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村兴业工程理事会会员登记表（论文文献综述）
穆希琳[1]（2021）在《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在我国各级工会组织实施的正式制度中,工会互助制度属于工会保障职能中兼具职工集体福利和困难职工帮扶双重主题的制度形式。该制度的生成是结构互构与个体需求的复合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制度的表现样态呈现区别化,本文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将厘清制度的发展脉络,对各阶段制度内容和运行实际效果的分析是归纳制度阶段特征的依据。而在工会互助制度变迁的逻辑体系中,原有的制度生成结构发生变化,作为工会组织“自我赋能”的中层力量崛起发挥着创新工会互助制度组织形态的作用。对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将原本呈现为割裂状态的工会互助制度典型阶段融汇为一脉相承的制度发展过程,并且将静态的制度呈现以动态演进的方式开展研究。通过构建“结构—需求—制度”的分析框架,将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和变迁的动力要素划分为“宏观制度—单位组织”的多重制度逻辑结构,又将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使用“认同—行动”双重维度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分析强化了“中层组织”在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中层组织呈现单位组织“退场”、上级工会组织“入场”。工会组织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尝试达到“自我赋能”,这一外在突生的力量为工会互助制度变迁提供了全新的组织形态。本研究选择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YZ厂作为田野调查点开展实证研究。YZ厂建厂历史悠久,工会互助制度发展历程完善,并且当下YZ厂仍保留单位内外多种互助制度并行,在参与上级工会职工互助保障的主流互助制度之外,在单位内部按年度职工仍开展向厂内互助基金会捐款。本研究采用社会学定性分析方法中的实地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将该厂1955年建厂初期至1995年间在工会会员之间实行的以“互助储金会”为代表的经济互助制度,结合“生活服务小组”、“思想互助小组”等为代表的劳力互助制度和思想互助制度,统称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将1995年后参与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组织的以职工医疗互助为主要内容的“职工互助保障”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位时期,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义基础上的按劳分配,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客观现实。社会管理领域国家以单位体制将个体纳入单位组织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单位组织也成为国家向个体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间组织。本论文所研究的国有企业在单位体制时期是典型的能够为单位成员提供近乎全覆盖福利、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依附黏性较强的单位组织。从自上而下的结构角度而言,国家经济社会的宏观制度要求单位组织承担国家意志的传达者、国家资源的提供者角色,纳入代表着“国家”的单位组织中的个体依靠单位解决自身的困境成为该历史阶段下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是国家制度对单位组织内部成员互助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自下而上的结构角度而言,在企业与国家“同构”之下的国有企业工会,听从党委领导并为行政部门分忧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国家总体资源供给量不足的局限下,动员群众力量展开互助互济活动成为工会的理性选择。把单位成员的问题在单位组织的场域内解决,这是单位组织“向上负责”的反馈表现。在国家宏观制度与中层单位组织的互构结构之外,大量职工存在临时性经济借贷需求这样微观个体的实际需求也是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要素。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变迁是对原有互助制度中呈现正反馈递增的设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变迁的方式,符合职工对工会互助制度发展的预期惯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体工会组织的功能定位。由于工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功能侧重有所区别,工会互助制度也随之呈现了从“解群众之困”到“筑风险补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转向。在单位体制之下,工会是生产性行政单位的企业同盟者或建设伙伴。因此工会组织为单位行政减轻负担的同时还要为职工群体缓解压力,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工人的生活福利工作,将出现临时经济困难的职工“揽”到工会职责份内,采取广泛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自身问题的方式设立“互助储金会”,这是工会对稳定单位体制的有效的助益方式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职工互助保障的群体边界相较单位体制时期工会互助制度范围扩大。职工互助保障将一事一时的工会“送温暖活动”转变为覆盖全年的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将工会单向“施惠”转变为职工双向多元互助参与。笔者通过对YZ厂工会互助制度的研究认为互助制度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为职工提供风险补充保障,更在于“重塑”单位内部职工间相互关爱的凝聚力。“在内”有单位组织对“单位人”的关怀,“单位人”以尽心完成职业目标作为对单位组织的回馈;“在外”利用大数法则的职工互助保障,是低投入的非营利性的风险补充补充保障。笔者认为工会互助制度的发展进路应在维护职工保障权益的原则上拓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互助保障体系,配合“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程中的下岗职工、人数日渐增加的离退休职工、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职工等群体设置有工会特色的互助保障制度,这也将是工会迎合职工民意需求增强持续创新能力持续“赋能”的表现。
蔡雨琪[2]（2019）在《“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在海口市长流镇的实践：成效、问题与对策》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后2017年召开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乡村振兴战略正式宣布实施,明确了对新农村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为构建和谐、兴旺、文明、生态、活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应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探索实施现代化治理体系。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最基本单元,治理效果的优劣会直接影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因此,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海南省为响应中央的总体部署和宏观指导,开启了全面振兴乡村运动。海南省委于2015年率先提出“一核两委一会”为载体的乡村治理结构,“一核”是指村党组织,“两委”指村委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一会”是乡贤议事会,该乡村治理模式是海南省响应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试验区”的重要举措之一,为探索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提供实践蓝本。论文从政府视角出发,首先,对“一核两委一会”模式进行概念界定,梳理“一核两委一会”模式的提出与形成,描述“一核两委一会”的运行方式和特征,分析此种管理模式下各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其次,选取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为田野点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追溯近年来长流镇在推进民主自治与“一核两委一会”的实践,了解长流镇农村基层自治的进程;再次,归纳总结长流镇推进“一核两委一会”治理模式的主要成效,发现长流镇“一核两委一会”推进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解剖其原因和根源;最后,对长流镇“一核两委一会”乡村治理模式的改进提出思考与对策建议。
卫平光[3]（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大量难民自战区逃出,汇聚后方各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给脆弱的战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难民在逃亡过程中,因战争、饥饿、疾病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下滑,军糈民食发生严重困难。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是收拢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抗敌的需要。国民政府迅速对难民实施救济,协助其撤退到后方安全区域,逐步确立“寓救济于生产”的方针,安排难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以促使难民尽快自给自足,减少消耗。在众多救济难民的措施中,难民移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战时中国工业不甚发达,荒地比比皆是。比较而言,垦荒无需特殊技能,能容纳大量人口,且农耕生活也更加稳定持久。国民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生活问题,确定以垦荒为配置难民的中心工作。1938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战时难民移垦事业正式启动。行政院指定中央振济委员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组成“中央主管垦务机关”,负责移送难民垦荒。“中央主管垦务机关”一方面制订政策法规,直接筹设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垦荒;另一方面督导各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国营垦区制度是国民政府为救济难民,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屯垦制度基础上,参考苏联集体农场的做法,创立的新型垦殖经营模式。为了协助难民发展生产,国民政府给予移垦难民许多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提供大量生产和生活资金。其中,生活费为无息贷款,生产费为长期的低息贷款;移垦难民免除3年兵役;垦民将所分配荒地开垦后,取得永久耕作权,免交土地税5-8年,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鼓励和督促下,难民移垦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经营模式。国营垦场由国民政府主办,省营垦场由各省政府主办,两者统称公营垦场,资金由政府统筹。民营垦场由难民组织、慈善团体或者农业公司等主办,资金主要靠自筹解决。江西难民移垦起步较早,组织有序,成效显着。1938年7月,江西省政府成立垦务处,负责江西难民移垦工作。省垦务处主要在荒地面积较大区域筹设垦场（省营垦场）,以便集中安置难民,实施规模经营。省营垦场采取集团农场制经营,其特征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合作经营、共同分配。集团农场制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大规模集团化生产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团农场制有合耕制和分耕制两种模式,省垦务处初期采用集团合耕制,后因弊端较多而改为集团分耕制。在督促垦区生产的同时,省垦务处还在各垦场设立诊所,筹办垦民学校,训练垦民壮丁,建立垦区防卫武装。省垦务处通过改变垦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激发垦民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抗日情绪,提高垦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垦民的生活环境。江西有大量零星荒地因不适合筹设垦场而闲置,省垦务处也无力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全部组织垦荒。为此,省振济会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难民,移送各县开垦零星荒地。省振济会所举办难民移垦以分散垦殖为原则,不集中设立垦场,不成立专门管理机关,难民编入各区乡镇保甲管理。江西难民零块垦殖主要由省振济会负责实施,省垦务处负责技术指导,各县政府负责荒地勘查、划拨、垦民管理和给养筹措。与此同时,各难民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陆续组织难民垦荒自救。民间团体移送难民垦荒,须向省垦务处登记,接受省垦务处的管理和指导。自1942年起,垦务被列为江西地方自治要政,垦殖事业的发展开始同地方行政系统相扣合,运用行政力量普遍推动。省营垦场从初期的快速扩张,逐渐进入到巩固发展阶段,不再大规模招收难民,垦务转而以利用民间资本普遍推行为原则,民营垦殖事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由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发起成立的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移送了数千难民到江西垦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是战时江西最大的民营垦殖团体。民营垦殖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狭小。由于得不到政府的经费和技术支持,加上自身管理不善,民营垦殖场大多困难重重。国营垦务方面,“中央主管垦务机关”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协调议事机构,因事权不专,成立两年多仅在陕西设立国营垦区两处,安置难民2万人左右。鉴于农业对于抗战建国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初,农林部设立垦务总局,负责战时垦务行政,全国难民移垦事业自此划归垦务总局办理,国营垦务自此得到快速推进。垦务总局首先在江西安福县设立国营垦区一处,招收难民垦荒。此外,垦务总局还陆续在四川、甘肃、西康、河南、福建等省设立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开垦荒地。国营垦区有固定的经费预算和较好的人才、技术力量,大多发展较快,多数垦民在经过一两年耕作后,陆续自给自足,实现预定救济的目标。随着战局趋稳,难民潮开始回落,难民移垦不再是政府垦务工作的重心。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节省经费,支持抗战,将农林部垦务总局及所属各国营垦区全部裁撤,垦务移交地方政府办理。抗战胜利后,政府不再给予移垦难民特殊优待,难民垦场与普通垦场并无二致,垦民见家乡收复,大多弃垦返乡。省垦务处只得对各垦场进行归并调整,以图维持,难民移垦事业无形结束。总计抗战时期,省垦务处共设立垦场61个,招收难民1.6万余人,开垦荒地7万余亩,生产稻谷80余万石。省垦务处督导、协助成立民营垦殖团体125个,移垦难民1.9万余人,开垦荒地11万余亩。农林部在江西安福垦区设立垦场9个,招收垦民4 400余人,开垦荒地1.8万余亩。难民移垦兼具救济难民和发展生产的双重目的,是一项十分积极有效的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划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对垦务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强令垦民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遭到垦民和垦务机关的一致反对。地方政府和垦务机关为此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是对垦区管辖权的争夺。垦民编入地方保甲后,优待措施不能执行,利益受到损害,阻碍垦务发展。垦民与土着人民之间因土地、水权、林权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猜忌与对抗,地方势力阻垦排外之风不断。在垦场内部,各垦场管理员掌管经济大权,部分垦场管理员经常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垦民权利,造成垦务管理人员与垦民关系的紧张。省垦务处对此既缺乏有效监督,又处置不力,导致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如此种种,恶化了垦区的社会生态,垦民因谋生不易,陆续退垦或潜逃。在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抗战建国”宏大目标下,移垦各方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差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垦务机关和垦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的不利结局。难民移垦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屡遭基层社会的抵制和曲解,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形,显示了民国基层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国民政府为实施难民移垦,建立了科层化的垦务管理体系,首创公营垦区制度（国营和省营垦区）,并在垦区实行集团耕作制和贷款制,在土地政策、兵役政策、租税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公营垦区制度的创立,是国民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政府难民移垦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仍能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值得肯定。当然,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垦荒所能救济的难民数量有限。在实现从“难民——垦民——居民”转化的过程中,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垦务政策的推行遭遇诸多障碍,移垦难民屡屡弃垦他去,江西省政府力图通过难民移垦调节人口分布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总之,战时难民移垦政策的推行,救济了部分难民,推动了垦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救济探索了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更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了积极力量。
朱东北[4]（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建[5]（2018）在《近代贵州商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近代贵州商会为题,对近代贵州商会的缘起、空间分布、商会内部结构、商会运行机制、商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商会对近代贵州的作用。第一章分析西方工业化国家入侵与近代贵州商会产生之间关系。工业革命后,西方各国工商业者建立商会,以组织的力量游说本国向中国开战策、划谈判内容、收集经济情报、制定行规和为洋行提供国际市场信息等方式侵略晚清政府和中国工商业者。为此,晚清政府采取发展工商业和制定颁行商会政策来回击西方各国和商人经济侵略。晚清商会政策在贵州的贯彻执行,近代贵州商会产生。第二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建制层级结构、地区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在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贵州商会建制层级结构为总商会、分会、分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总商会被取缔,商会按照属地原则转变成地区商会,商会建制层级结构为商会、分所;以时空为维度,梳理地区商会时空分布。在时段分布上,晚清最少,北洋政府期间最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较少。空间分布上,黔北、黔东北、黔西北等地区商会分布较多,黔中、黔东南、黔西南等地区商会分布较少;分析商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认为商会分布不均加剧了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三章,阐述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的会员和执掌商会领导权的人员构成。在晚清时期,商会的会员是行会和商号。北洋政府时期,商会会员是行会和企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到全面抗战之前,贵州商会的会员是同业公会、企业和商店;全面抗战开始后,商会会员转为同业公会和企业;分析商会会员演变的政治经济原因;执掌近代贵州商会领导权的人员有绅商、工商业者和国民党党员,分析不同人员执掌商会领导权与工商业者自身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第四章,阐述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组织机构变化原因。在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贵州商会只有决策机构及负责处理商会日常工作事务的执行岗位。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贵州后,商会建立了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察机构,形成了“三权分立机构”;分析近代贵州商会机构演变的内外在原因。第五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近代贵州商会在运行机制上继承了行会的公推制、商议制和经费捐助制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建构了选举制、任期制、集体决策制和经费收支审计制度;分析贵州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家对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变迁的作用。第六章,梳理和分析近代贵州商会参与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活动及作用。分析认为商会广泛参与到融资,工业品市场开拓、创办发电厂、参加博览会、发行“商票”、贸易护送、稳定物价、调解会员间纠纷、提供市场信息、辅助农作物种植、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等农工商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推动了近代贵州地区经济的发展进步;商会参与兴办中小学、职业学校和报刊,推动了地区文化教育事业进步;商会参与修建铁路、桥梁、码头,组建消防、主导“真空期政务”,使得贵州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增加,地区交通条件改善,稳定了“真空期”政治秩序;商会参与救济灾民、难民以及困难弱势群体,补充了政府救济不足,推动地区慈善事业发展;商会参与抵制日货、发展国货、认购公债、分摊捐款、贯彻战时工商业政策以及慰问抗战将士和家属,减轻国民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增强了抗战的人力物力。
朱子静[6]（2017）在《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首先阐述了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董时进如何与农民问题发生关联。近代中国农民面临人地关系的日趋紧张,贫穷落后问题突出;农民在政治上力量弱小,而晚清时出现的农会未能担负起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实际代言人;不仅如此,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自然灾荒以及动荡不安的时局,都严重威胁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董时进作为“农之子”,一方面受到祖辈善于经营农业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另一方面天然地对农业发生兴趣,而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力量的弱小,进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困境,势必会激起他的一系列思考。董时进初涉农民问题的时机,正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界展开的关于“工农立国”的辩论。作为“农国论”的主要辩手,董时进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指导其一生思想的“大农国”理论。毫无疑问,如何破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贫穷是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通过“无时无地”的思考、观察、体验,他认为“人多地少”是制约农民贫穷的主要瓶颈。为打破这一制约瓶颈,他在1934年至1937年年底,担负江西农业院政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发表关于江西地区农业政策的文章,试图唤起人们改变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国的时代召唤下,董时进在家乡四川创办《现代农民》杂志,以刊物为阵地,将解决农民物质的匮乏,启发民治思想为宗旨,担负起培育现代农民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董时进利用掌握的农业专家人脉资源,在《现代农民》杂志上刊发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家关于农业知识的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以“浅说”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便于农民的阅读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救国的特殊时代环境中,他注重采用通俗的语言,激发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为国家捐献财物,让农民意识到自身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启发农民救国的同时,董时进十分关注国家政策对农民权益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他竭力反对政府强制打压价格,认为政府的做法打击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而且在百物价格皆涨的时期,唯独打压粮价,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时期,他继续完善了关于农业政策的思考,提出进取主义的新农业政策,打破粮食自给政策,主张农业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富强的重任。在注重探索农民经济贫困出路的同时,董时进不断认识到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同样应该引起重视,甚至认为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比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更急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董时进认为组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通过政党的形式培养农民的政治力的时机也已经到来。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宣告成立,选举董时进为党主席。中国农民党作为近代中国政党中的一个小党派,从建设性的立场出发,强调农村和城市平衡发展,发出农村不是城市的刮金板的呼声,要求政府尊重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些充满理性的政纲内容虽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与同时期各路学人只是从学术视野出发相比较,董时进显然在农民农村经济问题和农民政治权益的维护方面的思索和实践都更为深入。在规模和实力上,它自然无法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尽管如此,作为战后成立的一个主要以农业界人士领导的小型的政党,它的成立是董时进一生关于农民问题思考与实践的顶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董时进在战后对土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间内,他坚守土地私有制度的主要思考依据是:地主的土地是否是不劳而获所得;佃农制度是否具有明显的劣势;土地是否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平均分配后生产是否一定能够提高。董时进的这些思考意见,遭到了同时代的人士的谴责和嘲讽,但这些谴责和嘲讽很难说是从科学角度给予这些问题有力的反驳。如同近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不能昧于自己的良心,他最后一次将自己对土地问题的思考意见上书毛泽东,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本文的结论是:董时进农民思想的显着特征是将农业视为农民的职业,在这一基本认知前提下,借助进取主义农业政策和政党力量,继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入手,积极培育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的转化,既强调农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又强调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这些前瞻性的思考是其他各派农民思想中并不多见的。其思想价值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坚守“大农国”理论,抱定中国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不应以农民为牺牲品,而在其长期的与底层农民相处过程中,更进一步认识到农民要有出路,必须培养他们的政治力。
杨光华[7]（2016）在《迈向包容性合作：一个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与治理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农民合作中往往容易产生“大户”排斥或剥夺“小农”的问题。针对该问题及其原因,本文在全要素合作、多要素合作、全过程合作等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含义,创新性地提出了包容性合作。包容性合作包括参与包容与分配包容,其核心内容是平等参与和公平分享。文章以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背景和问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海南省琼中县的福岛橡胶合作社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运用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构建了包容性合作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第三、四、五章分别探讨了包容性合作的形成及发展,包容性合作的内部运行机制与对外交往协调机制。在论述包容性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时,先分别从内外因两方面展开,然后批驳了群体规模扩大会制约农民合作的观点。在论述包容性合作的内部运行机制中,深入地分析了民主管理实现的经济基础,利益共享的传统思想文化以及相应的支撑技术制度。另外,还对包容性合作的对外交往协调机制逐利和维权进行学理解释与论证。最后,归纳总结出以下结论。第一,保持自愿与开放是包容性合作形成及发展的基本条件。开放会扩大农民合作的规模,但规模扩大未必制约农民合作,利用分权和分层的方法可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农民合作应该保持和扩大开放。同时,包容性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要依靠农村精英的积极带动,又离不开外部的支持,尤其是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所以,国家和各级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和帮助包容性强的合作。第二,民主和共享是包容性合作的内部运行机制。民主管理是包容性合作的核心运行机制,它的实现是由生产要素投入分散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包容性合作中,还应该在民主基础上适当集中,也可以对民主管理的实施进行积极变通,以克服民主管理的不足。利益共享是包容性合作的激励机制。这种利益分配方式既要符合现代市场竞争的逻辑和规律,又要考虑到平均主义、互助互惠等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这样才能得到成员的普遍认可和欢迎。第三,逐利和维权是包容性合作的对外交往协调机制。正当逐利是包容性合作的对外交往法则,它容易得到广泛认可和支持,可以使合作形成内外支持结合的合力,促进包容性合作的持续和发展。维护广大成员的合法权益是包容性合作的对外协调机制。有组织的权变维权容易被接受和认可,实施“绩效”明显。此外,包容性合作具有很高的价值。它既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整合,能够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又容易获得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有利于改善乡村治理。当然,包容性合作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有限,对带头人的要求太高,这是包容性合作难以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胡雅琼[8]（2016）在《牵引共治：强国家下的城市社会发育 ——以思明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为案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政府推动下的城市社会发育为主题,以思明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为研究过程,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对思明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的生长机理及发展进程的考察,既向人们全景展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新进展、新经验,又阐释和说明在城市社会发育的空间、条件、价值与限度。并在此基础上回归理论,进一步探讨强国家下城市社会发育的新路径和中国经验。第一章“改革前奏”首先交代了“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接着描述了“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的由来。第二章聚焦政府,首先介绍政府改革的背景,接着展现了思明区政府是如何通过权力“瘦身”、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来实现自我转变的,最后,记录了思明区重构社会治理结构的举措和试验。第三章研究公众参与,全景展示共同缔造中公众参与的几种不同类型,即倒逼式参与、发展式参与、诉求式参与和互动式参与。第四章记叙了“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是如何把分散的社会再组织起来的。通过再造治理单元,实现社区的有效自治；在政府的推动下,通过培育和大力发展多层次多类型的社会组织,实现社会的有效参与；最后,在“共同缔造”中,居民自治逐渐发育,社会自主性开始萌芽。第五章是结论与讨论。首先总结了思明区共同缔造的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基本结论,最后对思明经验的限度做出说明。最后,通过对思明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的观察与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厦门市思明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是强国家下社会发育的中国经验。从内容上来看,思明区的共同缔造是一个增量累进的过程,在原有的社会治理的基础上展开新的突破,形成新的增长,对已有存量而言是一种扬弃。从过程来看,思明区共同缔造是政府推动下的社会参与,具有国家建构性。政府通过制定规划、出台文件、提供启动资金、宣传发动等方式,为改革提供制度保障和营造改革氛围。利用“决策共谋、发展共谋、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的理念,分散政府权力、引导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育和成长。与西方公民社会发育的路径不同,中国基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孕育”的产物。尤其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更具有国家建构和规划性变迁的特点。与中国农村社会发育亦有不同,“皇权止于县政”使得中国乡村社会长期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同时也造就了中国乡村草根自治的历史传统,且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村民自治的活力远高于城市居民自治。所以说,西方的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特色,而村民自治的经验也不完全适用于城市。可以说,思明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不但激活了沉睡已久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是国家政策在地方实践中的具体体现,还创造了一种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牵引共治,这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中国的新发展,也提供了一个强国家下社会发育的新路径。
杨静[9]（2015）在《桂中地区覃氏宗族文化变迁研究 ——以覃煖支系和覃大业支系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宗族作为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其发展趋势与变迁方式直接折射出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文章主要是对广西桂中壮族地区宗族文化及其变迁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桂中地区宗族组织的变迁趋势及其特点,力图展现当代社会宗族文化变迁的一种模式,从而了解近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对广西桂中壮族地区宗族组织的影响。全文共分七个部分,以广西桂中地区普遍存在的跨区域联宗组织和同姓宗亲会的发展与变迁为例进行分析,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论述桂中地区当代宗族文化变迁的问题。绪论主要介绍问题的缘起、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并对学术界关于宗族与宗族文化研究的相关背景进行梳理,以及介绍本研究的理论视野与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章总体概括了广西地区覃氏宗族的概况,及其两大宗族支系覃煖支系和覃大业支系的历史性记忆和物质化载体。第二章则是分析当代社会宗族组织出现的新形式：覃氏宗祠理事会和柳州弘勤民族文化研究会,来阐释宗族组织形式由保守转向自主公开的特点；第三章论述宗族活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发展的趋势,重新揭示宗族活动的意义；第四章从祭祖制度简化、族长权威淡化、助学制度全民化、族谱编写制度宽松化等现象,分析宗族制度由硬性强制转化为以软性教化为主的趋势；第五章从经济与权力方面分析宗族存在与发展的支撑性力量逐渐转变为以财富与权力的聚集为主的特点,并借以在“国家—宗族”的框架下,思考国家对宗族的管理策略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以及宗族是以何种“姿态”应对当代国家力量和社会文化对地方社会的渗透,以取得自身的存续与发展的机会；结论部分主要是对少数民族宗族文化与汉人社会宗族文化做出概括式的比较。本研究旨在分析在经济条件发展尚且不如东南发达地区的西南地区是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从而组建新的宗族组织,走上宗族复兴道路的；另一方面,论述当代社会宗族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跨区域的联宗组织或者同姓共祖的宗亲会形式,宗族存在趋向于一种经济性的联合体,而不仅仅是政治和文化上的联合体,体现出与弗里德曼在研究东南宗族组织时提出的政治性结盟的宗族组织不同的宗族组织形式——经济性结盟的宗族组织。纵观现代社会宗族组织的变迁历程,即使在以相同的姓氏作为标识和符号而形成的同姓共同体中,人们依然建构着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划分着情感归属,体现着宗族成员彼此之间的宗族认同和自我认同心理。同时,也全面地展示壮族地区具有民族性特征的宗族文化,为壮族地区宗族文化复兴和变迁提供一个研究案例。
许峰[10]（2014）在《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研究》文中认为贵州平均海拔1100米,主要由低山、宽谷和浅盆组成;贵州“地无三里平”,山原、山地约占贵州全省总面积的87%,丘陵占10%,盆地（坝子）、河谷台地和平原仅占3%。山地多而平地少,历史上粮食产区主要集中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平坝地区,耕地面积有限,“八山一水一分田”。贵州高原植被和土壤类型多样,为发展多种农林业经营提供了条件,但由于长期以来自然和人为因素水土流失、土性偏劣、熟化程度不高等现象较为普遍。尽管明代以来贵州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改进耕作制度与耕作技术,推广牛耕,改进农具,兴修水利、引进和推广新的作物品种等方面,但到了清末民初,西方现代农业科技传入中国,加快了中国农业近代化的步伐,然而在偏远的贵州山区,生产工具及技术继续维持原状,农业处于基本停止状态。同时,分析为什么贵州农业会在抗战时期迎来发展“黄金期”。一是国民政府和本省政府从政治的角度考量,特别重视战时农业的开发,为之提供了很多政策支持、经费支持和人才支持,二是前方战事的“军需”和内迁人口的“民用”对贵州农业提出了严峻要求,三是本省工矿业的发展对原材料的需求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开发体系的建立和农业普查的开展。前者包括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农业政策的制定。我们可以称之为农业开发的顶层设计。后者则是为了掌握贵州山地农业的基本状况,所进行的摸“家底”行动,这是技术本土化的重要前提。本文特别对省农改所的人员及其构成作了简要考察。平原型的农业技术“拿来”到山地型的贵州后,肯定有一个“水土不服”的过程。这就需要根据调查的结果对引进的改良种子进行区域试验,将适宜、高产、少病害的种子选出来。本章分别从粮食作物的育种试验、经济作物的育种试验和病虫害防治试验三个方面来展开。本文重点考察了如何把优选出来的良种送到乡下并被农民接受,这一过程称为“技术下乡”。这主要依靠农业推广人员尤其是县农业推广所的推广人员去完成这项工作。因此,首先就要完成推广员的训练和任用工作,试图建立一支稳定高效的推广员队伍。紧接着考察农业推广员所采取的主要的推广方法。再次,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试图回到推广现场去看看各推广主体在其间的心态和行为。至此,农业改进的“三部曲”已走完,这一流程表明,贵州传统的“经验型”农业开始向现代“实验型”农业转型。基于农业推广对土地资源提出的新要求,贵州省采取多种措施来增加种植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推广冬耕是以“时间换空间”,即提高复种指数,把冬季闲置的田地充分利用起来,种植冬作,如小麦、油菜等。垦荒则是扩大种植面积的传统手段,不过已经摆脱了过去“刀耕火种”式的垦荒。乡镇造产则是以增加乡镇财力推进新县制为目的的一种行为,一般有垦荒、春季造产（春耕）、冬季造产（冬耕）等形式。减糯增籼是将舍低产作物改种高产作物的一种方式,主要针对是黔东南民族地区的糯稻区。虽然少数民族爱吃糯食,但因糯稻产量低,故政府强制推行用籼稻替代糯稻,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解决灌溉问题,贵州省还进行了农田水利建设。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有几个特点:第一,虽然多河流,多地表水,却因喀斯特地貌而留不住水,因此,贵州的农田水利设施绝大部分是为灌溉而建,因排洪而建者极少;第二,贵州高原复杂的地质条件和农田分布的分散性,决定了贵州兴建大型农田水利设施的难度太大,故贵州的农田水利建设以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如筑堤、筑堰、挖塘、推广龙骨车水车等;第三,战时贵州修筑的几个大型农田水利工程,是贵州第一次采用现代工程技术,依据科学原理,遵循科学程序而建成的。农村合作金融为贵州农业开发所提供的资金支持。从机构上,建立了从中央、省、县、乡、（联）保的五级金融网,依托这一网络,将农贷资金输送到农民手中,用于生产性事业如赎地、购买农具、购买耕牛、购买种子、购买肥料等。这些低息的农业贷款资金流向农村,对缓解贵州农村金融枯竭、维持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高利贷的猖獗。但是,农村合作金融受益者大多为中等以上的家庭,而最需要贷款的低收入家庭,则较少或较难享受到合作金融的好处。最后,总结战时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的绩效与不足。通过案例和数据说明:这一时期贵州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发展质量得到较大提高,农民生活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这种这种高歌猛进的跨越式增长,是脆弱的增长,尤其是随着战事结束,人员、资金、技术的回流,对贵州农业造产重大挫折,故这一时期的农业开发对贵州摆脱农村经济的困境没有起到根本作用。
二、中国农村兴业工程理事会会员登记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农村兴业工程理事会会员登记表（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工会 |
| 1.2.2 工会会员与单位成员 |
| 1.2.3 互助互济 |
| 1.2.4 工会互助制度 |
| 1.3 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 |
| 1.3.1 理论基础:制度生成与变迁理论 |
| 1.3.2 解释框架:“结构—需求—制度”分析框架 |
| 1.3.3 论文篇章结构 |
| 1.4 研究对象情况介绍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意义 |
| 1.6.1 理论意义 |
| 1.6.2 现实意义 |
| 第2章 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国内文献回顾 |
| 2.1.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1.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1.3 互助价值传统与互助实践研究 |
| 2.1.4 工会互助保障研究 |
| 2.2 国外文献回顾 |
| 2.2.1 工会角色与组织运行研究 |
| 2.2.2 工会功能与改革研究 |
| 2.2.3 互助思想与互助组织研究 |
| 2.3 既有学术贡献与局限 |
| 2.3.1 学术贡献 |
| 2.3.2 研究局限 |
| 第3章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背景分析 |
| 3.1 制度下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催生互助“刚性需求”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水平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局限 |
| 3.1.2 单位制初期国有企业“纵横交错”管理体系下的工会组织 |
| 3.1.3 单位制初期的工会保障职能 |
| 3.2 组织反馈:单位成员团结模式的有机形塑 |
| 3.2.1 发挥工会“政治动员”组织者的作用 |
| 3.2.2 互助行为优化单位成员社会互动结构 |
| 3.2.3 集体主义思想成为单位体制时期价值取向 |
| 3.3 个体需求:满足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成员基本生活保障需求 |
| 3.3.1 脱离剥削性质的旧时民间借贷组织的需求 |
| 3.3.2 大量单位成员存在应急借款的需求 |
| 3.3.3 缓解单位成员家属“后顾之忧”的需求 |
| 第4章 计划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初样态” |
| 4.1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运行和功能 |
| 4.1.1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互助实践 |
| 4.1.2 工会互助制度的运行过程 |
| 4.1.3 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功能 |
| 4.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内容和特点 |
| 4.2.1 “互助储金会”——经济互助制度 |
| 4.2.2 “生活服务小组”——劳力互助制度 |
| 4.2.3 “思想互助小组”——思想互助制度 |
| 4.2.4 由“输血”到“造血”的互助基金会 |
| 4.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初样态”的行动回应 |
| 4.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4.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4.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4.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5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会互助制度的“新样态” |
| 5.1 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特点和功能 |
| 5.1.1 从路径依赖视角解析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 |
| 5.1.2 职工互助保障区别于商业保险的独特价值 |
| 5.1.3 互助制度助力工会打造全方位保障“品牌” |
| 5.2 YZ厂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表现形式 |
| 5.2.1 YZ厂参与职工互助保障的必要性 |
| 5.2.2 双轨互助制度并行的YZ厂特色 |
| 5.2.3 对制度目标和成效的认同激发参与动力 |
| 5.3 单位成员对工会互助制度“新样态”的行动回应 |
| 5.3.1 单位成员“支持型”行动 |
| 5.3.2 单位成员“妥协型”行动 |
| 5.3.3 单位成员“观望型”行动 |
| 5.3.4 单位成员“排斥型”行动 |
| 第6章 工会互助制度的变迁逻辑分析 |
| 6.1 宏观制度对中层赋能和个体需求的决定作用 |
| 6.1.1 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用 |
| 6.1.2 单位由行政性整合转向利益性整合 |
| 6.1.3 “国家—单位保障”进阶“国家—社会保障” |
| 6.2 中层赋能的“强化”促生互助组织新形态 |
| 6.2.1 向上贯彻:上级工会“在场”重塑互助边界 |
| 6.2.2 向下回应:发挥工会组织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 |
| 6.2.3 自我赋能:工会组织市场化“跨界” |
| 6.3 微观个体为宏观结构和中层赋能提供经验建构 |
| 6.3.1 “搭便车”的群体惰性助推互助行为制度化 |
| 6.3.2 “由借到挣”的行为逻辑嵌入互助基金会的运营理念 |
| 6.3.3 “风险自担”的制度常态激发工会互助保障的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工会互助制度生成的复合因素 |
| 7.1.2 工会互助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中层力量” |
| 7.1.3 工会互助制度的现实意义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受访者基本信息表(以访谈时间先后排序) |
| 附录3:《互助储金会组织通则》 |
| 附录4:《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章程》 |
| 附录5: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C市办事处开展的职工互助保障类型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在海口市长流镇的实践：成效、问题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的重点 |
| 1.4.2 研究的难点 |
| 1.4.3 研究的创新点 |
| 2 “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内涵、形成及其适用性 |
| 2.1 “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的内涵 |
| 2.1.1 “一核”:村党组织 |
| 2.1.2 “两委之一”:村委会 |
| 2.1.3 “两委之二”:村务监督委员会 |
| 2.1.4 “一会”:乡贤议事会 |
| 2.2 “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的形成 |
| 2.2.1 建省初建立“村两委”模式 |
| 2.2.2 2013年实施“村两委”+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三委”模式 |
| 2.2.3 2016年启动“一核两委一会”模式 |
| 2.3 “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的运行及特征 |
| 2.3.1 “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 |
| 2.3.2 “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的特征 |
| 2.4 “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的适用性分析 |
| 2.4.1 “一核两委一会”模式下农村公共产品(服务)的决策 |
| 2.4.2 “一核两委一会”模式下农村公共产品(服务)的供给 |
| 2.4.3 “一核两委一会”模式下农村公共产品(服务)的监督 |
| 3 长流镇实施“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的背景、现状与成效 |
| 3.1 长流镇实施“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的背景 |
| 3.1.1 长流镇的基本情况 |
| 3.1.2 长流镇推行“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的背景 |
| 3.2 长流镇实施“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的现状 |
| 3.2.1 长流镇村级基层领导班子配备情况 |
| 3.2.2 长流镇乡贤议事会运行情况 |
| 3.2.3 长流镇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运行情况 |
| 3.3 长流镇推行“一核两委一会”村级管理模式取得的成效 |
| 3.3.1 组织机构更加完善、运行更加合理 |
| 3.3.2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强化 |
| 3.3.3 弥补了基层人才短缺局面 |
| 3.3.4 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 |
| 3.3.5 推动农村乡风文明 |
| 3.3.6 助推农村小康进程 |
| 4 “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在长流镇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 |
| 4.1 长流镇推行“一核两委一会”村级管理模式存在的困境与问题 |
| 4.1.1 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弊端显现 |
| 4.1.2 农村社会活力不足 |
| 4.1.3 经济基础差,集体经济薄弱 |
| 4.1.4 村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尚未健全完善,乡村矛盾激发 |
| 4.2 长流镇“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实践存在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2.1 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惯性制约 |
| 4.2.2 宗族文化的影响 |
| 4.2.3 心理方面:因认知偏差所产生的心理负担 |
| 4.2.4 民主意识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
| 4.2.5 村民整体素质不高 |
| 4.3 长流镇“一核两委一会”村级管理模式实践的评价 |
| 4.3.1 总体来说对于基层治理结构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
| 4.3.2 形势艰巨,乡村治理任重道远 |
| 4.3.3 乡村振兴前景未来可期 |
| 5 完善海口市长流镇“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 |
| 5.1 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地位,村两委依法履行职能 |
| 5.1.1 树立党支部的威信 |
| 5.1.2 善于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农村基层党建中的难题 |
| 5.2 确保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党组织领导下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
| 5.2.1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
| 5.2.2 从监督机制入手确保村级民主监督的监督成效 |
| 5.2.3 从日常管理入手加强村务监督 |
| 5.3 探索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乡贤议事会组织 |
| 5.3.1 营造良好环境,发掘和培育乡贤 |
| 5.3.2 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提升乡贤议事能力 |
| 5.4 从切实为民入手,引导提升村民自治 |
| 5.5 完善“一核两委一会”的运行机制 |
| 5.6 制定乡村产业政策,促进长流镇外出劳动力回流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长流镇XX村乡贤议事会章程 |
| 附录2: 调研访谈提纲 |
| 附录3 |
| 致谢 |
（3）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论述思路与分析框架 |
| 四、主要学术创新与不足 |
| 五、资料述评 |
| 六、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战时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的形成 |
| 一、战前中国的垦殖政策与实践 |
| 二、积极救济方针的确立 |
| 三、难民移垦的决策过程 |
| 第二节 江西垦务的发展背景 |
| 一、江西的垦殖环境 |
| 二、战时江西的难民救济 |
| 第三节 江西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一、垦务的规划与设计 |
| 二、垦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三、“委员制”和“处长制”之比较 |
| 第二章 寓赈于垦——难民移垦事业的发轫 |
| 第一节 身份的转变:从难民到垦民 |
| 一、垦民的选收 |
| 二、垦民的人口学分析 |
| 三、垦民的给养 |
| 第二节 垦殖资金的筹措与使用 |
| 一、垦殖资金的筹措 |
| 二、垦殖资金贷放与监管 |
| 第三节 垦场的生产与经营 |
| 一、荒地调查与地权清理 |
| 二、集团合耕制的实施 |
| 三、从合耕制到分耕制——垦殖经营制度的变革 |
| 四、省营垦场的生产绩效 |
| 第四节 垦区社会事业 |
| 一、垦民教育 |
| 二、医疗与卫生 |
| 三、垦区安全建设 |
| 第三章 多头并举——难民移垦的普遍推行 |
| 第一节 战时各县垦务的实施 |
| 一、地方自治与各县垦务的推动 |
| 二、各县难民零块垦殖 |
| 第二节 救济粤东难民运动 |
| 一、赣粤合作,共济难民 |
| 二、移民垦荒,救扶并举 |
| 三、从难民到居民:庄义刊的难民生活 |
| 第三节 战时江西的民营垦殖 |
| 一、江西民营垦殖概况 |
| 二、战区难民移殖协会 |
| 三、民营垦殖之困 |
| 四、江西公私营垦殖绩效 |
| 第四节 垦务管理之弊 |
| 一、南丰康都场:营私舞弊,贻误生产 |
| 二、吉安大白垦殖场:亏空公款,卷款潜逃 |
| 三、管理员张一帆:以权谋私,垦务废弛 |
| 四、泰和沿溪渡垦殖场:挪用公款,冒名顶替 |
| 五、管理员王壮飞:假公济私,杀人灭口 |
| 第四章 国营垦务的实施及其政策调整 |
| 第一节 国营垦务的实施 |
| 一、农林部垦务总局的成立 |
| 二、战时国营垦务的推行 |
| 第二节 江西安福垦区的筹设与发展 |
| 一、安福垦区的筹设 |
| 二、垦民选收及其困境 |
| 三、垦民生活重建 |
| 四、垦区生产与经营 |
| 第三节 归于沉寂——难民移垦事业的结束 |
| 一、战时垦务重心的转移 |
| 二、安福垦区接收困局 |
| 三、农林部垦务总局的裁撤 |
| 四、江西难民移垦事业的归并与调整 |
| 第五章 战时的国家、社会与垦民 |
| 第一节 保甲制度的强行移植 |
| 一、民国江西保甲制度的实施 |
| 二、难民入垦与地方保甲的矛盾 |
| 三、垦民“特编保甲”的实施 |
| 四、尘埃落定——垦民保甲问题的终结 |
| 第二节 土客关系及其调适 |
| 一、土客矛盾的产生 |
| 二、土客冲突下的垦民与地方社会 |
| 三、土客关系的调适 |
| 第三节 垦民弃垦及其应对 |
| 一、垦民弃垦原因分析 |
| 二、垦务机关的应对 |
| 结语: 战时江西难民移垦的作用、特点及其困境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4）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民国工会研究述评 |
| 1.2 史料、概念与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第2章 发轫：合法工会的蜕变 |
| 2.1 民初工会崛起的背景 |
| 2.2 从行会到工会 |
| 2.3 自发与党治：工会形成的轨迹 |
| 2.4 国家与工会的沟通形式 |
| 第3章 组织活动与现代事业 |
| 3.1 工会的组织形态初建 |
| 3.2 工会活动家的产生 |
| 3.3 社会援助的开展 |
| 3.4 越界、混乱与新秩序 |
| 第4章 重构：制度塑造和组织实态 |
| 4.1 国民党工运的停顿与重整 |
| 4.2 党治与整理：过渡性的转换机制 |
| 4.3 表与里：制度话语与地方秩序 |
| 第5章 变革的张力、技术与向度 |
| 5.1 工会化测评(一) |
| 5.2 会结构的演变 |
| 5.3 职工会、总工会及厂工会 |
| 第6章 从“人”到“群”的互动空间 |
| 6.1 工会及会员 |
| 6.2 会务运行状况 |
| 6.3 有限的公共空间 |
| 6.4 文娱活动 |
| 第7章 特别系统：特种工会的组织形态 |
| 7.1 组织网络的合法扩展 |
| 7.2 会员划归：以海员工会为例 |
| 7.3 基层实态：以“分事务所”为例 |
| 第8章 劳资争议处理(上) |
| 8.1 日常处理形态 |
| 8.2 重大调处机制 |
| 8.3 合法工会的“强”、“弱”转移 |
| 第9章 劳资争议处理(下) |
| 9.1 工潮与政府因应 |
| 9.2 合法化行为：新新公司工潮案 |
| 第10章 转型：战时工会反思与调适 |
| 10.1 工会化测评(二) |
| 10.2 出会与入会：工会“同群感”的量度 |
| 10.3 “趋上”抑或“附下”：工会走向的论争 |
| 10.4 “工合”与工会：互通与问题 |
| 第11章 国家意志与工人意愿的折冲 |
| 11.1 从工人教育到工人训练 |
| 11.2 战时调适：示范、奖励与福利 |
| 11.3 法外空间：异化与抵制 |
| 第12章 复建：结构变革与角色困境 |
| 12.1 工会管理体制调适 |
| 12.2 工会化测评(三) |
| 12.3 地方工会的重组及运行 |
| 12.4 战后工会的权威关系 |
| 第13章 经济社会中的工会作为 |
| 13.1 劳工政策的进展 |
| 13.2 工会的政治参与：以选举为例 |
| 13.3 程序化的代理：从“规约”到“世俗” |
| 第14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近代贵州商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史料运用特点 |
| 四、拟突破的重要问题 |
| 第一章 近代贵州商会的缘起 |
| 第一节 西方商人组织对中国的渗透 |
| 一、西方商会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 |
| 二、晚清中央政府对西方工商经济及商人组织的模仿 |
| 三、中国地方工商业者对晚清商会政策的反应 |
| 第二节 贵州工商业者群体对晚清政府商会政策的响应 |
| 一、晚清贵州工商业与工商业群体 |
| 二、晚清贵州商会的建立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贵州商会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 |
| 第一节 总商会的兴建、发展及空间特色 |
| 一、总商会的兴建与演变 |
| 二、总商会的空间特色 |
| 三、从空间分布看总商会与分会的基本关系 |
| 第二节 贵州地区商会分布的区域特色 |
| 一、地区商会建立时间上呈现阶段性特征 |
| 二、地区商会空间分布特点 |
| 第三节 地区商会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 |
| 一、黔中地区 |
| 二、黔北地区 |
| 三、黔东北地区 |
| 四、黔东南地区 |
| 五、黔西南地区 |
| 六、黔西北地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贵州商会组织结构变化与近代化发展 |
| 第一节 商会会员变化看新经济因素的进入 |
| 一、商会团体会员由行会转为同业公会 |
| 二、商会个体会员“多层次”性 |
| 三、从会员变化看近代新经济因素对商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商会领导层人员构成的变化及特点 |
| 一、绅商执掌商会领导权体现了商会与传统社会割不断的联系 |
| 二、工商业者执掌商会领导权反应了工商业者自主意识不断提升 |
| 三、国民党党员执掌商会领导权体现出国家对工商业渗透的加强 |
| 四、从执掌商会领导权的人员变化看工商业者自身、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贵州商会机构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商会决策机构及职能的初建 |
| 一、会董会议为决策机构的初建 |
| 二、会董会议职能的初步确定 |
| 三、会董会议制下商会的运转 |
| 第二节 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机构的建立与机构职能的配置 |
| 一、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机构的健全 |
| 二、决策机构职能完善与执行、监督机构的职能建设 |
| 三、“三权”机构下商会的运转 |
| 第三节 商会机构及机构职能建设特点分析 |
| 一、近代贵州商会机构及职能建设受到政权变动的影响 |
| 二、近代贵州商会机构及职能建设受到工商业发展程度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贵州商会的运行机制演变 |
| 第一节 近代贵州商会内部运行机制的演变 |
| 一、商会对行会公推制、商议制、经费多源的继承(1905—1931) |
| 二、工商业发展对“公推”、“商议”、经费捐助制的破坏 |
| 三、商会建设选举与任期、集体决策、监管和经费收支管理等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贵州商会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维护工商业群体的共同利益成为商会间互动的基础 |
| 二、抵制经济勒索、联合打假、传递市场信息、通报组织构成外部运行方式 |
| 三、商会间外部运行促进商会网络职能的发挥与地区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贵州商会内部运行机制变化分析 |
| 一、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制约着贵州商会运行机制的演变 |
| 二、政权变更推动着近代贵州商会运行机制的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贵州商会与地方社会互动 |
| 第一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经济 |
| 一、发展近代工商业 |
| 二、辅助农业发展 |
| 三、整顿市场秩序 |
| 第二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文化 |
| 一、兴办中小学 |
| 二、发展同业教育 |
| 三、创办报纸 |
| 第三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社会 |
| 一、参与交通建设 |
| 二、发展消防事业 |
| 三、主导政权“真空期”政务,维护公共安全 |
| 四、参与慈善事业 |
| 第四节 近代贵州商会与贵州政治 |
| 一、抵制日货与发展国货 |
| 二、认购公债与分摊捐款 |
| 三、贯彻战时工商业政策 |
| 四、开展劳军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概念解释 |
| 四、研究重点、难点 |
| 五、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董时进的“农缘” |
| 一、近代中国农民问题 |
| (一) 农民经济的落后 |
| (二) 农民政治力量的弱小:利益代言人角色之失缺 |
| (三) 农民生存社会环境的恶化 |
| 二、董时进的“农缘” |
| (一) 家乡:新旧交替之际的传统农业区 |
| (二) 家庭:善于经营农业的殷实人家 |
| (三) 个人机缘:农趣日增 |
| 第二章 北洋时期董时进的大农国理论 |
| 一、近代中国农学教育的兴起 |
| 二、“要使劳力用于报酬最厚的地方” |
| (一) “兴农”更迫切的时代舆论 |
| (二) “困农民即所以危国本” |
| (三) “董恽之争” |
| (四) 《食料与人口》 |
| 三、大农国理论 |
| (一) 与章士钊形似神异:被误解的后“甲寅派” |
| (二) 大农国理论 |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董时进对农民农业出路的探索 |
| 一、农村合作对于农民之重要 |
| (一) 提倡合作事业 |
| (二) 开设农村合作教学 |
| (三) 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农村合作》 |
| (四) 对“自上而下”合作运动的意见 |
| 二、调查、研究与讨论 |
| (一) “农村朋友”协助下的大样本抽样调查 |
| (二) 学术着作:《中国农业经济学》 |
| (三) “旅行”、“居住”式考察中加深认识 |
| (四) 与吴景超关于“农业机械化”论争 |
| 三、农业学术与农业建设冶为一炉之实验:创办江西农业院 |
| (一) 江西农业院的创办 |
| (二) 《江西农讯》中的思想 |
| 第四章 农民与救国: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思想和实践 |
| 一、要解决平民生计问题,必须赶办平民教育 |
| 二、创办启发农民现代化的杂志 |
| (一) 《现代农民》杂志的创办 |
| (二) 如何利用刊物以及通过政府力量扩大销量 |
| 三、抗战救国中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
| (一) 动员农民积极抗战 |
| (二) 反对政府抑制粮价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
| (三) 要求政府修订农民节 |
| (四) 屡次呼吁合作社不应该为外人包办 |
| (五)农民民治思想之启蒙 |
| 四、“现代农民”之榜样:董时进创办大新农场 |
| 五、极力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一) 运动设置农务部 |
| (二) 鼓吹农政机构合理化 |
| 六、进取主义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一) 新农业政策的依据 |
| (二) 新农业政策主要内容 |
| (三) 新农业政策与国家国防之关系 |
| 第五章 农民与建国:组建中国农民党及坚定土地私有政策 |
| 一、中国农民党成立之前奏 |
| (一) 董时进等积极壮大农协会力量与政府之忽视 |
| (二) 《现代农民》读者之呼声:成立农民的政党 |
| 二、利用政治力量维护农民权益:董时进组建中国农民党 |
| (一) 加强农民政治力量的重要及加入中国农民党的手续 |
| (二) 农民党的政治活动及对政府的监督批评 |
| (三) 农业界知识分子与中国农民党的互动 |
| (四) 社会舆论下中国农民党的定位:农民职业的政党 |
| 三、董时进关于土地私有政策的思考 |
| (一) 地主是否应该一律盲目被打倒 |
| (二) 佃农的效率是否劣于自耕农 |
| (三) 二五减租是否能够促进生产事业 |
| (四) 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 |
| (五) 土地改革争议达到沸点状态下的不时髦之音 |
| 结论 |
| 一 国家现代化建设视野下董时进农民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二 代言人角色之尴尬:董时进培育现代农民的现实困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迈向包容性合作：一个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与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农民合作的研究进展 |
| (一) 农民合作的形式 |
| (二) 农民合作形成的学理解释 |
| (三) 农民合作的影响因素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 个案研究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三) 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工作 |
| 四、核心概念、研究思路及分析框架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 五、核心案例所在区域及相关产业概况 |
| (一) 琼中县及橡胶产业概况 |
| (二) 天然橡胶生产经营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背景及问题 |
| 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 |
| (一) 联产承包制的推广为农民合作创造了条件 |
| (二) 家庭生产经营的不足使农民合作成为迫切需要 |
| 二、农村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限制取消使农民合作成为可能 |
| (二) 农产品的限制取消使农民合作成为可能 |
| (三) 农村市场体系的完善需要农民合作 |
| 三、农民分化与资源禀赋差异 |
| (一) 农民的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化 |
| (二) 农民的资源禀赋差异 |
| 四、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问题 |
| (一) 设立门槛,排斥小农参加合作 |
| (二) 大户控制,排斥小农参与管理 |
| (三) 虚化异化,排斥小农获取公共资源 |
| 第三章 自愿与开放:迈向包容性合作 |
| 一、保持自愿与开放:包容性合作的形成 |
| (一) 国家推动包容性合作的形成 |
| (二) 包容性合作的形成 |
| (三) 农村精英带动是包容性合作形成的关键 |
| 二、扩大开放与规模:包容性合作的发展 |
| (一) 包容性合作的发展 |
| (二) 推动包容性合作发展的精英团队 |
| (三) 国家支持包容性合作的发展 |
| 三、分权和分层:规模扩大未必制约农民合作 |
| (一) 小规模的农民合作容易形成和持续 |
| (二) 规模扩大未必制约农民合作 |
| (三) 小结 |
| 第四章 民主与共享:包容性合作的内部运行机制 |
| 一、民主管理是包容性合作的核心运行机制 |
| (一) 包容性合作的民主管理 |
| (二)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包容性合作中的权威与秩序 |
| 二、民主管理的经济基础:生产要素投入分散 |
| (一) 理论分析:生产要素投入分散是民主管理的经济基础 |
| (二) 案例比较:生产要素投入分散是民主管理的经济基础 |
| (三) 小结 |
| 三、利益共享是包容性合作的有效激励机制 |
| (一) 包容性合作的利益分配和共享 |
| (二) 利益共享的传统思想:平均主义 |
| 四、培训、现代化技术和管理制度促进民主与共享 |
| (一) 加强成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其民主意识和合作技能 |
| (二) 利用现代化技术,实现民主管理和利益共享 |
| (三) 实施现代管理制度,改善民主管理和利益共享 |
| 第五章 逐利与维权:包容性合作的对外交往协调机制 |
| 一、正当逐利:包容性合作的对外交往法则 |
| (一) 包容性合作的正当逐利 |
| (二) 正当逐利促进包容性合作的持续和发展 |
| 二、维护成员权益:包容性合作的对外协调机制 |
| (一) 包容性合作中的成员权益维护 |
| (二) 政府与成员权益维护 |
| (三) 有组织的权变维权促进包容性合作的持续和发展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迈向包容性合作 |
| 一、包容性合作的发展与治理机制 |
| (一) 保持自愿与开放是包容性合作形成及发展的基本条件 |
| (二) 民主和共享是包容性合作的内部运行机制 |
| (三) 逐利和维权是包容性合作的对外交往协调机制 |
| 二、包容性合作何以可能 |
| (一) 农村精英的积极带动是关键 |
| (二) 国家的引导和支持是重要条件 |
| 三、包容性合作的价值和限度 |
| (一) 包容性合作的价值 |
| (二) 包容性合作的限度 |
| 四、可能的理论创新及研究的不足 |
| (一) 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 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B 福岛橡胶合作社的部分资料 |
| 致谢 |
（8）牵引共治：强国家下的城市社会发育 ——以思明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为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主题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主题 |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
| (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综述 |
| (二) 有关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综述 |
| (三) 有关地方政府治理的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个案概况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个案概况 |
| 第一章 改革前奏：思路在哪里 |
| 一、厦门印象 |
| (一) 区位优势 |
| (二) 改革的“试验田” |
| (三) 厦门人的性格 |
| (四) 组织传统 |
| (五) 规划变迁 |
| 二、改革一触即发 |
| (一) 老厦门遭遇新挑战 |
| (二) “美丽厦门”的机遇 |
| (三) 路在何方 |
| 三、契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 |
| (一) 推动者 |
| (二) “可不是拍脑袋做出来的” |
| (三) 先试先行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革新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 |
| 一、政府的困惑：做还是不做 |
| (一) 一切找政府 |
| (二) 做得越多,抱怨越多 |
| (三) 在分化中激化矛盾 |
| 二、转变：轻装上阵 |
| (一) 权力“瘦身” |
| (二) 让市场走向“前台” |
| (三) 竞争性政府 |
| 三、重构：各归其位 |
| (一) 当好“掌舵者” |
| (二) 破冰之举 |
| (三) 议行分设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公众参与：小而有力 |
| 一、倒逼式参与 |
| (一) 格格不入的小区面貌 |
| (二) 从“你建我看”到“共建共管” |
| (三) “要和140号一样好” |
| 二、发展式参与 |
| (一) 瓶颈 |
| (二) 利益博弈 |
| (三) 软法之治 |
| (四) 小渔村的蜕变 |
| 三、诉求式参与 |
| (一) 老街坊想住“新小区” |
| (二) 寻找共同利益 |
| (三) 对症下药 |
| 四、互动式参与 |
| (一) “明星社区” |
| (二) 光环之外 |
| (三) 纽带 |
| (四) 回应与回馈 |
| (五) 互动升级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把社会再组织起来 |
| 一、再造治理单元 |
| (一) 从单位到社区 |
| (二) 自治下沉 |
| (三) 依巷而治 |
| (四) 商圈共治 |
| 二、培育和发展多层次多类型社会组织 |
| (一) 政府扶持 |
| (二) 城市义工在行动 |
| (三) “班班有个图书角” |
| (四) 社区“关爱中心” |
| 三、社会自主能力的发育 |
| (一) “共同缔造工作坊”的诞生 |
| (二) 业主自治 |
| (三) 三个关键因素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研究发现 |
| 二、牵引共治：强国家下社会发育的中国路径 |
| 三、思明经验的限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调查日记 |
| 附录二：经验总结材料 |
| 附录三：改革方案 |
| 附件四：调研汇报信 |
| 致谢 |
（9）桂中地区覃氏宗族文化变迁研究 ——以覃煖支系和覃大业支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论文选题来源 |
|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 关于宗族与宗族文化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 国外学者的中国宗族研究 |
| 2. 国内学者宗族研究 |
| (四) 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 |
| 1. 理论视野 |
| 2. 研究方法 |
| 一、调查区域的研究背景 |
| (一) 桂中地区覃氏宗族概况 |
| (二) 象州马坪覃媛支系 |
| 1. “蚂蚁坟” |
| 2. 祠堂与宗庙 |
| 3. 族谱 |
| 4. 香火堂堂号 |
| (二) 柳江凤山覃大业支系 |
| 1. 祠堂 |
| 2. 族谱 |
| 3. 香火堂堂号 |
| 二、宗族组织的变迁：由保守到自主公开 |
| (一) 宗族族长与宗祠理事会 |
| (二) 柳州弘勤民族文化研究会 |
| 三、宗族活动的变迁：由单一性到多样性 |
| (一) 联宗 |
| 1. 共用一谱 |
| 2. 共祭一祖 |
| (二) 覃氏企业发展座谈会 |
| (三) 拜访文化界覃氏知名人士 |
| (四) 企业助学活动 |
| (五) 休闲娱乐活动 |
| 四、宗族制度的变迁：由硬性强制转向软性教化 |
| (一) 祭祖制度简化 |
| 1. 祭祖程序简单化 |
| 2. 祠堂的功能性作用减小 |
| 3. 宗法制度的强制力减弱 |
| 4. 女性参与祭祖活动 |
| (二) 族长权威淡化 |
| 1. 族长处理村务权力变小 |
| 2. 族长处理族内外矛盾的权限变小 |
| 3. 族长掌管族谱的权力变小 |
| (三) 助学制度全民化 |
| 1. 成立助学奖励基金会 |
| 2. 公益性质捐款 |
| (四) 族谱编写制度宽松化 |
| 1. 编写族谱加强社会联系 |
| 2. 族谱内强调现代家庭伦理 |
| 3. 入谱资格与入谱对象变更 |
| 五、宗族支撑力量的变迁：权力与财富的聚集 |
| (一) 宗族组织者身份社会化 |
| 1. 国家权力在场：退休干部 |
| 2. 运行主体构成：商业界人士 |
| 3. 民间主导力量：“文化人” |
| (二) 经济支柱来源多渠道化 |
| 1. 企业集资 |
| 2. 乡民募捐 |
| 3. 成立助学奖励基金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田野调查照片 |
| 附录(二) 覃氏“蚂蚁成坟”的民间传说 |
| 附录(三) 覃氏宗亲联谊会参加三江助学活动 |
| 附录(四) 清明祭祖活动流程 |
| 附录(五) 成立广西覃氏商会倡议书及入会申请表格 |
| 读硕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10）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旨趣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与重难点问题 |
| 五、框架结构与主要内容 |
| 六、主要史料及利用介绍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贵州山地自然条件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明代以来贵州农业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抗战军兴与贵州山地农业开发 |
| 第二章 健全农事机构,开展农业调查 |
| 第一节 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的成立 |
| 一、职责和任务 |
| 二、组织机构沿革 |
| 三、人员的构成和选任 |
| 四、经费来源 |
| 第二节 县农业推广所的设置 |
| 第三节 其他农事机构的设立 |
| 一、区农场 |
| 二、农会 |
| 三、省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等 |
| 四、完备的农业推广体系——横向与纵向的比较 |
| 第四节 开展农业调查 |
| 一、调查的步骤 |
| 二、调查的内容 |
| 三、调查的特点 |
| 第三章 引进现代农技,提高农产质量 |
| 第一节 粮食作物的育种试验——以水稻、小麦为例 |
| 一、水稻育种试验 |
| 二、小麦育种试验 |
| 第二节 经济作物的育种试验—以烟草、棉花为例 |
| 一、烤烟育种试验 |
| 二、棉花育种试验 |
| 第三节 病虫害防治试验 |
| 第四章 加强农业推广,促进技术下乡 |
| 第一节 推广人员的训练与任用 |
| 一、推广人员的素质要求 |
| 二、训练之目的 |
| 三、人员的招考 |
| 四、训练的内容 |
| 五、训练人员之任用及待遇 |
| 第二节 农业推广的主要方式 |
| 一、培训式推广 |
| 二、示范性推广 |
| 三、竞赛式推广 |
| 四、合作式推广 |
| 五、走访式推广 |
| 六、传媒型推广 |
| 第三节 “技术下乡”的宏观观察——以小麦推广为例 |
| 第四节 “技术下乡”的微观观察——基层推广员眼中的推广现场 |
| 第五章 开发土地资源,提高利用价值 |
| 第一节 推广冬耕 |
| 第二节 号召垦荒 |
| 第三节 乡镇造产 |
| 一、乡镇造产及其异化 |
| 二、乡镇造产与农业开发 |
| 三、乡镇造产的流弊和式微 |
| 第四节 减糯增籼 |
| 第六章 兴修农田水利,开发水利资源 |
| 第一节 贵州自然灾害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战时贵州农田水利事业概述 |
| 第三节 战时贵州农业水利工程的兴修 |
| 一、各县对兴修水利的态度及省农贷会的原则 |
| 二、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 |
| 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 |
| 四、战时兴办农田水利工程的局限 |
| 第七章 力促农贷事业,激活农村金融 |
| 第一节 战时贵州农村金融网的建立 |
| 第二节 贵州省农村合作金融与农业开发 |
| 一、合作社资金来源与经营情况 |
| 二、合作金融教育 |
| 三、合作金融如何下乡——一个农贷机构职员的观察 |
| 四、合作金融的几个特点 |
| 五、合作社借款用途 |
| 六、合作金库的汇兑业务 |
| 第三节 战时农村合作金融的衰落 |
| 一、贵州农村合作金融的显着成效和迅速衰落 |
| 二、贵州农村合作金融的弊端 |
| 第八章 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的绩效与不足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的绩效评估 |
| 一、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 |
| 二、贵州农业发展质量的提高 |
| 三、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的不足之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中国农村兴业工程理事会会员登记表（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工会互助制度的生成与变迁研究 ——基于YZ厂的实证分析[D]. 穆希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一核两委一会”村级治理模式在海口市长流镇的实践：成效、问题与对策[D]. 蔡雨琪. 海南大学, 2019(05)
- [3]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D]. 卫平光. 南京大学, 2019(01)
- [4]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 [5]近代贵州商会研究[D]. 王建. 云南大学, 2018(04)
- [6]董时进农民思想研究[D]. 朱子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7]迈向包容性合作：一个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与治理机制研究[D]. 杨光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8]牵引共治：强国家下的城市社会发育 ——以思明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为案例[D]. 胡雅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6(12)
- [9]桂中地区覃氏宗族文化变迁研究 ——以覃煖支系和覃大业支系为例[D]. 杨静.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8)
- [10]抗战时期贵州山地农业开发研究[D]. 许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