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委内瑞拉经济结构亟待多元化（论文文献综述）
董玲玲[1]（2021）在《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它为共产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共青团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共产党的未来发展前景。反之,共产党能否吸引越来越多的共青团成员加入到共产党当中,是衡量共产党的感召力、影响力、领导力的重要尺度。研究共青团的发展问题是研究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一个侧面。对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的研究其实质是深化和拓展了对西欧共产党和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的研究。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是社会矛盾、冲突、运动发展的“前哨”,青年问题、青年运动、青年组织已经成为观察各国政治发展的“显微镜”和“风向标”。从西方国家新社会运动以来,青年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主力军”,青年已经成为政治参与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并持续发挥着特有的影响力。在金融危机后爆发的一系列激进抗议运动中（如西班牙“愤怒者”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等）,青年群体都广泛参与其中,并就与自身相关的问题（如青年失业问题、教育问题、性别平等问题等）提出自己的诉求。可以说,关注青年群体、重视青年问题、缓和青年矛盾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然而,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青年问题、青年运动、青年组织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当前国外共产党普遍面临严重的组织和发展困境,重要表现之一是党员人数持续下降、组织力量持续衰减且呈老龄化、碎片化趋势发展,以及共产党的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青年的吸引力严重不足。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包括共产党自身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的不足,也包括作为“后备军”的共青团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无法在青年群体中产生广泛共鸣,难以吸引青年人加入共青团组织进而加入到共产党当中,为共产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这不仅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反思的现实问题。本文的研究进路在于,从西欧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开端出发,结合百余年来西欧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主要理论流派等,选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与共产主义政党有着特殊关系的西欧共青团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在溯往历史、立足今朝和展望未来这三重意蕴上对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进行了宏观把握。第一层面:溯往历史。既从宏观层面厘清了西欧共青团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及发展的历史脉络,又从微观层面梳理了英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法国青年共产主义者运动、葡萄牙共产主义青年、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塞浦路斯联合民主青年组织、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希腊共产主义青年、比利时共产主义行动委员会等数十个具体的共青团组织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行动。第二层面:立足今朝。在理论层面剖析了西欧共青团组织的性质、指导思想、党团关系、组织基础、理论基础和中心任务等若干基本问题,具体阐释了西欧共青团组织关于青年问题的社会主义方案、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展望。在现实层面,提出西欧共青团组织正面临着组织的持续分化、政治地位边缘化和身份认同困境的三重实践困境,并明确了造成困境的三大根源正是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基础薄弱、发展的空间受限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上仍然处于低潮。第三层面:展望未来。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的复归、日益严峻的青年问题亟待解决以及持续爆发的青年抗议运动都昭示着西欧共青团组织并未“走向历史的博物馆”,而是出现了发展的新机遇。面对这种形势,西欧共青团组织应当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进一步明确政治身份定位、充分运用多元化宣传手段壮大自己,同时争取在青年运动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刘伟岩[2]（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杨瑞雪[3]（2020）在《中国与委内瑞拉铁矿石贸易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文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且进口来源长期被世界四大矿山寡头垄断。鉴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铁矿石进口依存度将居高不下,尤其对于高品位铁矿石的需求将越来越多,因此加强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打破寡头垄断局面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委内瑞拉拥有丰富且优质的铁矿资源。铁矿石也是除了石油之外,中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的重要矿产资源之一。增加铁矿石出口有助于委内瑞拉增加外汇收入,提高经济多元性,有利于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委两国自1974年建交以来,长期保持着互利共赢的友好合作关系,经贸合作成果显着。然而,多年来委内瑞拉出口至中国的铁矿石贸易流量不但没有明显提升,一直在较低水平徘徊,近几年受到委内瑞拉特殊时期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贸易量更是大幅下滑,排除其特殊时期政治经济环境等外因的影响,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委内瑞拉出口至中国铁矿石贸易量的内在影响因素,提出增加贸易量的有效方案,非常有必要。本文主要运用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首先对中国铁矿石生产、消费和需求状况进行分析,对委内瑞拉对中国铁矿石出口情况进行了阐述,并对国际铁矿石市场价格进行分析和预测;然后,通过针对中国铁矿石进口建立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基于对2008-2017年中国铁矿石进口的90个观测值的分析,最终得出决定委内瑞拉出口中国铁矿石贸易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出口国GDP、两国铁矿资源禀赋差异和出口国的物流绩效水平,又通过将中国进口委内瑞拉铁矿石的实际贸易额与引力模型的预测值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其贸易潜力巨大的结论;最后,基于以上分析结果,结合实际情况,阐述了委内瑞拉铁矿出口中国的具体制约因素及对应解决方案,并分别对中国和委内瑞拉的政府和相关企业提出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针对中国与委内瑞拉两国之间的铁矿石贸易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分别站在中国进口铁矿石和委内瑞拉出口铁矿石两个角度,阐述了双方进一步加深铁矿石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在此基础上,将贸易引力模型灵活运用到中委两国之间铁矿石贸易行业的研究中,采用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找出当前两国铁矿石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两国政府和相关企业提出建议,具有较强的实际参考价值。
陈荣[4]（2020）在《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及教训研究》文中指出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曾一度使拉美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冲击。但自本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急剧演变,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空前活跃。各国政府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继续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的变革与调整,力求在自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如委内瑞拉政府,厄瓜多尔政府。作为促使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重要国家之一,委内瑞拉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作为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倡导者,其目标是通过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推进国家社会进步。为了实现这一承载着普通民众朴实而美好祈盼的目标,作为查韦斯生前忠实战友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继承了委内瑞拉探索社会主义的未竟事业,始终秉承着公正、民主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探索和变革。由此,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当前委内瑞拉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的改革仍然存在多方面问题。基于此,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实践仍然在路上。仔细回顾委内瑞拉十几年来的社会主义探索,我们应该从其弊端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并引以为戒。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也是一个矛盾突发和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的时期。所以我国必须警惕委内瑞拉式危机,吸取其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在执政党建设、产业结构改革、民生改善以及能源外交等领域的建设。本文以委内瑞拉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方法论为基础,对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及教训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正文由三部分构成: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概念界定及兴起缘由,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及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教训与启示。各部分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通过阐述与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相关的基本概念,为后续章节研究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撑。在对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兴起缘由的分析解读上,本文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来进行阐释。面对由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引起的国内外多重社会危机,委内瑞拉没有停下寻求改革发展的脚步,而是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社会主义。第二部分从横向纵向两个角度对委内瑞拉探索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了分析论述。从横向来看,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囊括了其先后两代领导人执政历程中制定的政策措施;从纵向来看,其实践内容主要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四个方面,并从中分析总结得出了委内瑞拉在各领域改革的主要目标。第三部分作为本文研究的重点,对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进行了剖析。一方面,通过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四个领域中的改革措施,总结得出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教训;另一方面,我国应该看到委内瑞拉不同领域改革中的某些不当之处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的深远影响,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引以为戒,警惕委内瑞拉式危害并防范委内瑞拉式风险。
董小凡[5]（2020）在《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析》文中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是拉美激进左翼政党对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一次全新的实践探索,是拉美人民结合马克思主义探索本国道路的尝试,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对发展模式的新探索。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追踪和分析了中外学者对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并对拉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以及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分析归纳,研究“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并非无本之木,其产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其中,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拉美着名历史人物思想的借鉴,以及对印第安主义、基督教教义等其他文明思想的吸收;现实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失败后,拉美本土替代运动兴起,左翼政权崛起,拉美民众对全球化和金融危机进行反思。同时,中国、古巴等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激励了拉美替代运动勃发,为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提供了良好的榜样和借鉴。同时,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又是一种社会实践,基本内容包含了激进左翼领导人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多方面的政策主张,并且具有拉美本土其他替代主义思潮所不曾拥有的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在实行过程中服务于大众的务实作风。最后,通过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表明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具有拉美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实践上表现为拉美特色的“多种社会主义集合体”。但需要看到的是,尽管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有着自身难以比拟的特殊性,曾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拉美社会存在的矛盾,但目前看来,“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依然面临日趋复杂的生存环境,受到一系列的挑战,其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从长远看,如果能克服前进路上的阻难,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仍具有长期发展的可能性。综上,笔者认为,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是拉美国家对于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在一定意义上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实现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现实启示。此外,“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为世界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提供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探索,也促进了世界各地左派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突玛丽斯·阿布力克木[6]（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并且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在丰富国内进口能源渠道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一带一路”沿线能源出口国市场。党的十九大报告也为如何继续深化“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2000年的34%上升到2018年的69.8%,天然气依存度从2000年的2%上升到2018年的43.2%,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油气资源的可持续供应和支持,因此我国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进而扩大能源合作范围,保障油气安全与可持续供应。本文利用2000-2018年3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建立了由19个指标组成的4个维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潜力进行系统、综合地评价,厘清沿线各国与我国的能源合作强弱程度,以及与我国进行能源合作过程中各国所具有的优势或者困境。研究结果表明:针对于不同评价指标,根据具体侧重情况选择合作国。以能源因素评价为侧重点的合作主体,应选择伊朗、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能源资源丰富的大国;以政治风险因素为侧重点,应选择阿联酋、卡塔尔、文莱、阿曼、马来西亚等政治风险相对较少的国家进行合作;以经济发展潜力为侧重点,应选择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伊朗等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进行合作;以与我国关系为侧重点,应选择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等与我国相邻,具有地缘优势的国家进行合作。对于重视能源合作国综合潜力的,应按照合作等级选择合作国。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以下对策:（1）对完善能源安全风险评估机制方面要建立沿线国家风险评估机制和推动高新技术的研发。（2）对加强对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支持方面要加强金融支持和积极强化与沿线国家的政策对接。（3）对推动构建沿线国家能源合作命运共同体方面要积极推动各国包容发展和加强与沿线国家多元化的交流方式。
夏四友[7]（2020）在《复杂网络视角下世界石油资源流动格局演变及对中国石油合作的启示》文中认为石油资源流动已成为各国保证石油供需安全,实现石油资源优化配置备受关注的途径。探究世界石油资源流动网络的演变,对缓解国家间石油资源供需矛盾,保障不同国家间石油资源供应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石油进口量与石油进口依存度持续攀升,中国石油资源进口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很大程度上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考察中国在石油流动网络中的角色演变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石油流动网络特征,分析当前中国对外石油合作的现状与困境将有助于中国有针对性地制定石油合作战略。本文基于2000-2017年世界石油资源进出口数据,首先采用数理统计、Arc GIS可视化表达及空间分析相关方法对世界石油资源进出口的时序变化、空间格局及集聚程度进行分析;其次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整体和局部视角对世界石油资源流动格局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然后考察中国在世界石油资源流动网络中的角色演变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石油资源流动网络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石油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对中国石油合作的启示。通过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世界石油资源进口量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各大洲的进口数量及占比差异明显,石油高进口类型区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大体呈现“西北-东南”向分布格局,空间集聚性呈减弱态势,空间差异逐渐增大。（2）世界石油资源出口量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各大洲的出口数量及占比差异明显,空间分布经历了“东-西”→“东北-西南”→“东-西”向的演变历程,空间差异逐渐缩小,集聚分布态势日渐明显。（3）世界石油资源流动网络规模呈扩大趋势,网络连通性及可达性日渐增强,石油流动关系趋于复杂化,且石油资源流动网络呈现典型的小世界性特征。（4）石油流动网络中“领头羊”国家稳中有变,“中心行动者”的控制能力和“中间人”的媒介作用逐渐增加,网络中扮演“领头羊”角色的国家和“中间人”角色的国家并不一致。（5）石油流动网络呈典型的“核心+次核心+次边缘+边缘”圈层结构分布,核心度越高的国家间存在较强的石油流动,边缘国家间石油流动关系较弱,且石油流动网络核心国家的均质性日渐明显。（6）中国在石油流动网络中扮演的“中间人”和“核心者”的角色逐步弱化,与其他各国的石油流动关系的密切程度呈下降趋势,石油传输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最后下降的变化趋势;石油出口地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进口源地逐步向中东、非洲以及美洲地区转移。最后,本文对中国与中东地区、俄罗斯、非洲及拉丁美洲的石油合作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当前中国对外石油合作存在“地缘博弈”、“油价波动”和“通道建设”三方面的困境。为了更好地开展石油合作,保证中国石油安全,未来要构建新时期全方位的“世界石油互联网”和争取油价定价话语权,建立石油合作的风险和安全评估体系,因地制宜采取石油合作方式,积极加强能源通道建设,构建石油进口立体运输网络和加强与推动“一带一路”石油合作。
严然[8]（2019）在《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与解耦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五年来,我国高铁海外投资作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排头兵”,积极领跑“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崭新名片。高铁海外投资对象也已从最初的设备、技术出口,逐步发展至后期运维管理输出,并加大力度向海外全领域投资迈进。然而,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面临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技术难度高、东道国环境复杂以及海外合作不力等诸多问题,在当前短短的10年起步期间,成功案例较少。一方面,就海外投资环境而言,会面临宏观经济动荡、市场发育不足等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就投资企业而言,会面临海外投资经验不足、主观不确定性增加而导致的非系统性风险。海外市场环境和投资企业的动态与随机变化,也使得这些影响中国高铁海外投资的风险因素充满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并进一步引致风险间发生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耦合关系。一旦项目系统出现高度复杂的风险耦合状态,随之而来的风险事件发生量将呈现上升趋势,对中国高铁海外投资企业及“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造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损失。因此,正确认识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的耦合机理,并运用合理解耦控制手段对其加以化解,已经成为高铁“走出去”发展征途上的关键一步。论文秉承“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建立完善合理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分析框架与系统性防范控制策略为目标,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研究。通过分析我国高铁海外投资失败案例背后的风险因素间的耦合关系,掌握风险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并且从历史统计层面及案例仿真层面双重入手,对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进行定量模型构建与仿真评价,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控制策略的理论依据与框架。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识别并得到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因素清单。结合文献挖掘法与案例研究法,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项目风险进行识别。首先从风险链条的角度,利用案例研究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识别,再从相关文献中,通过知识性挖掘与归纳性推理,识别出大量相关的风险因素,作为对案例研究识别的修正与补充,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的质量和效率,得到客观合理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清单。第二,定性分析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关系。从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基础入手,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界定、关键要素与分类进行阐述,探讨了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在耦合机理的指导下,结合案例研究法分析得出高铁海外投资项目中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东道国环境、东道国产业四类风险间单因素、双因素及多因素耦合关系。第三,定量构建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模型。从历史统计层面,运用N-K模型计算已发生的高铁海外投资项目风险事件中资-能-环-产四大风险因素的耦合度程度。从案例仿真层面,结合莫斯科-喀山高铁投资项目案例,运用基于逆向云理论的耦合度模型进行耦合度测量,在此基础上再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风险因素耦合程度的演化趋势、以及总体风险水平对风险因素的耦合程度变化的敏感性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出各类耦合因素对风险总水平的未来发展趋势的影响。第四,提出基于解耦思想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控制策略。结合风险耦合发生前、中、后的不同状态,从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救援的角度,针对性地提出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防范与控制措施,从而有效降低资-能-环-产四因素间的耦合程度,使我国海外高铁投资整体风险水平下降到合理范围之内,为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管理提供理论性指导与参考。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的耦合机理进行分析与探索,并提出相应的解耦控制策略。在理论上为实现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项目的科学、高效和集成化风险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在实践上以帮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解决当前我国海外高铁“走出去”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投资、建设、及项目管理问题,从而保证未来我国高铁“走出去”的健康发展。
石立春[9]（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杨盛兰[10]（2018）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次委内瑞拉危机与大国博弈》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委圭边界危机和委内瑞拉债务危机发生在美国外交承上启下之际,给其带来了挑战,也创造了机遇。本文将两次危机看成有机连续,试图通过考察两次危机和大国博弈揭示其对门罗主义、美英德关系的影响以及美国外交的和平主义特征。除导论和结论以外,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两次危机发生的历史背景。19世纪是委内瑞拉建立国家与秩序以及构建民主时期,个人统治与地方自治为其独立后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这个过程对内表现为政权更替频繁、内乱不断、经济发展缓慢,对外则给欧美大国扩张提供可乘之机,并且,委内瑞拉与欧美产生诸多矛盾。第二章考察委圭边界危机与美英博弈。作为欧洲殖民主义留给拉美的“遗产”,长期存在的委圭边界争端在美国的强势介入下,演变为英美外交危机。通过与英国殖民主义的正面交锋,门罗主义得到英国的正式承认。一场声势浩大的美英和平运动与两国政府的妥协和让步促成《委英仲裁条约》的签订与巴黎国际仲裁,争端和平解决。第三章考察委内瑞拉债务危机与美英德博弈。三国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冲突与委内瑞拉自身的政治经济问题相结合,使委内瑞拉与欧洲大国的债务纠纷演变为美英德三国的较量。在美国干涉和美英反德舆论作用下,争端提交海牙仲裁。危机巩固了美国美洲霸主地位,并预示美英德三国未来关系的发展方向。第四章讨论两次危机中或后门罗主义的两次新诠释和新发展。世纪之交新的内外环境要求门罗主义要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两次危机中或后,诞生了奥尔尼主义、克利夫兰主义和罗斯福推论。门罗主义得到欧洲强国承认或默认,其内涵不断扩大,不许欧洲干涉变为美国干涉主义,这对美欧、美拉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五章探讨两次危机对美英德三国关系的影响。世纪之交的美英德关系变化体现三国实力变化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调整。美英通过两次危机和其它矛盾的解决形成了妥协、合作及和平解决争端的新模式,为20世纪美英友谊打下基础;德国则在债务危机后取代英国成为美国“天生的对手”。两次危机成为美英德关系发展的分水岭。综合上述研究,本文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两次危机和美英德的博弈体现三国在拉美的利益冲突和不同地缘政治目标的对立;危机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确立和强化了美国美洲霸主地位:美国利用危机调整对外政策和构建对外关系,对美英德三国关系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美国对两次危机政策体现了其外交政策体系中干涉主义与和平主义并存并进的特征;同时,两个国际仲裁案也充分暴露了国际仲裁中妥协和弱国无外交的局限性,牺牲了委内瑞拉的利益。
二、委内瑞拉经济结构亟待多元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委内瑞拉经济结构亟待多元化（论文提纲范文）
（1）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主要概况 |
| 2.1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关系理析 |
| 2.1.1 西欧共青团组织与青年运动的关系 |
| 2.1.2 西欧共青团组织与其他青年组织的关系 |
| 2.1.3 西欧共青团组织与共产党的关系 |
| 2.2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历史发展脉络 |
| 2.2.1 20 世纪初苏俄影响下建立的早期共产主义青年组织 |
| 2.2.2 二战爆发后西欧共青团的发展壮大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建立 |
| 2.2.3 20世纪60年代“五月风暴”后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由盛转衰 |
| 2.2.4 苏东剧变后西欧共青团组织的重建与转型 |
| 2.2.5 欧洲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区域联合的新动向 |
| 第3章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基本原则及主要代表组织 |
| 3.1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基本原则 |
| 3.1.1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 |
| 3.1.2 坚持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独立的组织地位及民主集中制原则 |
| 3.1.3 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未来的共产党员 |
| 3.2 西欧共青团的主要代表性组织 |
| 3.2.1 英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
| 3.2.2 法国青年共产主义者运动 |
| 3.2.3 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
| 3.2.4 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
| 3.2.5 希腊共产主义青年 |
| 第4章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探索 |
| 4.1 西欧共青团组织对青年问题的认识 |
| 4.1.1 青年问题的具体表现 |
| 4.1.2 青年问题产生的制度性根源 |
| 4.1.3 青年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
| 4.2 西欧共青团组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思考 |
| 4.2.1 当代资本主义陷入持续的衰退与危机 |
| 4.2.2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 |
| 4.2.3 对冷战后欧盟和北约的资本主义经济军事一体化实质的新认识 |
| 4.3 西欧共青团组织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认识 |
| 4.3.1 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根源的剖析 |
| 4.3.2 对实现社会主义不同道路的分析 |
| 4.3.3 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方案的探析 |
| 第5章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境遇及未来前景 |
| 5.1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所面临困境的主要表现 |
| 5.1.1 组织的持续分化及其碎片化发展 |
| 5.1.2 政治力量衰减及其地位的边缘化 |
| 5.1.3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分野及特色不足 |
| 5.1.4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身份认同困境 |
| 5.2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困境的根源 |
| 5.2.1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上仍处于低潮 |
| 5.2.2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基础薄弱 |
| 5.2.3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空间受限 |
| 5.3 西欧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前景 |
| 5.3.1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新机遇 |
| 5.3.2 西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新策略 |
| 5.3.3 西欧共青团组织在左翼阵营中的新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西欧共青团及其他政党组织中外文对照 |
| 附录二 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 |
| 附录三 西欧共青团章程纲领选编选译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2）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与委内瑞拉铁矿石贸易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与委内瑞拉铁矿石贸易的背景和现状 |
| 2.1 委内瑞拉铁矿石产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
| 2.1.1 委内瑞拉铁矿石产业概况 |
| 2.1.2 委内瑞拉铁矿石产业发展历史 |
| 2.1.3 委内瑞拉铁矿石产业现状 |
| 2.2 中国铁矿石市场分析及预测 |
| 2.2.1 中国钢铁市场生产与消费概况 |
| 2.2.2 中国铁矿石市场生产与消费概况 |
| 2.2.3 中国铁矿石市场需求分析预测 |
| 2.2.4 铁矿石市场价格预测 |
| 2.3 委内瑞拉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 |
| 2.3.1 委内瑞拉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现状 |
| 2.3.2 委内瑞拉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量变化相关因素初步分析 |
| 第三章 委内瑞拉对中国铁矿石出口的实证分析 |
| 3.1 贸易引力模型的发展与应用 |
| 3.1.1 贸易引力模型的发展 |
| 3.1.2 贸易引力模型的应用 |
| 3.2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
| 3.2.1 贸易引力模型的建立 |
| 3.2.2 引力方程回归结果及分析 |
| 3.2.3 中国与委内瑞拉铁矿石贸易潜力测算 |
| 第四章 委内瑞拉铁矿石出口中国的制约问题及解决方案 |
| 4.1 委内瑞拉铁矿石出口中国的制约问题 |
| 4.1.1 委内瑞拉铁矿石的开采及生产 |
| 4.1.2 委内瑞拉铁矿石的陆上运输 |
| 4.1.3 委内瑞拉铁矿石的港口装船及河道运输 |
| 4.1.4 委内瑞拉铁矿石的海上转运系统 |
| 4.2 委内瑞拉铁矿石出口制约问题的解决方案 |
| 4.2.1 提高矿山开采及矿石生产能力 |
| 4.2.2 优化委内瑞拉铁矿石出口的物流系统 |
| 第五章 结语与政策建议 |
| 5.1 结语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给委内瑞拉政府及FMO铁矿公司的建议 |
| 5.2.2 给中国政府及相关企业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及教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重点难点 |
| 2.创新点 |
| 一、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相关概念界定及兴起缘由 |
| (一)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相关概念界定 |
| 1.拉美左翼 |
| 2.拉美的社会主义运动 |
| 3.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 |
| (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兴起的主要缘由 |
| 1.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兴起的思想基础 |
| 2.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兴起的现实基础 |
| 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
| (一)经济上,旨在建立以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为推力的内生发展体系 |
| (二)政治上,主张建设人民政权,发展参与式的社会主义民主 |
| (三)社会上,通过实施系列有针对性的计划来加强和扩大社会保障 |
| (四)外交上,奉行以推进拉美一体化为目标的独立自主的多元外交 |
| 三、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教训与启示 |
| (一)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教训 |
| 1.执政党建设不完善,国内反对势力猖獗阻碍委政局长期稳定发展 |
| 2.经济结构失衡、政策弊端制约经济协调性持续性发展 |
| 3.民生改善陷入“过度福利化”加剧社会安全风险 |
| 4.过度依赖石油外交影响外交的持续性稳定性发展 |
| (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对我国的启示 |
| 1.加强党的领导持续抓好党的建设 |
| 2.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新动能 |
| 3.保障和改善民生合理制定社会政策 |
| 4.开展清洁能源外交深化能源国际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5）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与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 |
| 一、对马克思经典作家理论成果的借鉴 |
| 二、对拉美民族主义代表人物思想的吸收 |
| 三、“印第安传统思想”的影响 |
| 四、“基督教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 |
| 第二节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催化” |
| 二、拉美左翼政权的崛起和联合 |
| 三、拉美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反思 |
| 四、中国及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激励 |
| 第二章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其本质特征 |
| 第一节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 |
| 一、注重经济发展,提倡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 |
| 二、强化平民政治,扩大基层民众政治参与 |
| 三、追求“社会主义”,注重公平与正义 |
| 四、拥护拉美一体化,加强拉美区域合作 |
| 第二节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 |
| 一、强烈的批判精神 |
| 二、务实的实践作风 |
| 第三节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本质 |
| 一、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
| 二、“21世纪社会主义”是拉美特色的“多种社会主义集合体” |
| 第三章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困境与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面临的困境 |
| 一、“21世纪社会主义”执政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突出 |
| 二、“21世纪社会主义”执政党部分政策扭曲导致威信下降 |
| 三、“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国际环境日趋不利 |
| 第二节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前景与发展趋势 |
| 一、拉美政党政治“钟摆效应”长期存在 |
| 二、拉美政治格局“左退右进”趋势较为明显 |
| 三、不排除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触底反弹” |
| 第四章 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现实价值 |
| 一、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探索符合本国的发展模式提供经验 |
| 二、为世界左翼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素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相关文献的评价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路线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能源 |
| 2.1.2 一带一路 |
| 2.1.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区域一体化理论 |
| 2.2.4 能源经济理论 |
| 第3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现状 |
| 3.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储备现状 |
| 3.1.1 中国的能源储备 |
| 3.1.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储备 |
| 3.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进出口现状 |
| 3.2.1 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进出口现状 |
| 3.2.2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进出口现状 |
| 3.2.3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进出口现状 |
| 3.2.4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进出口现状 |
| 3.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投资现状 |
| 3.4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困境 |
| 3.4.1 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困境 |
| 3.4.2 中国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困境 |
| 3.4.3 中国与非洲国家能源合作困境 |
| 3.4.4 中国与东盟国家能源合作困境 |
| 第4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潜力评价 |
| 4.1 能源合作潜力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TOPSIS法 |
| 4.2.2 灰色关联度法 |
| 4.2.3 聚类分析法 |
| 4.3 能源合作潜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4 数据说明 |
| 4.5 能源合作潜力计算步骤 |
| 4.6 能源合作潜力结果分析 |
| 4.6.1 基于能源因素的分析 |
| 4.6.2 基于政治风险的分析 |
| 4.6.3 基于经济发展潜力的分析 |
| 4.6.4 基于与中国关系的分析 |
| 4.6.5 基于能源合作潜力的综合分析 |
| 第5章 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对策建议 |
| 5.1 根据评价结果合理选择合作国 |
| 5.1.1 根据具体侧重情况选择合作国 |
| 5.1.2 按照合作等级选择合作国 |
| 5.2 完善能源安全风险评估机制 |
| 5.2.1 建立沿线国家风险评估机制 |
| 5.2.2 推动高新技术的研发 |
| 5.3 加强对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支持 |
| 5.3.1 加强金融支持 |
| 5.3.2 积极强化与沿线国家的政策对接 |
| 5.4 推动构建沿线国家能源合作命运共同体 |
| 5.4.1 积极推动各国包容发展 |
| 5.4.2 加强与沿线国家多元化的交流方式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复杂网络视角下世界石油资源流动格局演变及对中国石油合作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复杂网络 |
| 2.1.2 资源流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资源流动理论 |
| 2.2.2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
| 2.2.3 区域空间结构理论 |
| 2.2.4 地缘政治理论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复杂网络研究综述 |
| 2.3.2 石油资源流动研究综述 |
| 2.3.3 石油合作研究综述 |
| 2.4 相关研究评述 |
| 第3章 世界石油资源进出口状况分析 |
| 3.1 世界石油资源进出口时序变化 |
| 3.1.1 世界石油资源进口量变化 |
| 3.1.2 世界石油资源出口量变化 |
| 3.2 世界石油资源进出口空间格局变化 |
| 3.2.1 世界主要国家石油资源进口格局变化 |
| 3.2.2 世界主要国家石油资源出口格局变化 |
| 3.3 世界石油资源进出口集聚程度变化 |
| 3.3.1 世界主要国家石油资源进口集聚程度变化 |
| 3.3.2 世界主要国家石油资源出口集聚程度变化 |
| 第4章 世界石油资源流动网络分析 |
| 4.1 世界石油资源流动整体网络与中心性分析 |
| 4.1.1 世界石油资源流动整体网络分析 |
| 4.1.2 世界石油资源流动网络中心性分析 |
| 4.2 世界石油资源流动网络“核心-边缘”分析 |
| 第5章 中国在世界石油资源流动网络中的格局演变分析 |
| 5.1 中国在世界石油资源流动网络中的角色演变 |
| 5.2 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石油资源流动特征分析 |
| 5.2.1 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石油资源流动网络特征 |
| 5.2.2 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石油资源流动时空格局演变 |
| 第6章 中国对外石油合作的现状与启示 |
| 6.1 中国对外石油合作的现状与困境分析 |
| 6.1.1 中国对外石油合作的现状分析 |
| 6.1.2 中国对外石油合作的困境 |
| 6.2 对中国石油合作的启示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成果 |
| 致谢 |
（8）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与解耦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中国高铁海外投资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官 |
| 1.1.2 中国高铁海外投资面临多重风险 |
| 1.1.3 中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研究的重要性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海外投资风险管理学术史梳理及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高速铁路学术史梳理及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风险耦合模型相关学术史梳理及相关研究综述 |
| 1.3.4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总结 |
| 1.4 研究目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高铁海外投资现状与风险概述 |
| 2.1 高铁海外投资的界定 |
| 2.1.1 高铁海外投资的概念 |
| 2.1.2 高铁海外投资的特征 |
| 2.2 国内外高铁行业发展现状 |
| 2.2.1 国外高铁行业发展概况 |
| 2.2.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现状 |
| 2.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特征与成因 |
| 2.3.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特征 |
| 2.3.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主要成因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识别 |
| 3.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识别方法 |
| 3.1.1 案例研究法 |
| 3.1.2 文献挖掘法 |
| 3.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与完善 |
| 3.2.1 基于案例研究法的风险因素识别 |
| 3.2.2 基于文献挖掘法的风险因素识别 |
| 3.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清单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分析 |
| 4.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基础 |
| 4.1.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界定 |
| 4.1.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关键要素 |
| 4.1.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的分类 |
| 4.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 |
| 4.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关系分析 |
| 4.3.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单因素风险耦合分析 |
| 4.3.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双因素风险耦合分析 |
| 4.3.3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多因素风险耦合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
| 5.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模型的比较与选择 |
| 5.2.1 常见的风险耦合模型 |
| 5.2.2 风险耦合模型的比较及选择 |
| 5.3 基于历史统计层面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
| 5.3.1 历史案例统计 |
| 5.3.2 N-K模型构建 |
| 5.3.3 基于历史风险事件的N-K模型应用 |
| 5.4 基于案例仿真层面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
| 5.4.1 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概况 |
| 5.4.2 耦合度模型构建 |
| 5.4.3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5.4.4 基于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耦合度及系统动力学模型应用 |
| 5.5 对比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基于解耦思想的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防控策略 |
| 6.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解耦原理 |
| 6.1.1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解耦原则 |
| 6.1.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解耦原理示意 |
| 6.2 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解耦策略 |
| 6.2.1 耦合前风险防控策略 |
| 6.2.2 耦合中风险防控策略 |
| 6.2.3 耦合后风险防控策略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7.3 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基于文献挖掘法的风险因素挖掘结果 |
| B.莫斯科-喀山项目风险指标打分问卷 |
| C.耦合度计算结果 |
| D.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E.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9）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次委内瑞拉危机与大国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19世纪末的委内瑞拉和美英德在委扩张 |
| 第一节 艰难前行中的委内瑞拉 |
| 一、早期委内瑞拉概述 |
| 二、政治试验与“考迪罗时代” |
| 三、新殖民主义以及与外国的冲突 |
| 第二节 美、英、德在委内瑞拉的利益与竞争 |
| 一、早期的美委关系 |
| 二、德国在委内瑞拉的扩张 |
| 三、英国在委商业利益与矛盾 |
| 小结 |
| 第二章 委圭边界危机与美英的博弈 |
| 第一节 边界问题的由来 |
| 一、模糊的历史继承 |
| 二、变化的边界线 |
| 三、失败的委英谈判 |
| 四、争议区域的价值 |
| 第二节 委内瑞拉的外交策略与美国的前期外交 |
| 一、委内瑞拉的外交策略 |
| 二、美国早期的外交努力 |
| 三、升级的美国关注 |
| 第三节 美英危机的爆发与各方的反应 |
| 一、奥尔尼照会与萨里斯伯里答复 |
| 二、美国总统年度国情咨文和特别咨文 |
| 三、美国舆论对争端的反应 |
| 四、英国民众的反应和其他国家的态度 |
| 第四节 委圭边界争端的和平解决 |
| 一、美英和平运动 |
| 二、官方与非官方谈判 |
| 三、委内瑞拉委员会与巴黎仲裁法庭仲裁 |
| 小结 |
| 第三章 委内瑞拉债务危机与美、英、德的博弈 |
| 第一节 委内瑞拉债务问题的由来与加剧 |
| 一、债务纠纷的根源 |
| 二、委德债务纠纷 |
| 三、委英债务纠纷 |
| 第二节 英、德、意联合对委索债 |
| 一、英德联合行动的原因 |
| 二、英德合作与分歧 |
| 三、英德意联合行动 |
| 第三节 美国的立场与政策 |
| 一、美国对索债的支持 |
| 二、美国走向干涉 |
| 三、美、英、德舆论的反应 |
| 第四节 华盛顿谈判与海牙仲裁 |
| 一、华盛顿谈判与分歧 |
| 二、英德与美国的较量 |
| 三、议定书与海牙仲裁 |
| 小结 |
| 第四章 两次委内瑞拉危机与门罗主义的扩展 |
| 第一节 委圭边界危机与门罗主义的延伸 |
| 一、门罗主义的提出和早期的应用与发展 |
| 二、美国在委圭边界危机中援引门罗主义的原因 |
| 三、门罗主义在委圭边界争端中的延伸 |
| 四、奥尔尼主义与克利夫兰主义的影响 |
| 第二节 委内瑞拉债务危机与罗斯福推论 |
| 一、罗斯福推论出台的原因 |
| 二、1904年罗斯福推论的提出 |
| 三、罗斯福推论的实质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两次委内瑞拉危机对美、英、德关系的影响 |
| 第一节 英美友谊的开端 |
| 一、英美的矛盾和友谊的基础 |
| 二、英美的妥协、合作以及解决争端的新模式 |
| 三、奠定新世纪友好关系的基础 |
| 第二节 两次危机对美德关系的影响 |
| 一、美国的新对手——德国 |
| 二、美德在美洲争夺和战略冲突 |
| 第三节 美、英、德三国外交关系的走向 |
| 一、英德结盟的失败 |
| 二、美、英、德三国关系的走向 |
| 小结 |
| 结论 |
| 一、美国对两次委内瑞拉危机政策的特点 |
| 二、大国在两次危机中博弈的实质 |
| 三、仲裁解决两次危机的积极影响 |
| 四、两次仲裁的局限性:弱国无外交与大国妥协 |
| 五、干涉主义与和平主义在美国外交中的矛盾统一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委内瑞拉经济结构亟待多元化（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欧共青团组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D]. 董玲玲.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中国与委内瑞拉铁矿石贸易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D]. 杨瑞雪. 山东大学, 2020
- [4]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及教训研究[D]. 陈荣.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析[D]. 董小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研究[D]. 突玛丽斯·阿布力克木. 新疆大学, 2020(07)
- [7]复杂网络视角下世界石油资源流动格局演变及对中国石油合作的启示[D]. 夏四友.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8]我国高铁海外投资风险耦合机理与解耦策略研究[D]. 严然. 重庆大学, 2019(01)
- [9]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10]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次委内瑞拉危机与大国博弈[D]. 杨盛兰.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