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创新有力推动环境保护（论文文献综述）
谢婷[1]（2021）在《环保督察及其治理绩效研究 ——双轨耦合治理的分析视角》文中提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作为当前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制度创新,对于改进地方环境治理行为,提升环境治理绩效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环保督察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并取得显着成效,但学界对其缺乏深入与系统的研究。本文围绕生态环保督察与地方的环境治理问题展开研究,通过构建一个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双轨耦合的分析框架,来探讨环保督察是如何改变地方的环境治理行为,并持续发挥制度效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由区域环保督查、环保综合督查渐进变迁而来,经历了“督企”到“督政”再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制度演变过程。作为生态环境监管领域的一项创新举措,环保督察制度明显区别于常规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环境治理逻辑,通过督察前期的吸纳机制、督察整改过程中科层与运动的共生机制以及督察结束后科层与运动的良性互动机制,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认同性、嵌入性与渗透性不断增强,二者最终实现双轨耦合,环保督察由此发挥出科层与运动的双重治理优势,进而提升了地方的环境治理绩效。本文通过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在江西省的具体实施情况,详细论述了在环保督察的不同阶段,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吸纳机制、共生机制以及互动机制是如何改变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逻辑并产生效用的。研究发现:督察前期对运动式治理要素的吸纳,成功地改变了地方的科层任务情景,环境治理开始成为地方的中心政治工作,受到各级党委与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通过对环境科层组织体系的调整与环境治理过程的再造,地方同时启动“强运动机制”与“再常规机制”,进而实现了环境治理模式的新突破,“督察整改治理模式”正是运动式治理与科层治理有机融合的一种全新的混合型治理方式。在督察进入休眠期后,督察整改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逐步迁移到地方的日常环境治理工作中,科层与运动最终实现良性互动,持续重塑着地方的环境治理模式,地方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进入互促共赢的新常态。在此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从31省份督察整改情况的文本资料中,构建出由“中央环保督察的压力”“地方政府的行为调适”与“环境治理的改进结果”三个核心范畴所组成的“压力—调适—产出”模型,进一步勾勒解释环保督察何以实现科层与运动的双轨耦合及其耦合后的效用逻辑,最后基于PSR模型框架构建了一个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压力、状态、响应三个维度对环保督察以来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分系统评价与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同时发挥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双重优势,双轨耦合治理下的环保督察不仅在短时期内迅速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环境问题,推动了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的落地;从长远来看,环保督察还将推动我国绿色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因此,研究指出可以通过“双轨耦合”战略,以“科层化”与“去科层化”的治理逻辑,进一步优化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建设,持续改进我国的环境治理工作,提升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彭蕾[2]（2020）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科学分析了生态环境面临的严重挑战,提出了若干新理念和新路径,做了大量的实践工作,形成了对如何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回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创新性、论断的科学性、指导的全局性和实践的有效性,在治国理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促进生态文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以探讨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为重点,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为目的,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多学科交叉法,按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哪里来-是什么-为什么行-如何深入发展”的研究思路,深入解读了其思想的相关理论、哲学意蕴、形成过程、核心内涵、具体实践、发展路径和时代贡献等内容,力求通过对其思想的系统研究,整体把握思想精髓、全面认识理论创新、系统掌握实践路径、科学理解当代价值,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大阔步的发展。论文主要包含以下七个方面: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思路和创新点。第二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概念界定和哲学依据。主要对其思想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从唯物论、辩证法和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哲学阐释。第三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生成。主要通过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党的历代领导人的生态思想,分析其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并对其思想的萌芽探索期、形成完善期和成熟升华期等三个发展阶段进行历史分析,解答其思想“从哪里来”的问题。第四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主要对其思想的核心理论进行系统考察,通过逻辑主体、逻辑主线和逻辑主旨把握其思想的理论逻辑;从发展转型、系统治理、人民立场和共享共建目标等方面来分析其思想的主要观点;从多种角度探讨其思想的思维方法。通过逻辑、观点、方法的全面分析,解答其思想“是什么”的问题。第五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探析。主要通过分析我国生态建设中的先进典型,总结实践成就,提炼实践经验,解答其思想“为什么行”的问题。第六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进路。主要以问题为导向,分析了生态文明在实践中面临的新挑战,结合多方面的生态体系建设,提出生态层面的推进路径;从物质奠基、政治引领、文化护航、社会合力等视角,提出总体布局层面的保障路径,解答其思想“怎么深入发展”的问题。第七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贡献。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出发,通过战略性、创新性、人民性和全球性等时代特性,探讨其思想的价值和贡献。论文的创新之处首先表现在遵循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逻辑,以实践样本为个体研究目标,分析实践成效,增强了理论研究的说服力,克服了以往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的局限性;其次论文突出整体性,力求克服碎片式的研读方式,通过系统研究和全面探讨,全景式地展现其思想的科学全貌;三是尝试丰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建构,论文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逻辑起点,通过唯物论、辩证法和价值观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对其践行情况进行现实反思,力求以理性哲理提升研究质量,更好的认识和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内涵和历史贡献。
陈鹏[3]（2020）在《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文中认为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是一个以1个或1个以上的国家级中心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由一定数量的大城市或都市圈为构成单元,依托互联互通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各城市功能定位较为明确、城市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较为完备和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镇密集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是指在市场、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等多元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城市群内部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日益紧密、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不断提升、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配置格局不断优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开始在我国出现并快速发展,以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为代表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城市群正逐渐成为我国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不过,我们在看到我国的城市群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我国城市群在协调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尽完善。政府和市场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两大动力,府际关系是影响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府际关系的实质是政府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央地之间的事权配置结构和财权划分格局会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权限、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产生深刻地影响,并由此塑造出特定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进而影响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因此,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协调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与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央政府主导实施的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所引发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格局的深刻变革、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不足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群是一个包含多个行政区的经济区,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以及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是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而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的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不利于地区间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的构建。同时,由于纵向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不合理和城市群内部公共服务资源空间配置的不均衡所引发的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使得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和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此外,伴随行政分权改革和财政分权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力度也随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由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的转变,现有的与行政区经济相适应的纵向政府间的事权配置与财权划分格局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制约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如何选择有效的城市群治理模式来破除地区间的政策壁垒并弱化各地方政府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治理和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是城市群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城市群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依靠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上级政府的共同推动。目前,我国城市群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治理模式是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而对于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探究相对较少。由于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和动机不尽一致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在府际协作中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致使府际协作治理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成效的发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为此,我们在不断提升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探寻和运用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通过推动以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模式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构建双重治理机制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目的。区域治理是一项由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的治理活动,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和区域上级政府是区域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治理主体。在当前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中,因纵向政府间事权配置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治理权限运行的碎片化以及因纵向政府间财权划分的不尽合理所引发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是阻碍我国区域治理难题化解和区域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整合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治理难题的化解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依靠区域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协作,也需要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必要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区域内部碎片化的事权和财权运行格局给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带来的阻碍,进而更好地推动区域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在学界现有整合治理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概念,并尝试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来化解城市群协调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水平。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对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区域上级政府在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以此来改变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的决策动机和行为策略,不断提升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区域上级政府与区域内部各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和行为上的协同性,进而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的区域治理模式。作为一种由区域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区域治理模式,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可以为我国的城市群特别是市场机制发育不太成熟、各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作治理的意愿相对较弱的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可行的治理路径。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城市群治理中,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和财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统筹与协调能力,有助于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动机,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以此来引导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市群空间内的合理流动和均衡配置,不断提升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目标。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来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两大基本路径。其中,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与城市群协调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事权进行适度的整合,不断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上的事权,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事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等。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所拥有的部分财税政策制定权限和财税收入分配权限进行适度的整合,以此来弱化各地方政府制造政策壁垒和开展恶性竞争的动机,不断缩小各地区财力上的差距,进而构建起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地方政府财权运行格局的整合治理举措。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手段包括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等。由于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是由城市群上级政府在我国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下推动实施的,现有的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会对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成效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必然会对地方政府之间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因而府际争议的出现可能难以避免。为此,需要通过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划分格局、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并将城市群作为地方政府部分类型政绩考核的基本单位等手段来推动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作为一种由城市群上级政府主导实施的城市群治理模式,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应用的过程中,城市群上级政府对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的部分事权和财权整合的力度要适度,整合的时机要适当,要注意保护好各地方政府参与城市群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要注意将以城市群内部的各地方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和以城市群上级政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进行有机的结合,以此来构建起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双重治理机制,进而为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杨角[4]（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陈潇[5]（2020）在《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研究（1933-199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的美国农业领域,农业资源环境所承受的来自人类活动的压力逐年加大,特别是农药化肥的无节制使用,使得农业土地资源、水资源等方面的环境问题愈加严重,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和资源衰竭的威胁愈演愈烈。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遽然降临的南部大平原的沙尘暴事件,使得美国政府与社会公众将目光投射到农业资源环境保护领域,此为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登上历史舞台的滥觞。本研究通过对这段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史的回顾与挖掘发现,美国对农业资源环境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典范作用,但是其政策制度的发展与演化历经了复杂的变迁过程。自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60多年间历经了起步—迟滞—快速发展的演变,这牵涉到美国经济社会中众多具有特定利益诉求与价值偏好的利益集团。而恰恰是这些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竞争、博弈与调试,使得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映现出异彩纷呈的动态演进过程。通过对现有的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以往对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法学或环境学领域中对相关政策的文本叙述与阐释,侧重于对政策自身轨迹运行的归纳与总结,较少基于经济学的视角的建构、比对与分析。本文尝试运用经济学中的利益集团理论,将政策演进的动态过程及影响因素纳入政策结果的静态框架下,围绕利益集团在政策演进过程中力量的变化,对其型塑政策演进的影响途径进行深入而具体的探究,以展开政策演变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的细致刻写,分解并化约出美国农业资源保护政策演化的内在规律。美国的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旨在通过向农民提供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以鼓励农民保护和改善农业资源环境。从最初将补偿机制与减少规定农产品的耕地面积相捆绑,过渡到将补偿机制与休耕退耕的面积相挂钩,最后改善为将补偿机制与实际环境绩效相对接,使得美国农业资源环境的保护渐进良序,日趋完善。本文采用历史分析与逻辑论证、归纳分析方法与演绎分析方法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结论:1.影响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的核心行动集团主要是农场主利益集团、农化企业利益集团、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耕作、污染与健康三要素始终镶嵌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与演进中,与此相依附的是农场主利益集团、农化企业利益集团、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农场主利益集团对于政策中政府补贴和收入支持的追求构成了其努力构筑并巩固政策演进中霸主性垄断地位的主要动因;农化企业利益集团对农化产品销量增加带来的丰厚利润的追逐成为了其攫取政策演进中强有力的主导性地位的首要因素;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对政策变迁中健康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吁求形成了其努力争取政策演进中优势性地位的重要动力。2.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变是利益集团在政府内外互相影响和博弈的结果。一方面通过合作和博弈构成政策演进中此消彼长的能动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影响竞选、组织示威、构建联盟、专业游说的核心工具构建“接触”或“进入”政府机构的有效路径,并利用媒体舆论的政策宣传优势以及与国家政党间利益的交叠,强化路径实施中对利益集团相关利益的表达,从而有效地影响决策过程以达成利益诉求的实现。在政策演进的起步阶段,农场主利益集团通过示威、游说等方式与决策者构筑了密切关联,通过媒体对“拯救土壤、摆脱绝望”的舆论宣传,有力赢取了公众对法案的支持,并通过对党派纷争引发的矛盾的化解,掌控了影响政策变迁的主导权;在政策演进的迟滞阶段,农化企业利益集团由于意外获取了上一阶段的政策红利而展开了与决策者建立紧密关系的路径实施,通过与农场主利益集团建立同盟、影响竞选的手段,利用媒体对“控制虫害、征服自然”的舆论导向,积极促进政策对上一阶段以补贴与退耕面积相挂钩为主要激励机制的延续。农场主利益集团由于对党派纷争带来的内部分歧的有效调和从而继续把持着垄断地位的优势;在政策演进的快速发展阶段,消费者和环保组织通过建立同盟、影响竞选和专业游说等渠道对决策者构建了强大影响。通过媒体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农业”理念的舆论渗透,有力协调了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冲突,并通过对两党共同目标的适时而准确的把握从而有效摆脱了党派纷争引发的意见分歧。3.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进中利益集团的角色表征影响政策变迁的方向和效率。在政策演进的起步阶段,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具有公共利益集团属性的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难以形成有效“接近”政府机构的条件,从而难以实现决策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的表达。将补贴与减耕面积相挂钩的环境激励机制开启了政策演进的发展历程,短期成效凸显,但并未能形成环境效益的持续提高;在政策演进的迟滞阶段,不惜削减公共利益而最大限度展开逐利行为的农场主利益集团和农化利益集团通过生产和销售农化产品的农业综合企业组成利益联盟,加剧了农化产品滥用所导致的环境效益和健康效益的吞噬。农场主利益集团和农化企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勾稽降低了政策演进的变迁效率,使政策演进陷入发展迟滞期;在政策演进的快速发展阶段,可持续农业理念下共容利益的达成促使环境效益和健康效益得以快速提高,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所代表的公共利益通过政策演进得以充分释放。4.外生变量的引入和系统的开放性有利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变迁效率的提高。牵绊于集体行动的困境带来的阻碍,在政策演变起步阶段和迟滞发展阶段,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难以获取型塑政策变迁的优势性主导地位。60年代媒体舆论对农化产品危害的披露使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摆脱了“信息不对称”的牵制。同时,通过媒体舆论对可持续农业理念的渗透促进了利益集团间利益的共容,促成了政策演进朝着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向的快速发展。此外,70年代政府对国会委员会巨大权力的终结有力瓦解了农场主利益集团和农化企业利益集团在政策进程中的垄断地位,国会在政策立法方面的透明度得以极大增强,国会的立法程序得以对公众开放,同时,议员的活动由于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共同监督,使得原有通过内部权力而进行的私下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媒体舆论监督和宣传的优势以及系统的开放性对政策变迁障碍的矫正,使得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变迁的良性发展效率得以成功推进,促进“整体最优”的社会效率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健康效益的提升中得以全面实现。3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充分诠释出利益集团的博弈竞争对社会整体绩效发挥的重要影响。作为非点源污染重灾区的农业资源环境的保护,承载着全体人类、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宏大使命,厘清并谴除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进中的利益掣肘,对于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赵津津[6]（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文中认为美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者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城乡生态环境的设想,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城乡生态环境问题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动城乡生态关系理论逐步完善、实践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当代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生态关系思想,为我国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工作在短短几年时间迈上新台阶,取得了系列重大突破和成就:国土空间面貌发生深刻改变,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不断增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积累了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注重顶层设计及其推动落实,以及促进城乡利益协调。美丽中国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谋划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引;统筹生态城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创新,施行最严密的法治,是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自上而下层层推动、先行试点与经验推广、压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保责任,则是有效推动顶层设计落地实施的关键。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城乡利益协调采取的重要举措有:第一,统筹城乡空间规划。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坚持主体功能区战略,科学划定“三区三线”,推动城乡空间规划的协调统筹,促进城乡“三生空间”合理布局。第二,推动生态补偿创新发展。多年来,流域生态补偿与森林生态补偿在政策制定、法律保障和地方实践各层面都做出丰富的探索。第三,城乡优势互补共建生态文明。我国重视利用城市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助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通过补齐农村环境短板,为城市提供生态支持。但也应看到,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依然面临现实挑战,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突出,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有待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不完善及治理效能不彰显。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平衡充分发展,完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完善及治理效能提升。
阮文杰[7]（2020）在《县级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D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从党中央对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形势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保护被提到了空前重要的高度。环境政策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具体体现。环境政策从文本转化为现实的重要一环是政策的执行,县级政府是环境政策执行的主要落实主体,政策执行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着政策价值的实现程度,也关系到生态环境状况,甚至直接危及人民的生命健康。激发执行主体的执行动力是维持和保障政策有效执行的动力源泉,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实践调研归纳总结影响县级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的九大动力因素,包括利益诉求的原动力、价值实现的能动力、职业晋升的驱动力、思想意识的牵引力、上级领导的高压力、制度体制的导向力、环境因素的助推力、执行资源的支撑力、监督管理的约束力。受不同动力因素的影响生成了四大动力机制,利益引导机制、激励机制、支持保障机制、监管机制。通过对河南省D县生态环境分局、环保工作协同部门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发现,县级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存在利益引导机制碎片化、激励机制运行不足、支持保障机制效能不足、监管机制内部失衡问题。正是各种动力机制的不完善、不健全导致环境政策执行难以形成有效的动力支持,政策执行异化现象频发。目前导致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难以引发执行动力的成因有:一是经济发展导向与环境目标之间的矛盾;二是环境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动性与内在激励不足之间的矛盾;三是环境政策目标多样性与执行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四是环境政策执行的严格性与地方执行变通性之间的矛盾;五是环境保护的社会性与政府主导之间的矛盾。要想更好激发环境政策执行动力,实现环境治理成效,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改进:一是整合完善利益引导机制,增强政策执行原动力;二是健全支持保障机制,为政策执行提供支撑力;三是完善环境政策执行激励机制,激发执行主体积极性;四是健全监管机制,规范执行行为。
胡乙[8]（2020）在《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随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契合时代发展的特点,环境治理体系也得到了转型升级,由传统的政府单维管制向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转型。在此背景下,公众以治理主体身份参与环境治理既顺应了环境法治的需求,也符合时代发展的特点。2015年实施的《环境保护法》首次从基本法层面明确赋予了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权利,公众参与权从应然状态迈向权利法定。但是,从法律的实际运行情况看,公众参与并未真正发挥实效,以公众参与推动政府依法治理环境,提升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立法预期没有实现。虽然学界从不同侧面对产生此种困局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但是探讨多是基于管理学、社会学或政治学方向,法学界对于公众参与的研究多集中于公众参与原则、公众参与的途径及公众参与法律制度完善等方面,对于基于公众参与的权利属性,以政府、企业作为公众参与权的对应义务主体,从权利义务的对向性出发,突破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对公众参与权的束缚,将公众参与权的实现纳入到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整体框架的分析论证,在环境法领域并不多见。从分析公众参与权的理论证成与实践基础入手,进而按照对于权利的分析进路,分别对公众参与权的主体、内容、权利的行使至最终权利的实现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这是本文的基本脉络。在公众参与权的基础理论方面。从法理角度分析了公众参与权的权利属性与法律价值,即公众参与权具有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公法权利属性和作为程序性权利的基本权利属性,它彰显法的公平与正义价值,保障环境治理中自由与秩序的实现。从法学与相关学科领域,介绍了公众参与权的理论依据,并从政府职能、公众环境意识与环保社会组织三个方面,分析了公众参与权的社会基础。在公众参与权的主体方面。党的十九大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从顶层的环境政策中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公众参与的主体身份不再虚化,既是公众参与权的权利主体,同时也是环境治理主体,实质是以环境治理主体身份参与环境治理,以实现公众参与权。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不再形式化,借助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公众可以有效参与环境治理整体运行过程中,切实保障公众参与权的实现。政府和企业既是公众参与权的对应义务主体,应履行为保障公众参与权实现的相应义务,又在多元共治中,有其独立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所以对政府和企业的不同角色进行识别,分别对应不同的功能设定,才能真正发挥各个主体在多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才能真正形成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合力。在公众参与权的内容方面。知情权是前提,没有知情权,环境决策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就缺少了依据;环境决策参与权是关键,缺少环境决策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将无从谈起;表达权是核心,缺少表达的参与形同虚设;监督权是保障,没有监督的表达和参与将事倍功半。因此,环境知情权、环境决策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共同构成公众参与权的权利内容,共同支撑公众参与的整体运行。在公众参与权的权利行使方面。任何权利的行使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公众参与权在行使过程中会遭遇阻力,分析公众参与权的权利受阻情况,尤其是对产生此种情况的背后原因进行深入解读,将对后续探讨如何全面促进公众参与权的实现做好铺垫。在公众参与权的权利实现方面。多元共治视域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打造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企业与社会作为主要的三种力量,理应形成环境共治的合力。以主体为维度,分别从各个主体角度出发,探讨如何促进公众参与权的实现,最终如何以合力的形式共同助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是本文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任何权利的实现,都离不开正当程序的保障,笔者亦从程序正当的角度为公众参与权的实现提出了程序性建议。总之,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环境治理模式的桎梏,通过多元主体间的沟通、协商机制,促进多元主体间的对话与合作。在此背景下,公众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实质性的参与到环境治理过程中。对公众参与权的研究,必须结合时代特征,才能真正实现环境善治。
赵明霞[9]（2019）在《论环境权的实现模式 ——从价值到制度的逻辑》文中指出20世纪以来,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根源上看,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反映了生态资源的有限性问题,更反映了人类在利用自然环境上的失序问题。也可以说,环境问题的根源是资源生态的有序性和有限性,与人的需求和行为、关系的无限性和无序性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的有序性和有限性是其事物的本性,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从调整人的行为和关系出发。不论是研究者还是实践者、组织还是个人,每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在探索如何在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系统的基础上实现人类自由发展的路径。上世纪70年代,在可持续发展观和人权观的推动下,环境权第一次出现在国际文件之中。对于环境权的价值和意义,国际社会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环境权是“公众在安全、健康和良好环境中生活,免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权利”,是人类维护自身生存发展利益的重要手段,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梳理多年来关于环境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发现环境权的理想性与工具性双重内涵之间存在明显的疏离,它依然处于一个比较边缘化的状态。虽然学者对环境权的理论研究视角多元,但视角之间缺乏一种整合性和系统性的求实态度,而在实践中,各国的环境权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给环境权进一步发展的营养素材也是有限的。环境权依然是“在理论上可取、实践上难以操作”的权利类型。如何认识环境权,明确其现实价值和意义,这是破解所有问题的关键。反思之,权利的意义不是在于宣示,而在于对现实发挥切实的指引力,人权更是如此。权利的实现,其重心不仅在于权利所代表的价值和利益得到权威的认可,也在于被权威认可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并为主体所实际享有。追溯根源,环境权是因环境问题而产生,源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促进环境保护、配置环境利益、调整社会关系的本质要义不容否认。环境权的价值和根本任务在于推动社会发展的“价值更新”和“制度建设”双重变革。环境权的实现就是要求公民能够切实享有安全、健康和良好的环境品质,并且这一权利能够得到法律保障、社会尊重和国家保护。然而,变革之路并非坦途,因此环境权的实现也是社会内部各种因素之间博弈并走向平衡的过程。本文从人权法学的视角,探析环境权的实现逻辑,并相应的构建环境权实现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运用法律、道德原理,实现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合作共赢机制。论文除了导论和结论的基础论证外,将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梳理环境权的研究和发展进程。总结环境权的发展背景、理论探讨、国际组织及世界主要国家环境权的实践现状,提出环境权的研究需要务实的态度将其付诸实施,而其价值在于对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引导。第二章,探讨环境权的人权属性构造。环境权作为人权的属性体现在环境权的内涵、外延和效能上。环境权是人类享有安全、健康和良好环境品质,免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权利,具有促进环境保护、维护环境利益和调整社会关系的本质要义,其主体、客体和内容都体现出鲜明的人权属性。第三章,探索环境权的实现路径。作为人权的环境权,其法律实现和社会实现的途径都至关重要。首先环境权应在作为社会基本规范的法律中得到体现;其次环境权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表现为政府、企业等社会组织、公众等积极采取行动,履行职责义务,推定环境相关制度的实施;而环境权的实现最终在于塑造人格,塑造一种理性的规范意识和秩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第四章,分析影响环境权实现的主要外部因素。环境权的实现并非“真空操作”,必然受到特定时空条件的影响。不同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等现实条件不仅影响具体的环境品质,而且也决定了各国、各区域或群体为实现环境权而采取的不同途径和制度设计重心。第五章,构建环境权实现的机制体系。社会制度建设及其内部的有机衔接是环境权实现的关键环节。以国际环境公约为指导,以当代环境权实现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为基础,构建完整的环境权利调配、保障、救济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机制体系。第六章,作为对法理分析的实践延伸,以我国国情为基础,探索环境权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状况。环境权的价值及其实现目标与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具有现实的契合性。在总结我国相关有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回顾和梳理我国环境权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机制优化的对策和建议。
郭小靓[10]（2019）在《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把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举措,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用严格的法制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专门篇章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这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一个以制度体系建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了可喜进展和成效,也促使学术界掀起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研究热潮;但学术界以新时代为视角研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成果尚不多见,对制度建设现存问题和原因的分析深度、广度上还有很多不足。本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地梳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以往成果和研究不足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提出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力求在研究视角、观点和路径上有所创新。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和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研究;在现实层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制度的有效落实提供理论指导,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有效借鉴。具体而言,论文内容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阐明了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相关概念及必要性。论文从新使命、新矛盾、新课题、新思想、新方略五个方面理解新时代的内涵,从历史性、实践性、人民性、民族性、世界性五个方面理解新时代的特征;从战略地位、认识论、方法论等多重视角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概念,指出其特征是实现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统一、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人民为中心统一、中国发展和世界进步统一;从新时代内涵、历史意义、战略地位、社会矛盾、世界意义出发,论述了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必要性。第二章梳理了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资源。论文系统梳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有机统一思想”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生态观,从中汲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智慧思想;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自然生态观、伦理生态观,西方学者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伦理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汲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渊源。第三章论述了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以党章和宪法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和法律地位,着力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和探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和行动计划,已有资源和环境保护系列制度的执行力度在持续加强,一些重点区域和重点问题的组织制度的执行逐渐得以强化,一些重要的生态文明指标纳入了地方考核体系,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不断得以加强。经过这些伟大实践,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逐步确立,宏观的“四梁八柱”的制度体系初步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模式初步形成,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性成果逐步涌现,制度执行督察的高压态势逐渐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阶段成效初步显现,中国方案国际影响和地位逐渐扩大。第四章分析了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制度体系内容不尽科学细致、制度安排亟待细化和充实、多维制度冲突依然没有消除、制度执行力度和稳定性不足、执行中主体间协调难度大、制度建设中公众参与明显不足、制度建设的外交压力依然较大。运用“体制-机制-制度”的分析框架,剖析现存问题的原因为:涉及权责利关系的治理体制尚未理顺、结构倒错的科层体制不利于形成制度激励、传统制度的路径依赖不易在短期内打破、影响制度博弈的深层利益矛盾尚未化解、制度迁移过程中不易绕过契合性的困局、影响制度建设的能量传递机制尚未形成。第五章指明了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路径。论文提出:通过发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作用、确立生态文明重在制度建设的理念、展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成效,凝聚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民众共识;通过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考核激励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协调联动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强化运行和保障机制;通过完善生态环保的法律法规、强化环境督查和巡视制度、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完善配套的科技引领制度安排,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内容;通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生态安全诉求、以绿色丝绸之路加强生态领域的国际合作、反对生态殖民主义为美丽清洁世界贡献中国力量,营造新时代制度建设的有利国际环境。总之,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建设一个多维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宏观层面“四梁八柱”为中流砥柱,中观层面配套制度作为上传下达的中转站和枢纽,确保微观层面具体制度的跟进和准确落实。要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化解深层的利益矛盾,完善良好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完成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一个不断开拓、不断完善的长期过程,随着生态文明实践的发展,制度建设的理论也必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
二、政策创新有力推动环境保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策创新有力推动环境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1）环保督察及其治理绩效研究 ——双轨耦合治理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新高度 |
| 1.1.2 生态文明核心制度:生态环保督察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科层制与环境污染及其治理研究 |
| 1.3.2 运动式治理与环境保护研究 |
| 1.3.3 环保督察及其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方法与过程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4.3 研究过程 |
| 1.4.4 案例选择 |
| 1.5 研究思路、框架结构与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框架结构 |
| 1.5.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生态环保督察:历史演进与制度运行 |
| 2.1 关键概念辨析 |
| 2.1.1 督察与督查 |
| 2.1.2 环保督查与环保督察 |
| 2.2 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历史演进 |
| 2.2.1 生态环保督察制度背景 |
| 2.2.2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缘起与演进 |
| 2.3 生态环保督察工作程序 |
| 2.3.1 督察机构的设置与职责 |
| 2.3.2 生态环保督察运行机制 |
| 2.4 本章小节 |
| 第3章 双轨耦合治理——环保督察及整改的新分析框架 |
| 3.1 环境治理情景:科层与运动 |
| 3.1.1 科层环境治理 |
| 3.1.2 运动式环境治理 |
| 3.2 环保督察属性界定 |
| 3.3 理论基础 |
| 3.3.1 关系嵌入理论 |
| 3.3.2 双轨政治理论 |
| 3.3.3 相关概念界定 |
| 3.4 环保督察的“双轨耦合治理”分析框架 |
| 3.4.1 双轨耦合的情景条件 |
| 3.4.2 双轨耦合的过程 |
| 3.4.3 双轨耦合的效用 |
| 3.5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双轨耦合治理分析框架下的环保督察与地方整改 |
| 4.1 督察前:科层吸纳运动 |
| 4.1.1 督察情景 |
| 4.1.2 动员与进驻 |
| 4.1.3 科层吸纳运动 |
| 4.2 督察整改中:“科层—运动”共生逻辑下的督察整改治理模式 |
| 4.2.1 督察过程:实施与反馈 |
| 4.2.2 “科层—运动”共生逻辑下的督察整改治理模式 |
| 4.2.3 督察整改治理模式的组织框架 |
| 4.2.4 督察整改治理模式的强运动 |
| 4.2.5 督察整改治理模式的再常规 |
| 4.3 督察后:科层—运动良性互动 |
| 4.3.1 督察组织的混合化配置 |
| 4.3.2 环保督察的周期性运行 |
| 4.3.3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环境治理新常态 |
| 4.4 本章小节 |
| 第5章 双轨耦合治理视角下的环保督察效用逻辑 |
| 5.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5.1.1 研究方法与适切性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研究过程和理论模型建构 |
| 5.2.1 开放性编码 |
| 5.2.2 主轴编码 |
| 5.2.3 选择性编码 |
| 5.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5.3 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央环保督察效用逻辑之阐释 |
| 5.3.1 压力: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压力 |
| 5.3.2 调适:地方环境治理的行为调适 |
| 5.3.3 产出:环保督察的结果产出 |
| 5.4 “双轨耦合治理”与环保督察效用逻辑再阐释 |
| 5.4.1 效用逻辑模型再阐释 |
| 5.4.2 研究假设 |
| 5.5 本章小节 |
| 第6章 环保督察、地方整改与环境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1 环保督察与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 |
| 6.1.1 环保督察绩效的实证文献回顾 |
| 6.1.2 压力—状态—响应模型 |
| 6.1.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2 数据处理 |
| 6.2.1 数据的标准化 |
| 6.2.2 指标权重赋值 |
| 6.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3.1 状况指数分析 |
| 6.3.2 响应指数分析 |
| 6.3.3 压力指数分析 |
| 6.3.4 综合指数分析 |
| 6.4 本章小节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基本结论 |
| 7.2 环保督察制度的优化路径思考 |
| 7.2.1 环保督察制度建设的“科层化” |
| 7.2.2 环保督察制度运作的“去科层化” |
| 7.3 环保督察制度的未来走向 |
| 7.3.1 管理体制:央地同时在场 |
| 7.3.2 治理机制:合作共同体 |
| 7.3.3 价值构建:全民生态理性 |
| 7.4 “双轨耦合治理”理论思考 |
| 7.5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访谈大纲 |
| 附录 B 环保督察访谈信息汇总 |
| 附录 C 2010—2019 年环境治理综合评价原始数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创新点 |
| 本章小结 |
|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概念界定和哲学依据 |
| 2.1 概念界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关概念 |
| 2.1.1 生态 |
| 2.1.2 文明 |
| 2.1.3 生态文明 |
| 2.1.4 生态文明思想 |
| 2.2 唯物论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本体之源 |
| 2.2.1 人与自然处在同一场域之中 |
| 2.2.2 人同万物是同一律的存在 |
| 2.2.3 人与自然要合其德与合其律 |
| 2.3 辩证法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规律遵循 |
| 2.3.1 用矛盾规律揭示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 2.3.2 用联系的观点把握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 |
| 2.3.3 用发展的观点认识自然界的生成与消逝 |
| 2.4 价值观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取向 |
| 2.4.1 回应生态文明发展的现代诉求 |
| 2.4.2 体现生态文明发展的人本意蕴 |
| 2.4.3 呈现生态文明发展的整体旨归 |
| 本章小结 |
| 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生成 |
| 3.1 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 |
| 3.1.1 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理论 |
| 3.1.2 关于人化自然的理论 |
| 3.1.3 关于生态危机的理论 |
| 3.2 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生态思想 |
| 3.2.1 毛泽东的生态思想 |
| 3.2.2 邓小平的生态思想 |
| 3.2.3 江泽民的生态思想 |
| 3.2.4 胡锦涛的生态思想 |
| 3.3 形成历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
| 3.3.1 萌芽探索期 |
| 3.3.2 形成完善期 |
| 3.3.3 成熟升华期 |
| 本章小结 |
| 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 |
| 4.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逻辑 |
| 4.1.1 逻辑主体:全面自由发展的生态人 |
| 4.1.2 逻辑主线: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 |
| 4.1.3 逻辑主旨:消除自然、社会、人的异化状态 |
| 4.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观点 |
| 4.2.1 发展转型:新型文明观与绿色发展观 |
| 4.2.2 系统治理:整体系统观与严密法治观 |
| 4.2.3 人民立场:普惠民生观与全民行动观 |
| 4.2.4 共享共建:和谐自然观与全球共赢观 |
| 4.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思维方法 |
| 4.3.1 辩证扬弃的历史思维方法 |
| 4.3.2 全球共治的战略思维方法 |
| 4.3.3 协同治理的系统思维方法 |
| 4.3.4 严格保护的底线思维方法 |
| 本章小结 |
| 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成果 |
| 5.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样本 |
| 5.1.1 浙江安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
| 5.1.2 福建第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经验 |
| 5.1.3 河北三代塞罕坝人接力在荒漠沙地成功植树造林 |
| 5.1.4 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造就美丽乡村 |
| 5.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成效 |
| 5.2.1 生态文明氛围日益浓厚 |
| 5.2.2 我国生态状况显着改善 |
| 5.2.3 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
| 5.2.4 生态文明制度日趋完善 |
| 5.2.5 生态环境治理卓有成效 |
| 5.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经验 |
| 5.3.1 坚持党对生态建设领导 |
| 5.3.2 重视生态实地调查研究 |
| 5.3.3 综合施策提升生态实效 |
| 5.3.4 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
| 本章小结 |
| 6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进路 |
| 6.1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 |
| 6.1.1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还存在着不平衡性 |
| 6.1.2 人民对优美环境的需要还不能得到充分满足 |
| 6.1.3 我国生态环境总体还比较脆弱 |
| 6.1.4 生态环境修复与监管仍待加强 |
| 6.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推进路径 |
| 6.2.1 加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建设 |
| 6.2.2 完善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生态目标责任建设 |
| 6.2.3 强化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
| 6.2.4 加快以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建设 |
| 6.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保障措施 |
| 6.3.1 物质奠基:助推生态文明绿色转型 |
| 6.3.2 政治引领:凝聚生态文明发展共识 |
| 6.3.3 文化护航:强化生态文明行动自觉 |
| 6.3.4 社会合力:实现生态文明和谐发展 |
| 本章小结 |
| 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贡献 |
| 7.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特性 |
| 7.1.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性 |
| 7.1.2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国家的创新性 |
| 7.1.3 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人民性 |
| 7.1.4 携手共建人类地球美好家园的全球性 |
| 7.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 |
| 7.2.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
| 7.2.2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7.2.3 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航标 |
| 7.2.4 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指导 |
| 7.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价值 |
| 7.3.1 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 |
| 7.3.2 努力形成和推进绿色发展模式 |
| 7.3.3 指明打赢环境治理攻坚战路径 |
| 7.3.4 构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新范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五、有关核心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一种区域治理模式 |
| 第一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提出的背景 |
| 一、我国区域治理的基本现状 |
| 二、当前我国区域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提出 |
| 第二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 |
| 一、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逻辑和运作方式 |
| 一、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行逻辑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运作方式 |
| 第四节 纵向府际整合治理在我国城市群治理中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将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应用于我国城市群治理的必要性 |
| 二、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模式在我国城市群治理中应用的可行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主要困境 |
| 第一节 城市群和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内容 |
| 一、城市群的提出 |
| 二、城市群协调发展 |
| 第二节 我国城市群产生的背景与发展历程 |
| 一、我国城市群产生的背景 |
| 二、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
| 一、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相对较大 |
| 二、中西部城市群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 |
| 三、城市群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日渐凸显 |
| 四、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不尽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困境的生成逻辑 |
| 一、行政分权改革引发的地区间政策壁垒阻碍了人口和要素的合理流动 |
| 二、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开展无序竞争的能力与强烈动机 |
| 三、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致使人口和要素空间配置失衡问题加剧 |
| 四、城市群上级政府的统筹力度不足阻碍了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 |
| 第二节 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治理路径选择 |
| 一、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 |
| 二、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 |
| 第三节 运用纵向府际整合治理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实施路径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构建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事权运行格局 |
| 第一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缘起 |
| 一、城市群内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 |
| 二、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生成和扩散效应的发挥受阻 |
| 三、城市群区域性公共事务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理 |
| 四、城市群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通常成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洼地 |
| 五、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低 |
| 第二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手段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基本逻辑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事权整合的主要手段 |
| 第三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规划权限整合 |
| 一、制定跨省域城市群规划法和省域内城市群规划条例 |
| 二、不断增强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可适用性 |
| 三、编制和实施城市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 四、编制和实施城市群专项规划 |
| 五、实施城市群内部各地方政府间规划变更承诺制度 |
| 第四节 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管理权限整合 |
| 一、统一编制城市群内部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
| 二、在部分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省际或市际交界地区设立城市群协调发展示范区 |
| 第五节 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 |
| 一、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的必要性 |
| 二、城市群部分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权限整合的手段 |
| 第六节 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合 |
| 一、不断优化城市群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格局 |
| 二、建立和健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
| 三、强化城市群上级政府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职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构建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财权运行格局 |
| 第一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缘起 |
| 一、碎片化的财税管理权限给城市群协调发展带来的阻碍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缘起 |
| 第二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基本逻辑和主要手段 |
| 一、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基本逻辑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权整合的主要手段 |
| 第三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 |
| 一、地方政府利用财税政策制定权限进行无序竞争的主要手段 |
| 二、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权限整合的主要措施 |
| 第四节 城市群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分配权限整合 |
| 一、建立健全城市群内部地方政府间税收分享制度 |
| 二、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推动设立城市群协调发展基金 |
| 三、推动实施城市群内部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城市群纵向府际整合治理能力的提升 |
| 第一节 不断变革和优化我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 |
| 一、依据各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来划分各级政府职责 |
| 二、减少纵向政府间共同财政事权数量并规范共同财政事权运行 |
| 三、不断提升我国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的法治化水平 |
| 四、建立纵向政府间职责划分格局动态调整机制 |
| 第二节 构建规范化的城市群府际争议解决机制 |
| 一、谈判 |
| 二、调解 |
| 三、仲裁 |
| 四、诉讼 |
| 第三节 以城市群为单位对地方政府部分类型的政绩进行考核 |
| 一、以城市群为单位对地方政府部分类型的政绩进行考核的必要性 |
| 二、适合以城市群为单位进行考核的地方政府政绩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 |
| 2.2 国内文献 |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城镇化 |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 3.1.3 新型城镇化 |
| 3.1.4 绿色发展 |
| 3.1.5 绿色城镇化 |
| 3.1.6 耦合 |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 3.2.5 系统理论 |
| 3.2.6 PSR框架模型 |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 4.3.7 其他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 6.2.2 权重的确定 |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1.1 德国埃朗根 |
| 7.1.2 瑞典马尔默 |
| 7.1.3 美国伯克利 |
| 7.1.4 日本北九州 |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2.1 北京 |
| 7.2.2 上海 |
| 7.2.3 贵阳 |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研究（1933-199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基本框架内容 |
| 1.4 创新和不足 |
| 1.4.1 本文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不足之处 |
| 1.5 技术路线图 |
| 第2 章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构建:利益集团理论 |
| 2.1 利益集团理论 |
| 2.1.1 利益集团的基本概念 |
| 2.1.2 利益集团理论的提出 |
| 2.1.3 利益集团理论的演进 |
| 2.2 利益集团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
| 2.2.1 制度的基本概念 |
| 2.2.2 制度变迁的内涵 |
| 2.2.3 利益集团的制度变迁理论 |
| 第3 章 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 |
| 3.1 政策的特点和制定程序 |
| 3.1.1 组织架构和特点 |
| 3.1.2 议题的内容筛选 |
| 3.1.3 草案的多层审议 |
| 3.1.4 法案的最终通过 |
| 3.2 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途径 |
| 3.2.1 通过政府机构 |
| 3.2.2 通过舆论媒体 |
| 3.2.3 通过国家政党 |
| 第4 章 政策演进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 4.1 农场主利益集团 |
| 4.1.1 主要代表性团体与态度 |
| 4.1.2 与政府机构关系的构建 |
| 4.1.3 霸主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
| 4.1.4 强大势力的弱化与侵蚀 |
| 4.2 农化企业利益集团 |
| 4.2.1 主要代表性团体与态度 |
| 4.2.2 与政府机构关系的构建 |
| 4.2.3 雄厚势力的构筑与累积 |
| 4.2.4 环保时代的转型与扩张 |
| 4.3 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 |
| 4.3.1 主要代表性团体与态度 |
| 4.3.2 与政府机构关系的构建 |
| 4.3.3 劣势条件下的妥协与漠视 |
| 4.3.4 协同奋战中的纠正与变革 |
| 4.4 利益集团间博弈与竞争 |
| 4.4.1 农场主利益集团与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的博弈 |
| 4.4.2 农化企业利益集团与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的博弈 |
| 4.4.3 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与农场主、农化企业利益集团的博弈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 章 起步阶段(30-40 年代) |
| 5.1 政策演进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 |
| 5.1.1 立法的外部冲击:沙尘暴灾害 |
| 5.1.2 竞选的利益考量:经济大危机 |
| 5.2 起步阶段的政策构成 |
| 5.2.1 1933 年《农业调整法》 |
| 5.2.2 1936 年《土壤保持与作物调配法》 |
| 5.2.3 1938 年《农业调整法》 |
| 5.3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机构的核心工具 |
| 5.3.1 暴力示威 |
| 5.3.2 专业游说 |
| 5.3.3 内部结盟 |
| 5.3.4 影响竞选 |
| 5.4 利益集团渗透舆论媒体的行动选择 |
| 5.4.1 主题宣传:拯救土壤、摆脱绝望 |
| 5.4.2 利益博弈:对消费者利益诉求的协调 |
| 5.5 利益集团与国家政党的利益交叠 |
| 5.5.1 与共和党的依附与合作:农业局联合会对政治候选人的培养 |
| 5.5.2 与民主党的依附与合作:农业局联合会对党派纷争矛盾的化解 |
| 5.6 利益集团型塑政策演化的过程和结果 |
| 5.6.1 关键性政策法案的形成:1933 年《农业调整法》 |
| 5.6.2 型塑政策的结果和影响:短期成效凸显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 章 迟滞阶段(50-60 年代) |
| 6.1 政策演进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 |
| 6.1.1 立法的外部冲击:尘暴和旱灾 |
| 6.1.2 竞选的利益考量:农业危机 |
| 6.2 迟滞阶段的政策构成 |
| 6.2.1 1956 年“土壤银行计划” |
| 6.2.2 1962 年“资源保护和发展计划” |
| 6.3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机构的核心工具 |
| 6.3.1 建立同盟 |
| 6.3.2 影响竞选 |
| 6.4 利益集团渗透舆论媒体的行动选择 |
| 6.4.1 主题宣传:控制虫害、征服自然 |
| 6.4.2 利益博弈:对消费者真实信息的蒙蔽 |
| 6.5 利益集团与国家政党的利益交叠 |
| 6.5.1 与共和党的依附与合作:党派纷争引发集团内部的分裂 |
| 6.5.2 与民主党的依附与合作:农业局联合会对内部裂痕的调和 |
| 6.6 利益集团型塑政策演化的过程和结果 |
| 6.6.1 关键性政策法案的形成:1956 年“土壤银行计划” |
| 6.6.2 型塑政策的结果和影响:资源破坏加剧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 章 快速发展阶段(80-90 年代) |
| 7.1 政策演进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 |
| 7.1.1 立法的外部冲击:严重旱灾 |
| 7.1.2 竞选的利益考量:农业危机 |
| 7.2 快速发展阶段的政策构成 |
| 7.2.1 1985 年“交叉合规计划”和“水土保护储备计划” |
| 7.2.2 1990 年“湿地储备计划”和“未来农场计划” |
| 7.2.3 1996 年“环境质量激励计划” |
| 7.3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机构的核心工具 |
| 7.3.1 建立同盟 |
| 7.3.2 影响竞选 |
| 7.3.3 专业游说 |
| 7.4 利益集团渗透舆论媒体的行动选择 |
| 7.4.1 主题宣传:环境保护、可持续农业 |
| 7.4.2 利益博弈:对各方利益诉求的契合 |
| 7.5 利益集团与国家政党的利益交叠 |
| 7.5.1 与共和党的依附与合作：农场主利益集团内部凝聚力趋向坍塌 |
| 7.5.2 与民主党的依附与合作：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优势伸展 |
| 7.6 利益集团型塑政策演化的过程和结果 |
| 7.6.1 关键性政策法案的形成:1985 年“交叉合规计划”和“水土保护储备计划” |
| 7.6.2 型塑政策的结果和影响:长期成效显着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 章 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进的归纳与思考 |
| 8.1 归纳总结 |
| 8.1.1 农场主利益集团与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进 |
| 8.1.2 农化企业利益集团与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进 |
| 8.1.3 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与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进 |
| 8.2 评价思考 |
| 8.2.1 集体行动的困境为政策变迁带来桎梏 |
| 8.2.2 分利集团的扩大使政策变迁陷入凝滞 |
| 8.2.3 共容利益的达成利于政策变迁的完善 |
| 8.2.4 媒体舆论的监督加速政策变迁的推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城乡生态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发展 |
|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城乡生态关系思想萌芽 |
| 一、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城乡生态问题的批判 |
| 二、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城乡生态关系的设想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生态关系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乡生态问题的批判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城乡生态关系的设想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生态关系的探讨 |
|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生态关系的探讨 |
| 二、改革开放后至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生态关系的探讨 |
| 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 |
| 第一节 国土空间面貌发生深刻改变 |
| 一、国土空间布局表现出较为合理的趋向 |
| 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拉大趋势得以扭转 |
| 第二节 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
| 一、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显现 |
| 二、农业面源污染扩大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
| 第三节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不断增强 |
| 一、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实现程度大幅提高 |
| 二、生态补偿取得明显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注重顶层设计及其推动落实 |
| 第一节 高屋建瓴制定发展战略 |
| 一、美丽中国战略的城乡生态一体化导向 |
| 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城乡生态一体化导向 |
|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城乡生态一体化导向 |
| 第二节 推动政策制定和法制化进程 |
| 一、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密集出台 |
| 二、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化加速推进 |
| 第三节 推动顶层设计的落地实施 |
| 一、自上而下层层推动 |
| 二、先行试点与经验推广 |
| 三、以生态环保责任制强化落实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二:促进城乡利益协调 |
| 第一节 城乡利益协调的理论阐释 |
| 一、城乡利益分配不均的困境 |
| 二、以城市利益让渡调整利益格局 |
| 三、城乡互利合作实现利益最大化 |
| 第二节 统筹城乡空间规划 |
| 一、坚持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导向 |
| 二、科学划定“三区三线” |
| 三、推动城乡空间规划的协调统筹 |
| 四、促进城乡“三生空间”合理布局 |
| 第三节 推动生态补偿创新发展 |
| 一、推动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 |
| 二、推动森林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 |
| 第四节 城乡优势互补共建生态文明 |
| 一、以城带乡助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
| 二、补齐农村环境短板锚固城市生态本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突出 |
| 一、城乡空间规划仍不平衡不协调 |
| 二、城乡生活垃圾治理能力不平衡 |
| 三、生态农业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 |
| 第二节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有待完善 |
| 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机制不完善 |
| 二、要素配置不均衡导致城乡统筹推进机制不完善 |
| 三、生态补偿的城乡协同机制不健全 |
| 第三节 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不完善及治理效能不彰显 |
| 一、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政策制定有待完善 |
| 二、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
| 三、城乡统筹的生态治理效能不彰显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的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城乡融合发展 |
| 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引领城乡空间发展 |
| 二、坚持“生态价值论”和“两山论”理念引领生态补偿 |
| 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引领生态保护修复 |
| 第二节 推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平衡充分发展 |
| 一、平衡协调城乡空间规划 |
| 二、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能力 |
| 三、挖掘生态农业发展潜力 |
| 第三节 完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 |
| 一、完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机制 |
| 二、以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城乡统筹推进机制 |
| 三、健全生态补偿的城乡协同机制 |
| 第四节 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完善及治理效能提升 |
| 一、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政策制定 |
| 二、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 |
| 三、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治理效能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县级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D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综述 |
| (1)政策执行研究 |
| (2)环境政策执行研究 |
| (3)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研究 |
| 2.国内研究综述 |
| (1)政策执行研究 |
| (2)环境政策执行研究 |
| (3)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理论工具 |
| 1.研究方法 |
| 2.理论工具 |
| (四)研究内容和基本思路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
| 1.研究的重点、难点 |
| 2.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基本概念及分析框架 |
| (一)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基本概念 |
| 1.环境政策概念 |
| 2.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概念 |
| 3.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特点 |
| (二)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分析框架 |
| 1.环境政策执行动力要素分析 |
| 2.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框架体系 |
| 三、河南省D县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现状 |
| (一)河南省D县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描述 |
| (二)河南省D县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主要成效 |
| 1.利益诉求引导有效 |
| 2.执行主体积极性不断增强 |
| 3.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加大 |
| 4.监管方式愈加多样化 |
| (三)河南省D县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存在的问题 |
| 1.利益引导机制碎片化 |
| 2.激励机制运行不畅 |
| 3.支持保障机制效能不足 |
| 4.监管机制内部失衡 |
| 四、当前影响县级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发展导向与环境保护目标之间的矛盾 |
| 1.追求经济利益的发展型政府仍是县级政府的重要定位 |
| 2.追求政治利益的晋升锦标赛的刺激与诱导 |
| (二)环境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动性与内在激励不足之间的矛盾 |
| 1.上级部门的层层加压抑制了执行主体的能动性 |
| 2.激励机制不健全阻碍工作内驱力释放 |
| (三)环境政策目标多样性与执行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 |
| 1.县级政府环境保护任务繁重,执行压力大 |
| 2.执行资源严重缺乏,支持保障力度不够 |
| (四)环境政策执行的严格性与地方执行变通性之间的矛盾 |
| 1.制度体制性障碍造成政策执行困境 |
| 2.部分监管主体缺位弱化环境规制效力 |
| 3.执行人员的自利性引发“变通性”执行 |
| (五)环境保护的全社会性与政府主导之间的矛盾 |
| 1.政府主导仍是环保工作开展的主要推动力 |
| 2.环境保护社会力量孱弱 |
| 五、县级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完善路径 |
| (一)整合完善利益引导机制,增强政策执行原动力 |
| 1.推动政府由发展型政府向监管型政府转型 |
| 2.强化“环境保护”在晋升锦标赛中的地位 |
| 3.以共同利益引导相关执行主体自发实现公共利益 |
| (二)完善环境政策执行激励机制,激发执行主体积极性 |
| 1.完善激励机制、奖惩机制,激发执行内生动力 |
| 2.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合理评定工作绩效 |
| 3.完善干部晋升渠道,调动执行人员工作积极性 |
| (三)健全支持保障机制,为政策执行提供支撑力 |
| 1.完善环境问责追责机制、容错纠错机制,减缓执行压力 |
| 2.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为环境政策执行提供资源支持 |
| 3.推进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政策执行与监督成本 |
| 4.加大对执行人员的培训教育,建立常态化的教育培训机制 |
| (四)健全监管机制,规范执行行为 |
| 1.深入推进环境保护垂直管理改革 |
| 2.平衡各监督主体之间的力量,确保各司其职 |
| 3.创新监管方式,有效规范执行主体的自利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 选题的背景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一） 理论研究成果 |
| （二） 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释析 |
| 第一节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界定 |
| 一、 核心概念辨析 |
| （一） 公众参与和公众参与权 |
| （二） 治理与多元共治 |
| 二、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的权利属性 |
| （一） 以环境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公众参与权 |
| （二） 兼具自由权、社会权与程序权属性的公众参与权 |
| 三、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的法律价值 |
| （一） 彰显环境治理中环境公平与环境正义 |
| （二） 保障环境治理中自由与秩序的实现 |
| 第二节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的理论依据 |
| 一、 公众参与权的理论前提 |
| （一） 利益均衡理论 |
| （二） 公众参与权以正当利益间的权衡为前提 |
| 二、 公众参与权的理论依托 |
| （一） 公共信托理论 |
| （二） 公众参与权以信托财产的公共属性为依托 |
| 三、 公众参与权的理论支撑 |
| （一） 环境治理理论 |
| （二） 公众参与诠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
| 四、 公众参与权的原权 |
| （一） 公民环境权理论 |
| （二） 公众参与权源起于公民环境权 |
| 第三节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的现实推动因素 |
| 一、 政府职能的转变 |
| （一） 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为公众参与提供契机 |
| （二） 职能转变的内容拓宽公众参与的空间 |
| （三） 职能转变的方向契合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的建构 |
| 二、 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 |
| （一） 公众环境意识积聚公众参与的社会心理基础 |
| （二） 公众环境意识推动环境民主进一步发展 |
| 三、 环保社会组织的兴起 |
| （一） 以组织化形式克服公众个体参与的无序 |
| （二） 以集中表达机制克服公众个体参与的分散 |
| 第二章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主体构成 |
| 第一节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的权利主体 |
| 一、 对公众范围的界定 |
| （一） 公民 |
| （二） 法人和其他组织 |
| （三） 专家 |
| 二、 以环境利益为标准对公众的区分 |
| （一） 对环境利益的解读 |
| （二） 以环境利益作为区分标准的依据 |
| （三） 对公众分别赋权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的义务主体 |
| 一、 政府及行政机关 |
| （一） 环境治理中的宣传、引导与信息告知 |
| （二） 环境治理中的管理、协调与监督 |
| 二、 企业 |
| （一） 环境信息公开 |
| （二） 实施绿色生产 |
| 第三章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的内容 |
| 第一节 环境知情权 |
| 一、 环境知情权的界定 |
| （一） 环境知情权的内涵 |
| （二） 环境知情权的价值 |
| 二、 环境知情权的立法与实践考察 |
| （一） 环境知情权的立法现况 |
| （二） 环境知情权的实践检视 |
| 三、 环境知情权的发展趋势分析 |
| 第二节 环境决策参与权 |
| 一、 环境决策参与权的界定 |
| （一） 环境决策参与权的概念 |
| （二） 环境决策参与权的功能 |
| 二、 环境决策参与权的立法与实践考察 |
| （一） 环境决策参与权的立法分析 |
| （二） 环境决策参与权的实践考量 |
| 三、 环境决策参与权的发展趋势分析 |
| 第三节 环境表达权 |
| 一、 环境表达权的界定 |
| （一） 环境表达权的含义 |
| （二） 环境表达权的作用 |
| 二、 环境表达权的立法与实践考察 |
| （一） 环境表达权的法律规定 |
| （二） 环境表达权的实践审视 |
| 三、 环境表达权的发展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环境监督权 |
| 一、 环境监督权的界定 |
| （一） 环境监督权的内含 |
| （二） 环境监督权的意义 |
| 二、 环境监督权的立法与实践考察 |
| （一） 环境监督权的立法现状 |
| （二） 环境监督权的实践检验 |
| 三、 环境监督权的发展趋势分析 |
| 第四章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的行使 |
| 第一节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的行使原则 |
| 一、 博弈下的公平原则 |
| （一） 多元主体相对的权利公平 |
| （二） 资源倾斜下的机会公平 |
| （三） 矫正恣意的规则公平 |
| 二、 公众参与权的保障之合法原则 |
| （一） 以程序正当保障各主体规范参与 |
| （二） 以权力法定规范政府依法行政 |
| 三、 以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规避公众滥用参与权 |
| （一） 权利滥用的认定标准 |
| （二） 私权与公共利益的衡量 |
| 第二节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的行使路径 |
| 一、 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行使路径 |
| （一） 法律保障 |
| （二） 行政告知 |
| （三） 行政征询 |
| 二、 公众自发的自下而上行使路径 |
| （一） 自媒体应用 |
| （二） 非理性抗争 |
| （三） 迁移 |
| （四） 环境公益诉讼 |
| 第三节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之权利受阻分析 |
| 一、 公众参与权权利受阻样态分析 |
| （一） “权利基石”的立法缺失 |
| （二） 模糊的主体价值定位 |
| （三） 限缩的公众参与渠道 |
| （四）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有效性评估机制缺位 |
| 二、 对公众参与权权利受阻的反思 |
| （一） 地方治权与生态法治的博弈 |
| （二） 尚待激活的公民权利意识 |
| （三） 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导向欠缺 |
| 第五章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
| 第一节 政府维度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
| 一、 宣传认同支撑主动参与 |
| （一） 从宪法到环境法体系确认公众参与权利来源 |
| （二） 加大环保宣传教育力度 |
| （三） 解决公众参与的“动力源”不足问题 |
| 二、 公开互动贯穿参与过程 |
| （一）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
| （二） 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
| （三） 对公众参与的有效回应 |
| 三、 授权合作提升参与层次 |
| （一） 赋予公众环境立法提案权 |
| （二） 推行环境公众评审员制度 |
| （三） 以公众“点单权”促进环境执法公平 |
| 第二节 企业维度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
| 一、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 |
| （一）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 |
| （二）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 |
| （三）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方式 |
| 二、 建构自治导向的企业环境管理体制 |
| （一） 企业内部环境管理制度建设 |
| （二） 企业外部环境管理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维度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
| 一、 多元化的参与主体 |
| （一） 行动者个体层面的参与 |
| （二） 组织化的公众参与 |
| 二、 网络化的行动方式 |
| （一） “新媒体”—民意表达与传播的平台 |
| （二） 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对新媒体的现实需求 |
| 三、 广泛化的参与领域 |
| （一）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阶段的过程化 |
| （二）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项目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三方合力共助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
| 一、 三方合力的典型案例—嘉兴环境治理模式 |
| 二、 嘉兴环境治理模式的启示 |
| （一）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利益相关者平台制度 |
| （二） 以“联动化”推动主体间有效互动 |
| （三） 借助绿色供应链管理推动三方协同 |
| 第五节 程序性保障机制的完善 |
| 一、 构建公益诉讼多元启动主体 |
| （一） 现有法律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规定的不完善 |
| （二） 拓宽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有益探索 |
| 二、 程序性保障机制设计 |
| （一） 起诉激励机制与滥诉避免之平衡 |
| （二） 纠偏错位的“程序先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一、 作者简介 |
| 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论环境权的实现模式 ——从价值到制度的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环境权的发展考察 |
| 第一节 环境权的生成理路 |
| 一、时代背景 |
| 二、现实条件 |
| 三、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环境权的理论探讨 |
| 一、必要性讨论 |
| 二、确定性讨论 |
| 三、可行性讨论 |
| 第三节 环境权的实践探索 |
| 一、国际社会的实践 |
| 二、主要国家的实践 |
| 第四节 环境权的反思与启发 |
| 一、理论局限 |
| 二、实践不足 |
| 三、权利实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环境权的人权属性证成 |
| 第一节 环境权的本质要义 |
| 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
| 二、保护环境生态利益 |
| 三、调适环境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环境权的基本构造 |
| 一、主体 |
| 二、客体 |
| 三、内容 |
| 第三节 环境权的主要特征 |
| 一、权利与义务相一致 |
| 二、公益与私益相统一 |
| 三、防御与合作相结合 |
| 第四节 环境权的关联性辨析 |
| 一、环境权与生存权 |
| 二、环境权与健康权 |
| 三、环境权与发展权 |
| 四、环境权与财产权、人格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环境权实现的规范体系 |
| 第一节 基本原理 |
| 一、理论视角 |
| 二、主要原则 |
| 三、阶段分解 |
| 第二节 从应有到法定:环境权的法律规范 |
| 一、环境权的“正当性” |
| 二、权利入宪 |
| 三、规则建构 |
| 四、程序保障 |
| 第三节 从法定到实有:环境权的制度规范 |
| 一、环境权的“可行性” |
| 二、国家保护 |
| 三、社会尊重 |
| 四、公众维权 |
| 第四节 从实有到应有:环境权的文化规范 |
| 一、环境权的“普适性” |
| 二、生态秩序 |
| 三、环境人格 |
| 四、生态习俗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权实现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条件 |
| 一、经济水平 |
| 二、增长方式 |
| 三、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社会治理结构 |
| 一、政府管理 |
| 二、社会自治 |
| 三、市场调配 |
| 第三节 现代法治状况 |
| 一、法律规范 |
| 二、法权结构 |
| 三、法治素养 |
| 第四节 传统价值观念 |
| 一、单一的物质主义 |
| 二、过度的个人本位 |
| 三、狭隘的局部保护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权实现的机制设计 |
| 第一节 环境权的配置机制 |
| 一、权利基准 |
| 二、环境优先 |
| 三、服务均等 |
| 第二节 环境权的保障机制 |
| 一、信息公开 |
| 二、公众参与 |
| 三、公共管理 |
| 第三节 环境权的救济机制 |
| 一、司法救济 |
| 二、社会救济 |
| 三、行政救济 |
| 第四节 环境权的发展机制 |
| 一、法制绿色化 |
| 二、文化多元化 |
| 三、环境社会化 |
| 第五节 国际合作共治机制 |
| 一、国际环境规范框架 |
| 二、共同有区别的责任 |
| 三、共享性的交流对话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环境权的中国场景 |
| 第一节 环境权实现的理想架构 |
| 一、环境权与天人合一 |
| 二、环境权与环境治理 |
| 三、环境权与生态文明 |
| 第二节 环境权实现的现实面相 |
| 一、环境权的法律规范现状 |
| 二、环境权的制度规范现状 |
| 三、环境权的文化规范现状 |
| 第三节 环境权实现的阻却因素 |
| 一、环境法治未完成全面转型 |
| 二、经济发展未达到历史拐点 |
| 三、政治共识未制定践行方案 |
| 第四节 环境权实现的机制优化 |
| 一、政策提升机制 |
| 二、法制实施机制 |
| 三、社会参与机制 |
| 四、教育引导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论文的创新点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析 |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相关概念及必要性分析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相关概念 |
| (一)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特征 |
| (三)新时代的内涵与特征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涵与特征 |
| 二、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必要选择 |
| (三)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客观要求 |
| (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的必然路径 |
| 第二章 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资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生态文明和制度建设的思想 |
| (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有机统一的思想 |
| (二)从社会角度解读生态环境问题的理念 |
| (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导致自然异化的思想 |
| (四)“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的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和制度建设的思想 |
| (一)毛泽东关于“兴修水利、绿化祖国”生态环境建设思想 |
| (二)邓小平关于“谁污染、谁治理”生态责任制度建设思想 |
| (三)江泽民关于“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生态发展思想 |
| (四)胡锦涛关于“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生态和谐思想 |
| (五)习近平“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建设“美丽中国”的思想 |
|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生态文明和制度建设的智慧 |
| (一)“天人合一”、“共生共存”的系统生态观 |
| (二)“天行有常”、“复归其根”的自然生态观 |
| (三)“众生平等”、“六道轮回”的伦理生态观 |
| (四)“虞横之制”、“王者之法”的制度生态观 |
| 四、西方学者有关生态文明和制度建设的理论 |
|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 |
| (二)生态伦理学理论 |
| (三)制度经济学理论 |
| (四)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 |
| (一)以党章和宪法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 |
| (二)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与探索 |
| (三)陆续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和系列行动计划 |
| (四)重点区域和重点问题的制度执行力度不断加强 |
| (五)逐步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的成效 |
| (一)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已经确立 |
| (二)“四梁八柱”的制度体系初步建立 |
| (三)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模式逐渐形成 |
| (四)制度创新性成果和阶段性成效逐步涌现 |
| (五)制度执行督查的高压态势日益强盛 |
| (六)中国方案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现存问题 |
| (一)制度体系内容不尽科学细致 |
| (二)多维制度冲突依然没有消除 |
| (三)制度执行力度和稳定性不足 |
| (四)制度执行中主体间协调难度大 |
| (五)制度建设中公众参与明显不足 |
| (六)制度建设的外交压力依然较大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现存问题的原因 |
| (一)涉及权责利关系的治理体制尚未理顺 |
| (二)结构倒错的科层体制不利于形成制度激励 |
| (三)影响制度博弈的深层利益矛盾尚未化解 |
| (四)影响制度建设的能量传递机制尚未形成 |
| (五)传统制度路径依赖不易在短期内打破 |
| (六)制度迁移过程不易绕过契合性的困局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路径 |
| 一、凝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民众共识 |
| (一)发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作用 |
| (二)确立生态文明重在制度建设的理念 |
| (三)展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实践成效 |
| 二、健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决策和组织体制 |
| (一)健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决策体制 |
| (二)健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组织体制 |
| 三、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运行和保障机制 |
| (一)执法监督机制 |
| (二)考核激励机制 |
| (三)责任追究机制 |
| (四)协调联动机制 |
| (五)公众参与机制 |
| 四、继续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制度内容 |
| (一)完善生态环保的法律法规 |
| (二)强化环境督查和巡视制度 |
| (三)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
| (四)完善配套的科技引领制度安排 |
| 五、营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有利国际环境 |
|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全球生态安全诉求 |
| (二)以绿色丝绸之路加强生态领域的国际合作 |
| (三)反对生态殖民主义为美丽清洁世界贡献中国力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政策创新有力推动环境保护（论文参考文献）
- [1]环保督察及其治理绩效研究 ——双轨耦合治理的分析视角[D]. 谢婷. 南昌大学, 2021(02)
- [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D]. 彭蕾.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3]城市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纵向府际整合治理的视角[D]. 陈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5]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研究（1933-1996）[D]. 陈潇. 辽宁大学, 2020(08)
- [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D]. 赵津津.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7]县级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动力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D县为例[D]. 阮文杰. 郑州大学, 2020(02)
- [8]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下公众参与权研究[D]. 胡乙. 吉林大学, 2020(08)
- [9]论环境权的实现模式 ——从价值到制度的逻辑[D]. 赵明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新时代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D]. 郭小靓.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9(01)
标签：环境权论文; 制度建设论文; 生态文明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