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要产品特别提示（论文文献综述）
胡晨[1]（2021）在《互联网金融产品用户界面的情感化设计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发展,互联网金融产品应运而生。互联网巨头、科技公司以及传统金融机构竞相推出自己的APP,结合其自身的特点、优势进行竞争。时至今日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功能已经大同小异,其本质上也不再纯粹是仅仅解决金融业务的产品,而是整合多种资源的金融科技产品。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同时用户的消费习惯也在升级,人们更倾向于购买给自己带来愉悦的产品,在互联网金融日趋同化的背景下,如何使用情感化设计打动用户成为互联网金融产品设计的新方向,优秀的情感化设计可以使用户有更好的体验并对产品更加喜爱。互联网金融产品界面设计水平在近几年大幅提升,但情感化设计仍存在不足。本文以情感化设计三层次理论为基础,结合其他设计理论与设计方法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用户界面进行分析研究。本文以完善互联网金融产品界面设计、推动情感化设计应用为目的,从诺曼情感化设计三层次理论出发,分析探讨情感化设计的应用方式与重要价值。本文首先介绍了互联网金融产品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与现阶段用户的情感需求,从用户界面设计发展水平对比了国内外的情况,得出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其次分析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发展情况与情感的本质,阐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感性工学与诺曼情感化设计三层次理论,概述用户体验并举例分析用户体验要素,为后文的案例分析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用户研究分析用户的特点与需求,从本能、行为、反思三个层次总结成功的情感化设计经验,提炼总结安全感原则、便捷感原则、愉悦感原则为论文实践设计提供指导依据;最后以现有的中国建设银行APP为基础进行改版设计,结合竞品分析与当下产品的不足,充分运用前文总结的情感化设计安全感原则、便捷感原则、愉悦感原则设计出有良好体验的用户界面,最终得出互联网金融产品用户界面设计中的情感化设计可以通过本能、行为、反思三种层次的设计形式极大改善互联网金融用户体验的结论。
钟韬[2]（2021）在《汽车提示音交互设计与研究》文中认为听觉交互正在打破传统以视觉为主导的汽车交互设计边界,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汽车提示音在驾驶过程中起到关键信息提醒和保障安全驾驶等重要作用,提示音警示性效果以及驾驶情绪会对驾驶行为和决策产生直接地影响。在安全驾驶的目标下,汽车提示音不仅提供了一种直接有效的听觉交互途径,同时在警示提醒、快速反应和情感体验等方面更有着视觉交互无法替代的作用。本研究以汽车提示音交互设计为主要研究内容,在综述以往有关声音对驾驶行为、决策、反应及情绪影响的研究基础上,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汽车提示音交互设计流程和方法以及提示音对驾驶反应和驾驶情绪的影响,不仅对促进汽车提示音交互设计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构建汽车提示音设计流程方法和设计指导原则和保障行车安全等具有一定的实践应用意义。目前汽车声音设计在汽车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有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和设计方法,汽车提示音设计问题较容易被忽略和遮蔽,弱听化状况较为普遍。汽车交互设计人员在进行提示音设计时存在主观性、盲目性和片面性。为了解决汽车提示音交互设计流程和方法问题,清晰、准确地设计出更符合安全驾驶和听觉体验的汽车提示音,本研究围绕着汽车提示音交互设计做了以下主要工作:（1）汽车提示音交互设计流程及方法研究。针对汽车提示音交互设计的流程及方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分析了汽车声音信息系统和声音交互设计特点,结合声音景观理论和组织符号学方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适用于汽车提示音交互设计的设计流程和设计方法。（2）汽车提示音设计实验研究。提示音的警示性和驾驶情绪会对驾驶反应以及驾驶行为产生直接地影响,在紧急情况下反应时间越短表明驾驶员越能够做出快速反应和决策,确保安全驾驶。汽车提示音设计实验研究主要研究提示音对驾驶反应地影响,包括:提示音的警示度对不同方位车道驾驶反应的影响实验和提示音情绪维度对驾驶反应的影响实验二个部分。汽车提示音的主要功能是在驾驶过程中通过听觉信息对驾驶员进行提醒和警示,传递特定的意义以达到安全驾驶目标。为了安全驾驶以及减少设计师在汽车提示音设计时的主观成分,提供更为清晰准确的提示音设计标准,本研究通过对提示音警示度以及提示音情绪对驾驶反应的影响系列实验,分析和讨论了不同类型提示音在频率、节奏、声音速度以及情绪等影响因素下对驾驶反应地影响,初步总结了基于安全驾驶的提示音交互设计指导原则以及设计评价指标。研究结论:（1）汽车提示音设计要将提示音的声音物理属性与提示音的信息意义以及提示音应用情境相结合,从物理参数（技术层）、声音意向和传递意义（正式层）和理解和规范（社会层）这三个层面综合立体地对提示音进行设计及评价。（2）设计警示性汽车提示音,提示音的声音节奏和声音的速度是重要的设计指标。研究表明节奏较快、速度较慢的提示音警示性效果更好,在进行警示性汽车提示音设计时应该选用自然类声音（听标）,其警示性意义传递更明确。（3）汽车提示音可以加快驾驶反应,在进行警示性汽车提示音设计的时候,应该选用高频率以及中慢节奏的听标类提示音,同时还应该增加左方位的视觉信息刺激,可以更好地起到加快驾驶反应效果。（4）汽车提示音设计中选用中低频率、低音调和快节奏的提示音会更令人感觉愉悦,中高频率和快节奏的听标类提示音较容易让人兴奋,低频率低音调提示音并且声音传递意义指向明确的提示音让人舒适。（5）提示音刺激下绿色视觉信息下的驾驶反应最快,高频率中慢节奏的提示音与左方位绿色视觉信息可以更好地加快驾驶反应速度。本文创新点:基于声音景观学理论和组织符号学方法构建了汽车提示音声音信息组织框架,提出了汽车提示音交互设计新的设计流程和方法。实验研究了汽车提示音的警示性效果并提出了警示性提示音设计指标,研究了汽车提示音对不同方位车道的驾驶反应地影响并提出了提示音设计建议,研究了多类提示音情绪维度,对提示音的愉悦度、唤醒度和体验度进行了概括并提出了设计建议,研究了不同情绪下汽车提示音对驾驶行为地影响并得出了结论。
崔晓龙[3]（2021）在《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设计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老年移动网民数量的不断增长,城镇老年人对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的适老化需求与日俱增。城镇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能力和媒介适应能力逐渐弱化,而当下针对老年群体生理和心理需求的移动社交应用软件,在设计与应用方面还处于初始阶段,尚未形成科学、有效、完善的设计原则和规范。现有的相关设计远不能适应城镇老年人对当下社交的诉求,也未能有效解决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代际关系疏离和社交活力不足的困境,这一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当下设计界亟待解决的社会命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的研究站在设计的角度,以审视当今社会老龄化问题对设计的影响为前提,以数字技术对城镇老年移动社交进步的作用和价值为导向,以国内外先进理念为理论支撑,力求得出科学务实,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为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设计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本文通过用户需求分析和实验论证,对城镇老年人在用户体验、功能需求、行为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推导出“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别”“性格”“养老方式”等六要素对老年人社交活性和需求差异的关键性影响,并借助KANO需求分析模型,分析移动社交语境下老年人在安全、认知、兴趣、交往、情感等方面的需求,以此作为本文建构设计方法、设计模型的依据。同时,本文基于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剖析了城镇老年人的社会关系,提出“中间态关系优势”的分析视角;基于舒茨的人际关系三维理论来分析不同关系中需求层次的转化,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无障碍性”“社交安全感”“包容性”“贴近性”四个设计原则;基于场景理论提出“场景共时”“场景共境”“场景共权”“场景共情”四种场景分析视角,总结出“阅读”“兴趣社交”“情感社交”“知识社交”和“生活社交”需求场景的设计方法。本文还根据人体工程学的拇指功效实验和眼动科学实验对页面交互和操作舒适区进行分析,并基于五种需求场景提出了代表性的原型设计方案;论文还借助眼动实验和李克特五级主观评价量表对设计方法和设计方案进行了可用性验证和设计评价。本研究通过以上系统的研究工作,力图丰富中国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语境下对体验设计需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同时为改善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用户体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设计思路。
教育部[4]（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说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史博学[5]（2020）在《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研究》文中提出合同解释离不开方法的运用,《合同法》第125条是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唯一集中规定合同解释方法的条文,直接规定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五种解释方法,适用于各类民事合同。但是这些解释方法在不同具体类型或领域的民事合同（如保险合同）中应当如何运用,立法中并无明确规定。商业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功能是在发生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违约行为等不可预见的风险事故时,对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损失和企业生产经营损失进行补偿,提升社会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由于商业保险合同的专业性、多样性和公益性等特点,合同解释方法的运用,往往需要整体考虑保险原理与专业术语、合同材料的举证与辨别、行业交易习惯和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等多个因素,与其他领域的民事合同存在较大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商业保险合同纠纷的各方当事人主要基于已方利益诉求来解释合同条款,法官在具体运用五种合同解释方法裁判案件时,并没有可以直接引用的关于解释方法如何具体运用的法律依据,只能依靠对合同解释理论的掌握和类似案例的发现来裁判,容易产生案件争执不休、判决难令人信服和类案不同判等种种问题。在理论研究中,对五种解释方法的运用研究较多,但是对五种解释方法在具体合同领域（尤其是商业保险合同领域）如何运用,研究的较少。基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和理论研究的匮乏,亟需对商业保险合同的解释方法进行系统梳理,研究五种解释方法的具体运用规律和主要解释功能,探究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方式,找寻复数解释结果的选择路径。针对商业保险合同的特殊性,文义解释方法主要基于商业保险原理和术语的专业性,解决社会大众的通常理解与专业理解的冲突问题,运用的重点在于对文义理解标准的确定,如是依据字面意思还是依据保险术语标准。体系解释方法主要基于合同载体的多样性,解决不同合同载体、不同合同条款以及不同法律政策之间的冲突问题,运用的重点在于对体系范围的确定。目的解释方法主要基于保险产品的公益性,用于解决不同合同目的之间相冲突的问题,运用重点在于对合同目的的探究。习惯解释方法主要基于保险原理与交易习惯,用于解决维护保险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与保护弱势方利益相冲突的问题,运用重点在于保险原理的论证说理与习惯的发现。诚信解释方法主要基于保险交易中常见的信息不对称情形,用于解决合同双方在专业经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问题,保证合同解释结果的公平公正,运用重点在于相关解释规则适用条件的具体辨别,如怎样认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各种说明行为是否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明确说明”标准等问题。对商业保险合同的解释,往往并不是简单运用一种解释方法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对多种解释方法进行综合运用。在综合运用过程中,五种解释方法并没有普遍适用并完全固定的位阶或运用顺序,但是对于不同类别的合同条款,存在一些大概的适用顺序和排除适用规律,可以加以提炼运用。目前,立法上未对商业保险合同的条款进行明确分类,学理上的分类也无法满足合同解释的需求,在合同解释语境下,应当从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与解释结果的选择角度,将条款重新分类,分为格式条款、议定条款和示范条款三种。在重新分类的基础上,再探寻不同类型条款所固有的解释方法综合运用规律。在综合运用解释方法之后,如果仍得出难以取舍的复数解释结果,需要针对不同的条款类型,运用不同理论或模式进行选择,如格式条款应当采不利解释结果,议定条款需要进行利益衡量理论。在整个商业保险合同解释过程中,需要法官和各方当事人的参与,也需要对各方进行约束。解释方法的运用需要遵守诉讼程序,依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法官对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与解释结论的采纳,需要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导论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进路、研究方法、文献综述等内容,理论研究中,对单一或多种解释方法在民事合同中的运用研究较多,对于在具体领域或类型合同中的运用,尤其是在商业保险合同解释中进行系统梳理与综合运用的研究较少。第一章旨在研究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相关的基本理论与立法规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来源于合同解释方法,本章首先介绍合同解释方法的相关基本理论,研究合同解释的必要性、内涵、价值等,在此基础上探讨合同解释的方法与原则、规则之间的关系。其次,研究了商业保险合同的特殊性,商业保险合同解释与合同解释具有承继关系,但在主体与客体方面,与其他民事合同具有很大的差异。再次,对商业保险合同的解释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了大陆法系国家的探求当事人真意、体系解释、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以及英美法系国家的意图解释、平义解释、语境解释等解释方法,这些解释方法的运用对我国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的研究有诸多借鉴之处。最后,对我国理论研究与立法规定中的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进行了研究,合同解释方法集中规定在《合同法》第125条中,同样也适用于商业保险合同,并且在这一合同领域具有特殊的运用方式。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研究了商业保险合同的五种解释方法的运用问题。主要研究了五种解释方法的基本理论、价值基础、适用条件、运用中的问题与完善措施等。文义解释具有优先性,往往是需要最先使用的解释方法,在专业术语解释等方面与社会大众的通常理解还有一些偏差,需要规范文义解释方法的运用。体系解释的参照材料具有多样性,从合同的其他条款到投保单、暂保单等其他合同材料,从传真邮件等证据材料到行业规范等规定,都需要全面考虑,这些也都可以作为运用体系解释方法的参照材料。目的解释方法着重考察各方当事人的目的,还要考虑合同外第三者（如交通事故中的伤者）、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监管部门的政策法规目的等,从利益衡量的角度,获得公平公正的解释结果。有利解释规则是商业保险合同中享有盛名的解释规则,是出于《保险法》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属于目的解释方法范畴,在实践中也被广泛应用。对通常理解的科学把握、与文义解释的衔接、对保险消费者合法利益的把握是规范运用有利解释规则的重要内容。习惯解释方法重在发现与遵循约定俗成且形成交易习惯的做法,在意思自治的市场交易中,习惯能淘汰其他做法最终获得普遍认可,说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社会基础,符合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习惯解释方法重点在于考察保险行业的交易习惯,也要考虑与保险合同相关的其他行业习惯,如国际物流责任保险要考虑国际贸易行业的习惯;同时,还要考虑长期签订同类保险合同的个体当事人在历史交易中形成的特定交易习惯。诚信解释方法,是商业保险合同中特别重要的解释方法,主要是基于理论界公认的保险领域的最大诚信原则,其三种解释规则在《保险法》中有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商业保险以外的其他民事合同。保险人明确说明规则、弃权与禁止反言规则体现了对保险消费者的倾斜性保护,是对商业保险合同信息不对称局面的理性回应;投保人如实告知规则是对保险消费者的约束,主要为了避免道德风险,体现了对商业保险市场秩序和公序良俗的维护。第七章旨在研究五种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与解释结论的确定。商业保险合同的五种解释方法,在具体个案的运用中,并没有固定的顺序或者适用位阶,需要根据实际案情进行综合运用。但是对于不同类别的合同条款,也存在一些综合运用的规律,这就需要对原有的合同条款分类进行优化,将保险合同条款分为格式条款、议定条款和示范条款,再分类研究不同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与复数解释结果的选择方式。如格式条款需要运用不利解释进行选择,议定条款则需要运用利益衡量理论进行选择。对于解释方法的规范运用与解释结果的选择,还需要规范的诉讼程序与确定解释结论的充分论证说理,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科学的解释方法运用体系。
张瑞[6]（2020）在《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496与第497条对原《合同法》第39与第40条作了全面修订,表明当下我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制度存在更新需求。系统讨论该议题应沿“本体论——原因论——方法论”路径推进,也即应着重解答如下三方面问题:何谓格式条款法律规制?为何实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以及如何实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就格式条款法律规制蕴意,应统筹格式条款与法律规制两者定义而把握。原《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而2019年12月16日《民法典（草案）》496条第1款则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可见立法者有意通过删除“为反复使用”要件而重述格式条款定义,并借此实现格式条款内涵认识更新。就其幕后动因,乃系为将“某些仅为一次使用而预先拟定,且在缔约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消费者合同条款”纳入到格式条款认定范畴中,由此与民法典编纂背景下蓬勃发展的消费者保护势头形成呼应。然其剔除“为反复使用”要件时未作任何限制的做法,极容易使有关受众在理解格式条款定义时扩大解释,由此不当扩张格式条款认定范畴,进而为滥用规制埋下风险。最终在最近审议通过的《民法典》第496条第1款中,格式条款定义又重新恢复到原《合同法》第39条第2款上。可见如何在格式条款使用客观状态与消费者保护价值追求之间寻得平衡,这是影响立法者拟定格式条款定义时的关键因素。就此当前更为完善的定义可参考表述如下: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条款。消费者合同条款虽仅为一次使用而预先拟定,但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也属于格式条款。另在把握法律规制蕴意时,须由“规制日常含义”向“规制法律含义”推进。前者可被归纳为“掌握规制力量的主体对其之外的对象所施加的调控”,进而后者亦可被界定为“由掌握立法权的主体,借助其所创制的法律规范,对其之外的对象所实施的调控”。统筹前述格式条款与法律规制定义,则格式条款法律规制之蕴意可概述如下:由掌握立法权的主体,借助其所创制的法律规范,针对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条款所实施的调控。就某些仅为一次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消费者合同条款所实施前述调控亦在此列。最后还应注意,格式条款使用实践事实上囊括微观与宏观两大位面。前者以个别合同关系下格式条款使用活动为核心,此时合同法系主要调控手段,以管控因具体格式条款滥用而导致的个别合同关系紊乱风险;后者则以格式条款使用泛社会化现象为焦点,彼时经济法系主要干预机制,以防止因格式条款群体滥用而导致的市场机制失灵风险。故最宽泛的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应牵涉合同法与经济法两大场域,但为突出研究特色与集中研究范畴,前述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定义仅限于合同法位面。就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缘由,应从存续依据与受限依据两方面整合论证。针对格式条款存续依据,以往主流观点指向其“交易效率提升功效”。然对此论点可提出如下疑问:一是在格式条款早已褪变成使用人压迫相对人工具的当下时代,相对人为何仍愿意继续接受格式条款?二是在对格式条款使用进行管控已成普遍趋势的背景下,维持使用人使用热情的动因是否仅限于此种功效?循此疑问可知,眼下“交易效率提升功效”观点在论证格式条款存续依据时已甚为单薄,由此需要挖掘更为多元的支撑理由。立足相对人角度审视,彼时其接受格式条款而完成的资源再配置相对于拒绝格式条款而维持资源配置原状,其利益获得了改善。且因此过程之完成系基于相对人自身经济理性与自主决定,故此种利益改善结果属于帕累托最优,此乃相对人认可格式条款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再者立足使用人角度审视,格式条款与法人“科层制”之“业务细致分工并得以专业化”、“权力始终掌握在上级手中”、“维持自身稳定”及“角色去人格化设计降低失误风险”四方面特性相契合,这使其极大适应了法人制度在当下时代的推广与运转,由此亦极大强化了使用人予以采纳的动因。另针对格式条款受限依据,以往主流观点则指向契约自由与契约公平双重崩坏事实。然此种观点只把握住了格式条款被滥用之表面现象,而并未触及此种现象发生的内在源头因素——格式条款当事人行为心理。格式条款当事人基于不同“成本—收益”权衡,双方之间存在“动机对比失衡”与“信息对比失衡”。前者表现为使用人使用格式条款的动机较相对人认识格式条款并展开博弈的动机远为强烈,后者表现为使用人掌握的交易讯息较相对人更为丰富。受此影响,“使用人机会主义行为”与“相对人理性忽视行为”通常在所难免。前者表现为使用人惯常性迫使相对人接受于其不利的格式条款,后者表现为相对人不愿意也难以对此压迫进行反抗。进一步受“格式附从条款削弱效应”影响,前述两种行为终将合力掏空整体合同关系下的意思自治与给付公平。另伴随格式条款使用泛社会化趋势的推进,前述两种行为还会衍生出市场机制层面的“逆向选择”结果,破坏整体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转,并加剧“私法主体身份二重分化趋势”,最终使弱者保护在当下时代获得与意思自治同样重要的地位。就格式条款法律规制方法,首推方案为“形式规制”,即从格式条款订入合同之过程所为规制,具体包括“纳入规制”与“解释规制”。所谓纳入规制,意即从格式条款合意达成过程方面探索规制方案。在当今世界,“提示说明义务规则”（提示说明不充分条款排除技巧）与“意外性条款排除规则”（合理性期待规则/意外性排除技巧）系比较主流的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手段。二者均着眼于相对人意思自治机会之保障,以消解格式条款关系下契约自由形式化褪变风险。未来我国也应吸收这两种规则,并考虑将《民法典》第498条中“非格式条款优先”解释规则还原为纳入规制规则,由此形成我国法上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机制。其中“提示说明义务规则”可参考表述如下:（1）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以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并对其中免除或限制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以及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予以说明。前述提示说明义务履行以对方可知悉及可理解为合格标准,未合格履行者相关条款不得成为合同组成部分,但相对人予以认可的除外。（2）述法条款免于第（1）款中提示说明义务约束。另“意外性条款排除规则”亦可参考表述如下:格式条款的形式或内容过于异常,以至对方无法合理期待的,其不构成合同组成部分,但相对人予以认可的除外。至于“非格式条款优先规则”,则可继续沿用《民法典》第498条第三句之表述。另外所谓解释规制,系指在化解格式条款语义分歧时对其加以管控,借此限制滥用性格式条款被订入合同之中。依以往主流观点,“客观解释规则”、“疑义不利于使用人解释规则”以及“严格解释规则”系代表性规则。然当具体构思这些规则时,《民法典》第498条采“使用人限制主义”,即在满足客观解释前提下,解释格式条款时的直接目的为对使用人进行限制。然在实践中,使用人限制却并不同时意味着相对人救济,由此在“使用人限制主义”指引下,格式条款解释规则的适用亦并非绝对导向为相对人提供救济这一法律规制终极目标。未来我国法应以“相对人救济主义”取代“使用人限制主义”,并持此理念重塑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具言之可参考表述如下: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对相对人最有利的解释。对格式条款含义应作最狭义解释,但对相对人不利的除外。就格式条款法律规制方法,终局方案为“内容控制”,即从已以确定语义订入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之内容公平性角度所为规制。作为前述形式规制之“补位”机制,内容控制集中呈现了私法在当下社会“由程序干预转向程序干预与内容干预共存”,以及“由自治控制转向自治控制与国家控制并举”的发展动向。然内容控制导入时仍存在对象范畴限制,即满足透明性要求的核心给付条款、与强制性规范相偏离的条款、仅与任意性规范行为类型相偏离的条款、在非自然人主体相对人核心业务范围内使用的条款、劳动合同条款、家事法上合同条款、公司法上合同条款、合伙协议条款、基于有效法律规定而拟定的条款以及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与的国际条约而拟定的条款,均具有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豁免资格,但并非同时免于民法中一般性内容控制规范之审查。与此同时,价格优惠也不能成为相关格式条款免于内容控制的理由。进一步具体构建格式条款内容控制机制时,以私法权义规则为单一要素的传统体系并不可靠,私法权义规则搭配行政督促规则之新体系更值采纳。其以私法权义规则为内部核心,由此确立格式条款关系演进时的内容公平标准;同时以行政督促规则为外缘保障,借此确保前述私法权义规则普遍实现。具言之,私法权义规则应同时囊括内容控制基本规则与类型化规则:前者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本蕴意,以不适当不利益为日常表达,以条款透明性、合同标的属性、相对人合同目的等为指引要素,以相对人予以追认为法律后果;而后者之归纳,则端赖于实践经验之总结。至于行政督促规则,常见有“制定示范文本”、“格式条款强制备案”、“提出行政修改建议”、“举行异议听证”、“拒不修改时的警示公告”以及“行政处罚”等。
钱红亮[7]（2020）在《保险格式条款阅读欠缺之规制路径及其选择》文中研究指明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至少消费者保险合同之缔结,投保人鲜有阅读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者,此即本研究所言“阅读欠缺”或谓“不阅读就签字”,是世界各地保险交易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此种现象之流行,是理性、社会、认知等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理性方面,投保人通常无力理解也无从磋商条款内容,很可能作出阅读的成本超过预期收益的判断;投保人即使作出相反的判断,还要面对（通常为保险人故意安排的）阻碍他们审视合同细节的社会压力;认知方面,即便存在掠夺性格式条款,投保人也很可能没有能力理性地回应与处理。阅读欠缺并非出于懒惰懈怠或道义有欠,而是投保人有限理性和认知局限的反映,是理性的“非理性”选择和合理的不知。自由市场的绝对拥护者主张,阅读欠缺不成问题、不用担心,也就不必规制。他们承认,大多数投保人不阅读,但是,在竞争市场中,只要有足够多的少数投保人（边际消费者）阅读、理解、知晓合同之内容,并根据所知信息理性地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寻购更好的保险产品（保单条款）,就足以迫使并激励保险人向所有投保人提供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条款,因为保险人回应的是作为整体的投保人,总是在争夺与边际消费者的交易机会,此即少数阅读者理论。该理论总体失败:一者,真正阅读的投保人太少,足够多的少数阅读者无从出现,知之甚详且精明强干的消费者之数量不足,无法形成投保人群体关于保单质量的共同认知,充分的市场压力之集聚成为无源之水,藉由市场力量精确定价保险合同之期望必然是水中之月;二者,即便少数阅读者达到最低比例,他们通常亦无能为力,一方面投保人是有限理性的,即便知悉条款内容,也可能于决定是否投保之际非理性地忽视之,另一方面保险人可通过批注区别对待知情的投保人和不知的投保人,向知情的投保人提供更加公平合理的条款,知情的投保人之存在将无助于其他消费者之保护。通常认为,阅读欠缺引发合意缺失与市场失灵两大问题。前者是从合同双方的个体视角而言,即倘若对保险格式文字所创设的法律关系一无所知,投保人就不可能对斯项法律关系表示知情的、真正的同意,保险格式合同与当事人真意合致不能相提并论。后者是从市场运转的总体视角而言,既然投保人无心费神或无力回应保单条款的细致内容,也就不可能就保单内容货比三家,寻购机制失灵,人们因而不能指望市场力量有效约束保险产品质量,无法仰赖市场竞争激励保险人提升条款质量。此外,投保人群体通常具有期待乐观主义倾向,即期待的保单条款好过实际的保单条款,或者期待的承保范围宽于实际的承保条款,或者预期的承保除外窄于实际的除外条款。乐观期待之下,投保人付费意愿更高,保单质量倾向于低落。阅读欠缺之规制路径,可分为程序规制与实质规制。程序规制旨在改善缔约程序本身,力图通过直接规制缔约行为,优化众多个别保险交易的条件、环境和状况,从而优化整体保险市场的运转。易言之,从合同双方的个体视角而言,是为贯彻意思自治,从市场运转的整体视角而言,是为促进市场健康。程序路径从保险合同订立成立规则入手,主张实施阅读促进类法律规范,提供阅读机会,降低阅读成本,激励阅读行为,矫正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护投保人知的权利和以之为基础的选择权,治愈合同同意过程中的瑕疵,处理那些妨碍完全和公平缔约行为的、可能有损保险市场健康的因素,例如,道德危险和逆选择。阅读义务规则,即“签字即视为同意”,是英美普通法上阅读促进类法律规范的制度起点,为解决阅读欠缺问题最为传统的程序工具。保险合同阅读义务规则的传统完整表述为,签字订约之前,保单交付之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义务阅读、理解、知悉合同内容及检视保险保障是否适合需要的义务;倘若本有机会阅读保险合同,那么除非存在欺诈或胁迫,不可反驳地推定其已经阅读、理解、知悉且同意了合同内容,无论其事实上有无和有无能力阅读。按阅读机会逻辑,投保人是在自主选择不阅读的情况下表示了同意,应受格式合同条款约束。阅读保险合同作为行为要求,性质上为“不真正义务”,是行为人为自己利益而负担的“职责”。严格而言,阅读义务出现时,阅读欠缺还只是个别问题,而非普遍现象。阅读同意推定的创设基础传统上为“签字”与“同意”之间的高概率联系及当事人主观意思难以证明,皆已不符现代保险交易实际。阅读不再是合理的注意标准,推动投保人透过阅读日见扩张的信息披露达于知情同意无异于唐吉坷德式的一厢情愿。“签字”仅剩作为合同关系起点的象征性意义,投保人主观意思难以进入保单。消费者对保单内容之合理期待比起保险人对消费者签字同意之信赖更需法律保护,保险合同法应当且可以放弃阅读义务规则,并考虑引入“异常条款”。保险产品类型多样,承保范围各有千秋,各类保单之中,保险人承担不同的保险责任。促进保单用语清楚确定、通俗易懂,进而促进其上的承保范围信息更加清晰、具体和明确,明确各种具体损失分别可以得到哪种保障,是保险法的核心目标之一。保险立法促进保险合同清晰明确的最大努力是不利解释规则。保单清晰化通俗化虽难以激励投保人签字订约之前阅读合同,但仍有其价值和益处:一是便利消费者在发生保险事故或出现保险纠纷之后检视保单条款,据之减损索赔,实现权利、履行义务,评判保险人理赔决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阻止不公平理赔;二是便利保险中间人、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市场中间人研究保单,传播利用所得信息,形成社会压力和声誉压力,迫使并激励保险人提供公平而有效率的保单;三是便利保险监管者审阅审核,提高监理效果。明确说明义务,是我国保险法上矫正信息不对称问题最为核心的程序规则,是一种履行标准和成本极高的实质性义务,这有别于国外立法上常见的形式化的保险人信息提供义务。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抑或一般说明义务和条款提供义务,作为程序规制,在规制效果和目标之实现上,都受制于投保人获取、处理和利用信息的成本、能力、意愿和需要。保险人披露信息须遵循少量核心信息、外观形式统一、时点适合的原则,我国保险法上的程序规制体系应依此三原则进行彻底改造,而非简单地回归形式化的保险人信息提供义务。本文建议,保险人应定期实施“期待具体化”之田野调查,经此明了被保险人对保单条款的期待是否准确。满足理性被保险人客观合理期待的条款具有拘束力,即便隐藏于保单之中不足以引起注意,或仅当投保人主动索取时保险人方提供,或表述之语言模糊。推定预期之外不利条款没有拘束力,除非保险人以合乎保险监管机构要求的、专门设计的、具有标准格式的“警示栏”之形式外观予以特别提示并说明。为防止不当运用或过度使用警示栏,一方面应从其中剔除那些满足大多数消费者合理期待的条款,他方面应在其中依照消费者眼中的重要性递减顺序排列预期之外不利条款。期待具体化与警示栏一同彻底埋葬了阅读义务,合力提升那些最有可能阻碍意思合致的预期之外条款的可见性及可知性,节约利用保险消费者稀缺的注意力与理解力。针对明确说明义务所披露的信息很可能与投保人的实际信息需要不匹配,可借鉴引入德国法上保险人咨询建议义务。实质规制旨在直接作用于格式条款的内容,而不考虑投保人订约之前有没有阅读或有没有机会阅读,其以理赔结果为中心,授权法院、保险监管机构等公共决策者判定保险格式条款是否足够公平合理,追求实现契约实质正义,满足保险消费者保障需要。美国法上,实质规制主要为司法规制,大体上藉由合同解释实现,主要工具有不利解释规则和合理期待原则,它们也具有迫使信息披露功能,例如,合理期待原则要求法院置超出被保险人合理期待的未经阅读条款于不顾,除非保险人于缔约时已向被保险人予以特别说明。可见,程序规制与实质规制一前一后分守要津,构成双向通道,互成犄角之势,一方面,法院事后对保险合同之司法规制激励保险人事前向消费者披露条款信息,它方面,保险人事前披露之范围影响法院为增加保险人责任而扩张解释条款、重写保险合同之意愿强度。二者合力实现保险法的另一个核心目标,即激励承保责任信息之生产、传播和流动,促进保险消费者获取、理解并利用清晰准确的承保范围信息。实质规制具体方案之建构传统上从合意缺失角度出发,主要有概括同意论、授权许可论和推定格式条款不可执行论,目前占主导的是概括同意论。真伪合同条款两分论为最新的理论发展,为保险格式条款效力评价提供了新的工具,保险格式文件中的具体文句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保险合同双方共同意思之形成有贡献、已进入实际协议的合同条款,是契约性的;一类是对合同双方共同意思之形成无贡献、未进入实际协议的随行文句,伪契约性的,不具有拘束力。规制立场的证成上,除了合意缺失说（缔约地位不平等说）、市场失灵说、消费者保护说、大众福利说等在合同法领域普遍适用者,新近的理论发展从保险本质属性的法学分析角度切入,在保险公用事业说（公共产品说）、产品说、社会治理说（社会连带说）的基础上提出各自的价值诉求和规制主张。这些新的学说更具保险特色,更契合保险特性,旨在促进保险产品可获得和可利用,为思考保险格式条款外之权利义务提供了新的视角,为通过规制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和公共政策的达成提供新的正当理由。主流的保险合同说主张保险是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自愿缔结的一份协议,阅读欠缺之规制,应遵循合同法的通常规范,合意缺失说即是以此为论证的逻辑起点。保险公用事业说主张,保险可谓一种公共产品或服务,为社会或公众所必需,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应确保其可获得。产品说的视野中,保险更似一种有形商品,规制保险格式条款之规则应类似于规制产品设计瑕疵之规则,法律有必要引入标准承保范围,设定最低保障水准,控制保单质量。治理说强调,保险为社会连带与技术理性的完美融合,发挥着行为控制、风险管理和促进连带的治理功能,保险权利和义务不仅在法律上存在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也在事实上存在于众被保险人之间,保险契约双方当事人应立于整个风险共同团体之利益之立场,不可纯依民法上双务合同之概念将对方置于对立敌对之地位,判定双方之权利义务归属,须不时以风险共同团体内其他成员之利益为出发点。阅读欠缺之规制,因而不能视为一个纯粹合同问题,其基础和底盘是保险法内在的多元价值和目标追求。保险法律规范之解释和适用,阅读欠缺问题之规制,应综合考虑相互作用、相互比较的多元价值和多种目标,不可仅仅依据意思自治这一单一理念。程序规制趋向于低效或无效,投保人意思自治的目标无法以合理的成本充分实现,更难保障保险合同公平而有效率。用投保人不理解的语言,超出投保人想要知道的范围,告知投保人信息,这不应产生什么法律上的效果,更不应成为法律规制阅读欠缺的主要路径。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务强化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将其作为规制阅读欠缺的主要路径,并不可行,亦不可取。运用动态系统论,可将保险法体系化地解释为三个重要原则的组合:保障意思自治、实现对价平衡和满足合理期待。意思自治之不足,应通过保障合理期待与贯彻对价平衡填补。立法、司法与学术应改变“重程序,轻实质”的思路,转向更趋有效、更加直接、更为重要的保单质量（内容）控制规范和实现合理期待的制度保障。保险格式条款阅读欠缺之规制,应以实质规制为主、程序规制为辅,综合贯彻保险法三项核心价值,方可实现保险合同实质公平。
梁鹏程[8]（2020）在《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学习者翻译能力的培养成为我国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当今,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过程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已被纳入《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作为评估学习者英语语言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一直存在师资短缺、课程设置不够合理、教学和学习资源不足等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这其中,面向翻译学习者的学习资源建设亟待加强。双语学习词典是二语学习的重要辅助工具,而翻译学习词典对翻译学习者的帮助更具针对性。为更好地满足翻译学习者的需求,双语翻译学习词典应具备辅助翻译过程中的语言理解与产出的双重功能。然而,就国内外双语词典编纂情况而言,专门面向翻译学习者设计的专项类汉英翻译学习词典并不多见。因此,我国翻译学习者大多使用的是通用型汉英语文词典,而它们在适用性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我国汉英词典编纂实践大多是依据汉语单语词典为蓝本,以汉英词汇单位之间的语义译释为主,未能充分考虑用户翻译学习的特殊需求。其次,我国汉英词典编纂与出版多限于传统纸质媒介,未能充分对接当下信息时代学习者词典使用电子化的新需求。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双语电子词典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滞后。事实上,国内有关汉英电子词典或汉英词典电子化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更不用说是面向翻译学习者的汉英翻译电子词典方面的研究。因此,研究如何设计一款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对于翻译学习者的能力发展和双语词典编纂设计模式创新,都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研究就面向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的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创新编纂设计做初步探索,旨在探索目标词典的设计原则,具体包括三个研究问题,设计什么样的词典?这样的词典如何设计?词典设计效用如何?针对研究问题,本研究采用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路径。理论研究法主要用来厘清目标词典的设计特征,构建目标词典的设计框架及设计原则,实证研究主要用来测试词典设计效用。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发现为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设计特征、设计框架及设计原则,和设计效用的测试方法。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设计特征主要体现在其编纂设计的关键要素,主要涉及词典类型定位、媒介功能和用户需求三个方面。其中,类型定位明确了词典类型特征,媒介分析有助于确定词典媒介在存储和呈现信息方面的特殊性,用户需求探讨可帮助确定词典内容选择和结构设计特征。我们的探讨结论是目标词典在类型上属于专项类学习词典,服务于非英语专业翻译学习者,应具备翻译学习过程中的解码与编码双重功能。作为电子词典,该类词典具有储存空间大、呈现界面灵活、交互性强的特点,以及便于其他学习工具进行集成的特性,能够形成一部集成多类词典的翻译学习系统或学习工具箱。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框架及原则是本研究的最主要研究发现,这方面的探讨主要基于设计学的场景化设计理论,词典功能论和词典交际论。本研究的结论是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必须采用场景融合设计路径,即词典使用场景和设计场景进行融合的设计路径。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目标词典设计要以词典应有设计特征和现有类型相近的词典为起点,设计一个初始词典并对该词典在翻译过程中的使用场景进行调查和分析。在分析词典使用场景的基础上,归纳翻译学习场景中的词典使用过程模型。由此,结合词典设计视角和词典使用视角提炼出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场景使用特征,即该类词典功能的过程复杂性和词典交际的人机交互性。目标词典的场景使用特征则进一步催生了词典内容设计和结构设计中的基本原则,即词典内容设计方面的可学性、适用性和系统性原则,以及词典结构设计方面的灵活性、层次性和交互性原则。在这个设计框架中,词典设计始于翻译学习场景中目标用户词典使用过程之初,词典使用场景观察阶段就有了设计的介入,是一种过程性融合设计。在词典设计效用测试过程中,设计场景和使用场景的融合保证了词典设计评价的完整性。词典效用测试方法是本研究的第三个研究发现。根据场景融合设计框架,本研究提出词典原型的形成及词典设计可用性细则的确定要采用迭代设计方法,即设计-测试-再设计-再测试的过程。因此,效用测试包括了词典使用过程和结果的观察与分析,来自用户的外部评价与来自编者的词典设计主体知识,这就保证了效用评价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本研究的多重启示体现在理论、实践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在理论方面,本研究引进了设计学中的场景化设计理论,对词典用户研究、词典功能理论和交际理论进行了有机整合,提出了一个基于词典设计场景和词典使用场景融合的创新设计框架,对于丰富（双语）词典设计研究理论有积极贡献。在实践方面,本研究确立了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场景融合设计原则,具有鲜明的应用指向。本研究针对设计原则的效用测试为词典编纂实践应用提供了一种可操作路径,而代表性样条设计则对电子词典编纂实践中的词典结构和内容设计也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将基于设计者视角的“自上而下”的设计路径和基于词典使用场景的“自下而上”的设计路径相结合,两种设计路径扬长避短、有效互补,具有设计方法创新优势。本研究还借鉴了设计学、词典学和翻译教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这种跨学科和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将对其他类型词典设计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易楠[9]（2020）在《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保险法理论和实务界一直对网络投保模式中保险人如何履行说明义务存在不同的观点,互联网保险业务在发展与创新的同时给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带来了新的问题和争议。关于保险人如何履行其说明义务,针对互联网保险投保流程存在的特殊性,学者与法律实务工作者从不同视角对如何履行保险人说明义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而现有观点在问题分析的深度与广度上尚有一定的欠缺。本文根据互联网保险投保过程中的特点,对其说明义务的履行进行了微观层面上的分析,由此找出当前实行的保险人说明义务模式在网络投保流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而为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的完善提供相应的可行性策略。本文认为互联网保险作为保险业务发展创新的新模式,在保险人说明义务方面虽然没有改变其理论依据、正当性基础等基本原理,但是网络投保模式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各个构成要素所提出的新要求使得该制度的实施面临着诸多障碍,特别是出现了一些网络投保模式下所特有的新问题。在免责条款范围的理解和认定上,理论和实务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在说明方式上保险人采取的履行说明义务的做法存在着诸多弊端;在说明程度上形式判断标准已不再适宜互联网保险投保流程。本文总结了互联网保险业务法律纠纷实务中保险人在履行说明义务时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形成的背后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的对策和建议。强调应该综合互联网保险自身的模式及特性,同时紧密结合互联网保险业务纠纷在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提出相应的要求。因此,在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范围上,本文提出应明确免责条款的范围界定;在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方式上,应该确立免责条款的强制性阅读机制,针对免责条款进行解释和说明,并建立对投保人声明的解释说明机制;在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程度的认定标准上,应明确提示义务与明确说明义务的认定标准。
王俣璇[10]（2019）在《格式条款规制研究》文中指出格式条款体现了现代经济生活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其天然地具有其正反社会效应,一方面,格式条款发挥着简化和促进市场交易的重要功能。格式条款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的灵活性与敏感性的影响下,公司等市场主体不断修正与完善交易中的权利义务配置,形成足以吸引交易相对人的格式条款,以推动经济活动的便捷化、规模化运作。而另一方面,格式条款由于其排除协商的特征,不免存在使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普通消费者丧失缔约自由之虞。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甚至垄断,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市场自身对格式条款的负效应的抑制功能被削弱,甚至导致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沦为经济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格式条款的双重社会效应,既反映法律与市场两种调整思路的博弈,也体现着民法理论内部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相互扶持与妥协。从格式条款的调整路径来看,一方面,法律应当放手市场,避免对市场竞争的贬损和对自由社会秩序的状害,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与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法律应作为市场失灵或市场极端逐利性的矫正手段,以防止权利义务关系的畸形失调,实现基本的公平正义价值。从民法的基本原则角度视之,格式条款由当事人一方单独制定,相对人仅具有“take it or leave it”的二元性选择,这一合同的发展趋势本身即是对传统契约自由原则的巨大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所言的“契约的死亡”之虞即体现于格式条款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之上,需要学理上的解释与协调。传统理论的理想模式下,契约自由即是契约正义,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只需触及程序层面。而到了现代,随着消费者问题、格式条款问题的日趋严重,民法不再坚守形式意义上的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实质化成为民法演变的最显着特征。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已由契约自由变为契约正义。如何在格式条款问题中实现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民法基本价值,更是当代法学面对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将从合同法基本理论出发,穿插结合法经济学视角,按照“规制目标制定-规制范围限定-规制实然性分析-规制应然性设计”的行文思路组织篇章架构,逐步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基本问题。第一章是对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和监管目标的证成,包括格式条款规制应如何回应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大合同基本原则的要求,以及格式条款规制如何实现目标的精确化两个问题。缔约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以及相对方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的限制并不能体现格式条款对于契约自由的侵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的根源只能在于格式条款的格式性本身,合同法维护契约自由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即只能通过对信息压迫的矫正体现。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仅造成间接减损,以契约正义原则作为格式条款的监管要求,主要出于三重考虑:第一,反映契约正义的“条款内容”为监管识别提供便利性;第二,契约正义原则针对双方权利义务分配,其监管效果具有直接性;第三,契约正义原则为监管注入公共目标,具有防止社会价值整体受损的阻却作用。现代法时代下,格式条款的正负外部性由此为监管目标、监管逻辑以及监管力度等的设定提出多层次要求。从价值层面,格式条款的规制首先面临监管目标的精确化问题。契约自由原则对格式条款的效率要求应当为帕累托改进而非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而自愿性协商被认为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结果的途径,也即,“受交易影响的每一个人均同意这一交易”。这一目标之下,格式条款规制以对意思自治的维护为限具有正当性。契约正义原则则要求双方合作剩余的分配达到竞争水平,提供方因格式条款的非议价性在博弈中获得优势,当条款的分配结果不符合给付均衡的民法基本原理,监管的介入就在契约正义要求下具有正当性。从路径层面,格式条款问题的非绝对性与复杂性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作为监管手段的二元性划分的绝对逻辑,也缓和了公法与私法的分明边界。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均为国家介入监管的路径,要求以国家强制力为其效力保障,与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相区别,是对私人合同关系的积极引导或矫正。与格式条款相关的概念如“附合合同”、“样板文本”、“小字条款”、“标准化合同”、“标准化格式合同”等,各国理论对其格式条款赋予不同归纳方法。格式条款具有预先制定性、标准化、非协商性、附合性和重复使用性等特点。从其法律属性看,格式条款存在“契约说”与“规范说”之争,这一定性直接决定条款的监管路径问题。从经济视角来看,格式条款可解读为商品、产品质量属性,以及公共产品。在我国,法律监管对象呈现出由“格式合同”向“格式条款”、从“法律行为”到“意思表示”的转变,监管的精准性得以提升。沿此思路,格式条款规制对象可进一步限缩,具体分类标准如核心给付条款与附随条款的划分、商业合同条款与消费者合同条款的划分,以及是否为免责条款、是否规定主要权利的划分。第二章对我国当前格式条款规制的立法、行政及司法规制实态进行总结。我国形成以《合同法》为核心,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为配合的法律规范群。合同法规范路径下,《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第52及5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呈现出路径驳杂且逻辑似有抵触的规范形态,学界争论颇多。如何从中抽取并整合具有连贯性、协调性的规范进路成为落实格式条款规制的前提问题。最高法院公布的十余件公报案例中,法院在规范选择上侧重有别,裁判倾向上亦有区分,整体呈现出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动态均衡、互为补充的裁判逻辑。地方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似对最高法院立场有所偏离。“提示与说明义务”因法律解释空间较大、为法官预留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而成为适用率较高的效力判断规则。部分并非出自信息矛盾的格式条款问题,被归入信息规制项下草率解决。除《合同法》以外,《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以合同法规制范式为参照,建立了消费者合同领域的格式条款规制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在合同法信息规制基础上,结合保险合同特色,对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规则加以延伸。格式条款质量低下问题,从其根源来看,存在信息不平等与市场地位不平等两类生成路径,《合同法》以及基于《合同法》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模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保险法》均偏重对信息不平等的矫正。《反垄断法》则从经济地位角度对格式条款规制范围及规制手段进行解读,回应市场地位不平等引起格式条款质量低下的情况,成为上述部门法规则的有益补充。在司法路径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均授权对格式条款施加行政监管,监管主体包括原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原银监会、原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原反垄断执法机关。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为格式条款规制的两种基本路径,为我国合同法所采用。信息规制路径在我国体现为格式条款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的施加,内容控制路径则包括格式条款内容的特别规范、显失公平规则、公平原则等。两类路径互不干涉,但在功能上互为补充,共同服务于格式条款质量的改进。各国及各历史阶段对二者的运用各有偏重。如何权衡两类规制力度、如何对其适用加以扩张或限缩,则需动用监管智慧,结合国情及市场状态加以判断。以下第三章与第四章分别就信息规制和内容控制规范的规范逻辑、现状及改进方式进行阐述,而格式条款解释作为内容控制之辅助,则置于第五章讨论。以下三章共同构成本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讨论格式条款的信息规制理论,信息规制因其事先性和市场性而被视为实现意思自治和保障市场竞争机制的通道。根据行为法经济学理论,市场机制异化的原因为,有限理性使消费者在认知层面和决策层面存在障碍,且对于特定条款,即使理性消费者亦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而选择合理忽略。对此,提示义务的功能在于矫正双方信息的不平等,实现对阅读义务的替代;而说明义务则用于矫正专家与业余人的智识差距。根据行为人信息接收与处理的特征,信息披露存在层次化与实质化两方面的改进可能。层次化改进可以条款显着性或条款异常性为标准,并以实证调研为判断方式。实质化改进的路径如标准化信息提供、第三方信息加工以及“菜单式”合同创新等。此外,可借用软家长主义助推思路实现监管的改进。对于信息规制的力度和边界的确定,则应注重与法律行为法规范体系的分工与配合。第四章讨论格式条款的内容规制规范。我国对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既包括不当条款内容规范及公平原则,还包括免责条款控制规范、基于公共秩序的内容控制规范,以及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不过,这些原则均需要法院根据双方交易的具体情节加以个案判断。从格式条款规制的适格性来看,我国法上的显失公平规则、乘人之危规则以及公共秩序对条款效力的控制规范应当以合同而非条款为对象;不当格式条款内容规范以及免责条款规范则明确规定适用于条款而非合同整体。从各规范具体判断维度来看,不当格式条款规范、免责条款规范集中考虑给付均衡的实现,而不以双方合意度也即意思自治的充足作为评价标准;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制度则从意思自治与给付均衡双重视角入手,对格式条款效力进行考量。第五章讨论解释规则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作用。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之争暴露出“意思与表示分立”理论的局限性,内心真意与外观行为均不能当然地、独立地在合同解释过程中发挥影响法律效果的后果。我国坚持客观解释规则作为格式条款解释的基本路径,仅当其无法穷尽解释时,不利解释规则才发挥作用。我国实践中存在对不当解释规则的体系定位的误读现象,这就不免造成规则的误用和错用,反而在结果上矫枉过正,既违背了解释的中立态度,亦侵蚀了内容控制规范的价值功能。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虽各有改进之空间,但仍存在效果上的极限阈值或“天花板”;此外,司法进路本身亦存在个案性、事后性、非行业性、非市场性等效果限制。当三至五章提及的规制手段达到效果极限而无法应对现实需求时,毋宁诉诸行政路径,结合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制度经验,构建以经济视角下的“产品监管”为模型、以事先审批为模式的监管路径,也即第六章提出的最低质量标准模式。格式条款的事先性规制路径,也即施用行政手段,将格式条款内容的审查提前化,配合事先性信息规制的规制尝试,以实现经营者信息披露成本、多数消费者信息处理成本、重复性司法成本的缩减。具体而言,应建立由“最低质量标准”和“安全性质量标准”组成的双层质量标准体系。对于未通过前者的格式条款,禁止其进入市场;对于通过前者但未达到后者标准的格式条款,提供方应施加实质性信息披露;对于通过后者的格式条款,提供方仅须履行形式性信息披露。该制度以统一的行政监管作为司法监管的前置性环节,在节约审判压力的同时促进评价标准的贯一性。
二、重要产品特别提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要产品特别提示（论文提纲范文）
（1）互联网金融产品用户界面的情感化设计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5 论文框架 |
| 第2章 互联网金融产品与用户界面设计 |
| 2.1 互联网金融产品概述 |
| 2.1.1 互联网产品的发展 |
| 2.1.2 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发展 |
| 2.2 用户界面设计概述 |
| 2.2.1 用户界面设计的主要内容 |
| 2.2.2 用户界面的发展 |
| 2.2.3 用户界面视觉设计的发展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情感化设计的概述 |
| 3.1 情感的概述 |
| 3.2 情感化设计相关理论 |
| 3.2.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3.2.2 感性工学 |
| 3.2.3 诺曼情感化设计三层次理论 |
| 3.3 用户体验 |
| 3.3.1 用户体验的概述 |
| 3.3.2 用户体验要素 |
| 3.3.3 PACT用户体验设计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互联网金融产品用户界面情感化设计的用户研究与应用分析 |
| 4.1 互联网金融产品用户界面情感化设计的用户研究 |
| 4.1.1 调研用户特点 |
| 4.1.2 分析用户需求 |
| 4.1.3 研究结论 |
| 4.2 互联网金融产品用户界面情感化设计的应用分析 |
| 4.2.1 基于本能层分析 |
| 4.2.2 基于行为层分析 |
| 4.2.3 基于反思层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互联网金融产品用户界面情感化设计的设计原则 |
| 5.1 安全感原则 |
| 5.1.1 增强品牌信任 |
| 5.1.2 建立容错机制 |
| 5.1.3 用户掌控界面 |
| 5.1.4 提供信息反馈 |
| 5.2 便捷感原则 |
| 5.2.1 减轻认知负担 |
| 5.2.2 操作轻松方便 |
| 5.3 愉悦感原则 |
| 5.3.1 引导用户情绪 |
| 5.3.2 增强用户联系 |
| 5.3.3 关怀特殊人群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互联网金融产品用户界面情感化设计的设计实践 |
| 6.1 目标产品概述 |
| 6.2 竞品分析 |
| 6.3 分析目标产品不足 |
| 6.3.1 本能层设计的不足 |
| 6.3.2 行为层设计的不足 |
| 6.3.3 反思层设计的不足 |
| 6.4 主要用户界面的改版设计 |
| 6.4.1 情绪板 |
| 6.4.2 设计规范 |
| 6.4.3 理财功能的交互界面设计 |
| 6.4.4 主要界面的视觉设计 |
| 6.4.5 产品吉祥物设计 |
| 6.4.6 缺省页与闪屏页 |
| 6.4.7 欢迎页 |
| 6.5 改版设计的可用性评估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本文的不足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工作 |
| 附录 |
| 致谢 |
（2）汽车提示音交互设计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汽车提示音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声音警示性对驾驶安全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2 声音对驾驶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3 声音对驾驶反应时长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4 声音情绪对驾驶安全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5 研究梳理 |
| 1.4 论文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1 研究目标与要解决的问题 |
| 1.4.2 论文的组织与框架 |
| 第二章 声音设计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
| 2.1 声音的基本知识 |
| 2.1.1 声音物理维度 |
| 2.1.2 听觉特性 |
| 2.2 声音景观学 |
| 2.2.1 声音景观概念 |
| 2.2.2 声音景观学发展脉络 |
| 2.2.3 声音景观学研究现状 |
| 2.3 声音设计应用研究 |
| 2.3.1 听觉场景分析 |
| 2.3.2 声音交互设计研究 |
| 2.3.3 汽车声品质评价 |
| 2.4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汽车提示音设计流程和方法研究 |
| 3.1 组织符号学 |
| 3.1.1 组织符号学框架 |
| 3.1.2 汽车声音系统的组织符号学框架 |
| 3.1.3 组织洋葱模型 |
| 3.3 汽车提示音设计流程分析 |
| 3.3.1 传统产品设计流程分析 |
| 3.3.2 交互设计流程分析 |
| 3.3.3 提示音设计流程研究 |
| 3.4 基于洋葱模型的汽车提示音设计流程 |
| 3.4.1 目标与计划 |
| 3.4.2 需求定义 |
| 3.4.3 原型设计 |
| 3.4.4 测试评价 |
| 3.4.5 汽车提示音设计流程洋葱模型 |
| 3.5 需求提取的组织符号学方法 |
| 3.5.1 问题清晰法 |
| 3.5.2 语义分析法 |
| 3.5.3 规范分析法 |
| 3.6 汽车提示音的用户需求分析及需求提取案例 |
| 3.6.1 汽车提示音的用户需求分析 |
| 3.6.2 汽车提示音的用户需求提取案例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汽车提示音警示性研究 |
| 4.1 汽车提示音分析 |
| 4.2 汽车提示音警示性分析 |
| 4.3 提示音的警示性测评实验 |
| 4.3.1 实验被试人员 |
| 4.3.2 实验环境及设备 |
| 4.3.3 实验材料 |
| 4.3.4 实验方案 |
| 4.3.5 实验具体步骤 |
| 4.3.6 实验流程 |
| 4.3.7 实验结果 |
| 4.4 警示性评测实验讨论 |
| 4.5 警示性评测实验结论 |
| 第五章 汽车提示音对中位车道驾驶反应的影响研究 |
| 5.1 实验设计背景 |
| 5.2 提示音警示性对中位车道的视觉反应实验 |
| 5.2.1 实验被试人员 |
| 5.2.2 实验设备 |
| 5.2.3 实验声音刺激材料和视觉刺激材料 |
| 5.2.4 中位车道实验方案 |
| 5.2.5 实验步骤 |
| 5.2.6 实验流程 |
| 5.2.7 实验结果 |
| 5.3 中位车道驾驶反应实验讨论 |
| 5.4 中位车道驾驶反应实验结论 |
| 第六章 汽车提示音对左右位车道驾驶反应的影响研究 |
| 6.1 汽车提示音对左右位车道驾驶反应的影响实验 |
| 6.1.1 实验被试 |
| 6.1.2 实验设备 |
| 6.1.3 实验材料 |
| 6.1.4 左右位车道驾驶反应实验方案 |
| 6.1.5 左右位车道驾驶反应实验具体步骤 |
| 6.1.6 实验流程 |
| 6.1.7 不同方位车道驾驶反应实验结果 |
| 6.2 左中右位车道驾驶反应实验综合讨论 |
| 6.3 实验结论 |
| 第七章 汽车提示音情绪维度评测研究 |
| 7.1 实验设计背景 |
| 7.2 汽车提示音情绪维度评测实验 |
| 7.2.1 实验被试人员 |
| 7.2.2 相关实验设备 |
| 7.2.3 实验提示音材料 |
| 7.2.4 实验方案 |
| 7.2.5 实验具体步骤 |
| 7.2.6 情绪维度评测实验流程 |
| 7.2.7 情绪维度评测实验结果 |
| 7.3 情绪维度评测实验讨论 |
| 7.4 实验结论 |
| 第八章 不同情绪下汽车提示音对驾驶反应的影响研究 |
| 8.1 实验设计背景 |
| 8.2 不同情绪下汽车提示音对驾驶反应的影响实验 |
| 8.2.1 实验测试人员 |
| 8.2.2 实验环境及设备 |
| 8.2.3 实验情绪诱发视频材料和听觉视觉刺激材料 |
| 8.2.4 实验方案 |
| 8.2.5 实验具体步骤 |
| 8.2.6 实验流程 |
| 8.2.7 实验结果 |
| 8.3 实验讨论 |
| 8.4 实验总结 |
| 总结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 |
| 致谢 |
（3）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阐述 |
| (一)城镇老年人 |
| (二)移动社交应用软件 |
| (三)用户体验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国内外相关设计概述 |
| 五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变化与缺失:媒介环境变化中城镇老年人的状态和特征 |
| 第一节 媒介发展中的城镇老年人际关系状况 |
| 一、媒介形态变化中的沟通方式 |
| 二、移动媒介影响下的城镇老年人际关系特征 |
| 三、城镇老年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城镇老年人身体状况和行为特征 |
| 一、城镇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机能状况 |
| 二、城镇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偏好 |
| 三、城镇老年人的移动社交行为特征 |
| 第三节 城镇老年人认知行为和移动媒介素养特征 |
| 一、移动媒介下城镇老年人的认知行为特征 |
| 二、城镇老年人的移动媒介素养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状与困境: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设计的问题和趋向 |
| 第一节 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的现状分析 |
| 一、“积极老龄化”理念下的老年人移动社交产业 |
| 二、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设计要素分析 |
| 第二节 媒介传播范式转变中的设计困境 |
| 一、不合理的需求定位 |
| 二、交互逻辑忽视城镇老年人认知和行为特点 |
| 三、交互方式忽视城镇老年人行为习惯 |
| 四、交互界面不符合城镇老年人认知特点 |
| 第三节 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设计的发展趋势 |
| 一、品牌战略的发展趋势 |
| 二、功能的发展趋势 |
| 三、交互方式的发展趋势 |
| 四、交互界面的发展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念与原则: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的设计立场 |
| 第一节 由通用性到无障碍性:设计理念调整背后的逻辑转换 |
| 一、通用性设计理念的优势和弊端 |
| 二、无障碍设计理念的反思——用户的细分与深化 |
| 三、用户的价值显现与用户体验设计原则的精准化 |
| 第二节 以社交安全感为基础:由可靠性到归属感 |
| 一、安全机制的可靠和适度 |
| 二、交互逻辑和行为的安全感 |
| 三、社交主体的社交安全感 |
| 第三节 以包容性为中心:由交互逻辑到界面响应 |
| 一、交互逻辑的合理与精简 |
| 二、交互行为的容错 |
| 三、交互方式的适用 |
| 四、交互界面的简化和动态响应 |
| 第四节 以贴近性原则为核心:由视觉贴近到主体性贴近 |
| 一、视觉贴近原则 |
| 二、行为贴近原则 |
| 三、语境贴近原则 |
| 四、情感贴近原则 |
| 五、主体性贴近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分析与方法: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的设计依据 |
| 第一节 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的设计依据 |
| 一、调研方法和依据 |
| 二、调研数据采集因素 |
| 三、样本回收及数据分析 |
| 四、调研结论 |
| 第二节 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的设计规划 |
| 一、设计总体规划 |
| 二、理论视角下的设计需求和功能分析 |
| 三、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的设计流程 |
| 第三节 场景理论下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的设计方法 |
| 一、基于阅读需求场景的设计方法 |
| 二、基于兴趣社交需求场景的设计方法 |
| 三、基于情感社交需求场景的设计方法 |
| 四、基于知识社交需求场景的设计方法 |
| 五、基于生活社交需求场景的设计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模型与方案: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的设计策略 |
| 第一节 基于需求场景理论的设计模型 |
| 一、用户模型的构建 |
| 二、需求模型的构建 |
| 第二节 基于人际关系三维理论的设计策略 |
| 一、基于“安全-信赖”体验的设计策略 |
| 二、基于“包容-符号”体验的视觉设计策略 |
| 三、基于“支配-互动”体验的感官融合设计策略 |
| 四、基于“情景-叙事”体验的设计策略 |
| 第三节 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的设计方案 |
| 一、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的设计定位 |
| 二、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交互原型设计 |
| 三、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高保真原型设计 |
| 第四节 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的设计评估 |
| 一、可用性测试 |
| 二、设计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人际关系和媒介素养调查问卷 |
| 附录2:用户体验设计需求调查问卷 |
| 附录3:用户访谈问题大纲 |
| 附录4:老年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眼动实验任务引导语 |
| 附录5:老年移动社交应用软件用户主观评价量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论文简称说明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问题意识与研究进路 |
| 三、文献综述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概述 |
| 第一节 合同解释方法的基本理论 |
| 一、合同解释的必要性 |
| 二、合同解释的内涵 |
| 三、合同解释的价值 |
| 四、合同解释方法与解释原则、解释规则的关系 |
| 第二节 商业保险合同的特殊性 |
| 一、商业保险合同解释与合同解释的内在关联 |
| 二、商业保险合同主体的特殊性 |
| 三、商业保险合同客体的特殊性 |
| 第三节 不同法系国家的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 |
| 一、大陆法系国家的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 |
| 二、英美法系国家的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 |
| 三、借鉴与启示 |
| 第四节 我国商业保险合同的解释方法 |
| 一、合同解释方法的案例引出 |
| 二、理论中的合同解释方法 |
| 三、法定模式下的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体系——从《合同法》第125条展开 |
| 第二章 商业保险合同的文义解释方法—基于条款专业性 |
| 第一节 商业保险合同的文义解释 |
| 一、条款专业性视角下文义解释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
| 二、文义解释方法的适用标准 |
| 三、文义解释方法的优先性 |
| 第二节 商业保险合同文义解释方法的运用问题 |
| 一、文义解释方法的优先性存在争议 |
| 二、文义解释方法的适用条件不明确 |
| 三、专业术语的含义与社会通常理解存在出入 |
| 四、法官运用文义解释方法不够灵活 |
| 第三节 商业保险合同文义解释方法的规范运用 |
| 一、肯定文义解释方法的优先性 |
| 二、厘定文义解释方法的适用标准 |
| 三、规范专业性术语的文义解释 |
| 四、增强法官运用文义解释方法的主观能动性 |
| 五、相关案例的解释操作 |
| 第三章 商业保险合同的体系解释方法——基于合同多样性 |
| 第一节 商业保险合同的体系解释方法 |
| 一、合同多样性视角下体系解释中的“体系”范围 |
| 二、体系解释方法的功能 |
| 三、体系解释方法的具体适用 |
| 第二节 商业保险合同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争议 |
| 一、体系解释方法的主要规则存在争议 |
| 二、体系解释方法的适用步骤不明确 |
| 三、法官的法律解释受到诸多限制 |
| 第三节 商业保险合同体系解释方法的规范运用 |
| 一、明确体系解释方法的主要内容 |
| 二、明确体系解释方法的适用步骤 |
| 三、明确赋予并规范法官的解释权限 |
| 四、相关案例的解释操作 |
| 第四章 商业保险合同的目的解释方法——基于产品公益性 |
| 第一节 商业保险合同的目的解释方法 |
| 一、目的解释方法的案件操作分析 |
| 二、产品公益性视角下商业保险合同之目的 |
| 三、目的解释方法的功能与理论演变 |
| 四、有利解释规则 |
| 第二节 商业保险合同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难题 |
| 一、“目的”的客观性难以保证 |
| 二、目的解释方法的滥用 |
| 三、目的解释方法的适用步骤不明确 |
| 四、有利解释规则的主要运用问题 |
| 第三节 商业保险合同目的解释方法的规范运用 |
| 一、商业保险合同目的的确定 |
| 二、明确目的解释方法的适用原则与适用标准 |
| 三、厘清目的解释方法的适用方式 |
| 四、有利解释规则的规范运用 |
| 第五章 商业保险合同的习惯解释方法——基于合理期待性 |
| 第一节 商业保险合同的习惯解释方法 |
| 一、习惯解释方法的案例操作分析 |
| 二、合理期待视角下的商业保险合同“习惯” |
| 三、习惯解释方法的运用前提 |
| 四、运用习惯解释方法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商业保险合同习惯解释方法的运用问题 |
| 一、立法对习惯的轻视 |
| 二、习惯的界定标准不明确 |
| 三、不同习惯之间的适用顺序模糊 |
| 第三节 商业保险合同习惯解释方法的规范运用 |
| 一、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加强对习惯的重视 |
| 二、规范习惯的认定与分类 |
| 三、规范习惯解释方法的适用 |
| 第六章 商业保险合同的诚信解释方法——基于信息不对称性 |
| 第一节 商业保险合同的诚信解释方法 |
| 一、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最大诚信原则与诚信解释方法 |
| 二、投保人如实告知规则 |
| 三、保险人明确说明规则 |
| 四、弃权与禁止反言规则 |
| 第二节 商业保险合同诚信解释方法的运用问题 |
| 一、如实告知规则存在的问题 |
| 二、明确说明规则存在的问题 |
| 三、弃权与禁止反言规则存在的争议问题 |
| 第三节 商业保险合同诚信解释方法的规范运用 |
| 一、投保人如实告知规则的规范运用 |
| 二、保险人明确说明规则的价值衡量 |
| 三、弃权与禁止反言规则的规范运用 |
| 四、相关案例的解释操作 |
| 第七章 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与解释结果的衡量 |
| 第一节 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 |
| 一、解释方法综合运用的引出 |
| 二、解释语境下条款的重新分类——格式条款、议定条款和示范条款 |
| 三、不同类别合同条款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 |
| 第二节 示范条款与格式条款复数解释结果的选择 |
| 一、示范条款复数解释结果的选择 |
| 二、格式条款复数解释结果的选择——不利解释 |
| 第三节 议定条款复数解释结果的选择——利益衡量 |
| 一、利益衡量的一般理论 |
| 二、利益衡量在议定条款解释结果选择中的运用 |
| 第四节 解释方法运用的诉讼程序与解释结论的论证说理 |
| 一、解释方法运用的诉讼程序 |
| 二、解释结论的论证说理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格式条款法律规制蕴意注疏 |
| 第一节 格式条款定义重述 |
| 一、原《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评注 |
| 二、民法草案2019 年稿第496 条第1 款评注 |
| 三、《民法典》第496 条第1 款评注 |
| 四、格式条款定义再构思 |
| 第二节 法律规制内涵界定 |
| 一、“规制”语义演进路径梳理 |
| 二、“规制”日常语义陈述 |
| 三、“法律规制”语义厘定 |
| 第三节 格式条款法律规制蕴意核定 |
| 一、格式条款与法律规制内涵整合 |
| 二、合同法与经济法分野补充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缘由梳证 |
| 第一节 “帕累托最优”维持探究 |
| 一、非格式条款关系下维持解读 |
| 二、格式条款关系下维持解读 |
| 三、“帕累托最优”维持总结 |
| 第二节 法人“科层制”结构契合探究 |
| 一、使用人考察视角内向转换 |
| 二、“企业内部组织”理论引介 |
| 三、格式条款对法人“科层制”契合 |
| 第三节 契约自由与契约公平崩坏探究 |
| 一、格式条款关系下契约自由形式化褪变 |
| 二、格式条款关系下契约公平实质性畸变 |
| 三、契约自由与契约公平崩坏总结与反思 |
| 第四节 动机对比失衡与信息对比失衡探究 |
| 一、两种失衡发生原因解读 |
| 二、两种失衡影响结果解读 |
| 三、格式条款受限论证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格式条款形式规制分析 |
| 第一节 形式规制优先介入资格证成 |
| 一、形式规制与内容控制关系考 |
| 二、形式规制优先介入资格释明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探究之域外法考察 |
| 一、德国BGB中纳入机制考评 |
| 二、英国合理期待性规则考评 |
| 三、美国司法控制技巧考评 |
| 第三节 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探究之我国法完善 |
| 一、我国法导入纳入规制机制必要性论证 |
| 二、提示说明义务规则拟定设想 |
| 三、意外性条款排除规则拟定设想 |
| 四、非格式条款优先规则移转设想 |
| 五、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机制构思总结 |
| 第四节 格式条款解释规制探究 |
| 一、格式条款解释规则概述 |
| 二、相对人保护主义之确立 |
| 三、我国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完善建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分析一:依据与范畴 |
| 第一节 内容控制滥用风险警惕 |
| 一、契约法研究惯性思维 |
| 二、契约自治与内容控制 |
| 三、导入依据与导入范畴 |
| 第二节 内容控制导入依据核定 |
| 一、纳入规制运行局限性透视 |
| 二、内容控制补位必要性解读 |
| 三、导入依据论证总结 |
| 第三节 条款与规范视角下内容控制对象范畴厘定 |
| 一、基于核心给付条款与附从给付条款区别分析 |
| 二、基于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区别分析 |
| 三、分析总结 |
| 第四节 业务与其他视角下内容控制对象范畴厘定 |
| 一、基于非自然人主体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区别分析 |
| 二、其他具备豁免资格的格式条款类型归纳 |
| 三、分析总结 |
| 第五节 “价格辩争”问题探讨 |
| 一、价格辩争释义 |
| 二、价格辩争合理性争议 |
| 三、价格辩争分析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分析二:体系与规则 |
| 第一节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体系构思 |
| 一、以权义规则为单一要素之传统体系考评 |
| 二、权义规则搭配督促规则之新型体系构思 |
| 第二节 内容控制基本规则探究 |
| 一、德国BGB与 DCFR规范评注 |
| 二、域外法考察经验集萃 |
| 三、我国法未来方案构思 |
| 第三节 透明性规则探究 |
| 一、域外法素材梳理与解读 |
| 二、透明性规则功能再思考 |
| 三、透明性规则本土化展望 |
| 第四节 内容控制类型化规则探究 |
| 一、孕育动因分析及内涵概括 |
| 二、格式条款“黑名单”与“灰名单”引介 |
| 三、我国地方法制实践下“黑名单”整合 |
| 第五节 内容控制督促规则探究 |
| 一、制定示范文本 |
| 二、格式条款强制备案 |
| 三、提出修改建议 |
| 四、举行异议听证 |
| 五、拒不修改时警示公告 |
| 六、行政处罚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保险格式条款阅读欠缺之规制路径及其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阅读欠缺之透视 |
| 第一节 问题成因 |
| 一、理性经济因素 |
| 二、社会压力因素 |
| 三、认知局限因素 |
| 第二节 影响之一:合意缺失 |
| 一、经典合同概念的范式内涵 |
| 二、保险合同说的固有局限 |
| 第三节 影响之二:市场失灵 |
| 一、保险合同的统一化阻碍条款竞争 |
| 二、消费者乐观期待与无效率保单条款之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少数阅读者理论之不足 |
| 第一节 少数阅读者理论之内容 |
| 一、少数精明者的市场矫正作用 |
| 二、少数阅读者理论的具体主张 |
| 第二节 最低比例的少数阅读者之计算模型 |
| 一、模型建构 |
| 二、结论运用 |
| 第三节 少数阅读者理论的总体失败 |
| 一、足够多的少数阅读者无从出现 |
| 二、少数阅读者无能为力 |
| 小结 |
| 第三章 阅读义务之批判 |
| 第一节 阅读义务的完整表述 |
| 一、第一种表述:义务 |
| 二、第二种表述:终局性推定 |
| 第二节 阅读保险合同为一种行为要求 |
| 一、主体:理应为当事人双方,实则为投保人一方 |
| 二、性质:为职责,非义务 |
| 三、阅读已交付保单之职责:阅读保险合同即检验保险产品 |
| 第三节 阅读同意推定创设基础之检讨 |
| 一、缔约主体假设中的“强而慧者”与“弱而愚者” |
| 二、徒具形式而无实质的阅读机会 |
| 三、投保人主观意思难以证明更难以进入保单 |
| 第四节 阅读义务司法适用状态之考察 |
| 一、文盲缔约人阅读义务之历史考察 |
| 二、投保人阅读义务之目前通行规则 |
| 三、保险中间人主张阅读欠缺抗辩之效果 |
| 第五节 保险法引入“异常条款”规定之建议 |
| 一、“签字”仅为合同关系起点之象征 |
| 二、“异常条款”规定之条文建议 |
| 小结 |
| 第四章 预期读者之调整 |
| 第一节 不同预期读者的阅读行为及其价值 |
| 一、保险消费者事后阅读保单阻止不公平理赔 |
| 二、市场中间人阅读保单促进保单质量之提高 |
| 三、保险监管者阅读保单强化保单监理之实效 |
| 第二节 促进保单清晰化通俗化的法律规范体系 |
| 一、不利起草者解释规则促进保单清晰化 |
| 二、温和版合理期待原则促进保单通俗化 |
| 第三节 不利解释规则促进保单清晰化之可行性 |
| 一、具体实现途径 |
| 二、成本收益分析 |
| 三、精明的被保险人除外 |
| 小结 |
| 第五章 程序规制之完善 |
| 第一节 程序规制之功能 |
| 一、激励保险人提供有效率承保范围 |
| 二、匹配投保人之保障需要与保单以防范逆选择 |
| 三、左右被保险人之行为以防范道德危险 |
| 第二节 我国法上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之改进 |
| 一、明确说明义务之范围:预期之外不利条款 |
| 二、明确说明义务之形式:采用标准化“警示栏” |
| 第三节 德国法上保险人咨询建议义务之借鉴 |
| 一、保障漏洞问题何以产生 |
| 二、保险人咨询建议义务 |
| 小结 |
| 第六章 规制路径之转换 |
| 第一节 实质规制的主要方案 |
| 一、概括同意论 |
| 二、授权许可论 |
| 三、推定不可执行论 |
| 第二节 程序规制与实质规制之互动 |
| 一、阅读欠缺是单向预防而非双向预防问题 |
| 二、单许事前规制还是并许事前事后规制 |
| 三、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第211 条之合理期待原则 |
| 四、强化版合理期待原则间接迫使信息披露 |
| 第三节 伪合同条款之排除 |
| 一、整体化约论与真伪甄别论 |
| 二、真伪保险合同条款之甄别 |
| 小结 |
| 第七章 规制立场之新释 |
| 第一节 保险产品说之规制诉求 |
| 一、保险具有产品属性 |
| 二、保险合同适合性保证 |
| 第二节 保险公用事业说的规制诉求 |
| 一、作为公用事业的保险 |
| 二、保险的可获得性 |
| 第三节 保险治理说的规制诉求 |
| 一、作为治理技术的保险及其治理功能 |
| 二、保险的社会连带性 |
| 三、连带实现功能的法学解释:风险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平衡 |
| 小结 |
| 结论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8）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术语界定 |
| 2.1.1 词典设计 |
| 2.1.2 场景融合 |
| 2.1.3 电子词典 |
| 2.1.4 翻译学习者 |
| 2.2 电子词典研究述评 |
| 2.3 翻译学习词典研究述评 |
| 2.4 汉英词典研究述评 |
| 2.5 学习者翻译能力研究述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关键要素 |
| 3.1 词典类型的场景化定位 |
| 3.1.1 词典类型定位的复杂性 |
| 3.1.2 词典目标定位与场景融合设计 |
| 3.1.3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类型定位 |
| 3.2 词典媒介功能的场景化实现 |
| 3.2.1 存储功能与场景化的信息集成 |
| 3.2.2 动态特征与场景化的交互界面设计 |
| 3.2.3 媒介功能与场景化设计的挑战 |
| 3.3 词典用户需求的场景化锚定 |
| 3.3.1 使用场景中的用户需求 |
| 3.3.2 设计场景中的用户需求 |
| 3.3.3 场景融合设计中的用户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框架 |
| 4.1 场景化设计理论概述 |
| 4.1.1 场景化设计的概念及优点 |
| 4.1.2 场景化设计的理论框架 |
| 4.2 汉英翻译学习场景的特殊性 |
| 4.2.1 汉英翻译学习场景考察 |
| 4.2.2 汉英翻译学习场景相关分析 |
| 4.3 汉英翻译学习场景中的词典使用特征 |
| 4.3.1 翻译学习场景中词典功能的过程复杂性 |
| 4.3.2 翻译学习场景中词典交际的人机交互性 |
| 4.4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场景融合设计框架构建 |
| 4.4.1 场景化设计理论对词典学理论研究的意义 |
| 4.4.2 词典场景化设计的实践可行性 |
| 4.4.3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场景融合设计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的内容设计 |
| 5.1 场景融合的内容设计之适用性原则 |
| 5.1.1 语言知识的适用性 |
| 5.1.2 翻译知识的适用性 |
| 5.1.3 帮助信息的适用性 |
| 5.2 场景融合的内容设计之可学性原则 |
| 5.2.1 语言知识的可学性 |
| 5.2.2 翻译知识的可学性 |
| 5.2.3 语言和翻译知识的整合 |
| 5.3 场景融合的内容设计之系统性原则 |
| 5.3.1 语言知识的系统性 |
| 5.3.2 翻译知识的系统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的结构设计 |
| 6.1 场景融合的结构设计之灵活性原则 |
| 6.1.1 检索结构的灵活性 |
| 6.1.2 存储结构的灵活性 |
| 6.1.3 呈现结构的灵活性 |
| 6.2 场景融合的结构设计之层次性原则 |
| 6.2.1 检索结构的层次性 |
| 6.2.2 存储结构的层次性 |
| 6.2.3 呈现结构的层次性 |
| 6.3 场景融合的结构设计之交互性原则 |
| 6.3.1 检索结构的交互性 |
| 6.3.2 存储结构的交互性 |
| 6.3.3 呈现结构的交互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的效用测试 |
| 7.1 场景融合设计的电子词典样条示例 |
| 7.1.1 样条的内容设计 |
| 7.1.2 样条的结构设计 |
| 7.2 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的有效性测试 |
| 7.2.1 测试目的 |
| 7.2.2 测试材料 |
| 7.2.3 测试用户 |
| 7.2.4 数据收集 |
| 7.2.5 测试过程 |
| 7.2.6 结果和讨论 |
| 7.2.7 词典设计效用测试总结 |
| 7.3 修正后的场景融合设计框架及样条示例 |
| 7.3.1 修正后的电子词典设计框架 |
| 7.3.2 修正后的词典样条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 8.1.1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的关键设计特征 |
| 8.1.2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框架 |
| 8.1.3 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样条的效用测试方法 |
| 8.2 本研究的主要启示 |
| 8.2.1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
| 8.2.2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 |
| 8.2.3 本研究的方法意义 |
| 8.3 本研究的主要不足 |
| 8.4 对后续研究的建议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重点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概述 |
| 2.1 互联网保险的内涵和特征 |
| 2.1.1 互联网保险的内涵 |
| 2.1.2 互联网保险的特征 |
| 2.2 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与传统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区别 |
| 2.2.1 说明义务范围的区别 |
| 2.2.2 说明义务履行方式区别 |
| 3 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现状 |
| 3.1 一般说明义务 |
| 3.2 特殊提示义务 |
| 3.3 明确说明义务 |
| 4 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实务困境及原因分析 |
| 4.1 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实务困境 |
| 4.1.1 免责条款的范围理解存在分歧 |
| 4.1.2 明确说明义务履行方式形式化 |
| 4.1.3 明确说明义务履行标准认定不一 |
| 4.2 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实务困境的产生原因分析 |
| 4.2.1 免责条款的界定存在争议 |
| 4.2.2 明确说明的履行方式存在争议 |
| 4.2.3 明确说明的标准难以界定 |
| 5 完善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对策 |
| 5.1 明确界定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范围 |
| 5.2 完善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 |
| 5.2.1 免责条款强制性阅读 |
| 5.2.2 免责条款的解释说明 |
| 5.2.3 投保人声明的解释说明 |
| 5.3 明确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程度的认定标准 |
| 5.3.1 提示义务的认定标准 |
| 5.3.2 明确说明义务的认定标准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格式条款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 三、本文创新点及不足 |
| (一) 本文主要创新点 |
| (二)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格式条款规制目标的再认识 |
| 第一节 从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到帕累托改善: 契约自由原则要求的再造 |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 |
| 二、帕累托改善的形式证成 |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一: 意思自治的维护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的博弈分析:契约正义原则要求的再造 |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的冲击 |
| 二、合作剩余分配的异化 |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二: 给付均衡的矫正 |
| 第三节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目标下的国家模式 |
| 一、公法路径与私法路径二分法的勘误 |
| 二、国家模式与市场模式二分法的勘误 |
| 三、由事后监管向事先监管的延伸 |
| 第四节 规制范围的限定:司法实践与交易实践视域下的格式条款 |
| 一、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 |
| 二、格式条款法律性质的基本理论 |
| 三、格式条款的法经济学解读 |
| 四、规制单位:格式合同亦或格式条款 |
| 五、格式条款规制的层次化要求 |
| 第二章 我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实态 |
| 第一节 格式条款的《合同法》规范逻辑 |
| 一、第39条第1款与第40条关系辨析 |
| 二、第40条与第52、53条逻辑关系的辩证分析 |
| 三、第40条与《合同法解释二》第10条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以《合同法》为依据的格式条款司法审判实态 |
| 一、最高法院的监管逻辑:动态均衡的实践 |
| 二、地方各级法院的监管逻辑:信息规制的强化与异化 |
| 第三节 格式条款的其他部门法规制路径 |
| 一、格式条款的消费者法规制路径 |
| 二、格式条款的保险法规制路径 |
| 三、格式条款的反垄断法规范路径 |
| 第三章 格式条款信息规制理论的反思与修正 |
| 第一节 市场机制的异化:传统磋商程序之困境 |
| 一、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认知局限 |
| 二、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决策困境 |
| 三、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忽略” |
| 四、逆向选择模型:低质量格式条款的生成机制 |
| 第二节 信息规制标准: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与说明义务 |
| 一、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义务 |
| 二、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说明义务 |
| 第三节 信息披露的层次化改进 |
| 一、以条款显着性为标准 |
| 二、以条款异常性为标准 |
| 三、以实证研究为标准 |
| 第四节 信息规制的实质化改进 |
| 一、标准化信息提供 |
| 二、信息加工手段的创新:第三方机构与质量评级 |
| 三、合同创新:格式合同的“组合式”/“菜单式”设计 |
| 四、电子商务中电子格式条款的披露创新 |
| 第五节 信息规制的法律效果 |
| 一、未成立与无效之辩 |
| 二、提示与说明义务作为成立要件之证成 |
| 第六节 软家长主义助推与信息规制之配合 |
| 一、软家长主义助推的决策辅助功能 |
| 二、信息规制与助推的适用范围厘定 |
| 三、助推的具体适用方法 |
| 第七节 信息规制与法律行为法的分工 |
| 一、法律行为法的功能定位与规制立场 |
| 二、信息义务的标准:以法律行为法为参照 |
| 三、信息规制的功能性重构 |
| 第四章 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理论 |
| 第一节 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的适用 |
| 一、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的立法体例 |
| 二、我国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体系 |
| 三、合同亦或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群适用范围的划分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特别规范 |
| 一、不当条款进路的具体化:合同法第40条 |
| 二、公平原则的适用:合同法第39条第1款 |
| 三、免责条款的特别规则:合同法第53条 |
| 第三节 一般内容控制规范及合同法基本原则的适用 |
|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
|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 |
| 三、显失公平原则的适用 |
| 四、商事交易特殊规则的适用 |
| 第五章 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
| 第一节 大陆法系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以客观解释为原则 |
| 一、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争 |
| 二、客观解释规则:以通常理解为解释 |
| 三、不利解释规则 |
| 第二节 美国法上的格式条款解释规则:非情境化标准 |
| 一、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1)条 |
| 二、格式条款解释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3)条 |
| 第六章 格式条款的事先性审查:最低质量标准路径 |
| 第一节 双重规制路径的功能界限 |
| 一、信息规制效果的局限性 |
| 二、内容控制效果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规制逻辑的结构性转变:事先性标准的优越性 |
| 一、基于规制成本的优化选择:由事后规制到事先规制 |
| 二、对于规制技术的优化选择:规则与标准的折衷 |
| 第三节 最低质量标准制定的制度尝试 |
| 一、格式条款的备案制度 |
| 二、格式条款标准化的尝试 |
| 第四节 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建构模式 |
| 一、双重质量标准结构的设想 |
| 二、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运用模式 |
| 三、各国格式条款监管机构与监管立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重要产品特别提示（论文参考文献）
- [1]互联网金融产品用户界面的情感化设计应用研究[D]. 胡晨. 青岛理工大学, 2021(02)
- [2]汽车提示音交互设计与研究[D]. 钟韬. 广东工业大学, 2021(08)
- [3]城镇老年人移动社交应用软件设计研究[D]. 崔晓龙.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4]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5]商业保险合同解释方法研究[D]. 史博学. 山东大学, 2020(09)
- [6]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研究[D]. 张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保险格式条款阅读欠缺之规制路径及其选择[D]. 钱红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汉英翻译学习电子词典场景融合设计研究[D]. 梁鹏程. 南京大学, 2020(04)
- [9]互联网保险人说明义务研究[D]. 易楠. 浙江理工大学, 2020(02)
- [10]格式条款规制研究[D]. 王俣璇. 山东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