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与政府农业公共投资（论文文献综述）
孙彤彤[1]（2021）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受农业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形势等条件变化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当前,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的趋势和格局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关键,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美国农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在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确定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及分析框架,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为基础,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为背景,综合评价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详细分析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深入探讨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提出对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回顾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至1945年是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半机械化（1860-1914年）与农业机械化（1915-1945年）阶段,美国农业完成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化来维持。（2）1945年至2000年间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美国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更加明显,并实现了农业科学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3）2000年以后美国农业进入“新时代经济”。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农业贸易迅速扩张并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本文建立了包含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应竞争力结果、竞争力维度、竞争力来源三个层面。第一部分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方面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基于显示性指标的评价: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美国农业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但有减弱趋势,其中植物产品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其次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食品及饮料等;从净出口情况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对农业进口依赖程度也很高,其中谷物产品、稻草秸秆及饲料具有较强净出口能力。基于解释性指标的评价:从建立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形成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结果来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在18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一,其中,美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指标上表现最好,可以发现美国充足且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雄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效地将美国现有技术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同时美国在农业适用技术和专利开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这大幅提升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从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两个维度探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取路径。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更高产量所抵消,同时较低的内陆运输成本和装卸成本弥补了其较高的农场价格劣势,促使美国农业获得成本优势,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第二,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种农产品质量附加值均较好,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专业化的农业营销方式促进美国农业差异化优势快速形成,农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部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从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两方面讨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本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需求条件、农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辅助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和历史机遇。通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获得由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健全的相关支持产业和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综合决定。然而,美国农业仍面临长期产能过剩、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农业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启示。相较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尚面临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有许多不足、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等问题。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困境及上述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入研究,现阶段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来实现。
阮珺[2]（2020）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长期以来,农业的发展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忽视了环境保护。当前,我国农业的发展面临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趋紧、生态破坏、农产品质量堪忧等问题,要想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必须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模式,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农业向生态化、绿色化转型。作为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财政也在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作为财政支农体系中投入最实、综合效益最好的资金之一,在新的时代,应该遵循绿色发展新理念,助推农业的绿色转型。作为衡量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评价工具,农业绿色生产效率追求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并尽可能减少农业生产环节的污染排放。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支持农业绿色转型的背景下,应该摒弃以牺牲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老路,通过研究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以期优化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结构,提高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使用效率,进而提高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本研究以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体制机制,提升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为目标。在界定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以生产效率理论、农业公共投资理论、农业绿色发展理论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影响的内在机理和传导路径。然后,构建了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通过包含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以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进行测算和时空演变分析。最后,运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从省级层面实证检验了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及其ML指数分解值农业绿色技术效率和农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根据回归结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将农业生态价值作为合意产出纳入农业绿色生产效率评价体系中,更加综合地评价了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为切入点,考虑到了区域的差异,从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分别分析其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并提出了差异化的对策建议。但是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测算中面源污染和农业生态价值的测算有待改进;另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中,所选取的控制变量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不够全面,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李俊鹏[3]（2019）在《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影响的经济分析》文中提出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直接改善了水资源的时空配置效率,缓解了农业用水供给不足或过量对粮食生产的限制;同时,农田水利设施对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会进一步改善粮食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综上,农田水利设施具备提高粮食产量的潜力。当前,我国粮食供给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粮食产量的连增主要来自玉米产量的提高,水稻与小麦产量仅为恢复性增长,其进口依赖程度逐年升高。水稻作为我国主要的口粮作物之一,其产量的增加对缓解我国粮食供给结构失衡,保证我国口粮安全具有关键作用。因此,探寻有效的水稻生产改良手段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作为水资源投入密集型的粮食作物,水稻生产对农业用水供给的变动较为敏感,不足或过量的农业用水供给均不利于水稻产量的提高。鉴于农田水利设施对水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其极有可能促进水稻产量的提高。因此,有必要探究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与水稻产量水平在时间与空间上表现出何种变动趋势?其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2）农田水利设施是如何影响水稻生产的:是作用于水稻的生产效率、生产成本还是收获面积?（3）若农田水利设施提高了水稻生产效率或降低了水稻生产成本或扩大了水稻收获面积,其是否最终提高了水稻产量?且这种提升作用在宏观与微观（农户）层面是否具有一致性?（4）进一步,若农田水利设施提高了农户水稻产量,其是否进而改善了农户福利?（5）若农田水利设施能够提高水稻产量并改善农户福利,我们应如何增强农田水利设施供给?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梳理与归纳构建了理论研究框架,并选择适当的数据与实证技术对其进行依次分析,以最终验证农田水利设施的水稻增产效应。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具体如下:（1）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与水稻产量的时空趋势分析利用《中国水利统计年鉴》数据,本文首次估算了我国省级农田水利设施资本存量,并以此对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进行了时空趋势分析。分析发现:全国层面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地区层面变动趋势与全国层面基本一致,但地区间存在显着差异。省级层面,大部分省份农田水利资本存量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同时,利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本文也对水稻产量进行了时空趋势分析。分析发现:省级层面,粮食主产区省份的水稻产量呈现增长趋势。地区层面,粮食主产区水稻产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非主产区则呈现下降趋势,且两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国家层面,1997年之前,我国水稻产量呈现增长趋势,1997-2003年呈现下降趋势,2003年之后,再次呈现增长趋势。（2）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效率的影响在时空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SYS-GMM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各省水稻单产的影响。为较为全面的衡量水稻生产效率,本文同时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估算了各省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并在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时空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YS-GMM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两种效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农田水利设施有效促进了水稻单产、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3）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成本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各省（市/区）水稻生产要素投入数据,对水稻生产成本从总量与结构方面进行了时空趋势分析。其次,基于理论机制,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3SLS）实证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成本的影响。所得结论具体如下: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中的私人投入具有明显的节约效应,对要素投入结构具有调整作用,并具体表现为:农田水利设施促进了水稻生产中机械对劳动的替代,促进了水稻生产技术朝劳动节约型方向变迁。同时,研究亦表明,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具有明显的总成本效应。（4）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收获面积和播种比例的影响利用本文估算的省级农田水利设施资本存量,在对我国水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中水稻占比和水稻水旱灾害受灾面积（旱灾、洪涝灾害受灾面积）时空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借助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分别实证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播种面积、水旱灾害受灾面积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中水稻占比的影响,所得结论如下:农田水利设施通过改善田块灌溉与种植条件推动了水稻播种面积的扩大,并通过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降低了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水稻水旱灾害受灾面积。同时,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播种面积的扩大作用并未导致粮食供给结构失衡的加剧。（5）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的影响、研究深化及路径探索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最终落脚于对水稻产量的分析,利用省级和农户数据,分别从宏微观层面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并做了研究深化和路径探索。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各省（市/区）水稻产量绝对量（总产量）和相对量（增长率）的影响。其次,本文同时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再次,作为研究深化,本文也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农户水稻种植收入的影响。最后,本文对农户层面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以作为增强农户层面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路径探索。研究发现:宏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显着提高了水稻产量及其增长率。微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显着提高了农户的水稻单产及其水稻种植收入。同时,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促进电脑的使用和增强农技服务是增强农户层面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有效途径。本研究的发现在于:农田水利设施能够通过提高水稻生产效率、降低水稻生产成本和扩大水稻收获面积的途径促进水稻产量的提高,且其水稻增产效应并未加剧我国粮食供给结构的失衡。同时,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亦是实现农户水稻种植增产、福利改善的有效路径。进一步,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和信息化程度、强化农技服务可有效增强农户层面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
龙小燕[4]（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奇飞云[5]（2019）在《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腐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是支持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和促进国际贸易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的必然要求。有效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运营的腐败问题,关系到“一带一路”合作行稳致远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大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鉴于此,本文选择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腐败及其治理作为研究主题,主要从保障财政安全的角度分析中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参与海外投资经营活动中发生腐败问题的风险以及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创新有效治理这类腐败问题。本文主要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应用到统计分析、模型分析、定量分析、比较分析以及访谈调查等工具或策略,遵循“总—分”的认识逻辑,围绕研究主题构建论文框架,研究内容和主要发现如下:首先,梳理分析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腐败的总体状况。涉及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总体情况、腐败现状、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危害。近年来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保持高速增长,但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投资过于集中、融资渠道单一、国内贷款较多、经营环境陌生,佣金和代理费混乱、企业恶性竞争等非市场化战略倾向较重,腐败问题增多等。从腐败形式看,主要有外国政府官员干预式腐败、国内政府官员干预式腐败、外国企业捆绑式腐败以及中资企业内生式腐败。其次,分析揭示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发生腐败的缘由。本文从投资动机的角度展开了分析,在众多投资动机当中,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以及关系型等三种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活动的影响比较显着。关系型对外直接投资本着“找关系”的理念在海外开展投资活动,比较容易发生腐败问题,这背后尤其需要从国际惯例和制度合理性上界定正常的市场经营策略及成本与腐败的界限。旨在从东道国购买自然资源的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则容易导致当地政府官员和民众在情绪上的反感和抵触,产生索贿甚至勒索行为,进而出现腐败问题。再次,分析厘清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腐败问题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影响。企业进入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营活动,将会使企业的出口活动减少,甚至被腐败活动所抑制,降低企业的利润,最终危害中国海外资产安全和国家财政金融安全。另外,分析探讨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腐败问题对资金安全的影响。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涉及外汇储备、财政投入、国企资产等。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发现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损失与腐败高度相关,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腐败问题越严重,中资企业参与当地投资的损失越多。由此可知,腐败问题对中国的资金安全包括国企资产、外汇储备、公共财政安全等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最后,提出了应对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中腐败问题的对策措施,即腐败防控体系的构建。一是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当完善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腐败风险防控体系,尤其要加快针对海外投资腐败问题的国家立法,建立海外投资国家巡视、监察延伸制度,以及审计延伸制度,从法律和制度上对腐败进行定性,并明确其相关处理流程和处罚依据。针对中资企业间的恶性竞争,还应当建立海外投资的仲裁制度。二是加强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腐败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实现政府、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力量协同合作,包括强化海外投资项目的内部监察监控机制和促进信息共享、协同反腐的工作运行机制等。三是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间的沟通对话,推动这些国家间的法律对接,建立国际反腐合作机制。
刘琦[6]（2019）在《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的竞争力与潜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粮食安全是全球范围内广泛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新形势下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要求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作为口粮之一,中国稻米安全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面临资源约束趋紧和产需缺口之上“非必需”进口不断增加的困境。中南半岛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是全球重要的稻米出口区域,也是中国主要稻米进口来源。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纵深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农业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深化,研究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和出口潜力,对充分掌握中国稻米口粮绝对安全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鉴于此,本研究在分析中南半岛地区稻米产业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利用FAO等公开数据库,首先比较和选择出口竞争力衡量指标,以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和市场渗透率指数衡量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其次,为分析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变化的原因,将影响出口竞争力的因素归纳为四个结构性因素（生产成本、生产效率、贸易成本和实际汇率）,分析其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再次,基于基本生产要素分析中南半岛地区稻米生产潜力（包括外延式增产潜力和内涵式增产潜力）,并将消费需求因素和安全储存因素纳入实证分析框架,测算出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该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潜力,以反映中南半岛地区稻米竞争潜能;然后,采用出口产量比这一指标分析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出口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探讨出口潜力变为实际出口数量的可能性。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得出相关启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中南半岛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适宜水稻生长的自然条件,是全球重要的水稻生产区域,并在国际稻米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存在资源利用率低,生产设施基础薄弱,水稻规模经营率低等问题。第二,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具有极强的稻米出口竞争力,但该区域内不同国家出口竞争力存在差异。中南半岛地区在中国稻米市场渗透率超过75%,最高时达99.98%。泰国稻米在中国市场的出口竞争力逐渐下降,越南、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稻米对中国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加,且越南稻米出口竞争力增加极快,已经成为中国市场最具出口竞争力的稻米出口国。第三,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增加是长期趋势而非短期周期性波动。中南半岛地区稻米生产成本上升是其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增加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对提高出口竞争力作用显着但效果较小,生产率上升和贸易成本下降对出口竞争力增加影响显着但效果更小。中南半岛地区与中国稻米生产成本之差不会影响稻米出口竞争力。未来,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会进一步增加。第四,中南半岛地区稻米产量增加主要源于单产的提高。稻米增产潜力巨大,且外延式增产潜力大于内涵式增产潜力。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考虑中南半岛地区国内稻米需求量和安全储存量,假设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比例不变,对中国稻米出口潜力仍达3747万吨,相当于当前中国稻米进口总量的9倍。第五,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出口稳定性极好,国际稻米价格提高会促进出口潜力变为实际出口数量,而中南半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口数量增加会使国内稻米消费增多,抑制出口潜力变为实际出口数量。结合上述结论,本研究认为中国应在确保稻米生产能力不降低的前提下,加强稻米进口调控,把握好稻米进口规模、节奏;迫切需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稻米品质、建立以提高竞争力为导向的产业支持政策体系等措施加快提高中国稻米国际竞争力;并积极合理有序地开展与中南半岛地区的农业生产和贸易合作。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有:（1）首次从中国稻米进口主要来源的区域（即中南半岛地区）这一视角进行分析,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相比于单个国家的研究,研究对象重要且包含区域内多国比较研究。提出通过区域合作,而非单个国家层面合作的新思路。（2）从众多竞争力影响因素中筛选出决定出口竞争力的主要结构性因素,将其应用到稻米这一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分析中,深化了国际大宗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研究。（3）将消费需求因素纳入实证分析框架,测算出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稻米出口潜力,且采用出口产量比这一指标而非出口量分析出口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丰富和拓展了出口潜力和稻米贸易的相关研究,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考方向。
袁祥州,朱满德[7]（2019）在《印度农业支持政策框架及其效应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和生计问题对于印度而言至关重要。印度农业支持政策框架由破解价格困境的价格支持政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投入品补贴和公共投资政策以及限制农产品贸易的边境政策构成。文章运用生产者支持估计方法对印度农业支持的总体水平、结构特征及市场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印度是世界上生产者支持水平最低而消费者支持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政府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保护主要采取扭曲作用最强的价格支持和投入品补贴政策,二者相抵后对生产者实施负保护;一般服务支持以水利灌溉设施为主且支持规模远低于投入品补贴;多数农产品在多数年份的生产者转移为负值,牛奶、果蔬、大米、小麦和油籽的负向保护程度最大。未来印度应深化农业市场化改革,推动国内支持由价格支持向收入补贴转变,构建更加开放稳定的贸易政策体系。
晋乐[8]（2018）在《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入世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以增产为导向的粮食国内支持体系。然而,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国内支持方式正面临较大国内外压力。国内方面,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国际竞争力不足,在缺乏有效边境保护条件下,以增产为导向的国内支持面临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的尴尬局面。国际方面,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与影响。美国于2016年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声称中国在2012-2015年间粮食国内支持水平已超过“入世承诺”规定上限。同时,作为Wto贸易谈判重要参考的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每年向全球发布、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也显示出中国粮食生产者支持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贸易规则的“天花板”已开始对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构成实质性约束。面对国内外双重挑战,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急需调整,如何调整国内支持政策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本文研究目标是甄别出既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与国际公认的农业政策评价体系,又能缓解国内粮食产业“三量齐增”现实压力的最优政策,以期为今后粮食国内支持政策调整提供参考。根据国际惯例,“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分为三大类,即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和农业综合服务支持。三种政策选择中,哪种政策将是今后符合国际规则的调整重点?作为选择之一的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保障国内粮食生产具有显着效果,但同时具有较强的贸易扭曲效果,故属于Wto限制的“黄箱”政策,受到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同时使用该政策还会导致Oecd生产者支持这一国际主流农业政策评价指标上涨,带来较大Wto、Oecd农业政策评估压力。作为选择之二的收入支持政策,对保障农民收入具有一定效果,但以目标价格补贴为代表的挂钩收入支持,具备较强贸易扭曲效果,会增大Wto、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压力;以直接补贴为代表的脱钩收入支持,虽然贸易扭曲效果较小,但仍会增大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的压力。作为选择之三的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属于Wto与Oecd均允许并倡导的农业支持方式,但是这种政策不针对特定品种,通常短期内无法使得产量与农户收入显着增长,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相对较弱”、“投资效率不高”。为此,本文将对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与农业综合服务支持这三种“国内支持”政策缓解国内外压力的效果进行评估与比较。通过构建中国主粮局部均衡模型、政策评估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实证量化比较生产成本上涨条件下,三种政策对Wto、Oecd这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及对国内压力的缓解效果,以期甄别出符合国际规则的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最优政策选择。本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如下:第一,市场价格支持政策面临较大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会增大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尤其在生产成本上涨时期,生产成本与干预收购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将加剧政策面临的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一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由边境政策与国内支持政策共同组成,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彼此替代,因此提升关税水平或是缓解“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压力的路径之一。但本研究发现,增加关税只能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不能缓解Oecd指标评价压力。不仅如此,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日本、韩国不同,在国内外价格差不断扩大条件下,65%的最高配额外关税水平仍不足以让粮食产业免受进口冲击,一旦叠加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Wto“国内支持”指标水平会进一步提高,给我国市场价格支持政策使用带来更大的国际压力。根据通货膨胀水平,调整基期参考价格是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的另一路径。测度显示,对1996～1998年基期价格进行平减后,中国三种主粮2011～2015年Wto“国内支持”水平均不超过8.5%的微量允许上限。但是,此次中美主粮的“国内支持”贸易争端能否调整基期参考价格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第二,收入支持政策仍将面临Wto、Oecd指标评价上涨压力。目标价格、直接补贴是两种典型的“收入支持”政策。现阶段目标价格政策采用“生产成本+合理利润”的方式制定目标价格,但理论分析与美国经验数据均表明,在生产成本上涨阶段,根据生产成本制定目标价格将会使补贴陷入扩张式增长,增加Wto、Oecd指标评估压力。直接补贴政策虽不计入Wto综合支持总量指标,但仍将计入Oecd生产者支持指标,生产成本越高,为达到相同的激励效果直接补贴数量也会增加,随之Oecd生产者支持评估压力增大。模拟结果表明,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并不能缓解中国面临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基于土地给付的“收入支持”增加,会导致土地要素价格上涨,带动产品生产成本上涨。以玉米为例,单位玉米收入支持增加1%,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将上升0.6%。生产成本上升会触发更加强劲的“国内支持”投入需求,增加国际指标评估压力。政策评估模型显示,即使考虑在减少“市场价格支持”政策的同时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在边境保护水平较低、生产成本高涨的条件下,Wto与Oecd“收入支持”指标评价仍可能面临一定的上涨压力。第三,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缓解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农业综合服务”不针对特定产品与特定生产者,不增加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但也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不直接。对比发现,现实中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农业综合服务”水平普遍低于具有竞争优势国家、甚至呈现下降趋势（如印尼、越南、中国等）。但实证结果表明,有针对性地选择“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方式,能通过直接替代私人投入、优化投入要素结构两种效应降低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从根本上缓解两种国际主流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总体上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加1%,粮食生产成本降低0.4%。其中,着力改善水土条件的Wto新增“绿箱”政策更倾向节约劳动投入,传统“绿箱”政策（电力、道路）更倾向节约资本与物质资料投入;Wto新增“绿箱”政策中,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能显着降低三种主粮生产成本;改善水利条件的新“绿箱”对玉米的节本效应更为突出。故结合Wto规则变化、根据不同粮食主产区地域特征、成本结构特征,有针对性的增加农业公共投资,可更高效地发挥政策效果,缓解主粮“国内支持”指标评估压力。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与结构。依据市场规律,适度调减“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根据国际贸易规则与国内政策需求,更谨慎地论证使用农民从事粮食种植的收入保障政策;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增加“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投资。第二,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在考虑国际规则变化、种植成本结构差异、主产地域差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粮食主产区制定相区别的农业公共投资方案。第三,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立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呼吁将关税水平、通货膨胀等“非国内支持”因素纳入政策评价体系,并通过国际协商谈判寻求改善。
黄燕[9]（2018）在《中国省域农业碳排放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碳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受到各国政府重视,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其农业碳排放问题更加备受关注。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规模急剧上升,粮食需求量上涨,农业生产备受压力。化肥农药作为农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为提高粮食产量而加大化肥农药使用量,会引起农业碳排放量上涨,从而引发全球自然灾害频发,因此,农业减排任务迫在眉睫。农业减排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前提,为了更好的实现农业减排目标,科学辨识农业碳排放变化规律和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是实现农业减排的首要任务。本文以我国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03—2015年面板数据,利用碳转化系数法估算我国31个省域农业碳排放情况,研究农业碳排放的动态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利用ISM模型、熵权—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分析省域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我国农业碳排总量逐年递增,但总体上增长速率逐渐减弱。在所研究碳源中,化肥是影响农业碳排放的主要碳排放源,各碳源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化肥、农膜、农用柴油、农药、农业灌溉、翻耕。我国农业碳排放量以及碳排强度区域差异明显,主要碳排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经济技术水平、人口规模都偏高,其中,碳排强度达到最大的福建、上海、浙江、广东四省临近港口,对外开放水平较高。（2）在所探讨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子中,人口规模、农村教育水平和自然灾害程度属于根本影响因子,会对所探讨的其余12个影响因子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改善人口规模、农村教育水平和自然灾害程度,对我国的碳排放会产生积极影响,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增大节能减排效果。在所探讨10个评价指标中,对我国31个省域农业碳排放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对外开放程度、森林碳汇、人口规模、技术水平、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公共投资水平、自然灾害、城市化水平。针对所探讨10个评价指标,我国31个省域农业碳排关联度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天津、西藏、宁夏、青海、北京、新疆、福建、甘肃、辽宁、海南、贵州、内蒙古、陕西、上海、黑龙江、山西、湖南、云南、江西、吉林、河南、广西、湖北、浙江、重庆、安徽、河北、四川、广东、江苏、山东。其中,天津的关联度最高,农业碳排放较低,山东的关联度最低,农业碳排放最高,碳排问题严重。（3）根据对农业碳排放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构建低碳农业发展机制,确定农业减排目标;二是提高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减少农业碳排放,形成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三是因地制宜,减少碳排放。
朱晶,晋乐[10]（2017）在《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成本与国际竞争力——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粮食进口量与产量、库存齐增,进口呈现明显价差推动型特征。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农业基础设施的产出增长效应,但在当前关税等边境保护水平较低的开放市场中,单位产品生产成本而非产量成为影响贸易的关键。本文构建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探寻入世以来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及其路径,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实证检验了促进生产率增长是基础设施降低私人粮食成本的重要路径。结果表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增加1%,水稻、小麦与玉米的私人生产成本分别下降0.02%、0.05%和0.1%,且节本效应逐年凸显;基础设施分别贡献水稻、小麦、玉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12%,19%和34%,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在中、西部地区对主粮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促进效用优于东部地区。
二、入世与政府农业公共投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与政府农业公共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基本概念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6 关于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 1.2.7 研究述评 |
| 1.3 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文章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的内涵 |
| 2.1.2 农业的内涵 |
| 2.1.3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1.4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 2.3.2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 2.3.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3.4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 |
| 3.1 农业机械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860-1945 年) |
| 3.1.1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大发展 |
| 3.1.2 农业半机械化与农业基本机械化的实现 |
| 3.1.3 以简单机械化维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2 农业现代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945-2000 年) |
| 3.2.1 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主体 |
| 3.2.2 农业机械化全面进步与农业科学化的实现 |
| 3.2.3 以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3 新时代经济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2000 年以后) |
| 3.3.1 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 |
| 3.3.2 农业贸易迅速扩张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
| 3.3.3 以外部市场需求支撑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
| 4.1 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1.1 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测定 |
| 4.2 基于解释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数据的处理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
| 4.2.5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6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1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分析 |
| 5.1.1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 |
| 5.1.2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构成分析 |
| 5.1.3 美国农业成本优势分析——以大豆和玉米为例 |
| 5.1.4 一个案例:美国与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分析 |
| 5.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2.1 以农业质量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2 以农业安全保障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3 以农业专业化营销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生产要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1.1 丰富的天然资源为美国农业提供竞争基础 |
| 6.1.2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美国农业生产效率 |
| 6.1.3 技术创新是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
| 6.2 需求条件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2.1 国内需求助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快速形成 |
| 6.2.2 国际需求驱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
| 6.2.3 新兴市场促使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得以维持 |
| 6.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3.1 种子培育体系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
| 6.3.2 农产品加工业使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
| 6.3.3 冷链物流业促进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扩张 |
| 6.4 农业经营主体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4.1 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
| 6.4.2 独资经营是美国农场类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
| 6.4.3 专业化农场经营创造和保持美国农业竞争优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政府因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1.1 美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 7.1.2 美国农业资源支持政策 |
| 7.1.3 美国农业出口市场计划 |
| 7.1.4 美国农业信贷和税收政策 |
| 7.1.5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机制 |
| 7.2 历史机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2.1 西进运动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
| 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农业发展提速 |
| 7.2.3 科技革命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
| 7.2.4 世界人口暴增使美国农业继续蓬勃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
| 8.1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 |
| 8.1.1 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
| 8.1.2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
| 8.1.3 强势的相关支持产业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
| 8.1.4 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 8.2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教训 |
| 8.2.1 长期产能过剩易使美国爆发农业经济危机 |
| 8.2.2 农业企业垄断使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 |
| 8.2.3 农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 |
| 8.3 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困境 |
| 8.3.1 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
| 8.3.2 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 |
| 8.3.3 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 |
| 8.3.4 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 |
| 8.4 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 |
| 8.4.1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
| 8.4.2 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
| 8.4.3 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8.4.4 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相关研究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农业综合开发投资 |
| 二、农业绿色生产效率 |
| 第二节 基础理论 |
| 一、生产效率理论 |
| 二、农业公共投资理论 |
| 三、农业绿色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和路径 |
| 一、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 |
| 二、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影响的作用路径 |
| 第二章 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和农业生产绿色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现状 |
| 一、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政策演变分析 |
| 二、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规模分析 |
| 三、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资金来源变化 |
| 第二节 我国农业生产绿色发展现状 |
| 一、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
| 二、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现状 |
| 三、农业环境压力现状 |
| 第三章 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测算及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测算方法 |
| 一、基于非合意产出的SBM超效率模型 |
| 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 |
| 三、熵值法 |
| 第二节 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测算的指标与数据 |
| 一、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第三节 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测算结果分析 |
| 一、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静态分析 |
| 二、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动态分析 |
| 第四章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 |
| 一、Tobit模型 |
| 二、构建模型 |
| 第二节 指标选取和数据描述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实证结果 |
| 二、实证分析 |
|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影响的经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研究 |
| 1.3.2 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 |
| 1.3.3 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成本节约效应影响的研究 |
| 1.3.4 农业基础设施对生产规模及结构影响的研究 |
| 1.3.5 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抗灾能力影响的研究 |
| 1.3.6 相关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农田水利设施内涵、研究理论基础与文章分析框架 |
| 2.1 农田水利设施内涵 |
| 2.1.1 农田水利设施定义 |
| 2.1.2 农田水利设施分类 |
| 2.1.3 农田水利设施特性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先行资本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农业生产理论 |
| 2.2.4 空间经济理论 |
| 2.2.5 农田水利设施影响水稻生产的理论机制 |
| 2.3 文章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与水稻产量时空趋势分析 |
| 3.1 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时空趋势分析 |
| 3.1.1 农田水利设施的衡量:资本存量的估算 |
| 3.1.2 农田水利设施资本存量时空趋势分析 |
| 3.2 水稻产量时空趋势分析 |
| 3.2.1 省级层面水稻产量趋势分析 |
| 3.2.2 全国及地区层面水稻产量趋势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效率的影响 |
| 4.1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单产的影响 |
| 4.1.1 中国水稻单产变动趋势分析 |
| 4.1.2 实证方法 |
| 4.1.3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4.1.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2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2.1 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4.2.2 水稻全要素生产率趋势分析 |
| 4.2.3 实证方法 |
| 4.2.4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4.2.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3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
| 4.3.1 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趋势分析 |
| 4.3.2 实证方法 |
| 4.3.3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4.3.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成本的影响 |
| 5.1 农田水利设施对私人投入的替代效应 |
| 5.1.1 粮食生产成本变动趋势 |
| 5.1.2 理论分析 |
| 5.1.3 实证方法 |
| 5.1.4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 5.1.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2 农田水利设施对要素投入的结构调整效应 |
| 5.2.1 粮食要素投入结构变动趋势 |
| 5.2.2 理论分析 |
| 5.2.3 实证方法 |
| 5.2.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3 农田水利设施的总成本效应 |
| 5.3.1 实证方法 |
| 5.3.2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收获面积和播种比例的影响 |
| 6.1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播种面积的影响 |
| 6.1.1 水稻播种面积时空趋势分析 |
| 6.1.2 理论分析 |
| 6.1.3 实证方法 |
| 6.1.4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6.1.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2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受灾面积的影响 |
| 6.2.1 水稻水旱灾害受灾面积趋势分析 |
| 6.2.2 理论分析 |
| 6.2.3 实证方法 |
| 6.2.4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6.2.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3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粮食播种比例的影响 |
| 6.3.1 水稻粮食播种比例时空趋势分析 |
| 6.3.2 实证方法 |
| 6.3.3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6.3.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影响的宏微观分析 |
| 7.1 宏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实证方法 |
| 7.1.2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7.2 宏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增长率的影响分析 |
| 7.2.1 实证方法 |
| 7.2.2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7.2.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7.3 微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分析 |
| 7.3.1 实证方法 |
| 7.3.2 实证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7.3.3 农户水稻产量影响因素分析 |
| 7.3.4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影响的评估 |
| 7.4 微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种植收入的影响分析 |
| 7.4.1 变量选择 |
| 7.4.2 水稻种植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
| 7.4.3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种植收入影响的评估 |
| 7.5 增强农户层面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路径探索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腐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腐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影响研究 |
| 1.3.2 腐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 |
| 1.3.3 信贷融资腐败研究 |
| 1.3.4 腐败测量研究 |
| 1.3.5 财政腐败相关研究 |
| 1.3.6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的思路及可行性分析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预期目标及拟解决的问题 |
| 1.4.3 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 1.4.4 研究方法 |
| 1.4.5 数据资料 |
| 1.5 研究创新及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腐败研究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腐败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 |
| 2.1.2 财政腐败 |
| 2.1.3 投资腐败 |
| 2.1.4 海外投资腐败 |
| 2.1.5 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腐败 |
| 2.2 腐败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非市场战略理论 |
| 2.2.2 经济人理性理论 |
| 2.2.3 寻租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腐败状况分析 |
| 3.1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总体状况 |
| 3.1.1 海外投资规模 |
| 3.1.2 海外投资分布情况 |
| 3.1.3 海外投资特征 |
| 3.2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腐败状况 |
| 3.2.1 海外投资腐败的基本情况 |
| 3.2.2 海外投资腐败的主要形式 |
| 3.3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腐败成因 |
| 3.3.1 外部原因 |
| 3.3.2 内部原因 |
| 3.4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腐败危害 |
| 3.4.1 腐败对企业投资的危害 |
| 3.4.2 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危害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投资动机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腐败分析 |
| 4.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4.1.1 核心变量 |
| 4.1.2 控制变量 |
| 4.1.3 模型设定 |
| 4.2 实证结果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企业经营效率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腐败分析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调研问卷 |
| 5.1.2 数据搜集 |
| 5.2 数据分析 |
| 5.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2 信度分析 |
| 5.2.3 数据分析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腐败问题 |
| 5.3.2 出口活动 |
| 5.3.3 创新活动 |
| 5.3.4 薪酬差异 |
| 5.3.5 全模型因果关系检验 |
| 5.4 实证结论 |
| 5.4.1 腐败问题对中资企业的影响 |
| 5.4.2 腐败问题影响公共财政的方式与途径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资金安全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腐败分析 |
| 6.1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分析 |
| 6.1.1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资金安全重要性 |
| 6.1.2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构成 |
| 6.2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腐败对资金安全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本模型设定 |
| 6.2.2 模型变量选取 |
| 6.2.3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6.3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腐败对公共投资安全影响的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腐败防控体系构建 |
| 7.1 重视腐败防控的重要价值 |
| 7.1.1 反腐败建设是践行“一带一路”的必然选择 |
| 7.1.2 反腐败建设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 |
| 7.2 完善腐败防控的法规制度体系 |
| 7.2.1 完善海外投资相关法律法规 |
| 7.2.2 建立海外投资国家巡视、监察延伸等制度 |
| 7.2.3 建立海外投资审计延伸制度 |
| 7.2.4 建立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恶性竞争的仲裁制度 |
| 7.3 加强腐败防控的机制建设 |
| 7.3.1 建立海外重大项目腐败问题防控机制 |
| 7.3.2 建立健全海外项目内部监察监控机制 |
| 7.3.3 促进信息共享,鼓励企业协作 |
| 7.3.4 促进商会建设与社会组织参与 |
| 7.3.5 对接东道国法律,促进两国法律对接 |
| 7.3.6 疏通国际反腐通道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主要结论 |
| 8.2 本文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的竞争力与潜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围 |
| 1.2.1 中南半岛地区 |
| 1.2.2 稻谷-大米-稻米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 2.1.2 资源禀赋理论 |
| 2.1.3 贸易自由化理论 |
| 2.1.4 竞争力优势理论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关系研究 |
| 2.2.2 中国稻米国际贸易方面研究 |
| 2.2.3 出口竞争力衡量及影响因素 |
| 2.2.4 出口潜力测算及影响因素 |
| 2.2.5 文献述评 |
| 3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产业发展概述 |
| 3.1 中南半岛地区水稻产业发展基本条件 |
| 3.1.1 地理气候 |
| 3.1.2 社会经济 |
| 3.2 中南半岛地区水稻生产与消费情况 |
| 3.2.1 国际稻米生产与消费 |
| 3.2.2 中南半岛地区水稻生产与消费 |
| 3.3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国际贸易现状 |
| 3.3.1 全球稻米国际贸易 |
| 3.3.2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国际贸易 |
| 3.3.3 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出口稻米变化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出口竞争力分析 |
| 4.1 出口竞争力主要度量方法比较与选择 |
| 4.1.1 出口竞争力主要度量方法比较 |
| 4.1.2 出口竞争力度量方法选择 |
| 4.2 数据说明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以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衡量出口竞争力 |
| 4.3.2 以市场渗透率指数衡量出口竞争力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出口竞争力决定因素 |
| 5.2 出口竞争力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2.1 出口竞争力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分析 |
| 5.3 中南半岛地区出口竞争力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5.3.2 估计方法选择与检验 |
| 5.3.3 估计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潜力分析 |
| 6.1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产量增加来源 |
| 6.2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潜在生产量测算 |
| 6.2.1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内涵式增产潜力 |
| 6.2.2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外延式增产潜力 |
| 6.2.3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总增产潜力 |
| 6.3 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潜力 |
| 6.3.1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需求预测 |
| 6.3.2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出口潜力测算 |
| 6.3.3 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潜力测算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出口潜力影响因素分析 |
| 7.1 出口产量比分析 |
| 7.2 出口产量比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7.2.1 出口产量比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分析 |
| 7.3 出口产量比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7.3.2 估计方法选择与检验 |
| 7.3.3 估计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中国的启示 |
| 8.2.1 确保中国稻米生产能力不降低 |
| 8.2.2 加强中国稻米进口调控 |
| 8.2.3 提高中国稻米竞争力 |
| 8.2.4 积极开展中国与中南半岛地区的农业合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7）印度农业支持政策框架及其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印度农业支持:内在逻辑与政策框架 |
| (一) 内在逻辑 |
| (二) 政策框架 |
| 1. 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 |
| 2. 降低成本的支持政策。 |
| 3. 边境贸易政策。 |
| 三、印度农业支持政策的总体水平、结构特征及市场效应 |
| (一) 农业支持的总体水平 |
| 1. 生产者支持水平为负且波动显着, 是世界上生产者支持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
| 2. 消费者支持水平为正, 是世界上消费者支持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
| 3. 一般服务支持估计显着增加, 但低于农业投入品补贴额。 |
| (二) 农业支持的结构特征 |
| 1. 农业生产者支持估计 (PSE) 结构。 |
| 2. 印度一般服务支持 (GSSE) 结构。 |
| (三) 农业支持的产品结构 |
| 四、结论性评述 |
（8）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技术路线 |
| 1.4.1 论文结构安排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国内支持”政策 |
| 2.1.2 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体系 |
| 2.1.3 粮食品种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2.2 贸易保护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WTO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3.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3.3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
| 2.3.4 近期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研究背景与分析框架 |
| 3.1 研究背景 |
| 3.1.1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际规则的约束与压力 |
| 3.1.1.1 WTO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 |
| 3.1.1.2 OECD农业政策评估的压力 |
| 3.1.2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内的压力与挑战 |
| 3.1.2.1 国内粮食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压力凸显 |
| 3.1.2.2 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不足的挑战 |
| 3.2 分析框架 |
| 3.2.1 政策选择一: 市场价格支持 |
| 3.2.2 政策选择二: 收入支持 |
| 3.2.3 政策选择三: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 |
| 3.2.4 缓解国际、国内压力的政策选择 |
| 第四章 评价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指标体系: WTO与OECD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分析 |
| 4.1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2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2.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2.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3 “国内支持”政策选择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 4.3.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是两种指标体系的测度重点 |
| 4.3.2 “收入支持”政策在两种指标体系中占比不断上升 |
| 4.3.3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等政策免受两种指标体系约束 |
| 4.4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 4.4.1 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前提假设比较 |
| 4.4.2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核心指标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5.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5.1.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
| 5.1.2 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5.1.2.1 “市场价格支持”总量: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 5.1.2.2 特定产品“市场价格支持”: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 5.2 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5.2.1 收购价格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2 收购数量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中国主粮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3.1 关税水平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 5.2.3.2 通货膨胀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 5.3 中国主粮干预收购政策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5.3.1 干预收购政策、“非国内支持”因素与“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5.3.2 模型构建与参数设定 |
| 5.3.2.1 模型构建 |
| 5.3.2.2 参数设定 |
| 5.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5.3.3.1 自由贸易情形 |
| 5.3.3.2 最高关税情形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收入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6.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6.1.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
| 6.1.2 WTO、OECD“收入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6.1.2.1 “收入支持”总量: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 6.1.2.2 特定产品“收入支持”水平: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 6.2 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6.2.1 目标价格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2.2 直接补贴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3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6.3.1 收入支持政策、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6.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2.1 模型构建 |
| 6.3.2.2 数据说明 |
| 6.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6.3.3.1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与国际指标评价的关系检验 |
| 6.3.3.2 中国主粮由“市场价格支持”调整为“收入支持”影响预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7.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7.1.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
| 7.1.2 WTO、OECD“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7.2 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7.2.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7.2.2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7.3 中国农业综合服务政策对主粮产品“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 |
| 7.3.1 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7.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2.1 模型构建 |
| 7.3.2.2 变量选择 |
| 7.3.2.3 数据说明 |
| 7.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3.1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私人成本替代效应 |
| 7.3.3.2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成本结构的调整效应 |
| 7.3.3.3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的总成本效应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全文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结构 |
| 8.2.2 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 |
| 8.2.3 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中国省域农业碳排放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2 农业碳排放估算及时空分析 |
| 2.1 农业碳排放估算方法 |
| 2.1.1 研究范围 |
| 2.1.2 估算方法 |
| 2.2 农业碳排放时空分析 |
| 2.2.1 时间分析 |
| 2.2.2 空间分析 |
| 2.2.3 时空分析 |
| 2.3 小结 |
| 3 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
| 3.1 ISM模型分析 |
| 3.1.1 ISM模型矩阵分析 |
| 3.1.2 ISM模型结构分析 |
| 3.1.3 ISM模型结果 |
| 3.2 熵权-灰色关联分析 |
| 3.2.1 灰色关联分析 |
| 3.2.2 熵权分析 |
| 3.2.3 熵权-灰色关联分析 |
| 3.3 小结 |
| 4 结论与讨论 |
| 4.1 结论 |
| 4.2 讨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10）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成本与国际竞争力——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分析框架与模型构建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模型构建 |
| 四、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一) 变量选择 |
| (二) 数据来源 |
|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 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影响 |
| (二) 基础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
四、入世与政府农业公共投资（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孙彤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2]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D]. 阮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影响的经济分析[D]. 李俊鹏.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1)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5]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腐败问题研究[D]. 奇飞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6]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的竞争力与潜力研究[D]. 刘琦. 浙江大学, 2019(03)
- [7]印度农业支持政策框架及其效应分析[J]. 袁祥州,朱满德. 新疆农垦经济, 2019(01)
- [8]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D]. 晋乐.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3)
- [9]中国省域农业碳排放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D]. 黄燕. 华南农业大学, 2018(08)
- [10]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成本与国际竞争力——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检验[J]. 朱晶,晋乐. 农业技术经济,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