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唐纳德·肯尼迪谈2003年科技进步

一、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唐纳德·肯尼迪纵论2003年度科技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提出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尤达^[2]（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马峥^[3]（2020）在《基于信息熵的科技学术期刊评价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技期刊出版是科研成果向社会经济生产转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国在学术期刊的识别、监测、评价和管理等方面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包括:学术期刊评价理念与方法不能适应学术期刊发展、学术期刊评价思想落后于出版融合概念下的多元化发展态势、科技管理单位和科研绩效评估单位在实践中滥用、误用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和结果、学术期刊片面追求单项和关键评价指标数值而导致的学术不端和出版诚信问题。这些问题从情报学研究角度看,可以归结为学术信息集合的静态和动态的定量测度问题。信息熵正是解决信息度量问题的经典理论。本研究基于信息熵研究科技学术期刊在知识传播中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对于一个孤立知识系统,信息的引入降低了知识系统的不确定性,可以理解为通过学术期刊为系统引入负熵的作用,实现了系统的熵降低。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被看作一个信息引入过程,若论文被更广泛地传播,就表明学术期刊所供给的信息内容具有更大价值,也就更加有效地提高了整个知识系统的有序性,体现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趋于明朗和一致,对未知领域的错误理解趋于降低和消除。在期刊评价领域,知识系统可以看作期刊所提供的内容（论文）集合。对知识系统整体而言,显示度水平（概率）越高,意味着内容价值越大,也就是学术期刊为知识系统提供负熵的贡献越大。基于此假设,可以将信息熵变化作为一个定量测度信息价值水平的指标用于科技期刊评价工作。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描述知识系统信息熵的模型;以能源研究领域为样本实证计算一个以期刊论文集合构成的知识系统信息熵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在信息熵计算模型的基础上,探索从测度学术期刊对知识系统所贡献的“负熵”的全新角度,构建对学术期刊质量进行定量评价的新方法。本研究采用我国科技学术期刊大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最终成果将为我国科技学术期刊管理工作提供科学实用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本研究采取的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引文分析方法、标准化归一法来研究由学术期刊出版行为对学科知识系统所带来的信息熵变化量。采用文献调研分析法、引文分析方法、信息熵分析法、比较研究方法,将SCI数据库和E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以新能源领域的学科作为样本对信息熵变化量监测方法进行验证。采用层次分析法、引文分析方法、专家调查法构建科技学术期刊评价的准则层指标,并以我国出版的、经期刊管理部门认定为科技学术期刊进行大样本实证分析。本研究的创新点一是在学术期刊的评价思路上采用“评价知识贡献来替代评价质量”的逻辑。该定量方法与传统的引文分析方法为主的定量分析方法相比,在评价角度有所突破。二是本研究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是从信息熵评价角度出发,选择描述不确定性的相关指标。在评价方法的操作性上,针对现实存在的各类问题,从信息熵这个宏观系统状态量的测度出发进行评价,既符合我国学术期刊管理评价的实际需求,又能科学有效地对学术期刊的评价和建设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数据支持。特别是研制了“红点指标”“竞争强度”等创新指标。本研究提出了知识系统中信息熵的概念,并设计了知识系统信息熵的数学模型:因为学科发展具有显着的系统属性,因此可以把一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作为一个孤立系统进行研究。在本研究中,这个知识系统就是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集合。在这个孤立系统中,对未能明确的研究观点,存在不同的预判,即不确定性状态。这种不确定性通过这个知识系统的信息熵来表达。而随着研究发展,不断有新的有价值的信息引入,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知识系统的信息熵向着降低方向发展,也就是系统不确定性在降低。通过能源科学学科的实证研究,验证了随着时间进展,能源科学领域知识系统信息熵值呈现减少的趋势,表明该知识系统的不确定性在减少。学术期刊通过同行评议发表的论文,减少对科学问题的不明确认识,为知识系统输入有价值研究成果,也就是输入负熵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学术期刊的贡献。本研究设计了测度知识系统信息熵状态量和变化量的基本方法。为此设计了基于知识系统信息熵的期刊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确定指标体系结构和权重。该评价指标系统共包括7个准则层指标（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2014年公布认定的3713种科技学术期刊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

王雪莲^[4]（2020）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文中认为在当代社会中,信息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信息正在影响着国家战略决策和国际关系的走向,掌握全面而准确及时的信息,成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国会在参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同样需要信息。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作为美国国会的专属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信息服务与决策研究分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会研究服务局拥有同其他思想库相同的功能,同时还有别于其他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政策理念、政策主张、决策研究、提供讨论平台、举办研讨会的同时,还为国会提供各种信息数据支持服务,即数据储存服务、研究问题背景材料支撑、文摘汇编等服务,是国会的重要信息来源与政策咨询部门。美国国会的主张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对中国政策上,国会内部的看法经常不统一,因为国会中数百位的议员代表不同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受党派和院外集团的影响,难以达成统一的观点和意见。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思想库的研究,对国会立法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中,美国总统的作用当然是最关键的,然而美国国会也是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尤其在本文所关注的冷战中、后期,受国际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国情变化的影响,国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美关系起起浮浮,从中美关系打开僵局到缓慢发展,再到僵持和化险为夷,建立中美正常化外交关系,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的关系也是不断出现危机,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难点问题”,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是国会中较为敏感、重点关注的政策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研究,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是国会的一个重要的专属思想库,在国会的外交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提纲携领地分析课题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空间、研究意义。通过研究综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扫描总结。正文由四章组成,论述了1969年至1991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决策研究,具体如下:第一章对本文所讨论的思想库的概念和分类进行界定,追溯美国思想库的历史发展,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特别分析和论证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和绝大多数思想库的相同及不同之处,提出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来源,以及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各专门委员会及议员们的秘书办公室服务及影响,最后对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的论述。第二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研究,围绕着美国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历史问题的“不得不转变的观点”、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国家代表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争论、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研究分析。在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问题上,美国本着一贯阻挠的政策,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下,不断调整阻拦中国的政策,在联合国内整整阻拦了中国22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争辩,最终以美国的失败告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国际形势也发生变化,美国内部对中国的认知有了不同的声音,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这有助于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及议员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第三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分为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关系对美国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研究三个方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国会内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争辩,并提出建立正常化关系的两种提案。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西德等国已经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与中国建交的四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析,分析他们与中国建交后给本国带来的影响。中美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后,因为美国政府调整对中国的政策,美中实行战略合作,美国政府的一些作法引起国会的不满和担忧。第四章主要是关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的研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壁垒,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不断出现摩擦,国会是台湾的主要支持者。这反映了台湾当局投入巨额资金扶植院外集团来影响美国国会和政府政要的事实。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越发重要,本章从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安全、经济三方面的政策进行研究论述。结语部分对本文的总体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研究分析。由于国会的关注,因此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尤其关注,国会研究服务局针对中美关系的不同时期,分析中国问题,笔者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分析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关系。

尹玲^[5]（2019）在《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与日本就驻日美军基地及防务费用分摊问题持续出现争端,这主要是基于美日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利益是同盟牢固的纽带,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本身就是美日两国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分配和创造的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仍以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想看待亚洲事务,并利用西太平洋地区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满足其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对亚太国家进行封锁战略。而日本则认为美国的要求并未对日本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产生太多直接影响。这也就是两国在防务争端的根源——国家核心利益。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看,美日两国在防务领域的纷争可追溯到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美日安保体制成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力量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逐渐在经济领域成为了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两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引发在政治、军事与安全等领域的连锁反应。其实,美日两国在安保体制语境下各怀心事:日本希望在与美国亚太区域利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提升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借此机会突破在安保体制上的限制,向“正常国家”迈进一步;而按照美国的意愿,美日同盟的目标应该是让日本在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又必须受到美国的制约,使日本为其全球战略服务。因此,美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出现纷争也在所难免。本文旨在从中国学者角度看待美国对日安保政策,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课题的源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难度和研究创新进行阐释。正文由四章组成,以时间为节点,以美日两国安保体制的调整与变革为架构,侧重把美国对日安保政策放在美国亚太战略利益、整体战略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亚洲政策变化中,以揭示美日安保体制重构与美日同盟关系“再定义”的深层原因与深刻影响,即在冷战思维下,美日安保体制与同盟关系的不断调整与定义是美日两国为适应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同盟体制现状,两国在同盟体制内部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通过调整、缔结新的条约或合作指针,实现美日两国的利益分配与同盟关系的“再平衡”。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对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以及对日驻军问题进行述评。美国国家战略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础,该战略贯穿于美国战后历届政府的外交战略之中。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而美国对日政策又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集中体现。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深受国际战略环境的影响,其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将日本塑造成美国在该地区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为此,美国制定了以全面巩固和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军事关系,强化美日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对日政策。第二章,主要论述了6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演变。这一时期美日两国进入了调整期和适应期,美日两国关系也从冰点转向蜜月期。1960年美日两国对安保条约的首次“再定义”使美日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时的美国仍然视日本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防波堤”,并且试图进一步控制与管理日本。然而,进入60年代末,美日两国的贸易摩擦进入逐步激化时期。虽然此时美日两国的摩擦体现在了经济领域,然而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日两国在各个领域中出现的经济摩擦的起点与中心,也成为了美日双方日后在争夺政治与军事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论证了70年代美国对日安保政策的期待与不安。自《新美日安保条约》生效后,日本开始更加积极地谋求改变“美主日从”的关系状态。在这一时期,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摩擦也开始向军事与安全领域蔓延,即使两国都力图朝着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方向改善两国关系,但两国间的竞争关系成为了双方在经济、军事与安全等诸多领域产生争论与摩擦的关键的基础。第四章,主要探讨了80年代美日两国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摩擦。80年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与日本的“国际国家化”成为了两国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共同目标,美日同盟关系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提升。从这一角度讲,由美日“安保关系”向“同盟关系”的进化,赋予了美日同盟体制以新的地位与作用。“中曾根康弘—里根时代”的到来、美日“同盟关系”的明确表述,表明了日本在同盟事务中主动性的加强与维系同盟利益的倾向。美日同盟关系与日本实现大国化目标之间的联系逐渐得以建立,这也使美日共同体的思想得到了明显的加强。结语部分,通过对冷战时期美日安保体制进行述评,揭示两国政策转变的深层原因,同时对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的特点进行论述,对两国同盟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评估。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同盟体制内部的现状,美日两国就同盟体制与两国同盟关系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进行着适应性的调整与重新定义,实现美日两国同盟关系与利益分配的“再平衡”。通过对美国对日政策,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的发展与演变的研究,准确认识并勾勒出冷战时期美日两国军事与安全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力求把握两国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现实层面揭示美国对日军事与安全政策与美日关系之于亚太地区安全的时代意义。

茹亚伟^[6]（2019）在《冷战前期美国对韩国的亲西方宣传政策研究（1945-1969）》文中研究说明二战结束之后,美国陆军进驻朝鲜半岛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地区,对朝鲜半岛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重建。历史上朝鲜半岛曾作为中国朝贡体系的一部分,1910年被日本殖民,儒家文化和日本殖民主义在朝鲜半岛盛行。美军最初的重建目标是根除殖民主义残留。但是随着冷战从欧洲蔓延至亚洲,美军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美国在重建南朝鲜政权的过程中,反共成为首要目标。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对韩国的改造主要继承了美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手法,即发展科技进而改造思想的理念,美国希望对韩国进行科技援助遏制共产主义在韩国滋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打乱了美国对韩国的援助计划。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使用以行为科学为主导的宣传,争取韩国军人和普通群众的人心。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韩国的政策开始从战争状态逐渐过渡到经济发展状态。朝鲜半岛成为美苏生活方式面对面的竞争地区,整个世界特别是亚洲都在关注着这场竞争。韩国能否发展成功,成为亚洲自由世界以及第三世界评定西方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关键依据。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对在韩国实践现代化理论抱持很大兴趣,认为发展方式的竞争已经成为东西方竞争的重要内容。为了增强第三世界国家走西方发展道路的信心,美国以西方发展模式为样板支援韩国建设,但是对经济发展的过分强调反而给韩国的发展带来阻碍。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课题的源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难度和研究创新进行阐释。正文由四章组成,侧重把美国对韩国的宣传政策放在美国整体战略调整以及美国亚洲政策转变的历史语境下,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占领之初美国的重建工作。美国对南朝鲜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重建工作进行指导。但是重建面临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技术人员数量不足。韩国建国后发展逐渐平稳,美国向韩国派遣了规模庞大的军事顾问团,他们一方面弥补了韩国技术人员不足,另一方面传播美式文化。在对普通群众的宣传中,美军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向南朝鲜群众放映大量美国电影,以求改变他们的思想以实现美国的利益诉求。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在朝鲜半岛开展的心理战。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发动心理战的经验大多源于二战。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对和平时期的宣传活动一直持保留态度。随着东西方冷战态势日益明朗化,和平时期的心理战宣传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朝鲜战争是心理战宣传转入和平时期后再次被应用于战场。尽管和平时期的心理战与战争时期的有所不同,但是两者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战争宣传成为验证和平时期宣传成效的极端手段。具体到韩国,美国将行为科学研究这一新兴的心理战研究成果应用到战场,对改变韩国人的心态产生重大影响。第三章,主要论证了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韩国援助的动机和具体内容。尽管韩国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坚定盟友,但是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却不是无偿的。随着亚洲格局的变动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美国对韩国从军事战略需求转移到经济发展需求,美国希望韩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以此来对抗中国发展带来的影响。在援助韩国的过程中,美国深感由于韩国技术专家奇缺,美国制定的政策不能被韩国方面理解和采纳。为了帮助韩国更加全面地理解美国的政策,美国开始在相关技术领域对韩国人进行培训,在文化领域对韩国大学进行资助。第四章,阐释了现代化理论与韩国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冷战格局变动的年代,中苏分裂以及中国在第三世界影响力增强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谋求发展过程中正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如果美国不能对这一变革形势进行把控,那么这些国家很有可能走上共产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发展模式对亚洲国家的吸引使得美国不得不另辟蹊径,在韩国打造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模板。但是,美国在韩国推进的现代化过分侧重经济,致使韩国的政治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结语部分主要希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美韩关系应该如何定位。美国一直认为韩国的军事价值不及其政治价值,尽管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美国涉足的第一场热战,但是从战争进程中美国的政策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意图在遏制中国且首选政策是从外部包围和进行政治施压。简而言之,美国在韩国的战略定位是实现政治上与中国对抗。其次,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基于何种认知。美国对韩国政策的认知从模糊变得清晰,在此过程中美国用西方固有成见看待韩国社会,认为韩国社会弊病诸多,并且一直认为韩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其实现现代化,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主义”情结。在此过程中美国智识阶层成为影响华盛顿对不发达国家认知最重要的来源。最后,美国对韩国发展模式有何影响。美国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将这种情结转换成援助韩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必然导致韩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美国强调技术注重速度的思维被韩国人接纳,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问题视而不见,造成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

张焮^[7]（2019）在《美国中国观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启示（1949-1972）》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世界格局正在悄然发生重大深刻变化。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显着提高,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另一方面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种种危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西式“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遭遇空前挑战。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世界历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的此长彼消,预示着“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各种变化和挑战纷至沓来,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自然首当其冲。面对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精英阶层对华认知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四十余年里,美国主流对华认知基本延续的都是现实主义中国观,强调“以交流促改变”,即认为西方世界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完全可以利用商品、信息和人员等的自由流动来演变中国。但是近年来,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趋势变化,这一中国观的现实基础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不少精英人士在观念上已经不再相信美国有能力去演变中国。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两相结合之下,美国精英阶层开始密集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最为典型的论述就是2018年权威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刊文大肆否定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的现实主义中国观,提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中国、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更是直接宣称“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启。这些都可以明显看出“强硬遏制中国”的思想再次抬头。与此同时,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也是新动作不断。先是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单方面悍然发起对华贸易战;后有国会通过“台湾保证法”,要求美国政府“对台军售常态化”。种种迹象显示,在美国的对华认知上,保守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如何理解这些新变化?这些关于中国的新论述是特朗普治下的阶段性产物,亦或是美国中国观彻底转向保守主义的先兆?回溯历史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本论文通过历史研究来回应当下的这一重大问题。1949到1972年间美国中国观的发展变迁,为我们处理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点。其间,美国中国观有两次根本性转变,一是1950年从短暂占据主流的现实主义转向极端反共反华的保守主义,之后保守主义中国观长期在美占据主流;二是196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摆脱意识形态至上的保守主义桎梏,现实主义中国观重新开始缓慢崛起,最终在1972年前后确立为美国社会的新主流。本论文重点分析1960年代中后期,保守主义中国观逐渐式微和现实主义中国观走向兴盛的历程。以期通过历史性的追根溯源,来理解美国中国观的内在逻辑、探究其发展变化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美国中国观的最新变化和未来趋势进行研判,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论文将以“百万人委员会”为中心分析保守主义中国观,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中心分析现实主义中国观。本论文认为保守主义中国观的核心论述是“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现实主义中国观的核心论述是“中国统治牢固”论、“孤立中国无用”论和“以交流促改变”论。通过详细梳理1949-1972年间美国中国观发展变迁的脉络与逻辑,本论文提出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存在两大模型。实在论模型下,美国中国观由世界格局、美国形势和中国现实共同决定,其中最根本性因素是各方实力消长所带来的世界格局之变化;建构论模型下,美国中国观由美国的自我认知和美国对世界的认知共同决定,其中基础性要素是美国的自我认知。本论文强调,理解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这两个模型不可偏废,两者的结合方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基于历史分析和对中国观动力机制的探究,本论文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中国观和现实主义中国观看似不同,实则高度一致。两者都致力于维护美国霸权、化解“中国威胁”。两者都是把中国置于一个需要改造的位置上来进行审视,中心议题都是“改变中国”。不过在“如何改变”这一问题上,保守主义中国观坚持“以压促变”,而现实主义中国观提倡“以交流促改变”。也就是说,两种中国观的分歧,更多的是策略性分歧,而不是根本性分歧。正因如此,当前美国中国观的保守主义回潮,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有其内在逻辑。从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中,可以推断出美国中国观很可能会迎来一场大的转变。本论文提出,如果美国中国观在未来彻底转向保守主义,新版“中国威胁论”成为主流,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恐将很难避免。如果中美两国能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则未来的美国中国观有望超越“美国中心主义”,中美两国也有望超越价值观冲突,重回合作共赢的道路。

胡蝶^[8]（2019）在《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经济繁荣的美国凸显出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主要表现为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面对这些污染,美国各阶层通过自己的认知和态度,促使联邦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污染治理,并颁布相应法案。非政府环保组织利用媒体、电影、广告等方式宣传国家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经济利益集团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待污染问题态度消极。地方政府采用积极的治理态度,但受到州政府的限制,因此污染问题的治理始终不彻底。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以及州政府的态度和行为,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污染问题的危害性。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着作《寂静的春天》使美国各阶层更清醒地认识到联邦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必要性,并促使其出面治理。20世纪60年代的国会和两位总统: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也对60年代的环境污染问题持积极的治理态度,对联邦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案。除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成效不大,其它领域的污染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世纪60年代是自环境污染问题出现以来最为复杂的10年。这一时期是美国各阶层首次应对各复杂环境污染问题所做的尝试和努力;是联邦政府第一次扩大联邦权力,使污染治理逐渐国家化的开端;也是1960年代及其以后年代环境污染治理史上的里程碑。虽然1960年代的环境污染治理措施处于起步阶段,但颁布的污染治理法案为以后各项环境立法提供了便利和帮助,也为70年代的“环境十年”做了有力的保障,并使环保组织发展壮大。因此,20世纪60年代是环境污染问题转折的10年。二战后,美国在已有的环境污染基础上出现了更多复杂交错的污染问题。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及以农业生产为重点的弗罗里达州的空气污染问题,成为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空气污染的典型代表,并已发展到全国。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由于工业废水和城市废品每天的大量排入,淡水湖水域遭到破坏。固体废弃物污染中的有毒化学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传播,对人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危害。到了20世纪6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不再是一州或者一个地方的区域性问题,无论是空气、水,还是固体废弃物,它们都具有传播性,成为全国性的污染问题。导致出现这些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二战后,军事工业继续发展,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美国环境负担过重。工业发展使原材料迅速减少,森林面积快速消失,工厂丢弃的固体污染物、排放的污水和废气,污染了环境。经济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加大了污染环境的步伐。加之化学用品如杀虫剂的普遍使用,加重了污染程度。这些二战后的社会变化,导致了在20世纪60年代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进一步凸显。这些环境污染问题使公众意识到,环境污染已不再是片面的、独立的问题,需要联邦政府扩大自己的治理权力,与各州、地方,以及各利益集团共同合作。面对环境污染的加重和凸显,美国各阶层通过自己的认知和态度,促使联邦政府进行污染治理,并颁布相应法案。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固体废弃物的危害性,因此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成效不明显。但空气污染、水污染及荒野治理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这一时期的环境污染治理措施处于起步阶段,但1960年代实施的污染治理对策,为以后各项环境立法提供了便利和帮助,为70年代的“环境十年”做了有力的保障,也使环保组织发展壮大。因此,20世纪60年代是环境污染问题转折的10年。

张宪军^[9]（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张维红^[10]（2018）在《大学社会责任探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各种危机的逐渐凸现,大学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彰显。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的逐步推进,随着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的不断变化,随着人们对大学本质、大学组织属性、大学职能,以及大学与社会关系等认识的不断深化,大学社会责任逐渐成为一个日益备受关注的话题。大学社会责任几乎成了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者、大学校长等的日常用语,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进行诠释、言说。面对众说纷纭的大学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哲学的追问,需要理论的探讨。大学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大学社会责任有无边界?大学社会责任的价值何在?如何认识大学社会责任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关系?如何认识大学社会责任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现代大学治理之间的关系?……等等,对这些基础问题进行尝试性的解读,是当前大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了大学社会责任这个主题,大体遵循“历史嬗变——概念界定一—要素解读——特征分析”的整体思路,综合运用哲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究,力图勾勒出其历史嬗变轨迹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整合性的大学社会责任概念,探讨了大学社会责任的核心构成要素,揭示了大学社会责任的主要特征。主要研究结论与创新点如下:一、大学社会责任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是一个开放性概念,是一个“份内之事”与“份外之事”有机统一的概念,是一个共性与个性和谐共存的概念,是一个同一与差异协同发展的概念。尽管大学社会责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具有不同的内容,尽管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与职能不断变化,尽管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大学立足于知识生产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等基本内容始终不会改变,大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始终存在。二、大学组织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大学社会责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现代社会中,大学既是一般的社会组织,也是一种学术组织;既是一种伦理道德组织,也是一种利益相关方组织,同时还兼具有一定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功能。大学与社会是一种双向共生互动的关系。社会对大学约束作用的强弱,就是大学履行社会责任的自由度的大小。责任理解的多维度也为我们理解大学社会责任增添了许多难度。责任是由责任主体与“主体以外的其他”共同确定的,是自然责任与角色责任的有机统一,是理念与行动、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三、大学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社会意义与方式,是大学对社会的期待与要求作出的反应,是从责任角度对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整体描述,是大学与社会关系的集合体,是一个多维度、多功能、多层次的复合性概念。狭义的大学社会责任是指大学根据社会分工理论确定的角色定位而应对社会承担的角色责任。广义的大学社会责任是指大学通过透明和伦理方式,有效管理其活动对利益相关方、社会和环境所产生影响,实现大学、社会、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为。四、大学社会责任的核心构成要素是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方、透明、伦理、参与和评估等。这六个要素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大学社会责任。整体上看,大学社会责任的目的和核心是可持续发展,即实现大学、社会、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对象是包括环境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基本要求是透明和伦理,根本方法和手段是参与和评估。五、大学社会责任的主要特征是学术性与社会性、理念性与实践性、同一性与差异性、有限性与无限性、适切性与超适切性的有机统一。

二、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唐纳德·肯尼迪纵论2003年度科技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唐纳德·肯尼迪纵论2003年度科技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2）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基于信息熵的科技学术期刊评价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论文提纲范文）

（5）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论文提纲范文）

（6）冷战前期美国对韩国的亲西方宣传政策研究（1945-1969）（论文提纲范文）

（7）美国中国观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启示（1949-1972）（论文提纲范文）

（8）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大学社会责任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唐纳德·肯尼迪纵论2003年度科技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基于信息熵的科技学术期刊评价方法研究[D]. 马峥. 南京大学, 2020(10)
• [4]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D]. 王雪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美国对日本的安保政策研究（1961-1989）[D]. 尹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6]冷战前期美国对韩国的亲西方宣传政策研究（1945-1969）[D]. 茹亚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美国中国观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启示（1949-1972）[D]. 张焮.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8]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D]. 胡蝶.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9]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10]大学社会责任探究[D]. 张维红. 厦门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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