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如何面对世界历史大调整——专访于光远

一、中国如何面对21世纪的世界历史大调整——于光远访谈录（论文文献综述）

刘后德^[1]（2020）在《成都历史学规划会议与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文中认为1979年的成都历史学规划会议,意在弥补中国历史学于过往之缺失,筹划未来前进方向及重点研究领域,在服务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自身快速发展。这次会议为新时期史学现代转型作积极动员和初步部署。在规划修订和会议召开过程中,通过不拘一格的交流讨论,使更多学者的头脑得以解放;与此同时,会议集中讨论并修订中国历史学八年（1978-1985）发展规划,该规划的原则思路及任务布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构成了历史学科建设的主体内容,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在成绩与问题并存、机遇和挑战共生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同样面临深度调整,这促使我们有必要回顾并总结过往的经验做法,以有效加强未来历史学科的顶层设计并汲取学术进步的持久能量。

杨绍军^[2]（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赵亮^[3]（2018）在《1978—1992党的理论发展逻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是为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近现代以来中国要解决的总问题。围绕这个主题,产生了不同阶段上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实质所在。在1978-1992年间,党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重大而复杂。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创新,形成了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一时期党的理论成果主要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认识基础之上,这构成了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本文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对这一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分析,以对我们今后的理论发展有所启示。文章首先对1978-1992年党的理论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简要阐述。问题导向是我们党的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发展就建立在对一系列重大的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的基础之上。本章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主要对这一时期党所面临的重要思想认识问题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认识领域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这成为改革开放初起时的主要思想障碍。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前进的进程中,包括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此前后,我们国内社会上各种思潮涌现,这需要我们党去妥善应对,同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其他问题也要求我们党对此作出解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由于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人们陷入了思想理论认识的困惑和误区,探询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清。这种认识不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不清和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不清。这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在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此,我们党要求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此达到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围绕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再认识的问题,本文阐明了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回答和理论认识成果。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是照搬照用苏联模式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这一模式内在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最终造成了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探究其原因,就在于前一时期对于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不够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亟需在现实中得到解答。为了解决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就要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对此,我们党首先把解答的重点放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上,这为我们最终得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社会主义要实现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在解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对于这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解答,促进了相应的理论成果的形成,这为认识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和认识社会主义是同时进行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遇到的问题也不断增多,围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最终形成为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创新成果。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思路方面来看,首先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同时也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秉持的方法论原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论,这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的指导下,我们党突破了一系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认识,形成了新的理论认识成果,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践中逐步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明确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实践中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并在实践和理论认识上获得了新的认识;提出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一系列的“两手抓”,统筹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的全面协调发展。以上主要是从总体思路和具体的实践展开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详细阐明了我们党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对以上理论和实践问题回答的基础上,本文对于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地位和价值进行了分析。我们党正是在对上述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回答中,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这为推进党的理论发展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

黄黎明^[4]（2018）在《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内核。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研究在当代的兴起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和迫切的理论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启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发现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新生长点,有助于发现马克思劳动解放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劳动人民的生存论意义,有助于回应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而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价值。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构成部分,它的产生不是凭空出世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理论资源。马克思对资本统治劳动的普遍性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本殖民化危机的现实境遇的精确把握,是劳动解放思想生发的现实基础。而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运用、批判与扬弃,又是劳动解放思想生发的重要理论资源。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是其站在时代的根基处,在吸收前人理论经验的基础上,在同时代人民的血肉联系中而逐步形成的。马克思首先从哲学领域展开对神圣形象进行批判,进而转向对政治经济学领域非神圣形象批判,最终完成对劳动解放思想的整体构建。但是,马克思在接受理论的实践验证中遭遇到了挫折与失败,然而这并没有使得马克思停止劳动解放思想的探索步伐。晚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回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最终实现了对劳动解放思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可以说,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生成和演进,离不开马克思对劳动解放问题的不断思考和实践。但是,如果要深入对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理解,我们就有必要追问:劳动解放所包含的解放维度、可能条件、现实路径和价值意蕴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劳动解放的范畴、旨趣、可能性、历时性等内容的关键。然而,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来,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既受到各方理论的追问,又面临着现实的严峻挑战。我们唯有批判地对待近现代西方学者对劳动解放理论的探索、实践与发展,深化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与这些理论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才能在现实的挑战面前,拓展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问题域,展现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理论精髓及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生机、活力及时代价值。

王鑫^[5]（2018）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重大历史命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明史,而且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题,在早期,代表着矫正资本主义弊病的社会思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以及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只有这样的经济体制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直到20世纪俄国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才由理论变为实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实践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地跌宕起伏,曲曲折折,经历了萌芽、发展、高潮、衰落、复兴,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实践总是同世界的时代主题相联系,实践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看到了“传统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间隙,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与实践结合来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成为现实,突破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的认识,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社会主义的实践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崭新的、迫切的时代任务,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反映了当时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从历史背景来看,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敌对关系,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足够的理解和可借鉴的经验,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始终认为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虽然这一套经济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进行革新是必然趋势。苏联的社会主义出现的实践困境和理论矛盾以及西方关于社会主义可行性论战,证明了“现实社会主义”要想成为可能,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核算体系,而市场是作为有效的核算体系。兰格与米塞斯的论战让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结合第一次在理论上成为可能。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受苏联的影响,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的错误认识,没有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导致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发挥好制度的优越性。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危机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重要原因。中国开创了社会主义实践史的新阶段。基于中国前三十年发展的经验教训,邓小平从生产力的角度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此,邓小平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社会形态演变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发展模式,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只在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作用。21世纪的世界历史是中国引领世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显着的提升,根本原因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市场发挥了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有效地进行了宏观调控。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已经过去近二十年,市场在中国的发展之间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等。如何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摆在当下时代的主要问题。从2007年由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了整个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系统性、总体性的经济危机,证明了马克思仍然没有过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经验、中国特点、中国气度的发展道路,即党政有为,市场有效,宏观领域政府主导,微观领域市场决定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开拓创新,引领时代潮流。

杜立芳^[6]（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文世芳^[7]（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张志强^[8]（2017）在《陈翰笙的教育活动研究》文中提出陈翰笙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跨越三个世纪、四个时代。他漫长的茶寿传奇人生,在我国教育、科学和革命史上创造了诸多奇迹,留下良多佳话。作为享誉世界的大学问家和学者,陈翰笙农村经济和历史方面的成就,已经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而唯独教育方面还没有人论及。因此本文希冀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正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广泛搜集一手材料,同时借助间接资料,并将之整理,通过仔细研读并加以分析,谨慎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剖析事件的前因后果,认真研究陈翰笙的教育活动和历史,以期对我国的教育问题有所启发。本文通过对陈翰笙在北京大学的教学实践,创办艺文中学的教育尝试,学术与革命的完美结合,婉拒高位的做官态度,有教无类的外语教学,独具特色的研究生指导等主要方面的内容进行详细论述,最后总结出陈翰笙的教育活动的主要特色: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善于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并联系实际确定课题,注重资料的完整与真实,强调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主张研究工作必须对革命和建设有用;注重一手资料并强调外语的重要性;不惧政治风险、有教无类的教育特色。陈翰笙漫长的茶寿人生过于波澜壮阔,略显神秘复杂,非一般人所能窥探其崖际,本文仅就其教育方面,力争全面搜集资料,做一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

金岩^[9]（2016）在《于光远经济学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于光远作为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改革开放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在我国改革放开的不同阶段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对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目的、经济效果、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以于光远经济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于光远经济学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阶段性、于光远主要的经济学思想内容、于光远经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为研究内容,对于光远经济学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展开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本研究可以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为我国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指导,为青年一代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榜样。对于光远经济学思想的研究,针对于光远经济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两个主要因素进行重点分析,通过对于光远的文本思想、西方经济学思想、孙冶方思想的归纳总结,分析得出于光远经济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特征;通过对于光远的实践经验和历史背景的归纳总结,分析得出其思想形成的现实特征,从而为更好地理解于光远主要经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基础。对于光远经济学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阶段性的研究,针对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发展时期、改革开放深化时期于光远经济学思想三个阶段进行重点分析,通过对其产生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意识的归纳总结,从而为全面地理解于光远的经济学思想内容及于光远本人的治学态度奠定基础。对于光远主要的经济学思想内容的研究,针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所有制实现论和所有制选择生产力的标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企业组织、经济效果学和以个人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效果观四个方面的经济学思想进行重点分析,通过对其经济学思想内容精髓的归纳总结,从而为深入理解于光远经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奠定基础。对于光远经济学思想当代价值的研究,针对于光远经济学思想的研究特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体系的贡献、于光远的治学精神三个方面进行重点分析,从而归纳得出于光远经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刘业伟^[10]（2015）在《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鲁迅文学院为研究对象,以历史研究的严谨态度,打通文学和历史研究的界限,借鉴创意写作的研究思路,运用文化领导权、文学生产等理论方法,从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设计、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不同办学时期新人培养的情况、新人培养的方法和途径、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成效与影响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鲁迅文学院六十年来的办学情况,阐释了其作为文艺界的“黄埔军校”的重要意义和“文艺党校”的历史局限。以此,一方面可以厘清新中国新人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能多多少少地管窥到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实践。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0年10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至今已经走过了64年的历程。文研所的创办,既立足本土传统——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又借鉴于友邦——苏联的办学模式,体现了当时文艺界对新老解放区的传统以及苏联模式取舍整合的尝试与实践。它的创办,充分体现出新政权对文学新人培养的重视。文学学校的建立不仅仅是文学任务,也是政治任务。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时期和鲁迅文学院时期。从考察可以得知,这三个时期的培养情况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同样,鲁院在不同办学时期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方式和途径也有所区别,比如八十年代以办进修班为主,辅之以与高校联合办学;九十年代延续八十年代的思路,以举办进修班和文学创作专业班为主;到了新世纪则创造性地开办了高研班,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鲁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中国的文坛淬炼输送了一大批共和国作家。从1950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到现在,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半个多世纪来,鲁迅文学院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着而又直接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获奖者中,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学员也占有显着的比重。鲁院办学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各地对鲁院办学模式的模仿与复制,纷纷建立了作协文学院。在此基础上,鲁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并在鲁院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联席会秘书处,这可以看作是鲁院对全国文学院的一个整合,以此为标志,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鲁院”格局已经形成。就鲁院初期的办学模式而言,很大程度上毫无疑问是苏联模式的拷贝。但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鲁院已经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种新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已经形成。鲁院新人培养的未来趋势必将吸收包括创意写作理论在内的各种理论方法,努力拓展学历教育渠道,引入包括创意写作工坊在内的各种作家训练方法。

二、中国如何面对21世纪的世界历史大调整——于光远访谈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如何面对21世纪的世界历史大调整——于光远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1）成都历史学规划会议与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1978—1992党的理论发展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8）陈翰笙的教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于光远经济学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如何面对21世纪的世界历史大调整——于光远访谈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成都历史学规划会议与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J]. 刘后德. 东岳论丛, 2020(01)
• [2]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3]1978—1992党的理论发展逻辑研究[D]. 赵亮.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研究[D]. 黄黎明.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5]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再研究[D]. 王鑫.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8(02)
• [6]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7]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陈翰笙的教育活动研究[D]. 张志强.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17(02)
• [9]于光远经济学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研究[D]. 金岩. 黑龙江大学, 2016(02)
• [10]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 ——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D]. 刘业伟. 上海大学, 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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