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文化对创新的负面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高洁[1]（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郑志全[2]（2021）在《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路径,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其微观基础。在全面推进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的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亦是重中之重。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市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然而在投资者中出现了大量实体企业的身影,不免让人担忧经济脱实向虚,推高经济风险。因此,探究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为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就成为当前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从企业投资行为相关主体的视角出发,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背景选取产权制度、市场退出制度和文化环境来表征企业金融化所面临的制度环境,进而展开了详实的探索和研究。首先,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环境的现状,提炼出主要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金融化加剧的现实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不断改善,由此引出主要的研究问题: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之间是否存在理论和统计意义上的关联?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进一步从企业投资相关主体视角将制度环境展开,上述问题变得更为具体:当前中国企业产权制度是否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差异?市场退出制度扭曲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文化环境是否是企业金融化的非正式制度动因?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阐释了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为从制度环境角度解决企业金融化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这也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其次,依据上述问题,本文对企业金融化和制度环境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甄别、回顾和研读,明确了核心概念与研究范畴,形成了相应的理论逻辑。文献整理先从内涵、测度、动机、效应等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后又从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对制度环境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文献评述和概念界定部分总结了企业金融化的不同定义及区分,明确了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同时辨析了制度环境的不同研究方式,界定了制度环境的研究范畴。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第三章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对制度环境的改变进行了剖析,之后又从金融制度变迁视角阐述了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演变、现状、制度逻辑和效应。再次,本文在掌握了相关文献、研究背景以及相应理论的基础上,对重点研究问题结合现实情境展开了详实的逻辑与实证分析,主要有三大部分:（1）第四章以融资歧视为例探究了企业产权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章基于“融资歧视理论”和“实体中介理论”,从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商业信用三个渠道,对融资歧视改变两类企业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进而强化流动性储蓄动机以及收益追逐动机的逻辑机制进行了分析,并相应地提出了流动性压力转嫁和资金富余效应假说。在此基础上,应用面板线性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产权属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及作用渠道进行了验证,并通过变换样本、指标重构等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同时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2）第五章以僵尸企业为例探讨了市场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因此本章从僵尸企业这一现实问题切入,结合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等经典理论分析了僵尸企业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金融资产的作用逻辑。在着力处理内生性后,本章对上述理论逻辑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证检验:先在整体上检验了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依次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作用差异。同样考虑到所有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也相应进行了分组回归。之后,本章又从另一个方向探讨了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之间的关联,即企业持有金融资产是否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在考虑了内生性后,实证分析从整体层面运用面板Logit模型考察了企业金融化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并借鉴已有文献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同样也按照所有制和高技术行业判定标准进行了分组回归。（3）第六章以儒家文化为例探究了企业金融化背后的非正式制度动因。本章从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着手,明确其经济学研究价值,并据此选择合适的儒家文化代理变量。之后,依据儒家典籍和思想,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现代组织理论、行为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从引致要素合约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三个核心维度切入,分析了儒家文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部分考察了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并验证了其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对不同期限结构金融资产的影响。考虑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耦合作用,本章选取了所有制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分组回归;再者外来文化可能会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冲击,故也一并进行了考察。最后,本文通过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了主要结论:（1）基于产权制度和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在包括货币资金在内的各项金融资产上的持有水平都要高于国有企业。更详实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产权属性确实与企业金融化程度负相关且融资歧视是中间机制,也就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不仅如此,作用机制检验还发现,产权属性差异造成的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渠道,而股权融资渠道却在统计意义上不明显。在对收益动机的验证中,本文发现国有企业的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之间的收益差距更大,也因此持有了更多的金融资产,说明资金富余效应确实存在,即在满足正常经营运转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由于金融收益和实体收益的较大差距而将相对更多的富余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但前述预防性储蓄动机下的流动性压力转嫁造成的效应大于该效应。在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纳入考量、使用样本变换、替换企业金融化测度指标、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中,主要结论都未发生变化。对企业规模和高科技属性的异质性分析更进一步证实了流动性压力转嫁的存在。（2）在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中,本文以僵尸企业表征市场退出制度扭曲,在考虑内生性的基础上,发现受僵尸企业影响越大的行业中的正常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水平越低,并且僵尸企业主要是通过行为示范效应和跨期投资激励下降,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以流动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区分金融资产期限结构的研究也发现,僵尸企业主要促使正常企业减持了流动性较强的短期金融资产,这进一步佐证了前述结论。在分位数回归、替换实证方法、替换金融化和僵尸企业指标以及使用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方法下主要结论未发生变化。将研究视角从市场转向企业自身,本文发现金融化会加大企业僵尸化的概率,并且主要是由于企业金融化挤出了主营业务投资和创新投资,减弱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但同时研究也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降低经营风险,进而避免僵尸化。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表明,相应结果稳健。（3）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发现,以企业为中心一定范围内的儒家书院越多,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证实了儒家文化是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因。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儒家文化对流动性更强的短期金融资产影响程度更大,说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企业更看重所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而非收益。机制检验发现,儒家文化中造成交易成本和流动性需求升高的强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倾向、高权力距离等特质确实会强化企业对金融投资的偏好。不仅如此,异质性分析还表明儒家文化对国有企业作用更明显,且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还会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影响。本文依据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在观念上去“标签化”;完善混合所有制,鼓励企业产权多元化。（2）改革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应出台政策弱化金融机构提供金融资源时对产权属性的考量;进一步放开金融领域的产权限制;并完善信贷审批评级体系。（3）政府应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完善市场退出制度。在处置工作中政府要注意将僵尸企业和企业金融化问题都纳入考量,制定综合的应对方案和政策;在处置僵尸企业时,要注重对僵尸企业的信息公开;尽可能地采取市场化手段处置僵尸企业,避免一刀切。（4）扬弃并创新传统文化,塑造良好的营商软环境。政策制定者应结合文化背景出台相应政策来应对企业金融化;重视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作为替代机制嵌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并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5）企业应塑造良好的银企关系,并减少对信贷融资的依赖,增加股权融资占比。（6）企业应合理配置资源、减少对金融投资的依赖以及发挥禀赋优势。（7）企业应当视文化的企业治理效应并塑造自身企业文化。
韩倩倩[3]（2021）在《儒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公司金融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盈余管理可能会向投资者传达不明确的信息,以影响公司内部与外部的投资决策以及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因此,盈余管理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控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探讨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股票市场18587个企业年度观察值,利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得出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和基于地理临近性的儒学变量,对儒家文化与中国上市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儒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总体效应检验,证明了儒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显着负相关关系,即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的企业,其越不可能选择盈余管理这种偏离道德标准的行为。进一步对盈余管理分组检验后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仍然是显着抑制的,而儒家文化对企业负向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为负但不显着,说明儒家文化对企业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没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儒家文化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表明,儒家文化确实可以减弱企业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以及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这一发现说明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商业伦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把儒家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道德哲学或社会标准来减弱企业不道德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的实证结果还证明了企业最终所有者的性质会影响儒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即相比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儒家文化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负效应更显着。这说明企业性质的差异,使儒家文化对中国上市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不对称的影响,其原因除了监管政策的不对称性,还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影响等。本文还提出了儒家文化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3条渠道,即儒家文化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及降低企业的“隧道挖掘”效应来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相应的进行了实证检验。渠道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可以通过降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和抑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这三条渠道来减弱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且实证检验结果均显着。此外,在变换儒家文化和企业盈余管理的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仍然是显着抑制的。同时,选取地区教育水平作为工具变量以控制潜在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仍然有效。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业伦理,因此,儒家文化可以作为一个除正式制度之外的、必要的道德体系,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减轻企业的不道德行为,特别是本文所研究的盈余管理行为。
潘致宁[4]（2021）在《儒家文化与中国上市公司创新研究 ——基于论资排辈视角的研究》文中提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创新不仅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还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繁荣强盛的主要因素。在众多创新主体中,企业是极为重要的主体,也是推动创新最关键的一环。基于此,应想要让创新效率提升起来,必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从熊彼特把创新理论提出之后,大量专家研究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从宏观的财税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到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融资约束,以及高层管理的个体特质等角度探究了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的核心因素。但众多分析与探究都选择企业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等角度,却鲜有关注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而文化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我国的特点是市场机制不是很健全、体制环境仍旧需要得以完善,历史文化则相对较为久远。以这一特点为基础,要想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必须综合考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本文采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选择按资排辈文化作为分析点,考察其对企业创新所存在的影响与具体影响方式,分析得知:按资排辈文化可能会抑制企业创新工作的开展,这就是说企业受按资排辈的影响如果越大,其专利产出水平必然会明显有所降低。该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论资排辈文化主要通过塑造高权力距离的官僚型的企业文化,导致领导层往往大权独揽,员工们也倾向于明哲保身,减少异议意见,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开展创新的内在动力。进一步通过分析反映,按资排辈文化对企业创新抑制的影响,在垄断产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国营企业、高科技行业中更加明显。文章不但由微观企业方面探讨了儒家思想是如何对企业创新进行抑制的内部逻辑,对其企业文化的建立亦有一定的启示。基于上述实证研究,为进一步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针对论资排辈文化对于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上市企业必须使用行之有效的对策,减低组织内文化的权力距离,消除论资排辈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2）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其核心思想的,这样的思想在我国社会非正式制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在树立与展示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儒家文化（论资排辈）消极的一面,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戴静超,黄少安[5]（2021）在《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文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缺乏知识产权文化传统,早期知识产权法律多移植于西方,西方知识产权文化也需植根于我国本土文化并与之融合,故需重新挖掘我国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本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文化以推动知识产权法律的本土化与现代化。根据文化是发挥根本性作用,还是属于具体表现形式,以"儒家文化""区域文化""经济文化"三个层面阐释我国本土文化,并依次分析各层级文化中哪些维度与当地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及知识产权侵权程度相关,从而找出建设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文化的本土文化资源。研究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与各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显着负相关并发挥根本性作用,区域文化中的权力距离/层级性和经济文化中的信任水平均显着正相关,且市场化进程会显着影响儒家文化作用的发挥。鉴于此,需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文化过程中强化儒家义利德行观、加强道德建设,提升社会信任水平,强化法律权威并保障知识产权个体利益;同时根据各地市场化要求调节儒家文化作用的强弱。
陆伦葳[6]（2020）在《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 ——基于利他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除了通过政府管控之外,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力量是推进我国现代化治理的关键。而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是联系经济社会体系同个人、家庭之间的纽带和桥梁,积极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推动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企业捐赠被视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扶困济贫、稳定社会、抗击疫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话题。在通过正式制度进行社会管理的思路下,强调增加各种规则和法规,显然并不适用于促进企业捐赠。因此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入手,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为切入点,探索儒家文化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理论上,“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倾向,从而对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首先从心理学中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社会学中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及经济学中斯诺的非正式制度理论出发,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其次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中的混合回归验证了这一观点。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经营地孔庙现存率越高的地区,企业慈善捐赠越积极,这表明现代化的儒学依然保有传统儒学中利他主义的部分,并且对企业捐赠行为存在重要影响。关于儒家文化的度量,本文在原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采用公司经营地方圆内孔庙的现存率作为现代儒家文化的度量指标。一方面,近些年来国家开始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在详细梳理了儒家文化的历史沿革后,本文认为应当考虑到社会变迁对文化演化的影响。孔庙是儒家文化的象征,孔庙现存率体现了当地在现代全球化环境中对儒家文化的认可与传承,因此本文选用孔庙现存率度量现代化环境中对儒家文化的自发传承更具现实意义。理论上,儒家文化可以增进思维感受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利他主义。为了验证该影响路径,本文选取了企业所在地的孤儿收养比例、幸福感和人口失信比例作为利他主义的代理变量,结果发现公司现代儒家文化较强的地区儿童收养比例较高,且人民生活更幸福,而人口失信比例也显着更少,间接地验证了儒家文化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利他主义动机。在回顾以往关于企业捐赠的文献时发现,企业作为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除了利他动机之外,以往学者已经挖掘出多种其他动机。本文梳理出政治动机、经济动机、管理层自利动机和公司自利动机,并在影响机制检验中采用分组回归和加入交乘项的方法,合理地排除了儒家文化从以上其他动机影响企业捐赠的可能性,强化了企业捐赠的利他主义影响机制。从利他主义理论出发,除了文化的影响外,利他主义的演化非常依赖于外部环境是否能有效惩罚非利他行为,否则利他主义者将会被过度掠夺失去演化优势。在进一步研究中,本文通过分析认为,由于市场化环境下有利于高密度社会网络的形成,因此对于保护利他主义有积极的效用,会增强儒家文化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也发现,市场化环境有助于增强地区现代儒家文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经过替换解释变量、替换因变量、替换市场化程度的度量方法和工具变量法的稳健性检验,本文结果仍然显着。总之,对中华文化自觉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应承担的天然使命,同时也是当代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废弃传统文化,二者并非完全对立的角色。最后本文呼吁我们应当认真自觉传承儒家文化,对于历史文物加以保护。本文大纲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的理论概述;第四部分是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五部分是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的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邹纯龙[7]（2020）在《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及作用效果》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下创新是引领国家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此情境下,激发员工的创新活力成为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现实的创新实践过程中,已有的资源存量往往不能满足所有的创新需求,当企业无法采纳全部创新想法就会导致某些想法无法通过正式途径实现,如果员工坚信自己的创意会给企业创造价值,那么可能迫使员工转而通过非正式途径实现。这种无视上级命令、私自践行创新想法的行为,被称为越轨创新行为（Bootleg Innovation）,即个体避免或无视上级否决,坚信自己的创意会给企业创造价值,并通过非正式途径继续深耕的行为。该行为可能为企业创造颠覆性的产品,引领行业未来,推动时代发展。由于越轨创新行为的价值性,学术界对越轨创新行为份外关注,并相继产生一些研究成果:（1）关于越轨创新行为的测量。从管理者知晓前或知晓后分别进行测量;（2）关于越轨创新行为的形成。基于西方管理理论,从个体特质、领导方式和组织环境等因素来探究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形成;（3）关于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果。持正向观学者认为越轨创新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提升个体创新绩效,同时,持负向观学者认为无论是对个体还是组织均是有害的,并没有形成统一观点。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1）现有研究较少从动态视角测量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现有关于越轨创新行为的测量多是一种静态的视角,研究多以管理者是否知晓为分界点,只探究知晓前或者知晓后的某一种情境下的越轨创新行为,且以往关于越轨创新行为结构的研究大多基于西方理论与文化,难以嵌入于中国文化背景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典型的文化特征,所以只有从儒家文化出发,才能厘清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内涵与结构。因此现有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测量是不完整的,不利于学界对越轨创新行为准确理解,难以为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管理实践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2）现有研究较少从中国本土理论与越轨创新行为进行有效整合。虽然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形成机制研究颇多,但却缺乏对华人文化情境差序格局的思考。因为无论是个体因素、领导因素还是组织因素,都无法忽视本土情境的影响,“差序格局”作为中国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基本特征,只有从差序格局的角度出发,才能厘清中国社会及企业的互动关系,以及个体在其中的心理状态及行为表现。尤其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化领导方式,如差序式领导,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产生缺乏深入的探索。因此,只有将差序格局置于对管理方式的研究,结合“关系导向”和“权威导向”来探究激发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因素,才能有效解码员工越轨创新行为产生的关键因素;（3）现有研究较少探讨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双刃剑效果。越轨创新行为是一种持续创新的过程,既是一种工作资源,又是一种工作要求,所以越轨创新行为既能带来积极结果,同时也能带来消极结果。只有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出发,才能厘清员工越轨创新行为过程所引发的双刃剑结果。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理论认为,“激励过程”和“疲劳过程”会同时存在于组织中,这就意味着员工越轨创新行为不能片面的将其视为积极或消极的现象,而应该结合其暗含的资源和要求内涵探讨其并行存在的双刃剑效应。唯有突破越轨创新行为作用效果正负悖论之争的理论囿限,才能为“扬长避短”提供管理意见;（4）现有研究较少从中国本土案例,诠释并验证越轨创新行为理论。本研究所聚焦的越轨创新行为,是起源于国外组织情境的构念,缺乏在本土化案例中的系统研究,在中国情境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和产生结果与西方国家的员工是存在差异。管理者只有掌握、了解越轨创新行为理论在中国组织情境的具体表现,才能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有正确的判断和认识。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本研究将引入中国本土案例,能够有效实现越轨创新行为这一概念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增强研究的说服力和解释力,为员工的越轨创新行为提供管理意见。基于此,本研究将开展包括3个实证研究和1个案例研究共4个子研究:研究1从创新过程视角与儒家文化全面阐述了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与维度,并修订了测量量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暗度陈仓”和“君命不受”两个维度,通过半结构访谈、内容分析法及实证分析等方法,形成了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7题项测量量表;研究2基于差序格局等理论,提出了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形成机制模型,并探究差序式领导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以及心理特权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与认知冲突的调节作用;研究3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提出了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效果模型,并探究越轨创新行为产生个体创新绩效和离职倾向两种不同结果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整合和工作负担分别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与独立型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研究4采用案例验证的方式,对实证部分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量表、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模型进行验证。探究了搜狗浏览器研发案例的越轨创新行为结构维度、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在中国组织内的具体表现,通过内容分析法与因果图分析法的方式,验证了研究1、研究2和研究3的模型。通过上述的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越轨创新行为是一个具有二维结构的多维度变量。中国情境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量表结构包含两个维度,即暗度陈仓和君命不受;（2）识别出差序式领导作用于越轨创新行为的特殊路径及条件因素。发现了差序式领导通过心理特权作用于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特殊路径,与认知冲突是心理特权产生越轨创新行为的条件因素;（3）识别出越轨创新行为积极效果的特殊路径及条件因素。发现了越轨创新行为通过知识整合作用于个体创新绩效的特殊路径,与独立型自我建构是促进越轨创新行为积极效果的条件因素;（4）识别出越轨创新行为消极效果的特殊路径及条件因素。发现了越轨创新行为通过工作负担作用于离职倾向的特殊路径,与独立型自我建构是缓解越轨创新行为消极效果的条件因素;（5）发现了越轨创新行为理论在中国组织情境的具体表现。在中国情境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与产生结果与西方国家员工是存在差异的。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有:（1）厘清了越轨创新行为概念、内涵、维度并修订了越轨创新行为量表,深化对越轨创新行为理论理解,并以此为管理学界更好地认知与管理员工越轨创新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2）基于差序格局理论,揭示了越轨创新行为形成机制,丰富了越轨创新行为理论研究,拓展了差序格局理论的应用范围;（3）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明确了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效果和边界条件,丰富了越轨创新行为理论研究,拓展了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应用范围;（4）基于搜狗浏览器研发案例,诠释并验证中国情境下越轨创新行为理论,丰富越轨创新行为理论研究。
李万利[8]（2019）在《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既定战略目标。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做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微观基础。企业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市场供给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主力军。因此,唯有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才能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现有研究从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约束、公司治理、政府补贴和高管个体特质等多个视角考察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大都基于契约经济学视角考察企业创新面临的宏观制度约束或微观动力机制,却忽视了社会文化等隐性价值规范对创新主体决策偏好和策略选择可能产生的作用。文化通过嵌入高管认知与思维模式,潜移默化地融入决策过程,并最终体现在企业策略选择和经营后果之中。对中国社会而言,儒家思想是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传统文化符号。但长久以来,针对儒家文化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创新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和争议,双方均缺乏严谨的理论剖析和经验证据支持。那么,儒家传统文化对当代企业创新究竟有何影响?在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中,儒家文化又具有怎样的时代价值和功能?针对这些困惑,本文突破传统的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典籍解读、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系统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当代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综合形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重视角的企业创新决策二元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揭示了不同制度和组织情境下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及经营绩效的作用效果。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突破传统的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从认知烙印和伦理约束双重视角揭示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并进一步论证了儒家文化促进企业创新的三条具体路径,即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企业专利侵权风险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以往针对企业创新的研究文献主要从知识产权保护、融资约束、公司治理及政府补贴等多个视角考察影响企业创新的宏观制度约束或微观激励机制。与之不同,本文突破传统的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构建了“儒家文化、隐性规范与企业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并分别从促进效应和桎梏效应两个维度深入阐释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实证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即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水平均显着越高。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儒家文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降低企业专利侵权风险三条渠道影响企业创新。这意味着,长期儒家文化熏陶留存的“尊知重教”认知烙印有利于塑造企业高管的人才观,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同时,儒家文化的隐性伦理约束也有助于缓解企业内部代理冲突并降低外部专利侵权风险,进而为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企业创新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及其力量逻辑的理解,它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拓展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见。在实践层面,这也为弘扬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创新驱动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目标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借鉴。（2）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探讨了儒家隐性规范与正式制度约束两种不同力量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交互影响效应,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在法律环境较不完善、外来文化冲击较弱的地区及民营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现有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大都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与组织行为决策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国特殊的法律和产权制度情境及全球化浪潮下多元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国际背景,综合形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双重视角的企业创新决策二元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考察了法律环境、产权性质及外来文化冲击对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法律环境越不完善,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表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和正式制度的法律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同时,相对于国有企业,儒家文化对民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表现更强;而全球化浪潮下,外来文化冲击则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上述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新兴市场国家正式制度与传统文化两种不同力量创新影响效应及交互关系的理解,也为全面理解儒家传统文化的当代创新价值提供了一个真实场景。（3）将企业组织情境嵌入“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分析框架,考察了不同企业特征下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发现企业面临的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越大,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越弱。企业创新活动不仅受制于外部制度和文化因素的约束,还会受到企业内部组织情境的影响。根据企业行为理论、前景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当企业面临的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较大时,经营者可能会更加积极主动地突破现有制度和文化框架,激发战略变革或冒险创新动力。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将企业组织情境纳入“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分析框架,考察了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对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面临的业绩期望落差越大或市场竞争越激烈,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越弱,即业绩反馈压力和市场竞争威胁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果;且当企业拥有的冗余资源越充足时,两者的弱化作用表现越明显。以上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儒家文化的创新效果及其边际作用条件,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企业创新决定因素的理论认知。（4）沿袭“研发投入—专利产出—成果转化”逻辑链条,综合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产出）效率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着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并通过创新渠道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完整的创新活动包括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及成果转化三个方面,但以往文献大都仅从研发投入或专利产出单一维度来考察企业创新的某一环节,这难以反映创新活动的全貌。与之不同,本文将儒家文化、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及企业绩效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综合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创新投入产出效率越高。同时,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专利产出对未来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也越大,表明儒家文化能够显着提高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增强专利技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边际贡献。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儒家文化最终能够提高企业绩效,且部分是通过创新渠道实现的。上述研究不仅加深了对儒家文化影响企业整个创新过程作用效果的理解,也拓展了企业创新主题的研究视角,并为有效缓解我国技术创新领域面临的“高投入低产出”及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等难题提供一定的启示和政策参考。总体而言,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论方面,本文突破传统制度和契约理论框架,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系统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及其隐性价值规范对当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这深化了对企业创新赖以依存的文化土壤及其力量逻辑的理解,拓展了企业创新主题的研究文献。同时,它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并为“文化与金融”国际前沿文献贡献了东方文化情境的独特知识和经验证据。实践层面,本文首次揭示了儒家文化促进企业创新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这不仅纠正了部分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的消极认知偏见,也为弘扬和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杨定明[9]（2019）在《儒家文化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是一切社会的关系的总和,人类自出生起就离不开社会人际交往。交往不仅是人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是人的一项基本生存技能。人际交往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进行,人际交往自然也就深受这些客观条件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熏陶与教化。社会文化环境不仅对人际交往的内容产生影响,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际交往所采用的形式。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经济、信息全球化带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对大学的教育理念、大学生的交往观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现实交往实践和网络虚拟交往中,人际交往问题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对如何创造和谐人际关系感到茫然和困惑,甚至导致一些大学生因人际交往出现极端恶性事件。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关系到他们的成长成才。通过对交往、人际交往、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等关于人际交往的理论、涵化及其本质进行阐释,并通过社会调查实证,分析了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现状;儒家文化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现状;大学生人际交往及其涵化存在问题,特别是“缺情”问题凸显以及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及涵化不足的原因。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优秀传统儒家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传统儒家文化中蕴含着怎样的人际交往精华思想,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具有怎样的当代价值?儒家文化视域下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的理念、原则和途经有哪些?通过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扬弃,将其优秀的思想精华与时俱进,与新时代相结合,实现传统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服务。发掘优秀传统儒家文化蕴含的“人之常情”,包含亲情、爱情、友情、“泛爱众”、爱国主义的家国情怀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同”情怀,归纳儒家文化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以情絜情等儒家人情观,凸显儒家人际交往重情理念,提炼并遵循尊重与关怀、仁爱与宽容、理性与适度、明礼与重信等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主要原则。儒家文化视域下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可以通过打造和谐的群体校园文化、创设充满人情味的校园文化氛围、强化网络媒介正能量导向来构建富有人情味的校园文化;通过重大学生人际交往心理疏导、重课堂教学主阵地引领大学生人际交往、设计丰富多彩的宿舍书院文化来全方位涵化大学生人际交往;通过创设大学生企业实践情感交往平台、公益组织培育大学生关爱他人情感来强化大学生人际的社会关爱力;通过注重提升自我沟通素养,锻造人际交往能力,注重学向经典、行在当下,实践养成、重情至善实现自我能力与境界提升来达到大学生自我人际交往能力锻炼的目的,发挥优秀传统儒家文化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涵化大学生重情重义,从而构建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实现大学生和谐人际交往,以奋斗之我圆梦青春中国,为培育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努力。
黄晟鹏[10]（2019）在《“天才”概念的实在与建构》文中提出“天才”是现代天才研究的主要对象和核心概念,一般指标准智力测试得分多140的个体。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人才成为第一资源的历史大背景下,天才和作为交叉科学领域的天才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均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是近来年,在其学术共同体内部却开始出现了关于“天才”概念的争议,并已经深度影响到天才研究的未来发展和社会价值。厘清天才概念争议的产生原因,对天才的本质存在加以界定,不仅对于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解决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与之类似的概念争议提供了可参考的研究路径。本研究以“天才”的符号实在性为理论原点,指出了符号是承载观念的技术人工物,而术语则是符号在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应用形态。由此,得以确定本研究主体部分的论述框架,即从“天才”符号的意义和“天才”作为术语实在的定义两条线入手,先解决日常语境下“天才”的观念承载,也即意义结构问题,再就其在西方哲学和近现代天才科学研究中的术语化定义进行考察,进而对文化约束下的“天才”加以论证。最后在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回答本研究的两个核心研究问题:（1）什么是导致天才研究中实在论与建构论相对立的根本原因?（2）什么是“天才”作为符号和符号对象的本质存在?通过将意义特征分析、历史文献分析、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语义网络分析等多种实证方法应用于大量与“天才”符号相关的经验事实,本研究揭示了“天才”符号的历史和含义,及其在实践中的象征意义;考察了“天才”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不同阶段的解读,特别是浪漫主义思想对现代天才研究的影响;回顾了近现代“天才”的科学定义的诞生,并对科学哲学视角下的科学和“天才”之间的二重关系进行了探讨;比较了同时期中西方天才观念的异同,对天才概念在稳定社会文化环境约束下的整体统一性和变化连续性进行了验证,正面证明了与“天才”有关的观念承载的确有受到社会文化的建构;最后,基于不同历史文化时期“天才”符号存在的恒定性以及“天才”所涉及的不同观念和术语化定义之间的共性特征,建立了关于“天才”符号及其对象的同一化理论表达。本研究提出并论证的“天才”的符号实在性,既肯定了天才作为客观事实的存在,又解释了不同文化环境下“天才”定义的差异化存在,为“天才”的实在性与建构性争议找到了以符号实在性为基础的解决路径,也为人才研究及教育实践的未来发展拓宽了视野。作为符号和符号对象的“天才”,其社会价值不仅在于天才个体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借由符号的象征功能指示当今社会应该受到重视和关注的能力领域和成就类型,从而促进各类人才的培养。
二、儒家文化对创新的负面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创新的负面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 三、真实性理论 |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 五、跨文化理论 |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 二、遗产经营者 |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 四、遗产旅游者 |
| 五、非政府组织 |
| 六、社会大众 |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 一、故宫概况 |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 二、管理体系 |
| 三、财政制度 |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 三、案例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文章布局与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局限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 |
| 2.1.1 企业金融化的内涵与测度 |
| 2.1.2 企业金融化的动机 |
| 2.1.3 企业金融化的效应研究 |
| 2.2 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 |
| 2.2.1 制度和制度环境的内涵演进 |
| 2.2.2 制度环境的经验研究 |
| 2.3 文献评述与主要概念界定 |
| 2.3.1 文献评述 |
| 2.3.2 主要概念界定 |
| 第3章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制度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一般性分析 |
| 3.1 中国经济转型情境下的制度环境 |
| 3.2 中国情境下的金融制度变迁与企业金融化 |
| 3.2.1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 |
| 3.2.2 金融制度变迁视角下企业金融化的描述性分析 |
| 3.2.3 企业金融化分组特征 |
| 3.3 企业金融化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
| 3.3.1 企业金融化内在动因及行为的制度逻辑 |
| 3.3.2 企业金融化效应分析 |
| 第4章 产权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融资歧视为例 |
| 4.1 本章前言 |
| 4.2 基于中国产权制度情境的理论分析 |
| 4.2.1 流动性压力转嫁假说 |
| 4.2.2 资金富余假说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模型设定与指标构建 |
| 4.3.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检验 |
| 4.4.1 基准回归检验 |
| 4.4.2 流动性压力转嫁的渠道检验 |
| 4.4.3 资金富余假说验证 |
| 4.4.4 异质性分析:基于企业规模与行业高技术属性 |
| 4.4.5 进一步讨论:基于民营企业样本 |
| 4.4.6 稳健性检验:基于指标重构、期限结构和分位数回归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退出制度与企业金融化:以僵尸企业为例 |
| 5.1 本章前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金融化的溢出效应 |
| 5.2.2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于中国情境的关键变量测度 |
| 5.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5.4 僵尸企业对企业金融化的溢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基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差异的分析 |
| 5.4.3 机制检验 |
| 5.4.4 异质性分析 |
| 5.4.5 进一步讨论 |
| 5.4.6 稳健性检验 |
| 5.5 企业金融化与僵尸企业形成的计量检验 |
| 5.5.1 基准回归 |
| 5.5.2 机制检验 |
| 5.5.3 异质性分析 |
| 5.5.4 进一步讨论及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文化环境与企业金融化:以儒家文化为例 |
| 6.1 本章前言 |
| 6.2 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逻辑分析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选取 |
| 6.3.2 关键变量测度 |
| 6.3.3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 |
| 6.4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化:计量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 |
| 6.4.2 儒家文化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 |
| 6.5 进一步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6.5.1 进一步讨论:作用机理 |
| 6.5.2 进一步讨论:区分货币资金与非货币金融资产 |
| 6.5.3 异质性检验:基于所有制、法律制度和外来文化冲击 |
| 6.5.4 稳健性检验:替换金融化测度方法 |
| 6.5.5 稳健性检验:替换儒家文化变量 |
| 6.5.6 内生性问题处理:工具变量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从政府部门角度 |
| 7.2.2 从企业角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儒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儒家文化的演化背景 |
| 2.1.2 儒家文化与企业行为 |
| 2.1.3 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
| 2.1.4 文献评述 |
| 2.2 儒家文化与盈余管理:理论假设 |
| 2.2.1 儒家文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 |
| 2.2.2 企业性质在儒家文化影响盈余管理中的调节作用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设计 |
| 3.1 样本与数据 |
| 3.2 实证模型 |
| 3.3 变量定义 |
| 3.3.1 儒家文化的测度 |
| 3.3.2 盈余管理的测度 |
| 3.4 描述性统计 |
| 3.5 主要变量相关性及共线性检验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实证结果分析 |
| 4.1 儒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总体效应检验 |
| 4.2 儒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进一步检验 |
| 4.3 儒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渠道效应检验 |
| 4.3.1 儒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基于代理冲突 |
| 4.3.2 儒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基于内部控制 |
| 4.3.3 儒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基于隧道挖掘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基于孔庙作为儒学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
| 4.4.2 基于基本Jones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4.5 内生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致谢 |
（4）儒家文化与中国上市公司创新研究 ——基于论资排辈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儒家文化文献综述 |
| 一、儒家文化的内涵 |
| 二、儒家文化与公司决策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企业创新文献综述 |
| 一、创新的内涵 |
| 二、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 |
| 第三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假设提出 |
|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创新 |
| 二、论资排辈与企业文化、企业创新 |
| 第二节 样本选取及模型构建 |
|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及度量 |
| 二、模型构建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均值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多元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内生性问题 |
| 一、控制遗漏变量的影响 |
| 二、自选择问题(self-selection) |
| 三、控制公司固定效应 |
| 四、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变更企业创新度量方式 |
| 二、变更回归模型(Tobit) |
| 三、将论资排辈进行区分 |
| 第五节 机制检验 |
| 第六节 进一步研究 |
| 一、论资排辈文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创新的影响 |
| 二、论资排辈文化对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企业创新的影响 |
| 三、论资排辈文化对不同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创新的影响 |
| 四、论资排辈文化对高科技行业企业创新的影响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本人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6）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 ——基于利他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本文框架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捐赠的相关文献 |
| 2.2 儒家文化与企业行为的相关文献 |
| 2.3 儒家文化度量方法的相关文献 |
| 2.4 文献评述 |
| 3 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的理论概述 |
| 3.1 利他主义的相关理论 |
| 3.1.1 利他主义的定义与分类 |
| 3.1.2 利他主义与幸福感 |
| 3.1.3 文化与利他主义 |
| 3.2 儒家文化的背景与内涵 |
| 3.2.1 儒家文化历史背景 |
| 3.2.2 儒家文化与利他主义 |
| 3.3 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的基础理论 |
| 3.3.1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 |
| 3.3.2 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 |
| 3.3.3 非正式制度理论 |
| 4 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变量定义 |
| 4.2.2 模型设计 |
| 4.2.3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5 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5.1.1 描述性统计 |
| 5.1.2 相关性分析 |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基本检验结果 |
| 5.2.2 进一步研究:市场化环境的调节作用 |
| 5.3 影响机制检验 |
| 5.3.1 利他动机检验 |
| 5.3.2 政治动机的排除 |
| 5.3.3 经济动机的排除 |
| 5.3.4 自利动机的排除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替换解释变量 |
| 5.4.2 替换因变量 |
| 5.4.3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5.4.4 工具变量法 |
| 6 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及作用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越轨创新行为的概念 |
| 2.1.1 越轨创新行为的内涵与界定 |
| 2.1.2 越轨创新行为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
| 2.1.3 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与测量 |
| 2.2 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2.1 个体因素 |
| 2.2.2 领导因素 |
| 2.2.3 组织因素 |
| 2.3 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效果 |
| 2.3.1 越轨创新行为作用效果的负向观 |
| 2.3.2 越轨创新行为作用效果的正向观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越轨创新行为文献总结 |
| 2.4.2 研究不足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测量 |
| 3.1 问题提出 |
| 3.2 量表理论建构 |
| 3.2.1 基于创新过程理论的越轨创新行为概念界定 |
| 3.2.2 基于儒家文化情境取向的越轨创新行为维度命名 |
| 3.3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3.3.1 量表修订思路 |
| 3.3.2 访谈目的与对象 |
| 3.3.3 访谈设计与程序 |
| 3.3.4 内容分析 |
| 3.4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
| 3.4.1 研究样本 |
| 3.4.2 项目分析 |
| 3.4.3 社会赞许性分析 |
| 3.4.4 量表净化 |
| 3.4.5 量表信度检验 |
| 3.4.6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3.4.7 效度检验 |
| 3.4.8 研究结果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越轨创新行为的形成机制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基础 |
| 4.2.1 差序格局理论 |
| 4.2.2 社会比较理论 |
| 4.2.3 冲突理论 |
| 4.2.4 差序格局、社会比较及冲突理论对本研究的支撑作用分析 |
| 4.2.5 研究模型的构建及其理论逻辑 |
| 4.3 研究假设 |
| 4.3.1 差序式领导与越轨创新行为 |
| 4.3.2 心理特权在差序式领导与越轨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
| 4.3.3 认知冲突在心理特权与越轨创新行为间的调节作用 |
| 4.3.4 认知冲突对心理特权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4.4 问卷调查与设计 |
| 4.4.1 测量工具 |
| 4.4.2 预调查与问卷修正 |
| 4.4.3 正式调查 |
| 4.5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
| 4.5.1 信效度分析 |
| 4.5.2 同源偏差检验 |
| 4.5.3 数据聚合检验 |
| 4.5.4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4.5.5 假设检验 |
| 4.5.6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越轨创新行为的作用效果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基础 |
| 5.2.1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理论 |
| 5.2.2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理论对本研究的支撑作用分析 |
| 5.2.3 研究模型的构建及其理论逻辑 |
| 5.3 研究假设 |
| 5.3.1 越轨创新行为与个体创新绩效 |
| 5.3.2 知识整合在越轨创新行为与个体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
| 5.3.3 独立型自我建构对越轨创新行为与知识整合关系的调节作用 |
| 5.3.4 独立型自我建构对知识整合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5.3.5 越轨创新行为与离职倾向 |
| 5.3.6 工作负担在越轨创新行为与离职倾向的中介作用 |
| 5.3.7 独立型自我建构对越轨创新行为与工作负担关系的调节作用 |
| 5.3.8 独立型自我建构对工作负担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5.4 问卷调查与设计 |
| 5.4.1 测量工具 |
| 5.4.2 预调查与问卷修正 |
| 5.4.3 正式调查 |
| 5.5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
| 5.5.1 信效度分析 |
| 5.5.2 同源偏差检验 |
| 5.5.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
| 5.5.4 假设检验 |
| 5.5.5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案例验证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6.2.1 研究方法选择 |
| 6.2.2 样本选择 |
| 6.2.3 案例内容的收集、整理与分析 |
| 6.2.4 研究信度和效度 |
| 6.3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6.3.1 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介 |
| 6.3.2 案例背景介绍 |
| 6.3.3 越轨创新行为构建解码分析 |
| 6.3.4 越轨创新行为形成机制解码分析 |
| 6.3.5 越轨创新行为作用效果解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越轨创新行为是一个具有二维结构的多维度变量 |
| 7.1.2 识别出差序式领导作用于越轨创新行为的特殊路径及条件因素 |
| 7.1.3 识别出越轨创新行为积极效果的特殊路径及条件因素 |
| 7.1.4 识别出越轨创新行为消极效果的特殊路径及条件因素 |
| 7.1.5 发现了越轨创新行为理论在中国组织情境的具体表现 |
| 7.3 理论贡献 |
| 7.4 管理启示 |
| 7.5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第3章越轨创新行为量表修订调查问卷 |
| 附录3 第4章预调查问卷(主管填写) |
| 附录4 第4章预调查问卷(员工填写) |
| 附录5 第4章正式调查问卷(主管填写) |
| 附录6 第4章正式调查问卷(员工填写) |
| 附录7 第5章预调查问卷(主管填写) |
| 附录8 第5章预调查问卷(员工填写) |
| 附录9 第5章正式调查问卷(主管填写) |
| 附录10 第5 章正式调查问卷(员工填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2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1 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
| 2.1.2 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 |
| 2.1.3 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
| 2.1.4 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 |
| 2.1.5 高管个体特质与企业创新 |
| 2.2 文化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 |
| 2.2.1 文化与投资者保护 |
| 2.2.2 文化与企业财务决策 |
| 2.2.3 文化与公司治理 |
| 2.3 儒家文化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3.1 儒家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 2.3.2 儒家文化对员工个体行为的影响 |
| 2.3.3 儒家文化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
| 2.4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基础与制度背景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3.1.2 代理理论 |
| 3.1.3 高阶理论 |
| 3.1.4 烙印理论 |
| 3.1.5 文化冲突理论 |
| 3.2 制度背景 |
| 3.2.1 我国企业创新整体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 3.2.2 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 |
| 4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儒家文化影响企业创新的机理分析 |
| 4.2.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促进效应假说 |
| 4.2.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桎梏效应假说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儒家文化的测度 |
| 4.3.3 企业创新的度量 |
| 4.3.4 模型设计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总体效应检验 |
| 4.4.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渠道效应检验 |
| 4.4.4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儒家文化、法律环境与企业创新 |
| 5.2.2 儒家文化、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 |
| 5.2.3 儒家文化、外来文化冲击与企业创新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法律环境的调节作用检验 |
| 5.4.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检验 |
| 5.4.4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外来文化冲击的调节作用检验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组织情境的调节作用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儒家文化、业绩反馈压力与企业创新 |
| 6.2.2 儒家文化、市场竞争威胁与企业创新 |
| 6.2.3 基于不同资源冗余状态下的比较分析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业绩反馈压力的测度 |
| 6.3.3 市场竞争威胁的测度 |
| 6.3.4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2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业绩反馈压力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4.3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市场竞争威胁的调节效应检验 |
| 6.4.4 儒家文化、业绩反馈压力与企业创新:基于资源冗余状态的进一步检验 |
| 6.4.5 儒家文化、市场竞争威胁与企业创新:基于资源冗余状态的进一步检验 |
| 6.4.6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及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1 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效率 |
| 7.2.2 儒家文化、专利产出与企业经营绩效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创新效率的测度 |
| 7.3.3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4.2 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4.3 儒家文化对专利产出业绩提升功能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4.4 儒家文化与企业绩效:基于创新渠道的中介效应检验 |
| 7.4.5 稳健性检验 |
| 7.5 拓展性检验 |
| 7.5.1 基于外部法律环境的进一步检验 |
| 7.5.2 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进一步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C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学术活动 |
| D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9）儒家文化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交往及人际交往概述 |
| 一、交往的本质及特征 |
| 二、人际交往特征及分类 |
| 三、人际交往的素质 |
| 第二节 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特点及社会文化背景 |
| 一、大学生人际交往及特点 |
| 二、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四种偏向 |
| 三、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观念变化 |
| 四、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社会文化因子 |
| 五、大学生良善人际交往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应然 |
| 第三节 涵化及儒家文化 |
| 一、涵化的内涵 |
| 二、涵化即文化涵养教化 |
| 三、涵化与儒家文化 |
| 第二章 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关乎其成人成才 |
| 第一节 人际交往与人的成人成才理论支撑 |
| 一、交往助推人“全面而自由发展” |
| 二、交往“以确立统一、有序的社会规范为归宿” |
| 三、儒家“君父同伦”人际血缘亲情 |
| 第二节 大学生人际交往关乎其成人 |
| 一、人际关系是人生中的重要财富 |
| 二、人从对象中反观自己 |
| 三、大学生人际交往再塑其品性 |
| 第三节 大学生人际交往与其成才 |
| 一、大学生良好的人际关系助推其成才 |
| 二、大学生不良的人际交往阻碍其成才 |
| 第三章 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及涵化现状 |
| 第一节 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现状 |
| 一、大学生样本的基本情况 |
| 二、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现状 |
| 三、儒家文化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现状 |
| 第二节 大学生人际交往及其涵化存在问题 |
| 一、大学生人际交往中个体自我修养不足 |
| 二、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矛盾性 |
| 三、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缺情 |
| 第三节 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及涵化不足的原因 |
| 一、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观念障碍 |
| 二、个体自我认知偏差 |
| 三、校园文化氛围不够浓 |
| 四、网络信息弱化人际交往 |
| 五、媒介宣推不力 |
| 第四章 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涵化凸显重情理念 |
| 第一节 情为何物 |
| 一、情及人情 |
| 二、人情共同性 |
| 三、情为爱 |
| 第二节 儒家人情观 |
| 一、儒家为人情创设理论基础 |
| 二、儒学人情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儒家及当代社会人情观 |
| 一、中国古代社会富有人情味 |
| 二、儒家人情观的负面影响 |
| 三、当代社会市场经济冲淡人情 |
| 第五章 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原则 |
| 第一节 尊重与关怀 |
| 一、尊重原则 |
| 二、关怀原则 |
| 第二节 仁爱与宽容 |
| 一、仁爱原则 |
| 二、宽容原则 |
| 第三节 理性与适度 |
| 一、理性原则 |
| 二、适度原则 |
| 第四节 明礼与重信 |
| 一、明礼原则 |
| 二、重信原则 |
| 第六章 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涵化路径 |
| 第一节 构建富有人情味的校园文化 |
| 一、打造和谐的群体校园文化 |
| 二、创设充满人情味的校园文化氛围 |
| 三、强化网络媒介正能量导向 |
| 第二节 全方位涵化大学生人际交往 |
| 一、重大学生人际交往心理疏导 |
| 二、重课堂教学主阵地引领大学生人际交往 |
| 三、设计丰富多彩的宿舍书院文化 |
| 第三节 强化社会关爱力 |
| 一、创设大学生企业实践情感交往平台 |
| 二、公益组织培育大学生关爱他人情感 |
| 第四节 大学生自我人际交往能力锻炼 |
| 一、大学生自我沟通素养与能力锻造 |
| 二、大学生自我能力与境界提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天才”概念的实在与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天才”和西方现代天才研究的兴起 |
| 1.1.2 国内的天才研究与实践 |
| 1.1.3 天才研究的建制化发展及其困境 |
| 1.2 “天才”概念之争 |
| 1.2.1 实在的“天才” |
| 1.2.2 建构的“天才”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的天才概念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的天才概念相关研究 |
| 1.3.3 国内的社会建构论相关研究 |
| 1.3.4 国内外研究小结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理论原点与研究问题 |
| 1.4.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3 研究的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4 研究的意义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符号是观念的载体 |
| 2.1.1 定义“观念” |
| 2.1.2 从观念到概念 |
| 2.1.3 符号是承载观念的技术人工物 |
| 2.2 术语是术语化的符号 |
| 2.2.1 符号在科学活动中的功能与价值 |
| 2.2.2 符号的术语化 |
| 2.3 符号实在性视角下的“天才”概念之争 |
| 2.3.1 与“天才”符号表意的四个命题 |
| 2.3.2 “天才”符号的无限衍义和分岔衍义 |
| 2.3.3 “天才”概念的符号实在性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天才”符号的历史与意义 |
| 3.1 对“天才”符号的历史追溯 |
| 3.1.1 古汉语中的“天才”原形 |
| 3.1.2 近代“天才”概念的再引进 |
| 3.1.3 民国时期“天才”符号的扩散 |
| 3.2 基于实际语例的意义结构分析 |
| 3.2.1 意义结构分析的KF模型及其实现路径 |
| 3.2.2 “天才”在实际语例中的意义结构 |
| 3.2.3 汉语“天才”与相关英语词汇的比较 |
| 3.3 “天才”在实践中的象征意义——来自少年班社会形象分析的证据 |
| 3.3.1 研究数据的采集 |
| 3.3.2 语义网络分析与内容分析 |
| 3.3.3 研究的主要结果 |
| 3.3.4 少年班社会形象与“天才” |
| 第四章 哲学语境下的“天才”实在 |
| 4.1 天才是超自然的非理性状态 |
| 4.1.1 诗神凭附的迷狂“天才” |
| 4.1.2 体液决定的忧郁“天才” |
| 4.2 天才是神圣的恩典和赐予 |
| 4.2.1 天才与恶魔(Daimon) |
| 4.2.2 新柏拉图主义对“天才”概念的重塑 |
| 4.2.3 从神性“天才”到人性“天才” |
| 4.3 天才是天然的美的创造力 |
| 4.3.1 浪漫主义思潮与“天才”的美学化 |
| 4.3.2 浪漫主义“天才”的存在、构成、来源和领域 |
| 4.3.3 浪漫主义“天才”对现代天才研究的影响 |
| 第五章 科学语境下的“天才”实在 |
| 5.1 天才是可遗传的个体成就 |
| 5.1.1 “天才”符号与科学关系的二重性 |
| 5.1.2 优生学与现代天才研究的诞生 |
| 5.2 天才是可测量的生理属性 |
| 5.2.1 现代天才研究心理测量学范式的建立 |
| 5.2.2 分子遗传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意义上的天才测量 |
| 5.3 科学与哲学在“天才”概念上的交锋 |
| 5.3.1 重审康德对科学天才的否定 |
| 5.3.2 科学哲学领域的科学天才之争 |
| 5.3.3 科学天才与科学文化的传播 |
| 第六章 社会文化对“天才”的建构 |
| 6.1 “天才”社会建构的理论梳理与实证路径 |
| 6.1.1 社会建构与文化约束 |
| 6.1.2 基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证明思路 |
| 6.2 十九世纪中国的儒家天才观——对《养蒙金鉴》的考察 |
| 6.2.1 林之望与《养蒙金鉴》 |
| 6.2.2 案例编码与统计分析 |
| 6.2.3 “德”与“智”并重的儒家天才观 |
| 6.3 天才观念的纵向演化——基于古代史书中天才事例的统计分析 |
| 6.3.1 史料选择与编码结果 |
| 6.3.2 不同历史时期的天才观念建构 |
| 6.3.3 中国古代天才观念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
| 第七章 “天才”的符号本质及其价值 |
| 7.1 “天才”概念争议的成因梳理 |
| 7.1.1 西方精英主义思想与当代价值观之间的矛盾 |
| 7.1.2 哲学的理论痕迹和科学研究范式之间的矛盾 |
| 7.1.3 复杂意义结构与术语单义性要求之间的矛盾 |
| 7.2 “天才”作为符号的本质存在 |
| 7.2.1 “天才”在不同语境的表意同一性 |
| 7.2.2 “天才”符号本质的形式化推导 |
| 7.3 “天才”社会价值的重新认识 |
| 7.3.1 天才的社会建构不等于解构天才 |
| 7.3.2 天才教育的意义不止于造就天才 |
| 7.4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儒家文化对创新的负面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2]制度环境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 郑志全. 山东大学, 2021(11)
- [3]儒家文化与企业盈余管理[D]. 韩倩倩.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4]儒家文化与中国上市公司创新研究 ——基于论资排辈视角的研究[D]. 潘致宁.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5]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文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戴静超,黄少安.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21(01)
- [6]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 ——基于利他主义的视角[D]. 陆伦葳.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0)
- [7]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结构测量、形成机制及作用效果[D]. 邹纯龙. 吉林大学, 2020(08)
- [8]儒家文化与企业创新 ——基于认知烙印与伦理约束双重视角的研究[D]. 李万利. 重庆大学, 2019(05)
- [9]儒家文化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涵化研究[D]. 杨定明.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10]“天才”概念的实在与建构[D]. 黄晟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9(02)