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经济 新文化 新生活（论文文献综述）
李佳珉[1]（2021）在《漫画中的社会思潮研究 ——以1919-1937年上海所刊漫画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漫画,作为中国近代时期新兴的绘画形式之一,其不仅是中国美术发展领域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更是时代文明与社会变革之下的历史产物。幽默诙谐的艺术语言不仅让漫画进入了观众的视野,拉近了艺术与民众的距离,同时也为后世追忆往昔生活提供了参照。从地域上来看,上海自开埠以来一跃成为中国现代化文明城市的代表,经济上的繁荣、思想上的相对开放等因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漫画家来此谋生,客观上推动了漫画的发展。而在艺术与思想的转换中,上海漫画不仅被赋予了时代之思,同时也成为公共领域中某类群体的发言人,各界势力对漫画作品的策划与经营使其成为政治参与的媒介载体,而在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随意构图背后,其所支撑的知识信仰以及观念意识同时也折射出漫画与某一特定社会背景的契合程度,更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段的社会思潮提供了窗口。在中国近代上海漫画中,着墨颇多的应是为抵御外侮,强国保种的爱国主义题材漫画,爱国漫画在这一时期已成为漫画家们笔下的核心主题。他们一面向观者揭露出外敌内患的不法行径,一面又不断地为观者建立美好的想象图景,但无论是出于对时事新闻的报道或是掺入作者思想的刻意改造,近代上海爱国主义题材漫画都从某种程度上映射出民众的需求与思潮的演变进程。出于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人们的爱国情感与思想也极易产生共识与联系,此时的漫画不仅担负着启迪民智,针砭时弊的社会公用,同时也在引导和建构民众集体情感共鸣过程中发挥了效用。女性解放题材的漫画更多的是围绕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双向互动。对于传统,漫画所体现出的更多是对纲常礼教束缚的批判,而对于现代,漫画则是在竭力为观者打造一个全新的女性世界与女性姿态的同时,又产生了对女性解放过度的担忧与焦虑。中国近代时期,随着自由民主等新知思想的快速传播,女性解放也被推至到风口浪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女性解放漫画中所存在的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之间的论战更是当时女性解放思潮演变历程的一个缩影。漫画善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来传播讯息,而其所绘内容多反映社会现实。在反映平民主义思潮过程中,上海漫画则是聚焦于对市井生活、民间疾苦及社会众相三方面的描绘。漫画力图通过对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图景的描绘,打破传统时代因阶级身份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对待,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社会及个人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既人人都有获取平等自由,为国担忧,为社会发展效力的义务与权力。科学主义思潮漫画在二十世纪初期多以普及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知识为初衷,此时的漫画更似一种带有科普性质的图解。至20-30年代,科学漫画开始注重于将科学思想作为一种推进个人主体现代化,引导科学价值观及道德规范的观念意识,对封建恶习的抨击以及对文明生活的倡导都体现出科学主义思潮从最初的器物之论上升至精神思想层面的追求。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时期,上海地区的漫画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捕捉到社会发展的动向及民众的喜好,浅显易懂的图像显然要比晦涩拗口的文字更易接受,同时也更易引起人们心中的共鸣。这种文字所无法比拟的视觉图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仅推动了社会思潮的大众化宣传,同时也折射出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历史痕迹与社会脉搏。此时漫画不仅存有着艺术价值,同时还兼具着政治、历史、思想等方面的史料价值,为后世探究往昔社会思潮的演进,民众心理的嬗变等方面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参照。
王盈琪[2]（2020）在《东北解放区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立足于学术界对于文化概念的界定,同时将其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从狭义文化的角度对东北解放区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从文化结构角度分析,本文在文化的具体分类上采取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标准。具体而言,包括东北解放区的现代科学技术、军事工业、卫生医疗、政治制度文化、军事制度文化以及艺术、音乐、戏剧、文学、新闻出版以及教育等文化现象。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首先分析了东北解放区文化形成及发展的理论基础,继而总结了东北解放区文化形成及发展的背景,为东北解放区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重点阐述了东北解放区文化的内容,在史实梳理的基础之上进行归纳。最后论述东北解放区文化的特征、作用与经验,得出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对于新时代文化的重要启示,体现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作用,真正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本文从五个方面对东北解放区文化进行深入阐释:第一部分,绪论,包括对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综述及创新点等方面的阐释,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的概念界定、选题的意义与价值,对东北解放区文化的文献综述以及研究现状的分析,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础。第二部分,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东北解放区文化形成及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对文化提出了基本的观点。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文化发展始终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始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文化,提出了比较完善的文化观点。在此基础之上,总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对于本文的文化指导意义。第三部分,主要对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的背景进行了论述,分别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现实基础三个方面展开。东北解放区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文化、日本殖民者对东北地区的奴化教育以及光复前后东北人民的正统思想是东北解放区文化形成及发展重要的历史背景。另外,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以及东北解放区同时进行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是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第四部分,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分类标准,对东北解放区文化的内容进行分析,这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东北解放区的物质文化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军事工业以及卫生医疗的发展。东北解放区的制度文化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文化和军事制度文化。东北解放区的精神文化包括创作出的丰富多样的文艺作品,新闻广播事业的蓬勃发展,采取措施积极推进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完善等方面。第五部分,总结了东北解放区文化的特征、作用与启示。爱国性是东北解放区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同时体现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时效性。随着东北解放区的文化的发展,彰显了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得以塑造,同时促进了东北解放区军事实力、经济建设、红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社会进步。纵观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能够得到基本的启示,文化发展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经济和政治建设服务,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必须要体现时代性和针对性。综上所述,东北解放区的文化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主,一切为人民服务,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文化与旧社会文化工作的本质区别。东北解放区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必将对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阮柳娟[3]（2020）在《《曙光》杂志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文中研究指明学生群体既是五四时期新思潮传播的主要受众者,也是新思潮的主要传播者。他们借助这一时期兴起的制度性媒介——报刊杂志,接受并传播新思想。《曙光》杂志便是由普通学生创办借以传播新思想的进步刊物,其前后思想存在明显由主张改良向主张革命的转型。此外,《曙光》杂志存在的这一时期（1919-1921）正是马列主义从理论宣传到实践运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曙光》杂志不仅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社员还积极参与筹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实践。这些特点使《曙光》杂志能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如何在众多思潮中最终选择并传播马列主义的过程。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结合五四时期思想和社会双重背景,尝试探寻普通学生群体如何开展这一过程。本文第一部分通过介绍《曙光》杂志的概况、依托的社会团体（曙光社）及团体的人际网络、和《曙光》杂志的销售网络及读者群体,以明晰研究主体如何进行马列主义的大众传播。第二部分论述《曙光》杂志转型前所宣传的富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特点的改良方案,以对比其转型后的思想。同时分析了影响《曙光》转型的思想和社会因素。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转型后的《曙光》杂志如何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这是文章的主体,主要包括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和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情况的翻译与介绍。最后评析《曙光》杂志在传播马列主义中所做的贡献和存在的局限。《曙光》杂志在思想和社会双重因素综合作用下从改良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后的《曙光》杂志通过大量翻译欧美共产党创办的报刊杂志,向读者群体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社会主义情况。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团体的影响,曙光社社员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早期党、团组织活动,一边学习马列主义一边传播并实践马列主义。在中国思想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他们先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而后着重宣传列宁主义和介绍苏俄情况以期动员全社会实践马列主义。《曙光》杂志配合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列主义进行宣传,扩大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影响,壮大了中国革命的声势,推动马列主义在中国早期从理论传播走向实践的进程。
齐廉允[4]（2019）在《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191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这个新国度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国知识界倾注了源源不断的热情与信念,留下了数量丰富的论着、通讯等。这些资料既是关于苏俄所走道路最即时的“中国记录”和“中国认知”,也是当时中国知识人对社会主义道路认知心路历程的最忠实记录。因此,梳理研究1917-1937年间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情况,既可以追本溯源,扩充视野,探究知识界视野中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蕴与内涵,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场域;也可以为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渊源所自与对比参照,深具理论、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研究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综合借鉴政治学、知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资源,采用了整体研究、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方法,首先考察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传入引起的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知识生产的变化;其次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三个层面剖析了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即“苏俄道路”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而后讨论了其时知识人眼中“苏俄道路”对中国的镜鉴与参照作用,亦即中国应该如何做。最后,不仅讨论了影响中国知识界“苏俄道路”认知与迎拒的原因,还提炼出一些当时知识人审视一国发展道路时所倚重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指标。导言部分首先阐释了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对国内外已有的学术文献进行述评,寻找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认识路径,并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第一章主要讨论知识界与“苏俄”问题的互动。十月革命推动了“新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主义”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中国知识界的存在状态,也赋予知识新的内涵与价值,而这种改变又推动了“主义”传播的速度与力度。“学问”与“主义”这种相辅相成的动态关系在“苏俄”问题上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基于“救国”、“寻路”等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国知识界对苏俄的认识也从一种政治现象逐渐变成一个学术问题。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到访苏俄并在此留学,组建与苏俄相关的研究会、出版刊物,并讨论其政治生态、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赋予与苏俄相关的知识生产以新特点。此章内容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为后续研究工作做必要准备与铺垫。第二章讨论知识界对苏俄政治发展的认知。知识人认为,革命既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关键,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路径,不仅对俄国有重要意义,对世界格局转变,乃至社会发展演变新模式的确立都意义重大。他们确认共产党的领导是苏俄能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最重要要素。为应对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也为了更好地发挥先锋引领作用,党必须进行自身建设以保持其先进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知识分子因为特殊的地位与职业特点,也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在知识人看来,苏俄的政党制、合议制、选举制等都有自身的特点。一般而言,评价一国政治运作与政治行为,最终都会归于民主与专政的分歧,这种认知模式在知识界讨论苏俄政治发展时尤其表现的明显。换言之,苏俄政治到底是民主的还是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就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第三章讨论知识界关于苏俄经济发展路向的论争。1917-1937年间,苏俄的经济至少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计划经济政策等3次大的调整与转变。经济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引起知识界的热情关注,政策调整的原因、内容、效果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都是知识人关注的重点。在他们对苏俄经济发展路向的认知中,始终充斥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为强化自身观点而驳斥对手观点,知识人从所有制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工业化、集体化等方面展开细致的观察与研究,并就这些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他们之所以作这样的争辩,其实质还是希望凭此判定苏俄的国家性质。这种判定对新生的国家——苏俄而言,无疑是重要而关键的,不仅直接决定着该政权的命运与前途,还关系着它的榜样与引领价值。第四章讨论知识界对苏俄文化教育效用的认知。知识人注意到戏剧、电影、绘画、出版、教育等在苏俄都承担着塑造新民、引导社会的教化责任。在他们看来,文化之所以能承担起教化民众的功能,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与文化自身特点契合社会现实的需要有关,还与文化自身的更新有关,更是政府力推的结果。知识人承认正是因为苏俄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条客观务实、理性的策略,苏俄的文化建设才成效卓着。他们认为苏维埃俄国面临的现实环境是催生新教育的最主要原因,而培养新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是苏俄教育的唯一目的。为实现该目的,苏俄构建了层次分明、类型合理、紧贴现实的教育体系,这种既重技术培养又重政治素养的教育模式为苏俄建设快速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第五章探究知识界眼中“苏俄道路”对中国的镜鉴、参照作用。1917-1937年间的政治现实环境要求知识分子的“苏俄道路”研究最终仍需以对中国问题的关照为唯一归宿。中国能不能实行“苏俄道路”?如何实行等都是知识界最关注的问题。对俄国人开辟的革命道路,知识界充斥着迎纳与拒斥的冲突。20世纪30年代初,为挽救经济危局,知识人希望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中国尽快走上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培植国家元气、抵御外敌。一些学人还试图从苏联的土地制度、农业集体化、统制农业等方面找寻解决中国农村破产的方法或思路。但他们也谆谆告诫中国的经济发展既不能照搬资本主义,亦不能照抄社会主义,而应根据需要采行适合中国现实环境的发展方式。结语包括两个小问题,一是分析讨论影响中国知识界“苏俄道路”认知与迎拒的关键因素;二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知识界“苏俄道路”认知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判定道路内涵与价值的指标。在近代社会中,因为“救亡”的时代主题,知识、学术、思想、主义、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愈发纠缠扭结,难已划清界限。这种特殊的学界生态在知识界的“苏俄道路”认知上体现的最为明显,也最为生动。正是在现实刺激、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塑造下,中国知识界的“苏俄道路”认知才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相。每一个知识界群体的“苏俄道路”认知无不清晰地透露出学术与政治紧密汇融的复杂意蕴,而这种认知实态也昭示着历史发展演变的独特魅力和个人认知的灵动、包容与偏狭。
陈佳丽[5]（2018）在《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文中提出知识是时间延续的问题,它在川流不息的时间中进行传承;知识的流通并非单向度传递,它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传播;知识拥有不同的面貌,新旧知识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媒介都可能为知识传承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介或许能为看待历史提供新的思考与视野。通过媒介,能将此处与彼处相连接形成社会,将过往与当下相连接形成延续。于是媒介如何将新知识传递扩展到更宽广的空间,便被赋予了新意义。熟悉并认同陌生的知识或许是关于传播的问题。西方卫生知识与其他知识不同,社会变革使它上升至关乎社会文明、国家兴盛、种族存亡的层面,进而完成由外来知识到常识准则的演变。从卫生史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多关注卫生的政治性,或卫生是非对错的讨论。但值得思考的是,如若将西方卫生知识放置到传播过程中去探讨,便会发现其他值得讨论的问题。当有悖于传统知识体系的西方卫生知识传入时,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人因何理由、经由何种媒介接受了这种陌生的知识?其中是否存在争论?知识的传播者如何使它被信任?本文的主旨便是讨论近代中国媒介环境的变化与西方卫生知识生产流通之间的关系。全文按时间顺序铺成,以不同的媒介环境为分期,探寻每个社会阶段媒介对西方卫生知识传播产生的影响。将西方卫生知识的传播过程放在政治变革和技术发展的整体背景中去看待,阐述新知识经过何种媒介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进而探究媒介与知识、媒介与社会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根据媒介学理论对媒介的解释,每一章节阐述不同的媒介形态对知识的影响。具体分为译着对明清时期西方卫生知识输入的作用、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的建立、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的塑造、新式出版环境对西方卫生知识的普及四个阶段。依托史料,从媒介环境的视野揭示作为外来知识的西方卫生知识逐步成为国人常识的过程。通过具体论述可以发现,不同的媒介形态呈现出西方卫生知识不同的面貌,它表现为处方和就医环境、政治观点、新政实践、行为准则……耶稣会士翻译的译着使知识局限在特定阶层,内容以西方古典医学知识为基础;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使知识摆脱空间限制和阶层局限流传开来,内容集中在用水、环境与防疫方面;现代报刊呈现了知识精英将西方卫生与民族、文明、国家相关联的过程,传统知识改造与西方知识认同同步;教科书等出版物和视觉媒介将知识精英与政府机构挑选的知识普及给民众,最终成为国民认知的现代卫生常识。总体而言,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带来新的环境。将媒介的政治经济属性与知识的社会属性相连接,便会发现不同知识间此消彼长。当媒介史、知识史与社会变革等时空背景在一起时,媒介形态演变与叠加所带来的变化,使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更为清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媒介史的视角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生产流通的过程。第一,通过对大量报刊、书籍等史料的爬梳,展现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实际上是知识、媒介、社会等因素多重交织的过程,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选择、融合、遗失的相互关系;第二,从媒介与知识普及的角度出发,看待历史情景中的媒介实践,丰富健康传播史相关研究。
赵乐[6]（2018）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提出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既忠实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积极倡导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人民以思想文化的觉醒、理论创造的成果、文化建设的成就推进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向前发展。较之任何一段党的历史,延安时期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兼具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决战时期,也是一个确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全党达到空前团结与统一的时期,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犹如一面旗帜,引领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中国共产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犹如一座灯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方向。纵观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艰难卓绝的实践探索,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理论成果,取得了全党思想空前统一,统一战线凝聚广泛力量,文化影响辐射全国的辉煌成就。因此,从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建设的观点开始,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身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具体内容,探寻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是本论文的意义所在。论文第一章主要阐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建立陕甘宁边区,不单作为政党再获局部执政地位,更以合法执政者身份被承认,从而由单一的、割据一方的军事组织向全面的、稳固的执政组织过渡。因此,既要在边区实现社会的统合以及政治权利的集中,又要将地盘做大、实力做强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中共就必须将打造文化力量放在与加强军事力量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正如毛泽东所言“一手握笔,一手握枪”。论文第二章着重论述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所处的外部文化环境,以及陕甘宁边区内的文化情况。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令延安的文化面貌发生巨变。这种空前繁荣又活跃的文化局面,感染着身处延安的社会各群体,也势必会促使中共的领导群体在提高自身文化和理论素养的同时,集中思考和回应文化领域的诸多问题。论文第三章主要讨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的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具体探索。文化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离不开理论的科学指导,也离不开方法上的深入布局。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对于中国自身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也并不可能做出具体地准确地回答,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阐释。一方面抓住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和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发现,努力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判断方法,结合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适应中国革命不断变化的实际。另一方面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实践功效,调动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中总结和积累的文化经验从政治战略高度形成规范,确立文化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为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南。论文第四章论述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思想保障。文化事业要获得大的发展,要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先进的文化方针,就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团结全党如同钢铁一样。知识分子是国共两党竞相争取和吸引的社会力量,也是中共文化建设中的主要力量,还是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助推中共“干成大事业”的革命力量。只有完成关于立场、情感及世界观的专门改造,瓦解个人主义至上的思想观念,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才能更好发挥文化军队的先锋作用。论文第五章主要研究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实践举措。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文化机构建设、文化主体建设、文化阵地建设。创办一批以干部教育为主,兼顾国民教育的院校,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与边区建设需求培养各类人才。强化报刊等宣传媒体,促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语境在文字上的融合。建立文化团体和社会性文化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领文艺战线,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推动知识分子坚定文化自觉,积极生产表现人民劳动生活风貌,反映民族的、阶级的斗争现实的文艺作品。论文第六章讨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对于解放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巨大作用在于:在国家层面为赢得武装斗争胜利提供了文化保障;在社会层面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了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在组织层面用科学理论武装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和坚定的意志。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为建立新中国,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准备了队伍,奠定了基础。立足当下,随着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更加紧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更为错综复杂的挑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探寻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张道奎[7]（2018）在《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 ——以儒学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儒学的复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新动向。这个新动向,促使一批学者欲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借鉴儒学的思想资源来寻求某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供国家治理借鉴的思想资源呈现出三方并存的态势。在理论探索的层面上,以“中国向何处去”为问题引导,以“国家意识形态”概念为观察视角,以民国时期的两次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过程做前车之鉴,这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探索儒学复兴的正确方向提供有益的思考。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90余年间,思想文化界对儒学的理论定位大致经历了“封建文化”即革命运动的“绊脚石”、“文化保守主义”即经济建设的“路边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民族复兴的“铺路石”的三个阶段。当代学者从意识形态视角审视儒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使得儒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浮沉兴衰的历史缘由更加明晰。意识形态概念虽然是20世纪才传入中国的,但它自从与马克思主义一同传入中国开始,就携带着由列宁、斯大林赋予它的阶级斗争的政治锋芒和改造世界的语义指向。在当代中国,儒学逐渐呈现出欲走出学界指导社会现实的取向;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仍具有一定程度的价值正义性。儒学和自由主义以理论形态并存于当下的中国学界。因此,构建具有理论包容性和现实操作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概念,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借鉴、吸收儒学的思想资源乃至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和治国理政的建设经验的理论准备工作之一。以“国家意识形态”的视角观察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过程,总结这一过程的基本得失,将能够为从理论上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一个历史学的铺垫。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巨大冲击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辛亥革命后挟革命余威,一度获得了相当高的价值正义性,二次革命是这种状态的转折点。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打击国民党的政治势力,以尊孔为旗帜走上了保守主义的政治道路。由尊孔复古到恢复帝制的保守主义道路不仅葬送了袁世凯个人,也使儒学成为了帝制的陪葬品。新文化运动时的新式知识分子们,以彻底的破旧立新的革命姿态“打孔家店”,以期塑造新国家、新国民、新思想。这一方面使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民主等观念）广泛传播,进一步打击了儒学的价值正义性,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思想基础,促使意识形态更替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促进了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我更新,并思想学术方面产生了以梁、熊、冯、马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民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上处于迷茫状态。取代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是由孙中山创造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吸收了自由主义、儒学和社会主义的部分内容,并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中走向成熟。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经过戴季陶和蒋介石的理论补充和政治实践,儒学化程度不断加深;又随着国民党统治范围的扩大而逐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在行政、文教等领域逐步落实。在党国一体和个人独裁的体制下,国民党形成了以人身隶属为中心的精英政治模式。蒋介石集团也迷失在了儒学的“泥潭”里。我们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国家意识形态”概念作为观察、理解、借鉴儒学思想资源的工具,则应该告别帝制儒学,走出宋明道学,改造“中体西用”,鉴古应时以开新理路。应该努力把儒学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批判、借鉴、吸收儒学的基本精神,并以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矫正儒学的帝制成分。这是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方向,也应当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方向。
高放[8]（2016）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连载之十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苦难奠基（下）》文中研究指明苏维埃国家建立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领导执政六年（1917.11—1924.1）,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三年两个时期。前三年多主要是建立并加强新型国家,应对并战胜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后三年才开始恢复国民经济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其间,国家历经十次政治危机（包括军事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和党内危机）。党和国家在千辛万苦、千难万险中战胜十次危机,使国家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实施新经济政策、新政治政策和新文化政策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苦难奠基,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在最后口授文稿中对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见解,列宁领导执政六年也遗留下五大难题,对以后苏联的发展和衰亡深有影响。
秦宁波[9]（2016）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提出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三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三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三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三,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三,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三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三,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三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三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三,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骆郁廷[10]（2016）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没有提出过文化软实力概念,但却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历史时期之一。新中国成立之际,把新文化放在与新经济、新政治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加以定位、谋划和建设,大力推行"除旧立新"的发展战略,着力荡涤和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文化,创建与新中国的经济、政治相适应的新文化,有力地提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增强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站在新时期的历史起点,总结和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对我们科学制定当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指导和促进当前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发展,不无裨益。
二、新经济 新文化 新生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经济 新文化 新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1）漫画中的社会思潮研究 ——以1919-1937年上海所刊漫画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主题的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漫画之史与漫画之思 |
| 第一节 国外漫画的发展历程 |
| 一、西方漫画的发展 |
| 二、日本漫画文化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漫画的发展历程 |
| 一、中国古代带有漫画意味的画作 |
| 二、中国近代漫画的觉醒 |
| 第三节 漫画的社会政治意义 |
| 一、漫画之主观情思的表达 |
| 二、漫画之功用 |
| 三、漫画与社会思潮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上海社会与上海漫画的兴起 |
| 第一节 上海漫画兴起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上海漫画兴起的文化环境 |
| 一、精英文化引领的报刊行业发展 |
| 二、大众文化催生的市民文艺 |
| 三、浓厚的艺术氛围 |
| 第三节 上海漫画的繁荣及创作动机 |
| 一、漫画创作群体的汇集 |
| 二、多元发展的创作动机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上海漫画中爱国主义思潮的涌现 |
| 第一节 抵御外侮与战争图景的视觉呈现 |
| 一、反侵略漫画与现代国家认同的构建 |
| 二、抗日战场图景的视觉呈现 |
| 第二节 漫画与革命思潮的鼓吹 |
| 一、图绘五四运动,弘扬爱国精神 |
| 二、铭记五卅惨案,共同抵御外侮 |
| 第三节 制造舆论环境,构建全民族统一战线 |
| 一、边缘到焦点:北伐时期漫画的宣传策略与意义 |
| 二、冲突与调适:国民政府严控下漫画的存生之道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上海漫画里的女性解放思潮 |
| 第一节 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冲击 |
| 一、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与禁锢 |
| 二、走向公共生活,女性社会参与的多元化 |
| 第二节 女性社会形象的重构 |
| 一、挣脱与改造:女性肉体解放之新图像 |
| 二、遮蔽与裸露:从纤弱侍女到裸体女画 |
| 三、消费与展示:女性服饰变化的多样性 |
| 第三节 女性解放的“失乐园” |
| 一、金钱至上的婚恋观 |
| 二、新女性的困境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上海漫画里的平民主义思潮 |
| 第一节 漫画中的繁华都市与乡下人 |
| 一、高楼、街景与交通:漫画中的城市空间 |
| 二、乡下人的个人游历 |
| 第二节 市井生活与人间百态 |
| 一、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 |
| 二、市井之中的生活哲学 |
| 第三节 丰子恺漫画中的人间情味 |
| 一、丰子恺漫画中的童心所向 |
| 二、丰子恺漫画中的人间众相 |
|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上海漫画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
| 第一节 漫画与科学知识的普及 |
| 一、科普漫画中的科技器物 |
| 二、生活知识的科学普及 |
| 三、未来生活科学化的想象图景 |
| 第二节 漫画对封建恶习的抨击 |
| 一、祈福禳灾的民间信仰 |
| 二、愚昧盲目的“社会恶魔” |
| 第三节 科学漫画对文明生活的倡导 |
| 一、规训个人行为,打造文明空间 |
| 二、“新生活”运动之下的民众生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919-1937 年上海漫画作品附录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东北解放区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及研究现状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东北解放区文化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化理论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文化观点 |
| 2.1.2 列宁主要文化观点 |
| 2.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化理论 |
| 2.2.1 毛泽东主要文化观点 |
| 2.2.2 中共其他领导人主要文化观点 |
| 第3章 东北解放区文化产生的背景 |
| 3.1 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的自然条件 |
| 3.1.1 东北地区气候特点 |
| 3.1.2 东北地区地理环境 |
| 3.1.3 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对文化的影响 |
| 3.2 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
| 3.2.1 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建设 |
| 3.2.2 伪满洲国的奴化教育 |
| 3.2.3 光复前后东北人民的正统思想 |
| 3.3 东北解放区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
| 3.3.1 国共两党争夺东北 |
| 3.3.2 东北解放区建设 |
| 第4章 东北解放区文化的内容 |
| 4.1 东北解放区物质文化 |
| 4.1.1 科学技术 |
| 4.1.2 军事工业 |
| 4.1.3 卫生医疗 |
| 4.2 东北解放区制度文化 |
| 4.2.1 政治制度文化 |
| 4.2.2 军事制度文化 |
| 4.3 东北解放区精神文化 |
| 4.3.1 创作文艺作品 |
| 4.3.2 新闻与出版 |
| 4.3.3 发展教育 |
| 4.3.4 建设文化场馆 |
| 第5章 东北解放区文化的特征、作用与启示 |
| 5.1 东北解放区文化的特征 |
| 5.1.1 表达文化的爱国性 |
| 5.1.2 体现文化的阶级性 |
| 5.1.3 突出文化的地域性 |
| 5.1.4 反映文化的多样性 |
| 5.1.5 强调文化的时效性 |
| 5.2 东北解放区文化的作用 |
| 5.2.1 彰显了中华民族精神 |
| 5.2.2 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形象 |
| 5.2.3 提供了推进东北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动力 |
| 5.2.4 促进了东北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
| 5.2.5 促进了东北解放区社会进步 |
| 5.2.6 促进了东北解放区红色文化的发展 |
| 5.3 东北解放区文化的启示 |
| 5.3.1 文化事业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 |
| 5.3.2 文化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 |
| 5.3.3 文化必须为政治、经济建设服务 |
| 5.3.4 文化发展要坚持文化自信 |
| 5.3.5 文化发展要有时代性与针对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博士学习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曙光》杂志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曙光》杂志概述 |
| (一)《曙光》杂志的创办及宗旨 |
| (二)曙光杂志社的成员 |
| (三)《曙光》杂志的主要栏目、销售网络和读者群 |
| 二、从社会改造到社会革命 |
| (一)《曙光》杂志前期改良社会的主要“良方” |
| (二)从社会改造向社会革命转型的原因 |
| 三、《曙光》杂志对马列主义的运用和宣传 |
| (一)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宣传运用 |
| (二)对列宁建党学说的宣传 |
| (三)对列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的宣传 |
| 四、探寻“饿乡”的曙光 |
| (一)“灰的文学与赤的革命”——引介俄国革命文学 |
| (二)译介苏俄社会主义 |
| (三)宣传列宁其人 |
| 五、《曙光》杂志评析 |
| (一)《曙光》杂志对中国早期马列主义传播的贡献 |
| (二)《曙光》杂志在中国早期马列主义传播中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当“学问”遭遇“主义” ——中国知识界与“苏俄”的互动 |
| 第一节 离合之间:“主义”来临下的知识界 |
| 一、分离在加深:20-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 |
| 二、组织起来:知识界的聚合 |
| 三、岐向建构:学问、主义与救国的汇融 |
| 第二节 “苏俄”成为问题——知识界的回应 |
| 一、“苏俄”成为问题:何以必须与可能? |
| 二、作为问题的“苏俄”——一个知识谱系的考察 |
| 三、政学分开:理想的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权力、制度与秩序:政治发展的认知 |
| 第一节 革命:通向社会主义的关键 |
| 一、十月革命:背景与胜利原因 |
| 二、方式与对象:如何革命?革谁的命? |
| 三、革命意义:供给世界一个新模型 |
| 第二节 领导者:共产党 |
| 一、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 |
| 二、党的建设:自新的路径 |
| 三、认识党争:共识与分歧 |
| 第三节 依靠谁:革命与建设的动力 |
| 一、工人阶级 |
| 二、农民阶级 |
| 三、知识分子 |
| 第四节 制度与组织 |
| 一、建立与运作 |
| 二、特色与价值 |
| 三、优势与缺陷 |
| 第五节 专政还是民主? |
| 一、无产阶级专政:原因与实现 |
| 二、苏维埃民主:真的还是假的? |
| 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一对张力? |
| 四、宪法改革:到真正的民主之路?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路向的歧见 |
| 第一节 所有制:国有、私有还是公有? |
| 一、国有:一种新所有制形式 |
| 二、并存:公有控制私有 |
| 三、公有制战胜私有制 |
| 第二节 配置资源:计划还是市场? |
| 一、军事统制:过渡时代的资源配置方式 |
| 二、引入市场:方式、效果与评价 |
| 三、计划: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方式 |
| 第三节 工业化:奠基社会主义 |
| 一、工业化:原因与前提 |
| 二、先“重”后“轻”:必要的路径选择? |
| 三、工业化的高速度:必须与可能 |
| 四、建设资金与技术从何而来? |
| 五、工业化效果评估 |
| 第四节 集体化:一场彻底的农业革命? |
| 一、集体化:必须开展的工作 |
| 二、路径选择:为什么是集体农场? |
| 三、集体化:强制还是自愿? |
| 四、集体农场: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 |
| 五、荣光还是恐慌:集体化评估 |
| 第四章 养成“新民”:文化教育效用认知 |
| 第一节 文化建设:原因与途径 |
| 一、探讨文化建设的原因 |
| 二、反宗教:柔性策略的应用 |
| 三、教化国民:文化与政治的双向汇合 |
| 四、建设新文化:对待旧文化的逻辑 |
| 第二节 宣传的手段与力量:新闻出版 |
| 一、宣传:无所不在 |
| 二、苏俄新闻:社会主义的宣传事业 |
| 三、阐释异同:新闻统制的必要与可能 |
| 四、宣传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聚焦新教育 |
| 一、发展新教育的必要性 |
| 二、教育目的与教育体系 |
| 三、探究教育的特点 |
| 四、评估教育发展 |
| 第五章 镜鉴中国:“苏俄道路”的参照作用 |
| 第一节 “苏俄道路”:迎纳还是拒斥? |
| 一、从“俄乱”到“俄国式的革命” |
| 二、改造中国:以俄为师? |
| 三、“赤”还是“白”? |
| 四、“友”还是“敌”? |
| 第二节 谋划经济建设的分歧:基于统制经济 |
| 一、统制经济潮流:苏联的因素 |
| 二、中国实行统制经济:赞同与质疑的对峙 |
| 三、中国的“统制”经济: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式还是其它? |
| 四、施行路径:统制经济的实践构想 |
| 第三节 复兴农村经济的出路 |
| 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
| 二、探寻农业复兴方式 |
| 三、寻找经济发展重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媒介与知识 |
| 1.1.2 理解媒介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卫生含义内涵研究 |
| 1.2.2 关于卫生叙事方式研究 |
| 1.2.3 关于卫生传播媒介研究 |
| 1.2.4 关于卫生研究路径研究 |
| 1.2.5 结论 |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限定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视角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明清译着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入华 |
| 2.1 偏隅一方的知识 |
| 2.1.1 中国传统卫生知识 |
| 2.1.2 西方卫生知识演变 |
| 2.2 暗流涌动的知识 |
| 2.2.1 耶稣会士:译着传教 |
| 2.2.2 中国文人:不变应之 |
| 2.3 小结 |
| 3 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建立(1840-1898) |
| 3.1 本章概说 |
| 3.2 建立知识的机构 |
| 3.2.1 医院诊所:新空间新体验 |
| 3.2.2 书馆学会:新机构新启蒙 |
| 3.3 迁移知识的报馆 |
| 3.3.1 外文报刊:引入新知的模板 |
| 3.3.2 中文报刊:传播新知的效仿 |
| 3.4 小结 |
| 4 现代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之塑造(1898-1911) |
| 4.1 本章概说 |
| 4.2 再造知识的报刊 |
| 4.2.1 报刊之新景象 |
| 4.2.2 报刊中的卫生 |
| 4.2.3 知识之新呈现 |
| 4.3 小结 |
| 5 媒介新环境与现代卫生知识之普及(1911-1937) |
| 5.1 本章概说 |
| 5.2 出版界:卫生知识的销售 |
| 5.2.1 教科书:普及卫生常识 |
| 5.2.2 .卫生广告:萌生知识经济 |
| 5.3 学术界:卫生知识的分类 |
| 5.3.1 学科教学:改变课程设置 |
| 5.3.2 专业期刊:提升学术意识 |
| 5.3.3 工具丛书:重建卫生图谱 |
| 5.4 读者与民众:卫生知识的获得 |
| 5.4.1 可视可听:卫生的形象化 |
| 5.4.2 信任与否:遗失传统卫生 |
| 5.5 小结 |
| 6 结论 |
| 6.1 转型呈现:知识、社会、媒介多重交织的过程 |
| 6.2 卫生释义:选择、融合、遗失相互作用的结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874年-1907年[上海]《万国公报》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二 1876年-1892年《格致汇编》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三 1864 年-1885年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四 1904年-1919年《东方杂志》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五 其他报刊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六 1903年-1911年《北洋官报》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七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会议目录 |
（6）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导论 |
| 0.1 问题的缘起与研究价值 |
| 0.1.1 问题的缘起 |
| 0.1.2 问题研究的价值 |
| 0.2 研究现状述评 |
| 0.2.1 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历程、特点及经验的研究 |
| 0.2.2 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研究 |
| 0.2.3 当前学界研究的进展与薄弱之处 |
| 0.3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 0.3.1 研究方法 |
| 0.3.2 研究思路 |
| 0.3.3 研究创新点 |
| 1.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现实要求 |
| 1.1 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 |
| 1.1.1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化思想 |
| 1.1.2 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 |
| 1.1.3 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文化建设观点 |
| 1.2 中国共产党要夺取全国政权必须进行文化建设 |
| 1.2.1 在中国引领无产阶级先进文化 |
| 1.2.2 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夺取文化的领导权 |
| 1.2.3 在根据地建设中统领各种文化力量 |
| 2.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面临的文化环境 |
| 2.1 外部文化环境 |
| 2.1.1 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
| 2.1.2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的进展与矛盾 |
| 2.1.3 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化到底向何处去”的集体困惑 |
| 2.2 内部文化生态 |
| 2.2.1 中国共产党有了时间与空间着重文化建设 |
| 2.2.2 文化政策从“盲目关门”到“敞开大门” |
| 2.2.3 大量知识分子落脚延安 |
| 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理论支持 |
| 3.1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中国化 |
| 3.1.1 毛泽东的哲学理论创新 |
| 3.1.2 党内理论工作者群体的哲学理论创新 |
| 3.1.3 现实斗争中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 |
| 3.2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
| 3.2.1 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
| 3.2.2 解决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 |
| 3.2.3 解决文化“如何为人”的问题 |
| 4.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思想统一 |
| 4.1 统一全党思想 |
| 4.1.1 统一对党内错误思想根源的认识 |
| 4.1.2 统一对实事求是重要原则的认识 |
| 4.1.3 统一对毛泽东思想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的认识 |
| 4.2 改造知识分子思想 |
| 4.2.1 站稳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立场 |
| 4.2.2 破除与工农兵的情感壁垒 |
| 4.2.3 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
| 5.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5.1 文化机构建设 |
| 5.1.1 学校建设 |
| 5.1.2 媒体建设 |
| 5.1.3 团体和组织建设 |
| 5.2 文化主体建设 |
| 5.2.1 培育党员干部 |
| 5.2.2 锻炼知识分子 |
| 5.2.3 启迪广大民众 |
| 5.3 文化阵地建设 |
| 5.3.1 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占领文艺阵地 |
| 5.3.2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统领教育阵地 |
| 5.3.3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扞卫理论阵地 |
| 6.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
| 6.1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评价 |
| 6.1.1 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整体并行 |
| 6.1.2 紧紧围绕党和人民的核心利益 |
| 6.1.3 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
| 6.2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经验 |
| 6.2.1 引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先进文化 |
| 6.2.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 |
| 6.2.3 重视建设一支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 |
| 6.3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 6.3.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
| 6.3.2 以作品与作家为中心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
| 6.3.3 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7）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 ——以儒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国家意识形态”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儒学在中华民国政府初期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起伏 |
| 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传入及其对儒学的排斥 |
| 二、保守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儒学的复兴 |
| 三、国家意识形态过渡期的政治幻象与国家命运 |
| 第二章 “打孔家店”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转捩 |
| 一、新文化运动“打孔家店”的意义指向 |
| 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迷茫和停顿 |
| 三、意识形态领域的三足鼎立 |
| 第三章 儒学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重生 |
| 一、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成熟及其对儒学的吸收 |
| 二、儒学化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推行 |
| 三、精英政治的新意识形态 |
| 余论 |
| 一、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位置 |
| 二、三分一统再造文明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连载之十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苦难奠基（下）（论文提纲范文）
| 四、列宁在最后岁月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
| 1. 战胜第九次政治危机,从“战时共产主义”转轨到新经济政策 |
| 2. 实行新政治政策和新文化政策的新举措 |
| 五、列宁领导执政六年的简要总结 |
| 1. 列宁领导执政的主要成就和重要经验 |
| 2. 列宁最后口授文稿中对俄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
| 3. 列宁遗留下的五大难题 |
（9）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儒家文化 |
| （二）儒家文化观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薄弱点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 |
| 一、儒家文化观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 （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困境 |
| （二）共产党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 |
| （三）共产党人对社会危机的认识 |
| 二、儒家文化观深受传统文化两面性影响 |
| （一）儒家文化千年发展的积淀 |
| （二）近代“尊孔复古”思潮的逆动 |
| （三）共产党人对儒家文化的认识 |
| 三、儒家文化观有赖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 |
| （一）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的启蒙 |
| （二）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洗礼影响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统文化观的理论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历程 |
| 一、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 |
| （一）共产党人积极批判儒家文化 |
| （二）儒家文化观孕育的影响因素 |
| （三）孕育阶段儒家文化观的基本特点 |
| 二、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 |
| （一）共产党人选择运用儒家文化 |
| （二）儒家文化观雏形的推动因素 |
| （三）雏形阶段儒家文化观的基本特点 |
| 三、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 |
| （一）共产党人批判继承儒家文化 |
| （二）儒家文化观发展的条件因素 |
| （三）发展阶段儒家文化观的基本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认识 |
| 一、正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冲突 |
| （一）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腐朽性 |
| （二）揭露平均主义落后性 |
| （三）认清道德主义空想性 |
| 二、打破儒家旧礼教对革命的桎梏 |
| （一）“孔子”与封建帝制存在关联 |
| （二）儒家旧礼教束缚人性 |
| （三）反对婢妾制度下的“小老婆”问题 |
| （四）宗法观念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 |
| 三、摒弃儒家教育思想中的糟粕 |
| （一）认识过时的教学内容 |
| （二）反对教条化的八股文 |
| （三）批判对生产劳动的忽视 |
| （四）改造传统私塾教育形式 |
| 四、批判反动者对儒家文化的曲解利用 |
| （一）批判日本殖民者借“孔子”的文化侵略 |
| （二）批判国民党机械复归儒家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发展 |
| 一、对儒家哲学问题的研究 |
| （一）对“名实”问题的肯定及改进 |
| （二）对“知行”问题的研究及转化 |
| （三）对“中庸”问题的认可及批判 |
| （四）对“义利”问题的厘定及超越 |
| 二、对儒家政治伦理的解构 |
| （一）对理想诉求“大同”的批判思考 |
| （二）对价值内核“仁”的诠释扬弃 |
| （三）对规范之本“礼”的发掘认识 |
| （四）对治世之道“修身”的深化理解 |
| 三、对儒家教育思想的借鉴 |
| （一）对教师与学生定位的审视 |
| （二）对教师教法的继承发扬 |
| （三）对学习经验的肯定吸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分析认识 |
|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发展 |
| （一）借儒家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转化 |
|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结合及创新发展 |
| 二、革命实践对儒家文化的吸收转化 |
| （一）学习和转化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涵 |
| （二）儒家“仁爱”与坚持“杀降不武”的政策 |
| （三）仪式政治中对儒家祭礼的转化运用 |
| 三、党的建设汲取儒家文化因素 |
| （一）“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 |
| （二）儒家“修身”与党员道德修养 |
| （三）“任人唯贤”与党的干部选拔运用 |
| （四）“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 |
| 一、关于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的比较 |
| （一）国民党的儒家文化观出发点是政党利益 |
| （二）共产党的儒家文化观把人民利益放到首位 |
| 二、关于儒家文化价值定位的比较 |
| （一）国民党高度重视儒家文化的价值 |
| （二）共产党“古为今用”中发挥儒家文化价值 |
| 三、关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比较 |
| （一）孙中山借儒家文化发展三民主义 |
| （二）蒋介石尊孔重儒中推动三民主义儒学化 |
| （三）共产党注重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相结合 |
| 四、关于批判与继承关系的比较 |
| （一）国民党对儒家文化的吸收缺乏阶级分析 |
| （二）共产党坚持阶级分析中批判继承儒家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评析 |
| 一、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定位 |
|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
| （二）对革命实践的意义 |
| （三）对党的建设的意义 |
| 二、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 |
| （一）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内隐性 |
| （二）党的儒家文化观深度存在不足 |
| 三、党的儒家文化观研究的现实启示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掌握对待儒家文化的科学方法 |
| （三）正确认识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涵 |
| （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 |
| （五）重视党的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战略定位 |
| (一) 新文化与新经济、新政治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 |
| (二) 新文化是新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三) 经济建设高潮必然导致文化建设高潮的兴起 |
| 二、新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战略决策 |
| (一) 实施“除旧立新”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 |
| (二) 荡涤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文化 |
| 1. 在思想方面, 批判历史唯心主义及封建买办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 推动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改造和转变 |
| 2. 在教育方面, 从根本上改变旧教育的性质和秩序,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内容 |
| 3. 在文艺方面, 批判和剔除封建的、买办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中的思想毒素, 实行对旧的文学艺术的根本改造 |
| 4. 在社会风尚方面, 推行移风易俗, 消除“黄、赌、毒”现象和陈规陋习, 优化文化环境、净化社会风气 |
| (三) 创建适应新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文化 |
| 三、新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战略启示 |
| (一) 文化软实力建设要立足战略全局 |
| (二) 文化软实力建设要突出价值核心 |
| (三) 文化软实力建设要体现民族特色 |
| (四) 文化软实力建设要凸显人民主体 |
| (五) 文化软实力建设要坚持协同推进 |
四、新经济 新文化 新生活（论文参考文献）
- [1]漫画中的社会思潮研究 ——以1919-1937年上海所刊漫画为中心的考察[D]. 李佳珉. 上海大学, 2021
- [2]东北解放区文化研究[D]. 王盈琪. 吉林大学, 2020(01)
- [3]《曙光》杂志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D]. 阮柳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4]中国知识界对“苏俄道路”的认知（1917-1937）[D]. 齐廉允. 山东大学, 2019(09)
- [5]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D]. 陈佳丽.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
- [6]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研究[D]. 赵乐.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7]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变迁 ——以儒学为中心[D]. 张道奎. 山东大学, 2018(12)
- [8]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连载之十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苦难奠基（下）[J]. 高放.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6(04)
- [9]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D]. 秦宁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6(02)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J]. 骆郁廷. 文化软实力研究,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