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中国入世一年标志性事件回放(论文文献综述)
许春燕[1](2021)在《现代汉语承诺类言语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承诺类言语行为是指言语交际主体单方或双方约定未来做某事。作为言语行为理论的一个重要类别,它广泛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承诺类言语交际的过程也是承诺交际意图实现的过程,是承诺主体经过层层选择,最终确定某一具体话语形式表达承诺意图的过程。说话人选择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既有语言内部结构的制约,又有语言外部因素的调节,选择过程的条件即承诺话语形式的实现机制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全文由5个章节和一个结语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立场、研究思路、研究问题、语料来源和研究价值。有关现代汉语承诺类言语交际的研究,目前研究者们主要从形式立场出发,不同程度地解释了承诺言语行为,但缺陷也很明显,形式立场的研究很难揭示出这些形式是如何实现的。本文从语言的功能立场出发,将完成承诺的表达视为一种承诺言语行为,在承诺言语行为的框架下阐释汉语承诺言语行为的整体,探讨承诺交际意图实现的过程中,承诺话语的实现机制。第2章明确了承诺类言语行为的内涵、特征和结构。承诺类言语行为与其他类别的言语行为界限明晰,特征明显。它的底层结构存在于一切表达承诺意图的话语形式之中。根据交际经验,承诺类言语行为结构共有四个构成要素,即承诺主体、承诺意图(包括承诺意向和承诺事项)、承诺形式和语境。这些要素无论是否出现在话语形式之中,它们都始终作为结构要素存在。第3章阐述了承诺类言语行为的语言表征。在语言层面,词表征了语义范畴,是具有指称功能的最基本的符号单位。承诺言语行为结构的要素中,只有承诺意向能够在语言层面表征出来。能够表征承诺意向的主要是承诺言语行为动词、部分表达说话人意愿的词语,以及某些习惯表达。第4章讨论了承诺类言语行为的话语形式。交际中表达承诺交际意图的话语形式多种多样,我们首先通过排列组合的方法,归纳出可能存在的64种表达承诺交际意图的语义序列;然后根据语言经验和语料整理出现代汉语中存在的语义序列,共23种;再次,从承诺类言语行为整体角度和承诺言语行为结构要素角度,讨论了各自具体的话语形式,为进一步讨论承诺话语形式的实现机制奠定基础。第5章探讨了承诺类言语行为的话语实现条件。交际意图实现的过程,就是说话人进行三个阶段选择的过程,首先,承诺主体确定哪些承诺言语行为结构要素实现为具体的话语形式;其次,将选定的语义结构和语言符号实现为具体的话语形式;再次,将非线性的结构要素进行线性排列。本章重点讨论选择的条件,即承诺话语形式的实现机制。结语部分梳理并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结论,第一,概括了承诺类言语行为的特征;第二,明确了承诺类言语行为的结构;第三,区分了承诺的语言表征和话语形式;第四,探索并总结了承诺话语的实现机制。同时对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出了构想,第一,语料的进一步分析与整理。表达承诺的话语形式极其丰富,话语中表达承诺类言语行为结构要素的形式多种多样,承诺言语行为结构要素的具体实现形式的提炼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尤其是承诺事项部分,还可能存在更多表达承诺事项的话语形式类型,需进一步归纳总结;第二,承诺交际意图实现的过程中,承诺主体依据极为复杂的条件进行层层选择,本文发现了其中的一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对具体话语形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思考方向,但仍需进一步系统化;第三,本文在语言层面和话语层面讨论承诺交际意图实现过程中,缺少现代汉语与其他语言(如英语)的对比。通过对比,可以考察现代汉语表达承诺意图的话语形式特征。这都有待于日后会继续整理发掘更多汉语表达承诺意图的话语形式的特征。
陈少洁[2](2021)在《国家庆典仪式的媒介呈现与国家共同体的构建 ——以《人民日报》国庆阅兵报道(1949-2019)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
董俊[3](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曹晋彰[4](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刘秀珍[5](2019)在《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多元文化语境的发展赋予了文学创作较为包容的论述空间。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与全球化时代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和社会及个人联系最为紧密的散文创作出现了异于前代的较大变化与革新。散文创作主体性意识日益凸显,主题与题材趋向多元化,在散文艺术的经营上也呈现了鲜明的创新姿态。台湾散文近三十年的发展既展现了作为文学创作最大宗的散文如何被商品化浪潮裹挟并消费化的历程,也在代际更替中反映了创作主体既呼应传统、又努力开辟新的艺术表现路径的尝试。本论文一方面力图概括其近三十年台湾散文在社会及文学思潮变化影响下的主要特征及变迁走向,另一面则选择代表性作品与创作现象展开论述,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组构全文框架,企望形成具有史论意义的研究结论。本论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绪论部分回顾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现状,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及研究内容和思路。第一章“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从“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本土化运动下的文化建构”“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三方面来分析90年代以来散文的生成语境,着眼于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影响辨析,梳理散文创作的外部环境特征。第二章“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则力图提炼90年代至今台湾散文创作彰显的主体精神特质与个性风貌,从女性主体性构建、边缘族群主体建构、乡土意识及原乡情怀等方面来探析散文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选择,追索贯穿文本的主体精神,缀连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多元文化性格构图。第三章“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梳理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多样化特征,选取有代表性的散文创作现象加以解读,凸显散文创作进程中的继承与革新,并以“都市散文”“家族散文”“怀旧散文”为重点展开讨论。第四章主要论述散文的艺术新变。第一节讨论散文文体意识的“出位”与虚构议题,梳理台湾文坛有关散文文体内涵、散文跨界、散文虚构的主要观点,评述散文出位现象及由于散文虚构产生的论争,并就文学奖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辨析;第二节则以作品为例,讨论散文艺术革新的具体表现,包括散文创作的“出位”现象分析、散文意象的刻意经营以及散文情感叙述方式对传统的颠覆。第三节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空间书写置于后现代主义视野加以讨论,以凸显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第五章则撷取了部分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加强前述论证,以个案呈现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脉络与流变轨迹。结语部分总结了台湾散文的发展阶段与创作队伍的代际构成,立足散文创作内外视角评述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整体特征及文学史价值,肯定其对散文艺术创新的探索,并提出对台湾散文创作未来走向的思考,认为台湾散文未来在注重个体生命意义探究的同时,创作主体需要更深层次的自省与积淀,重建人文关怀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应当纳入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关怀。
李国敏[6](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认为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王梓而[7](2020)在《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研究(2015年10月-2019年4月)》文中研究指明高考作为我国现代教育考试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选拨人才的重要衡量依据。2014年,新高考改革启动,浙江省作为首批试点,取消文理分科,实行“必考3+选考3”模式,首次高中历史选考于2015年10月举行。本文在新高考背景下,立足于8套高中历史选考试卷,运用历史教育学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探求试卷突出的特点,分析试题的亮点与不足,并对高中历史教学提出建议。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选题缘由、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与不足等方面的介绍,探讨了本文研究的价值。第二部分介绍了新课程改革以来浙江省历史高考的流变以及重点突出了历史科目在选考阶段的概况。第三部分以具体试题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论述了历史选考的题型、内容和特点。第四部分从试题命制的成功之处如体现核心素养、现实关怀与知识整合三个方面,不足之处如战争史内容考查多与试题区分度不明显两个方面,从亮点与不足两个角度进行评价。第五部分从试题反映出的问题对高中历史教学提出应重视学科基础知识、注重史料分析训练、渗透史学研究方法与加强自身综合素养等四点建议。本文在新高考形势下进行试题研究,旨在对首批试点的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进行分析,希冀对高中历史选考试题的命制工作与高中历史教学提供些许借鉴。
林啸[8](2018)在《毕沅诗歌研究》文中认为毕沅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封疆大吏,自三十一岁状元及第便走上仕途,从此一路官运亨通,官至湖广总督。在当时繁荣稳定的环境下,毕氏更是手不释卷,铅椠不去手,醉心于学术,在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多有建树,成为有清一代少有的学术型官员之一。在乾隆时期的诗坛上,他与同时代的沈德潜、袁枚一起,成为了统领诗坛的三驾马车,并以其巨大的号召力影响着当时诗坛。自升任陕西巡抚后,毕沅广纳幕宾,将有才之士集于自己幕中,幕宾间、幕宾与幕主间在经学、史学、文学上互相交流、互相切磋,学术成果颇丰,成为同时代规模最盛、亦最负盛名的幕府。沈德潜去世后,在沈氏缺席的乾隆中后期诗坛,毕沅、袁枚担当大任,袁枚以其在野身份,而毕沅则以在朝重臣的身份,在文学领域大放异彩,共同推动了清代文学的发展。或因其身份特殊,且在经学、史学方面的成就掩盖了文学成就,学界对于毕氏诗歌的研究甚少。在前期收集、梳理了毕氏所留下的两千三百余首诗歌的基础上,论文从相关文献入手,对诗歌进行了归纳、整理和分析,力争文史结合,诗史互证,以期能够肯定毕沅的诗学成就。全文由绪言、正文、附录三部分组成。绪言内容为研究现状综述和论文的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正文经过对毕沅诗歌的归纳整理,首先得出了毕氏诗歌主要由纪行诗、题画诗、政务诗等三大类主题组成的结论。其中,纪行诗以山水之乐、亲友之爱、物产之富为主题,在纪行风光的同时,记录了毕沅的人生轨迹;题画诗以诗赏画、鉴画,于细微之处得以窥见毕氏的收藏风格和“习静有佳趣,求工无好文”这种不刻意的诗歌创作态度,以及毕氏对南宗画派温润柔和之风的崇尚;政务诗以诗证史,侧面佐证了毕沅在任期间的政绩。政务诗多以叙事为主,并以实录的形式完成了对毕沅政绩的描写。诗分农事诗、战事诗和政事诗,农事诗中的灾害诗、悯农诗、水利诗在反映毕氏政绩的同时,也观照到了其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仁”心,战事诗则道出了毕氏忠君爱国的“忠”心、政事诗展现了毕氏卓越的政治才干。另外,除此三类诗,毕氏还有论学诗、论史诗、恭和御制诗、游仙诗等,题材甚为丰富;其次,探讨了毕氏诗歌的地域性、宗宋、包容性,以及诗歌的“经世”等四个特征。毕沅的诗歌创作与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毕沅曾相继在河南、陕西、山东、湖南、湖北为官,其中陕西是其任职时间最长之地,毕氏曾有着抚陕十三载的仕宦经历,在此地,毕氏开幕府、集幕宾,彼此诗酒唱和,互相砥砺切磋,可谓惺惺相惜,其政治才能、学术影响力均在秦地得以充分发挥。对相关诗歌进行研究,有利于了解毕氏和秦地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互动;从毕氏在诗歌中、生活中对苏轼的钟爱,可看出其诗歌的宗宋倾向,其“兼收并蓄”“华实兼采”的诗歌创作原则,增强了诗歌题材、内容的包容性,而“经世致用”的诗歌创作理念则增加了诗歌的现实感,但文学性有所降低。最后,总结毕氏诗歌的特色与成就,毕沅的诗歌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数量众多,为清代诗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素材,毕氏的纪行诗无论在题材的扩展、审美情趣的求真倾向以及表现手法的拓宽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诗歌的保存亦有利于对毕氏及学术研究的传承和延续,而“兼收并蓄”“经世治学”的理念在诗歌范畴可谓“利弊兼具”,对毕沅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毕沅的诗歌仍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郑天[9](2017)在《新时期的传播战役 ——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文中认为学者陈嬿如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案例的研究直接促发了本研究开展,作为社会动员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研究成果,她对三大传播战役的分析具有重大价值。50周年案例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非常复杂,国内80年代末社会一度局部动荡,国外又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历史大事。如何妥善弥合革命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和市场经济时代需要的实用主义之间的鸿沟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学者立足于这样的国内外环境,运用扎根理论对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案例资料进行分析。她发现这次传播战役和以往的社会动员在传播机制和传播效果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并重新解读了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中国社会经过二十多年的变迁,国际环境、国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不断呈现出新发展和新问题,中国作为巨大的社会试验场具备了重要的研究价值。国际环境中,日本政坛不断右倾化且在2015年9月19日凌晨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其一系列旨在谋求正常化大国、军事大国的举动引发外界关注;日本社会也逐渐右倾化,除去国内政坛不断美化侵略史观、主张正常化大国和军事大国路线等右倾化行为的影响和渲染之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等一些外部事件也引发了日本社会不安全感加剧,因此日本社会本身的国民心态逐渐发生变化;美日同盟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美国遭遇9· 11恐怖袭击后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反恐战争,美日关系在这一阶段由原有的美主日从逐渐走向美日同盟,这对亚太局势安全也构成威胁。国内环境也出现了巨大变化,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处在转型期,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棘手。虽然中国顺利度过了金融危机,GDP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但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必须要兼顾民生。各方利益矛盾在这个时期凸显,各种冲突也借由互联网变得极易成为舆论热点,这更加大了社会风险与执政难度。媒介技术在这二十多年突飞猛进,媒介技术的变革不仅影响到了传播方式的变革,也易引发思维变革,而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避免信息霸权主义的负面影响也关系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和执政党的合法执政地位。而本研究以对社会动员和国家发展的文献梳理为理论依托,基于个案研究法,参考了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并借鉴了学者陈嬿如的研究框架,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案例当中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开展分析。试图发现本次案例的传播机制和传播效果与以往的社会动员和传播战役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也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发展传播学的本土化提供一个新样本。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选题缘起和研究问题;第二章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了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三章按照重大时间节点对整个70周年案例的开展进行了详细梳理,按照唤醒记忆——激活记忆——升华记忆——延续记忆的传播链条对传播过程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对传播活动的功能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传媒在整个案例当中烘托了“伟大民族的英雄史诗”这一主题,凸显了“东方主战场”和“中流砥柱”两个概念,并且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发掘出了传播活动对集体记忆塑造的策略与方法,这实际上对整个传播活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第五章是结论部分,将70周年案例与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动员和传播战役进行了详细对比,从传播活动的目标、过程、机制、特点与功能等角度分析了变与不变。笔者发现70周年案例与过去相比在传播目标上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并没有拘泥于某一个精神目标或实际目标。多元化的目标更加顺应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符合了受众的期待,也更加符合以塑造民族国家认同为策略的传播特点。传播的过程也不再依靠某一个官方机构、某一领导人或者官方媒体的发声作为传播活动的开端,而是依靠长时段浸润式传播,有阶段有重点地开展。这样既做到了自然而然地传播,营造了氛围,又不失重点地打造了媒介事件,赋予其重大意义。这很好地完成了对集体记忆的塑造,提升了民族凝聚力。传播的机制从灌输式传播转向了以塑造认同为主的方式,这种变化体现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在国内外环境与媒介技术的变革促使之下发生的转变,也意味着不同组织机构的配合更加紧密,宣传工作更加精巧。本次传播活动中,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制作了大量专题栏目和相关板块,内容丰富,特点突出。传统媒体发挥各自优势,打造了一批重量级栏目、板块,以立体丰富的长时段报道吸引受众,电视媒体在胜利日当天的特别节目中打造了万众瞩目的媒介事件。新媒体能够借助多种形式开展报道,以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多种载体实现了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其中传统媒体的网站依托其母体,做到了内容为王。商业媒体网站则依托自身特色,发挥专长,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笔者还从发展传播学的终极目标入手分析了本次传播战役的变化,“发展”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解放,这一概念也可以在执政党的各种表述当中得到印证。本次传播战役通过对历史资源的运用和解读,较好地向受众传达了十四年抗战的知识。这不仅使受众在长时段的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还完成了对受众精神层面的指引。传播战役不仅提升了民族凝聚力,还是执政党努力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巩固执政合法地位的一次尝试。本研究对70周年案例进行长时期跟踪分析,从海量资料中提取传播活动的相关信息,捕捉到了新时期传播战役的变与不变。依据个案研究的方法和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进行研究,研究者自身不能对资料进行过分阐释,一切都要依据资料说话,唯此才能做到客观公正。同时这也是对发展传播学中社会动员与国家发展研究的一个继承与补充。
戴进[10](2016)在《国际足球报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足球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当今世界足球水平最高的地区首推欧洲、其次是南美,欧洲同时又拥有最悠久的现代足球报道历史、以及发达的传媒市场,中国足球报道也具有自身的特征。国际足球报道在形成自身特色和经验的同时也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如足球报道体现的文化多元化程度是否已经超越了奥林匹克文化整体传播水准?国家意识形态对足球报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新媒体环境和传播技术给足球报道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国际足联等体育组织的传播策略与足球报道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状态?国际足球报道版权市场现状对足球报道形成了怎样的冲击?为此本文拟主要从六个方面对国际足球报道进行研究、并试图寻找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从而为中国足球报道的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第一章绪论,阐述了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针对国内外关于足球报道、体育项目传播和比较新闻传播及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研究形成了文献综述,这成为本文研究的基础。第二章本体论对足球报道的自身规律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足球报道的国际化趋势和跨文化传播、小众化传播趋势下的专业化要求、现场化报道规律下的细节化呈现等内容。第三章业务论研究了现阶段足球报道业务发展现状和问题,以2014年巴西世界杯报道为例,梳理了巴西、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报道的特点和风格,分析了中国世界杯报道的特征、并对世界杯报道的互动性传播进行了研究。第四章观念论探讨了国家意识形态对足球报道的影响,在分析足球运动与政治关联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了在国家“维护”观念背景下足球报道的典型作用、民族主义情绪与媒介霸权对足球报道的影响等问题。第五章组织论研究了国际足联等体育组织的传播策略对足球报道的影响,分析了国际足联等机构通过掌控传播主动权、提升专业性报道要求、保护广告赞助机构利益、积极传播自身价值观等方式对足球报道形成的影响。第六章版权论探讨了国际足球报道版权环境对足球报道产生的作用,在厘清足球赛事着作权性质的基础上,以电视转播为重点研究了足球报道版权现状、国际版权市场特征及对足球报道的作用。第七章本土论在梳理中国足球报道风格演变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的足球典型报道、地域性冲突等特色问题,探讨了在国际足球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足球报道如何立足本土文化、以在变革和发展中的坚守去实现在坚守中的发展。通过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在国际足球赛事组织专业化构建的背景下,足球报道呈现出传播理念跨文化接轨、传播范围全民化推广、报道版权细分化维护、传播品质公平化提升、传播技术分众化制作等规律性特征。中国足球报道应当在坚守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把握足球报道的规律,通过广泛学习其它国家的先进文化和报道经验、努力实现中国足球报道方式和内容的提升。
二、2002:中国入世一年标志性事件回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中国入世一年标志性事件回放(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汉语承诺类言语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对象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 |
1.2.2 国内研究 |
1.3 研究立场和研究思路 |
1.3.1 研究立场 |
1.3.2 研究思路 |
1.3.3 研究的主要问题 |
1.4 语料来源 |
1.5 研究价值 |
1.5.1 理论价值 |
1.5.2 实践价值 |
第2章 承诺类言语行为的性质与结构 |
2.1 承诺类言语行为的内涵 |
2.2 承诺类言语行为的特征 |
2.3 承诺类言语行为结构 |
2.3.1 承诺主体 |
2.3.1.1 单向承诺 |
2.3.1.2 双向承诺 |
2.3.1.3 承诺者自我承诺 |
2.3.2 承诺交际意图 |
2.3.2.1 承诺交际意图的构成 |
2.3.2.2 承诺意向 |
2.3.2.3 承诺事项 |
2.3.3 承诺的形式 |
2.3.4 承诺类言语行为的语境 |
2.3.4.1 日常交际和非日常正式交际 |
2.3.4.2 口语环境和书面环境 |
2.3.4.3 营销和非营销环境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承诺类言语行为的语言表征 |
3.1 表征承诺意向的词及习惯表达 |
3.1.1 承诺动词 |
3.1.1.1 答应型动词 |
3.1.1.2 保证型动词 |
3.1.1.3 承诺型动词 |
3.1.1.4 发誓型动词 |
3.1.2 表意愿的词 |
3.1.2.1 语气副词“一定” |
3.1.2.2 能愿动词 |
3.1.3 习惯表达 |
3.2 本章小结 |
第4章 承诺类言语行为的话语形式 |
4.1 承诺类言语行为可能的话语形式 |
4.2 承诺类言语行为整体的话语形式 |
4.2.1 有标记的话语形式 |
4.2.1.1 一项要素 |
4.2.1.2 两项要素 |
4.2.1.3 三项要素 |
4.2.1.4 四项要素 |
4.2.1.5 五项要素 |
4.2.2 无标记的话语形式 |
4.2.2.1 一项要素 |
4.2.2.2 两项要素 |
4.2.2.3 关系结构 |
4.3 承诺言语行为各要素的话语形式 |
4.3.1 承诺主体的话语形式 |
4.3.1.1 单向承诺的话语形式 |
4.3.1.2 双向承诺的话语形式 |
4.3.1.3 承诺者自我承诺的话语形式 |
4.3.2 承诺交际意图的话语形式 |
4.3.2.1 承诺意向的话语形式 |
4.3.2.2 承诺事项的话语形式 |
4.3.3 不同语境中的承诺话语形式 |
4.3.3.1 日常交际和非日常正式交际 |
4.3.3.2 口语环境和书面环境 |
4.3.3.3 营销和非营销环境 |
4.4 语言形式与话语形式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承诺类言语行为的话语实现条件 |
5.1 承诺言语行为结构要素的选择 |
5.1.1 承诺主体的选择条件 |
5.1.1.1 单向承诺中的条件 |
5.1.1.2 双向承诺中的条件 |
5.1.1.3 承诺者自我承诺中的条件 |
5.1.2 承诺意向的选择条件 |
5.1.3 承诺事项的选择条件 |
5.1.4 承诺语境的选择条件 |
5.2 承诺类言语行为要素的指称条件 |
5.2.1 承诺主体的指称条件 |
5.2.1.1 单向承诺主体的指称条件 |
5.2.1.2 双向承诺主体的指称条件 |
5.2.1.3 承诺者自我承诺主体的指称条件 |
5.2.2 承诺意向的指称条件 |
5.2.2.1 语义条件 |
5.2.2.2 语体条件 |
5.2.3 承诺事项的指称条件 |
5.2.4 承诺语境的指称条件 |
5.3 承诺言语行为结构要素的线性排列条件 |
5.3.1 意向凸显条件 |
5.3.2 事项凸显条件 |
5.4 承诺话语形式实现的一般工作程序 |
5.5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A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3)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写作缘起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第一章 方法源头: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
第一节 否定性的“文化生产” |
第二节 神话化的“文化生产” |
第三节 经济学的“文化生产” |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 |
小结 |
第二章 观念前提: 艺术的观念史反思 |
第一节 作为概念的艺术 |
第二节 文艺复兴与艺术家的独立 |
第三节 启蒙运动与美学的诞生 |
第四节 浪漫—唯美—先锋: 艺术的神话 |
小结 |
第三章 观念前提: 文化的观念史反思 |
第一节 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 |
第二节 时空框架中的文化 |
第三节 现代神话与神话观念 |
第四节 文化的神话透视 |
小结 |
第四章 理论语境: 文化理论与文化转向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起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脉络 |
第三节 后现代与文化转向 |
小结 |
第五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条路径 |
第一节 社会学路径 |
第二节 历史学路径 |
第三节 传播学路径 |
第四节 经济学路径 |
小结 |
第六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 |
第一节 技术视角: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 |
第二节 大众视角: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
第三节 组织视角: 莫兰的生产—创造辩证法 |
第四节 权力视角: 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 |
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已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问题提出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
第一章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 |
第一节 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 |
第二节 本土化运动下的乡土文化语境建构 |
第三节 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 |
第二章 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 |
第一节 女性主体性的凸显与建构 |
第二节 边缘族群的主体意识建构 |
第三节 乡土意识与在地情怀的展现 |
第三章 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 |
第一节 创作主题的多向拓展与融合 |
第二节 都市散文: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向书写 |
第三节 家族散文:生命救赎与记忆书写中的反叛传统 |
第四节 怀旧散文:斑驳记忆的多样化呈现 |
第四章 散文的艺术特色及流变 |
第一节 散文的“出位”与虚构思考 |
第二节 散文艺术的创新与变化 |
第三节 后现代视域下的散文空间书写 |
第五章 散文作家个案研究 |
第一节 “晃荡”的生活美学:舒国治散文论 |
第二节 由“纯美”到“怪咖”:周芬伶散文的另类书写 |
第三节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微物书写与时尚拆解—张小虹散文论 |
第四节 简媜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本论文述及主要作家简介 |
附录二 台湾地区关于散文研究博硕士学位论文统计(1990-2016) |
附录三 九歌年度散文选目录(1981-2017)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6)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四、论文的结构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三、跨国公司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一、后危机时代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一、非政治风险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结论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研究(2015年10月-2019年4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 概念界定 |
三 研究现状 |
四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五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新课改以来浙江省历史高考演变及高中历史选考概况 |
第一节 新课改以来浙江省历史高考演变 |
一 文科综合阶段 |
二 历史选考阶段 |
第二节 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概况 |
一 命题依据 |
二 考试内容 |
三 考试要求 |
四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
第二章 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分析 |
第一节 题型分析 |
一 选择题 |
二 非选择题 |
第二节 内容分析 |
一 中国史与世界史内容分析 |
二 必修与选修模块内容分析 |
第三节 试题特点 |
一 继承传统,史学素养 |
二 史地结合,时空观念 |
三 覆盖全面,考查细致 |
四 阅读理解,挖掘内涵 |
第三章 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评价 |
第一节 试题反映的成功之处 |
一 核心素养贯穿始终 |
二 现实关怀穿插其中 |
三 知识内容深度整合 |
第二节 试题存在的不足之处 |
一 战争史内容考查多 |
二 试题区分度不明显 |
第四章 关于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的教学建议 |
第一节 重视学科基础知识 |
第二节 注重史料分析训练 |
第三节 渗透史学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加强自身综合素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毕沅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选题思路 |
四、研究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毕沅生平着述 |
第一节 毕沅生平 |
一、生平事迹 |
二、母教影响下的学术之路 |
第二节 毕沅的着述情况 |
一、毕沅着述 |
二、《灵岩山人诗集》集结过程 |
第二章 毕沅与吴中七子的交游与互动 |
第一节 相聚沈门:毕沅与吴中七子 |
第二节 豪情未已:毕沅与钱大昕 |
第三节 同宦同游:毕沅与王昶 |
第四节 相知相惜:毕沅与其他四子 |
第三章 毕沅的纪行诗 |
第一节 毕沅纪行诗综述 |
第二节 毕沅纪行诗的主题 |
一、山水之乐 |
二、亲友之爱 |
三、物产之富 |
第三节 毕沅纪行诗的特点 |
一、“行必有诗”的日记式纪行 |
二、题材的丰富与拓宽 |
三、诗风诗境的转变与提升 |
第四章 毕沅的题画诗 |
第一节 题画诗综述 |
一、创作数量:类型多样数量丰赡 |
二、创作条件:收藏品鉴积累历练 |
三、创作动机:亲友影响互品互鉴 |
第二节 毕沅题画诗的主题 |
一、证画迹述画史 |
二、评画作述画理 |
三、补画意巧布局 |
第三节 毕沅题画诗的“扬南宗”特征 |
一、钟爱南宗画派画家 |
二、收藏南宗画派画作 |
第五章 毕沅的政务诗 |
第一节 毕沅政务诗综述 |
第二节 毕沅政务诗的主题 |
一、毕沅的农事诗 |
二、毕沅的战事诗 |
三、毕沅的政事诗 |
第三节 毕沅政务诗的叙事特征 |
一、诗序结合,增强诗歌“记事”功能 |
二、叙事如画,描绘社会人生百态 |
三、政务诗歌的组诗化倾向 |
第六章 毕沅的其他诗歌题材 |
第一节 毕沅的论学诗 |
第二节 毕沅的论史诗 |
第三节 毕沅的其他题材诗歌 |
第七章 毕沅诗歌的特色与成就 |
第一节 毕沅诗歌的特色 |
一、毕沅诗歌的地域性特色 |
二、毕沅诗歌的尊苏特色 |
三、毕沅诗歌的包容性特色 |
四、毕沅诗歌的经世特色 |
第二节 毕沅诗歌的成就 |
一、毕沅诗歌与清代诗学 |
二、毕沅诗歌与其人生 |
三、毕沅诗歌与历史互证 |
四、毕沅诗歌与地域文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新时期的传播战役 ——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1.1 国际环境 |
1.1.2 国内环境 |
1.1.3 新传播技术的发展 |
1.2 研究问题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
2.1 发展传播学的诞生与引入 |
2.1.1 关注人的现代化——受众研究 |
2.1.2 大量实证主义着作促使发展传播学发展 |
2.1.3 传媒与农村发展成为热点 |
2.2 社会动员与中国社会 |
2.2.1 群众运动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
2.2.2 传播战役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
2.3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关怀 |
2.4 研究方法 |
2.5 研究意义 |
2.5.1 学术意义 |
2.5.2 现实意义 |
第三章 传播过程分析 |
3.1 唤醒记忆(清明节前后开始,以欧洲战场胜利日为小高潮) |
3.1.1 前期铺垫 |
3.1.2 小高潮——习近平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 |
3.1.3 小结 |
3.2 激活记忆(围绕七七事变全面开展传播活动) |
3.2.1 民族记忆的全面激活 |
3.2.2 小结 |
3.3 升华记忆(从8·15日本投降日到9·3胜利日) |
3.3.1 各方准备形成期待感 |
3.3.2 从实时转场到中国的阅兵时间 |
3.3.3 胜利日的不朽化 |
3.3.4 小结 |
3.4 延续记忆 |
小结 |
第四章 传播功能分析 |
4.1 解读历史 |
4.1.1 伟大民族的英雄史诗 |
4.1.2 东方主战场与中流砥柱 |
4.2 重塑集体记忆 |
4.2.1 征集与召唤记忆 |
4.2.2 展示与收藏记忆 |
4.2.3 追寻与重访记忆 |
4.2.4 绘制与雕刻记忆 |
4.2.5 创作与呈现记忆 |
4.2.6 测试与巩固记忆 |
4.3 小结 |
第五章 结论 |
5.1 多元化的传播目标 |
5.2 立体丰富的传播过程 |
5.3 以塑造认同为主的传播机制 |
5.4 因媒而异的传播特点 |
5.5 传播战役与国家发展 |
5.5.1 大众传播与民族凝聚力 |
5.5.2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10)国际足球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意义 |
(四)文献综述 |
(五)研究方法 |
二、本体论:足球报道的自身规律 |
(一)足球报道的国际化趋势和跨文化传播 |
(二)小众化传播趋势下足球报道的专业化要求 |
(三)现场化足球报道的细节化呈现 |
三、业务论:当前足球报道业务发展现状与问题 |
(一)主要国家世界杯报道的特点分析 |
(二)中国世界杯报道的包容性和娱乐化倾向 |
(三)中国世界杯报道互动性传播分析 |
四、观念论:国家意识形态对足球报道的影响 |
(一)足球运动与政治的关联 |
(二)“维护”观念背景下足球报道的典型作用 |
(三)民族主义情绪和媒介霸权对足球报道的影响 |
五、组织论:国际足联等体育组织传播策略与足球报道 |
(一)国际足联等机构传播主动权的掌控及对足球报道的影响 |
(二)国际足联等机构专业性传播要求与媒体报道的契合 |
(三)广告赞助因素对国际足联等机构传播政策的影响 |
(四)国际足联等机构价值观传播及对足球报道的影响 |
六、版权论:当前着作权环境对足球报道的影响 |
(一)足球赛事着作权的争议与否定 |
(二)足球赛事报道着作权现状分析-以电视转播为例 |
(三)足球赛事报道版权市场特征及其影响 |
七、本土论:中国足球报道的变革与坚守 |
(一)中国足球报道的风格演变 |
(二)中国足球的典型报道和地域性冲突 |
(三)中国足球报道在扬弃中需要的坚守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致谢 |
四、2002:中国入世一年标志性事件回放(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汉语承诺类言语行为研究[D]. 许春燕. 吉林大学, 2021(01)
- [2]国家庆典仪式的媒介呈现与国家共同体的构建 ——以《人民日报》国庆阅兵报道(1949-2019)为中心[D]. 陈少洁. 华侨大学, 2021
- [3]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
- [5]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D]. 刘秀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研究(2015年10月-2019年4月)[D]. 王梓而.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毕沅诗歌研究[D]. 林啸.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5)
- [9]新时期的传播战役 ——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为例[D]. 郑天. 厦门大学, 2017(01)
- [10]国际足球报道研究[D]. 戴进. 上海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