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美两国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弹性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晓永,巴曙松,王璟怡[1](2021)在《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及其调节效应》文中研究指明以国际收支理论为基础梳理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的传导路径,验证中美货币政策的传导及对双边贸易的调节效应。利用1996年12月至2020年10月数据研究发现:采用实际汇率测度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比名义汇率更有效,且中美贸易对实际汇率和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无时变特征,但存在时滞效应。从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机制看,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出口的非同步性影响引致中美贸易变化。中美两国宽松货币政策对双边贸易和进出口均有正向效应,但不同传导渠道的货币政策有异质性。结论表明,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对宏观经济具有较强的调控能力,疏通常规性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仍有政策空间。
刘春紫[2](2021)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全球化与一体化使跨境金融市场联动与溢出增强,这使得逐渐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更易遭受外部金融冲击与外部风险传染。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提速,开放程度加强。具体表现为政策制度的放宽,与国际债券市场的对接,外部投资需求的增加。Rey(2013)首次提出全球金融周期的概念:美国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风险承担渠道等多种方式溢出于其他国家,使全球风险资产价格、资本流动、信贷增长、杠杆率存在高度共动。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存在重要影响,而它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却鲜有研究。选择中国债券市场的微观角度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更深入了解在与国际市场逐渐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债券市场的波动特征与规律,为开放进程中的风险防范与化解提供政策依据。第二,债券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中介,也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相关联的重要中介。债券市场的研究视角可以更直接快速地反映金融市场间的联动与溢出机制。第三,利率变量包含丰富信息,两国利率对利率的实证检验,可以更精确地度量货币政策的信息溢出效应。第四,全球金融周期的提出是对建立在非抛补利率平价之上的三元悖论的挑战,检验中国利率对美国利率的追随程度,可以判断金融全球化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为中国货币当局采取适当的国内政策,以保持货币独立性,平滑外国政策的溢出效应,以维持金融稳定提供参考。也为投资者合理配置资产,理性投资提供决策参考。在整体内容上,本文基于理性预期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在信号渠道与期限溢价渠道下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以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为信息来源,将声明包含信息分为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分别检验二者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使用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实证检验并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最终为本国央行与债券投资者应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冲击提供具体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信息、货币政策信息以及预期理论进行概念界定与简要分析,明确本文研究的货币政策信息包括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二者都来源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其次,从美联储信息集,中国债券交易者决策信息集两方面对模型进行基本设定;再次,对Hansen(2020)的研究进行扩充,构建信号渠道下,中国债券交易者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反应的理论模型;再次,基于多因素的条件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构建期限溢价渠道下,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为后文各章的实证检验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新冠疫情时期的国际比较视角,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验证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溢出渠道分析,探究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信息与政策文本情绪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从整体上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溢出效应具有差异,在国内与国际金融风险增大时,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更显着,金融传染程度更强。并且,美联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强。(2)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的单个货币政策声明显着影响超短期内中国国债累计异常收益率;四家央行中,仅美联储疫情期间多个货币政策声明对不同期限的中国国债收益率存在显着且稳健的负向影响,美国溢出效应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美联储疫情量宽负向溢出效应小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首轮量宽溢出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即使在实际经济溢出渠道受阻的新冠疫情时期,微观金融市场对政策信息的反应,依然使美联储具有较强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影响。(3)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文本语调与语调清晰度对中短期中国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语调精确度、文本相似性则不存在溢出影响;文本积极语调与消极语调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仅消极语调对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着负向溢出效应;文本情绪的国际溢出在新冠疫情时期有所减小,中美两国金融联动在一定程度上下降;消极语调包含美国经济周期信息,美联储情绪向国际投资者传递美国经济状况的信号,通过其交易行为产生国际溢出效应。(4)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包含影响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信息;细分货币政策类型发现,只有常规型货币政策声明对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存在显着且稳健的信息溢出效应;在信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使中国国债交易者预期中国政策利率与美国利率同向变动;在期限溢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改变中国国债交易者对中美两国资产的投资偏好,使中国国债期限溢价与美国政策利率反向变动,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中国利率期限结构扁平化。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央行应重视货币政策的信息传导渠道。对于本国央行沟通,可以提高沟通政策透明度,将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纳入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的调控范畴,根据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整体与部分趋势判断政策指引方向。针对外国央行沟通,本国央行可以发挥信息优势,采用多种媒体手段,及时且详细地解读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声明的多维度信息,引导公众对本国货币政策未来路径及通货膨胀形成合理预期。投资者应重点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公告,包括货币政策声明、央行领导人讲话、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等信息。不仅要关注公告文本中政策调整、指标变动等“硬信息”还应重点关注文本语调等“软信息”,并将其作为决策制定依据。当美联储政策文本消极语调频繁出现时,交易者需重新审视投资决策,避免资产受损。研究者可以将非结构化文本信息纳入到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中来,以丰富指标的信息含量和维度。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创新点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从信息溢出的微观角度,扩展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与全球金融周期的研究。具体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以及政策声明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究美联储不同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非结构化文本转化为结构化文本特征指标,检验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探究美联储声明的叙述性信息溢出渠道;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结合新冠疫情防控,经济停摆,美国意图与中国脱钩的现实背景,比较研究不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同时,也比较了美国疫情时期货币政策与非疫情时期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
赵佳颖[3](2020)在《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GVCs)飞速发展。国际分工模式已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以工序为基础的产品内价值链分工。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与中间品的多次跨国交易成为GVCs分工贸易的典型特征。GVCs下贸易利益归属的交叉改变了传统分工模式下对贸易利益的判断和评价,国家间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变得更为复杂。中美两国在GVCs中的分工与贸易格局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典型代表。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不断增长,中美之间的价值链关联度与经贸依存度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在“逆全球化”和贸易政治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问题备受关注。一方面,美国政府将贸易不平衡视为美国经济的焦点问题,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中国不公平贸易所致,以逆差水平判定双边贸易利益得失,且认为美国制造业对中国的离岸外包是贸易逆差和失业加剧的诱因。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产业沿GVCs升级的逐步推进,美国对单位贸易利益表现出更大的关注,通过启动“301调查”,以中国强制技术转让严重损害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为由,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特别关税。在此背景下,科学测度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影响两国贸易利益分配的主要因素与作用机制,对于正确理解中美两国贸易利益关系,促进两国贸易利益分配平衡发展,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1995-2011年全行业、农业、矿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中美整体贸易利益分配与单位贸易利益分配态势进行了测算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全行业、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整体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自2005年起逐渐减弱。在单位利益分配中,1995-2011年美国在全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均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这种相对优势地位在2001-2005年不断增强、2006-2008年出现削弱,中美单位贸易分配趋向平衡发展。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变动的现实呈现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随着中美GVCs分工与贸易的深化,中美单位贸易利益分配差距为何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态势?中国的相对贸易利益如何从下降转向提升?为了探究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现实变动背后的理论规律,在理论研究中将垂直型工序分工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的国内贸易收入分配效应扩展到国家间贸易利益分配效应,并在2×2×2模型中对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在无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下,有效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不再成立;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下,有效要素价格均等化成立。中美技术差异变动通过生产率效应和价格效应影响中美要素价格差异的变动,且二者联动影响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技术与要素价格差异变动之间会通过中介与调节效应对贸易利益分配产生或同向或逆向的强化或削弱作用。由此导致在不同条件下,中美技术与要素价格差异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与无技术溢出相比,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更加趋于平衡。中美技术差距变动及其通过生产率效应对中美要素价格和相对要素价格差距带来的影响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平衡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增加值统计与要素分解技术对1995-2009年14个制造业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测度,包括中美要素投入比率、中美相对要素密集度、中美要素价格比率与中美相对要素价格比率,为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继而选择最具GVCs垂直型工序分工特点的电子与光学产业为典型代表,对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变动趋势及其对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995-2011年电子与光学产业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一直低于“1”,2001-2005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越发偏离“1”的平衡状态,至2005年触及该段时期历史最低水平。2006-2009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不断提高,2009年达到入世后的历史新高。电子与光学产业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由下降转为上升关键在于中国要素禀赋的优化与中美要素密集度差异的缩小。缩小中美技术差异,充分发挥生产率效应对要素价格的提升作用对提高中国相对贸易利益至关重要。实证研究中,首先对中美制造业垂直型工序贸易利益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条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美各类劳动工资比率随着中美各类相对劳动密集度的上升而下降;中美资本价格比率随着中美相对资本密集度的上升而提高。中美各类劳动相对工资比率随着中美各类劳动投入比率的提高而上升,随着中美各类相对劳动密集度的提高而下降。中美要素价格差异的生产率效应中,中美资本价格比率随着中美资本投入比率的下降而稳健提高,但中美各类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是否能够显着地缩小中美工资差距没有得到确定结论。中美劳动投入比率对中美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中美高、中、低技能工资差异的价格效应、中美中技能工资差异的生产率效应、中美高、中技能劳动相对工资差异的价格效应和中美中技能劳动相对工资差异的生产率效应均存在显着的单门槛特征。价格效应的门槛特征要大于生产率效应的门槛特征。实证研究中,进一步对中美技术与要素价格差距在联动中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中介效应实证模型检验发现,中美相对技术差异更大程度的通过中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产生间接影响,而中美技术差异则更大程度的直接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产生影响。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实证模型均证实技术与要素价格的相对与绝对差异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中体现出显着的调节效应。异质劳动模型比单一劳动模型的实证结论更加明确地反映出不同技能劳动的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中的异质作用。缩小中美高、低技能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差距,培育高、低技能劳动绝对优势,充分发挥中技能劳动比较优势,增加资本相对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度,缩小中美资本价格差距,培育资本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相对贸易利益提升和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平衡发展。控制变量的影响中,中美相对市场规模增加会带来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增加;中美相对市场结构增加会导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降低。中美不同方面的相对行业制度质量对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呈现出异质特征。最后,基于测度、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中国相对贸易利益、促进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平衡发展的政策启示,包括:加强自主创新、缩小中美技术差距,充分发挥生产率效应的要素价格提升作用;利用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形成提高生产要素贸易获利的良性循环;发挥中国市场规模优势,促进市场结构与禀赋结构的互动升级;中美在GVCs下的经贸合作具有互赢效应。
杨瑞晋[4](2020)在《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基于VECM模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制度不断改革。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汇率的弹性增强,波动区间不断放宽,汇率中间价的报价制度更加透明,汇率对宏观调控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更加显着。中美双边贸易自从开展以来,贸易总额快速增长,贸易结构有所优化,但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断扩大。经贸往来给中美两国带来了好处,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贸易失衡问题的日益突出也给两国带来了问题。中美两国贸易失衡的原因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其中最受关注的原因之一便是人民币汇率。在中美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发生。贸易摩擦的范围不断扩大,种类不断增多,程度不断加深,趋向于常态化。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商品进出口摩擦、汇率制度摩擦、知识产权保护摩擦等多个领域。受到贸易摩擦影响,中美进出口额变动较大。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选取1995年1月至2019年1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贸易摩擦的虚拟变量和中美贸易差额等的月度数据作为研究数据。本文通过估计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方法,研究汇率制度改革前后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差额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制度改革前后人民币实际汇率、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中美贸易差额扩大,人民币升值无法减少美中贸易逆差。汇率制度改革前,贸易摩擦会导致中美贸易顺差额减小,汇率制度改革后,贸易摩擦无法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且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减弱。在人民币汇率、中美经济发展和中美两国储蓄率中,储蓄率是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最小的因素。美中贸易失衡是中美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不同的结果,依靠人民币升值和贸易摩擦无法改善美中贸易逆差。中美贸易平衡需要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美国提高储蓄率和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才能实现。
游启明[5](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崔睿[6](2020)在《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3月,美国对中方提出的通过加强双边会谈、协商来应对中美贸易纠纷的主张不予理会,不顾世界发展格局及国际经济秩序,任意挥动以“美国优先”为宗旨的关税大棒,使得中美贸易纠纷愈演愈烈,人民币汇率市场也随之呈现明显震动。本文首先回顾且评述了相关研究文献,然后对贸易摩擦进行了定义,在简要阐述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现状及其产生原因的同时,梳理了主要汇率决定理论,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传导机理。实证研究部分,论文选取2017年8月19日至2019年8月19日中发生的144个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利用事件分析法合并得到44个事件期作为样本事件,从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出发,选取2017年1月3日至2019年8月31日不同外汇市场的人民币即期、远期汇率和中美利差日度数据,并将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引入EGARCH模型,尝试评估贸易摩擦冲击对不同期限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情况。理论分析表明:汇率市场异常波动和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发生具有显着同步性特征;贸易摩擦对汇率的传导渠道可分市场信号渠道、政府目标渠道、资产组合渠道三方面,分别通过影响外汇市场参与者预期、改变政府福利水平和重组外汇投资者资产组合持有比完成直接传导。实证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第一,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对人民币汇率造成显着异常波动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引发国际汇率市场的不稳定性;第二,不同外汇市场状态下,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冲击,即期、各期限远期汇率波动响应方向具有一致性,但响应程度存在差异,两国贸易博弈加剧了人民币离岸即期和在岸远期汇率的波动,并且该冲击对在岸远期六个月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正向作用效果大于对离岸即期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正向作用效果;第三,贸易摩擦冲击对在岸远期汇率波动性的正向影响在不同期限上表现不一致,汇率交割期限越长,冲击效应更显着。因此,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以及汇率市场化的协调推进,外汇投机者和央行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不仅要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价格及波动的冲击效应,也要对离岸、在岸外汇市场下不同交割期限人民币汇率波动情况进行比较,这不仅能更好地稳定人民币汇率及降低外汇市场风险,也为投资者进行资产的优化配置与风险规避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徐征[7](2020)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账户开放作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终止后同步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经济改革内容,其对世界经济最终的贡献始终存在争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不同于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参与持续降低关税,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始终以渐进推行为第一原则,当前的资本账户开放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距。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和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既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以寻找经济的新增长点,国际社会也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产生新要求。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表文章建议加速资本账户开放,计划在2020年基本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但针对这一提法,大量专家学者关心中国在国内一系列改革尚未完成情况下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产生何种程度的成本,引起了学界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普遍讨论,并延续至今。在国内外改革要求和学界争论的背景下,理清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产出的作用机理,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情况,提出帮助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建议尤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总结和相关理论的思考,赞同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双向效应”,即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通过优化资本配置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因资本账户开放造成的资本流动体量与方向的改变产生抑制经济平稳发展的成本,一个国家的制度与经济环境是否超过阈值决定了资本账户开放的最终净效用,不赞同一些研究对资本账户开放作用做单向判断的做法。在分析资本流动变化后发现高收入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结果整体优于非高收入国家后,表明各国异质性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借助美国、德国、日本、拉美三国和泰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国际经验,证明了国内经济与制度等“拉动因素”与外部经济环境与压力等“推动因素”都会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为构建均衡分析框架,文章还分析了经济与金融周期和美元周期的判定与划分方式,并总结了当前世界经济环境情况和中国的外部压力情况,为实证分析和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分析提供研究基础。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基础回归证明了样本期内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其他低收入国家作用并不显着,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改变资本账户开放指数衡量方式做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相同结论。用实际资本账户开放指数替换法定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回归结果还表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方面的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作用更明显。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利用门限回归模型验证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部门比较优势、外汇储备和制度环境方面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最为显着。实证分析的第三部门利用分组回归方式探究外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结果证明在美元处于弱势期时,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无论世界经济周期处于繁荣或衰退阶段,资本账户开放均有利于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但在经济衰退期不利于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各国资本账户开放既受国内诸多“拉动因素”影响,也受到外部“推动因素”影响,同时证明了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期望收益大于其他非高收入国家。本文最终将研究标的锁定在中国后,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收支平衡表所记录资本流动情况的分析,发现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行,资本流动体量显着增加,但资本外逃和资本流动净收益率长期较低等问题开始显性化。在分析中国制度与金融改革尚需进行,外部经济环境尚未到窗口期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中、短期内应保持资本账户开放的渐进原则,让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滞后于中国内部的制度优化与金融改革,“三元悖论”也要求中国继续进行汇率改革,同时建议应充分考虑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与中国所承受的外部压力对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并提出可以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有限的资本账户内容互补性合作,如资本账户开放内容的试点试验,在效果理想的情况下扩大到面对全世界的资本账户开放。
曹素芹[8](2020)在《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波动与中美贸易收支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显露出一些问题,各国纷纷意识到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积极推进本国货币国际化。2009年我国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人民币国际化正式开始,之后,“一带一路”经济区的开放、金砖银行与亚投行的设立、多个自贸区的建立、人民币加入SDR等事件都快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贸易水平表示的经济实力和汇率波动表示的币值稳定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又以一定的作用机制影响贸易收支和汇率。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必然会影响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进而影响中美贸易收支。此外,进入21世纪后,中美贸易顺差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美国认为人民币币值长期被低估,多次采取措施迫使人民币升值,期望扭转对华贸易不利局面,但汇率是否是两国贸易失衡的原因以及贸易顺差扩大是否会影响汇率仍不明确。本文在人民币国际化处在战略机遇期、汇率市场化不断推进、中美贸易收支持续扩大且贸易摩擦不断的背景下,对人民币国际化、中美贸易收支、汇率波动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展开研究。本文从理论介绍、变量变化趋势与现状、互动作用关系和实证检验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实证利用2011年6月至2019年10月变量的月度数据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综合理论与实证分析可知:第一,长期内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波动及其预期、中美贸易收支存在稳定关系;第二,当期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引发当期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但从长期看,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带动人民币贬值并使外汇市场形成人民币贬值预期;第三,汇率稳定在合理均衡水平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中美贸易良性发展,汇率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传导复杂,美国一味迫使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达到改善美中贸易失衡的预期;第四,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市场汇率预期短期内存在正向关系,但长期内这一正向关系的稳定性和显着性有所下降;第五,人民币国际化和中美贸易收支相互影响,中美贸易收支扩大,我国经济实力提升,长期内会促进人民币全球贸易结算功能发挥,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但短期内这一作用不明显,反过来,人民币国际化也会促进中美贸易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第六,在人民币国际化、汇率、中美贸易收支三者的相互作用中,汇率波动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文章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体做法有提升经济实力、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完善金融市场等;第二,深化汇率制度改革,具体做法有合理制定货币政策、适当干预货币市场、加快外汇市场建设等;第三,促进对美贸易转型升级,具体做法有合理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加强区域贸易合作等。
杨苹[9](2020)在《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国股市整体上呈现出向下波动趋势。2018年3月23日,美国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等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此项举措拉开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序幕。当天,全球股市出现了大幅度的跌幅,沪深三大股指大幅低开。2018年4月4日,中国决定以同样的规模、金额和强度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商品加征关税。此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征税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6月19日,美国宣布拟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2019年8月2日,美方表示将从9月1日起对来自中国的约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消息一出,A股指数除了创业板指均出现下跌。期间,中美双方还积极的进行了十二轮贸易磋商谈判,就双方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使得紧张的中美经贸关系有所缓和。理论部分,本文主要从投资者情绪、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三个角度来论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机制。从投资者情绪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发生变化,进而引起投资者行为的改变来对股市波动产生影响的。从人民币汇率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会直接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会通过资产组合机制、大宗商品价格机制以及贸易机制来影响股市的波动。从利率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进而通过改变投资者的资产组合、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以及引起资金在市场间的流动来对股市波动产生影响。实证部分,本文首先利用事件研究法对比了中美贸易摩擦大事发生前后沪深300指数收益率的变动,研究中美贸易摩擦是否会影响股市收益率。本文还利用了实证模型来检验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首先对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的影响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广泛,中美双方发布的制裁公告也涉及多个行业,因此本文还选取了通信设备、农业综合、航天装备、专用设备、医疗器械这五大行业的日收盘价,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行业收益率波动的异质性影响。考虑到市场投资者从接收市场信心到做出投资决策期间存在时滞,因此本文还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影响是否存在时滞效应。为了增强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建立了VAR模型,利用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冲击程度和贡献程度。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对股市波动产生正向冲击,并且这种正向的冲击具有持续性。从行业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医疗设备行业的正面影响更大,通信行业的正面影响较小。脉冲函数结果表明除了人民币汇率波动负向冲击股市波动,中美贸易摩擦、shibor利率以及投资者情绪对股市都会产生正向冲击,并且这种冲击具有持续性。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shibor利率、中美贸易摩擦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文章的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股市波动会产生持续的正向冲击,即中美贸易摩擦会加大股市波动,这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中美双方都要本着平等的原则积极推进磋商谈判,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向前发展。此外,中国还要加快转变国内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发展靠内需拉动和科技创新推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推动对外经贸关系的多元化。预防股市出现大幅度波动对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要防范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引起的跨境短期资本的流动风险,对股市投资者进行正确的政策舆论指导,对经营状况恶化的上市公司给予适当的支持。
管章善[10](2020)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文中指出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双边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双边贸易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已经在中国所有的贸易合作伙伴中排名第二,中国也是美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然而,由于社会性质、发展阶段不同,中美两国贸易合作中难免出现摩擦和分歧,尤其是近年来美国频繁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而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对中国发起了一系列的贸易救济调查,仅当年美国就对中国发起了22起贸易救济调查。一年后,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不顾中方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又掀起新一轮的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和关税制裁措施,致使中美贸易战爆发并迅速扩大升级。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度从126.2跌至120.0,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更是从6.317贬值至6.966,贬幅高达10.3%。除此之外,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还包括阻止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挑起中美知识产权纠纷、将中国定位为汇率操纵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本文将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素。首先通过搜集资料,简要分析划分中美贸易战的发展阶段,将自2017年8月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划分为导火索、第一轮中美贸易战开端、第一轮中美贸易战扩大升级、第一轮中美贸易战缓和、第二轮中美贸易战开端、第二轮中美贸易战暂停、第二轮中美贸易战扩大升级共七个阶段。其次总结特朗普政府执政下中美贸易摩擦的表现并将其分为以下几类:(1)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2)美国政府阻止中国企业对美投资;(3)中美知识产权纠纷;(4)人民币汇率争端;(5)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争议。之后总结中美贸易摩擦具有以下原因:(1)特朗普政府迎合美国民粹主义;(2)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产业升级;(3)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4)中美贸易不平衡。根据资料分析中美贸易战的发展阶段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的简要联系。随后根据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以及以往的研究文献,列举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诸多因素。在实证部分,运用ARDL模型,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2017.8至2019.10总共27个月的月度数据,实证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因素。实证结果显示,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恶化措施和缓解言论都有显着的负面和正面影响。最后从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二、对中美两国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弹性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中美两国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弹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及其调节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一、文献综述 |
二、分析框架 |
(一)马歇尔-勒纳条件 |
(二)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对贸易的传导渠道 |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
(一)TVP-VAR模型 |
(二)调节效应模型 |
(三)数据选取 |
四、实证结果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马歇尔-勒纳条件检验 |
(三)中美贸易对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和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 |
1.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
2.货币政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
(四)中美货币政策对双边贸易的调节效应 |
(五)稳健性分析 |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
(2)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结构安排 |
1.4 研究方法 |
1.4.1 带通滤波法 |
1.4.2 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 |
1.4.3 文本分析法 |
1.4.4 高斯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跨境金融市场联动 |
2.1.1 同一金融市场联动 |
2.1.2 不同金融市场联动 |
2.1.3 全球金融周期 |
2.2 基于宏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2.2.1 理论研究 |
2.2.2 实证研究 |
2.3 基于微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2.3.1 货币政策公告的国际溢出效应 |
2.3.2 货币政策公告对国际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2.3.3 货币政策公告的文本信息提取 |
2.4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溢出的理论分析 |
3.1 引言 |
3.2 货币政策信息与理性预期 |
3.2.1 信息的定义 |
3.2.2 信息类别 |
3.2.3 货币政策信息 |
3.2.4 预期理论 |
3.3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3.3.1 模型基本设定 |
3.3.2 信号渠道 |
3.3.3 期限溢价渠道 |
第四章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4.1 引言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4.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4.3.1 数据来源 |
4.3.2 研究设计 |
4.3.3 实证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比较视角下美国量宽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5.1 引言 |
5.2 理论分析 |
5.2.1 新冠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外部环境及特点 |
5.2.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 |
5.3 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
5.3.1 数据来源 |
5.3.2 实证方法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 |
5.4.2 单个货币政策声明的溢出效应检验 |
5.4.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比较 |
5.4.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6.1 引言 |
6.2 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指数的构建 |
6.2.1 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爬取 |
6.2.2 文本预处理 |
6.2.3 词典法构建文本情绪指数 |
6.3 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
6.3.1 数据来源 |
6.3.2 实证模型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1 描述性统计 |
6.4.2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效应检验 |
6.4.3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渠道分析 |
6.4.4 稳健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7.1 引言 |
7.2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的溢出渠道 |
7.2.1 渠道定义 |
7.2.2 溢出机制分析 |
7.3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7.3.1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7.3.2 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7.3.3 实证模型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4.1 模型参数估计 |
7.4.2 信息溢出效应的分渠道检验 |
7.4.3 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渠道检验 |
7.4.4 稳健性检验 |
7.5 本章小节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两及答辩情况表 |
(3)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贸易利益分配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 |
2.1.1 传统商品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分配的相关研究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分配的相关研究 |
2.2 贸易利益分配量化研究 |
2.2.1 量化贸易模型框架下的相关研究 |
2.2.2 贸易统计体系框架下的相关研究 |
2.3 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 |
2.3.1 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3.2 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测度的相关研究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简评 |
第3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测度分析 |
3.1 GVCs下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 |
3.2 贸易利益分配测度指标的构建与选择 |
3.3 基于GVCs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发展态势 |
3.3.1 中美整体贸易利益分配发展态势 |
3.3.2 中美单位贸易利益分配发展态势 |
3.3.3 中美整体与单位贸易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机制与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
4.1 基于工序分工模式的贸易利益分配机制逻辑分析框架 |
4.1.1 贸易理论到贸易统计的逻辑 |
4.1.2 贸易统计到贸易理论的逻辑 |
4.2 垂直型工序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一般均衡分析 |
4.2.1 商品贸易均衡与分配效应 |
4.2.2 工序贸易均衡与分配效应 |
4.3 垂直型工序分工模式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2×2×2模型分析 |
4.3.1 无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 |
4.3.2 技术溢出工序贸易均衡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测度分析 |
5.1 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理论分解 |
5.2 相对出口增加值率影响因素的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
5.2.1 要素收入测算 |
5.2.2 要素需求与要素价格测算 |
5.2.3 贸易条件测算 |
5.3 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与影响因素的测度分析—以电子光学产业为例 |
5.3.1 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变动趋势及其与贸易条件的比较 |
5.3.2 中美绝对与相对技术差距的变动趋势 |
5.3.3 中美绝对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的变动趋势 |
5.3.4 技术与要素价格差距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条件的实证研究 |
6.1 中美垂直型工序贸易分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
6.1.1 中美要素价格差异分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
6.1.2 中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分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
6.2 中美垂直型工序贸易分配效应作用条件的实证检验 |
6.2.1 中美要素价格差异分配效应作用条件的实证检验 |
6.2.2 中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分配效应作用条件的实证检验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GVCs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7.1 相对技术与相对工资差异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7.1.1 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
7.1.2 单一劳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7.1.3 异质劳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7.1.4 内生性问题分析 |
7.2 技术与要素价格差异对中美贸易利益分配影响的实证检验 |
7.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
7.2.2 单一劳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7.2.3 异质劳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7.2.4 内生性问题分析 |
7.2.5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1.1 测度研究结论 |
8.1.2 理论研究结论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基于VECM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方法 |
1.3 论文结构 |
1.4 创新点及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汇率 |
2.1.2 贸易摩擦 |
2.2 汇率与贸易关系的文献综述 |
2.2.1 汇率与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 |
2.2.2 汇率对贸易的影响机制 |
2.2.3 汇率与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
2.3 中美贸易失衡的文献综述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中国的汇率制度及中美贸易分析 |
3.1 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 |
3.1.1 1994年“汇率并轨” |
3.1.2 2005年汇率制度的改革 |
3.1.3 2010年以来汇率制度的改革 |
3.2 中美贸易关系 |
3.2.1 中美贸易结合度指数 |
3.2.2 中美贸易商品结构 |
3.2.3 中美贸易摩擦 |
3.3 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因素 |
3.3.1 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不同 |
3.3.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
3.3.3 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 |
3.3.4 统计口径差异 |
第4章 实证分析 |
4.1 模型及变量选取 |
4.1.1 经济结构变动检验 |
4.1.2 协整检验方法 |
4.1.3 模型设定 |
4.1.4 数据选取 |
4.2 描述性统计及单位根检验 |
4.2.1 描述性统计 |
4.2.2 单位根检验 |
4.3 实证分析 |
4.3.1 检验协整秩 |
4.3.2 估计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4.3.3 VECM模型的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 |
4.3.4 残差自相关及系统稳定性检验 |
4.4 稳健性检验 |
4.4.1 稳健性检验方法 |
4.4.2 更改数据单位根检验 |
4.4.3 更改数据后结果 |
4.4.4 更改数据后残差自相关和系统稳定性检验 |
4.5 结论 |
第5章 结论及建议 |
5.1 结论 |
5.2 建议 |
5.2.1 汇率制度改革 |
5.2.2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文献分类 |
(二)文献综述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战略 |
(二)战略竞争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三)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一)对冲战略 |
(二)竞争战略 |
(三)鸵鸟战略 |
(四)顺应战略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6)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
1.2.1 影响汇率波动的因素 |
1.2.2 贸易摩擦对中美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 |
1.2.3 中美贸易摩擦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研究 |
1.3 文献述评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4.1 研究思路及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中美贸易摩擦概述及主要汇率决定论 |
2.1 中美贸易摩擦概述 |
2.1.1 贸易摩擦含义 |
2.1.2 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原因分析 |
2.2 主要汇率决定理论 |
2.2.1 购买力平价理论 |
2.2.2 国际收支理论 |
2.2.3 资产货币理论 |
2.2.4 汇率新闻理论 |
第三章 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传导机理 |
3.1 市场信号渠道 |
3.2 政府目标渠道 |
3.3 资产组合渠道 |
3.4 叠加传导渠道 |
第四章 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的实证研究 |
4.1 模型构建 |
4.2 相关变量选取及数据描述 |
4.2.1 变量选择与处理 |
4.2.2 数据初步统计分析 |
4.3 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4.3.1 贸易摩擦对离岸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分析 |
4.3.2 贸易摩擦对在岸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分析 |
第五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5.1 结论 |
5.2 相关政策建议 |
5.2.1 促进货币政策从总量模式向价格模式转换 |
5.2.2 做好汇率的预期管理 |
5.2.3 发挥离岸人民币市场预测效应 |
5.2.4 重寻中美双方贸易纠纷均衡点 |
5.3 进一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 |
附录2 |
(7)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指数 |
1.2.2 资本账户开放学术观点的动态变化 |
1.2.3 有条件肯定观点的内容展开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第2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探究 |
2.1 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 |
2.1.1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 |
2.1.2 国际投资理论与资本账户开放 |
2.1.3 资本账户开放的正向效应 |
2.2 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风险 |
2.2.1 金融风险的构成 |
2.2.2 资本账户开放的负向效应 |
2.3 小结: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 |
第3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经验 |
3.1 全球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3.1.1 两种结局的原因 |
3.1.2 不同路径的原因 |
3.2 资本账户开放的典型案例 |
3.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倡导者与受益者:美国 |
3.2.2 发达国家的渐进资本账户开放:德国 |
3.2.3 外部压力下放弃渐进开放的后果:日本 |
3.2.4 “拉动因素”缺失与长期资本依赖的教训:拉美三国 |
3.2.5 对抗“三元悖论”的失败教训:泰国 |
3.2.6 典型案例的启示 |
3.3 资本账户开放与全球资本流向情况 |
3.3.1 资本账户开放子项目的资本流动方向 |
3.3.2 赶超成功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流向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合意外部条件 |
4.1 美元周期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 |
4.1.1 美元霸权的世界影响 |
4.1.2 美元“含金量”变化与资本账户开放时机 |
4.2 全球经济周期下的资本账户开放 |
4.2.1 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 |
4.2.2 全球经济、金融周期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 |
4.3 逆全球化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外部压力 |
4.3.1 逆全球化环境的形成 |
4.3.2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外部压力 |
第5章 资本账户开放要求的验证 |
5.1 经济增长与资本账户开放 |
5.1.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5.2 稳健性检验 |
5.2.1 计量方法的改变 |
5.2.2 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改变 |
5.3 拓展研究 |
5.3.1 “拉动因素”的门槛效应考量 |
5.3.2 外部“推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6章 中国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选择 |
6.1 中国积极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内部逻辑 |
6.1.1 中国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6.1.2 中国资本账户结构与变化 |
6.1.3 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 |
6.2 中国实际情况与资本账户内、外部要求的对比 |
6.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内部条件与现实的对比 |
6.2.2 资本账户合意的外部环境与现实的对比 |
6.3 “三元悖论”的中国思考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7.1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7.1.1 保持资本账户开放整体渐进 |
7.1.2 时机和环境的合意是适当加速的动力 |
7.1.3 资本账户开放国际合作方式的思考 |
7.2 未来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后记 |
(8)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波动与中美贸易收支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波动互动关系的文献综述 |
二、汇率波动与中美贸易收支互动关系的文献综述 |
三、人民币国际化与进出口贸易互动关系的文献综述 |
四、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波动与进出口贸易互动关系的文献综述 |
五、文献述评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一、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货币国际化、汇率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理论 |
第一节 货币国际化条件及相关理论 |
一、货币国际化条件 |
二、货币国际化相关理论 |
第二节 影响汇率的长短期因素介绍 |
一、汇率的长期影响因素 |
二、汇率的短期影响因素 |
第三节 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
一、进出口贸易的宏观影响因素 |
二、进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因素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现状走势与互动关系分析 |
第一节 人民币国际化、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现状分析 |
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现状 |
二、我国汇率市场发展历程及现状 |
三、中美贸易收支走势现状 |
第二节 人民币国际化、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互动关系分析 |
一、人民币国际化对汇率和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 |
二、中美贸易收支对汇率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
三、汇率及其预期对中美贸易收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
一、SVAR模型建立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第二节 模型检验与估计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二、各变量单位根检验 |
三、协整检验 |
四、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与变量当期相关系数估计 |
五、格兰杰双变量因果检验 |
六、正交脉冲响应分析 |
七、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
第三节 模型稳健性检验 |
第四节 实证分析小结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
二、深化汇率制度改革 |
三、促进对美贸易转型升级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9)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第三节 本文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贸易摩擦相关文献综述 |
第二节 股市波动性相关文献综述 |
第三节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股市波动性的相关文献综述 |
第三章 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机制与模型 |
第一节 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机制 |
第二节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股市波动的实证模型构建 |
第三节 相关数据来源及处理说明 |
第四章 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股市波动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
第一节 中美经贸摩擦前后股市收益率变化研究 |
第二节 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基准回归分析 |
第三节 分行业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 |
第四节 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影响的时滞效应 |
第五节 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影响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文章的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10)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 |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反倾销实证研究 |
(三)特朗普政府执政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措施 |
(四)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文献总结 |
二、关于汇率波动影响因素的研究 |
(一)关于利率波动对汇率的影响 |
(二)关于外汇干预对于汇率的影响 |
(三)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汇率的影响 |
(四)关于政治因素对于汇率的影响 |
(五)关于汇率波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总结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执政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进及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现状 |
一、特朗普政府执政下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进历程 |
(一)中美贸易战发展轨迹 |
(二)特朗普政府执政下美对华挑起贸易摩擦的措施分类 |
(三)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的原因 |
二、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
第四章 汇率决定理论 |
一、传统汇率决定理论 |
(一)购买力平价理论 |
(二)利率平价理论 |
(三)国际收支理论 |
(四)资产市场理论 |
二、新的汇率决定理论的发展 |
(一)新闻模型理论 |
(二)投机泡沫理论 |
三、汇率决定理论的总结 |
第五章 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变量选取 |
(一)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
(二)解释变量的选取与假设 |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
三、实证研究 |
(一)模型的选取 |
(二)单位根检验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四)长期模型建立、协整检验与估计 |
(五)误差修正模型建立与估计 |
(六)实证结论与分析 |
第六章 政策建议 |
一、短期层面的政策建议 |
(一)加强贸易谈判 |
(二)实施贸易反制手段 |
(三)对内宏观调控 |
(四)逆周期因子操作 |
二、长期层面的政策建议 |
(一)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二)扩大对外开放 |
(三)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对中美两国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弹性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及其调节效应[J]. 王晓永,巴曙松,王璟怡.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D]. 刘春紫. 山东大学, 2021(11)
- [3]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研究[D]. 赵佳颖. 山东大学, 2020(02)
- [4]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基于VECM模型[D]. 杨瑞晋. 山东大学, 2020(11)
-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6]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研究[D]. 崔睿. 济南大学, 2020(01)
- [7]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D]. 徐征. 吉林大学, 2020(08)
- [8]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波动与中美贸易收支关系研究[D]. 曹素芹. 安徽财经大学, 2020(08)
- [9]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D]. 杨苹. 南京大学, 2020(04)
- [10]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D]. 管章善.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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