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学构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三)（论文文献综述）
朱鸿亮[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刘霜婷[2]（2021）在《基于内涵认知的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是弘扬中华文明的“根”、“脉”、“魂”,从历史脉络的格局深入研究黄河文化,就等于抓住了中华文明的根脉,是新时代下我们建立文化自信的基石和底气。近几年,随着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对黄河文化的深入研究,黄河文化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与内涵,但是对于黄河文化整体的认知以及黄河文化遗产构成方面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研究从黄河文化的内涵认知着手,总结归纳陕西黄河文化构成要素,搭建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整理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清单。本研究首先以习总书记对黄河文化的本质内涵“根”、“脉”、“魂”三个角度的高度凝练依托和关键点,从时间、空间两大方面全面地进行黄河文化的发展历程、本质内涵、构成要素、属性特征等内容梳理。根据社会学、水利学、历史学等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诞生于黄河流域这一独特的地域环境内的黄河文化一直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这是由于黄河文化具有连续性和包容性等属性特征。黄河文化最早因华夏始祖炎黄二帝而表现为根祖文化,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产生了中心文化、农耕文化、治黄文化、红色文化等多文化要素。而陕西段黄河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所在,其文化内涵也是由多文化要素的构成,基于此构建了陕西黄河文化构成认知框架和陕西黄河文化遗产体系。接着,结合陕西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方志,从空间上对陕西黄河文化区的分布进行分析,时间上对陕西黄河文化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并在黄河文化内涵框架支撑下,梳理总结陕西黄河文化构成具体要素,形成了5大文化内涵构成要素,15个文化主题,38个子文化主题,诠释了陕西黄河文化在整体黄河文化五类构成要素——“根祖文化”、“中心文化”、“农耕文化”、“治黄文化”、“红色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最后,通过搭建陕西黄河文化“内涵构成——文化主题——遗产载体”遗产构成体系,以内涵构成分类为主体,以体现黄河文化连续性、根源性、主体性为核心梳理遗产载体,明确遗产载体的起源时间、载体类型、空间分布和保护层级,建构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整理出首批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清单。该清单总共包括陕西黄河文化遗产340处,其中“根祖文化”系列遗产85处,“中心文化”系列遗产194处,“农耕文化”系列遗产17处,“治黄文化”系列遗产18处,“红色文化”系列遗产31处。
鹿晓燕[3]（2021）在《形式美学视角下的八股文研究》文中指出八股文是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它存在的500余年和废除后的100余年里,与其一直相伴的是优劣、功过、存废的巨大争议。而经义化的内容取向,程式化的写作方式,单一化的选才路径尤其为后人诟病。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产生和消亡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把它作为遗迹供后人凭吊,汲取教训;还是作为遗产供后人继承,取其精华,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八股文进行客观、全面、科学、辩证、历史地考察。八股文的盛极一时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对中国政治、文化确实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继承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训练逻辑思维、培养写作能力、推动文体融合等方面还是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极尽汉语言文字一切可能性的美质、美形建构方面,至今仍有重要价值。论文试图建立一个套叠式结构:由“争议”引出“定义”,由定义引出“演进逻辑”（动因）,由“演进逻辑”分化出“审美阈值”,进而再分化为“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最后细化为“韵律”、“结构”、“修辞”三个维度,进而推演出“八股文在形式美学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的结论。如图:韵律审美内涵争议→定义→演进逻辑→审美阈值一 结构→结论审美价值修辞分述如次:“导论”从八股文的巨大争议切入,对“育才兴国”还是“毁才误国”、“禁锢思想”还是“开阔眼界”和“集诗文之大成”还是“僵死如木乃伊”三大焦点争议作概要介绍。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和如此对立的争议呢,主要源自八股文的区别性特征,于是引出八股文的科学定义来。本文在八股文性质定义、发生定义和功用定义的基础上,对八股文做了全面的描述,即描述性定义:八股文是明清两代选拔尊儒合用人才而创制的科举考试专用文体。明高祖朱元璋参考宋、元考试的命题方式,因题目均取自于《四书》,故又称作四书文;因要求考生阐释经书中的义理,故又称经义;因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也有解释为奉诏敷陈经义）,故又称作制义;因八股文因时而变（也有解释为与古文相对）,故又称作时文;因明成化后渐成定式,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组成,而主体部分则是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和束二股共八个具有对比排偶形式的语段,故又称作八股文或八比文;或因八股文的文学表现方式,故又称作制艺、时艺。正因为有如上特征,所以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八股文存在与发展的逻辑动因:它虽积弊甚巨,但不失为“不良之良法”,在维护统治、统一思想方面无可替代;它虽不涉实用,但不失为“无用之大用”,在弘扬儒家文化、培养官员素质、训练逻辑思维和写作能力方面功不可没;它虽文体驳杂,但不失为“破体之合体”,在整合历代文体技法,兼容各体之长方面多有可取之处,其中包括这一章的第二部分“八股文的审美阈值”:其最大值就是它对汉语言文字诗性功能的张扬,其最小值就是在语言规矩和文体规矩之内的自由发挥,所谓严肃的游戏或戴着脚镣跳舞。第二章分析了八股文形式的发展及其审美内涵,侧重从八股文审美特征的形成厘析八股文体式的发展历程。起承转合与排偶等八股文体式的要素逐渐凸显的过程,也是八股文美学特征逐步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股文体式演变出各种变格,具有了不同的美学取向;八股文自身蕴含着各种文学性的因子,其与古典文学、古代艺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都丰富了八股文的审美内涵。第三章从声音层面探讨了八股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所蕴含的音乐性,涉及八股文中几种重要的节奏形式如音顿律,平仄律,声韵律,分析了平仄调配,音顿与停延的运用,头韵和韵脚的运用与八股文音乐性之间的关联,以及八股文中的语气词所带来的轻重交错的节奏感,从而发掘出八股文文本在语言单位的各个层次上所体现出的音乐美。第四章从八股文的体式方面探讨了八股文的结构艺术。八股文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带来一种固定的行文节奏;骈散结合的体式体现出寓多样于统一的和谐;排偶的平衡与对称充分利用了汉语的优势,配合了汉民族的审美心理;长短句式、肯定句与否定句等对立因素的交错使用,构成了独特的参差美。第五章探讨了八股文的修辞问题。八股文的表达,需要作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表现出自己对经典理解的深度、学术功力的深厚以及驾驭文字的才能,因此需要很高的修辞技巧。一方面,八股文作品总是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技术,特别是一些汉语中形式感很强的修辞格,如顶针、对偶、复叠、错综等等,去制造独特的审美效果;另一方面,代言体的形式使得八股文的写作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想象性成分的加入,为作者文学才情的发挥提供空间;而戏剧化的修辞又使八股文与戏剧、小说等民间艺术形式发生了互喻。浩瀚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传统的文体融合,赋予八股文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从形式美学角度研究八股文,可以揭示它得以流传五百年,至今还不断引起人们关注的深层次原因。
辛欣[4]（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李会康[5]（2020）在《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文中提出本文从人文阐释体系的构建角度入手探讨董仲舒的经学阐释,说明董论中阐释载体与“大一统”的人文体系形成和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言说义理同安置各人文元素的节文场域如何对应,以对这一体系所试图揭示的“适宜”传承和探索路径进行描述。目的是为了揭示一些习以为常的经学阐释元素和理念的由来,以及在董仲舒所构建经学体系初期的形态。传统认为董仲舒作为“儒者宗”,使得景、武间儒家接替黄老之学而开始成为经学构建的主导学术流派是不证自明的史实。基于这一史实,本文借董仲舒“推阴阳”这种广阔的学术视角,对经学作为人文核心同自然的联系进行了深度发掘。“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天人感应”的体察方式并非董仲舒向壁虚构,“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人文阐释理念也不是汉初《春秋》学者突发奇想。这些理念同公羊学派所倡导“大一统”一样,都是人文传统自上代诗乐教化以来不断嬗递的结果。董仲舒的经学阐释不仅葆有了历代嬗递中的人文元素,也为其在当世人文实践中铺就了作用理路,实现了“乐”《诗》《春秋》等人文要素的转生。从今见可靠资料看,董仲舒是最早有意识对中介天地和人文的儒学领域进行整体系统化的大儒。在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经学阐释体系时,本文详细回顾了董仲舒所关注的“乐”、《诗》、《春秋》等形态。以董仲舒认定的物理、人情为入路,结合相关史实,梳理了“乐”在人文体系中浮现的过程。“乐”何以在董仲舒拟构的经学体系中占据基理位置,成为“六艺之科”得以在经学体系中安置的文化根基,是本文试图了解董仲舒经学阐释体系的入路。对“乐”文化所衍生的“乐语”及随后落成《诗》的具体形态和文化角色进行关注,可使董仲舒论中各“六艺之科”的经学意义更加明确。通过描述宗周教《诗》、儒门用《诗》同汉初诂《诗》的联系,可进而阐明“赋《诗》断章”同“《诗》无达诂”之间的深刻文化渊源。通过祭祀中“乐”同“言辞”的联系,可重新审视契刻符号同“语音”的结合在人文阐释中的历史性意义。进而可说明“文辞”为主要形态的《春秋》在接替诗乐的过程中如何保留“大一统”理念,并继承“鬼”“神”原始概念而生成“三统”“三世”的成熟义理。在汉初的文化建构中,陆贾、贾谊对《谷梁》《左传》阐释立场的偏用,已体现了《春秋》学所蕴含义理在人文构建中的巨大作用。至董仲舒时,《诗三百》作为训诂的直接担当,已经基本促成了新时代文辞意义的替新;同时,《十九章》的着成,使得《诗三百》成为完全脱离“音乐”的文辞体系,《春秋》之学作为人文阐释担当已成为时代必然。董仲舒作为《公羊》大师,充分发挥文辞的义理之长,对《春秋》这一义理场域进行了分化和再建构,使“无达辞”的阐释有了合理的去向,《春秋》也成为一个既在理论上自足,又同现世人文相通的阐释场域。“适宜”在人文中的积累明确产生了“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理论基础。
徐艳兰[6]（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沈思芹[7]（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鲁周南[8]（2020）在《产后出血中医古籍文献及知识获取方案研究》文中提出产后出血为产褥期发生的异常阴道出血性疾病,影响产后恢复,严重者甚至影响到产妇的生命。近年来剖宫产手术普及、二胎政策开放,产妇生活环境、个人生活观念、生活习性也发生了改变,产后出血发生率明显增高。产后出血在中医古籍中以“产后恶露不绝”“产后血崩”“产后下血不止”等病名呈现,内容丰富,有深厚的文献积累。如何从中医的角度认识产后出血,发掘中医临床治疗优势?首先离不开对其源流以及学术思想的梳理总结;此外,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高效获取产后出血专科知识,亦是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目的之一。论文的第一部分首先确定产后出血病名的中医内涵与外延,以朝代为序,研究纳入文献的病名演变、病因病机、诊断以及理法方药的流变脉络。第二部分针对导师团队研究提出的古籍、医家、知识“三维一体”获取思路,笔者采取专家访谈方法对“三维一体”进行专家意见征集,进一步补充完善了“三维一体”数据模型,论证并确定了各知识要素层级,使其更符合中医古籍知识的特性并具有可操作性。论文最后以产后出血文献为例,对产后出血古籍文献知识基于不同获取方案进行探索性研究,提出不同阶段、不同需求的古籍阅读选择建议,对中医古籍知识的学习利用提出方法学借鉴。先秦至秦汉时期,产后病统称为“乳余疾”,出现产后疾病之萌芽。《黄帝内经》首次记载产后疾病“乳子病热”,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望诊、问诊、切诊综合进行妇人疾病的诊断及预后判断,开创了产孕奇经理论之先河。《金匮要略》根据产后亡血伤津的生理特点,将产后常见疾病归纳为痉病、郁冒、大便难。魏晋南北朝时期,晋·王叔和编撰的《脉经》首次系统提出从产妇脉象的表里、寒热、大小、缓急进行预后预判,奠定了产科脉诊的基础。该时期文献至少记载了近20余种用于产后疾病治疗的药物。此期尚无“产后出血”的专篇记载,但在实践方法上却形成“产后出血”专病诊断及治疗的萌芽,该时期,产后出血疾病相关记载多以某方适应症形式提出。隋唐时期,《经效产宝》《诸病源候论》开始对产后出血相关病名有相对集中论述。《诸病源候论》记载恶露不尽、血崩病因病机为外感寒邪、虚损、瘀血。《备急千金要方》第一次提出恶露不尽与产后时间密切相关,且强调腹痛与恶寒两大伴随症状,明确了恶露不绝部分内涵,具有开创性意义。该时期产后出血相关治疗方剂数量较前丰富,共计30余首,有论有方,但未见专篇论述。宋金元时期,产后出血病名数量较前明显增加。此时期记载产后恶露不绝病因有虚损、瘀血、寒邪互结。产后血崩病因病机较前增加饮食不节、情志、药物因素。《妇科秘兰全书》能够较好的反映妇科产后出血诊疗思路。提出以产后7日为节点,结合腹痛情况辨虚实用药,记载成方当归建中汤、独圣散、泽兰汤、瑞莲散4首。并顺从产前、临产、产后生理状态加以调护,及时纠正产妇气血运行异常状态,预防产后出血。《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提出崩漏一定程度上是产后恶露不尽病情进一步发展出现的临床表现,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转化关系。郑氏女科提倡产后应大补气血。推出产后出血四物汤通治方,形成以四物汤为主要治疗思路与手段的完整治疗方案。梳理金元大家张元素、李东垣、罗天益、刘河间等着作,整理出产后辨治思路三条。产后需扶持荣卫,调养血气;属邪气实者需攻之;产后宜大补气血为先。并整理产后处方用药30余条。该时期产后出血文献得到长足发展,疾病概念已内含“审因论治”理念;将产后出血引入急症观念,纳入到急症治疗体系中,能够清晰地根据缓急予以分化治疗;此时期着作开始出现明显学派特色,学术思想承前启后。明代,产后出血进一步发展到以出血量、势进行区分。命名呈多样化,命名称谓中明确其危重症的含义。此阶段发展了恶露不绝、血崩冲任、脏腑病因病机学说,并从病因病机层面认识到胎前、临产、产后调护的失当与产后疾病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学术思想主要继承宋代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体系与朱丹溪“产后大补气血”说。创新主要表现在张景岳的辨证思维与体质辨识相结合的理论创新、赵献可从阴阳真假辨治血证思路的创新、薛己的产后出血脏腑辨证理论创新。明代产后出血常用成方为四物汤与生化汤及加减体系。产后用药禁忌较前人增加活血破气药物,如三棱、莪术、红花、苏木、牛膝等14种;清热药物黄芩、黄连、栀子、黄柏4种;慎用方剂为大承气汤、五苓散,丰富了产后出血用药禁忌内涵。清代《妇科冰鉴》首次较为准确的概括产后恶露不绝定义,认为恶露超过七天,日久不断,为恶露不绝。较前增加了“产后一月恶露重来”“产后崩淋带下”病名。恶露不绝、血崩较前代增加了冲任瘀血以及虚实夹杂病因病机。脏腑理论方面,补充产后气血、营卫概念以及肝疏泄无度、肾闭藏无权病因病机。《胎产新书》完整地提出了饮食、情志、房事损伤是导致产后出血的重要病因病机。清代古籍,针对出血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瘀血理论之创新;气、血、水、火的理论创新;奇经学说在产后的创新应用;中西医结合运用于临床的创新及大量原创新方出现。四物汤与生化汤辨治产后出血的体系进一步丰富发展,生化汤发展至清代,已经成为产科常用方,也是产后出血常选方剂之一。第二部分主要着重于对中医知识获取方法与思维的研究。基于本次产后出血文献研究,首先提炼出“医家个人经验”“官方医学教育”两种常见的知识获取方法;同时,对导师团队提出的“三维一体”获取方法进行了专家访谈论证研究。为有序快速获取古籍知识,寻求中医知识获取普适性的方法,导师团队参考人脑获取知识的思维模式,针对计算机对古籍知识的获取特点,提出“三维一体”数据模型。基于知识元、知识体概念,笔者设计出针对方法学专家、临床专家、文献专家深度访谈的问卷,对“三维一体”知识体在知识获取中的重要性、权重关系以及三个知识体所包含的23个知识元在知识体构成中的角色与重要性等进行问卷调研与深度访谈;通过深入研究,系统地对“三维一体”数据模型进行了全面补充与完善;与此同时,整理元数据赋权及知识推送专家深度访谈意见,为数据模型建立提供专家意见基础。深度访谈意见包含模型中知识体、知识元的权重建议;关于不同历史时间与不同学科古籍在数据模型中的时间、空间建议;用户意见量化建议等。“以史为鉴,知往鉴来”是中医临床文献研究的重要目的。如何将古代医家丰富的治疗经验与当今临床实际问题相结合,为中医产科临床提供理论思维与治疗依据,寻求中医妇产科的进一步发展是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论文最后结合本次产后出血古籍文献研究,综合三种不同途径的知识获取方法,整理出4种产后出血知识获取临床思维路径与69种推荐书目,为产后出血古籍知识获取提供了方法学借鉴。
王祥辰[9]（2020）在《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文中指出惠栋是清代学术史上久负盛名的朴学经师,在他的引领下,包括王昶、沈大成、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江藩、李林松等在内的吴地学者皆以汉人经说为指归、考证为手段从事经学研究,形成了影响有清一代学风的学术共同体——吴派。惠栋被后来众多学者视作吴派的核心。江声、王鸣盛、钱大昕、江藩、李林松等人除了在学术旨趣、研究方法上充分接受惠栋外,他们研究着作的具体内容也都有惠学的印记。本文以“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为题,以惠栋具体学术着述为线索,将东吴惠氏家族学术宗脉与此后吴派汉学共同体《古文尚书》疑辨、汉易学研究相关联,探讨惠栋学术研究风格的塑形过程,以及他的经学研究对吴地学者乃至乾嘉时年汉学风气产生的具体影响,以期还原惠栋在乾嘉经学史上的地位,并明晰“后惠栋时代”吴派经学研究的发展走向。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明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共分五章,具体如下:第一章:“惠栋与吴派的兴起”。本章重点考察惠栋的生平资料与乾嘉汉学“吴派”观念兴起的过程。第一节“惠栋生平简述”,以惠栋的主要学术着述为标识,将他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惠栋出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至三十岁（雍正四年,1726）。这一阶段惠栋主要是承继家学并撰作《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第二阶段是惠栋三十一岁（雍正五年,1727）至四十七岁（乾隆八年,1743）。这一阶段惠栋主要是为生计奔波,但在此过程中约历时九年完成了《古文尚书考》。第三阶段是惠栋四十八岁（乾隆九年,1744）至六十二岁（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这一阶段惠栋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汉易学之上,并结交了王鸣盛、钱大昕、戴震等一众学者。他的学术着作也为卢见曾资助而在这一阶段开始陆续刊刻。第二节“吴派观念建构历程述论”,梳理吴派观念从清代至建国后七十年间的建构历程,揭示出家学、师承、交游等多重因素交织,促成了吴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第二章“东吴惠氏‘文人说经’与朴学范式确立”。本章重点考察惠栋对家族学术宗脉的继承,钩沉惠周惕、惠士奇经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揭示出东吴惠氏由文学宗脉向经学学脉转变的经过,并展示惠栋由于接续家学的原因训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将家族吟咏为重的诗学传统过渡到笺疏为主的诗学研究上。惠栋也藉着经、史注疏手段训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为此后的经学考证确立了研究范式。第三章“惠栋与吴派《古文尚书》辨伪”。本章重点论述了惠栋《古文尚书考》的学术成就,并以《古文尚书考》为线索,串联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与王鸣盛《尚书后辨》,旨在反映惠栋辨伪东晋《古文尚书》不只在方法上启迪了吴派后学,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也对吴派经师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第四章“惠栋与吴派易学考辨”。本章通过梳理惠栋《易汉学》与《周易本义辨证》,明确惠栋的汉、宋立场对他的易学体系建构的作用,并指出,正是惠栋汉、宋立场的对立与交织,造成了江藩《周易述补》与李林松《周易述补》两部学术倾向侧重不一的同名学术着述得以并行于世,且推动吴派汉学在“后惠栋时代”发展进入不同方向。第五章“吴派研究的再思考”。本章首先从清廷文教政策《圣谕十六条》出发,梳理吴派学者的“异端”观,总括吴门经师的经学研究特色,揭示出吴派经师“异端”观立足于汉儒学说,重视诸子文献的价值、强调“无益于经”皆为异端、推重实学,这些主张均符合清廷文教政策的根本要求。其次通过考察江藩《乐县考》,讨论江藩与扬州学者凌廷堪的学术关系,比较《周易述补》与《乐县考》不同的对话对象,提出江藩青年时期应从属吴派,中年以后当归于扬州学派的意见。
刘素娟[10]（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二、经学构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学构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三)（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4.3 创新之处 |
|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概念、问题背景与内容框架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文化的概念 |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
| 2.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背景 |
| 2.2.1 历史背景 |
| 2.2.2 经济社会背景 |
| 2.2.3 国际背景 |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内容框架 |
| 2.3.1 文化源流论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起点 |
| 2.3.2 意识形态主导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 |
| 2.3.3 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论展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丰富内涵 |
| 2.3.4 文化自信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前提问题 |
| 2.3.5 文化建设论解决文化强国的实践途径问题 |
| 2.3.6 文化交往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处共荣的问题 |
| 3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流论 |
|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 |
| 3.1.1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述 |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
| 3.1.3 中华传统文化的流变 |
| 3.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3.2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根脉 |
| 3.2.1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 3.2.2 革命文化的创新内容 |
| 3.2.3 革命文化的主要特征 |
| 3.2.4 继承弘扬好革命文化 |
| 3.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形态 |
| 3.3.1 先进文化的概念 |
| 3.3.2 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 |
| 3.3.3 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
|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主导论 |
| 4.1 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 |
| 4.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演变 |
| 4.1.2 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 |
| 4.1.3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
| 4.1.4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论述 |
| 4.2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和践行理想信念 |
| 4.2.1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 4.2.2 在学习与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想信念 |
| 4.3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4.3.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 4.3.2 习近平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4.3.3 习近平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 |
| 4.4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 4.4.1 思想道德与新时代文化的关系 |
| 4.4.2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 |
| 4.4.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性举措 |
| 4.5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 |
| 4.5.1 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
| 4.5.2 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宗教、网络文化建设分论 |
| 5.1 文艺论 |
| 5.1.1 文艺的特性 |
| 5.1.2 习近平关于文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论述 |
| 5.1.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职能的论述 |
| 5.1.4 崇德尚艺,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
| 5.1.5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
| 5.2 宗教论 |
| 5.2.1 宗教与宗教文化 |
| 5.2.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
| 5.2.3 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政策 |
| 5.2.4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重要论述 |
| 5.3 网络文化论 |
| 5.3.1 国际互联网、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 |
| 5.3.2 网络文化及其特征 |
| 5.3.3 习近平关于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 5.3.4 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
|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6.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文化背景 |
| 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 |
| 6.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含义 |
| 6.1.4 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之间关系的论述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根本依据 |
| 6.2.1 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
| 6.2.2 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
| 6.3 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
| 6.3.1 从理论上坚定文化自信 |
| 6.3.2 从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 |
|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
| 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 7.1.1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 |
| 7.1.2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
| 7.1.3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
| 7.2 改革文化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2.1 深化文化机构体制改革 |
| 7.2.2 完善文化事业、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
| 7.2.3 加快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3 以重大举措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
| 7.3.1 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实践举措 |
| 7.3.2 加强思想道德养成和精神文明实践 |
| 7.3.3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弘扬和遗产保护工作 |
| 7.4 以有力举措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
| 7.4.1 以系统性举措繁荣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
| 7.4.2 多措并举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
| 7.5 坚守共同原则,创新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
| 7.5.1 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
| 7.5.2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 7.5.3 坚持全民动员、走万众创新之路 |
| 7.5.4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 7.5.5 加强党管人才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根本原则 |
|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交往论 |
| 8.1 .文化交往及其逻辑前提 |
| 8.1.1 文化交往 |
| 8.1.2 文化交往的逻辑前提: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
| 8.2 尊重包容、交流互鉴是不同文化交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
| 8.2.1 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自主、文化自由 |
| 8.2.2 各民族文化应该交流互鉴、相互学习 |
| 8.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吸收外来” |
| 8.3.1 “吸收外来”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 |
| 8.3.2 “走出去”以“吸收外来” |
| 8.3.3 “引进来”以“吸收外来” |
| 8.4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争取话语权、提升软实力 |
| 8.4.1 话语权与话语权问题 |
| 8.4.2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措施 |
| 8.4.3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
| 8.5 中国文化应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 |
| 8.5.1 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两类资源 |
| 8.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 |
|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与价值 |
| 9.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 |
| 9.1.1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
| 9.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9.1.3 强烈的问题意识 |
| 9.1.4 鲜明的实践指向 |
| 9.1.5 坚持以创新驱动和引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
| 9.1.6 强调文化工作网上网下协同发力 |
| 9.1.7 坚持把人才保证放到重要地位 |
| 9.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1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 |
| 9.2.2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3 习近平创造性论述了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 |
| 9.2.4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
| 9.2.5 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的重大文化创新 |
| 9.2.6 一系列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 |
| 9.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意义 |
| 9.3.1 理论意义 |
| 9.3.2 实践价值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校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 |
（2）基于内涵认知的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讲好中国故事”与住建部课题的提出 |
| 1.1.2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研究现状 |
| 1.3.1 关于黄河文化研究 |
| 1.3.2 关于文化遗产研究 |
| 1.3.3 关于黄河文化遗产研究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范围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范围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黄河文化内涵认知 |
| 2.1 孕育黄河文化的自然环境 |
| 2.1.1 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 |
| 2.1.2 黄河流域气候与土壤 |
| 2.1.3 黄河水系支流 |
| 2.2 黄河文化的发展历程 |
| 2.2.1 黄河文化的起源阶段 |
| 2.2.2 黄河文化的形成 |
| 2.2.3 黄河文化的鼎盛时期 |
| 2.2.4 黄河文化的迟滞与式微时期 |
| 2.2.5 黄河文化的挑战与再生时期 |
| 2.3 黄河文化区分布 |
| 2.4 黄河文化本质 |
| 2.4.1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 |
| 2.4.2 黄河文化是中国历史的“脉” |
| 2.4.3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 |
| 2.5 黄河文化构成 |
| 2.5.1 根祖文化 |
| 2.5.2 中心文化 |
| 2.5.3 农耕文化 |
| 2.5.4 治黄文化 |
| 2.5.5 红色文化 |
| 2.6 黄河文化的属性特征 |
| 2.6.1 连续性 |
| 2.6.2 根源性 |
| 2.6.3 正统性 |
| 2.6.4 包容性 |
| 2.6.5 创新性 |
| 2.7 小结 |
| 3 基于内涵认知的陕西黄河文化构成研究 |
| 3.1 陕西黄河文化区的分布 |
| 3.2 陕西黄河文化历史发展沿革 |
| 3.2.1 陕西黄河文化起源 |
| 3.2.2 陕西黄河文化的发展 |
| 3.2.3 陕西黄河文化的鼎盛 |
| 3.2.4 陕西黄河文化的衰退 |
| 3.2.5 陕西黄河文化再生 |
| 3.3 陕西黄河文化内涵研究 |
| 3.3.1 根祖文化 |
| 3.3.2 中心文化 |
| 3.3.3 农耕文化 |
| 3.3.4 治黄文化 |
| 3.3.5 红色文化 |
| 3.4 小结 |
| 4 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建构 |
| 4.1 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建构方法 |
| 4.2 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梳理逻辑 |
| 4.2.1 按文化构成要素分类 |
| 4.2.2 体现黄河文化的连续性 |
| 4.2.3 以黄河文化的根源性、主干性为核心 |
| 4.3 遗产载体梳理范围 |
| 4.3.1 时间范围 |
| 4.3.2 空间范围 |
| 4.3.3 载体范围 |
| 4.4 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清单 |
| 4.4.1 “根祖文化”系列遗产 |
| 4.4.2 “中心文化”系列遗产 |
| 4.4.3 “农耕文化”系列遗产 |
| 4.4.4 “治黄文化”系列遗产 |
| 4.4.5 “红色文化”系列遗产 |
| 4.5 小结 |
| 5 总结与展望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1.1 认知黄河文化内涵 |
| 5.1.2 总结陕西黄河文化构成要素 |
| 5.1.3 搭建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 |
| 5.2 不足与展望 |
| 5.2.1 研究不足 |
| 5.2.2 建立黄河流域共同体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期间所做的工作 |
| 附录1 陕西黄河文化遗产信息汇总表 |
| 附录2 图录 |
| 附录3 表录 |
| 致谢 |
（3）形式美学视角下的八股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争议巨大的八股文 |
| 第二节 八股文的研究综述 |
| 一 明清时期的八股文批评 |
| 二 现代的八股文研究 |
| 第三节 定义八股文 |
| 一 性质定义 |
| 二 发生定义 |
| 三 功用定义 |
| 四 描述性定义 |
| 第一章 八股文的演进逻辑与审美阈值 |
| 第一节 八股文的演进逻辑 |
| 一 不良之良法 |
| 二 “无用”之大用 |
| 三 破体之合体 |
| 第二节 八股文的审美阈值 |
| 一 最大值:极尽汉语诗性的一切可能性 |
| 二 最小值:规矩的自由与严肃的游戏 |
| 第二章 八股文形式的发展及其审美内涵 |
| 第一节 八股文的初创与定型 |
| 一 八股文的雏形:结构初现,尚不完善 |
| 二 八股文的发展:排偶优化,八股形成 |
| 三 八股文的定型:对偶与八股成为主流 |
| 第二节 八股文的风格化变体 |
| 一 “以古文为时文” |
| 二 绮语浮华 |
| 三 “清真雅正” |
| 第三节 八股文的文学性与审美价值 |
| 一 八股文的文学性 |
| 二 八股文与文学的互动 |
| 三 八股文与艺术的互喻 |
| 第三章 八股文文本的声律维度 |
| 第一节 汉语的音乐特质 |
| 第二节 音高与音长:八股文的节奏感 |
| 一 平仄调配构成的节奏感 |
| 二 音顿与停延构成的节奏感 |
| 第三节 重复与间隔:八股文的音乐性 |
| 一 头韵给八股文带来的音乐性 |
| 二 韵脚带给八股文的音乐性 |
| 三 复音为八股文带来的音乐性 |
| 第四节 虚词与气息:八股文的韵律美 |
| 一 虚词在构成汉语音乐性时的独特作用 |
| 二 八股文中的虚词与音乐性的关系 |
| 第四章 八股文的结构维度 |
| 第一节 八股文体式的高度融合 |
| 一 破题立义,以义贯通 |
| 二 起承转合,自然缜密 |
| 第二节 八股文体式的错综变化 |
| 一 糅一体之多质 |
| 二 寓多样于统一 |
| 第三节 八股文体式中的排偶 |
| 一 排偶的美学原理 |
| 二 排偶构成的均衡感知 |
| 第五章 八股文文本的修辞维度 |
| 第一节 修辞学视野中的八股文 |
| 第二节 八股文中的高频辞格及其美学效果 |
| 一 顶真、回文、排比和肯否对称的均衡体现 |
| 二 设问与复叠的焦点设置 |
| 三 长短句与不同语气的多样统一 |
| 第三节 八股文的戏剧化修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s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论题研究的缘起 |
| 二、论文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
| 一、研究回顾 |
| (一)清代前期“遗民学者”的《九歌》研究 |
| (二)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九歌》研究 |
| (三)清末以降“西学东渐”的《九歌》研究 |
| 二、研究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上编 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 |
|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初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清初的社会文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变迁 |
| 二、清初的楚辞学发展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经世遗民与《九歌》 |
| 一、钱澄之《九歌》研究 |
| (一)《屈诂》中《九歌》的注解特征 |
| (二)《屈诂》中《九歌》的“诗意”特点 |
| 二、王夫之与《九歌》 |
| (一)《楚辞通释》中《九歌》的评注特征 |
| (二)《楚辞通释》中《九歌》的楚俗解读 |
| 第三节 康雍时期的学人着述与《九歌》 |
| 一、李光地的《九歌注》研究 |
| 二、林云铭《楚辞灯》中《九歌》评注 |
| (一)逐句分疏、笺品宜彰 |
| (二)文脉分明、时文运用 |
| (三)择善纠缪、情景融合 |
| 三、徐焕龙之《九歌》研究 |
| (一)勿牢陈说、理精而确 |
| (二)注重章法与比兴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中期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中期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清中叶的社会文化演进与乾嘉学术思想 |
| 二、清中叶的楚辞学鼎盛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乾嘉时期的朴学繁荣与《九歌》 |
| 一、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之《九歌》研究 |
| (一)《九歌》正文评注特征 |
| (二)《馀论·九歌》评解 |
| 二、戴震《九歌》研究 |
| (一)《屈原赋注》之《九歌》注疏 |
| (二)《屈原赋注》中《九歌》的文学观点 |
| 三、胡文英《屈骚指掌》中《九歌》疏解 |
| (一)严谨务实、信而有征 |
| (二)简约谦逊、时文运用 |
| (三)阐发精义、创见迭起 |
| 四、王念孙父子的《九歌》研究 |
| (一)《读书杂志》中《九歌》训解 |
| (二)《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中《九歌》研究 |
| 第三节 乾嘉时期的文脉之论与《九歌》 |
| 一、屈复《楚辞新注》与《九歌》研习 |
| (一)篇章脉络、悉从文气 |
| (二)肯定前注、出人意表 |
| (三)临文不赘、善用寄托 |
| 二、刘梦鹏《九歌》疏解 |
| (一)独出机杼、不拘格套 |
| (二)文脉梳理、以意逆志 |
| 三、陈本礼《屈辞精义》中《九歌》研究 |
| (一)探析章法、阐扬奥义 |
| (二)探赜诗意、时见慧心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晚期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代晚期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晚清的社会文化变革与传统学术思想保留 |
| 二、晚清的楚辞学旧调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道咸时期的学术复古与《九歌》 |
| 一、刘熙载《艺概》中《九歌》研究 |
| (一)“真博必约”的《九歌》研究方法 |
| (二)“朴至深远”的《九歌》研究内涵 |
| 二、俞樾《俞楼杂纂》的复兴古学与《九歌》考辩 |
| (一)《读楚辞》中“因文见道”的《九歌》训诂 |
| (二)《楚辞人名考》中的《九歌》名物解读 |
| 三、王闿运《楚辞释》中《九歌》臆注 |
| (一)不拘古人、善标新说 |
| (二)对《九歌》的政治化阐释 |
| (三)求其比附、以释作意 |
| 小结 |
| 下编 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 |
| 第四章 清末民初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清末民初的社会文化衍变与西学思想东渐 |
| 二、清末民初的楚辞学新声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同光以降的学术巨变与《九歌》研究 |
| 一、马其昶《屈赋微》中《九歌》研究 |
| (一)“博采众说、折衷去取”的《九歌》评注特征 |
| (二)“真知其文、发其指趣”的《九歌》内涵阐释 |
| 二、刘师培的新学引入与《九歌》研究 |
| (一)地理文化视域下《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九歌》探究 |
| (二)《楚辞考异》中《九歌》异文阐释 |
| 三、王国维的西学接受与《九歌》研究 |
| (一)南北文化分析与《屈子文学之精神》阐释 |
| (二)《宋元戏曲考》中《九歌》之戏剧萌芽论 |
| (三)《人间词话》中《九歌》的词体特征联想 |
| 四、梁启超的近代文艺观与《九歌》研究 |
| (一)《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楚辞文献整理与《九歌》涉猎 |
| (二)《屈原研究》中楚辞文学观念与《九歌》探寻 |
| (三)地缘理论与屈原思想阐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 |
| 第一节 近代末至现代的学术思想与《九歌》 |
| 一、五四运动至建国时期的现代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多元化 |
| 二、五四运动至建国时期的楚辞学开拓与《九歌》研究 |
| 第二节 近现代时期的学术演进与《九歌》研究 |
| 一、闻一多楚辞研究诸作中《九歌》论及 |
| (一)对《九歌》考据学运用的字词训解 |
| (二)对《九歌》背景阐释的文化综合阐析 |
| 二、郭沫若的屈原与《九歌》研究 |
| (一)屈原研究 |
| (二)《九歌》论译 |
| 三、刘永济的传统治学与《屈赋通笺》中《九歌》研究 |
| (一)对《九歌》解题、训诂之审定 |
| (二)对《九歌》属性之剖析与情感体悟 |
| 四、游国恩楚辞学研究中《九歌》论列 |
| (一)《楚辞》概观 |
| (二)《九歌》诸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背景与相关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 |
| 第一章 辅乐与和乐:宗周用《诗》的本能与可能 |
| 第一节 音声之域与和乐之宜 |
| 第二节 人声的出位与人情的探进 |
| 小结 |
| 第二章 采诗与赋诗:儒门说《诗》的前奏与协奏 |
| 第一节 官学《诗》教与专对表意 |
| 第二节 子学诗教与授受说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诗赋与辞赋:楚地用《诗》的摹象与习玩 |
| 第一节 诗境的移用与共用 |
| 第二节 骚体的借位与还释 |
| 小结 |
| 第四章 失位与变位:董子阐《诗》的脱乐和史化 |
| 第一节 乐的缺位与一统的缓冲 |
| 第二节 《诗》的补位与新乐的酝酿 |
| 小结 |
| 第五章 替生与共生:“乐语”与“文辞”的交接 |
| 第一节 祀典的生成与“春秋”的实践 |
| 第二节 “五行”替“乐”与《春秋》接《诗》 |
| 小结 |
| 第六章 《春秋》学的义理与“无达辞”的节文 |
| 第一节 《谷梁》《左氏》的立场与《春秋》为用 |
| 第二节 董仲舒用《公羊》及其对《春秋》阐释场域的建构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6）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产后出血中医古籍文献及知识获取方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1 辨证论治研究 |
| 2 方药研究 |
| 2.1 生化汤临床研究 |
| 2.2 专家经验方研究 |
| 3 针灸外治法研究 |
| 4 名老中医治验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产后出血古籍文献研究 |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古籍选择原则 |
| 1.2 产后出血中医概念范围界定 |
| 1.3 古籍选择结果 |
| 2 先秦至秦汉时期对产后疾病的早期认识 |
| 2.1 早期病名之萌芽 |
| 2.2 产孕诊断思想之发端 |
| 2.3 创奇经为产孕生理病理之先河 |
| 2.4 产孕疾病早期治疗方法 |
| 2.5 小结 |
| 3 魏晋南北朝开创产后出血论述之先河 |
| 3.1 病名认识的积累 |
| 3.2 产后诊断的早期探索 |
| 3.3 产后出血治疗的开端 |
| 3.4 小结 |
| 4 隋唐时期产后出血论述积累期 |
| 4.1 病名积累与发展 |
| 4.2 病因病机的探索 |
| 4.3 产后出血治疗的积累 |
| 4.4 产后调护观念的萌芽 |
| 4.5 小结 |
| 5 宋金元时期产后出血理论初步形成 |
| 5.1 宋金元时期产后出血性古医籍 |
| 5.2 病名逐步完善 |
| 5.3 病因病机理论逐渐丰富 |
| 5.4 产科调护的逐步积累 |
| 5.5 产后出血治疗的发展 |
| 5.6 小结 |
| 6 明时期产后出血理论发展时期 |
| 6.1 明代产后出血性古医籍 |
| 6.2 病名沿革 |
| 6.3 病因病机理论的发展 |
| 6.4 产科调护的理论进步 |
| 6.5 诊断理论的发展 |
| 6.6 治疗理论系统基本形成 |
| 6.7 小结 |
| 7 清时期产后出血理论成熟时期 |
| 7.1 清代产后出血性古医籍 |
| 7.2 清代产后出血病名 |
| 7.3 病因病机逐步丰富完善 |
| 7.4 产后出血诊断发展 |
| 7.5 产后出血治疗理论的完善 |
| 7.6 调护理论的发展 |
| 7.7 小结 |
| 第二部分 古籍文献知识获取方案研究 |
| 1 现有古籍文献知识获取 |
| 1.1 医家个人经验 |
| 1.2 以官方教育、考试制度为准的知识获取 |
| 2 研究方法 |
| 2.1 归纳法 |
| 2.2 元数据研究方法 |
| 2.2.1 元数据概念 |
| 2.2.2 元数据制定原则 |
| 2.2.3 元数据模板组成 |
| 2.3 专家访谈法 |
| 2.3.1 访谈对象 |
| 2.3.2 访谈方法 |
| 2.3.3 访谈资料的整理、存档 |
| 2.3.4 访谈提纲 |
| 2.4 名中医推荐法 |
| 3 研究结果 |
| 3.1 元数据研究结果 |
| 3.2 深度专家访谈结果 |
| 3.2.1 选择古籍经验 |
| 3.2.2 选择医家经验 |
| 3.2.3 中西医病名统一经验 |
| 3.3 妇科名中医阅读经验研究结果 |
| 3.4 产后出血相关知识示范性研究结果 |
| 3.5 产后出血相关书目推荐 |
| 4 结论 |
| 讨论 |
| 产后出血文献给予临床的启示 |
| 古籍文献知识获取对学习与教学的启示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录 产后出血相关古籍内容提要 |
（9）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对象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惠栋与吴派的兴起 |
| 第一节 惠栋生平简述 |
| 第二节 “吴派”观念建构历程述论 |
| 一、清代:吴派观念萌发 |
| 二、民国:吴派观念具体化 |
| 三、新中国七十年:吴派观念赓续与拓展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东吴惠氏“文人说经”与朴学范式确立 |
| 第一节 惠周惕、惠士奇文学与经学论略 |
| 一、惠周惕文学与经学 |
| 二、惠士奇文学与经学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论惠栋诗学旨趣与经、史根柢 |
| 一、重构侧重“根柢”的诗论 |
| 二、由“根柢”彰显渔洋诗“诗史”价值 |
| 三、研治诗歌接续惠氏家学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的文本特色及朴学范式价值 |
| 一、忠于原本 |
| 二、以证代论 |
| 三、博采兼容 |
| 四、余论 |
| 第三章 惠栋与吴派《古文尚书》辨伪 |
| 第一节 惠栋《古文尚书考》学术成就论略 |
| 一、《古文尚书考》与《尚书古文疏证》 |
| 二、《古文尚书考》引领汉学风气 |
| 第二节 惠栋与江声《尚书集注音疏》 |
| 一、江声《尚书》学研究缘起 |
| 二、浸润惠栋印记的注《书》特色 |
| 三、赓续惠栋辨伪《晚书》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惠栋与王鸣盛《尚书后辨》 |
| 一、《尚书后辨》对《古文尚书考》的接受 |
| 二、王鸣盛少引惠书原因其一:惠书引证材料混杂不清 |
| 三、王鸣盛少引惠书原因其二:突显个人学术特色 |
| 四、余论 |
| 第四章 惠栋与吴派易学考辨 |
| 第一节 汉、宋立场与惠栋易学体系建构 |
| 一、《易汉学》中的宋易学 |
| 二、《周易本义辨证》中的汉学意识 |
| 三、余论 |
| 第二节 惠栋与江藩《周易述补》 |
| 一、延续学脉,羽翼惠栋 |
| 二、推崇汉易,偏重虞翻 |
| 三、清晰界线,汉宋分明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惠栋与李林松《周易述补》 |
| 一、更变体例突显个人特色 |
| 二、视野开阔网罗吴门诸家 |
| 三、取义庞杂模糊学术边界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吴派研究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排异端,立正学——从《圣谕十六条》看吴派“异端”观 |
| 一、重视子书文献价值 |
| 二、“无益于经”皆为异端 |
| 三、主张“求实”之学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江藩与《乐县考》 |
| 一、复古风潮推动乐律学研究 |
| 二、《乐县考》撰作旨趣:以复古“宗郑”求古乐复兴 |
| 三、《乐县考》复兴古乐途径:“今乐可通于古乐” |
| 四、从《乐县考》看江藩学派归属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经学构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三)（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2]基于内涵认知的陕西黄河文化遗产构成体系研究[D]. 刘霜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3]形式美学视角下的八股文研究[D]. 鹿晓燕. 山东大学, 2021(11)
- [4]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D]. 李会康.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5)
- [6]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7]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8]产后出血中医古籍文献及知识获取方案研究[D]. 鲁周南.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20(01)
- [9]惠栋与吴派经学研究[D]. 王祥辰. 扬州大学, 2020(01)
- [10]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