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茶叶市场产品七成不合格（论文文献综述）
李立朋[1]（2021）在《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及其对绿色生产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绿色生产是生产力发展结果,加快推广绿色生产不仅是有效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应对资源趋紧及环境承载压力的科学手段,也是实现乡村经济与生态协同振兴的可行路径。然而,尽管政府付出大量人力、物力等资源,绿色生产普及的微观基础农户绿色生产效果仍不甚理想,主要表现为农户对绿色生产较为排斥或冷漠、实施绿色生产农户比例偏低与绿色生产规模偏小。相较于以前统一制定、统一颁布、统一实施的整体性农业发展规制,近年来,针对特定区域、特定产业、特定种类的农产品地理标志逐渐受到重视。这是主要是因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相契合,能将区域品牌建设与农产品质量、产地环境的区域规制结合,引导域内农户按照统一程序、统一标准进行生产。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推动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的属地政府地理标志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外部机制,其从中宏观到微观、从心理到行为过程需要信任转化才能对农户绿色生产施加影响。由此引出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受何种因素影响;第二,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作用如何。基于已有文献,本文首先界定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农户绿色生产等内涵外延,梳理农户行为理论、农业技术扩散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政府信任形成理论、信任—合作理论等相关理论,阐述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及其对绿色生产作用机理;其次,构建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各维度指标测度体系、设计农户绿色生产表征变量;再次,采用2020年7-8月在陕西、四川、安徽三省地理标志茶区953份农户调查数据构建有序Probit模型、断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绿色生产规模的非线性作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地理标志发展与农业绿色转型的制度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各维度影响因素存在共性与差异,且社会互动可通过地理标志政策制度绩效间接作用于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政府工作人员互动、公平性、可接受性、生活满意度、政府态度、政府服从性、普遍信任对农户公正信任、善意信任、能力信任的影响显着且作用同时为正,亲朋互动、经营规模对农户公正信任、善意信任、能力信任的影响显着且作用同时为负。村干部互动对农户能力信任、善意信任影响显着且同时为正,家庭经济地位对农户能力信任、善意信任影响显着且同时为负,互联网互动对农户公正信任、能力信任影响显着且同时为负,务农人数、公共事务参与热情对农户公正信任、善意信任影响显着且同时为正。执行力仅对农户能力信任有显着正向影响。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村干部互动可通过塑造制度绩效中执行力、满意度间接增进农户公正信任、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政府人员互动可通过塑造制度绩效的公平性、可接受性、执行力、满意度间接增进农户公正信任、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2）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存在非线性作用且受多个变量的调节。公正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影响的总效应呈显着的U型关系,即随着公正信任提升,农户绿色生产次序先下降后上升。能力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影响的总效应呈显着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能力信任水平提升,农户绿色生产次序先上升后下降。善意信任及其平方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的作用均未能通过显着性检验。进一步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当家庭技术地位更高时,公正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的负向影响更弱,且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平缓;当家庭经济地位更高时,公正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的负向影响更强,且U型关系的走势也比较陡峭。当经营规模更大时,公正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的负向影响更强且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陡峭,能力信任与农户绿色生产次序的倒U型关系走势也更陡峭;当茶叶收入占比更高时,公正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的负向影响更小,且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平缓。（3）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规模存在非线性作用且受多个变量的调节。生物农药施用规模方面,公正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规模影响的总效应呈显着U型关系,即随着公正信任提升,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规模先下降后上升;善意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规模影响的总效应呈显着倒U型关系,即随着善意信任水平提升,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规模先上升后下降;能力信任及其平方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规模影响不显着。进一步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当家庭技术地位更高时,公正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规模的负向影响更弱且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平缓,善意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规模的正向影响更弱且倒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平缓;当家庭经济地位更高时,能力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规模的正向影响更弱且倒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平缓,善意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规模的正向影响更强且倒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陡峭。物理防治规模方面,公正信任对农户物理防治规模影响的总效应呈显着U型关系,即随着公正信任提升,农户物理防治规模先下降后上升;善意信任对农户物理防治规模影响的总效应呈显着倒U型关系,即随着善意信任水平提升,农户物理防治规模先上升后下降;能力信任及其平方对农户物理防治规模影响不显着。进一步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当家庭技术地位更高时,公正信任对农户物理防治规模的负向影响更强且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陡峭,善意信任对农户物理防治规模的正向影响更强且倒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陡峭;当经营规模更大时,公正信任对农户物理防治规模的负向影响更强且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陡峭。当茶叶收入占比更高时,公正信任对农户物理防治规模的负向影响更弱且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平坦,善意信任对农户物理防治规模的正向影响更弱且倒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平缓。有机肥施用规模方面,公正信任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规模影响的总效应呈显着U型关系,即随着公正信任提升,农户有机肥施用规模先下降后上升;能力信任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规模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农户能力信任水平提升,其有机肥施用规模先上升后下降;善意信任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规模影响的总效应呈显着倒U型关系,即随着善意信任水平提升,农户有机肥施用规模先上升后下降。进一步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当家庭经济地位更高时,能力信任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规模的影响更强且倒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陡峭;当经营规模更大时,善意信任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规模的正向影响更弱且倒U型关系的走势也比较平缓;当茶叶收入占比更高时,公正信任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规模U型关系的走势也更陡峭。秸秆还田规模方面,能力信任对农户秸秆还田规模影响的总效应呈显着倒U型关系,即随着能力信任水平提升,农户秸秆还田规模先上升后下降;善意信任及其平方、公正信任及其平方对农户秸秆还田规模影响不显着。进一步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村庄家庭技术地位、家庭经济地位、经营与规模、茶业收入占比均无法在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各维度与农户秸秆还田规模间发挥有效调节作用。
宋子昕[2]（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陶庆会,杨雪,宋玉洁,金俊阳[3]（2021）在《2017～2019年全国食品安全抽检情况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对2017～2019年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数据进行梳理、挖掘和深度分析,找出潜在风险、预测风险变化趋势,以期为监管部门制定监督抽检计划、确定监管重点提供参考依据,为企业进行风险排查和自我风险防控提供指导。分析发现,主要存在的风险为微生物污染、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和质量指标问题,累计占不合格项次总数的73.57%;风险较高的产品包括方便食品、冷冻饮品、食品相关产品等共10大类,不合格率均在2.5%以上,抽样数占样本总数的42.34%;每年二季度食品安全风险明显高于其他季度;产地为广西的产品风险最高,不合格率为6.08%。结果表明,近三年食品安全整体形势较好,总体不合格率为1.94%,但在一些品类、指标、产地上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监管部门需要进行重点关注。
廖新有[4]（2020）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践研究 ——以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而提高农民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为此,我国从2013年开始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阵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应发挥重要作用,对其作用、成效、经验、问题等需要认真总结。因此,本文以广东省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为案例,对国内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现状、模式、问题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关对策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参考。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主要为各县（市）举办,与地方产业结合紧密,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中具有天然地理优势。我国从2013年起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作,截止2019年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由农业农村部评选出的新型职业农民十大培养模式在全国推广,提高了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质量;广东省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作中探索出以电商、互联网为代表的主要培养模式。英德职校开展了学历型、技能型、现代学徒制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作,在2015-2019年共招收、培养畜牧兽医、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新型职业农民712人;开办的23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中共招收学员1673人,全部圆满结业。英德职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带动地方农业经济发展,实现乡村脱贫致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中还存在问题主要有:涉农专业招生困难,毕业生工作稳定性不高;课程设置不科学,教学方法单一;师资队伍水平需要提高,教学设备落后,实训场室紧缺;参培学员遴选相对困难,参培积极性不高;政策支持不够等。提出解决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农民困难的建议主要有:完善各项培养制度;提高培养单位专业建设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创新培养模式,特别是推广现代学徒制模式;加强培养效果的宣传力度等。
陈添翼[5]（2020）在《清代民国时期账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账局萌芽于明末,成熟于康乾之际。账局兴衰发展的演变轨迹,可以窥探到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实际。账局的兴起、发展与全国商品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长途贩运、汉蒙民族贸易与恰克图贸易的兴起,扩大了商业对资金的需求。同时,京债经营机构、印局、当铺等其他金融机构,为了满足扩大了的商业需求开始扩充业务,向工商业放款,当对工商业放款在其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时,账局经营必将走向专业化、专门化。账局专门从事辅助商业周转的金融借贷,以获取利息为主要目的,为商业运转提供资金支持。账局作为独立的行业分享了商业的部分利润。账局的制度设计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量身定制,并不适应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因而其被社会淘汰成为必然。账局的组织制度与经营管理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账局的组织管理采用合伙制,账局由银股（钱股）和身股（人力股）两部分构成,银股和身股按股俸共享经营所得利润。账局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以完全分离为主,但不排除不完全分离的情况存在。在账局经营中银股负无限责任,而身股在营业亏累时,无分红可分,但每年仍可支取一定的应支银,负有限责任。账局的原始资本主要来源于商人与商号以及官僚等,其经营资本主要来自股东投入的原始本银以及对外吸收的存款。账局的利润来源以出放借款所得利息为主,对外投资其他商号的分红与应支、银两的平色余利收入、银钱买卖收入、汇费及兼营其他商业的收入,占据一定的比例。在账局盈利情况下,支出结构中营业性支出所占比重较大,经营性支出的比重相对要小些,反之则出现亏损。而疲账撇除所占比例影响账局的盈利情况。在正常情况下,账局的资本收益率大致在10%——20%之间。账局有限地吸收存款,以放款的出放量为标准,量出为入,当贷款放不出去时,即使是相熟客户,也会催促其将存款取回。其存款的主要来源为确实进行工商业经营的商人或商号。账局吸收存款要与客户开立约、票、帖、凭折等凭证,甚至业务往来频繁的相熟客户,不需开立何凭证,只需登注入双方账簿上即可。账局并未发展到将民间社会闲散资金以存款的方式吸纳组织起来,做为金融资本借贷给工商业运营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质上,账局是中国银行的早期阶段。账局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进行放款,商号组织均为无限责任制,商号股东的资产均可作为贷款偿还的来源。账局对放款严格管理,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客户的动态信息,以真实的商品交易为背景的商人或工商业字号为主要放款对象等因素,决定了账局采用信用放款的可行性及稳定性。账局自成立伊始就专门为工商业运行融通资金,进而开展了借贷业务,并在其基础上扩展业务,为与之有业务往来的商号进行债权债务清算服务。其清算方式可以通过账簿直接拨兑,也可以通过信札下达支付命令。账局的清算主要在同时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商号间进行,这与上海钱庄的结算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账局是地方化、区域化的民间金融机构,其对外存放款遵循当地金融市场的借贷习惯。
卫平光[6]（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文中提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大量难民自战区逃出,汇聚后方各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给脆弱的战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难民在逃亡过程中,因战争、饥饿、疾病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下滑,军糈民食发生严重困难。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是收拢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抗敌的需要。国民政府迅速对难民实施救济,协助其撤退到后方安全区域,逐步确立“寓救济于生产”的方针,安排难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以促使难民尽快自给自足,减少消耗。在众多救济难民的措施中,难民移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战时中国工业不甚发达,荒地比比皆是。比较而言,垦荒无需特殊技能,能容纳大量人口,且农耕生活也更加稳定持久。国民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生活问题,确定以垦荒为配置难民的中心工作。1938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战时难民移垦事业正式启动。行政院指定中央振济委员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组成“中央主管垦务机关”,负责移送难民垦荒。“中央主管垦务机关”一方面制订政策法规,直接筹设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垦荒;另一方面督导各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国营垦区制度是国民政府为救济难民,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屯垦制度基础上,参考苏联集体农场的做法,创立的新型垦殖经营模式。为了协助难民发展生产,国民政府给予移垦难民许多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提供大量生产和生活资金。其中,生活费为无息贷款,生产费为长期的低息贷款;移垦难民免除3年兵役;垦民将所分配荒地开垦后,取得永久耕作权,免交土地税5-8年,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鼓励和督促下,难民移垦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经营模式。国营垦场由国民政府主办,省营垦场由各省政府主办,两者统称公营垦场,资金由政府统筹。民营垦场由难民组织、慈善团体或者农业公司等主办,资金主要靠自筹解决。江西难民移垦起步较早,组织有序,成效显着。1938年7月,江西省政府成立垦务处,负责江西难民移垦工作。省垦务处主要在荒地面积较大区域筹设垦场（省营垦场）,以便集中安置难民,实施规模经营。省营垦场采取集团农场制经营,其特征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合作经营、共同分配。集团农场制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大规模集团化生产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团农场制有合耕制和分耕制两种模式,省垦务处初期采用集团合耕制,后因弊端较多而改为集团分耕制。在督促垦区生产的同时,省垦务处还在各垦场设立诊所,筹办垦民学校,训练垦民壮丁,建立垦区防卫武装。省垦务处通过改变垦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激发垦民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抗日情绪,提高垦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垦民的生活环境。江西有大量零星荒地因不适合筹设垦场而闲置,省垦务处也无力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全部组织垦荒。为此,省振济会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难民,移送各县开垦零星荒地。省振济会所举办难民移垦以分散垦殖为原则,不集中设立垦场,不成立专门管理机关,难民编入各区乡镇保甲管理。江西难民零块垦殖主要由省振济会负责实施,省垦务处负责技术指导,各县政府负责荒地勘查、划拨、垦民管理和给养筹措。与此同时,各难民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陆续组织难民垦荒自救。民间团体移送难民垦荒,须向省垦务处登记,接受省垦务处的管理和指导。自1942年起,垦务被列为江西地方自治要政,垦殖事业的发展开始同地方行政系统相扣合,运用行政力量普遍推动。省营垦场从初期的快速扩张,逐渐进入到巩固发展阶段,不再大规模招收难民,垦务转而以利用民间资本普遍推行为原则,民营垦殖事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由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发起成立的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移送了数千难民到江西垦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是战时江西最大的民营垦殖团体。民营垦殖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狭小。由于得不到政府的经费和技术支持,加上自身管理不善,民营垦殖场大多困难重重。国营垦务方面,“中央主管垦务机关”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协调议事机构,因事权不专,成立两年多仅在陕西设立国营垦区两处,安置难民2万人左右。鉴于农业对于抗战建国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初,农林部设立垦务总局,负责战时垦务行政,全国难民移垦事业自此划归垦务总局办理,国营垦务自此得到快速推进。垦务总局首先在江西安福县设立国营垦区一处,招收难民垦荒。此外,垦务总局还陆续在四川、甘肃、西康、河南、福建等省设立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开垦荒地。国营垦区有固定的经费预算和较好的人才、技术力量,大多发展较快,多数垦民在经过一两年耕作后,陆续自给自足,实现预定救济的目标。随着战局趋稳,难民潮开始回落,难民移垦不再是政府垦务工作的重心。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节省经费,支持抗战,将农林部垦务总局及所属各国营垦区全部裁撤,垦务移交地方政府办理。抗战胜利后,政府不再给予移垦难民特殊优待,难民垦场与普通垦场并无二致,垦民见家乡收复,大多弃垦返乡。省垦务处只得对各垦场进行归并调整,以图维持,难民移垦事业无形结束。总计抗战时期,省垦务处共设立垦场61个,招收难民1.6万余人,开垦荒地7万余亩,生产稻谷80余万石。省垦务处督导、协助成立民营垦殖团体125个,移垦难民1.9万余人,开垦荒地11万余亩。农林部在江西安福垦区设立垦场9个,招收垦民4 400余人,开垦荒地1.8万余亩。难民移垦兼具救济难民和发展生产的双重目的,是一项十分积极有效的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划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对垦务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强令垦民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遭到垦民和垦务机关的一致反对。地方政府和垦务机关为此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是对垦区管辖权的争夺。垦民编入地方保甲后,优待措施不能执行,利益受到损害,阻碍垦务发展。垦民与土着人民之间因土地、水权、林权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猜忌与对抗,地方势力阻垦排外之风不断。在垦场内部,各垦场管理员掌管经济大权,部分垦场管理员经常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垦民权利,造成垦务管理人员与垦民关系的紧张。省垦务处对此既缺乏有效监督,又处置不力,导致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如此种种,恶化了垦区的社会生态,垦民因谋生不易,陆续退垦或潜逃。在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抗战建国”宏大目标下,移垦各方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差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垦务机关和垦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的不利结局。难民移垦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屡遭基层社会的抵制和曲解,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形,显示了民国基层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国民政府为实施难民移垦,建立了科层化的垦务管理体系,首创公营垦区制度（国营和省营垦区）,并在垦区实行集团耕作制和贷款制,在土地政策、兵役政策、租税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公营垦区制度的创立,是国民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政府难民移垦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仍能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值得肯定。当然,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垦荒所能救济的难民数量有限。在实现从“难民——垦民——居民”转化的过程中,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垦务政策的推行遭遇诸多障碍,移垦难民屡屡弃垦他去,江西省政府力图通过难民移垦调节人口分布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总之,战时难民移垦政策的推行,救济了部分难民,推动了垦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救济探索了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更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了积极力量。
刘梦雨[7]（2019）在《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匠作则例记载了种类繁多的彩画作颜料,但其中大量名目都难以索解,致使研究者对清代彩画颜料的认知长期局限于当代彩画匠师的经验性知识,而针对彩画实物的科学检测结果也无从与清代文献记载印证。在清代的匠作知识体系中,官式彩画应当使用哪些颜料?营造工程中实际使用了哪些颜料?为什么选择使用这些颜料?它们对建筑彩画的最终面貌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本文以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为研究对象,以匠作则例为核心文献材料,首先考释颜料名实,在此基础上,还原清代官式建筑彩画的材料构成,并厘清每种颜料的贸易来源与应用状况,以及颜料在营造活动中的流通过程。研究基于二重证据法展开,所使用的主要实物材料,是1978-2018年间针对清代建筑彩画及相关彩绘文物的科技考古数据,共统计文物案例127个（其中笔者分析案例33个）。文献材料则以52种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和清代官修政书为主,同时结合海关档案、税则等中外贸易史料,解决有关进口颜料的问题。在遴选相关匠作则例并完成文献学基础工作之后,本文分别统计了清代匠作则例和清代档案史料中出现的颜料名目,以及科学检测案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种类。通过比对上述两份清单,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解决了天青、梅花青、紫艳青、硇砂绿、洋青、鱼子金等20余种颜料的名实对应问题;进而对30余种颜料的性状、来源、应用范围等信息作了尽可能详实的考证,以对既有认识作出修正和补充。进口颜料在清代中国的来源、贸易与应用,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大量贸易档案、笔记等一手材料,梳理出清代中国进出口颜料贸易的整体图景,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smalt、人造群青、巴黎绿、普鲁士蓝等几种最重要的进口颜料展开深入研究,详细考证了每种颜料进入中国的渠道与时间,中文名称演变与确立的过程,并逐一厘清其应用范围、使用方式及贸易状况。研究发现,清代皇家营建活动中颜料的流通与使用,要依次经历采办-贮存-支领-制备-施用-奏销几个环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清中期以来,进口颜料在建筑彩画中的应用不断增加,至清晚期已占据压倒性优势。以成本较低的进口颜料来替代则例规定的昂贵物料,逐渐成为普遍的变通做法,但始终未曾见载于官修则例。颜料的选择,是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因素博弈的结果,这一选择又会影响建筑彩画的最终样貌。因此,仅从文化角度解释建筑彩画的用色问题是不够的,颜料在物质层面的影响及其背后的经济和技术因素,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
张玉君[8]（2018）在《河源市“仙湖茶”品牌营销策略研究》文中认为作为茶叶的原产地,我国茶叶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也形成了丰富的茶文化,茶叶品牌的发展以及效益的形成对我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具有突出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供给侧体制改革的深入,茶叶品牌经营以及茶叶产业的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茶叶的营销策略以及产业整合,在今后茶叶产业的发展中显得更为重要。本文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方法对仙湖茶的生产、销售以及品牌推广现状进行研究,找出仙湖茶品牌化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为仙湖茶品牌发展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品牌推广方案,提出合理有效的实施对策,进一步增强仙湖茶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仙湖茶的品牌影响力。本文从河源市“仙湖”茶品牌营销策略存在的问题入手,首先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论述了国内、国外的研究现状,并对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然后对本文的主要内容、技术路线及研究方式进行了阐述。紧接着运用4Ps营销理论分析了“仙湖”茶品牌营销的现状,对仙湖茶的产品、定价、渠道以及促销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调查分析,总结出了“仙湖”茶在品牌营销策略上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其次,针对现存问题及原因,结合河源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改善对策:一是积极提升产品层次;二是合理调整包装设计;三是建立良好价格机制;四是积极拓展销售渠道;五是完善改进促销方式;通过对策的提出,从而提升“仙湖”茶的品牌影响力以及核心竞争力,进一步促进河源社会经济的发展。
王晨[9]（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檀云坤[10]（2012）在《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 ——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在两岸经贸乃至两岸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两岸经贸合作,农业为先、农业为重。30多年来,两岸农业合作取得显着成效。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两岸经贸合作的密切发展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的全面实施,两岸农业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作为区域农业合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未来的路要怎么走?目前,理论界对海峡两岸农业合作、闽台农业合作的研究不少,而对ECFA背景下两岸农业合作问题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对海峡两岸农业领域的一体化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对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尚无明确定义;对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也不少,但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来分析。笔者认为,海峡两岸农业区域合作是“一个中国之内的两个不同经济主体或两个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合作,鉴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复杂性、特殊性,不能简单运用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欧盟模式、东欧模式等国外经验或理论的推演,来寻找两岸农业区域合作问题的解决办法。为此,在论文前期研究中首创提出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观点,并对其基本概念进行界定: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是在大陆和台湾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农业合作不断推进的基础上,以获取海峡两岸农业经济集聚效应、协调效应和互补效应、增进两岸农民福祉为宗旨,以降低两岸交易成本、促进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在两岸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目标,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加强政策协调,消除制度障碍,实现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农业经营管理一体化的过程或状态。30多年来,两岸农业合作沿着“分离→交流合作→携手→联手→整合→融合”的轨迹步步推进,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但是,两岸农业在功能性一体化和制度性一体化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两岸农产品贸易虽然呈现较快增长态势,但仍然存在着双向流动不畅、贸易总额偏小等问题;两岸农产品贸易仍存在障碍,贸易成本仍然偏高。两岸农业产业合作虽然表现为不断升级态势,但仍存在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受限、农业技术溢出效益低、“双赢”效果有待提升等问题;两岸农业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仍存在障碍,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两岸在农业经营管理、农民合作组织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了两岸农业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如何消除贸易障碍,降低两岸农产品贸易成本;消除要素流动障碍,提高两岸农业生产要素流动的有利效应;缩小经营管理水平差距,提升两岸农业一体化水平,是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本研究从海峡两岸的实际出发,结合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践,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构建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基础与发展,实证分析两岸农业一体化,研究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生产要素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分析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目标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为推进两岸农业合作,乃至两岸经贸交往提供决策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第一,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得出若干研究启示。第二,对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基本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运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产业分工和竞争优势、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非博弈合作和博弈合作理论,结合两岸农业合作发展的实践,对两岸农业合作的机理进行探讨,并建立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分析两岸农业合作基础与发展,通过对两岸农业合作的基础、发展及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探讨两岸农业一体化的一般规律。第四,实证分析两岸农业一体化,通过对农产品交易物流中心、天福集团、台湾农民创业园三种促进一体化类型的分析,验证两岸农业一体化的规律。第五,研究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重点分析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贸易政策对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通过引力模型,以水果贸易为例,实证分析关税税率下降对两岸的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第六,研究两岸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的关键性问题,运用双对数回归模型,从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对台湾农业发展的影响和台商对福建农业直接投资对福建农业发展的影响两个维度,实证分析要素流动对两岸农业发展的影响;结合两岸农业合作的有关数据,分析两岸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流动情况和流动障碍。第七,分析两岸农业一体化发展趋势;提出合作模式选择的4条原则,选择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基本合作模式。第八,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要建立两岸农业协调机制、培育两岸农业物流产业、促进两岸要素双向流动、提升两岸农业合作实效、突出闽台区域先行先试等五方面推进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是必然趋势。从实践角度来看,两岸农业合作是“分离→交流合作→携手→联手→整合→融合”逐步深化的过程。当前,两岸经贸往来日益频繁、ECFA的签署和实施,以及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为进一步深化两岸农业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两岸农业的比较优势,即两岸在农业发展阶段、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贸易、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经营管理和农产品生产成本等方面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是两岸农业合作的基础和动力;合理两岸农业分工、合作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是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潜力所在。虽然,两岸农业合作还存在政治、经济、管理等因素的制约,增加了合作的成本,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海峡两岸农业合作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制约因素将逐步得到消除,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必将迎来一个全新阶段,实现其终极目标——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即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和农业经营管理一体化。（二）在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目标推进过程中,农产品贸易、农业生产要素流动、农业产业的分工往往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并依托一定的载体,或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两岸农产品物流推动、台资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和产业集群发展等合作类型,对加快两岸农业一体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三）两岸农产品贸易问题主要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两岸的政策因素增加了农产品的贸易成本。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比较低,两岸贸易成本仍比较高。关税对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不显着,农产品贸易政策对两岸农产品贸易有较大的影响;两岸直航有效地促进了两岸的农产品贸易,但目前仍要绕经第三地转口进入大陆或台湾,导致运输成本仍然居高不下。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农产品流通不应有关税,应该是个物流的范畴。大陆方面可以在前期对台湾开放部分农产品的基础上,对台湾农产品全面开放,对台湾所有输入农产品在原产地的条件下实行“零关税”,促进两岸农产品的贸易,提高人民的福利指数。（四）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对台湾农业发展有利无害。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不但对台湾地区农业GDP、农产品出口、农产品进口、劳均农业产值均没有显着影响,台湾当局所担心的“替代出口效应”、“逆进口效应”等引起的“贸易抑制效应”、岛内农业“空心化”问题与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拓展了台湾农业发展空间和农民增收渠道。台湾当局对台商赴大陆农业直接投资设限,是基于“选举政治”等政治因素的考量。（五）两岸农业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台资农业企业的示范性、带动性还不够,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台商对福建农业直接投资对福建省的农业GDP、农产品出口、劳均农业产值和农民人均收入均没有显着影响,可能是由于投资规模小、引进层次低、技术溢出效益低、产品内销化趋势明显和辐射范围窄等因素而致。今后工作中,要对两岸农业合作的重点和方向重新定位,促进对台引进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更加注重推广、更加注重实效、更加注重“双赢”,让广大农民能够分享对台合作的成果。（六）两岸农业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仍不畅通,两岸农业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最主要的障碍来自台湾当局对大陆农业投资和技术输出的限制和陆资赴台投资农业的限制;同时,台商对大陆农业直接投资中遇到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金融支持不够、产品市场销售不畅、土地获取困难等各种要素流动障碍。（七）两岸农业合作在不同的阶段其合作模式和特点不同,政府在政策选择上要有利于资源优配、互利双赢、通过有效的管理与服务,促进合作模式的多元化。
二、广东茶叶市场产品七成不合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东茶叶市场产品七成不合格（论文提纲范文）
（1）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及其对绿色生产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地理标志相关研究 |
| 1.3.2 信任相关研究 |
| 1.3.3 农户绿色生产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 |
| 2.1.2 农户绿色生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农业技术扩散理论 |
|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4 政府信任形成理论 |
| 2.2.5 信任—合作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及其对绿色生产作用机理 |
| 3.1 研究视角的再阐述 |
| 3.2 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动因分析 |
| 3.2.1 社会互动对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的影响 |
| 3.2.2 制度绩效对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的影响 |
| 3.2.3 社会文化特征对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的影响 |
| 3.2.4 农户个体特征对其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的影响 |
| 3.2.5 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动因分析的整体框架 |
| 3.3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作用机理 |
| 3.3.1 信任的作用 |
| 3.3.2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的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与绿色生产现状分析 |
| 4.1 农业绿色生产与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演变 |
| 4.1.1 农业绿色生产发展演变 |
| 4.1.2 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演变 |
| 4.1.3 农业绿色生产与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的内在联系 |
| 4.2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
| 4.2.1 研究区域概况 |
| 4.2.2 数据来源 |
| 4.2.3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
| 4.3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特征分析 |
| 4.3.1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指标测度体系构建 |
| 4.3.2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测度结果分析 |
| 4.4 农户绿色生产特征分析 |
| 4.4.1 样本农户绿色生产总体特征分析 |
| 4.4.2 不同分组下农户绿色生产特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影响因素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2.1 社会互动对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的影响 |
| 5.2.2 制度绩效对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的影响 |
| 5.2.3 社会文化特征对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的影响 |
| 5.2.4 农户个体特征对其地理标志政策信任的影响 |
| 5.3 数据、变量与模型构建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选择 |
| 5.3.3 样本农户描述性统计 |
| 5.3.4 模型构建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公正信任影响因素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2 能力信任影响因素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3 善意信任影响因素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进一步探讨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2.1 公正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的影响 |
| 6.2.2 能力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的影响 |
| 6.2.3 善意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的影响 |
| 6.3 数据、变量与模型构建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设置 |
| 6.3.3 样本农户描述性统计 |
| 6.3.4 模型构建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4.3 进一步探讨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规模的影响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7.2.1 公正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规模的影响 |
| 7.2.2 能力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规模的影响 |
| 7.2.3 善意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规模的影响 |
| 7.3 数据、变量与模型构建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变量选择 |
| 7.3.3 样本农户描述性统计 |
| 7.3.4 模型构建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规模影响分析 |
| 7.4.2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物理防治规模影响分析 |
| 7.4.3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规模影响分析 |
| 7.4.4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秸秆还田规模影响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分析 |
| 7.6 进一步分析 |
| 7.6.1 村庄家庭地位调节作用分析 |
| 7.6.2 经营规模与茶叶收入占比调节作用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发育与绿色生产发展不充分 |
| 8.1.2 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各维度影响因素共性与差异并存 |
| 8.1.3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次序有非线性作用 |
| 8.1.4 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规模有非线性作用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提升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水平 |
| 8.2.2 强化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对农户绿色生产的引导作用 |
| 8.2.3 强化农户绿色生产实现的保障措施 |
| 8.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践研究 ——以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概述 |
| 1.2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1 选题目的 |
| 1.2.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进展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技术路线路 |
| 2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农民 |
| 2.1.2 新型职业农民 |
| 2.1.3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现代农业 |
| 2.2.2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
| 2.2.3 农业经济管理 |
| 2.2.4 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
| 2.2.5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3 国内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情况 |
| 3.1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政策依据 |
| 3.2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对象 |
| 3.3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现状及实践模式 |
| 3.3.1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中的优势 |
| 3.3.2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现状 |
| 3.3.3 我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模式 |
| 3.3.4 广东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模式 |
| 4 英德市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实践 |
| 4.1 英德市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现状 |
| 4.1.1 英德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
| 4.1.2 英德市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做法与成效 |
| 4.1.3 英德市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典型代表 |
| 4.2 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的基本概况 |
| 4.3 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现状 |
| 4.3.1 学历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
| 4.3.2 技能提升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
| 4.3.3 现代学徒制新型职业农民培养 |
| 4.4 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践成效 |
| 4.4.1 英德职校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中得到了发展提升 |
| 4.4.2 英德职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效果显着 |
| 5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 5.1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存在的问题 |
| 5.1.1 涉农专业扩招困难,毕业生工作稳定性有待提高 |
| 5.1.2 课程设置不科学,教学方法单一 |
| 5.1.3 师资队伍水平需要提高 |
| 5.1.4 教学设备落后,实训场室紧缺 |
| 5.1.5 参培学员遴选相对困难,参培积极性有待提高 |
| 5.1.6 政策支持不够 |
| 5.2 解决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农民困难的建议 |
| 5.2.1 完善各项培养制度 |
| 5.2.2 提高培养单位专业建设水平 |
| 5.2.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 5.2.4 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 |
| 5.2.5 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效果宣传力度 |
| 6 结论 |
| 6.1 结论 |
| 6.2 问题与不足 |
| 7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清代民国时期账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六、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账局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账局兴起的背景 |
| 第二节 账局的起源 |
| 第三节 清代账局的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账局的资本及经营组织管理 |
| 第一节 账局的资本组织形式——合伙制 |
| 第二节 账局经营资本的来源及其构成 |
| 第三节 账局的收支结构与盈利 |
| 第三章 账局的业务与功能 |
| 第一节 账局的存款业务 |
| 第二节 账局的放款业务 |
| 第三节 账局的结算功能 |
| 第四节 账局的其他业务 |
| 第四章 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一节 北京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二节 太谷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三节 平遥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四节 祁县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五节 多伦账局的借贷习惯 |
| 第五章 账局与金融市场 |
| 第一节 北京账局的放款与利率行市 |
| 第二节 账局与标期制度 |
| 第六章 账局的衰落 |
|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账局的概况 |
| 第二节 账局衰落的原因探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论述思路与分析框架 |
| 四、主要学术创新与不足 |
| 五、资料述评 |
| 六、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战时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的形成 |
| 一、战前中国的垦殖政策与实践 |
| 二、积极救济方针的确立 |
| 三、难民移垦的决策过程 |
| 第二节 江西垦务的发展背景 |
| 一、江西的垦殖环境 |
| 二、战时江西的难民救济 |
| 第三节 江西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一、垦务的规划与设计 |
| 二、垦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三、“委员制”和“处长制”之比较 |
| 第二章 寓赈于垦——难民移垦事业的发轫 |
| 第一节 身份的转变:从难民到垦民 |
| 一、垦民的选收 |
| 二、垦民的人口学分析 |
| 三、垦民的给养 |
| 第二节 垦殖资金的筹措与使用 |
| 一、垦殖资金的筹措 |
| 二、垦殖资金贷放与监管 |
| 第三节 垦场的生产与经营 |
| 一、荒地调查与地权清理 |
| 二、集团合耕制的实施 |
| 三、从合耕制到分耕制——垦殖经营制度的变革 |
| 四、省营垦场的生产绩效 |
| 第四节 垦区社会事业 |
| 一、垦民教育 |
| 二、医疗与卫生 |
| 三、垦区安全建设 |
| 第三章 多头并举——难民移垦的普遍推行 |
| 第一节 战时各县垦务的实施 |
| 一、地方自治与各县垦务的推动 |
| 二、各县难民零块垦殖 |
| 第二节 救济粤东难民运动 |
| 一、赣粤合作,共济难民 |
| 二、移民垦荒,救扶并举 |
| 三、从难民到居民:庄义刊的难民生活 |
| 第三节 战时江西的民营垦殖 |
| 一、江西民营垦殖概况 |
| 二、战区难民移殖协会 |
| 三、民营垦殖之困 |
| 四、江西公私营垦殖绩效 |
| 第四节 垦务管理之弊 |
| 一、南丰康都场:营私舞弊,贻误生产 |
| 二、吉安大白垦殖场:亏空公款,卷款潜逃 |
| 三、管理员张一帆:以权谋私,垦务废弛 |
| 四、泰和沿溪渡垦殖场:挪用公款,冒名顶替 |
| 五、管理员王壮飞:假公济私,杀人灭口 |
| 第四章 国营垦务的实施及其政策调整 |
| 第一节 国营垦务的实施 |
| 一、农林部垦务总局的成立 |
| 二、战时国营垦务的推行 |
| 第二节 江西安福垦区的筹设与发展 |
| 一、安福垦区的筹设 |
| 二、垦民选收及其困境 |
| 三、垦民生活重建 |
| 四、垦区生产与经营 |
| 第三节 归于沉寂——难民移垦事业的结束 |
| 一、战时垦务重心的转移 |
| 二、安福垦区接收困局 |
| 三、农林部垦务总局的裁撤 |
| 四、江西难民移垦事业的归并与调整 |
| 第五章 战时的国家、社会与垦民 |
| 第一节 保甲制度的强行移植 |
| 一、民国江西保甲制度的实施 |
| 二、难民入垦与地方保甲的矛盾 |
| 三、垦民“特编保甲”的实施 |
| 四、尘埃落定——垦民保甲问题的终结 |
| 第二节 土客关系及其调适 |
| 一、土客矛盾的产生 |
| 二、土客冲突下的垦民与地方社会 |
| 三、土客关系的调适 |
| 第三节 垦民弃垦及其应对 |
| 一、垦民弃垦原因分析 |
| 二、垦务机关的应对 |
| 结语: 战时江西难民移垦的作用、特点及其困境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7）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为什么研究颜料史 |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清代匠作则例相关研究 |
| 1.3.2 清代官式彩画相关研究 |
| 1.3.3 中国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4 西方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5 其他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1.4.1 建立文献与实证相结合的颜料史研究框架 |
| 1.4.2 考释匠作知识体系下清代彩画颜料的名实问题 |
| 1.4.3 弥补清代官式彩画材料及工艺的认识之不足 |
| 1.4.4 揭示西方进口颜料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 |
| 1.4.5 推进清代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材料 |
| 1.5.1 “纸上之材料”:彩画颜料相关文献 |
| 1.5.2 “地下之材料”:清代彩画及彩绘文物中的颜料遗存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2.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文献述要 |
| 2.1.1 对“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概念的再反思 |
| 2.1.2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一:整理与汇释 |
| 2.1.3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二:编目与提要 |
| 2.2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编纂体例与编修方式 |
| 2.2.1 画作工料类 |
| 2.2.2 物料价值类 |
| 2.2.3 具体工程类 |
| 2.3 几种重要则例的衍生源流辨析 |
| 2.3.1 工程做法/内庭工程做法 |
| 2.3.2 九卿议定物料价值 |
| 2.3.3 工部现行则例四种 |
| 2.3.4 圆明园、万寿山、内庭三处汇同则例 |
| 2.4 清代彩画作相关文献中的颜料名目 |
| 2.4.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中的颜料名目统计 |
| 2.4.2 清代档案史料中的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2.4.3 彩画作颜料名目的年代分布状况 |
| 2.5 小结 |
| 第3章 现代科学视野中的清代彩画颜料 |
| 3.1 古代颜料的科学分析:方法、意义及局限性 |
| 3.1.1 古代颜料的实验室分析方法 |
| 3.1.2 对实验室工作的反思:数据的意义与局限性 |
| 3.2 名与实: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及其对接 |
| 3.2.1 颜料的命名方式及其意义 |
| 3.2.2 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的沟通 |
| 3.3 科学分析所见清代彩绘颜料数据统计:1978-2018 |
| 3.3.1 蓝色系颜料 |
| 3.3.2 绿色系颜料 |
| 3.3.3 红色系颜料 |
| 3.3.4 黄色系颜料 |
| 3.3.5 白色系颜料 |
| 3.3.6 黑色系颜料 |
| 3.3.7 金属质颜料 |
| 3.3.8 胶料及辅料 |
| 3.4 小结 |
| 第4章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基于双重证据的颜料名实考 |
| 4.1 天然矿物颜料 |
| 4.1.1 石青/天青 |
| 4.1.2 梅花青/南梅花青 |
| 4.1.3 青金石/天然群青/紫艳青 |
| 4.1.4 朱砂/银朱 |
| 4.1.5 箭头砂/箭头朱砂 |
| 4.1.6 马牙砂/马齿砂 |
| 4.1.7 水花朱 |
| 4.1.8 红土/片红土/南片红土/铁红 |
| 4.1.9 陀僧/密陀僧 |
| 4.1.10 包金土/土黄/黄土 |
| 4.1.11 无名异/土子 |
| 4.1.12 云母 |
| 4.2 有机质颜料 |
| 4.2.1 靛蓝/广靛花/靛水/煮蓝/蓝靛 |
| 4.2.2 洋蓝 |
| 4.2.3 黄栌木/黄芦木/黄卢木 |
| 4.2.4 烟子/南烟子/松烟/烟炱 |
| 4.2.5 墨/香墨/徽墨/松墨 |
| 4.2.6 紫胶/紫矿/胭脂虫红 |
| 4.2.7 五倍子/五棓子/乌棓子 |
| 4.2.8 紫粉 |
| 4.3 合成颜料 |
| 4.3.1 铜绿/锅巴绿/氯铜矿 |
| 4.3.2 铜青 |
| 4.3.3 硇砂大绿/硇砂二绿/硇砂三绿/硇砂枝条绿 |
| 4.3.4 西绿 |
| 4.3.5 黄丹/漳丹/淘丹/铅丹 |
| 4.3.6 定粉/官粉/铅粉/铅白 |
| 4.3.7 洋青/大青 |
| 4.3.8 人造群青/佛头青/人造绀青 |
| 4.3.9 普鲁士蓝/洋靛 |
| 4.3.10 巴黎绿/漆绿 |
| 4.4 金属质颜料 |
| 4.4.1 黄金/红金/赤金/大赤金/大赤/田赤 |
| 4.4.2 黄飞金/红飞金 |
| 4.4.3 黄泥金/红泥金 |
| 4.4.4 鱼子金 |
| 4.4.5 银箔/银粉 |
| 4.5 胶料和辅料 |
| 4.5.1 水胶/广胶 |
| 4.5.2 贴金油 |
| 4.5.3 青粉/土粉 |
| 4.5.4 轻粉 |
| 4.5.5 松香 |
| 4.5.6 硇砂/硵砂/黑卤砂 |
| 4.5.7 剉草/锉草 |
| 4.5.8 油艌灰 |
| 4.6 小结 |
| 第5章 彩画颜料的生产与贸易版图:1644-1902 |
| 5.1 从胭脂红到洋青:西方颜料进入中国 |
| 5.1.1 贸易档案中的颜料进口数据 |
| 5.1.2 宫廷与民间对西洋颜料的接纳 |
| 5.2 清前期的颜料贸易:以广州和东印度公司为中心 |
| 5.2.1 粤海关、十三行与西洋颜料 |
| 5.2.2 广州外销画中的颜料 |
| 5.2.3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颜料贸易(1635-1834) |
| 5.3 1840年以来的颜料贸易:通商条约、海关与沿岸贸易 |
| 5.3.1 19世纪欧洲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2 19世纪美国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3 近代进出口颜料贸易路线与重要集散地 |
| 5.4 几种重要的进口颜料:来源、贸易与应用 |
| 5.4.1“取彼水晶,和以回青”:Smalt |
| 5.4.2 再造青金石:人造群青(Synthetic Ultramarine) |
| 5.4.3 来自德国的“中国蓝”: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 |
| 5.4.4 危险的绿色:巴黎绿(Emerald Green) |
| 5.4.5 从“各作泥腊”到“呀囒米”:胭脂虫红(Cochineal) |
| 5.5 清朝与亚洲国家之间的颜料贸易 |
| 5.5.1 与日本间的颜料贸易 |
| 5.5.2 与朝鲜间的颜料贸易 |
| 5.5.3 与琉球间的颜料贸易 |
| 5.5.4 与东南亚诸国间的颜料贸易 |
| 5.6 小结 |
| 第6章 清代营造活动中彩画颜料的流通与使用 |
| 6.1 彩画颜料的流通 |
| 6.1.1 颜料的采买 |
| 6.1.2 颜料的贮存 |
| 6.1.3 颜料的支取与奏销 |
| 6.2 彩画颜料的制备 |
| 6.2.1 天然矿物颜料 |
| 6.2.2 人工合成颜料 |
| 6.3 彩画颜料的施用 |
| 6.3.1 单色做法 |
| 6.3.2 调色做法 |
| 6.3.3 混色做法 |
| 6.3.4 衬色做法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使用状况:历时性综述 |
| 7.2 颜料对建筑彩画及营建活动的影响 |
| 7.3 匠作则例对清代建筑史研究的意义 |
| 7.4 结语:颜料的身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与彩画作颜料相关的匠作则例目录(52 种) |
| 附录B 清代匠作则例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C 清代档案史料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D 实物分析检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统计(1978-2018) |
| 附录E 清代物料价值则例中所见颜料价值统计 |
| 附录F 清代彩画作未刊则例补遗 |
| F-1 内庭大木石瓦搭土油裱画作现行则例 |
| F-2 工部现行用工料则例 |
| F-3 工部核定则例 |
| F-4 钦定工部续增则例 |
| F-5 崇陵工程做法册 |
| 附录G 工部与内廷画作则例用料对比 |
| 附录H 清代贸易文献中颜料类商品税则辑录 |
| H-1 酌定奉天通省粮货价值册 |
| H-2 1858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3 1902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4 1844 年中美协定税则 |
| H-5 1844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6 1858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7 1903 年厦门内地税关税目 |
| H-8 1903 年重订苏省水卡捐章 |
| H-9 《粤海关志》税则 |
| H-10 常税则例 |
| 附录I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中颜料贸易信息辑录 |
| 附录J 《中国旧海关档案》中进出口颜料贸易信息辑录(1859-1871) |
| 附录K 几种重要进口颜料的海关贸易数据统计 |
| K-1 Smalt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2 人造群青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3 普鲁士蓝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4 胭脂红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5 巴黎绿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94-1902) |
| 附录L Winterthur馆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的颜料XRF分析数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河源市“仙湖茶”品牌营销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品牌的概念及特征 |
| 2.1.1 品牌的概念 |
| 2.1.2 品牌的特征 |
| 2.2 4Ps营销理论 |
| 2.2.1 4Ps营销理论的定义 |
| 2.2.2 4Ps营销理论的特点 |
| 第三章 河源市“仙湖茶”的品牌营销现状 |
| 3.1 河源市“仙湖茶”的概况 |
| 3.1.1 “仙湖茶”的概述 |
| 3.1.2 加工工艺 |
| 3.1.3 主要特征 |
| 3.2 河源市“仙湖茶”的品牌营销现状 |
| 3.2.1 产品策略现状 |
| 3.2.2 定价策略现状 |
| 3.2.3 渠道策略现状 |
| 3.2.4 促销策略现状 |
| 第四章 河源市“仙湖茶”的品牌营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河源市“仙湖茶”的品牌营销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产品品牌知名度不高 |
| 4.1.2 品牌外观包装设计杂乱无章 |
| 4.1.3 品牌价格体系混乱无序 |
| 4.1.4 品牌经营模式不健全 |
| 4.1.5 品牌促销效果不理想 |
| 4.2 河源市“仙湖茶”的品牌营销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产品品牌形象设计缺乏层次 |
| 4.2.2 产品外观包装设计缺乏针对性 |
| 4.2.3 产品价格体系不透明且制定缺乏调研 |
| 4.2.4 产品渠道开发与潜在渠道缺乏挖掘 |
| 4.2.5 促销策划缺乏专业性和整体性 |
| 第五章 国内其他茶叶品牌营销借鉴和启示 |
| 5.1 安溪铁观音品牌营销 |
| 5.2 对仙湖茶茶叶品牌营销的启示 |
| 第六章 河源市“仙湖茶”未来品牌营销策略建议 |
| 6.1 积极提升产品层次 |
| 6.1.1 积极研发高品质产品 |
| 6.1.2 打造产品品牌形象 |
| 6.2 合理调整包装设计 |
| 6.2.1 规范包装设计 |
| 6.2.2 分类设计包装 |
| 6.3 建立良好价格机制 |
| 6.3.1 建立统一透明的价格体系 |
| 6.3.2 针对性开展产品定价 |
| 6.4 积极拓展销售渠道 |
| 6.4.1 增强现有渠道的开发力度 |
| 6.4.2 提高潜在渠道重视力度 |
| 6.5 完善改进促销方式 |
| 6.5.1 人员促销 |
| 6.5.2 广告宣传 |
| 6.5.3 公共营销 |
| 6.5.4 节日及活动促销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2、学术史回顾 |
| 3、研究空间及概念界定 |
| 4、本文主要研究路径及章节 |
| 第一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初创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蚕桑业及其困境 |
| 1. 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 |
| 2. 蚕桑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盛极而衰 |
| 3. 日本蚕业的崛起及与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冲击 |
| 第二节 晚清民末蚕桑改良事业的初步开展 |
| 1. 清末民初振兴蚕业的论争与实践 |
| 2. 清末民初蚕桑改良的进步与局限 |
| 第三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筹组及其成立 |
| 1. 外籍人员对于中国蚕丝业的担忧与扶植构想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正式成立 |
| 3. 中心组织形式及主要负责人的确立 |
| 4. 地方性组织网络的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内部权力纷争 |
| 第一节 欧战后各国在“华丝振兴”问题上的不同面相 |
| 1. 美国、法国对华丝的扶植 |
| 2. 日本独霸中国生丝厚利的企图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变动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1. “有碍主权”问题 |
| 2. 日本参会问题 |
| 3. 经费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第一节 新政府对蚕业发展的全面介入 |
| 1.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
| 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1. “费由我出,政则他人”:外人掌控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2. 新政府社团改组政策的初步实施 |
| 3. 围绕“交权”及“改组”的中外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核心业务革新 |
| 第一节 中国蚕桑改良系统与机制的西化倾向 |
| 1. 对蚕业问题认识的趋新与深化 |
| 2. 新型蚕业改良活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合众蚕桑会蚕业改良思路与方式的嬗变 |
| 1. 由“购买”到“制种” |
| 2. 由“分发”到“指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蚕业教育活动 |
| 第一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介入蚕业教育的形式演进 |
| 1. 合众蚕桑改良会自立教育机构早期设想及探索 |
| 2.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 1. 中国女子蚕业教育的兴起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筹组与发展 |
| 3. 职业去向与生源: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与蚕业近代化的双向互动 |
| 4. 镇江女子蚕业蚕校的突破与独特性 |
| 5. 合众蚕桑改良会科研事业的后续进行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蚕桑改良组织的近代命运与传统农、蚕业的转型困境 |
| 附录(一)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章程暨监理员规程》 |
| 附录(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办事细则》 |
|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 ——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特色与创新 2 文献综述 |
| 2.1 区域经济一体化 |
| 2.2 海峡两岸经贸合作 |
| 2.3 海峡两岸农业合作 |
| 2.4 研究启示 3 基本构想、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基本构想 |
| 3.1.1 基本概念 |
| 3.1.2 基本内涵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 |
| 3.2.2 贸易效应与投资效应 |
| 3.2.3 产业分工与竞争优势 |
| 3.2.4 交易成本与机会成本 |
| 3.2.5 两岸合作的政策博弈 |
| 3.3 分析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4 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基础与发展 |
| 4.1 农业合作基础 |
| 4.1.1 农业发展阶段 |
| 4.1.2 农业产业结构 |
| 4.1.3 农产品市场 |
| 4.1.4 农业生产要素 |
| 4.1.5 农业经营管理 |
| 4.1.6 农产品生产成本 |
| 4.2 农业合作现状 |
| 4.2.1 农业合作发展历程 |
| 4.2.2 农产品贸易 |
| 4.2.3 农业直接投资 |
| 4.3 存在主要问题 |
| 4.3.1 农产品贸易 |
| 4.3.2 农业直接投资 |
| 4.4 本章小结 5 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实证分析 |
| 5.1 农产品物流推动实证:两岸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 |
| 5.1.1 基本运作情况 |
| 5.1.2 对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影响 |
| 5.2 台资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实证:天福集团 |
| 5.2.1 基本运作情况 |
| 5.2.2 对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影响 |
| 5.3 产业集群发展实证:台湾农民创业园 |
| 5.3.1 基本运作情况 |
| 5.3.2 对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6 海峡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
| 6.1 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 |
| 6.1.1 研究方法选择 |
| 6.1.2 产品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3 两岸农产品市场价格的相关性 |
| 6.2 贸易政策对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 6.2.1 大陆农产品贸易政策 |
| 6.2.2 台湾农产品贸易政策 |
| 6.2.3 两岸农产品贸易政策比较 |
| 6.2.4 贸易政策对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 6.2.5 影响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其他因素 |
| 6.3 关税税率降低对两岸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
| 6.3.1 研究方法选择 |
| 6.3.2 研究对象概述 |
| 6.3.3 引力模型构建 |
| 6.3.4 研究数据来源 |
| 6.3.5 回归分析结果 |
| 6.3.6 研究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7 海峡两岸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
| 7.1 生产要素流动对海峡两岸农业发展的效应 |
| 7.1.1 台商对大陆直接农业投资对台湾农业发展的影响 |
| 7.1.2 台商对福建农业直接投资对福建农业发展的影响 |
| 7.2 两岸农业生产要素一体化的影响因素 |
| 7.2.1 土地要素流动 |
| 7.2.2 劳动力要素流动 |
| 7.2.3 资本要素流动 |
| 7.2.4 技术要素流动 |
| 7.2.5 经营管理要素流动 |
| 7.3 本章小结 8 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及模式选择 |
| 8.1 两岸农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
| 8.1.1 发展机遇 |
| 8.1.2 发展趋势 |
| 8.2 两岸农业一体化的模式选择 |
| 8.2.1 基本原则 |
| 8.2.2 总体导向 |
| 8.2.3 模式选择 |
| 8.3 本章小结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件 致谢 |
四、广东茶叶市场产品七成不合格（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户地理标志政策信任及其对绿色生产影响研究[D]. 李立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2017～2019年全国食品安全抽检情况分析[J]. 陶庆会,杨雪,宋玉洁,金俊阳. 食品工业科技, 2021(07)
- [4]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践研究 ——以英德市职业技术学校为例[D]. 廖新有. 广西大学, 2020(07)
- [5]清代民国时期账局研究[D]. 陈添翼. 河北大学, 2020(03)
- [6]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D]. 卫平光. 南京大学, 2019(01)
- [7]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D]. 刘梦雨. 清华大学, 2019(02)
- [8]河源市“仙湖茶”品牌营销策略研究[D]. 张玉君.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8(05)
- [9]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10]海峡两岸农业一体化 ——基于闽台农业合作的实证分析[D]. 檀云坤. 福建农林大学, 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