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R&D资本存量估算思路 |
| 一、R&D支出及其构成 |
| 二、“R&D支出→R&D产出→R&D投资”调整 |
| 三、R&D资本存量估算模型 |
| 第三节 相关参数的估算方法 |
| 一、R&D投资价格指数 |
| 二、R&D资产折旧率 |
| 三、初始R&D资本存量 |
| 第四节 我国科技统计现状及数据处理思路 |
| 一、我国科技统计发展历程 |
| 二、我国现有科技统计数据 |
| 三、R&D基础数据处理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省际R&D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省际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一、省际R&D支出构成的估算 |
| 二、估算方法及关键参数 |
| 三、估算结果分析及比较 |
| 四、R&D资本存量的地区差距及分解 |
| 第二节 我国R&D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R&D资本化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 |
| 二、我国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分地区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第三节 不同活动类型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省际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二、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分地区不同活动类型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分行业R&D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制造业分行业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 一、制造业分行业R&D支出的估算与调整 |
| 二、估算方法及关键参数 |
| 三、估算结果及典型行业分析 |
| 第二节 制造业R&D资本存量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基础数据的准备与调整 |
| 二、制造业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三、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的R&D资本产出弹性的测算 |
| 第三节 典型行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一、技术领先型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二、技术兴起型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三、装备制造业R&D的经济效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理论来源 |
| 1.2.1 垄断优势论 |
| 1.2.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1.2.3 内部化理论 |
| 1.2.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1.2.5 价值链理论 |
| 1.2.6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 |
| 1.5.2 难点和不足 |
| 第2章 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综述 |
| 2.1 国外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零售业国际化的内涵 |
| 2.1.2 零售业国际化的动机 |
| 2.1.3 零售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 |
| 2.1.4 零售业国际化的进入方式 |
| 2.1.5 零售业的标准化与本土化 |
| 2.1.6 零售业国际化的撤资 |
| 2.2 国内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走出去”战略 |
| 2.2.2 国内流通产业的地位和贡献 |
| 2.2.3 国内学者对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 |
| 2.2.4 中国零售业的“走出去”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 |
| 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概况 |
| 3.1.1 中国零售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
| 3.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空间分布情况 |
| 3.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市场主体情况 |
| 3.1.4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数量少 |
| 3.2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案例分析 |
| 3.2.1 国美进军香港 |
| 3.2.2 苏宁的国际化 |
| 3.2.3 阿里巴巴的全球化 |
| 3.3 零售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 |
| 3.3.1 零售业“走出去”的宏观影响因素 |
| 3.3.2 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影响因素 |
| 3.4 零售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3.4.1 变量选择 |
| 3.4.2 模型设计 |
| 3.4.3 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
| 3.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3.5.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 |
| 3.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 |
| 3.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缓慢的原因分析 |
| 3.6.1 中国零售企业竞争力弱 |
| 3.6.2 中国零售企业品牌影响力小 |
| 3.6.3 中国零售企业缺乏国际经验 |
| 3.6.4 中国零售企业承担汇率风险能力差 |
| 3.6.5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政府支持少 |
| 第4章 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经验 |
| 4.1 全球零售业的发展情况和国际化状况 |
| 4.1.1 全球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 4.1.2 零售商的市场主导能力 |
| 4.1.3 发达国家跨国零售企业的主导地位 |
| 4.1.4 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 4.1.5 零售业的业态创新和多样化 |
| 4.1.6 零售业的经营国际化 |
| 4.1.7 零售业的零售数字化 |
| 4.2 发达国家的零售国际化 |
| 4.2.1 美国的零售国际化 |
| 4.2.2 欧洲的零售国际化 |
| 4.2.3 日本的零售国际化 |
| 4.2.4 发达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一般经验 |
| 4.3 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以泰国为例 |
| 4.3.1 发展中国家零售国际化的一般情况 |
| 4.3.2 泰国零售业的国际化 |
| 4.3.3 卜蜂莲花的国际化 |
| 4.3.4 卜蜂莲花在华扩张历程 |
| 第5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分析 |
| 5.1 “走出去”战略 |
| 5.1.1 “走出去”的内涵 |
| 5.1.2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发展 |
| 5.1.3 “走出去”的概况 |
| 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宏观视角 |
| 5.2.1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宏观背景 |
| 5.2.2 顺应对外经济的发展规律 |
| 5.2.3 构建自主流通网络的重要手段 |
| 5.2.4 价值链升级的外部驱动 |
| 5.2.5 内外贸一体化的内部推动 |
| 5.2.6 有利于缓和中美贸易摩擦 |
| 5.2.7 有助于供给侧改革顺利实施 |
| 5.2.8 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的客观要求 |
| 5.2.9 促进我国文化输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
| 5.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微观视角 |
| 5.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推动因素 |
| 5.3.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拉动因素 |
| 5.3.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便利化因素 |
| 第6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创新途径:跨境电商 |
| 6.1 跨境电子商务 |
| 6.1.1 跨境电子商务的涵义 |
| 6.1.2 跨境网络零售 |
| 6.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 |
| 6.2.1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环境 |
| 6.2.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状况 |
| 6.3 跨境电商与传统零售的区别 |
| 6.3.1 跨境电商具有跨地域性 |
| 6.3.2 跨境电商信息传播速度快 |
| 6.3.3 跨境电商以大数据为基础 |
| 6.3.4 跨境电商的成本结构不同 |
| 6.3.5 跨境电商的客户体验不同 |
| 6.4 跨境电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新途径 |
| 6.5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SWOT分析 |
| 6.5.1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优势 |
| 6.5.2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劣势 |
| 6.5.3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机遇 |
| 6.5.4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挑战 |
| 6.6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实现路径 |
| 6.6.1 国家参与和政策支持 |
| 6.6.2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
| 6.6.3 多种手段改善网购体验 |
| 6.6.4 改进物流效率 |
| 6.6.5 巩固制造业基石 |
| 6.6.6 不遗余力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
| 第7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 7.1 “一带一路”倡议 |
| 7.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 7.1.2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 |
| 7.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 7.2.1 相对于发达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 7.2.2 相对于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 7.2.3 零售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比较优势 |
| 7.2.4 相对于其他地区“一带一路”给零售业带来的比较优势 |
| 第8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 8.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时机选择 |
| 8.1.1 零售企业具备“走出去”能力的时机 |
| 8.1.2 进入目标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 |
| 8.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 |
| 8.2.1 中亚五国 |
| 8.2.2 东南亚十一国 |
| 8.2.3 南亚八国 |
| 8.2.4 独联体七国 |
| 8.2.5 中东欧及南欧十八国 |
| 8.2.6 南太平洋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 8.2.7 西亚北非国家和蒙古 |
| 8.3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进入方式选择 |
| 8.3.1 中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 8.3.2 东南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 8.3.3 印度的进入方式 |
| 8.3.4 独联体国家的进入方式 |
| 8.3.5 澳大利亚的进入方式 |
| 8.4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业态选择 |
| 8.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标准化与本土化战略 |
| 8.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支撑体系 |
| 8.6.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宏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 8.6.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 8.6.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基础改造 |
| 第9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
| 9.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可行性 |
| 9.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1998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2]融资约束、生产率分布与中国企业国际化[D]. 康瑞英. 辽宁大学, 2020(07)
- [3]“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D]. 吴天博.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D]. 朱玮玮. 东南大学, 2020
- [5]掌趣科技高溢价并购动网先锋的动因与财务绩效研究[D]. 魏宇欣.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9)
- [6]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D]. 胡云莉. 外交学院, 2020(08)
- [7]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8]中国1987-2017年度间动态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应用[D]. 安蕾.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9]中国研发资本存量估算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 侯睿婕.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2)
- [10]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D]. 石娜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