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中国古诗研究

一、郭沫若与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徐勇^[1]（2021）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与现代诗人主体的建构》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虽可以看成是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总结,其中朱自清编《诗集》卷与古代的诗歌总集关系却甚为密切。同此前同类选本相比,这一选本既可以看出是新诗史的早期形态,也可以视为选本编纂的现代转型之作。古代诗歌选本,侧重的是文体的流变,诗人的作用在其中是次要的;现代诗歌选本,则有意构筑诗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在这方面,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可谓是集中呈现和集大成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现代诗人主体建构及诞生的标志。

徐艳艳^[2]（2021）在《统编本初中现代新诗意象群教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统编本初中现代新诗意象群教学。一方面,补充对统编本初中现代新诗选文的研究;另一方面,指出新诗意象教学应该从意象群层面出发,并探究意象群教学的意义、教学角度和教学策略。绪论部分首先指明研究缘起,明确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意义。并且,对统编本新诗选文、新诗意象群和新诗意象群教学进行文献研究并做出综述,把握研究现状。正文内容分为四部分:首先,对现代新诗意象群的内涵进行界定,探究意象群与意象、意境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将新诗意象群与古典诗歌意象群进行比较,深入认识其特点。之后,把握新诗意象群教学的意义与价值。其次,在整体上对课内现代新诗意象群进行观照,探究诗歌意象群艺术,寻找意象教学的角度。包括考察意象群对诗歌内容主题的建构,典型诗人的个性化意象群选择与呈现,哲理诗的意象群特点,以及意象群的组合方式与效果。从多个角度对诗歌意象群解读,帮助学生理解诗歌意象群艺术技巧与思想情感。接着,探究意象群教学的有效策略。以课堂教学过程为线索,交织教学思想、方法、内容和教学材料,确定四个大策略,即整体感知,把握意境情感;文本细读,进入精深细微的意象世界;读写结合,意象群创造性想象;融通艺术与生活,进行“大诗歌”教学。最后,以九年级下册精读课文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为例,进行意象群教学设计。在具体教学中引导学生从意象群角度解读诗歌、理解诗艺,激发学生对诗歌的学习兴趣和创作热情。在研究的最后,指明不足与可以进一步探究之处。

薛文卿^[3]（2021）在《“古典传统”视域中徐志摩诗歌研究》文中指出论文从“古典传统”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以徐志摩诗歌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梳理徐志摩诗歌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思想,运用的古典诗词意象和作诗技巧。本文以史料研究、文本研究为主,穿插意象研究和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整理了徐志摩诗歌文本中与古典传统一脉相承的部分,探讨中国现代新诗在从古典诗词蜕变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以及暴露的问题。论文主要以作家论的形式,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研究思路进行分析,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意义与创新点。综述部分首先就“古典传统”的概念作了基础性的辨析,以防其与狭义的以理性为特征的“古典主义”相混淆,从而导致后续的研究产生歧义以及因此而发生的无谓的争论,本文的“古典传统”指广义的以节制为创作理念和以和谐均齐为审美特征的包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在内的中国古典传统;综述第二部分对“现代文学的‘古典传统’”和“‘古典传统’与徐志摩”两个主题作了研究综述。第二章梳理了古典传统与新月派及徐志摩的关系,结合徐志摩传记和史料去分析徐志摩创作思想渊源,分析徐志摩和浪漫性格和古典气质的双重特征。第三章从徐志摩诗歌内容入手,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别从两方面探析徐志摩诗歌内容与古典传统的关系:一是徐志摩诗歌对自然景观的迷恋和古典文学寄情山水的写作传统的关系,二是徐志摩“性灵论”的创作观念与古典文学“以物起兴”的主情抒写的写作传统的关系。第四、五章从徐志摩“怎么写”的创作形式入手,以其诗歌常出现的写作意象和诗歌的写作技法为主要研究对象,详细梳理其创作形式与古典传统的相关性。第四章选取了“秋”、“杜鹃”、“冢”三个意象,梳理了每个意象在古典文学中的源头以及发展,分析了徐志摩诗歌中这几个古典意象的使用、继承以及变革。第五章从其诗歌的语言韵白和音乐性、重章叠句的诗行建构方式、“造境”传统三个方面探讨徐志摩在现代新诗创作中对古典文学技法的传承和革新。结语部分总体性评述徐志摩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态度,并将其诗歌放置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中去考察,突出徐志摩的诗歌成就与贡献,探讨现代新诗在创作初期所创造的功绩以及存在的问题。

但向婕^[4]（2020）在《海子抒情诗歌语言韵律风格研究》文中提出海子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诗人中的一位,在这个中国新诗将要转型的重要时期,海子以他对诗歌持有的严肃、庄重的态度以及对于诗歌精神高度的追求而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对于海子的诗歌,曾有很多人从内容解析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但是仅仅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却很少,也没有人对海子诗歌的韵律风格进行过研究。因此本文将从韵律风格学的角度出发,对海子抒情诗歌语言的韵律风格进行分析探讨,主要是从海子抒情诗歌语言中声母的使用、韵母的使用、相同相似字词句的反复和书面排列形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在每一章都进行小结,并在最后总结出海子诗歌的节奏层级和海子的抒情诗在韵律上体现出的语言风格。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意义、研究方法和步骤,同时介绍了诗歌语言韵律研究和海子诗歌语言研究的研究现状,以及语言风格学的意义和当前的研究现状。第二章声母的使用,介绍了中国诗歌中的“押声”现象和西方诗歌中的“头韵”,对海子诗歌中的押声情况进行了分类分析和讨论,指出押声手法有利于增强诗歌的韵律感。第三章韵母的使用,分析了海子的抒情诗中句尾的押韵、诗歌段落中的押韵和句中韵这三个方面,并由海子最常使用的韵辙——“江阳辙”得出海子诗歌语言热烈、激昂的特点。第四章相同相似词句的反复,从海子诗歌中相同相似词句在一行中一节中反复出现以及一首诗中反复出现这三种情况进行了分类讨论,并且指出反复是诗人非常喜欢使用的一种手法,通过分析诗歌,探讨了反复手法与诗歌韵律节奏的关系。第五章书面排列形式,主要是从海子诗中跨行、标点和空格、长句、默行以及特殊诗行排列这几个方面分析了诗歌的外在形式与诗歌韵律之间的关系,指出了诗歌的书面排列形式可以形成诗歌建筑美、凸显重要词句、控制诗行字数、加深情绪、形成诗歌语言陌生化效果等多种作用。第六章结论部分对海子诗歌的节奏层级和从韵律上体现出的风格进行了总结,总结出海子诗歌的节奏层级建构,并指出海子诗歌语言在韵律的上体现出的风格特点:一是从尾韵的使用和反复的手法中表现出热烈与激昂的语言风格,二是诗歌语言不断的反复所表现出的简单与朴实的语言风格,三是在简单与复杂、流畅与拗折中体现出冲突与对立的语言风格。同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谭洁凡^[5]（2020）在《蒲风诗论研究》文中提出蒲风是中国现代大众化诗歌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他不仅致力于新诗的创作,还积极地探讨新诗理论,在诗歌创作论、诗歌批评论和诗歌史论等方面的理论阐述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蒲风开始研究大众化新诗理论时,文学大众化论争已经开始,虽然从目前所得的资料来看,他并未直接参与到大众化论争中,但他诗论中有关新诗形式的理论建构离不开文学大众化论争的影响。1934年,蒲风留学日本,留日期间,在鲁迅和郭沫若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左联”组织的活动,并接触了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作品。在《新诗与旧诗》一文中,蒲风引用日本学者杉见荣的《社会科学十二讲》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阐释经济基础对诗体变革的影响。除此之外,蒲风诗论还受普希金的影响,在《普式庚在中国》《普式庚在歌唱着》等文章中,他多次赞扬普希金鼓励诗人使用民众语言写作的做法,并把普希金作品中传达出的“自由”“热与力”等观念运用到诗歌批评中。作为中国诗歌会的发起者,蒲风坚持用新诗理论指导新诗创作,结合《抗战诗歌讲话》中收录的文章,可以将其诗歌创作论分为如下三方面:一、诗歌新形式的建立,蒲风主要从“内容与形式的调和”、新旧形式的利用以及民众语言的使用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二、抒情诗的独特性,蒲风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方面,他认为叙事和抒情并不是对立的,两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常常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为增强诗歌中抗战建国的民族共通情感的表现力,蒲风主张在写作中要使用“自然”的“技巧”加以谐和的音调;三、对诗歌中典型人物的塑造,蒲风认为为避免新诗出现形式化、符号化等问题,诗人在创作时不仅要塑造典型人物,还要对典型人物进行个性化写作。除了对诗歌创作进行研究,蒲风还积极地探索诗歌批评理论,并将理论用于诗歌批评实践。在《关于文艺批评》和《漫谈诗歌批评》等文章中,蒲风提出批评能够弘扬“民主精神”和指导现实,他还认为“批评可以开导文艺创作”。在诗歌批评的原则上,蒲风说:“伟大的批评家见解应建筑在历史主义与辨证法的原则上来估计文学现象。”并把历史主义原则和辩证法原则运用于诗歌批评中。同时,他还主张用整体性原则进行诗歌批评,即从作家的整个写作过程和创作经验上点评作品。从蒲风的作品论和作家论中可以看出,在诗歌的批评方法上,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和社会学批评法。蒲风的诗歌史论主要收录在《现代中国诗坛》一书中,他以“史”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诗歌的起源、诗体的发展和“诗界革命”对新诗产生的影响,并以分期的方式总结了“五四”至1937年中国诗坛的发展。蒲风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到了唐朝“中国诗歌体裁都完成了”,词、曲是诗的衍生。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西学的传入,旧诗不再适应社会发展,便产生了新诗的萌芽。结合“诗界革命”发生的时间和诗坛发展的趋势,蒲风将“诗界革命”称为“新诗运动的急先锋”。在《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的鸟瞰》一文中,蒲风不但对中国诗歌大众化的发展进行了梳理,还对不同的诗歌流派和诗人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他对中国现代诗坛的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陈广通^[6]（2020）在《传承与突破 ——中国新文学中的自然物象风景描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然风景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艺术生成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五四”是一个从古到今的转变过渡时代,作家们接受着各种外来思潮的影响,却又都保有着传统文艺不绝如缕的气息。文学中的风景也就在继承传统的表现形态下接受着现代观念的改造与重铸,这种改造与重铸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其中会包含有新的时代信息,新的呈现技巧,以此形成对于传统的承续和突破。文章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手段:风景中的时代信息》。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时代风潮的冲击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经过有意识地倡导,其中所包含的时代信息比古代更为丰富、浓厚,但是与前代不同的是,风景描写在反映时代潮流方面的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景的运用是一种手段,它承载着时代风云的变幻。我们将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看到风景里的新文化运动催生出的主体确认,从第二个十年里看到风景对于工农“起义”方兴时期政治革命向往的助推,从第三个十年里看到异敌铁蹄践踏下风景凝聚出的民族精神守望,而且随着思想、政治、战争文化环境的发展,这些方面一直延伸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文学历史发展中。第二章《目的:风景中的隐逸心态》。时代大潮滚滚向前,不可能不对个人心理产生影响。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面对动荡不定的社会风波,一些人选择的是“随波逐流”,另一些人选择的是解甲归田。后者不把对于风景的描绘作为鼓吹个性解放和政治革命理想的象征手段,对于他们来说回归自然本身就是目的,他们的隐逸不仅有对于桃花源的向往,更有基于时代风潮下的美学追求、心理真实与现实作为。具体来说,有三种基本类型:倾向于纯粹艺术追求的审美型隐逸、在时代风浪里败退下来的逃避型隐逸以及人生永恒寂寞主题下的哲理型隐逸,三种类型相互交错,代表者分别是京派作家废名、现代主义诗人戴望舒和后期浪漫派小说家徐訏。他们的隐逸精神表达都与风景有关,从不同方面看,他们无意将风景作为外在社会形势的影射,而是将隐逸自然作为艺术经营的策略,或当作一己内在的精神皈依,它本身成为了一个目的,历史形态往往只以依附的姿态在其中隐现。第三章《无目的的合目的:风景中的哲学》。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风景描写并不缺少理趣传统,不过多是对于自然世界灵光一现式的“妙悟”,我们很难在其中梳理出一条相对完整的思想系统。“五四”前后,在传统与西方双重作用下,风景中的哲学思考逐渐多了起来,作家们的思考与中国思想传统有一脉相承之处,又与当时西方方兴未艾的现象学、以及稍后出现的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有着暗合之处,这些思索与探求是作家与自然交流时在无意识中完成的,可称之为“无目的的合目的”。在投入时代主潮或隐入个人世界的时代选择里,一些作家面对现实对于个人的制约和影响,反复思索着世界的本质、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三大哲学上的根本问题。虽然每个作家对这三大问题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综合众多作家的探索,我们可以发现这三方面已经构成了一个连贯的哲学体系。第四章《美学格调的丰富》。以风景催生出的风格形态多种多样,但是在传统文学中其多表现于诗歌创作,小说方面绝少仅见。或许是西学东渐,或许是对于传统的蓦然回首,新文学在小说中融入了诗歌的创作旨趣。在时代氛围的感召下,风景的描绘迅速扩展到各种文学体裁,其风格样式在传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呈现出多种艺术形态,更加繁盛多样。如早期乡土小说的阴冷、社会剖析派的凋敝、解放区小说的明朗等等。第五章《叙事/抒情结构的建立》。中国古代小说多是情节结构,大部分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只是作者信手拈来借以加强叙述的现场感,或者只是作为“赞”来运用。晚清以降,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经历了从情节到景观和心理的发展,但是风景作为结构的意义主要通过气氛烘托、环境营造等背景作用体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情节的陪衬。随着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作家们广览博收,基于更全面深刻表现人生与社会的愿望,将传统小说从“讲故事”转进到写风景与画心理,以至于在无意间改革了小说的叙事结构。大概在1920年代中后期以后,风景呈现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学叙述结构的完备手段。这一手段不仅仅限于小说的讲述,也适用于诗歌的抒情。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详尽论说了中国小说从情节结构到心理和背景结构的发展过程,在其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继续追问:风景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叙述的?作家们都以什么手段使其成为了结构?成为结构以后表现出的是一种什么形态?本章将探讨范围设定在1920年代中后期以后（也适当兼顾之前的个别作家）,从提领、转捩与总括,“主导动机”和弥散式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王潇佺^[7]（2020）在《废名诗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废名诗论的着述包括以专着形式出版的《谈新诗》《诗经讲稿》《杜甫论》《杜甫的诗》,以及围绕“旧诗”与“新诗”问题以散文形式和书信形式展开论述的说理文。废名诗论属于作家型文论,兼具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境界。学界对废名诗论的研究多是针对《谈新诗》中的诗学理论进行散点式的观点梳理和再阐释,既没有深入挖掘废名诗论文本的文学价值,也没有系统涵盖废名所有诗论的学理性内容。本文将首先针对废名诗论的文体与话语艺术性作一番研究,接着用线索串联废名诗论的理论内容并对其学术价值作整体阐发。废名诗论的文学价值在于其诗歌批评的传统范式。废名诗论的体例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常见的“选本式”批评,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批评文学”。废名诗论的运思方式与批评话语正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常见的——在儒、释、道三家互渗互补的文化语境中,将儒家“以意逆志”说和道禅“目击道存”、“明心见性”的思维方式化用为文学的审美方式,以此赏评诗歌,做整体印象式的感悟言说或个别的摘句及引文批评,兼用知人论世来比照着互参互证,大多是凭艺术直觉用简练之语做灵感式的点悟。古代的诗歌批评多用“诗话”与“论诗诗”进行,以散文或韵文形式批评,废名的诗论亦具有这样的特质,可作读书随笔看,有白话散文的韵味,且废名的诗评之语自成一派,在“隔”与“不隔”之间是废名文风独有的文词的涩趣与诗思的贯通。废名的诗论是在诗歌批评与诗学阐发的互相结构中成型的。废名《谈新诗》中的诗学观包括新诗范式的理念界定以及新诗创作的方法指导两个方面。废名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考察与重塑中形成了对白话新诗“质”与“文”的假设与界定,即“诗的内容”与“散文的文字”,前者是废名从晚唐“温李”一派的诗质中寻得的新诗发展的根据,后者便是对传统诗质的现代性转化;此外废名认为诗歌创作应遵循“自由与法度兼顾”的准则。从《诗经讲稿》开始到《杜甫论》、《杜甫的诗》,废名逐步脱离诗歌传统本身的审美趣味,而移步于诗歌外部作用对现实、生活、人民的意义,诗论中已包含强调干预现实的社会学批评与注重伦理道德的意识形态批评的范畴,是废名对诗歌功能的新的发掘;与之相对的是废名论诗立场的转变,他将自己的“智识分子”的标签撕去而适应并认同了“国民身份”,将关注的眼光投向人民,将自己的文学心血倾注于人民——这既是建国后知识分子普遍而被动地接受政治意识形态改造的历史结果,也是废名饱经时代风云后主动抉择的个人印记。

刘遵佳^[8]（2020）在《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文教学拓展是对传统语文课堂的革新,拓展教学以课堂为中心,利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向外延伸,对教材中所没有体现的内容进行补充,以达到丰富教材文本,促进学生理解,扩展学生视野的作用,有助于改善当前语文教学中课堂容量小、教学深度浅等问题。本文以作家身份的多样性、特殊性和作品经典性为依据选取语文教材中的重要作家之一的郭沫若为研究对象,目前对于郭沫若的教学以及拓展教学的研究都比较少,本研究在有关郭沫若的文学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语文教学,对中学语文中郭沫若的教学拓展做相关研究,研究如下:第一章,基于郭沫若其身份形象的教学拓展。作家的背景知识是作品解读的必要部分,且作家的经历也是特别的语文学习资源。本章对中学语文教材中呈现的郭沫若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作品和教学进行相应的补充,对目前因语文教材的局限而被忽视和遗忘的郭沫若其他形象进行拓展教学,抓住其有关形象与作品的联系,促进学生对郭沫若进行了解,从而促进对其作品的理解和鉴赏,并对他特别的创作经历进行拓展使其成为教学中的重要素材和资源。第二章,基于目前郭沫若选文的教学进行教学点的拓展。在教学中,教师需要围绕文章的类型、题材、风格、艺术特点等文章的特质进行解读和教学,而目前的教学囿于教材的编写和单元的安排,在教学中忽视了文本的特质。本章利用拓展的教学形式对郭沫若的重要选文进行梳理和拓展,结合文本选择恰当的拓展教学点,改变教学视角单一的现状,使文本的教学价值得到发挥,同时也让学生更能够对作品理解更加深刻。第三章,结合语文教学前沿的阅读视角和模式进行拓展教学方法的试探。本章围绕前两章的教学内容——郭沫若其人其作品的拓展教学,从单篇教学上升至更高的阅读层次,结合文学上的“全人”视境和语文阅读的“群文阅读”和“整本书阅读”两种拓展教学方式,对第一章和第二章郭沫若的教学拓展进行试探,以期在实际的教学拓展中帮助教师更有效地对其人其作品进行教学,改善课堂容量小的教学现状。本论文通过拓展教学的形式,对郭沫若的身份形象和其作品的文本特质进行具体的拓展教学研究,为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提供了合适的拓展点,并结合目前语文拓展的视野和方法进行有效实践,给今后中学语文教学拓展提供示范。

李江潇^[9]（2020）在《《朱氏初中国文》中的新诗研究》文中指出《朱氏初中国文》凸显了新诗在教材中的重要地位,在其选录的196篇新文学作品中,新诗选入达42首之多。本文结合《朱氏初中国文》新诗选编的创制语境,最大限度的展现教材新诗作品的采选面貌,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教材新诗解析体系的建构,进而探讨《朱氏初中国文》在新诗编选上的价值及历史局限,以期为当下教材新诗的选编提供参考和借鉴,为新诗教育提供多种尝试路径。1932年《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颁布为《朱氏初中国文》新诗作品的选编开辟了路径,影响了诗作题材的选择、编排序列的设计,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对新诗的竞相采选,促进了本套教材新诗作品的选录,编者朱剑芒先生新诗选本编写经验的熟稔则为教材新诗的编选创造了条件。《朱氏初中国文》所采选的新诗作品以抒情诗为主导,写景诗、叙事诗为辅,新诗主题多元,涵盖自然风物、人际关系、民族大义三个方面;诗作的选录存在年代的聚合,聚焦新诗发生期诗作的采选,聚焦问题与人生;诗作版本主要采选自各诗歌专集,对新诗作品的处理尊重历史原貌,节选、删减、更改力求合于原诗原意,保有原作之美。《朱氏初中国文》新诗解析体系的建构包括两个方面:知识系统的建构和艺术鉴赏体系的建构。新诗解析的知识建构立足于“知人论世”的作者、背景系统,勾连古典诗歌与现代新诗的注释系统;新诗艺术鉴赏体系基于“诗形”的评判、“诗意”的梳理、“诗法”的解析这三重维度建立。《朱氏初中国文》在新诗编选上具有颇高的价值,既促进了新诗发生期诗人群像的塑造,又通过诗学理论的传播推进了民国时期的新诗教育进程;但教材新诗解读模式的固化、主题单元编排方式的弊端、练习系统的局限也受到了诸多批评。《朱氏初中国文》“形式内容兼具”的选诗原则、完备的解析体系及诗学观念的传达等为当下教材新诗作品的选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但其在诗作选录上经典文本的缺乏,诗歌阅读和写作教学之间的失衡亦值得我们反思。

范雅文^[10]（2020）在《“战后”旧体诗词中的战争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后”旧体诗词既与中国古代诗词史一脉相承,又表现出与中国古代诗词不同的新质。这一时期旧体诗词具有旧貌新质融为一体的复杂面貌,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其文学史意义不可低估。目前学界对“战后”时期旧体诗词尚缺乏足够关注。本文选取军政界人士、新文学家、现代学人三个旧体诗人群,通过回归诗词文本及深入历史现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群体身份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纳入到诗人群体的政治立场、战争书写诗词的题材取向及诗艺选择三个方面综合考察。这种分类是相对的,因为三种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与融合,本文主要从诗人的主导身份进行群体划分归属。本文所谓的战争书写,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不仅包括狭义的“战事”书写（或曰战场书写）,也包括战争背景下的时政背景和战争中人的命运问题,即与战争有关的“时事”书写（时政书写）和“世事”书写（或曰世情书写）。藉此探索“战后”旧体诗词创作的独特气质与复杂面貌,以及其在古典诗词传统创造性转换链条中的地位与贡献。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引文、正文三章以及结语。引文部分首先对“战后”旧体诗词战争书写的时空维度及内涵外延作了界定。其次,从个案与综合性研究两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战后”旧体诗词的研究现状及不足之处。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作简要的交代。第一章论述“战后”军政界人士旧体诗词中的战争书写。本章将“战后”军政界人士按党派身份分为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与民主党派三类。从内容上看,不同党派由于政治立场、文化文学观念、时事处境与个人心境的不同,同一历史事件在其诗词中呈现出不同的侧面。就艺术而言,由于诗歌语言上的俗与雅,写作手法上的实与虚,诗体取向的“边塞”与“台阁”（在诗体意义上使用,而不局限于题材和内容）,其诗词的艺术风貌也迥然有异。第二章论述“战后”新文学家旧体诗词中的战争书写。本章根据新文学家的政治立场与现实姿态将其分为时政型新文学家与学者型新文学家。自身定位的差异导致旧体诗词承担的文学功用不同,时政型新文学家对现实政治时事进行介入式呐喊,而学者型新文学家则对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与克制,热衷于对战乱世事的批判。最后,以部分军政界人士的俗白诗语为参照点,探讨新文学家旧体诗词诗语的“文白”与“文雅”之分,并溯源新文学家旧体诗对中国古代“讽谕诗”与“感伤诗”写作传统的承续与新拓。第三章论述“战后”现代学人旧体诗词中的战争书写。本章首先对现代学人追求独立自由与理性客观的特质进行解读。由此,现代学人通过旧体诗词所表达出的与党派政治之间不同程度的距离、对时政乱象的理性反应以及对底层民众人道主义的关怀显露无遗。就诗艺而言,现代学者选择了与国民党人诗词的“典雅”、新文学家诗词的“文雅”诗语相异的“幽雅”诗语,这基本符合现代学人的学术身份与精神追求。不仅如此,现代学人还偏爱使用歌行与长调作诗词,体现了他们深厚的古典诗词造诣,并营构出深邃绵邈的诗歌风貌。结语部分主要对军政界人士、新文学家、现代学人三个群体战争书写诗词特点做总结,从政治立场的传达方式、共同题材的异样书写、趋白与趋雅的诗语倾向、多样化的诗体选择四个方面分析三个旧体诗人群战争书写诗词的共性和独特之处。

二、郭沫若与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郭沫若与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与现代诗人主体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2）统编本初中现代新诗意象群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古典传统”视域中徐志摩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海子抒情诗歌语言韵律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蒲风诗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传承与突破 ——中国新文学中的自然物象风景描写（论文提纲范文）

（7）废名诗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朱氏初中国文》中的新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战后”旧体诗词中的战争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四、郭沫若与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与现代诗人主体的建构[J]. 徐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07)
• [2]统编本初中现代新诗意象群教学研究[D]. 徐艳艳.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3]“古典传统”视域中徐志摩诗歌研究[D]. 薛文卿.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海子抒情诗歌语言韵律风格研究[D]. 但向婕.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蒲风诗论研究[D]. 谭洁凡. 济南大学, 2020(01)
• [6]传承与突破 ——中国新文学中的自然物象风景描写[D]. 陈广通. 吉林大学, 2020(08)
• [7]废名诗论研究[D]. 王潇佺.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中学语文郭沫若教学拓展研究[D]. 刘遵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朱氏初中国文》中的新诗研究[D]. 李江潇.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10]“战后”旧体诗词中的战争书写[D]. 范雅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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