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力博弈中的媒介属性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胡海,魏海平[1](2022)在《权力的莫比乌斯游戏:网络社会媒介场域中的流动性之争》文中认为流动性作为网络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媒介与权力议题中新近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社会行动者之间权力博弈的落脚点。对流动性的争夺贯穿着权力关系构建与交往实践的过程,作为关系的权力被加速的流动削弱的现象可以从符号意指功能、区隔与分类、认同等角度进行观察,对流动性的争夺也相应在时间、身份、意义领域展开。控制的幻觉提醒流动性之争是一种被放大的、无限循环的表象游戏,若是对社会行动者博弈技术、策略和过程进行历时性的微观分析,能够发现隐藏在进步表象之下的权力遮蔽和社会幻象。
米湘月[2](2021)在《解释与沟通:作为媒介的古代谣言》文中指出古代中国有关"谣言"的观念史与实践史存在脱节:古人一方面抱持着谣言"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的负面态度,另一方面又认可并在实践中发挥其政治功用。古代谣言多以口语形式流传,谣言天然具有"社会环境"、"传播形式"、"渠道"三重媒介隐喻。谣言的"环境"媒介隐喻回应了"在言论并非自由的古代社会中为何谣言层出不穷"之问:谣言治理的制度设计变迁反映了政治哲学、社会文化的过程性变化。谣言滋生于谣言治理的制度设计与社会关系两者的间隙,指向非制度化关系的策略性应用以及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传播形式"的媒介隐喻解决了谣言如何传播的问题:口语偏向的谣言具有原创、传统、通俗、贴近现实等特点,多有对仗、比喻等修辞。谣言在传播中常有变异,既能成为官方维系社会稳定的工具,又可以成为民意表达的灵活方式,亦是政治博弈、舆论造势的手段,推动社会各阶层的信息互动。作为渠道的媒介关涉谣言的内容特征与作用:谣言的文本呈现超自然主义、历史性叙事的特点,通过阴阳五行、神话人物投射当下社会议题。谣言的功用从朴素的预测凶吉演变为寻求政治与社会议题的解释与沟通。
张泰[3](2021)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文中研究说明之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而言,党内民主理论是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民主实践是推进政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实践,党内民主建设是一项事关政党自身发展与价值实现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党内民主包括党员权利主导安排党内制度并使党内权力在其范围内运行的应然民主形式和政党资源支配权在党员权利和党内权力之间再分配的实然民主程序,而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使党内民主建设成为每个政党都要面对的必然课题。政党政治资源的稀缺性和政党主体对稀缺资源追逐欲望的无限性使现实中党内权力的膨胀与党员权利的扩张同样不可避免。党内民主建设则是经由党内法治,使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在合法有序的博弈互动中有效实现民主价值。党内民主建设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政党成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这种先进性与科学性、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使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遵循党内民主建设的一般规律,而且在协调党内关系与执掌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体现出基于内在规定性之上的特殊要求。本文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整体性理论研究。文章以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为指导,在较为全面地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要素构成、运行机理、思想资源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总结了各党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特点,分析了各党的历史传统、政党生态、政治主题和现实条件等具体差异,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把握。本文主体除导论外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界定党内民主的基本概念与要素构成,厘清党内民主建设与政党本身的内在关联,概括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遵循,阐释党内民主建设的认知体系与实践机制;第二章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民主建设原理并挖掘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民主建设主张及西方学者对党内民主建设的见解,追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源头与理论借鉴;第三章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1917年执政以来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践进行回顾和考察,展示其主要脉络;第四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逻辑和差异成因,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具体特征;第五章总结党内民主建设的发展规律,从政党意识及其价值意蕴、政党职能及其有效履行、党员权利及其实现保障、党内权力及其监督制约、党内制度及其运行支撑以及政党文化及其培育滋养等主要内容和实现机制,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应当形成的理论自觉。本文着重阐释与论述了以下观点:1.党员权利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享有党内政治资源的资格,可大致分为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党员决定党内权力授予的权利及党员言论自由的权利三大类。党员权利享有的前提是遵守党章等党内法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形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与民主协商。2.党内权力是为了实现党员权利的需要,通过党员权利的合法让渡和授予,由党内部分成员和组织获取的、超出于其他党员和党组织之上的强制性力量。党内权力主要表现为对政党政治资源的支配力、对政党组织的统御力、对政党行为的干预力及对政党成员的影响力。党内权力的运行是一个有序过程,以授予为起点、以决策为核心、以执行为关键,以被监督制衡为保障。3.党内制度是对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纲领、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的明确,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活动原则和行为规范。党内制度是维系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良性互动的引导和保障,党内民主建设经由党内制度对党员、干部、组织等构成党的生机与活力的各个要素产生作用。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以及制度运行的成效,关系党内民主建设的实际水平,同时也关系到整个政党组织的质量与活力。4.党内成员通过履行党内义务而享有党员权利,通过党员权利实现而主导党内制度安排,使党内权力在制度规范下运行。党员权利实现离不开党内权力的工具价值,使其维护并服务于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又要控制党内权力,避免其因自我增殖、异化而成为党员权利的对立物。这既是党员权利实现的整个过程,也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因而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般属性。5.党内民主是政党现代化的生命性表征,而对党员权利保障的理论认识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首要前提。可以认为,以党员权利主导为基本理念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是实现党内价值结构由党内权力本位向党员权利本位转变的基础。以党员权利保障为起点建立党内制度体系,是实现党内治理方式由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转变的支撑。以党员权利效能为目标运作党内资源,是实现党内民主机制由外在协调手段向内在规定属性转变的关键。以党员权利追求为动力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党内政治局面由外在一致向内在和谐转变的法宝。6.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具有一般政党的功能,还承载着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使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本质上是党内关系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的实践形态,包括由指导思想、着力之点、发生逻辑及评价标准等构成的认知体系和由价值指向、主要内容、实践载体及贯彻保障等构成的实践机制。由此展开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推进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深化发展和价值跃升。7.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是政党党内民主一般规律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政党意识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相结合的产物。特定的政治主题指引着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导向,具体的政党生态孕育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特征,党内制度的科学有效性、实践针对性及法治功能性主导着党内民主建设的运行机制,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及其民主能力直接关系到党内民主建设的质量与水平。8.在封建文化传统深刻影响和执政初期恶劣生态中,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取向是以党内权力为既定,党员权利服从于党内权力,党内制度体现党内权力意志;在世界多极化格局和党内多元化需求的压力下,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又从权力过度集中的极端走向了权利失去限制的另一个极端。受议会民主文化和政党合并历史的影响,东欧共产党在内外合力下对党内民主建设逻辑进行调整,以党员权利为核心,辅以党内权力和党内制度为之服务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以完善党内制度体系为关键,党内权力来源于并代表党员权利,以党内制度规范党内权力并保障党员权利,用党内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来牵引党内民主建设的现代化发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吸取苏东剧变教训、借鉴中共改革经验中发展党内民主建设逻辑,以党员权利为原点,党内权力服务于党员权利,党内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成果,并尝试多种制度形式和民主形态。9.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提供了弥足可贵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启迪。具体来说,首先党要强化先进政党意识的价值引领作用。以标识政党由来、维系政党生存、引领政党发展的政党本质属性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方向遵循。其次,党要牢记崇高的使命担当。履行政党职能,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将党内民主追求升华为国家民主理念和社会民主共识,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所在。再次,党要坚持党员主体地位。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党内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将党内民主潜在优势转换为政党治理显性效能,为党内政治生活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党要树立明确的责任意识。以法规支撑党内民主建设的过程,用法治保障党内民主发展的成果,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建立健全权力合理制约权力、权利有效监督权力的法规体系和法治模式。第五,党要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原则,丰富完善基本民主制度,贯彻落实具体民主制度,为党内民主成长提供根本保障。第六,党要锤炼优秀的政治品格。通过科学理论思想、先进价值理念、纯洁党性党德等政党文化建设,为提升党内民主品质厚植信仰给养、精神涵养和组织滋养。
闫春旭[4](2021)在《论中国乡村新闻的建设性 ——基于对“南农评估”的调研》文中研究表明“建设性新闻”作为一个新概念,虽发源于西方国家,但在我国新闻业中却拥有着深厚的“建设性”土壤。尤其在我国各类乡村新闻报道中,“建设性”尤为凸显。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媒体转型的大背景下,南方农村报坚持“为农民说话,为农业服务”的理念,趁势推出了第三方评估——“南农评估”,为我国建设性新闻的发展提供了鲜活案例。本文将“建设性”作为新闻价值的一种评判标准,并对“乡村新闻”“乡村新闻的建设性”等概念进行界定。文章以“南农评估”为研究个案,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运用建设性新闻相关知识,结合社会学、新闻学和传播学相关理论,对“南农评估”产生的历史背景、实践方法和建设性特征等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总结出中国乡村新闻建设性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解决乡村发展问题、面向乡村未来视野、包容乡村多元声音、为民用权为民赋权、提供乡村发展语境、搭建多方协作平台和保护传承乡村文化等。其中,解决问题是乡村新闻建设性的重要内容。本文重点分析了实现中国乡村新闻建设性的路径:在呈现事实层面,化解乡村问题提出可行方案;在处理现在与未来关系层面,既面向乡村发展未来又保护乡村传统文化;在处理权力关系层面,于权力博弈中展现农媒担当;在联接受众层面,为民赋权推进基层治理。研究发现,在实现乡村新闻建设性的过程中,涉农媒体容易演变成为商业利益服务的工具,而在媒体内部善于撰写建设性新闻的记者编辑也呈现数量不足之势。涉农媒体应避免乡村新闻过度宣传化与商业化,同时要培养三农领域专家型人才队伍。
郭思琦[5](2020)在《公共政策议题传播中的媒体建构研究 ——以《解放日报》垃圾分类报道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涉及到对以利益为核心的社会价值的分配。如何在利益博弈当中寻求矛盾的平衡点和价值的契合度,是推进公共政策落实的关键。自1993年我国推行垃圾分类政策以来,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政策的公众知晓、行动落实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对垃圾分类政策理解不到位、认同度低,尚未形成观念和行动上的自觉参与。因此,本文以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出台为契机,以《解放日报》涉此新规的垃圾分类报道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议题特征视角和话语逻辑视角,分析《解放日报》在垃圾分类报道中建构议题的方式。从议题特征视角,本文发现《解放日报》垃圾分类报道的议题建构在不同阶段有较显着的差异性:政策问题建构阶段,议题无显着特征;政策规划与出台阶段,议题能够跟踪制定动态,促进“政府”与“百姓”沟通;政策窗口期,议题以解读政策、宣传典型为主;政策执行与反馈期,议题以监督反馈为主,但未能有效反哺舆论。从话语逻辑视角,本文发现其议题建构的五大话语逻辑:第三方证言、共同利益的呈现、通过已有认同建构新的认同、旁敲侧击多点建构认同、建构语言段落的闭环逻辑模式。本文从两大视角探讨其议题建构,并为其议题建构提出四大建议,以期更好地理解新闻媒体政策传播中的角色,推动公共政策传播之效率。
陈璐[6](2020)在《消费与赋权:微博空间中偶像养成系粉丝的权力表达研究 ——以TFBOYS粉丝为个例》文中指出既有认知中,粉丝是从文化上边缘、社会上弱势的立场展开运作的,是文本盗猎者、是游牧的读者,缺乏直接参与商业文化生产的工具,只能通过粉丝社群对关注文化的挪用进行着参与式文化生产。但随着媒介变迁,粉丝逐渐从文化上“无权的边缘者”变为受商业追捧并参与娱乐产业的“第三种权力”。现代粉丝群体媒介权、话语权等综合权力的提高使“造星”主动权掌握在粉丝手里,他们对偶像不再是单方面“追逐”,而变成了双向参与的“养成”模式,重塑了传统的偶像产业。“养成”类偶像是当下粉丝权力崛起催生的典型偶像文本,其偏向于偶像文化范畴,相较于传统的造星模式下建构的粉丝文化而言,“养成”类偶像粉丝权力的表达更加“狂热”和“过度”,为新媒体时代下的粉丝文化增添了新的特点和展现形式。本研究通过对西方粉丝文化研究的三大阶段及代表人物的观点的重点梳理把握媒介与粉丝文化变迁的整体脉络。以现象级“养成”偶像组合TFBOYS为个案,了解“养成”系偶像的起源、特征,再以网络民族志为研究方法,亲身进入TFBOYS的网络粉丝社区,结合对粉丝的深度访谈深入了解TFBOYS迷群,研究粉丝群体的权力表达。研究主要基于当前消费主义的社会文化背景对粉丝权力展开讨论,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消费的赋权是粉丝权力增长的基础,同时粉丝作为积极受众,在“养成”过程中通过深入的社交参与和能动的生产、消费实现了自我赋权,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权力感。当前粉丝权力成为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粉丝权力意识觉醒下开始更加重视权力的表达。本研究进一步分析总结当前偶像养成系粉丝的权力实践发现,“养成系”偶像的粉丝已成为偶像文本“熟练的参与者”和媒体内容积极地“生产型消费者”,在文化和经济领域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权力表达,使其与偶像、媒介、资本的权力关系均发生了反转,粉丝的参与不仅成为一个节目或明星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成为它们能否获得流量和资本的关键。他们不仅成为偶像塑造的最大权力方强势介入偶像文本的生产环节,参与偶像的形象塑造和文本创造,通过自身的消费和生产建构“偶像符号”,促进粉丝经济发展。还运用群体权力能动的对文本进行着对抗式解读,通过集体化对抗和协商的方式追索自己的权力,并对偶像产生了私人化的想象,成为偶像文本看护者。同时,粉丝权力的膨胀也带来了新的粉丝文化困境,这一方面是粉丝滥用权力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在媒体和资本的“合谋”下被利用的结果。
谈阔霖[7](2020)在《偶像明星媒介形象的呈现与建构 ——以蔡徐坤为例》文中认为偶像明星是媒介化语境下全新的明星类型,是当下媒介文化的重要表征,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现象背后关联着某种时代焦虑和行业隐忧。通过引入媒介形象概念,基于人与媒介相互建构的关系视角,借助自然语言分析工具NLPIR和Gephi可视化软件,以偶像明星代表人物蔡徐坤为研究对象,通过挖掘与蔡徐坤相关的4个公共议题的评论文本,以及对官方呈现的12篇采访稿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粉丝受众在解读偶像明星文本时与官方视角呈现高度一致性,共同建构了偶像明星的完美形象文本,而非粉丝受众则出现了偏差化认知和对峙性解读,不同的主体基于不同的立场共同拼凑了一个割裂又矛盾的偶像明星形象。粉丝对官方文本的“崇拜式”认同与偶像明星的制造机制密切相关,资本是设计偶像明星形象的原始动力,互联网技术与娱乐产业链企业的参与推动了形象的市场化,偶像明星则作为形象的呈现载体,成为被粉丝消费的符号,媒介平台串联着偶像明星从生产到被消费的全过程。其中不可忽视的是,文化主管部门和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绝对的权威力量随时介入形象的生产环节。粉丝也就成为了整个过程中最薄弱的一环,各方力量联合精心设计的养成式偶像体系还引发了粉丝文化向粉丝经济文化的动态演变,粉丝进一步沦为围绕偶像明星消费的傀儡。另一方面,从“反迷”亚文化的视角剖析了非粉丝受众对偶像明星文本的解读模式、解读动机和解读目的,发现他们对偶像明星文本涉入程度浅以及评价维度存在差异,难以对偶像明星形象形成全面认知,他们因公共话题短暂聚合,偶像明星只是他们表达自身审美价值观、发泄对社会文化不满的中介,在抵抗式的文本消费中完成由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诸多因素决定了非粉丝受众所生产的偶像明星文本是消极、负面和黑暗的。最后,针对我国偶像明星形象建构过程中存在的缺乏文化根基与特色、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发展缺乏政策指引等问题,提出了完善偶像明星形象产业链、挖掘偶像明星形象深度、政府有效指导偶像明星形象生产等建议。
刘士超[8](2020)在《移动短视频中的身体伦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有关身体的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而随着上世纪媒介技术的发展、女权运动的崛起以及消费文化流行,身体逐渐成为学界与业界关注的焦点,身体的内在价值、社会与文化意义得以凸显。然而,智能媒介、医疗美容等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又将人的身体推到了另一伦理困境当中。尤其是近年新兴的移动短视频应用,身体在其中的趋同化呈现模糊了其真实性,极限挑战与无序模仿在威胁身体安全的同时也造就着集体无意识的狂欢,“软色情”的大肆传播更使得身体被物化为可供消费的对象。身体所具有的安全、健康、自由、平等、尊严等道德伦理价值受到了极大挑战。正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认识,本文尝试从移动短视频的角度出发,对身体伦理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关注。文章在运用文本分析与案例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展开研究,首先从身体与移动短视频的历史与现状出发,描述了身体在移动短视频应用中的大规模介入现象,并对身体伦理问题的具体表现,包括身体物化、色情隐喻、极限挑战和儿童成人化等进行归纳分析。作为新媒介形态的移动短视频在重塑身体形象和身体经验的同时,也放大了有关身体伦理的问题。之后运用传播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分析身体伦理问题的原因,并将其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为技术层面,身体感官的适应速度已经难以跟上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而移动短视频在极大扩展了身体的“存在空间”的同时,也通过技术化的手段限制、异化着用户的身体行为。第二为消费文化层面,消费社会中的身体被凝视为一种可供消费的商品与符号,其背后的资本更是将用户的身体作为了“劳动资产”,移动短视频中的身体消费过程也同样成为了身体劳动的过程。第三为权力层面,论述社会微观权力对移动短视频中身体的规训方式,身体在移动短视频中经历了社会化建构、观看式驯服和阶层性区分等环节,并在与权力的博弈中被异化。最后针对前文所提出的问题与原因,从四个方面提出身体伦理的规范路径,第一从哲学理论上做出转向,“以身体立法”,强化“修身”原则,提高对身体的关注,将伦理价值回归身体。第二是通过具身式参与进行规范,运用技术具身的方式发挥移动短视频应用的设计伦理价值,提高个体的共情能力。第三是新媒介素养的提升,着重加强对家庭和学校的新媒介素养教育,通过提高重视、主动学习、课程设计和活动开展等途径改善新媒介素养教育的无意识、无能力和错误认知困境。第四是加强身体权的规制,身体权在我国立法中的地位正在提升,但其具体内容和适用范围等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从而在根本上明晰身体伦理的底线。本文希望通过对移动短视频中身体伦理的研究,发现身体新的意义与矛盾,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身体,不仅影响着媒介形态的变化,其本身更是我们使用最为频繁的“媒介”,也势必在将来的传播生态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张欣怡[9](2020)在《电视节目跨屏传播现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电视节目跨屏传播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电视媒介、节目受众、消费社会、景观社会四个维度对此现象进行讨论。基于电视节目研究、受众文化研究、消费社会理论、视觉文化理论并结合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等国内头部节目跨屏传播的案例,将电视节目跨屏传播现象置于消费社会、视觉文化理论中进行探讨。本文的第一章与第二章分别从电视节目跨屏传播的主体——电视媒介,以及跨屏传播的客体——节目受众两维度分别进行探讨此现象出现的原因、呈现方式和达到的传播效果。第三章将消费社会的语境引入电视节目跨屏传播的研究中,随着泛市场经济的确立、大众文化力量崛起,受众对休闲娱乐的诉求增加,电视节目娱乐属性不断扩大,节目走向商品化、娱乐化。第四章进一步将电视节目跨屏传播带入视觉文化的讨论中。观众对于节目影像的消费,是由于节目影像所呈现的现实社会中虚假的符号意义。而跨屏传播带来的影像大量堆砌,使得观众在虚假的、错误的符号意义中丧失了理性的判断能力。
刘璐[10](2019)在《网络流行语的表征心态研究(2004-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网络媒介在汇聚民意表达力量的同时推动着网络语言的衍生流变,网络流行语作为广泛传播高度聚焦的“标签化”话语,承载着社会发展逻辑与动态性表征,反映着网民群体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近年来全社会形成对社会心态议题的关注聚焦,社会心态已成为国家当下密切关注、高度重视的心理现象。基于此,本文对网络流行语的表征心态进行研究,考察话语表征心态的理据、过程与结果。本文以门户网站与网络社区评选的2004-2018“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为研究样本,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基于“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的三维结构框架,对网络流行语表征心态的语词基础、实现过程与内容呈现进行研究,形成“话语为什么能表征心态——如何表征心态——表征什么心态”的研究路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文本分析:网络流行语表征心态的语词基础研究。从词汇、语法、结构三个维度分析话语基于哪些特性达成对心态的表征,以此回答“网络流行语为什么能表征心态?”的问题。第二,话语实践分析:网络流行语表征心态的实现过程研究。结合话语生产过程分析表征心态的实现过程,基于互文性机制探究个体、群体如何介入生产过程并实现表征,以此回答“网络流行语如何表征心态?”的问题。第三,社会实践分析:网络流行语表征心态的内容呈现研究。在考察话语主要内容与议题取向的基础上,结合检索热度选取高热度、代表性案例进行个案研究,分析话语表征心态的内容与特点,剖析表征策略和现实根源,探究表征心态的意识形态特征与话语权力建构,以此回答“网络流行语表征什么心态?”的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发现网络流行语的语词表达具有主体投射特性,是话语表征心态的符号基础;语义泛化与生产扩散特性实现了心态汇入与群体卷入,实现话语对群体心态的表征。第二,研究发现网络流行语经过“主体呈现——传播扩散——集体认同——规制确立”四个环节完成话语生产过程,与此同时完成“个体心态投射——话语群体接触——群体心态认同——话语表征形成”的表征心态过程。集体叙事在深化话语意义的同时,将其内化为公约性的群体民意表达,在群体互文生产实践中推动表征心态的实现。表征心态呈现出“反沉默的螺旋”特质,需借助媒介素养净化网络空间。第三,研究发现2004-2018“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的表征心态关涉政治心态、阶层心态与生活心态,体现为现实关切下的质疑表达与公权监督的政治心态、阶层固化下的弱势认同与阶层逆袭的阶层心态、压力社会中的焦虑呈现与现实抗争的生活心态。网络流行语的表征心态形成集体宣泄的网络树洞效应,呈现出民本立场的意识形态特性,民间话语力量的崛起推动着话语发展的民主化趋向,重塑着现实社会的话语格局。
二、权力博弈中的媒介属性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权力博弈中的媒介属性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权力的莫比乌斯游戏:网络社会媒介场域中的流动性之争(论文提纲范文)
一、权力关系中的流动逻辑 |
二、关系裂缝的几类观察点 |
(一)权力能指/所指关系的意义功能在加速的流动中断裂 |
(二)区隔与分类的权力边界在信息的穿透性流动过程中模糊 |
(三)根基孱弱的认同关系 |
三、流动之争的重要落脚处 |
(一)稀缺注意力的争夺:流动时间的控制 |
(二)合法性争夺:身份流动的控制 |
(三)话语权争夺:符号和意义流动的控制 |
四、控制幻觉中的循环游戏 |
五、结语 |
(2)解释与沟通:作为媒介的古代谣言(论文提纲范文)
一、谣言:概念界定与阐释视角 |
(一)“谣言”的概念与中国古代谣言的类型 |
(二)中国古代谣言的语言媒介属性与隐喻 |
二、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制度化的谣言治理与非制度化的社会关系 |
三、作为传播形式的媒介:谣言传播的口语偏向 |
(一)谣言的口语文化特征 |
(二)主体多元的舆论影响与政治沟通 |
四、作为渠道的媒介:“超自然主义”与历史化的谣言叙事 |
(一)从超自然主义到天人感应:神秘化叙事的世俗化应用 |
(二)造神与传说:历史化叙事的沟通功用 |
五、余论:谣言的解释与沟通之用 |
(3)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评析 |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
四、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第一节 党内民主 |
一、党内民主的支撑要素 |
二、党内民主的价值 |
三、党内民主的一般性特征 |
第二节 党内民主建设 |
一、党内民主价值厚植于政党目标 |
二、党内民主原则取决于政党类型 |
三、党内民主形态孕育于政党生态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 |
一、基于政党基本性质的内容体系 |
二、基于政党价值指向的主要特征 |
三、基于政党发展目标的建设逻辑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二、列宁党内民主建设思想 |
第二节 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民主建设主张 |
一、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强调党内民主价值 |
二、普列汉诺夫追求党内广泛民主 |
三、卢森堡主张制约党内权力以保障党员权利 |
第三节 西方学者关于党内民主的主要见解 |
一、关于党内民主的属性 |
二、关于党内民主的功能 |
三、关于党内民主的价值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脉络 |
第一节 苏联共产党首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先河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与运用 |
二、党员权利资格的设置与实践 |
三、党内权力的结构及其运行 |
四、党内民主建设停滞、倒退后陷于无序状态 |
第二节 原东欧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道路探索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沿袭与调整 |
二、党员权利内容的规定与延伸 |
三、党内权力运行的机制建设 |
四、党内民主建设迷失方向直至改旗易帜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曲折创新党内民主发展机制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阐释与创新 |
二、党员权利范围的明晰与扩展 |
三、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发展完善 |
四、党内民主建设的持续推进 |
第四节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多样性探索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坚持与发展 |
二、党员权利保障的细化与救济 |
三、党内权力的适应性集中与制约 |
四、党内民主建设的形式多样性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分析比较 |
第一节 苏联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运行逻辑 |
二、党员权利匮乏的历史根源 |
三、党内权力集中的政治生态 |
四、建立党内制度的现实局限 |
五、党内政治生活陷入极端民主化的背景性分析 |
第二节 原东欧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调整 |
二、党内民主理念的文化基础 |
三、党员权利扩展的客观环境 |
四、党内生活制度化的现实困境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创新 |
二、党内民主价值的历史形成 |
三、“民主”与“集中”有机统一的执政生态 |
四、构建党内制度体系的现实支撑 |
第四节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分析 |
一、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发展 |
二、党内权力集中的历史渊源 |
三、党员权利保障的时代背景 |
四、探索党内制度形态的现实条件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几点启示 |
一、强化政党意识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首要前提 |
二、履行政党职能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指向 |
三、保障党员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先决条件 |
四、规制党内权力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 |
五、完善党内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根本保障 |
六、培育政党文化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长效滋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论中国乡村新闻的建设性 ——基于对“南农评估”的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关于中国乡村新闻研究现状 |
1.2.2 关于建设性新闻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1.3.1 本文研究方法 |
1.3.2 本文创新点 |
第二章 乡村新闻与乡村新闻的建设性 |
2.1 乡村新闻概念界定 |
2.1.1 乡村和农村概念辨析 |
2.1.2 政治和改革视域下的农村新闻 |
2.1.3 文化和社会视域下的乡村新闻 |
2.2 中国乡村新闻的建设性 |
2.2.1 建设性:新闻价值的一种评判标准 |
2.2.2 中国乡村新闻的建设性内涵 |
第三章 中国乡村新闻建设性的实践案例:“南农评估” |
3.1 “南农评估”产生的历史背景 |
3.1.1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媒体责任 |
3.1.2 媒体融合转型的迫切需要 |
3.1.3 我国“三农”工作的现实需求 |
3.2 “南农评估”建设性的实践方法 |
3.2.1 作为政府委托的“第三方评估” |
3.2.2 以新闻职业精神进行评估调研 |
3.2.3 扮演积极建设角色的调研报告 |
3.2.4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报道 |
3.3 “南农评估”产品的三种形式 |
3.3.1 以调研报告为主的学术产品 |
3.3.2 以通讯报道为主的新闻产品 |
3.3.3 以新媒体为主的创新产品 |
3.4 “南农评估”新闻建设性的特征 |
3.4.1 从利于问题解决角度讲道理 |
3.4.2 做乡村改革发展的领头雁 |
3.4.3 农民成为乡村新闻的参与者 |
3.4.4 更加注重乡村文化的保护 |
第四章 中国乡村新闻建设性的基本要素构成 |
4.1 西方新闻界中的建设性“六要素” |
4.2 我国乡村新闻建设性的基本要素构成 |
4.2.1 解决乡村发展问题 |
4.2.2 面向乡村未来视野 |
4.2.3 包容乡村多元声音 |
4.2.4 为民用权为民赋权 |
4.2.5 提供乡村发展语境 |
4.2.6 搭建多方协作平台 |
第五章 中国乡村新闻建设性的实现路径 |
5.1 内容与效果:化解乡村问题提出可行方案 |
5.1.1 甄别判断,化解乡村发展问题 |
5.1.2 深度解析,提供可行解决方案 |
5.2 展望与传承:既面向未来又保护传统 |
5.2.1 立足当下,面向乡村未来 |
5.2.2 传承历史,弘扬传统文化 |
5.3 服务与监督:权力博弈中的农媒担当 |
5.3.1 坚持服务导向,推动乡村振兴 |
5.3.2 发挥监督预警,勇担社会责任 |
5.4 联结与参与:为民赋权推进基层治理 |
5.4.1 联结公众,搭建社会服务平台 |
5.4.2 推动参与,为广大农民赋权 |
第六章 实现乡村新闻建设性过程中的反思与启示 |
6.1 实现乡村新闻建设性过程中的反思 |
6.1.1 涉农媒体容易演变成为商业利益服务的工具 |
6.1.2 传统新闻工作者难以适应乡村振兴时代需求 |
6.2 实现乡村新闻建设性过程中的启示 |
6.2.1 避免乡村新闻过度宣传化与商业化 |
6.2.2 培养三农领域专家型记者编辑队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A 南方农村报调研笔记 |
附录 B 本文访谈对象 |
附录 C 本文访谈提纲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公共政策议题传播中的媒体建构研究 ——以《解放日报》垃圾分类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2 公共政策传播理论概述与垃圾分类政策的演进 |
2.1 公共政策传播的内涵及价值 |
2.2 公共政策的制定流程及媒体在其中的作用 |
2.3 垃圾分类政策的演进历史 |
3 议题特征:垃圾分类报道的内容分析 |
3.1 研究设计 |
3.2 垃圾分类相关报道的数据分析 |
3.3 小结:《解放日报》垃圾分类报道的议题特征 |
4 话语逻辑:垃圾分类报道的话语分析 |
4.1 垃圾分类报道的宏观话语分析 |
4.2 垃圾分类报道的微观话语分析 |
4.3 小结:垃圾分类政策传播的话语逻辑 |
5 垃圾分类报道议题建构背后的权力博弈 |
5.1 政治权力为主导 |
5.2 传统媒介的能动性 |
5.3 社交媒体舆论场的反建构 |
6 垃圾分类政策议题建构的不足及建议 |
6.1 议题建构忽视沟通的全程性—强化全流程的沟通意识 |
6.2 议题建构限于信息传递的浅层参与—强化媒体的平台意识 |
6.3 议题建构话语体系单一—与新舆论场域中的话语体系相适应 |
6.4 议题建构缺乏问题意识——为受众进行“免疫” |
6.5 研究的不足之处 |
结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清单 |
后记 |
(6)消费与赋权:微博空间中偶像养成系粉丝的权力表达研究 ——以TFBOYS粉丝为个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1.3 研究创新之处及方法 |
1.4 核心概念解析 |
2.以社交平台为载体的“偶像养成” |
2.1 养成系偶像的产生与发展 |
2.2 基于社交平台发展的“偶像养成” |
2.3 TFBOYS的偶像“养成” |
2.4 微博——我国“偶像养成”的主平台 |
3.权力崛起:消费与媒介赋权“养成系”粉丝 |
3.1 消费赋权:生产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 |
3.2 媒介赋权:技术发展推动粉丝权力增长 |
3.3 自我赋权:消费主义语境下的“积极受众” |
4.权力表达:微博空间中“养成系”粉丝的权力新转向 |
4.1 从“受训式”到“参与式”:作为偶像形象塑造者的粉丝 |
4.2 从消费终端转向生产上游:作为生产型消费者的粉丝 |
4.3 从狂热的迷到脱粉回踩:粉丝对文本的对抗式解读 |
5.微博空间中粉丝权力的理性审视 |
5.1 对“养成系”粉丝权力表达实质的冷思考 |
5.2 粉丝权力膨胀下的文化困境 |
5.3 对粉丝文化良性发展的引导建议 |
6.结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7)偶像明星媒介形象的呈现与建构 ——以蔡徐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问题 |
二、选题意义与创新点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四、研究视角与研究取向 |
五、研究思路及方法 |
六、研究设计 |
第一章 背景图绘:偶像明星生存的现实图景 |
第一节 社会快速转型,经济文化变革 |
一、政治生活消解,文化多元发展 |
二、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精神需求提高 |
三、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社会个体趋向原子化 |
第二节 互联网介入生产,改变文化与媒介格局 |
一、互联网思维改变文化生产形态 |
二、数字娱乐产业时代的来临 |
三、媒介融合改变文化生产模式 |
第二章 形象素描:偶像明星形象的呈现分析 |
第一节 受众映象:偶像明星形象的他者呈现 |
一、样本微博用户行为分析 |
二、蔡徐坤受众映象文本词频分析 |
三、蔡徐坤受众映象文本内容分析 |
四、蔡徐坤受众映象文本的情感分析 |
第二节 人设形象:偶像明星形象的官方呈现 |
一、蔡徐坤人设形象文本词频分析 |
二、蔡徐坤人设形象文本内容分析 |
三、蔡徐坤人设形象文本情感分析 |
第三节 偶像明星形象的对比分析 |
一、协商互补式对话:人设形象文本与粉丝受众映象文本的比较分析 |
二、片面偏差化认知:人设形象文本与非粉丝受众映象文本的比较分析 |
三、立场对峙性解读:粉丝受众映象文本与非粉丝受众映象文本的比较分析 |
第三章 形象建构:建构偶像明星形象文本的权力关系 |
第一节 技术与资本:偶像明星形象设计与包装 |
一、技术革新:颠覆偶像明星生产模式 |
二、相关企业:盘活偶像明星产业链 |
三、资本操控:重构偶像明星生产体系 |
第二节 媒介与制度:偶像明星形象发展与规制 |
一、媒介平台:偶像明星形象的运作中心 |
二、政府规制:影响偶像明星形象发展走向 |
第三节 明星与粉丝:偶像明星形象呈现与消费 |
一、偶像明星:形象的呈现载体 |
二、粉丝参与:偶像明星形象实现变现 |
第四章 形象抵抗:偶像明星形象的“反迷”现象分析 |
第一节 文本解读模式:反专业式解构 |
一、浅层文本接触产生信息茧房 |
二、评价维度差异导致批判立场 |
第二节 文本表达形式:合理异见表达 |
一、明晰界限形成辨识力与区隔 |
二、深层隐忧产生“第三人”效果 |
第三节 文本解读目的:寻求社会认同 |
一、个性化表达完成自我认同 |
二、对抗性行动寻求群体归属 |
第五章 反思:偶像明星形象的修正与再建 |
第一节 偶像明星形象的发展瓶颈 |
一、形象缺乏文化根基与特色 |
二、偶像评价机制有待完善 |
三、行业发展缺乏政府支持 |
第二节 偶像明星形象的建构策略探讨 |
一、完善偶像明星形象产业链 |
二、拓展偶像明星形象维度 |
三、引导偶像明星形象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受众映象研究样本微博列表 |
附录二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致谢 |
(8)移动短视频中的身体伦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概念辨析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身体传播的研究状况 |
二、移动短视频的相关研究状况 |
三、移动短视频与身体伦理的相关研究状况 |
四、总结 |
第五节 研究方案 |
一、拟解决问题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特色及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移动短视频中的身体现状与身体伦理问题 |
第一节 身体研究的兴起与移动短视频中身体的大规模介入 |
第二节 移动短视频中的身体伦理问题 |
一、过度美颜与身体物化:“理想化身体”的虚假呈现 |
二、色情隐喻与世俗审美:身体隐私的大众化传播 |
三、危险动作与极限挑战:狂欢氛围下的失序模仿 |
四、儿童成人化与价值偏差:移动短视频对儿童的负面涵化效应 |
五、身体处境与应用成瘾:移动短视频中的用户沉迷 |
第三章 移动短视频中身体伦理问题的成因分析 |
第一节 现代技术:身体伦理价值的新挑战 |
一、现代技术下身体呈现的新问题 |
二、身体欲望的宣泄与禁锢:数字交往时代的身体困境 |
三、移动短视频中的产品设计与行为上瘾 |
第二节 身体消费:消费社会视域下的数字化劳动 |
一、消费社会中物品化与符号化的身体 |
二、移动短视频中的身体模仿与狂欢景观 |
三、移动短视频中的“数字劳工”沉迷 |
第三节 权力博弈:移动短视频中的身体制约 |
一、建构:移动短视频中的身体之“美” |
二、观看:移动短视频中的空间规训方式 |
三、区分:移动短视频中的社会阶层权力 |
第四章 移动短视频中身体伦理问题的规范路径 |
第一节 以身体“立法”,强化“修身”原则 |
一、关怀身体:伦理价值的回归 |
二、强化“修身”原则,实现“关心自己” |
第二节 具身性参与:技术选择与共情能力 |
一、改善具身技术,构建具身伦理环境 |
二、完善情感体验,提升共情能力 |
第三节 新媒介素养:身体伦理知识的普及与深化 |
第四节 外部监督:政府、市场与法律规制 |
一、政府与市场对身体伦理进行规范 |
二、实现身体权的法律规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电视节目跨屏传播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论题研究的意义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媒介时代下电视跨屏传播 |
第一节 电视节目的生存困境 |
第二节 电视节目跨屏传播含义 |
第三节 电视节目跨屏的传播现状 |
第二章 跨屏时代的电视受众 |
第一节 受众观念改变 |
第二节 跨屏带来的新效果 |
第三章 跨屏传播的消费倾向 |
第一节 社会语境下电视节目跨屏传播 |
第二节 权力博弈中电视节目跨屏传播 |
第三节 消费快感与电视节目跨屏传播 |
第四章 节目跨屏的视觉文化导向 |
第一节 跨屏传播的视觉文化 |
第二节 跨屏传播的狂欢文化 |
第三节 跨屏传播的反思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10)网络流行语的表征心态研究(2004-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意义 |
1.1.2 理论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相关概念 |
1.2.2 网络语言研究 |
1.2.3 网络流行语研究 |
1.2.4 社会心态研究 |
1.3 理论基础 |
1.3.1 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 |
1.3.2 表征与表征心态 |
1.4 研究问题与研究内容 |
1.4.1 研究问题 |
1.4.2 研究内容 |
1.4.3 样本来源:年度评选 |
1.5 研究方法 |
1.5.1 话语分析法 |
1.5.2 个案研究法 |
1.5.3 网络民族志 |
1.5.4 内容分析法 |
1.6 研究创新 |
第2章 文本分析:网络流行语表征心态的语词基础研究 |
2.1 词汇分析:语词表达的主体投射特性 |
2.1.1 偏向化命名:呈现主体态度 |
2.1.2 名词化:再现场景与观点 |
2.1.3 过度词化:表达强烈关注 |
2.1.4 隐喻机制:映射认知经验 |
2.2 语法分析:语义泛化与生产扩散特性 |
2.2.1 图式构式分析:形式与意义的统一 |
2.2.2 语义泛化分析:实现语义增殖 |
2.2.3 格式框填分析:推动泛化扩散 |
2.3 结构分析:议题形成与认知呈现 |
2.4 本章小结 |
2.4.1 主体投射特性:表征心态的符号基础 |
2.4.2 泛化扩散特性:实现心态汇入与群体表征 |
第3章 话语实践分析:网络流行语表征心态的实现过程研究 |
3.1 主体呈现:个体心态投射 |
3.1.1 话语个体生产:主体认同与话语选择 |
3.1.2 个体表征路径:媒介平台的自我表演 |
3.2 传播扩散:话语群体接触 |
3.2.1 传播动因:模因符号的意义模仿 |
3.2.2 传播特性:网络传播与话语权重构 |
3.3 集体认同:群体心态认同 |
3.3.1 话语群体生产:群体认同与集体诠释 |
3.3.2 群体表征路径:话语的风格化表达 |
3.4 规制确立:话语表征形成 |
3.4.1 表征形成方式:例行建构与话语规训 |
3.4.2 话语后续建构:官方协商与商业消费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社会实践分析:网络流行语表征心态的内容呈现研究 |
4.1 话语表征心态与话语社会实践 |
4.2 话语主要内容与议题取向分布 |
4.2.1 2004-2018“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内容分布 |
4.2.2 不同话语内容的主要议题分布 |
4.3 话语表征的主要心态类型与现实根源 |
4.3.1 政治心态:现实关切下的质疑表达与公权监督心态 |
4.3.2 阶层心态:阶层固化下的弱势认同与阶层逆袭心态 |
4.3.3 生活心态:压力社会中的焦虑呈现与现实抗争心态 |
4.4 话语表征心态的意识形态特征 |
4.5 表征心态背后的话语权力建构 |
4.5.1 话语权力的博弈与共生 |
4.5.2 话语力量的崛起与重构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结论 |
5.1 从逻辑语义到流行语义:主体的镜像呈现 |
5.2 话语生产与互动仪式:群体的意义实践 |
5.3 话语表征心态的图景:民本立场与现实建构 |
5.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2004-2018“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样本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四、权力博弈中的媒介属性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权力的莫比乌斯游戏:网络社会媒介场域中的流动性之争[J]. 胡海,魏海平.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01)
- [2]解释与沟通:作为媒介的古代谣言[J]. 米湘月.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12)
- [3]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实践与理论思考[D]. 张泰. 山东大学, 2021(10)
- [4]论中国乡村新闻的建设性 ——基于对“南农评估”的调研[D]. 闫春旭. 河北大学, 2021(02)
- [5]公共政策议题传播中的媒体建构研究 ——以《解放日报》垃圾分类报道为例[D]. 郭思琦. 暨南大学, 2020(04)
- [6]消费与赋权:微博空间中偶像养成系粉丝的权力表达研究 ——以TFBOYS粉丝为个例[D]. 陈璐. 暨南大学, 2020(04)
- [7]偶像明星媒介形象的呈现与建构 ——以蔡徐坤为例[D]. 谈阔霖.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移动短视频中的身体伦理问题研究[D]. 刘士超. 华侨大学, 2020(01)
- [9]电视节目跨屏传播现象研究[D]. 张欣怡.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10]网络流行语的表征心态研究(2004-2018)[D]. 刘璐.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