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化的另一面镜子——阅读《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导论》

一、寻找文化的另一面镜子——读《文化研究和通俗文化导论》（论文文献综述）

黄鹤^[1]（2021）在《疏离与渴求 ——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母性主题小说研究》文中提出母爱是自文学诞生以来亘古不变的主题,其中包含了复杂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母性对女性而言究竟是外在的社会制度规约还是内在的生命本能这一命题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广泛传播引起国内众多女性作家的思考。她们通过母亲身份重新发现、母亲形象的塑造、母女关系的梳理、母系谱系的拟建来凸显母亲生存真相,完成母亲角色从伦理价值本位到个体生命价值本位的转变,形成女性写作独有的精神内涵。本文希望通过对新时期以来母性主题小说研究来探寻女性主体性建构之途,让母亲从天上回归现实大地重建人的乐园。本文七个部分,正文共五章,具体内容如下。绪论部分首先回顾了历史变迁中的母亲书写。在漫长的父权社会中被供奉于孝亲圣坛的母亲书写是传统社会伦理的文化符码。五四时期以张扬人性为旨归的母亲书写,革命战争年代融入民族国家叙事成为大众精神皈依的母亲书写,建国后处于“同一性”暴力中的母亲书写都将母爱内化为集体无意识,是地母原型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的具象化。同时本部分界定了“新时期文学”、“女性文学”、“母性”概念,并说明选题意义、创新处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第一章探讨中西传统文化比较视野下母亲身份发现。母亲身份赋予了女性生存体验的丰富性及复杂性。对具有母亲身份的女性而言,女儿性、妻性与母性应该是三性一体的,三者缺一不可,对母亲的全面认识应该涵盖在“三性”的层面上去获得。本章在比较中西性别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道互补的性别文化格局中重新发现母亲身份,探讨女儿性、妻性、母性在女性生命长河之中的轮次替更、生命意识的消长。并阐述母职与母权在封建宗法社会人伦秩序网中具体实践形态。第二章阐释母性主题小说的多重意义。从原型理论的视角对母性崇拜进行象征意义诠释,从母亲的生理特征对母性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做辩证的思考,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恋母情结对中国传统母性文化审美特质进行意义探寻。第三章通过新时期以来母亲形象的塑造来直抵生命本质。母亲形象是透视女性生存境遇的一面多棱镜,本章通过女性作家塑造的欲望化母亲、“不合适”母亲、性别僭越母亲三种反传统母性的母亲形象来展现女性生存百态图。女性作家通过对母亲真实生命形态的还原和母性负面特质的审视来拆解母亲神话和重建母性主体性。第四章通过新时期以来母女关系的书写来重返母亲“后花园”。女性对自我的定义是非个体的而是社团的,女性作家通过审视自己和母亲、祖母、姐妹之间的关系来确立自我的社会性别。本章探讨母女纽带断裂的历史原因和从心理学角度解读“私人化写作”中母女关系“孤城之困”。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家族小说的繁荣表征着女性踏上了寻母之途,开始建构女性谱系。九十年代以来女作家创作的家族小说主题具有同一性:女儿的爱情之路被遥远的母系图腾诅咒,最终回归“母亲后花园”。第五章分析母性主题小说的叙事策略和话语重建。女性作家笔下的缺父叙事是女性作家八十年代“寻找男子汉”的文学梦想失落后的性别自觉,塑造出一大批强有力的地母型母亲。缺父叙事策略使母亲处于文本中心,肉身之父虽然缺席,精神之父仍居于家庭主导地位,母亲依然陷于男权话语的包围中。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有意从宏大历史时间叙事疏离出来,将母亲的故事写入参差的空间,建构了子宫、地窖、房间、浴缸等空间意象。这些空间意象都具有特定的文化隐喻,传递着女性隐秘幽晦的心理体验。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通过自传体形式、重建象喻系统、和为母亲重命名等叙事策略来表达女性重建话语权力的欲求。结语部分对新世纪以来母性主题小说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底层写作与母性写作碰撞使得母亲不可见的艰难浮出现实地表,拐卖妇女、代孕母亲、产后抑郁、全职妈妈这些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健全的母性人格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性别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女性作家必将以睿智的思考、细腻的感受和高度的人文情怀将新世纪母亲的故事写入历史的天空,开拓母性书写更广阔的天空。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母性主题小说创作成绩斐然,以优美细腻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母亲的故事。母亲们都曾经真实地活过爱过恨过,都有着不同于任何一个别的女人的不可复制的“生存真相”。女性作家在书写母亲故事的过程中以主体性眼光来审视母性反思母性,这应该是新时期以来母性主题小说最大的价值。同时女性作家母性谱系拟建、空间意象构建、缺父叙事策略都给女性小说带来新的审美空间。

王振锋^[2]（2020）在《论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文中认为新世纪以来,上海作家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井喷之势。王安忆等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依然保持着较为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传承并发扬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与此同时,一大批青年作家也不断涌入文坛,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文学成就,成为上海文坛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家虽然来自于不同的代际群体,彼此的命运遭际也各不相同,但在创作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对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叙述热情。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质有着密切的关联,诸如人工化的城市景观,深厚的商业主义传统,举国无双的国际化水平,新旧交融、东西杂糅的现代时尚世界,精明务实的市民文化心理等等,使得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呈现出与其他地域作家迥乎不同的文本形态和审美特质。而日常生活作为一个“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它是以传统、习俗、经验、血缘、情感等日常伦理作为最主要的调节系统。因此,本文选择“日常生活”作为核心目标,立足于上海都市文化特质,分别从情爱交往、家庭关系、职场准则、生命情状四个方面,对新世纪上海小说的创作进行整体性关照,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新世纪上海小说日常生活书写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及其对于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意义。本论文主体部分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分别从感伤浮华的物化爱情、物我交融的“小资”情爱两个方面入手,阐述了新世纪上海小说中情爱书写的表现形态和精神内涵。第二章立足于家庭关系,主要从女尊男卑的夫妻伦理、互惠互利的代际准则和虚荣刻薄的亲戚关系三个层面,剖析了新世纪上海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精刮与促狭的家庭关系面貌。第三章从上海人精明开拓的职业精神和理性务实的职场交往两个维度,重点分析了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职场生活准则。第四章则回到一种形而上的观念层面,重点分析了上海人附庸风雅的生活情致、精明实惠的生存之道和孤芳自赏的生命体验,由此总结出新世纪上海小说所呈现出的上海人自足与光鲜的生命情态。在前四章的基础上,第五章进一步提炼出新世纪上海小说日常生活书写的审美特质和艺术风格,通过对新世纪上海小说所呈现出的阴柔婉约的文本气息、温软轻柔的上海方言、“小资”式的日常生活情调,以及开放与自恋相交织的文化心理的分析,阐明“魔都”上海日常生活书写所呈现出的女性化审美特质。结语部分指出了新世纪上海小说中日常生活书写的重要价值,即它作为一种城市文学的范本,所展现出来的由“城”的现代化向“人”的现代化转变的美学特质,为我们审视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的内在变迁以及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参照样本。

张灵馨^[3]（2020）在《冯契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冯契作为中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建构了自身的“智慧说”体系,对中国哲学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冯契自觉地将对美的问题的思考纳入其中,美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也是他追求自由、通往“智慧”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冯契的美学理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相关,与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如果不了解他的“智慧说”的哲学体系,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看待他美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冯契论“美”与他的“智慧说”相关,“智慧说”是他哲学乃至对美学问题思考的基础。冯契对真善美与人的自由之间关系的探讨,重点关注了美与自由和理想之间的关系。在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中,他抓住了“言志说”与“意境”理论两条线索,将这两者看作是中国传统抒情艺术的代表,在与西方注重造型艺术的对比中,突显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在对“言志说”与“意境”理论的阐发中,他将“言志说”与理想论相结合,强调艺术要为人生服务,既要表现个人理想、社会理想,又要表现艺术理想。他将“意境”看作是超越形式之上的境界和感受,以此来突出中国美学的特色。在对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中,冯契对中国近代美学发展过程中的外缘与内因进行了分析,关注了近现代美学家如王国维、朱光潜、鲁迅、宗白华等人对美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同时,关注了近代艺术革命的问题。他不仅自身有对美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早年也亲自进行过一些文艺创作,他的文学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他所从事的相关美学工作也推动了相关美学教育的发展。总体而言,冯契对美学问题的关注拓宽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视域,也为美学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他提出的审美理想对于完善自由人格、推动美育发展、提高人生境界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金鸿纬^[4]（2019）在《佐藤大设计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2年,佐藤大与其伙伴联合创立了nendo设计事务所。自那以后,便不断拓展国际市场,时至今日已有多家办事处。作为nendo首席设计师,他坚持亲自查看每一个与nendo相关的原型、样品和构建站点,并喜欢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与客户面对面交流。其设计理念因极具特色而自成一派,风格流畅如水,素有流体设计之名。他专注叙事性驱动以及多样化组合,“线”、“折叠”、“皮肤”等法则的运用更是如鱼得水。“Good Design”、“red dot”等大型奖项像是随时为他敞开了大门。佐藤大不仅拥有卓越的设计实力,同时其设计思想极具前瞻性,其思维的生命力源于日本文化的沃土,离不开日式审美、哲学、文学等方面的指引与诱导。本文通过对其经典作品的解析,提炼其设计思想,进行归类总结。其次,窥探日本审美意识以及日本文化与其思想契合之处。最后反思中国现代设计的不足。

宋鸽^[5]（2019）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女性纪录片的女性形象建构》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纪录片大多都以政治宣传类为主,很少蕴含编导的个体思想,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纪录片的艺术性才真正显现出来。然而在我国的纪录片领域,男性导演始终占据庞大的比例。男性的自我认同使得影视中的男性形象更加突出,大部分女性则是以附属品出现的“他者”。直到20世纪末,越来越多的女性导演介入纪录片行业,女导演们开始用镜头表达立场,打破了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呈现出与男性导演不同角度的女性形象。纪录片作为反映社会的真实之镜,在导演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女性视角下,她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反映出女性在社会中意识观念和生存处境的变化,让中国女性纪录片成为中国纪录片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道靓丽风景。在本文的第一章,笔者概述了我国女性纪录片的前世今生,对改革开放前和数字时代前后所出现的较有知名度的纪录片及其编导做了详细梳理。第二章本文以我国女性纪录片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通过阅读影像文本和前人研究,总结归纳出我国女性纪录片中女性形象的嬗变。从家庭上来看,女性形象力图打破自己附属品的地位,她们不愿被凝视压力下的命运所束缚,努力挣脱牢笼寻求自己的独立。从社会上来看,女性开始和男性争取同等的话语权利,在公共事务中崭露头角,对底层群体显示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这些改变向我们传达出女性导演对传统女性定位的围困进行了一场“突围”,这场突围是通过一系列的建构策略实现的。因此本文的第三章对女性导演的人物形象建构策略加以分析,女性导演偏爱在较为私密的叙事空间内,以女性独有的女性视角和微观视角来建构形象。第四章对女性编导的创作意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女性导演个人和拍摄对象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关系,这些形象经过创作者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以反映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期盼,最终呈现在纪录片中的是一个作为双重形象再现的女人。女性导演力图冲破男性话语的霸权,为我国社会整体的女性形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文娇^[6]（2019）在《数字化时代反乌托邦电影的媒介图景想象》文中提出本文聚焦“反乌托邦”类型的影视作品对未来媒介发展的思辨。反乌托邦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文学、戏剧、影视都可以在自身的视野中加以审视,从而使得对反乌托邦的理解和把握得以深化和全面。传播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尚未理论化地考察反乌托邦类型影片对未来社会的影响和警示,随着数字化社会的到来,能否理清这个领域就显得越发重要。在数字信息技术像水一样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的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反乌托邦影片以媒介信息技术为切入点,描绘未来社会媒介技术高度渗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图景。反乌托邦影片的内容情节涉及到媒介技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多方面领域,预示了科技的进步可能会导致,未来社会的模式向过度娱乐化、科技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方向发展,变成一种荒诞的样貌。随着《银翼杀手》、《黑客帝国》、《人工智能》等反乌托邦电影的涌现和反乌托邦电视剧《黑镜》的热播,人们越来越多地聚焦于媒介技术营造的虚拟现实,聚焦于在这个新的现实中媒介技术与人的关系,由此思考目前人类社会可能面临的生存困境,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敲响警钟。本文以传播学、文化研究和电影叙事学为基本理论视角,通过对数字时代反乌托邦影片的文本细读来分析影片中对于未来媒介图景的想象,探讨未来媒介技术的发展走向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影响,以及人们应该如何处理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

周伟^[7]（2017）在《闽剧唱腔音乐形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闽剧唱腔音乐的形成,既含有唱腔类别各部分的衍化,也包含两次“三合响”促成的这一地方戏曲唱腔的定型。本文通过研究闽剧唱腔音乐的形成,对其“合响”这一历史事件进行阐释,进而挖掘地方戏曲唱腔音乐形成中的特殊性与深刻的人文内涵。论文首先阐述了闽剧形成的概况,交代闽剧产生的社会背景,简要介绍了闽剧的产生与发展,并根据其形成脉络,梳理闽剧唱腔音乐的构成,提出唱腔组成各类别以及总的历时性的基本衍化途径。第二章至第五章为闽剧唱腔音乐各类别的衍化与风格形成的阐述。逗腔是曹学佺创立的儒林家乐;洋歌是在本地“土腔”基础上融合曲艺、傀儡“景戏”以及外来曲调而成的;“江湖”中则有外来戏曲声腔与本地民歌的交融;“小调”与杂腔等外来曲调与声腔具有本地化、戏曲化加本地化的特征。第六章阐述了闽剧的“合响”以及艺术衍变的特殊性,并阐释了衍化与形成闽剧唱腔音乐统一风格的主要成因,包括语言与音乐两大主要内因,以及戏剧化、个性化、审美观、社会历史与政治变迁等外因。闽剧唱腔音乐各类别的衍化有“创腔”、“借腔”、“补调”三个层次,对应三种不同的衍化程度。本文认为,闽剧唱腔音乐的形成具有体裁之化、阶层之化、时代之化三个特征,并提出“合响”使唱腔风格得以确立,其过程体现出了合并观和“化为我用”的精神实质,是地方剧种意识的彰显。

陈雪^[8]（2017）在《多元交织视野下的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文中指出多元交织分析框架是当前国际移民性别化研究最重要的学术产出之一。本文运用多元交织分析框架,对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移民展开研究,通过对位于云南边境地区的多个跨境婚姻移民聚居地:中越边境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天保镇,以及中缅边境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和瑞丽的多个乡镇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并对国内外有关移民研究、婚姻移民研究文献资料,和各级组织有关婚姻移民的法规、政策、调查报告,以及大众媒体对婚姻移民的相关报道等次级资料和数据进行充分收集和内容分析,认为云南边境地区的婚姻移民的迁徙行动,既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下父权制度跨国再生产的结果,也是多重不平等性结构下生产出的一种性别化的迁移图景,婚姻移民在社会底层空间完成了跨国行动。第一章介绍了全球国际移民的流向、特征和发展趋势,移民与输出/输入国社会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全球移民的女性化趋势,以及跨境婚姻移民现象在亚洲地区的发展状况、特征和形成原因与影响。第二章梳理了国际移民研究的两个传统理论范式,以及新兴的移民研究理论,介绍了移民性别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对性别与移民研究互动的学术成果多元交织分析框架进行了详细介绍,探讨了多元交织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在移民研究中的贡献,以及多元交织在我国本土化实践的可能性与价值。第三章借助Pessar和Mahler提出的“性别化的权力地理学”理论,运用“地域研究”的方法,分析云南跨境婚姻移民产生的时空背景,以及伴随多重空间运动变化,和各种权力交织下产生的跨境婚姻移民阶段性剧增现象,及其特征、根本动因与发展趋势。第四章分析了云南跨境婚姻移民污名化身份的生产过程,还原这一群体作为劳动力的真实身份,指出跨境婚姻移民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亲密劳动力,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交付了自己的身体和再生产劳动力;与此同时大部分的跨境婚姻移民还在社区从事有偿再生产劳动和生产性劳动,是家庭经济收入中的主要贡献者。第五章透过能动性视角,分析婚姻移民在私人和公共空间能动性的施展,指出婚姻移民的生命经验是动态、不断发展的历程,在面对社会结构的各种影响机制时,往往因为具体的情境化差异,行动者的性格和个体经验差异,而产生各不相同的生命历程。然而,跨境婚姻移民在接受社会的能动性施展是极其受限的。第六章比较了亚洲区域内四个主要的婚姻移民接收国/地区采取的婚姻移民治理模式和策略,进而反思跨境婚姻移民的本土治理,针对云南婚姻移民身份和婚姻的“非法性”治理困境,强调当务之急是建立地方性的统一灵活的身份管理制度,并实施一系列地方性的政策改革,从而正确处理好婚姻移民的权利保障与社会治理问题。本研究将云南跨境婚姻移民视为一个共同的“虚拟族群”,将其放置于国际移民研究的视阈范围内,并视其为移民性别化研究的一个分类进行分析。研究秉持性别主流化观点,为婚姻移民正名和发声,强调这一群体的自我能动性,及其作为劳动力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中的价值和贡献。研究还通过介绍国外婚姻移民治理的相关经验,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将性别主流化纳入政策制定中,尽快转变我国跨境婚姻移民治理的模式和途径。跨境婚姻移民的社会治理,应该与改善这一人群在我国境内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维护婚姻移民及其家庭的权利和发展。

刘新林^[9]（2016）在《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研究 ——以制度经济学为视角》文中指出最近几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推动得较快,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还不是十分理想,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国家助学贷款的覆盖面不全,国家助学贷款的金额满足率不太高,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额度偏小,国家助学贷款的开展在地区和校际之间不平衡。这些问题都说明,金融机构在国家助学贷款中存在“惜贷”现象。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推高了国家助学贷款的拖欠和违约率,导致金融机构对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不太高。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40%。如此多的青年在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开展好国家助学贷款,对于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推动国家助学贷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1999年开始,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开展一波三折,经历了探索阶段、展开阶段、发展阶段、停滞阶段、改革阶段、完善阶段六个时期。随着时间的增长,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日益完善。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准公共物品,采取混合供给方式,即由商业银行发放国家助学贷款,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对贫困学生的资助,而贫困学生的偿债能力很低,不要求贫困学生提供担保,具有很大的风险。政府提供的补助仅限于利率优惠、还款期限优惠、贷款减免优惠,没有提高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率,保护金融机构的资金安全,金融机构对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不太高。为了提高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率,保障金融机构发放的国家助学贷款资金的安全,提高金融机构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工作顺利地开展,从我国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开始,就让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承担义务。随着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发展,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越来越多,到现在,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了催收义务、告知义务、接受联系义务、代偿义务、曝光附带义务等五项义务。我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完善的国家助学贷款体系,在制度变迁上选择了强行性制度变迁的方式,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一步到位地安排预期制度。由于制度变迁的方向不太明确,导致制度不断地变更,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出台,对以往的政策予以调整。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频繁地发布命令和规章,相互之间难免不和谐,有的甚至前后矛盾,相互抵触。用人单位在我国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不具有制度的普适性、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制度实施机制的畅通性、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性,并且效用递减得特别快。无论从动态方面讲,还是从静态方面讲,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效率都不太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负效率。这不但没有起到预期的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回收率提高的作用,甚至还起到了与预期相反的推高国家助学贷款违约和拖欠率的作用。为了保证所有需要国家助学贷款资助的学生都能得到国家助学贷款的资助,有必要对我国国家助学贷款中用人单位的义务予以检讨,重新设置用人单位在我国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重新设置的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义务,要起的一种重要作用,就是提高国家助学贷款的供给效率。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用人单位像我国一样,也承担义务。不过,在这些国家,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的义务,与我国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的义务不同,他们承担的是提供就业信息义务、代扣利息义务、代扣代缴义务、出具证明义务。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的义务只有一种,少数国家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的义务有两种。而且,这些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履行起来,都比较容易,不太难,费用不高,成本较低,负担不太重。国外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率高,与这些都息息相关。这些启示我们,让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义务,应当尽量少加重用人单位的负担,与提高国家助学贷款回收率紧紧挂钩,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我国国家助学贷款采取的是分期定额还款方式,这种还款方式一出台,就受到了广泛的诟病。分期定额还款方式无法使国家助学贷款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无法使国家助学贷款的正外部性有效内在化,无法使国家助学贷款的信息不对称得到改善,无法使对国家助学贷款风险的厌恶得到克服,有强烈的变更需求。缓解国家助学贷款价格的上升,需要采取按收入比例还款方式；对个人所得税实行全额管理化,按收入比例还款方式制度上的障碍已经扫清；个人所得税征收技术的进步,具备了采取按收入比例还款方式的条件,我国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方式采取按收入比例还款的方式具备可行性。我国税务机关的征收组织早就已经覆盖了所有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区域,税务管理信息系统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税务机关基本上能够控制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风险,税务机关参与国家助学贷款回收的成本低,税务机关不仅应当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而且应当以国家助学贷款回收机构身份的方式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税务机关以国家助学贷款回收机构的身份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机构不必负责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只负责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大大降低了发放国家助学贷款机构的管理成本。税务机关以国家助学贷款回收机构身份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用人单位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代扣代缴毕业生应当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为了保障到国家鼓励的地区和岗位工作的获得了国家助学贷款资助的毕业生由国家代替偿还国家助学贷款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在毕业生申请国家代替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时,出具相应的证明材料。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代扣代缴义务和出具证明义务,原来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的催收义务、告知义务、接受联系义务、代偿义务、曝光附带义务可以废止。

陈效毅^[10]（2016）在《“语-图”互文视域中的竹林七贤图研究》文中提出竹林七贤在中国的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曾是世人争相模仿的典范,竹林七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魏晋风度的代言人。历史上对他们的记载卷帙浩繁,除了一些语言文字的记录,还有很多竹林七贤图留存于世。从现存的各类竹林七贤图中可以看出人们对竹林七贤的喜爱。竹林七贤有自我塑造的形象,又因时代不同、文化变迁,他们的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后人重塑而不断的演变。这种变化反映到图像中使竹林七贤图的创作类型趋于多样化,形成了趋仙之士的形象、半隐逸士的形象以及文士的形象。语言艺术是时间艺术,图像是空间艺术,竹林七贤图在两者转换的“缝隙”与差异性中呈现出了特有的“语-图”规律。由于在语言文本中没有对竹林之游的详细记录,为了把这一场景更好地描绘出来,从构图模式上看,创作者会采用“分列式”、“近景式”和“远景式”的构图来刻画这场竹林之游;从图文对应关系来看,有因文生图、图像的“突破”以及竹林七贤图的“离心力”三种模式;从竹林七贤图的图像叙事看,情景化叙事与包孕性叙事都给文本上有简略记载竹林之游增添了旨趣;从竹林七贤图的图像批评看,其三维模式的特点较为突出,包括对图像的批评、对竹林七贤的批评以及对创作者自身的批评。竹林七贤图的审美表征表现于图像的反叛与僭越、画家的自我关照、魏晋风度的再接受以及文人化与世俗化。图中人物的饰品、坐姿、服饰、交通方式以及着色无不透露出图像隐含着超越性,图像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达了对世俗礼教的反叛与僭越;绘画者将自我融入进图像中,并在文化隐喻中完成了艺术的自我凝视;而竹林七贤图在历史的流转中,使人们对魏晋风度也有了独特的审美接受,继而完成了其文人化与世俗化的历史进程。

二、寻找文化的另一面镜子——读《文化研究和通俗文化导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寻找文化的另一面镜子——读《文化研究和通俗文化导论》（论文提纲范文）

（1）疏离与渴求 ——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母性主题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3）冯契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佐藤大设计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后我国女性纪录片的女性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6）数字化时代反乌托邦电影的媒介图景想象（论文提纲范文）

（7）闽剧唱腔音乐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多元交织视野下的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研究 ——以制度经济学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语-图”互文视域中的竹林七贤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寻找文化的另一面镜子——读《文化研究和通俗文化导论》（论文参考文献）

• [1]疏离与渴求 ——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母性主题小说研究[D]. 黄鹤.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论新世纪上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D]. 王振锋.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3]冯契美学思想研究[D]. 张灵馨.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4]佐藤大设计思想研究[D]. 金鸿纬.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5]改革开放后我国女性纪录片的女性形象建构[D]. 宋鸽.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数字化时代反乌托邦电影的媒介图景想象[D]. 林文娇. 海南大学, 2019(04)
• [7]闽剧唱腔音乐形成研究[D]. 周伟.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5)
• [8]多元交织视野下的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研究[D]. 陈雪. 云南民族大学, 2017(05)
• [9]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研究 ——以制度经济学为视角[D]. 刘新林. 武汉大学, 2016(06)
• [10]“语-图”互文视域中的竹林七贤图研究[D]. 陈效毅. 江苏师范大学,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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