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忆我的父亲胡拓先生(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辉[1](2021)在《“童年拾慧”专题说课》文中研究说明童年是人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童年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在日复一日的岁月里都将成为生命中最诱人的磁场。通过专题阅读和专题写作两部分,引导学生采撷精神之蜜,即从别人的童年经历中获得成长的启示;吮吸方法之蜜,即学习并尝试运用文章的表达技巧,从而最终达到提升学生语文学科素养的目的。
徐浩森[2](2020)在《周怀民绘画艺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风云激荡的时代,无数人正在为实现科学、民主、强国等伟大理想而不懈努力。同时,20世纪也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时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艺术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在这一特殊时期,随着激烈的社会变革和西方绘画在中国土地上的渗透和发展,中国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画家们开始寻求变革创新之道,力求在中国画的创作中有所蜕变,中国画开始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周怀民作为中国现当代着名画家之一,一生都致力于中国画的创作和研究中,在山水和花鸟画领域都有着颇为卓越的建树,他创作时提倡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画面中融入西方绘画的有益营养,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笔者通过前期资料的收集和文献的调研,以周怀民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特色为中心,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并通过以下章节对他的艺术特色、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价值等展开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本文第一章对周怀民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绘画风格成因等进行研究,探讨出周怀民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承及吴镜汀等画家对他绘画创作的影响和“京派”对他绘画思想的影响。第二章结合时代背景和地域特色等对周怀民山水画系统的研究,从山水画的探索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进而探索出周怀民的艺术风格、艺术语言、时代特色及商业经济和个人画展对他的影响。第三章就周怀民绘画的艺术特征,从花鸟画的艺术表现形式探索出独具特色的用笔、用墨、用色的艺术语言。
蔡娟[3](2020)在《建国后十七年视唱教材的本土化研究 ——以马思聪、马革顺、胡江非视唱教材为例》文中认为建国后十七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的,中国的音乐文化也从“以西为主”的模仿阶段渐渐转向于中国国内一众音乐家努力追求自我个性、追求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革新的“以中为主”的大胆创作阶段。如何既能革新本土音乐文化,又能在西方列强环伺的社会环境中不至于被西方文化牵着鼻子走,还能不丢掉自己的传统,并挖掘传统音乐文化魅力,这是一众中国音乐家在建国后十七年所致力研究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的难题。本文以建国后十七年的视唱教材本土化研究为切入点,以三位音乐教育家:马思聪、马革顺、胡江非为主要研究人物,以他们三人的三本视唱教材《视唱练习》、《单声部视唱练习》、《儿童视唱初步》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老一辈音乐家在建国后十七年视唱教材的编写创作本土化上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本文第一章以社会人类学、哲学、传播学、音乐学四个大学科有关本土化的论述为理论基点,在梳理“本土化”这一核心概念的同时,提炼出本土化研究的三个纬度“理念、方法和内容”,推导出视唱教材小学科本土化“理念、方法和内容”的评价框架,并简要介绍了建国后十七年我国的音乐文化环境,对建国后十七年我国出版的东西方视唱教材做了较详细梳理;第二章对马思聪、马革顺、胡江非三人生平、包含本土化元素的作品、音乐本土化思想做了简述,进一步以第一章推导出来的“视唱教材理念、方法本土化的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对三人的三本视唱教材进行了“理念、方法”的本土化研究;第三章主要是视唱教材内容的本土化研究。首先对三本视唱教材内容从谱号、调号、拍号、节奏等方面做了详细分析,而后同样以第一章已经形成的“视唱教材内容本土化的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对三本视唱教材进一步做了内容本土化的研究,其中辅以大量的表格和谱例;第四章回到现在,精选了现当代六部经典的视唱教材,利用“视唱教材理念、方法、内容的分析框架”评析其优点和不足,并进行反思,而后借鉴建国后十七年视唱教材本土化探索的成功经验来促进我国现当代本土化视唱教材的编创,最终提升理论高度,提出了现代视唱教材编创必须融全球化、本土化、现代化三化于一体的编创思想。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本土化“理念、方法、内容”的分析框架的成功推导;二是对建国后十七年视唱教材所做的断代史研究;三是对胡江非个人的挖掘与发现;四是对马思聪《视唱练习》、马革顺《单声部视唱练习》、胡江非《儿童视唱初步》的曲式分析等其他方面所做的研究。
贾韬[4](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陶阳[5](2019)在《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文中提出清末民初作为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段落,给今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一个新旧交汇的过渡时代中,近代学人早年的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个体的学术旨趣和文化实践?对此,本文认为,在这一历史阶段(1880-1911年)内,一些近代学人在早年的文化学习生活中,通过接受生活的多维濡化,进行知识的积累和演进,建构起各自丰富的文化世界。这一过程中,早年学习生活所提供的知识和情感准备,交往行动模式与惯习,文化心理模式,以及具身观念和认知,构成了这一文化世界的内涵。正是这一文化世界促使个体在剧烈的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实现由士子童生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或是为近代学人个体把握过渡时代的历史机遇,做出历史文化方面的贡献提供了滋养。本文的第一章至第四章,通过叙述家园空间、学堂交往、物质环境以及身体实践中所发生的学习生活,分别在知识和情感、行动模式、文化心理、具身观念这几个层面上分析、诠释了早年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个体为转型时代做出不同方面的文化贡献。从早年学习生活所提供的知识准备来说,旧学新知的积累和演进,对于不同的近代学人所产生的影响,遵循着有所差异的路径和方式。对蒋梦麟而言,其庞杂的知识系统来源,促使他最终走向了一条中西杂糅互补的“多线式”文化复合论之路。不同于中西调和路径,胡适对中学学术传统的解读和改造是一种“单线抽取”式的改造路线。而就柳亚子和顾颉刚来说,早年所浸润的旧学传统给予学人的治学路数以重要的启蒙和发端。家园生活所带来的情感准备、滋养来说,与旧学新知所粘连的家宅生活记忆为年轻的士子们离开故土和家庭,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提供了情感上的积蓄和过渡。在交往行动模式的层面上,早年学堂里的公共交往生活令过渡时代的一代学人习得了公共交往的行为模式和惯习,这种公共生活的交往惯习帮助个体不断地融入都市公共空间,从而完成由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人的身份转变,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共和社会的都市交往生活空间增添和升华了公共性的理性内涵。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质-身体之境构成了早年文化学习所依赖的“异质性集合”,通过浸润于其中,早年的近代学人习得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式(体现为文化心理模式、审美心理图像、“物我一体”心理图像),它们激发了文化思想的形成,构成近代学人文艺创作的艺术灵感,亦或是触发关于工业文明的认知和情感冲动。而早年学习生活中的身体实践,则赋予了转型时代的近代学人相互交织的具身观念,这种观念和力的冲突汇聚影响了他们关于身体的文化思考和实践。综上所述,本文运用教育历史叙事的方法,揭示了早年学习生活如何影响了过渡时代的学人所作的文化实践和贡献,为观察近代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视角。
王冰[6](2019)在《性别文化视域下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作为官方教育文本,集中体现了教育部对语文教材编选的指导意见,其教材内容中隐含着一定的性别文化。在学校教育中,性别文化作为一种潜隐的意识形态,它通过教材对学生的性别社会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在借鉴前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对女性形象进行类型划分和特征分析,探索女性形象作为文本主体、审美客体和教育载体在教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在性别文化视域下重新解读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以期能够促进学生性别平等观念的形成。论文正文部分共分为六个章节,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本文所涉及的“性别文化”和“女性形象”两个概念进行内涵解读。文中的“性别文化”指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性别差异而表现出来的两性在社会分工、能力、气质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女性形象”主要指女性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性人物形象,包括其外貌、职业和社会地位等外在特征,以及精神、思想、气质、个性等内在特征。第二章是在性别文化视域下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主要特征。先按册统计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涉及到女性形象的课文(这里只包括正式的课文,附加部分不计入在内),然后进行家庭生活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划分,再对六册教材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时代划分:最后分析统计数据并概括各类女性形象的主要特征。第三章分析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作为文本主体的女性形象,从家庭生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两大方面进行具体形象分析。家庭方面主要有两大角色,分别是妻子形象和母亲形象,其他诸如姐妹、祖母等家庭角色不作分析,总共包括四个妻子形象和十个母亲形象。在社会方面主要有三个保姆形象以及教师、科学家、运动员、英雄等形象。第四章分析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作为审美客体的女性形象,从“形象美”“人格美”“社会美”三方面进行分析。“形象美”主要从女性外在美方面着手,如身材美、仪表美和姿态美;“人格美”主要从女性身上具有的优秀品格出发,如勤劳与善良、坚强与勇敢、知性与自强三个方面;“社会美”主要从女性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方面进行分析。第五章分析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作为教育载体的女性形象,探讨女性形象身上所具有的教育价值。让学生了解母性的无私,看见女性身上不凡的才情风貌以及人格魅力,从而促进学生的母性意识、才情风貌、人格魅力和正确爱情观的培养。第六章基于上文三个章节的探讨,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进行协同建构。首先进行意义分析,其次从文本主体、审美客体以及教育载体三方面进行“三位一体”的建构,提出建构路径,主要从文本的解读与突破、审美的鉴赏与创造和教育的熏陶与感染三方面着手,最后再提出女性形象的具体建构策略。
王思思[7](2019)在《左翼电影音乐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时代,恰与共产党人认识到电影的重要性并开始进入电影阵地的时间相近。有声电影更丰富的表现手段,为夏衍、郑伯奇、阿英、田汉等一批无产阶级文化背景的电影创作者所用,在建立了新的电影观念、新的主题之后,开始探索新的声音表现手段,他们不仅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也将音乐带入了这场历史进程中,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中国电影界的“新音乐运动”——左翼电影音乐运动。本文从左翼电影音乐美学实践的三个环节,即: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欣赏展开研究。首先,介绍了左翼电影音乐创作与代表人物,也包括一些左翼电影同时期的相关知名电影音乐人,如对作曲家聂耳、任光、贺绿汀、冼星海、吕骥、黄自、黎锦晖、刘雪庵以及词作家田汉、安娥、范烟桥等的电影音乐作品和音乐思想评述。接着,介绍了当时电影音乐表演的主要团体和代表人物,包括20世纪30年代风靡全国的音乐表演团体以及歌唱明星,并对他们所演绎的左翼电影中经典的音乐形象进行艺术和乐理的解析。然后,介绍了左翼电影音乐在民众欣赏层面的经验基础和层次跃进,探讨了左翼电影音乐的文化成因、传播途径、受众需求、社会功能等。最终回答这样的问题,左翼电影音乐实践活动的美学规律和艺术本质是:创作上,鲜明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表演上,无产阶级思想感召下的现实主义形象塑造;欣赏上,阶级斗争和家国情结的一脉相承。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对音乐本体的艺术规律研究,对左翼电影音乐与流行音乐、外国电影音乐等音乐类型的比较研究,对左翼电影音乐广泛影响的社会研究以及对左翼电影音乐与时代关系的政治研究,在丰富的历史文献基础上,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和视角,展开中国左翼电影音乐光彩照人、动人心弦、催人奋进的不朽篇章。
肖尊荣[8](2018)在《新时期以来胡风形象的历史演变 ——以《新文学史料》为中心的讨论》文中指出胡风事件是现代中国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是了解一代知识分子和特定时代特征的窗口。在党管文艺的大背景,《新文学史料》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反映现当代文学历史和现状的史料性刊物,曾因刊载胡风等敏感人物、事件的材料,面临过停刊的危机。正因如此,胡风在《新文学史料》的出现,并不是一览无余的简单呈现,必然会经历各方力量的一个均衡博弈。而在博弈的过程中,也就为《新文学史料》中的胡风形象构建,留下了一个更大的阐释的空间。简单地说,阐释“胡风形象”的构建,也就是在窥探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时代语境。故本文则试图从胡风及妻儿,历史亲历者、后来研究者三个维度进行探讨。第一部分论及胡风和妻儿对“胡风形象”的建构。胡风回忆录中的“胡风形象”没有了当初与人善辩的豪情,对不同的意见,在文中以一笔带过的方式进行回应,用平静的语调展示一个“革命者”的历程。而在这个展示过程中,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所能揭示的内容也逐渐扩大。妻子梅志,却与胡风的低调截然相反,积极为胡风进行辩护,扞卫中央第三次为胡风平反后的成果。一方面,以维护胡风的写法,填充了胡风自我一笔带过的“迷途期”的空白,另一方面,随着胡风在大众视野中正面形象的确立,梅志也能接受他人在描写胡风时,胡风形象能存在一些细微的瑕疵。子女晓风致力于书信、日记的整理,尤其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所断章取义所摘抄的书信,并完整的公布于众,呈现出当时的历史真实;晓谷、晓山更多的是撰写回忆文章,补充在胡风与梅志的文章中,所没涉及到的平反后的情况,其笔调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领域;同时也有一些针对研究者的回应、论争文章。而晓谷、晓山的这些文章的写作,自然只能发生在重写文学史,已成为大多数学人的共识之后的1990以后的年代。第二部分探讨与胡风有过接触的历史当事人对“胡风形象”的建构。与第一部分相对固定的主体不同,历史亲历者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主体,其包括不同的阶段与不同的人物,难以做到精细化的考察。将其粗略划分,只好分为胡风“负面”形象的构建者,与“正面”形象的建构者,且胡风形象的建构者们也往往会有交叉,而这些交叉也正是胡风形象演变的复杂性之所在。在负面形象的构建者中,其中包括有“周扬派”、“胡风派”以及因胡风案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批人。而正面形象的构建,大都历经了由胡风生平好友,到第一批胡风分子,以及第二批胡风分子的承接。且构建胡风形象所用到的话语体系,也因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更偏向于用个人化的语言来表达。总之,胡风形象在由负面到正面的变化过程中,也逐渐走向客观。第三部分论及以“学者”为主要身份而呈现出来的“胡风研究者”对“胡风形象”的建构。一方面,他们着眼于胡风的翻译家身份,致力于挖掘胡风对台湾文学的译介,同时也挖掘出大陆与台湾对立时,在五六十年代台湾、香港等地媒体对胡风的评价,以此构建出一个与大陆迥异的胡风形象。其次,一些研究者以胡风为中心,考证胡风的生平事迹,钩沉胡风建国前的历史事件,解读当时备受关注的历史事件,补充胡风自我构建的历史形象。另一方面,从文献学的视角,对胡风作品进行补遗、研究考证胡风的书信、全集,通过胡风的文学作品,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胡风形象。
李燕[9](2017)在《近代苏南女教育家教育生活史研究》文中指出近代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一部分女性开始突破封建旧制的束缚,从家庭的舞台走上社会的舞台。她们获得了宝贵的受教育的机会,她们中的部分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苏南地区的知识女性认识到教育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她们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成为一个新兴的群体,即苏南女教育家群体。本文通过搜集各类有关近代苏南女教育家的历史资料,从教育生活史的角度考察这一特殊群体,窥探历史背景下苏南女教育家的教育生活,探讨这一群体所经历的教育生活的规律,从生活中总结近代苏南女教育家群体展现的群体特征并分析该特征形成的动因。通过研究近代在苏南地区涌现的女教育家群体,本文发现她们有着较为相似的生活轨迹,她们的教育生活都包括儿时的家庭生活、国内的女学生活、国外的留学生活以及归国后的教育实践四个阶段。在探究她们不同阶段的教育生活后总结出苏南女教育家的群体特征,包括:醉心学术不断追求自身发展、敢为人先勇于探索与实践、教育爱国展现高尚之人格、重视教育的传承及注重同辈间的交往。当今社会呼唤教育家的出现,女性作为教育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长历程与发展轨迹尤为值得关注。近代苏南女教育家的成长无疑能给当今女教师的发展、女教育家的培养提供一些借鉴。
郭川[10](2017)在《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文中认为“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二、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三、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四、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疏离。经过八年抗战,公教人员的左翼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右翼则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对政府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作为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对政府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此时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百孔千疮,作为执政基础和思想精英的公教人员,出于绝望而对政府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已然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更何况还日益为政府的对立面所吸引和凝聚。体制内精英阶层的瓦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使之成为“脱序人”——即脱离了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抗战期间,由于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国民普遍对该阶层丧失敬畏之心,进而至于产生蔑视,该阶层的精英地位日益向边缘化滑落。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生活的窘境使之不得不采取有伤体面,以及有违于传统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的谋生手段,这使得公教人员在进行内省时自惭形秽,自我认同的失落使公教人员开始缺乏自信,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一惯坚守的信仰出现动摇;总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公教人员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成为势在必然的事。
二、回忆我的父亲胡拓先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回忆我的父亲胡拓先生(论文提纲范文)
(1)“童年拾慧”专题说课(论文提纲范文)
一、说教材 |
(一)本专题编排体例及目的 |
(二)专题内容结构及分析 |
二、说目标 |
(一)课程目标要求 |
(二)“童年拾慧”专题教学目标 |
三、说教学 |
(一)专题课时分配 |
(二)专题整体教学设计思路 |
四、合作学习,生生对话,师生对话 |
(一)合作学习时的教师作用 |
(二)内容整合,拾慧童年 |
(三)依据学情,梯设目标 |
(四)合作学习,构思成文 |
五、专题教学评价 |
(一)知识技能及考察方法 |
(二)学科素养培养及评价 |
(2)周怀民绘画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符号说明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重点及相关方法 |
第一章 周怀民绘画风格探源 |
第一节 时代思潮对周怀民绘画风格的影响 |
第二节 周怀民对传统绘画的传承 |
第三节 周怀民的师承交游 |
一 周怀民与吴镜汀 |
二 周怀民与邓拓 |
三 周怀民与计燕荪 |
第四节 周怀民与“京派” |
第五节 周怀民对其学生的影响 |
第二章 周怀民山水画作品的艺术分期及艺术特色 |
第一节 周怀民山水画创作的探索期(20世纪初—1950年代) |
一 对古代山水画的临摹探索及继承 |
二 个人风格的确立 |
第二节 周怀民山水画创作的发展期(1960年代—1980年代) |
一 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题材山水画 |
二 具有地域特色的太湖题材山水画 |
第三节 周怀民山水画创作的成熟期(1990年代) |
一 商业经济对周怀民绘画的影响 |
二 个人画展对周怀民绘画的影响 |
第三章 周怀民花鸟画作品的艺术特征 |
第一节 用笔的特征 |
一 以书入画 |
二 以兼工带写的线条造型 |
第二节 用墨的特征 |
一 层次分明 |
二 浓而不闷 |
第三节 用色的特征 |
一 冷暖色共用 |
二 色与墨共用 |
结语 |
附录A 周国良访谈录 |
图片索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 |
(3)建国后十七年视唱教材的本土化研究 ——以马思聪、马革顺、胡江非视唱教材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对象与问题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问题 |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 研究目的 |
(二) 研究意义 |
四、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五、研究方法 |
(一) 文献分析法 |
(二) 访谈法 |
(三) 量化分析法 |
第一章 概念、背景与理论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建国后十七年” |
二、“本土化”的学科内涵 |
第二节 理论分析框架:“本土化”的语用 |
一、“本土化”的理念、内容与方法 |
二、四大学科“本土化”的具体维度 |
三、视唱教材“本土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
第三节 建国后十七年视唱教材“本土化”发展概况 |
一、建国后十七年民族音乐发展及理论着作 |
二、建国后十七年西方音乐的传入与理论着作 |
第四节 建国后十七年视唱教材的整体出版情况 |
一、国外视唱教材传入中国的情况 |
二、中国音乐家自编自着本土化视唱教材情况 |
小结 |
第二章 马思聪、马革顺、胡江非视唱教材理念、方法的“本土化”研究 |
第一节 马思聪视唱教材理念、方法的“本土化”研究 |
一、马思聪生平及其作品中的本土化(民族元素)运用 |
二、马思聪的音乐本土化理念 |
三、马思聪《视唱练习》中的本土化理念、方法 |
第二节 马革顺视唱教材理念、方法的“本土化”研究 |
一、马革顺生平及其作品中的本土化(民族元素)运用 |
二、马革顺的音乐本土化理念 |
三、马革顺《单声部视唱练习》中的本土化理念、方法 |
第三节 胡汀非视唱教材理念、方法的“本土化”研究 |
一、胡江非生平及其作品中的本土化(民族元素)运用 |
二、胡江非的音乐本土化理念 |
三、胡江非《儿童视唱初步》中的本土化理念、方法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马思聪、马革顺、胡江非视唱教材内容的“本土化”研究 |
第一节 马思聪《视唱练习》内容的本土化研究 |
一、《视唱练习》的内容详析 |
二、《视唱练习》内容的本土化研究 |
第二节 马革顺《单声部视唱练习》内容的本土化研究 |
一、《单声部视唱练习》的内容详析 |
二、《单声部视唱练习》内容的本土化研究 |
第三节 胡江非《儿童视唱初步》内容的本土化研究 |
一、《儿童视唱初步》的内容详析 |
二、《儿童视唱初步》内容的本土化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反思与借鉴 |
第一节 六部经典视唱教材与“本土化”反思 |
一、六部经典视唱教材简述 |
二、六部经典视唱教材“本土化”理念、方法的优势、不足与反思 |
三、六部视唱教材“本土化”内容的优势、不足与反思 |
第二节 建国后十七年视唱教材本土化对于当今本土化视唱教材编创的借鉴 |
一、建国后十七年视唱教材本土化“理念、方法”的借鉴 |
二、建国后十七年视唱教材本土化“内容”的借鉴 |
第三节 关于现代视唱教材编创的思考 |
一、视唱教材编创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 |
二、立足于本土化的视唱教材的现代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附录3 |
附录4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术成果 |
(5)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问题意识 |
三、对研究时段、对象和概念的说明 |
(一) 研究时段的限定 |
(二) 研究对象的选择标准 |
(三) 早年学习生活的内涵 |
四、学术史回顾 |
(一) 近代儿童的学习生活 |
(二) 近现代知识分子童年研究 |
(三) 近代中小学生史研究 |
五、研究意义 |
(一) 学术意义 |
(二) 现实意义 |
六、研究的方法与过程 |
第一章 家园:情感和知识流动的物理空间 |
一、“空间”在教育生活研究中的内涵流变 |
(一) 权力、表征与主体性 |
(二) “非表征”理论的关照 |
二、家宅空间里的情感和知识流动 |
(一) 新旧转换间的矛盾和粘连 |
(二) 学术传统的继承和演进 |
三、对家乡自然空间的多元体验 |
(一) 本真感知:文人自然审美传统的蜕变 |
(二) 另类体验:自然作为客观异己的对象 |
四、小结 |
第二章 学堂:公共行动发生的社会空间 |
一、理论视角:公共交往与惯习 |
二、学堂公共生活的交往议题 |
(一) 学堂公共事务协商 |
(二) 政治与时事议论 |
(三) 知识与情感交流 |
三、公共交往中的主体和行动结构 |
(一) 主体间网络 |
(二) 言语行动结构 |
四、早年学堂公共交往的文化意义 |
(一) 社会公共交往生活的练习 |
(二) 公共交往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镶嵌 |
五、小结 |
第三章 物境: 文化模式习得的日常生活 |
一、物质文化理论的视角:翻滚在凡尘俗境中 |
二、家庭仪式: 时空秩序中的“礼/俗”体验 |
(一) 晚清士绅家庭仪式的分类 |
(二) 过渡仪式中的“礼”与“俗” |
(三) 作为文化复合模式的时空秩序 |
三、地方戏曲: 声色世界里的美学感染 |
(一) 鲁迅与目连戏 |
(二) 地方戏曲的魅力 |
四、动物与儿童: 物我同一中的人性濡化 |
五、声光机电: 西方新奇物件引发的触动 |
六、小结 |
第四章 身体: 具身实践中的力量交织 |
一、学习生活中的身体内涵 |
二、姿态与疾病: 自主与从属的张力 |
(一) 合影: 身体自主的影像讲述 |
(二) 疾病: 对身体自主的挑战 |
三、食物与服饰: 品味中的“土/洋”纠缠 |
(一) 洋布长衫与身份定位 |
(二) 味觉中的大俗与大雅 |
四、口语与书面: 白话学习的听觉景观 |
五、小结 |
第五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6)性别文化视域下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研究目标及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内涵界定 |
第一节 性别文化的内涵 |
第二节 女性形象的内涵 |
第二章 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的类型与特征 |
第一节 女性形象的类型探究 |
第二节 女性形象的特征分析 |
第三章 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作为文本主体的女性形象 |
第一节 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形象 |
第二节 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形象 |
第四章 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作为审美客体的女性形象 |
第一节 女性形象的“形象美” |
第二节 女性形象的“人格美” |
第三节 女性形象的“社会美” |
第五章 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作为教育载体的女性形象 |
第一节 女性形象的正确爱情观念 |
第二节 女性形象的无私母性意识 |
第三节 女性形象的多彩人格魅力 |
第四节 女性形象的不凡才情风貌 |
第六章 性别文化视域下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的协同建构 |
第一节 女性形象“三位一体”的意义建构 |
第二节 女性形象协同建构的路径 |
一、文本的解读与突破 |
二、审美的鉴赏与创造 |
三、教育的熏陶与感染 |
第三节 女性形象协同建构的策略 |
一、挖掘教材资源,拓展课堂空间 |
二、积累审美经验,优化审美价值 |
三、注重情境陶冶,生成教育合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左翼电影音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章 |
一、选题缘起 |
二、概念界定及研究对象 |
三、研究目的和价值 |
四、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五、研究史概况 |
六、研究视角及方法 |
第一章 中国早期电影音乐与左翼电影运动的结缘 |
第一节 西方舶来电影音乐的影响和中国电影音乐的起源 |
一、美国有声电影的影响 |
二、中国电影音乐产生的土壤——上海 |
三、黎派中国新歌舞与联华歌舞班 |
四、中国电影音乐的都市现代性 |
第二节 左翼电影的兴起与左翼电影音乐 |
一、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 |
二、群众性救亡歌咏活动的兴盛与左翼音乐组织的建立 |
三、左翼电影音乐创作及特点 |
四、中国电影音乐的国族性 |
第三节 “国防电影”音乐创作新时期 |
一、“国防电影”与“新音乐运动” |
二、新现实主义中国电影音乐创作体系的初步形成 |
本章结语 |
第二章 左翼电影音乐创作 |
第一节 左翼电影音乐的主要创作者 |
一、聂耳 |
二、任光 |
三、贺绿汀 |
四、冼星海 |
五、吕骥 |
第二节 爱国进步作曲家 |
一、黎锦晖 |
二、黄自 |
三、刘雪庵 |
四、严工上 |
第三节 代表词作家 |
一、安娥 |
二、田汉 |
本章结语 |
第三章 左翼电影音乐表演 |
第一节 早期电影音乐表演团体 |
一、明月歌剧社 |
二、联华影业公司歌舞班 |
三、南国电影剧社 |
第二节 表演之星 |
一、金焰 |
二、王人美 |
三、周璇 |
四、赵丹 |
五、胡蝶 |
六、阮玲玉 |
第三节 演奏乐队及乐手 |
一、俄侨影戏乐队 |
二、上海工部局乐队 |
三、王人艺 |
本章结语 |
第四章 左翼电影音乐欣赏 |
第一节 近代国人音乐欣赏启蒙 |
一、近代中国传统音乐欣赏习惯 |
二、新音乐文化的影响 |
三、大众音乐欣赏的时代主题承袭 |
第二节 左翼电影运动对电影音乐欣赏的影响 |
一、有声电影音乐从歌唱开始 |
二、左翼电影运动对电影音乐欣赏的改造 |
第三节 左翼电影音乐的欣赏层次提升 |
一、感官欣赏 |
二、情感欣赏 |
三、理智欣赏 |
第四节 左翼电影音乐欣赏艺术性的辩论 |
一、为大众的“中国新音乐”思想 |
二、“软性电影”对电影音乐艺术的态度与追求 |
三、电影音乐中政治与艺术的统一 |
本章结语 |
结论:左翼电影音乐实践活动的美学规律重构 |
第一节 音乐创作——“救亡压倒启蒙” |
第二节 音乐表演——左翼思想感召下的现实主义形象塑造 |
第三节 音乐欣赏——时代主题的承袭 |
本章结语 |
附录1 :左翼电影音乐概况 |
附录2 :谱例、图例索引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8)新时期以来胡风形象的历史演变 ——以《新文学史料》为中心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现状 |
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引言 |
第一章 胡风自述与家庭视角中的“胡风形象” |
第一节 胡风自述 |
第二节 妻子眼中的胡风 |
第三节 子女眼中的胡风 |
小结 |
第二章 社会视角中的“胡风形象” |
第一节 反对者眼中的“负面”形象 |
第二节 支持者眼中的胡风正面形象 |
第三节 “叛变者”眼中的“复杂形象” |
小结 |
第三章 研究者视角中的“胡风形象” |
第一节 港台地区的“胡风形象” |
第二节 佚文钩沉角度下的“胡风形象” |
第三节 生平考证角度下的胡风形象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目录 |
附录B 胡风及胡风家属在《新文学史料》发文情况 |
附录C 历史亲历者在《新文学史料》发文情况 |
附录D 研究者在《新文学史料》中的发文情况 |
(9)近代苏南女教育家教育生活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综述 |
1.2.1 关于教育家群体的研究 |
1.2.2 关于苏南女教育家的研究 |
1.2.3 目前研究的不足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设计 |
1.4.1 核心概念界定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第二章 近代苏南女教育家出现的背景 |
2.1 近代苏南女教育家群体的出现 |
2.2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逐步确立 |
2.2.1“强国保种”思想创立先锋 |
2.2.2“女国民”思想成为主流 |
2.3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制度不断完善 |
2.4 近代教会女校的启发及女教员的示范 |
2.5 苏南地区自古以来女子从教之传统 |
2.5.1 女师一职的出现 |
2.5.2 闺塾师的兴盛 |
第三章 苏南女教育家国内的求学生活 |
3.1 苏南女教育家早期的家庭生活 |
3.1.1 较为良好的家庭条件 |
3.1.2 启蒙较早的学习生活 |
3.1.3 亲人之间的交往互动 |
3.1.4 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 |
3.2 苏南女教育家的女学生活 |
3.2.1 克服层层阻碍辗转求学 |
3.2.2 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类课程 |
3.2.3 积极参加各类爱国活动 |
3.2.4 老师的支持及同学的帮助 |
第四章 苏南女教育家国外的留学生活 |
4.1 留学之梦起航 |
4.1.1 自费留学日本 |
4.1.2 考取官派留日 |
4.1.3 为留学美国做准备 |
4.2 留美之梦实现 |
4.2.1 来之不易的留美机会 |
4.2.2 刻苦的学习生活 |
4.2.3 社会活动中崭露头角 |
4.3 五四前后掀起留美热潮 |
4.3.1 课业繁重坚持勤奋苦读 |
4.3.2 师从名师学习新式教法 |
4.3.3 学生群体共同探讨国事 |
第五章 苏南女教育家的教育实践 |
5.1 突破刺绣艺徒制办近代传习所 |
5.1.1 规范刺绣的教育形式 |
5.1.2 完善刺绣的教学内容 |
5.1.3 创新刺绣的教学方法 |
5.2 立足基础教育办女校 |
5.2.1 排除万难开办振华女校 |
5.2.2 继承母志掌管学校 |
5.3 投身高等教育做校长 |
5.3.1 临危受命成为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
5.3.2 发扬厚生精神重视高尚人格培养 |
5.3.3 吸取优良经验开展特色的管理 |
5.4 服务民众办教育 |
5.4.1 创建民众学校 |
5.4.2 开拓民众教育实验 |
5.4.3 设立中国社会教育社 |
第六章 苏南女教育家的特征及启示 |
6.1 苏南女教育家的特征 |
6.1.1 醉心学术:不断追求自身发展 |
6.1.2 敢为人先:勇于探索与实践 |
6.1.3 注重传承:教育事业的延续 |
6.1.4 重视交往:同辈之间学习互动密切 |
6.1.5 教育爱国:展现高尚之人格 |
6.2 苏南女教育家特征形成的动因分析 |
6.2.1 时代潮流的助力 |
6.2.2 地域特征的滋养 |
6.2.3 男性力量的支持 |
6.3 苏南女教育家的教育生活对当今女教师的启示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概念的界定 |
1、抗战大后方 |
2、公教人员 |
3、日常生活 |
4、心态 |
5、嬗变 |
二、选题依据 |
1、选题意义 |
2、研究现状 |
3、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概述 |
第一节 衣食住行 |
一、衣不蔽体 |
二、食不果腹 |
三、住不安居 |
四、行步维艰 |
第二节 生老病死 |
一、生不能养 |
二、老不能孝 |
三、病不能医 |
四、死不能葬 |
第二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 |
第一节 1937年—1938 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一、大后方的“物价天堂”(1937-1938 年)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亢奋心态(1937-1938 年) |
1、对自我的深刻反省 |
2、对领袖的狂热崇拜 |
3、对胜利的盲目信心 |
三、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37-1938 年) |
第二节 1939年的大后方物价与公教人员心态 |
一、大后方物价开始飞涨(1939 年)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沮丧心态(1939 年) |
三、公教人员开始消极怠工(1939 年) |
第三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 |
第一节 1940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转折点(1940 年)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焦虑心态(1940 年) |
1、对难以为生的焦虑 |
2、对物价失控的焦虑 |
3、对党国前途的焦虑 |
三、公教人员的自发性群体行动(1940 年) |
1、要求改善待遇 |
2、“跳槽”行为的蔓延 |
第二节 1941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一、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1941 年)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迷惘心态(1941 年) |
1、对“身世将安托”的迷惘 |
2、对“社会在动”的担忧 |
三、公教人员的自觉性群体行动(1941 年) |
1、高校教职员向学校的群体性上书 |
2、“平价大案”中公教人员的兔死狐悲 |
第四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 |
第一节 1942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严重化(1942 年)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闷心态(1942 年) |
1、对战争提前结束不再抱希望 |
2、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出现 |
三、公教人员群体行动的升级(1942 年) |
1、“跳槽”行为的普遍化 |
2、“朱森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借题发挥 |
第二节 1943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一、物价越限越高(1943 年)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置疑心态—转折点(1943 年) |
1、苦闷心态已达顶点 |
2、对政府能力的置疑 |
三、公教人员群体事件频繁(1943 年) |
1、高校教职员向政府的群体性上书 |
2、公教人员对《中国之命运》的抵触 |
第五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 |
第一节 1944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一、与物价赛跑(1944 年)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撑心态(1944 年) |
1、谁先到达终点 |
2、对政府信心的丧失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批评(1944 年) |
1、个人抱怨的公开化 |
2、对政府批评的公开化 |
3、“陶云逵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口诛笔伐 |
第二节 1945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一、大后方物价的“天文数字”(1945 年)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绝望心态(1945 年) |
1、对经济现状的绝望 |
2、对党国现状的绝望 |
3、对战后前途的绝望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1945 年) |
1、中间分子呼吁改革 |
2、激进分子号召革命 |
第六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原因 |
第一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物质原因—不够 |
一、不兼职难以为生 |
二、不典卖难以为生 |
三、不挪借难以为生 |
四、不贪腐难以为生 |
第二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精神原因—不平 |
一、不患贫而患不均 |
二、不患寡而患不公 |
第七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后果—沦为“脱序人” |
第一节 公教人员社会认同的失落 |
一、遭人怜悯 |
二、被人欺辱 |
三、“士农工商”的倒置 |
第二节 公教人员自我认同的失落 |
一、君子也喻于利 |
二、君子也及盗泉 |
三、君子也食嗟来之食 |
四、君子也有所争 |
五、再也不做“读书人” |
第三节 公教人员与政府的疏离 |
参考书目 |
论文涉及人名索引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四、回忆我的父亲胡拓先生(论文参考文献)
- [1]“童年拾慧”专题说课[J]. 张晓辉. 教育实践与研究(B), 2021(02)
- [2]周怀民绘画艺术研究[D]. 徐浩森. 山东大学, 2020(09)
- [3]建国后十七年视唱教材的本土化研究 ——以马思聪、马革顺、胡江非视唱教材为例[D]. 蔡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5]生活濡化与知识演进 ——近代学人的早年学习生活(1880-1911)[D]. 陶阳.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性别文化视域下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分析[D]. 王冰. 扬州大学, 2019(02)
- [7]左翼电影音乐研究[D]. 王思思. 上海大学, 2019(02)
- [8]新时期以来胡风形象的历史演变 ——以《新文学史料》为中心的讨论[D]. 肖尊荣. 长沙理工大学, 2018(06)
- [9]近代苏南女教育家教育生活史研究[D]. 李燕. 江南大学, 2017(02)
- [10]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D]. 郭川. 西南大学,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